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刚刚我们谈到了你欣赏的南美作家。其他作家呢？
戈迪默很多小说家说他们不读同时代别的小说家的作品。如果这是真的，那就太可惜了。想象一下，如果你生活在十九世纪，没有读过那些作家的作品——那些我们现在回顾过去那么钟爱的作家，或者假使你生活在二十世纪，却没有读过劳伦斯、海明威、弗吉尼亚·伍尔夫等等。在我生命的不同时期，我都曾——说“喜爱”还不够准确——我都曾对不同的作家产生过心理依赖。他们中有些人仍然在影响着我的生活，有些已经不了，有些人我觉得已经被我遗忘了，为公平起见，就不提他们了吧。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写的都是短篇小说，当然我现在也还写短篇，我那时写了很多。我既爱写又爱读短篇。我深受美国南方短篇小说作家的影响。尤多拉·韦尔蒂对我影响很大。多年后，我见到尤多拉，我到杰克逊城拜访了她。即便到了那个时候，她生活的情形也和我的像极了：一个黑人正在给她修剪草坪！我们多少能相互理解。当然，这与我认定她是个优秀的短篇小说家这一点毫无关系。凯瑟琳·安·波特对我也有影响。还有福克纳。对。但是，话说回来，你知道，人们是会撒谎的，因为我敢肯定，当我们提笔练习短篇小说写作的时候，海明威一定像影响我一样影响了四十年代后期开始写作的每个人。普鲁斯特也一直影响着我，终生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让我害怕……他不仅影响我的写作，而且影响我对生活的态度。接下来就是加缪，影响相当深，还有托马斯·曼，我越来越钦佩他。福斯特，当我还是个年轻姑娘的时候、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对我很重要。我仍然认为，《印度之行》绝对是本精彩的书，不会因为是大学教材而被抹杀。
《巴黎评论》：海明威是怎么影响你的？
戈迪默哦，通过他的短篇小说。他删繁就简的方式，你知道的，还有对话的应用。现在我认为，海明威短篇小说的一大失败之处就是他自己的声音无所不在。他书里的人物不是在用自己的思维模式为自己说话，而是像海明威本人那样说。我是指他作品里那些“他说”“她说”的引语。我很久以前就把我的小说中的这些属性删掉了。有些人抱怨这使我的小说很难读。但我不在乎。我只是再受不了用“他说或她说”这种写法。如果我不能让读者通过语气腔调、惯用的词语来知道是哪个人物在说话，那么我就失败了。而且任何人对此也都无能为力。
《巴黎评论》：毫无疑问，这迫使读你小说的人集中注意力。
戈迪默对。
《巴黎评论》：破折号很管用。
戈迪默哦，那可是传统手法了。从斯特恩的《项狄传》就开始了的。
《巴黎评论》：你还用了什么别的这类技巧吗？
戈迪默一种从不同视角来回切换的内心独白。在《保守的人》这本书里，有时是梅林自己内心的表达、观察，有时则完全是来自外部的冷静观点。
《巴黎评论》：相比《伯格的女儿》，这是一种更标准的叙述技巧。
戈迪默嗯，不，其实不是的，你知道。在《保守的人》中，既有内心独白，也有一个真实的叙述者。并不总是梅林在说话。但是，他的叙述和别人的叙述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我的理论是，中心人格一直存在，无论从外部还是从内部观察，它都是同一个实体。
《巴黎评论》：你曾经提到过，在《伯格的女儿》的结构中，罗莎总向某个人说着什么，这个写作手法是来自于这样的想法：当一个人写东西的时候，脑海里总想象着有个倾听者。
戈迪默哦，不，我说的不是在你写东西时，而是在你的生活中。我相信，在你独自一人时，你总是会对脑海里的某个人诉说。
《巴黎评论》：那你写作的时候就不这样了吗？
戈迪默对，因为你写作时不再是你自己，你把自己投射到了别人身上。但我认为在你的生活中，有时甚至只是在你规划自己生活的想法中，你都在想象某个特定的人看到了你的行为。有一些时候，你会有意避开他人的注视。
《巴黎评论》：福克纳是如何影响你的？你有没有觉得，比如说，《伯格的女儿》和《我弥留之际》的结构有什么相似？
戈迪默不，一点也没有，我认为那里不会有任何影响。我认为别的作家影响你最厉害的时候，是你还很年轻、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之后，写着写着，你就把不需要的东西丢掉，经历一番痛苦，最终打造出自己的风格。
《巴黎评论》：你在《伯格的女儿》中采用的叙述方式，与福克纳的一些书中所描述的“真理”的相对性有相似之处。
戈迪默对。当然，这种方法确实表现了真理的相对性。但我真正想说的是风格和视角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风格就是视角，或者视角就是风格。
《巴黎评论》：对，这就是为什么你选择用这种方式来组织你的叙述。
戈迪默普鲁斯特说，风格就是作家与他的处境产生认同时的产物。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作家使他的处境决定他的风格。
《巴黎评论》：所以你要用你选择的方式表达一种观点，关于南非的生活方式。
戈迪默对。我想要表达出，对那个特定的人和她周围的人（我指在《伯格的女儿》中）而言，生活意味着什么，并且，从长远来看，我也想表达出一种更普遍的对生活的看法。
《巴黎评论》：在《纽约书评》上刊登的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conorcruiseo’brien）对《伯格的女儿》的评论中，他说你的小说是用一种“适当带有欺骗性的艺术技巧”构建的。他谈到了这本书的结构如何使它看起来像是一本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书，但是随后，事实上发生了一些灾难性的事情。我想知道你对此是否有回应。
戈迪默还是那句话，对我来说，小说的构建只有极少一部分是带着目的构思而成的。它是有机的，本能的，潜意识的。我不能告诉你我是如何到达那里的，尽管在写每一本书时，我都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困惑不安、迷茫失措的阶段，在这段时间里，我虽然知道我想要写出什么样的作品，但在真正动笔写作之前，却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达成这个目标，并总是害怕我写不出我想要的效果。你看，比如《贵客》这本书，它是一本政治小说，在这样的书里，我必须展示一些确定的意图和目的，尤其是它们与书中角色的生活有关，并左右着他们的选择。所以，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使用的叙述手法就比较传统，这样当我需要写一个党代表大会这样的场景时，我就可以很自然地把它当成一场戏剧来写，没有任何困难。然后我就写了《保守的人》，在这本书里，我选择不向读者做任何解释。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如果读者跟不上，如果书中的典故对他来说太令人费解，那我当然很遗憾。但是，这本书的叙述必须紧紧跟随人物思想和身体的发展，被这类发展所带动。他们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真的。所以，我就不管读者是不是跟得上，如果读者不时感到困惑，那我只能表示遗憾。换句话说，这部小说充满了人物之间的私人关联。当然，这样的叙事风格有巨大的风险，你成功的时候，我认为，是一个理想状态。如果你没成功，你就要冒激怒读者或者让他困惑的风险。就个人而言，作为一个读者，我不介意困惑。也许作者不知道他/她的书中隐含的后果，因为有多种解释可供选择。作为一个读者，我喜欢这样。对我来说，读一本书，因此而激动，产生一些自己的想法和解读，这是一项令人兴奋的工作。因此，作为一名作家，我有这样写作的自由。
《巴黎评论》：在你开始写小说之前，你也不曾有意识地创造出一个完整的结构？
戈迪默是的。对于《伯格的女儿》来说，在写书之前，我可能写了四五页凌乱的大纲之类，但是，对我来说，那些半句话或是一小段对话是极其重要的，它们是某些东西的核心。我只需要看看它们，就知道下一个阶段我要写什么。
《巴黎评论》：这就是你通常写小说的方式吗？
戈迪默对。对我来说，一旦我开始动笔，这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一个有机的过程。
《巴黎评论》：在开始之前你准备了多长时间？
戈迪默很难说，因为……比如，当我回顾《伯格的女儿》时，我知道很多年来，我其实一直被罗莎这种类型的人所吸引。就好像生命的秘密就在那里，我慢慢地在盘旋，越来越接近它。也许还有其他的主题呈现出来，但它们最终分崩离析，因此我没有被吸引过去。我想一个人在一生中不同的时间准备好了不同的事情。而且，在一个变化如此之大的国家，一个人周围的生活质量也在变化，所以也许我现在不会有动力去写我十年前写的那种书，反之亦然。
《巴黎评论》：所以你觉得你的写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过程，而不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
戈迪默我不认为任何作家能说出他为什么选择这个或那个，或者怎么表现某个主题。它可能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你的生活到达了某一个阶段，你的想象力已经成熟，你就可以自然地写出来。
《巴黎评论》：我想问你关于《保守的人》这本书的问题，在这本书里，死亡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母题。在某些章节中，死亡的主题以一种祭祀化的方式不断出现：比如，那个在不同角色的思想中都出现过的、从坟墓里跳起来的男人，以及杀死山羊来弥补所罗门的伤害的祭祀……
戈迪默在《保守的人》中有一个复活的主题，这也是一个政治主题。书的结尾有一个伪装的信息。那个最大的地下解放运动有个口号，被大家广泛采用，有点战斗口号的意思，它是一个非洲单词“mayibuye”，意思是“非洲，回来吧”。你可以看到，这其中蕴含着带有复活含义的一整套理念。如果你看一下《保守的人》的结局，你会发现这个想法虽然是用其他的说法表现的，但事实上，在那个无名的人被重新埋葬的场景里，人们说的话仍然在表达一种复活的观念：尽管他没有名字，也没有孩子，但他有身边其他人的所有孩子。换句话说，他身边有着未来。他周围有人，不是他的血亲兄弟姐妹，而是他们的代言人。他现在已经被适当的仪式安置在自己的地球上。他已经占有了它。这个场景暗示着某些东西已被种下，它们会重新生长。
《巴黎评论》：这个主题在你的一个短篇小说《六英尺的国土》中也重复出现。
戈迪默对。但这种重复是相反的：《六英尺的国土》是在《保守的人》之前写的。奇怪的是，那篇早期的短篇小说是基于一个真实的事件。
《巴黎评论》：你对死亡有兴趣吗？
戈迪默不是有意识的，但是……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怎么可能对死亡没有兴趣呢？死亡真的是生命的奥秘，不是吗？如果你问：“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死？”你其实在问：“我们为什么活着？”除非有宗教信仰。……如果没有宗教解释，人们只能像那些攀爬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者一样去解释人生：“我攀登它是因为它在那里。我活着是因为有生命的礼物。”这不是一个答案，真的，这是一种逃避。或者，“我认为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让生活变得更好”。“进步”就意味着使生活更加安全，更加愉快，而且……一般来说，更充实和丰富。但这种正当性，在你的死亡面前就失去了意义，不是吗？唯一能够超越死亡的原则是，你说自己是在寻求为后代改善人类命运。但我们仍然不能忽略这是一个生死瞬灭的大轮回的事实；轮到你离开世界了，然后就轮到我了，最终，生命被别人占据了。人类从不甘心于此。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自己和其他人对待死亡的态度都曾使我感到困惑和不安。如果有人年纪轻轻就死去，那太可怕了，太悲剧了，浪费的感觉太强烈了；你会想起所有曾经的承诺。如果人们活到了老年，就会有衰败的恐惧，特别是某些人——这么说很糟糕——那些杰出的人，你看到他们的思想在前进，而他们的身体在崩溃，他们想要死亡，而你也希望他们死去，那也同样可怕。所以，也许我们仅仅是不能接受死亡这件事？我们说人们年纪轻轻就死去是可怕的，我们也认为人活得太久也是可怕的。
《巴黎评论》：你是宗教分子还是神秘主义者？
戈迪默我是个无神论者。我甚至不会说自己是不可知论者。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我认为我有一种基本的宗教气质，甚至可能是一种深刻的宗教气质。我三十二三岁的时候，经历了人生中的一个阶段，对西蒙娜·薇依的作品非常着迷。最终，是她的宗教哲学把我留在了原地。但是我仍然觉得，她那里有什么东西回应了我内心深处的一种需要，我“寻根的需要”，她对这个概念的论述非常精彩。我从别处找不到像她那样的解决方案。
《巴黎评论》：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认为《伯格的女儿》具有基督教色彩，对此，你怎么看？
戈迪默嗯，我想到了这个。我敢肯定，我的许多朋友，那些很了解我的人，都笑了，因为他们知道，正如我所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说中了我身上的某一点，某种倾向——比倾向更强烈，可以说是某种执念。也许，假如我在不同的环境中，以不同的方式成长，我可能会成为一个虔诚的人。
《巴黎评论》：后来你在《保守的人》中描写了黑人的复活。
戈迪默但是，当然，复活的想法其实是从希腊人那里来的，是从埃及人那里来的。你可以开始认为无需宗教信仰，一种集体的无意识仍会存在。
《巴黎评论》：我注意到感官因素在你的写作中起着关键作用：气味、触感、性、生理机能。你不会写所谓的“丽人”——南非的有闲阶级，以及他们必须生活在其中的美好环境。事实上，我注意到，你的《短篇小说选》中描写的几乎所有的白人女性，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没什么魅力，而且都是中产阶级。这是否反映了你对本国白人殖民者的看法？
戈迪默我不会对人做出这样的判断。毕竟，我自己也是一个白人殖民者，是殖民者的后代。也许因为自身的缘故，我对我们太了解了。但是，如果一个人有些轻浮或肤浅，有残暴或自我怀疑的时候，我也不会把他们一笔勾销，因为我认为每个人都绝对具备所谓的人类缺点。我笔下的黑人人物也不是天使。角色扮演存在于许多社会，但在我们的社会，这种情况更明显，有时候，这种角色是强加给你的。你被迫陷入其中。这像是一种歌舞套路，你会发现自己，我的笔下的人物会发现自己，在表演这些设好的、现成的角色。但是，当然，在我出身的那个社群中，有一类人数众多的白人妇女……嗯，从最好的方面说，我们可以原谅她们，因为她们对自己被塑造成什么样的人这件事一无所知。在美国，我也看到过同样类型的女人。你走进这里的一家大商店，你可以看到这些穿着非常考究的女人，常常神色不满，甚至面容忧郁的中年妇女，有钱人，坐在那里试着穿十几双鞋；你可以看到她们一个上午都耗在那儿。选择起来真是太烦人了，不过，也许鞋跟应该再高一点，或者……我要买两双吗？可是，就在几个街区之外，可以看到其他人在纽约这个城市贫穷悲惨地生活着，这真是令人震惊。同样的女人，在美国为什么人们没有像在南非那样批评她？我的看法是，不同之处在于，富有的美国人代表着阶级的差异与不公，而在南非，不公既基于阶级的差异，也基于种族的偏见。
《巴黎评论》：你对南非的那些“丽人们”怎么看？
戈迪默我在早年的一本书《陌生人的世界》中对他们有过非常突出描摹，之后我就不怎么写他们了，直到《保守的人》中的梅林这个角色。相信我，他们可不是南非最有意思的人……尽管他们可能以为自己是。
《巴黎评论》：在你的作品中，人物的身体细节经常不被着重表现，这是故意的吗？读者可以强烈感受到书中主要人物的思维方式，但通常很难知道他们的外表、样貌如何。
戈迪默我认为对人物身体的描写应该减到最少。也有例外，比如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他经常从故事的开头就给你一个完整的身体描述。如果你仔细看他的描述，那当然非常好。他用一个扭歪的鼻子或一簇红胡子标记人物。我个人的偏好是，需要推进书中其他内容时作些零星的外貌描绘。举个例子，当一个角色直视另一个角色时，你可能会描写该角色的眼睛，这样比较自然……它是属于叙述中那个特定时刻的特征。例如，之后可能会有另一个场景，被你描绘了眼睛的角色正处于紧张状态，通过她轻轻叩脚或抠手指甲来展示，所以如果她的手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在这个时候描绘一下。我现在这么跟你讲好像这些都是计划好了才写的，其实不是，是在适当的时候顺水推舟。
《巴黎评论》：在你《短篇小说选》的引言中，你说：“对我而言，我的女性特质从未造成我任何特殊形式上的孤独。事实上，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正是通过自己的女性特征，与这个城市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唯一的、真正的联系。至少在我还是个青少年的时候，我和其他人一样感受到并遵循了性吸引力；这是我可以分享的交际方式。这种女性气质正像是长发公主的头发：通过它，我可以释放自己，与他人一起，生活在身体的世界里，也可以独自生活——在内心的世界里。”你接着又说，你“质疑女性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特定的孤独，如果她是作家。因为当涉及她们作为作家的基本能力时，所有的作家都是雌雄同体”。成为一个作家，成为一个雌雄同体的过程是怎样的？对女人来说这不是一场挣扎吗？
戈迪默我不愿根据自己的经验来概括。把自己的经历说成适用于所有的女人，我会认为这是一种傲慢。我真的一点也没因为自己是个女人而受过什么苦。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例如，我对那些不把女人当人看的男人不会产生兴趣。从来没有产生过。我和那样的男人之间一定会产生战争。事实也的确如此，我生命中的男人都是平等对待我的人，我也多少有点想当然地认为，事情就应该如此。我从来没有为这个奋争过。我是一个过着女性生活的人。换句话说，我结过两次婚，抚养孩子，做过所有女人做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回避过，也没有逃跑过，人们以为我希望逃避，其实我不希望也从来没有希望逃避过。但是，正如我所说，我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我看到身边聪慧的、有天赋的女性，确实经历着这样的挣扎，而且她们更容易让我恼火。在我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确实努力控制住了自己，但我想那样显得很无情。我认为作家、艺术家们都是非常无情的，因为他们不得不如此。这可能让其他人很不愉快，但我不知道我们还能怎么办。因为这个世界永远不会为你创造一个空间。我的家人已经开始理解并尊重这一点。真的，我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工作的时间，他们必须让我一个人待着；他们放学回家，看到我的房门关着，他们就躲开，也不会把收音机声音开大。别人因此批评我。但我自己的孩子并不因为我这样而反对我。我仍然会花时间陪伴他们。我同时牺牲掉的，当然对我来说不算什么牺牲，是我的社交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社交也越来越不感兴趣。年轻的时候，有好多年，我很喜欢参加聚会，整晚都待在外面。但到最后，第二天，那种失落感，那因为宿醉无法工作的事实，很快就淹没了之前的快乐；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沉浸于自己的世界。因为一个作家不仅需要动笔写作的时间，他或她也必须有时间思考，需要时间让事情解决。对此而言，没有什么比社交更糟的了。他人的影响尽管可能令人愉快，但你需要磨合，而这对写作来说是最糟糕的伤害。
《巴黎评论》：你认为最有利于写作的条件是什么？
戈迪默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用不着宽大的、华丽的桌子和软木贴面的房间。上帝啊，我还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我那时还年轻，离了婚，带着个小孩住在一个小公寓里，房间的墙壁很薄，别人家收音机的声音能把人逼疯。到现在那种声音仍然对我困扰极大，那种噪声。我并不在意人的声音。但如果米尤扎克背景音乐还有收音机里或电视机里的吱吱嘎嘎声不断地从门口传来……好吧，我现在住在郊区的一所房子里，在那里我有个小工作间。我有一扇能直接进入花园的门，这对我来说真是一种极大的奢侈，这样我就可以进进出出，没人打扰，也没人知道我在哪儿。开始工作之前，我会拔掉电话，直到需要时再接上。如果人们真的想找你，他们改天会找到你的。就这么简单，真的。
《巴黎评论》：你每天通常工作多长时间？或者你每天都工作吗？
戈迪默我在着手写一本书的时候，每天都会工作。我每次连续写大约四个小时，然后就会很累，也就没有灵感了，接下来我会做些其他的事儿。有些作家认为自己不应该做生活琐事，我不理解他们，因为我觉得很有必要；人必须与日常生活保持联系。写作时的孤独感也很可怕。那有时非常接近疯狂，你想想，一个人一整天都不见人影，和外界失去了联系。
一些日常的工作，比如把衣服送到干洗店或给蚜虫感染的植物喷洒药物，这都是很好的令人头脑清醒的活儿。可以这么说，它们把人带回现实世界，它们也把现实世界带回给人。写最近这两本书的时候，我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晚上睡觉前，花半个小时阅读白天写的东西。然后，当然，夜里你会忍不住去修改它，对它思来想去。不过，我觉得这样很好。但如果我和朋友在一起或出门去了，我就不会这样做。事实上，我写作的时候，过着相当与世隔绝的生活。
《巴黎评论》：一天中有最好的写作时段吗？
戈迪默我早上工作。这样我感觉最好。
《巴黎评论》：你写一本书通常要花多长时间？
戈迪默这不一定。最短的大约十八个月。《伯格的女儿》花了我四年的时间。
《巴黎评论》：连续四年不停地写？
戈迪默期间我还写了些别的，一两篇小东西。有时候我写长篇会遇到瓶颈，我就停下来写个短篇小说，这似乎能让我突破。有时候，我写书的时候，会有一些关于短篇故事的灵感，不过最终还是搁置起来了。但是，唉，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短篇小说的想法越来越少。我以前经常有很多。太遗憾了，因为我喜欢短篇小说。
《巴黎评论》：你怎么看作家遇到写作瓶颈的问题？那对你来说是个要紧的事儿吗？
戈迪默目前不是困难。不过我说这话的时候，像你看到的，是犹豫的、怀着恐惧与战栗的，因为你总能感觉到那个恶魔等在你脑后伺机而动。
《巴黎评论》：你还是能写写让你放松的短篇喽？
戈迪默对，偶尔我会写一些非虚构类的作品，通常是跟旅行有关的。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放松。写《伯格的女儿》的时候，我写了两篇这样的东西。
《巴黎评论》：你甚至都没有过轻微的拖延吗？像是没完没了地喝喝茶或什么的？
戈迪默不，我有。虽然我确实有，但不是因为写作瓶颈……而是从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个阶段的时候，特别是当我完成了某个作品并且写得的还不错的时候。例如，我写完了勃兰特·韦尔默朗那一章，你知道，就是《伯格的女儿》里的那个民族主义者，写得出人意料地顺利。我就是那么写着，一切都水到渠成。我之前一直很害怕，一直担心自己拿捏不准腔调什么的。然后，我知道要从哪里着手了，忽然之间，我进入了一种无法摆脱的状态，然后可能会有那么可怕的几天，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停不下来也无暇他顾。我坐在纸前，迟迟不能动笔。然后，突然，我思如泉涌。
《巴黎评论》：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日程表？规定自己什么时间该离开卧室或客厅到书房去，迫使自己越过“动笔”与“不动笔”之间那条可怕的鸿沟？
戈迪默没有，这就是能自由选择写作时间的好处。这就是早晨写作的好处。因为你一站起来，你的潜意识就会告诉你：我要去写作。无论做什么小事情，比如在早餐时和其他人交谈，可以说，都只需要你分一点儿神，只是敷衍敷衍。和我共同生活的人，我丈夫，长期以来对此非常理解。他知道，如果吃早餐时问我：“什么什么事情我们该怎么办？”或者：“你读不读这封信？”这会激怒我，让我恼火，他知道现在不是问的时候；那会儿我不想被要求去做任何事。那会儿我不想打电话给杂货商订货。我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吃完早饭。最好的是，我还想在外面走走，当然，那得是你有个花园的时候。不过我经常觉得，这样也会造成拖延，因为你很容易看到杂草，忍不住停下来拔掉它，然后你还会看到蚂蚁和奇奇怪怪的东西，会想它们要去哪儿呢？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进书房，关门，坐下。
《巴黎评论》：你会对作品一改再改吗？
戈迪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改得越来越少。我过去常常改来改去。我年轻的时候，写出来的内容是最后定稿的三倍。假如我写个短篇小说，能写出最后那个故事的长度的三倍。不过那是在我写作生涯的初期。短篇小说特别有助于防止写得过长。你得习惯于把无关的内容删掉。
《巴黎评论》：你觉得评论家们的意见有用吗？
戈迪默当然。不过你得知道，他们总是在放马后炮，不是吗？因为他们批评的时候作品已经完成了。你会发现，他们跟你结论相同的时候，你才会同意他们的观点。换句话说，如果一个评论家反对书中的什么东西，而从我的角度看，我认为它是正确的、我在写它的时候下了很大功夫、而且最终结果还不错的话，我不会因为有人不喜欢它而受到影响。但是，如果我对自己写的某个角色或某件事心怀疑虑，并且这些疑虑也得到了批评家的证实，那么我觉得我的怀疑得到了印证，我就很乐意尊重批评家们的反对意见。
《巴黎评论》：作家们经常说他们不看评论，因为十篇精彩的好评也抵不过一篇差评的毁灭性。
戈迪默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论者是谁。有那么一两个人，他们并不是专业评论家，但他们是我在意的读者，我会把我的书，甚至可能是手稿，交给他们看。他们读的时候，我简直提心吊胆。而且，还有一些我在意的特定的评论家，如果他们说，“哦，这篇文章太烂了”，那会让我很伤心。
《巴黎评论》：但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对吧。
戈迪默还没有。关于《伯格的女儿》的评论，大概五六十条中有两条是差评吧。
《巴黎评论》：你说作家都是雌雄同体的。那你承认男性写作和女性写作有差别吗？比如说，伍尔夫的和海明威的作品？
戈迪默海明威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他的作品完全是男子气的标准范本，不是吗？亨利·詹姆斯可以很女性化。福斯特也是。乔治·艾略特却可以很男性化。以前，我有点过分坚持认为大脑不分性别；现在我不那么坚持了，也许是因为现在女性对自我的态度普遍改变了，而我受此影响？我不认为有什么是女性作家所不知道的。但也许，生活中总有某些方面，只有女性才能处理得更好一点，正如我好奇的是，任何一个女作家，无论多么伟大，是否可以写出《战争与和平》中的精彩战争场景。总的来说，我认为一个作家是什么性别并不重要，只要他写出来的是真正的作家的作品。我认为确实存在“女性写作”这回事，例如有“女作家”和“女诗人”。也有像海明威这样的人，他们过度的“男子气概”贯穿所有作品。但是对于这么多我钦佩的男性作家，这不算很要紧。好像也没什么是他们不知道的。毕竟，看看莫莉·布鲁姆的独白。在我看来，理解异性而且能传达对方的内心活动，是一种能力，乔伊斯的这段描写就是这种能力的终极证明。还没有哪个女作家能把女人“写”得比这一段更好。乔伊斯怎么做到的？真是天知道，不过没关系。我年轻的时候，少女时代，写过一个男人的故事，他失去了一条腿，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直到一天，他坐在花园里将养身体，看到有只蝗虫掉了一条腿。他看到蝗虫挣扎着，因为它觉得那条腿还在。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写出这个故事的，某种程度上，我还把自己代入其中。一位精神病医生曾经告诉我，这是阳具妒羡（penisenvy）的典型例子。
《巴黎评论》：你希望将来在你的写作方式上取得什么新的成就？或者其他形式的调整？
戈迪默我一直希望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来解决我正在处理的任何主题。对我来说，这是真正的困难，也是写作遇到的挑战。我没有已经驾轻就熟的感觉。我不能这样说，我已经设法在一本书中表达了我的思想，现在我对下一本书也胸有成竹了，因为下一本书应该满足不同的主题。在我知道如何写之前，我无法驾驭处理它。
《巴黎评论》：换句话说就是，在你得到答案之前，你并不知道问题是什么？
戈迪默对。我想谈谈我对长篇或任何短篇小说的总体感觉。这引自卡夫卡。他说：“一本书应该是一把斧头，可以打破我们内心的冰海。”
（原载《巴黎评论》第八十八期，一九八三年夏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