普里切特确实。我写过一些故事，之后会对自己说：“不，不，这东西必须给剪短。”
《巴黎评论》：通常，这是要删除整段的剧情，还是只为其瘦身？
普里切特我认为主要在于加速进度。你可能过于着迷某些自得的幻觉或细腻描写了。关键在于让它运作好，别让它包裹太多层东西。
《巴黎评论》：保持灵敏强健（athletic）。
普里切特是，很准确。就是“灵敏强健”这个词；我觉得用这个词描述我对短篇小说的态度很合适。
《巴黎评论》：这实际上是你自己的说法。
普里切特是吗？你在哪儿看到的——没想到我这么聪明。
《巴黎评论》：你说过，发现自己是个人道主义者是一个重大启示，而且说帮助角色自证其身是一个作家的责任。对一篇平衡的短篇小说而言，其目标是不是给每个角色以机会，去为他们自己发声？或者你的意思是他们将得到公平的对待？
普里切特我认为他们应该全被公平对待。在我那篇关于二手交易的故事《坎伯韦尔的美人儿》中，那里有很多种非常不同的角色。我认为，那些次要角色都按照需要得到了尽可能近距离的关注，也不会更多。而且作家也绝不能把角色当成完全可以抛弃的。他可能需要在某时重新出现在某场景。实际上，如果这个角色后来突然出现，这也能让其他角色显得更真实。但是接下来你需要让他显得他确实应该这么做——就是说他有其他任务。他继续着他的生活，就像其他角色也继续着他们的那样。我认为在那个故事中的次要角色都安排得不错。他们不断返回，但是以不同的方式。
《巴黎评论》：所以角色在故事里可能会评判其他角色，但作家将不直接出面评判他们。
普里切特对，让他们自己互相评判。
《巴黎评论》：这是个非常反十九世纪的思想。
普里切特是的，非常大。我不太愿意作出过于泛泛的判断，毕竟人性的丰富变化正是有趣之处。一个人更像是一段旋律；他在他的情感、思想和生活中有着多种多样的音符。有些是最好的，有些是优良的，有些是合格的，但并不都是。
《巴黎评论》：让我们谈谈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之间的区别。你说过，你一开始在你著名的小说《幽默感》里用的是第三人称，后来又决定用第一人称。你有没有发现过任何一种方法，能够在故事进行的初期就决定使用何种语气？
普里切特我用第三人称写了第一部分，然后突然意识到自己写起对话会比写作这种糟糕而复杂的分析要好得多。只有我跳出去，小说中的这个人才能够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人们总是比你想象的要聪明。我不会干涉他，也不会给他我的想法。他们要成为自己。从聆听他人中可以理解这一点。你的角色取自于生活。通常来说，我认为这一点非常必要。如果我把你放进故事里，我会需要找另一个人，第二个或第三个，来填满这个角色。然后你的确定性消失了。一个真正的角色要从这三个人中浮现出来。
《巴黎评论》：你知道乔伊斯·卡里吗？他是运用第一人称的大师。
普里切特他是的。我没有那么了解他，但我认识他。一个非凡的人，一个非常奇怪的人。他过去曾住在牛津，我到他那儿拜访过。他看起来非常有学识；他好像拥有一切。在非洲，他曾经是一位杰出政府官员。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图书收藏家，而且还是个画家——不是特别天才，但比我们大多数人画得好。他的背景很有启发性。他带着点野性的盎格鲁—爱尔兰背景，每个了解爱尔兰那个时代的人都能立刻发现。他很严肃。牛津把他变得有点庄重，但是他并不真的庄严。他非常活泼。举例来说，在牛津，我们正在聊天，突然前门传来一个声音。他双手一拍说，这是我的炸肉片！这是我的晚餐！亲爱的老某某又把我扔到我的炸肉片里去了！有人把肉从投信孔里扔进来了。他急急忙忙地跑到门旁，捡起来，打开门说道，哦，她已经走了。我听到他朝着大街喊，谢谢你！谢谢！谢谢！他很容易激动。
《巴黎评论》：让我们谈谈你的随笔，在这体裁上，你也是一位公认的大师。你什么时候开始写评论的？
普里切特写小说和游记这些大约能收到二十五英镑预付金——不够维持生活。于是我开始写评论以获得固定收入。
《巴黎评论》：你曾说一两个好的故事抵得上这世界上所有的评论。这是不是因为故事更有想象力？或者创造性？
普里切特如果一个故事真的很棒，它就会一直活着，不管别人怎么评价它。然而评论来来去去。它根据风尚而改变。一个故事永远是一个故事。
《巴黎评论》：写评论有不同的途径吗？
普里切特我认为评论家首先必须清理自己的思想。一个人写作一本书，有可能需要好几年才把它出版出来，这样的人肯定有很多品格。是什么呢？评论家必须理解他，特别是理解他的矛盾冲突之处，寻找他的亮点。我常常寻找作家的真正声音，因为大多数优秀的作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声音。如果他没有这个声音，无论主题有多么突出，这本书都是无趣的。
《巴黎评论》：在批评和运用想象力的写作之间，你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冲突？
普里切特不觉得，尽管它们明显是不同的。当你写一个故事，你就想变成你笔下的角色。在评论中你就想进入别人创造的世界，而且那也是想象性的、创造性的行为。
《巴黎评论》：你特别欣赏哪些评论家？
普里切特年轻时我觉得利顿·斯特雷奇很出色，我也欣赏弗吉尼亚·伍尔夫。后来我有点厌烦她，但现在我又认为她非常棒，仍然有活力。我喜欢作为评论家的爱德蒙·威尔逊，因为他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概括性极强的头脑。
《巴黎评论》：你曾写过巴尔扎克、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的传记。它们与通常那些写事实的传记不同。它们更多地是从讲故事的人的角度出发，像是个人对作家同行之生活和工作的反思。是什么使你选择这些作家作为主题？
普里切特一方面是我的出版社请求我写这些作家的传记，另一方面源于我自己。当我年轻时，我的偶像是巴尔扎尔。他是我读到的第一位法国作家，我在巴黎的住处与他的故居很近。我四处逛的时候会在兜里装一本《驴皮记》，后来，不管什么时候，我在旅行之中，我都拿着他的一本书去读。很多他写的小商贩和店主都让我想起我家族里的人，特别是我的父亲。甚至巴尔扎克本人也很像我父亲，只不过更有气度。在另一方面，我对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作家有长久的兴趣。
《巴黎评论》：他们有什么特别令人着迷的地方？
普里切特我特别喜欢他们的地方是他们的自然和清晰度。他们是欧洲架构之外、生活于工业化之前的人；他们的小说从人物的情感、性格和感受中流出，那种感受并非华而不实，而是我们都能拥有的感受，从日常生活中浮现至表面。清晰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当我开始写作时，我很容易走向戏剧化的、夸张的意象和描述。但是现在我认为清晰度就是一切——我试着保持锋利。许多西班牙作家很清晰，还有司汤达。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他们在清晰度这方面也非常精彩。他们的语言是朴素和充满张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他非常敏锐地洞察了角色的情绪和思想的纠结。
《巴黎评论》：你的风格也被称赞为清晰和自然。莫莉·基恩描述为“一个字也不多，一个字也不少”。你有意识地培养了这个风格吗，还是它们是自然演化的？
普里切特我只想用自己的方式写作，并不想借用别人的，无论我有多么欣赏他或者她。
《巴黎评论》：写作对你来说容易吗？你给人这种印象，就是你自然而然。
普里切特不，并不容易。完成创作很困难。我喜欢写作的过程，但是这并不容易。
《巴黎评论》：你是否清楚地了解自己作品的长处和短板？
普里切特当然，当我回顾的时候我非常了解它们。当我回顾时我想：噢，这些并不太好，但是那些非常好，或者那些比所有人对我说的都好。我常常重写。
《巴黎评论》：你写一个故事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普里切特我习惯手写。我的打字技术令人绝望。我会弄出很多失败的开头。有时开头不错，进行得却不顺利，然后突然我又能写下去了。状态不稳定。一旦我让它运转起来，我写得非常快。虚构会自我完善。你必须让自己投入进去。开始的时候人会很迟钝。你必须在后面给自己很多刺激。
《巴黎评论》：你的作品有很多稿，那是你妻子打的吗？
普里切特是的，如果她不给我打，我的工作就会停顿。然后我检查一遍，做很多修改，她必须再重打一遍。
《巴黎评论》：你一直坚持每天工作吗？
普里切特一周七天。主要原因是新闻业要求你这样。每个周日你都必须工作，这才构成一周。这把你变得和别人不同。法律也不会在一周中间给你放一天假。而且你会发现写作需要很长的时间。绝大部分日子里我都在写作。我昨天没有写。我前天试着写了点。如果一个人没话可说，那么我不认为他应该写作。如果我没有一个统领整个故事的想法或感受，那么我不会开始写作。
《巴黎评论》：创作一篇小说的想法从哪儿来？
普里切特通常是从我遇到的人那里得到的。我第一篇被称赞的短篇小说是《幽默感》。它来自于恩内斯凯尔，爱尔兰的一个小地方。我曾去过一家酒吧，在那儿遇到过一位滔滔不绝的旅行推销员，有趣的是他有一辆汽车，但那不是普通的车，而是一辆灵车。原来他的女友是一位殡葬承办员的女儿，他就开着这辆车四处转。但是我并不一定写关于我遇上的人的故事；更多地，是一些关于他们的事情会给我带来想法。
《巴黎评论》：当你没有任何小说创意时，你是否也经历过空闲期？你对此忧虑吗？
普里切特不，我一点不担心，因为我常常有事做——一篇评论或其他的。我有一大沓“失败之作”——一些还没开发的故事。我保存着它们，思考着，世事难料。举一个例子，我写了一个发生在科莫湖的故事。我疯了似的喜欢这片湖，开始写它、写它的美，但是这当然写不出来故事。于是，我就把它们放弃了。
《巴黎评论》：一旦你开始写作一篇短篇小说，你是否了解作品将会向哪里发展、又将如何结束？
普里切特不一定。只要你一直贴近你的角色们，想着他们，这一切就会开始塑造自身。我以前写过一个盲人的故事。我想我必须去寻找做盲人的感觉。我闭上眼，体验失明的意义，如此等等……这篇叫《盲人的爱情》。
《巴黎评论》：你现在还在写短篇小说吗？
普里切特我有一个短篇小说正在进行之中。我写得太冗长了。现在我试图构思非常短小的故事。我写过一个从没出版的短篇小说《居家男人》，关于一位非常诚实的艺术家女孩。突然有人在暴风雨之夜敲她的门。一位夫人进来并且指责她与自己的丈夫睡觉——她确实睡过。这个女孩惊呆了。她变得非常兴奋，于是编造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谎言来否认，而且因为这个谎言变得异常兴奋，以至于这位夫人信以为真。她甚至虚构了一位父亲。那夫人说，那么，是谁住在那个房间里？女孩说，我的父亲，请别打扰他。
——他想喝杯茶吗？
——稍等，我去看看。
他不在那儿！没人在那儿。
——他可能出去转了一小圈。
——哦，你要盯紧他们。夫人说。
她们立刻变成了盟友。
《巴黎评论》：你能给年轻作家什么建议吗？
普里切特就是去写。写，写，写。我认为一个好办法是写他们想写的人，只写一点点，就两行或三行，不要多。不要写太多，如果你写太多，你就要担心你会扼杀它。
《巴黎评论》：你在别的地方说过，年轻作家的一个困难是：明白你需要写的是什么。而且一旦明白了，你会感到像是过去的什么东西撞在了当下的燧石上。你一直有这种感觉吗？
普里切特不常如此。有件奇怪的事，我两三年前写了一篇非常好的短篇小说。它能写出来只是因为我记得有个学生坐在乡下的火车站里，所有孩子都正好放学回家。他非常胖、贪婪，正在吃巧克力。所有的男孩都想从他那儿讨要巧克力。过一会儿，出现了戏剧性事件。他们打了起来，有人把他的帽子扔到了铁轨上。我想，上帝啊，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突发事件，我会用上它，但是我必须把它用在完全不同的故事里。
《巴黎评论》：你是在多久之前遇到这个男孩的？
普里切特哦，四十年，或五十年。
《巴黎评论》：有一个说法是，我们的生活处于循环之中：有一个青年期的青年人，有一个中年期的青年，以及一个老年期的青年，接着是青年期的中年，如此等等。你现在处于什么时期？
普里切特我想我有一半已经进了疯人院，你明白吧。我感觉我现在越来越迟钝了。
《巴黎评论》：是因为锐气消失了吗？
普里切特是的，我非常老了。不管怎样，我九十岁了。其实，自己已经九十岁了这个想法让我很烦恼。我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伯特兰·罗素身上，我还记得我在他九十岁时跟他的会面。我想，这非常好，如果我也能这样就不必担心了！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一十七号，一九九〇年冬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