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诺曼·梅勒曾经说过，剧作家只有灵感迸发的片刻写作即可，而写长篇小说需要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太扯了！眼下梅勒先生主要写小说，我主要是从事戏剧写作。写剧本的时候，我得下大力气，坚持工作。如果一部戏抓得住我，那我就持续写，直到某个转折点，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时候，我才停下来。
药物
在新方向有个非常可爱的小伙子名叫罗伯特·麦克格雷格，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曾经是马克斯·雅格布森大夫的病人。他只吃雅格布森给他开的小药片，我当时抑郁症实在是太严重，他觉得什么办法都值得一试，于是就带我去找了雅格布森。我就是通过这个罗伯特·麦克格雷格，才开始连续三年的疗程，期间他往全国不同地方给我寄送雅格布森开的针剂。
我发现雅格布森的针剂对于我的写作工作而言，有非常奇妙的刺激作用。六十年代最后那三年，在我倒下之前，写出了我最好的一些作品。公众还不知道这些，但我知道。
我倒下的原因跟打针期间继续饮酒有关。我不应该这样。我心脏不好。马克斯·雅格布森大夫从来没有听过我的心率。从来没有量过我的脉搏。没量过我的血压。他就只是看着我。他真的有点像那种炼金术士。他会盯着我看好久，他面前摆着好多小药瓶，从这一个里面取一滴，另一个里面再取一滴，然后再看看我，然后再加上一两滴……当然最基本的成分是兴奋剂。我打上一针之后，就必须得乘上出租车，这时我心脏就开始狂跳，我立刻就得赶紧喝上一杯，不然我就回不了家。要不然我就死在出租车上了。
关于单身
我认为这样我才有可能从事写作这一行。你知道可怜的诺曼·梅勒的事吧。一个老婆接着一个，那么多赡养费。我就免于这些负担了。我也给别人钱，话是没错。但我可付不起赡养费，那么多老婆要养。要换了我得把她们都砍头！单身我才有可能工作。
同性恋
我从来不需要在工作中处理这个问题。这从来不是我关注的题材，除了在我个人私生活里。在工作中，我非常贴近女性心理。她的性格，她的情绪，她遭受的痛苦和感受。有人说我写出来的都是些异装癖女人，这纯属胡说八道。坦白讲，纯粹血口喷人。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女人多过男人。她们对我的作品也比男人更有反应，而且一向如此。在所有爱我的人当中，女性跟男性的占比大概有五比一。我得这么说。
我知道现在有种右翼势力抵制同性恋者。但我已经七十岁了，不再认为这是我首要关注的问题。当然我并不希望其他的同性恋者出事。上帝知道，已经出太多事了。
我一直以为同性恋者在作家里只占少数。没有人去准确地统计过美国人口中到底有多少同性恋。他们永远也做不到，因为太多人没有出柜，有些“柜”还牢牢地上了锁。现在公开同性恋身份仍然是件危险的事。
猎艳
我喜欢猎艳，更多是因为有唐纳德·温汉姆的陪伴，而不是喜欢我们那些艳遇。说到底那些都只是一场艳遇。但温汉姆是个跟他在一起很愉快的朋友。我一直就觉得，他这个人天性里有点贱的。所以我给他的信里才会有那么多黑段子。我知道他喜欢这个。我因为通信的对象是一个喜欢这种东西的人，所以我就写这种内容逗他开心。当然我不知道他在收集我的信！我也不知道自己已经把版权签字交出去了。我很高兴这些信能够出版，因为写得很美很好，我觉得。我很不高兴的是他为此打了桩官司，差一点把《伦敦杂志》给害得关门。
时代广场上曾经有个地方叫“路口酒馆”，紧挨着一家叫“钻石吉姆·布雷迪”的餐厅。这家店现在关门了。当时会有很多大块头水手，喝得醉醺醺，来勾搭我们。我们没有主动勾搭他们。我对他们不感兴趣。我不想去，当时的情况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但温汉姆总是被粗鲁水手那种类型所吸引。
那时候温汉姆住在时代广场一带的克拉里奇酒店，现在这家酒店已经不在了。他当时跟一个名叫保罗·开德姆斯的画家同居。他跟保罗·开德姆斯一起住着一间房，他就是通过保罗·开德姆斯才认识了山迪·坎贝尔。有天晚上，开德姆斯不方便让唐纳德·温汉姆去他房间，因此就在克拉里奇给他开了个房间。于是唐纳德带着我和两个水手进了克拉里奇酒店。
我越来越起疑，因为在大堂里，那两个水手说：“咱们乘电梯上去，你等十分钟，我们在走廊里碰面……”诸如此类的话。看起来非常可疑，但我当时有点亢奋，唐纳德也是。
我们上楼进了房间，那可真是场野蛮的浩劫，我恨透了那过程中的每一分钟。最终他们把电话机从墙上扯下来，用一把弹簧刀抵着我靠墙站住，然后他们就殴打温汉姆，打掉了他一颗牙，把两个眼眶都打黑了，差点就打死他。我一直说：“别打了。别再打他了。他有肺结核！”
然后他们说：“该你了！”于是他们把可怜的浑身是血的温汉姆顶到墙边，又把我打了个半死。我被打出了脑震荡。等我明白过来，已经在我住的基督教青年会的红十字站急诊室里了。
基普
基普非常诚实，我爱他，我觉得他也爱我。他是因为逃避服兵役从加拿大来的。他立志当个舞者，他知道如果去打仗他就跳不成舞。那样就耽误太久了，他认为，仗打完再去学跳舞就来不及了。要知道，战争开始的时候他还是个二十一二岁的大男孩。
我写过一部戏叫《有阴有晴》就是关于基普的。这部戏的场景非常重要。其中有一座晒得发白的海边棚屋，里面没有家具，一个名叫奥古斯特的作家，也是我本人的代表，在一架摆在旧箱子上的打字机前写作。他睡的床垫直接摆在地板上。这个布景旁边是另外一间被海啸掀翻的海边棚屋。但这片地板形成了一块舞台，基普曾在这里舞蹈，跟着我的留声机音乐练习跳舞。这部戏的副标题就叫“银色留声机”。
我更喜欢《有阴有晴》这个标题，因为它代表了我的眼睛。我的左眼因为白内障的缘故，所以有阴翳。但我的右眼非常清朗。这就像我天性的两面。其中一面执着于同性恋爱，不可抑制地沉迷于性爱。那时候我还有另外一面，非常温柔，善解人意，深思熟虑。因此这个标题非常恰当。
这部戏的视角是从一九七九年回望过去，关于一个我爱过的，如今已经死去的男孩。作家（奥古斯特）知道现在是一九七九年。他知道基普已经死去，跟基普一起跳舞的那个女孩也已经死去了。那女孩是我虚构的。在戏中台上的作家偶尔会讲到一些典故，让男孩基普和女孩困惑不解。但只有作家才知道，其实四十年的光阴已经过去，那男孩和女孩都已经逝去，只有他一人幸存下来，依然在世。故事发生在一九四〇年的夏天，那是一部很抒情的戏剧，也许是我很久以来写的最为抒情的一部戏。
基普死于二十六岁。当时我刚刚结束了跟米高梅不成功的合作关系。有一天电话铃响了，一个歇斯底里的女声传来：“基普只有十天的命了。”在那一年之前还有人告诉我，说基普做了手术很成功，去除了一颗良性的脑瘤。
他住在时代广场附近的全科医院。当你知道一个你爱过的人马上要死去的时候，你知道那种爱意再次涌上心头的感觉。
我进到基普病房里的时候，一个护士正在用勺子给他喂饭：吃的是糖水杏子。他看起来前所未有的那么美。基普的神志非常清楚，就像他那双斯拉夫人的蓝眼睛，清冽无比。
我们聊了一会儿。随后我站起身，去拉他的手，可他找不到我的手，我得去够他的手。
基普死了之后，他的兄弟从加拿大寄给我基普为一个雕塑家摆姿态做造型的几张照片。这些照片一直放在我钱包里，有二十多年。在六十年代它们不知怎么消失了。不管怎么说，基普还活在我这颗苟活至今的心脏里。
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
作为一个非同性恋的男性，海明威对于同性恋有着深厚的兴趣和理解力。我认为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都有点内在的同性恋特质。我在重写《避暑酒店服装》的时候，着力写到了这一点。
你有没有读过海明威的一篇《简单的调查》？总之，这故事说的是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驻守在阿尔卑斯山上的意大利军官。当然了，他缺少女性陪伴，只有个勤务兵，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年轻勤务兵。他想得到那个小兵。于是他问那个小伙子，单刀直入地问他：“你对姑娘有兴趣么？”小伙子慌了神，过了一会他说：“嗯，是的，我订婚了。”然后小伙就走出了房间。意大利军官说：“不知道这小崽子是不是撒谎？”
海明威的小说《激流中的岛屿》最后一句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说我爱你。这不是说他们之间有同性恋情，尽管格特鲁德·史泰恩暗示说海明威有这层意思。但这重要么？我认为并不重要。
你知道关于菲茨杰拉德他是怎么说的么？海明威说：“菲茨杰拉德很漂亮。他那张嘴巴，你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会为之困扰，之后只会感到困扰更多。”
在普林斯顿的三角俱乐部中，菲茨杰拉德扮演的是女主角，他有一张扮女装的照片，比女人还像女人。菲茨杰拉德除了他妻子之外没有跟任何人有过恋情。最终有个希拉·格雷厄姆，但他有没有跟她睡过呢？我很怀疑。总之，我认为作家的性倾向没有那么重要。对他的写作没有影响，我可以这么说。这对于他们描写任何一种性别的能力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我既能写男人，也能写女人，不论我写的是男是女，我都可以将自己投身其中。
菲德尔·卡斯特罗
我只见过卡斯特罗一次，那是通过海明威引荐的。我见到海明威的那次也就是我见到卡斯特罗的那次。卡斯特罗上台后的第一年，我在哈瓦那。如果不是那个混账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卡斯特罗本来可以跟美国继续友好，但那家伙对任何革命都本能地感到恐惧。他显然认为巴蒂斯塔先生——那是个虐待狂，他把青年学生折磨致死——非常有趣。
我是在哈瓦那的弗罗里迪塔餐厅里，通过肯尼斯·泰南的介绍认识海明威的。我和海明威的会面非常愉快。他为我们俩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卡斯特罗。海明威认为这是场好的革命。如果杜勒斯先生没有隔绝卡斯特罗，本来的确可以朝好的方向发展。
卡斯特罗是个绅士，很有教养的人。他把我介绍给整个古巴内阁。我们在台阶上等了三个小时，等内阁的紧急会议结束。他介绍我们的时候，回头望着我说：“噢，那只猫！”然后眨了眨眼。当然他说的是《热铁皮屋顶上的猫》。我觉得这很迷人。
约翰·f.肯尼迪
我是通过戈尔·维达尔引荐认识的肯尼迪总统，地点在他们家位于棕榈海滩的一处房产，是他就任总统之前。后来我在白宫又见了他一次，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晚宴，招待安德烈·马尔罗，他邀请了文学界和戏剧界所有的人。
约翰·肯尼迪是个伟大的绅士，真的是个非常好的彬彬有礼的绅士。我们去见他的路上，遭遇了很严重的交通阻塞。戈尔·维达尔开车不是特别好，虽然他作为作家有时候很不错。因此我们耽误了一小时才赶上肯尼迪先生的午餐，可他安之若素，仿佛我们就是按时到达。他礼数周到，无可挑剔，杰奎非常迷人，我猜她现在依然是魅力无穷，虽然我很久没见过她了。
卡特时代的白宫
我第一次去是一场表彰电影行业的活动。那时候卡特夫妇还没调整好状态，准备招待来宾。卡特先生，他是个很有节制的人，我认为这是他最主要的缺点。我们只获准喝很小一杯号称是加州夏布利的葡萄酒。我一口就把我那杯吞了下去，然后就试图想办法多搞点。现场就只有葡萄酒。没有烈酒。可你只能喝一杯。于是我抓住了山姆·施皮格尔，他是位身材魁梧的绅士，我说：“山姆，你能不能站到桌子前面，偷偷再帮我递杯酒？”于是我就藏在山姆身后，他偷偷又多塞给我好几小杯酒，总算帮我熬过了那场晚会。
后来我再去白宫的时候，卡特夫妇开始提供香槟酒了，但他们再也没有前进一步，从来没有上过烈酒。
我认为吉米·卡特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第二个任期有可能会很出色，如果跟我们实际看到的结果相比较的话。我认为他对人权问题的关注是正确的，我们的政府现在放弃了这种观念，这让我感到遗憾。
我认为那些大财阀不想让卡特先生连任。他不够圆滑。
简·怀曼
简·怀曼出演了电影版的《玻璃动物园》。她嫁给了罗纳德·里根。没鼻子姑娘嫁了个没脑子男人！
好莱坞
我的大多数影片都遭到大量删减。我之所以有兴趣看看西德尼·鲁梅特重拍《欲望号街车》的电影，部分也是为了这个缘故，因为现在卡赞不再导演了嘛。但我必须得有个很棒的史丹利，到目前为止他们提及的人选就只有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因此我一直不太留意这个重拍《欲望号街车》的项目，除非有个合适的史丹利人选，还有有个真正很棒的女演员来演布兰奇。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曾在好莱坞度过一段很风光的日子，因为我为之工作的那个项目几乎刚开始就把我解雇了，但他们还得继续给我发薪。我合同就是这样定的。在六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每周付我二百五十美元。那可是一九四三年，那时候的二百五十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一千美元吧，我猜。不管我有没有约稿，他们都得付我薪水。
一开始他们安排我给拉娜·特纳写《婚姻是桩私事》。反正，他们对我写的对话表现得很喜欢，我觉得很不错。但他们说：“你给特纳小姐写的台词里有太多多音节单词！”于是我说：“确实有些单词不止一个音节！”后来潘德罗·博尔曼来找我——博尔曼非常爱我，但当时拉娜·特纳碰巧是他女朋友——他对我说，“田纳西，拉娜能应付两个音节的单词，但如果你拉到三音节，那就等于收她的词汇税！”
后来他们问我愿意不愿意为一个名叫玛格丽特·奥布莱恩的童星写部剧本，我说：“不如一枪打死我算了！”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无论如何我都有二百五十美元拿。
于是我搬到圣莫尼卡，狂欢作乐，直到那笔钱用光为止。
伊丽莎白·泰勒
蒙迪·克利夫特是演员中最大的悲剧之一，我认为甚至比玛丽莲·梦露有过之而无不及。伊丽莎白·泰勒这个人最可爱的地方之一就在于对他特别得好。很多女人都对他很好。比如凯瑟琳·赫本。但尤其是伊丽莎白。她是个非常可爱的人，跟她的公众形象截然相反。她不是个刻薄贱人，虽然她的生活过得痛苦不堪。三十一次手术，我记得。痛苦，无尽的痛苦。她太脆弱了——真的一碰就碎。
丽莲·海尔曼的《小狐狸》在劳德代尔堡首演的时候，我去看她的，她牢牢掌控着舞台，仿佛她始终都是个舞台剧演员似的。但她幽默感方面有点欠缺。我知道她肯定能及时弥补这点缺憾。她在华盛顿的首演非常成功，我认为她一定是抓到了那种幽默感。
我知道，你认为丽莲·海尔曼作为剧作家有诸多局限。但海尔曼可不这么想，对不对？绝对不会！首演结束之后，我终于相信莉兹·泰勒能够在舞台上演戏，当时有一场盛大的派对，有很棒的进口香槟，那派头！导演跟我一张桌子，就坐在我旁边。他说他得起身，去给海尔曼打电话。
我说：“哎，跟她讲，我要她的版税抽成！”
于是他把这话传给了海尔曼，然后面带笑容回到了桌边。“海尔曼说告诉你，支票会寄给你的！”
她是个很搞笑的女人，很有技巧的剧作家。她有几部剧都技巧非常高……我听说她得了肺气肿。谁能不生病啊！全都病得要死了！
威廉·英奇
比尔·英奇是个悲剧人物。充满悲剧。评论家对他太狠了。他们残酷无情。我一直认为他写了两部非常棒的戏剧。《归来吧，小希巴》是部杰作。我就是那时将他介绍给了奥黛丽·伍德。后来他又写了一部戏，关于一个小孩弑母的故事，那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杰作，好像叫《自然亲情》之类。
我在圣路易斯见到了他。《玻璃动物园》在芝加哥演出的时候我回到了那里，他替一份名为《圣路易斯时代—星报》的报纸采访了我。他是那份报纸的戏剧音乐评论家。我待在那里的一个星期，他招待了我好几次。我们成了朋友。
他曾经试图跟芭芭拉·巴斯里结为异性恋情人，巴斯里非常非常喜欢他。在他临终的时候，她打电话给我，说英奇在加利福尼亚，处于一种绝望的境地。“他睡觉的床垫下面藏着很多巴比妥类药物。他只有喝酒的时候才起床，喝完又立刻躺回床上。”
我说：“他这是慢性自杀。”
她说：“我知道。他主动住进了医院，第二天又自己出院了。”
“他跟谁在一起？”
“他姐姐，”她说，“我想让你打电话给他姐姐，让她送他进医院。”
随后我先去咨询了莫琳·斯泰普尔顿的意见，她认为我该照此办理，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比尔的姐姐，她说：“没错，情况就是这样。”她讲话悄声细语的。我说：“我听不清你讲话。你为什么要这样悄悄说？”
她回答说：“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起来了。”
我说：“那你就光听我说。送他进医院。不要让他自己去住院。你得送他进去。不然他会搞死自己的。”
唉，一个月后我去了罗马，在罗马的《每日美国》报上读到一篇头条新闻，说比尔·英奇去世了。他在封闭的车库里，坐在车里启动马达，主动造成窒息身亡。
菲茨杰拉德，海明威，哈特·克莱恩，英奇……啊，这些碎片！这些残骸！一个美国作家的生命越到尽头，境况就越是骇人。海明威的晚年就是一场噩梦。他曾试图走到飞机的螺旋桨里去。菲茨杰拉德的结局也好不到哪里，尽管没有那么戏剧性……他们一旦成名，人人都想扯一片据为己有。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在加利福尼亚见到过他。那时候他很信吠檀多，一种东方宗教。他住在一座寺庙里。你知道，他们会规定静默和冥想时间。那天晚上我是通过林肯·科尔斯坦的信引荐去找他的。我到的时候正处于他们的沉默期。开门的僧人递给我一支铅笔和纸，让我写明来访事由，以及要访何人。我写了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从那以后，他们就一直用颇为怀疑的眼光看着我。
在庙宇的大房间里，所有人都坐在那里，那种坐姿……他们叫什么来的？莲花坐？克里斯托弗也在其中。所有人都严格遵守沉默誓言。我可不喜欢这副场面。
我突然开口喊了句“克利须那”什么的，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是谁，只是想打破沉默而已。克里斯托弗站了起来，在一张纸上写道：“我明天致电你。”他非常客气，随后将我带到门口。
他是个杰出的作家，我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要住进寺庙里。我认为这是他人生中一段不开心的时期。我认为他跟比尔·卡斯奇的恋情要么是即将告吹，要么已经吹了，而他还没认识唐·巴查迪。他非常的孤独。因此他到了这座寺庙，信守沉默和匮乏。
我觉得克里斯非常迷人，倒不完全是说他具有性魅力，而是作为一个人很可爱。富有魅力，才华横溢。而且是我认识的人里最有风度的绅士之一。我被他所吸引，所以就表白了心迹。
这时我才发现，在这地方他们还有一条誓约，是戒色！克里斯托弗对我说：“田纳西，我可以被动接受口交，这完全没问题，但我不能主动去做。那样我就违背誓约了！”我哈哈大笑，他也笑了。然后我们就巩固了友情。
叶夫图申科
他怎么样了？他在苏联还得宠么？
他最后一次到美国来的时候，请我跟他共进午餐。他点了好几瓶拉菲·罗斯柴尔德古堡。账单太长了，足足拉了三页纸。当然得我来付。我告诉他说，你就是头资本主义大肥猪！
他带着一个特别能吃的大胖翻译，可他什么都不翻译。叶夫图申科英语讲得很好，也听得明明白白。那个号称翻译的家伙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只懂得像个资本主义有钱人一样大吃大喝！
我听过很多人讲叶夫图申科的坏话。我不知道此人多大程度上值得信任，但他有他的迷人之处。前提是你负担得起。
杜鲁门·卡波蒂
我一九四八年认识杜鲁门的，我猜是。那时他刚刚出版了《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我觉得他很可爱，很纤瘦，机智，反应快，稍微有点毒舌。过了没多久我就烦他了。他说了弗兰基一句很刻毒的话。弗兰克·梅尔洛和杜鲁门的朋友杰克·邓菲，还有我，大家一起乘坐我的别克路霸敞篷车旅行。我们最远到了那不勒斯。在那不勒斯一家临海餐厅里，他说了一句非常刻毒的话，我说我不要跟这个人一起去伊斯基亚。过了两天之后，弗兰基说服我改变了主意。我们最终还是去了。
打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讨厌过杜鲁门，只是认清楚他有这样的冲动，时不时坏心眼要发作一下。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他个子小，总是被人欺负，尤其是成长过程中。你知道，杜鲁门犯了一个错误，声称自己出生在新奥尔良，甚至采访的时候还指出他出生的房子。人人都知道他生于阿拉巴马的亨茨维尔。亨茨维尔人都认他是老乡。他们都知道，这是有记录的。
那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我认为是因为这个可怜的小男人喜欢故作神秘，希望人们摸不透他。这么说吧，杜鲁门是个神秘人，宝贝儿，你懂的。这样说比较礼貌，其实他就是爱编故事。我太爱他，不好说他是个骗子。这是他的老本行。
我最滑稽的冒险
我孤身一人在迈阿密。弗兰克·梅尔洛还没从纽约赶到。我一个人待在迈阿密，要等到他来，带我回基韦斯特。
那是在夜里，我很孤单。我漫步走上了比斯坎大街。路边有个公园。一个年轻的流浪汉坐在长椅上无所事事。我觉得他脑子大概有点迟钝，可怜的孩子。我跟他聊了起来。他好像不大聪明，但挺漂亮。我说我是一个人，问他愿不愿意陪我去酒店。他说好的。一旦他走到路灯下面，我就看出来，他完全没办法通过酒店的大堂，因为衣服太破了。于是我提议一起到游泳池边，我在那边有间小棚屋。
我们到了那里，他突然从我口袋里一把将我的钱包抽了出来。可里面只有七美元。后来他又试图拽走我的腕表。表带的搭扣很简单，但他怎么也解不开。最终他放弃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都不害怕。我戴的戒指上有三颗钻石，可那个他也摘不下来。戒指太紧了。于是我说：“这样也太傻了。我在楼上的房间里有好几百美元。你就坐在这里休息，我一会儿就下来，带一大笔钱给你。”这时我已经明白，这人是个傻子。
于是我就回到了酒店房间里，锁上门，上了床。那天整晚每隔半小时电话铃声就会响起来，听到他说：“我还等着呐！”最后我说：“孩子，去看大夫吧。你真以为我会下楼给你一百美元么？”那时候我都喜欢上这个可怜孩子了。
这是我碰到的最滑稽的冒险经历。“我还等着呐！”他可能还在等呢。
幽默
你知道么，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发现幽默的有趣。尤其是黑色幽默。我当下的剧本，现在我正在写的这部《永恒票》，我称之为哥特式喜剧。我的幽默在舞台上是哥特式的。我观察到一些严肃的甚至悲剧性的社会现象，但通过喜剧手段表现出来。
有钱人
我对于有钱人的感觉倒不是愤怒，而是这样一种感受，仿佛他们情感是有限的。他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狭隘、造作的世界里，就像葛洛莉亚·温德比的世界，她这人有时候非常令人不快，你知道么。或者奥斯卡·德拉伦塔夫妇，这是所有人中最令人震惊的一对。他们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杜巴丽夫人！你跟我提到奥斯卡·德拉伦塔的名字都会气得我脸发紫。他们无非只是很普通的人，你知道。我知道他从哪儿来，怎么发家的，她的出身我也一清二楚。如今他们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仿佛有史以来数他们最出色。我认为他们就是这个社会一个最令人难以容忍的症状，浅薄，造作，缺乏并且惧怕任何这个时代特有的深层意义。这让我深为厌恶。
六十年代是充满活力的十年。有民权运动，反战和反帝国主义运动。我曾经对戈尔·维达尔说：“六十年代我是睡过来的。”但我这是说了个很糟糕的笑话。我对发生的一切有敏锐的感知。即便是在强制病房住院期间，我也很积极地读报。那时候我们有很勇敢的年轻人反抗特权和不公。如今我们只有德拉伦塔这样的人。
当今大学生
他们现在不值得关注，好像完全是保守的、反动的，跟有钱人一样。我碰到的那些大学生，态度和价值观都跟他们的父母毫无区别。
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早期，我碰到的孩子们仿佛都在反叛父母的道德观和社会观念。也许这只是我的错觉，但好像今天的孩子们都害怕会偏离父母的生活和思想方式。这是自我中心的一代。自私自利。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毫无兴趣。对萨尔瓦多的时事没有兴趣。咱们政府支持的这个军阀率领部队冲进村庄，将农民拖出来屠杀！美国孩子不关心。危地马拉每天有四百人惨遭屠杀，然而没有人谈论这件事。洪都拉斯。他们一点都不关心，是不是，这一代人？我们知道为什么阿连德会遭到刺杀，知道事情是为什么，怎么发生的。整个拉美纷争不断，但这自我中心的一代似乎根本不在乎。
六十年代充满了活力。我们实实在在朝着一个切实可行的公正的社会在前进。但这时尼克松上台，一切都落回了财阀统治的老路上。
讲座
我不做正式讲座，虽然他们这么叫。我只做正式的读书分享会。我曾经有一次去诺克斯维尔，在田纳西大学做一场准备好的讲座。到了之后我发现讲稿落在家里了。因此我只得起身上台即兴讲了一场，这可把那些教授们气坏了。他们出离愤怒！诺克斯维尔跟其他学术机构一样，非常保守。
文化现状
文学的重要地位已经被电视取代了，你觉得是不是？真是这样。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拥戴作家创作，或者给予他们很好支持的那种文化。我指的是严肃的艺术家。如今在百老汇他们只想要廉价的喜剧、音乐剧和重排剧。严肃作品想要制作出来都几乎毫无可能，即便出来，能演一个星期就算是幸运了。他们把阿尔比的《洛丽塔》残酷地打下去了。我从没读过这么冷酷的剧评。但我觉得阿尔比做改编剧是个错误。他写自己原创的作品非常出色。但即便如此，我认为总有办法能够表达你对一部戏的负面观感，而不用这么猛烈、这么残酷无情。评论家们这样真的是在害死作家。
遗憾
噢上帝啊，是啊，宝贝儿！但我现在不能考虑这个。遗憾的事太多了。但我相信，人这一辈子能够改变的事寥寥无几。极少时候主观意志能够起到决定作用。我不相信个人有罪论。我认为人们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都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决定我们能怎么做。所以我认为死刑不能接受。但话说回来人口增长、犯罪率增长都非常快，关押犯人的牢房都不够用了。监狱。杀人。可我还是完全不相信个人有罪论，有时候我疑心，我连群体有罪论都不相信。但我的确相信一个有智识的人，有道德感的个体，就必须避免作恶、残忍和不诚实。人可以尽力走正路、追求美德。我希望这是人可以做到的。
诺贝尔奖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得不了这个奖。
我听说五十年代我得过好几次提名。但突然发生了一件丑闻。有位夫人，我称之为吉普赛绉纱小姐，她去了斯德哥尔摩，还哄我去斯德哥尔摩，说她住在海边一个迷人的小酒店里，我来了可以有独立套房，有单独的出口。说我会非常开心，你明白我意思么——我当时正是声望最高的时候——她打着我的旗号请来了很多她想要认识但一直没有门路结识的人。谁曾想她竟是个虐待狂！总之，她叫来了所有的媒体。就像战场上的司令一样！“你去那边！你到那边！你不许接近威廉斯先生，等我给你信号！”大喊大叫发出指令。哎，真的是太可怕了。第二天一早，所有的报纸都发出来，说威廉斯先生紧随强悍经纪人的脚步，到了斯德哥尔摩。我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代理名叫拉斯·施密特，他娶了英格丽·褒曼，他说：“你知道么，你曾经被提名诺贝尔奖的，但现在这事黄了。”这丑闻实在太糟糕，媒体被欺负得够呛，他们认为我跟这个可怕的女人是一起的。
再说，况且人也不是非得有这个不可。有当然很好，因为会有很多钱，对不对？要能拿到我肯定愿意花。
当下工作
我眼下忙于制作一部新戏《大宅将倾》。对我而言，制作一部戏是首要大事，其他事都要退居其后，七十大寿也不例外。我非常喜欢古德曼剧院，以后还要跟他们继续合作。我们已经在计划将这部戏带到主流戏剧舞台上，还要排《有阴有晴》，那部讲我在海岬碰到基普的故事，剧中除了我和基普，还增加了其他角色。
我还有部很重要的剧《在严肃愤慨的面具下》。这题目出自埃莉诺·怀利，是她写的一句诗。原文大概是：“在严肃而愤慨的面具下/岁月依序而过/却不曾让我惧怕/无非一笑而过。”
这碰巧适合这部戏，戏里有很多诗意的内容，同时故事设定又非常暗黑古怪。讲的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女人。她名叫贝贝·福克斯沃斯。她不知自己身处何地。她被劫持到了加拿大东海岸。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那里建了一个村庄，就像电影场景一样，专门来骗他们。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囚禁他们、欺骗他们，同时他们在调查她的丈夫。贝贝其实是个非常值得钦佩的人，除了她性欲亢进这一点之外，但话说回来，这点也挺令人佩服。我觉得是这样！这对于她而言是种折磨，因为她嫁了个丈夫是同性恋，他还带着几个男朋友。我认为这是部非常滑稽的戏。
给年轻剧作家的建议
年轻剧作家应该避免什么？不要惹烦观众！我是说，哪怕你非得在舞台上毫无理由地杀人，或者随心所欲开枪，至少得抓住观众，别让他们睡着。你得使尽浑身解数吸引住他们的注意力。
投钱的人
你知道做编剧哪方面最困难么？我来告诉你。是应付那些投钱的人。商业目标是最可怕的事。修改或者重写的要求如果是由导演提出的，我不会介意，而且我认为那些要求都很有道理。但如果投钱的人参与制作，那你就麻烦了。
我最艰难的一部戏
我觉得《避暑酒店服装》是我所有剧本里最难写的一部戏。因为有很多的历史资料得查。我不得不花费四五个月的时间去看关于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的一切记录。有大量的材料。最终剧本写出来之后，我不得不在巡演过程中删减了一小时的内容。何塞·昆泰洛健康状况很脆弱，每次首演之后，他就得赶紧离开，因此我只能在得不到任何帮助或建议的情况下做这件事。删减掉一个小时。随后我又得开始重写。评论家们最反感的是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一场对手戏。但那是戏中不可或缺的一幕，因为俩人都是彼此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存在。我认为他们之间的对抗是必不可少的。我要重写这部戏，就加重了这一幕的分量，并不是加长这一幕的演出时间，而是修改内容，让剧情更尖锐。
泽尔达·菲茨杰拉德
泽尔达有一段很了不起的恋情是跟一个法国飞行员。那是她第一次对司各特不忠，很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这段关系很激烈，因为这次出轨将她从司各特对她的那种占有性的爱情中解放了出来。她第一次感受到性爱的巅峰狂喜。她跟司各特在一起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她曾向可怜的司各特抱怨，说他性方面不行。
她的反应如此狂暴，吓到了那个飞行员。因为他的缘故，她发了疯。她试图自杀，为他吞了整整一瓶的吗啡之类。飞行员给吓跑了。
泽尔达还严重反犹，跟大多数南方妇女一样，《避暑酒店服装》这部戏里对此也有一点反映。我觉得要呈现她真实的形象，就不能对此避而不谈。在戏里面，我给了她一句针对希拉·格雷厄姆的反犹台词，她的真名是丽丽·希尔。
在戏剧舞台上，几乎没人胆敢说犹太人这个词儿，对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这是一种贬损，这个族群非常惧怕任何一种批评，当然经过大屠杀以后，他们显然有理由感到恐惧。我并没有反犹情感，但这种情绪的确存在于很多其他人之中。如果剥除了允许这种情绪存在的场景，就很难呈现这个世界的真相。
孩子
我很高兴自己一直都没有小孩。我的家族中有太多的极端乖戾人格甚至发疯的病例，父系母系两方面都有，这导致我不想要小孩。我认为一直没有小孩是我的幸运。
萝丝，达金和我是达金和威廉斯家族两条直接血脉上最后的几个人了。我们三个都没有小孩。
应对孤独
这不容易。我有几个非常好的朋友。有几个也就够了。至于性方面？现在我觉得我需求没有那么多了。我非常怀念有伴侣的日子。我身边一直得有人陪，虽然可能只是一个喜欢我、照顾我的人，但现在这种陪伴已经跟性没关系了。
死亡
人人都怕死，我猜我也不例外。现在我开始接受这一现实。但我的作品完成之前我是不会做好准备接受死亡的。我有非常坚强的意志。过去几年里曾经有过一些情况，可能我就不在了。但意志力强迫我继续活了下来，因为我还有工作未完成。
（原载《巴黎评论》第八十一期，一九八一年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