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倩珠/译
詹姆斯·m.凯恩，一八九二年生于马里兰州，代表作《邮差总按两次铃》《双重赔偿》《幻世浮生》（mildredpierce）等。凯恩早年希望继承母业成为歌手。他曾有过一段军旅生涯，其后多年在巴尔的摩和纽约两地担任新闻记者与撰稿人。其第一篇小说发表于门肯创办的《美国信使》（theamericanmercury）杂志。《邮差总按两次铃》一九三四年一经出版便畅销不衰。次年问世的《双重赔偿》亦大获成功，凯恩取得了其早期新闻事业及好莱坞编剧事业不曾有过的声望。今天我们或许较多地通过凯恩小说改编的电影来纪念这位作家：好莱坞版《邮差总按两次铃》由拉娜·特纳与约翰·加菲尔德主演，之后意大利导演卢齐诺·维斯康蒂首次执导的电影《沉沦》（ossessione）（未经授权）亦改编自该小说。由比利·怀尔德导演、雷蒙德·钱德勒编剧的《双重赔偿》已成为惊悚片经典之作；琼·克劳馥凭借主演《欲海情魔》（mildredpierce）荣获奥斯卡奖。
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凯恩逝世于马里兰州大学公园市，距其成长、求学与教学的地方并不遥远。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巴黎评论》于凯恩府上与其访谈。那是静谧街道上的一座二层楼木结构小屋，客厅陈设简单，靠墙摆着一台立式钢琴。时年八十五岁的凯恩形容憔悴，嗓音喑哑，然而岁月未能磨蚀他的思想。凯恩在海厄茨维尔独居，他信笺上的说明文字暗示着离群索居的清幽晚年：他在信笺底部为想要电话联系他的人印了一行字：“叫号电话——此处除我之外别无他人。”
——大卫·津瑟，一九七八年
《巴黎评论》：这里是您成长的地方吧？
詹姆斯·m.凯恩我在安纳波利斯出生，在那里住了十一年。我父亲原是圣约翰学院副校长和英文教授，后来到海湾对面的华盛顿学院当校长。华盛顿学院至今仍在原址，它是历史最悠久的学院之一，由乔治·华盛顿资助创办。我就是去那里上的大学。大学四年是一段困难时期，因为我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我将会成为作家。毕业后我做过几份毫无意义的工作。有一阵子我突然决定要当歌手，我妈可受不了了。她说我根本没有天分。事实证明她的话没错，但是她应该闭上嘴，让我自己发现这件事。之后有一天，我坐在拉斐特公园，没来由地听见心里的声音自语道：“你要当一个作家。”就这样，完全无缘无故。不过征兆倒是有的。其中一件事没别人注意过，发生在我约莫十岁的时候。当时我父亲抽“土耳其战利品”牌香烟。一开始他自己卷烟，后来买现成的；每包烟都装在一个红黑相间的盒子里，盒中除了椭圆形卷烟，还有些赠券。七十张赠券可以换一支钢笔。我集齐七十张便寄出去，接连得了许多钢笔。那会儿的钢笔怎么装墨水，您知道吧？旋开笔身，用滴管装墨。如今我每次拿体温计量体温，都会想起那些笔和滴管来。那许多钢笔或许就是我十岁时出现的预兆。
《巴黎评论》：还有其他征兆吗？
凯恩嗯……我去巴尔的摩的煤气公司工作，那是大学毕业后做的第一份无谓的工作，那时候我礼拜六晚上常去一间妓院。我从不上楼，虽然有两次想过要上去。有天晚上我碰见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她双腿很美。我十分想和她上楼，可是又害怕她有什么病。（战时在巴黎我偶遇过一个姑娘，当时我寂寞万分，倒不特别渴望和她发生关系，但是她主动邀我一起过夜，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接受，要不然她应该会把我的钱包和别的东西席卷一空。）在煤气公司工作的半年时间里，我时常去约瑟芬街那一带。在那种地方，可以花五十美分买一瓶啤酒。当年有这么一种说法——“小得跟妓院啤酒一样”。他们装啤酒的玻璃杯只有顶针箍一般大。花那五十美分，在楼下想干啥都行，和姑娘们打情骂俏，待多久都行。我只有十八岁，在楼下听了不少人讲话。楼上就是另一回事儿了。当然，我算是潜在的顾客。我想您是不晓得那些事情的……
詹姆斯·m.凯恩《邮差总按两遍铃》之早期版本“烧—烤—宴”的一页草稿。
《巴黎评论》：是什么事促使您离开巴尔的摩的报社前往纽约市？
凯恩一九二四年，我在巴尔的摩结识门肯。他对我鼓励良多，在《美国信使》发表了一些我的作品。很有趣，大家总相信他的自我评说——一个反传统的人，一个亵慢人，一个把死猫扔进圣所的人。这是有一回他自己写的，他也全然如此。但是一个写字的人知道，到头来总得问问：那么这家伙支持什么，他赞同什么。我认为，要是巴尔的摩某个黑人想奋起发表反抗白人社会的演讲，门肯不会费一点心力去捍卫这种权利的。总之，他知道我想去纽约工作，想去《纽约世界报》（thenewyorkworld）。其实，我自己去那里见了阿瑟·克罗克谋求职位。我想靠自己谋职，这么做才能赢得他的尊重。再说，别人帮你写信，他看那人面子给你一份活，总远不及自己得来的工作那么好。门肯为我写的介绍信，我始终没掏出来。但他还是给我添了乱。他对我有情有义，已本着最大的善意去信克罗克，而我并不知情。这打乱了我的计划，我终究未能凭自己的本事得到工作。克罗克带我去见沃尔特·李普曼。李普曼想了解我能做何种工作，我便和他聊了起来。我告诉他，我注意到《纽约世界报》似乎没有社论文章。我当时得肺结核，刚从疗养院出来，得找不必多走动的工作。因此我提议，让我坐在报社想点子、“构思”文章。我说我知道文章不会从树上长出来。当然这一定得是全职工作，为报纸构思文章。在李普曼的注视下，我就这么滔滔不绝，试图谋得一职。我知道自己越聊越远，他听着我的话，一副置若罔闻的样子，却陷入了沉思。我心想，这家伙到底怎么回事啊。他插话问我是否有作品样稿。我想，作品，作品和我们的话题有什么关系。我继续谈论如何构思文章。后来我们成了亲近的朋友，我问起他第一次面谈的事。他说，我当时听你讲话，慢慢意识到，你的语句中没有分裂的不定式，也没有悬垂的分词，所有代词都正确无误。此话不假。我讲话的方式是我父亲灌输的，他是文风方面的权威。正是这一点让我到手一份工作。
《巴黎评论》：您会像您笔下的人物那样讲话吗？
凯恩我偶尔会无意中讲起黑人白话来——这种拿腔拿调我自己也不太理解，好好地说着完美的标准英语，突然间黑人英语就窜出来了。
《巴黎评论》：您对李普曼印象如何？
凯恩没什么惊人之处，只是他本人与他的文笔很不一样。纸上的李普曼，在我读来有点儿文绉绉的。他故世时大家这么形容他——想当然地将他看作一个瘦小紧张的人。他不瘦小——他是个健硕敦实的家伙，很强壮，双手厚实有力。不过他字迹极小，印刷厂得用放大镜看他的文稿。
《巴黎评论》：他请您在《纽约世界报》做什么工作？
凯恩我写社论。这不简单，因为我从没读过一篇社论。我写的第一篇社论，也许会让您见笑。为启发我的想法，他娇小的秘书拉沙姆小姐给了我一叠纽约的报纸，还有一间办公室和一台打字机。至少，打字机是安德伍德牌的，我喜欢的款式。排版办公室的海兰先生说，有个主题你可以写——鲁尔。好吧……我说，我当然能写，等我先找着它在哪儿。我坐在办公室心想，从没读过什么该死的社论，如今倒要写起来了。随后我脑中掠过我们在太阳城常说的一句话：社论（我们管那叫傻论）是训练有素的海豹写出来的，他们的技能只是赞颂母性，批评噬人鲨。所以我写了这篇社论：我说，我们都赞颂母性，可是这种鱼又何错之有？我们为何要批评噬人鲨？这是一种行端品正的鱼，绝不会无理地吼叫，不受攻击时也不会随意攻击（我把这句写进去了）。我们别忘了，噬人鲨胎生幼鱼，两百万年前已是如此，远远早于人类现踪，它们是远比我们古老的母亲。显然，从十分现实的意义来说，噬人鲨就是母性。这就是第一篇社论了。我把这些东西放进秘书的篮子里，便悄悄溜下楼去。
《巴黎评论》：李普曼对您的社论有何看法？
凯恩嗯……至少他读过了。他曾问我，是否意识到我社论里四成的典故来自刘易斯·卡罗尔和威廉·s.吉尔伯特。说起来，您知道吗，门肯，他连《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都没看过！试想一下：亨利·门肯从未读过最伟大的英语小说。
《巴黎评论》：《纽约世界报》之后，您去了《纽约客》对吧？担任那里的副主编。
凯恩我需要丰厚的薪水。我在《纽约世界报》工作，写社论和专题，也为周末版杂志撰稿。全数合计，我能赚二百五十块，在当年算是挺优渥的工资了。《纽约客》的工作能得到同样的薪水。
《巴黎评论》：可否讲讲您与哈罗德·罗斯共事的回忆？
凯恩要讲起来的话，会让人感觉我是个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而罗斯无法接受我比他高明。必须先声明一点，很奇怪，我在性格上并不胜任这份工作。我做得不糟，但这份工作对我毫无意义；我无法从中得到任何成就感，表现差强人意。
罗斯有一个从未有评论者提及的习性。我想瑟伯也完全不知道罗斯身上有这习性，而我当时从早到晚都在极力应对此事。我来告诉您是什么事吧。您也知道，他以出版全世界最有品位的杂志而享有盛名，但是他说起话来却像个科罗拉多乡巴佬。他对我说：“我们得把这地方规整规整。”我起先不太懂他的意思，在杂志社待了几个礼拜之后，才觉察出社中草率的权宜管理……东西时常不见，没人清楚如何处理事务，我渐渐明白他所指何事了。第一件让我切身体会个中滋味的事情，是我从奥格登·纳什那里接收了一名女秘书。在那之后我就干不了自己的活了，整天教她该怎么做她的事。无奈之下，我探问她的家境，得知她来自纽约本地的小康家庭，纵使被开除也不会挨饿。于是我将她解雇，对罗斯说我要找个新秘书。你找的姑娘不得力，问题在于你给她的薪水不够多，一周才二十二块左右。二十二块可找不到得力助手，我打算付三十五块钱。当年正值经济大萧条最低迷之时，一周三十五块对秘书职位而言算报酬颇丰。罗斯听完我的话，倒吸了一口气，面露难色。他脑中“人才”的概念，只包含撰稿与美术人才。他在“21”俱乐部里是风云人物，他的餐桌是社交中心，大家对他众星捧月，挨个儿到他桌边坐上五分钟，与这位业内巨擘寒暄。他拥有难以想象的魅力，也给予众人莫大鼓舞。然而他把杂志社秘书和会计之类的“非人才”行政人员看得与小偷几乎无异，仿佛他们在盗用公款。他们赚的每一毛钱，他都不舍得花在他们身上。他有一回对我说：“凯恩，滞销品，滞销品啊。撰稿人一才难求，我东寻西觅才能抢来一个。但是要找这种秘书，只消在报纸上登一条广告，排队来应征的人能绕街区一圈。都是滞销品。”他指的是无足轻重之人。我答道：“听着，对我而言他们都是人，根本没什么滞销品。为便于讨论，暂且称他们为滞销品。滞销品有好货，也有蹩脚货。他们有工作合格与不合格的。找合格的秘书，支付他们工作应得的薪水，反而会省钱，因为你就不必请这么多编辑了。”这并非我和他之间唯一一次争论。他习惯不问我的意见就作决定。我不求称许，只是经过我办公桌的事情，我总得知道。他定下不少我毫不知情的协议。最终惹恼我的是约翰·奥哈拉的事。奥哈拉希望杂志预支一笔钱给他，罗斯答应了。我听说后小题大做了一番。我说，该死的，你不能这样不知会我就行事。后来罗斯撤回了给奥哈拉的预付款，反正他是这么说的。我事后想想，到底为什么要对这些事小题大做呢。奥哈拉，我心中久仰之人，他为人有些冷淡，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他应当在这本杂志上。然而你在为此事小题大做。说到底，你做这份倒霉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刚好当时我的代理人暗示要帮我接一份好莱坞的工作。奥哈拉的事发生当日，我和代理人共进午餐。我对他说：“好吧，你最近跟我讲了一个好莱坞的工作，要是谈成了，我很乐意接受。我想我已准备好离职了。”当天下午三点前他便接到了那份工作。这就是我从《纽约客》辞职的经过。
《巴黎评论》：罗斯私底下是怎样的人？
凯恩下午六点以后，罗斯是个很和善的家伙。他笑起来露出整排牙齿和牙龈，像卡鲁索那样。他也会听其他人讲笑话。不过我不喜欢那份工作。纽约连城市都称不上，它是破败的乡村聚落。再者，我前东家的报纸以提供资讯为目标。《纽约客》的目标则是娱乐大众。我挣了钱，却无成就感与满足感可言。
《巴黎评论》：所以您离开后毫无遗憾？
凯恩乐于去加利福尼亚的个人原因之一，是我似乎没法写纽约。那些纽约出租车司机的谈笑风生在我听来并不有趣。我无法熟练使用纽约的习语。如果写不出地道的纽约话，就不该住在纽约，将纽约设为小说的背景，故事会显得虚假。我搬去加州之后，发现当地人说的是我能懂的土话。加州土话的语法比马里兰州更规范一些，对我而言，最好的对象是语法还不错的粗人。我发现通过他们的嘴来讲故事，在读者看来不会太佶屈聱牙。故事会变得顺畅……变得易读。就这样，到了加州，我突然开始用当地习语写作了。一切豁然开朗。
《巴黎评论》：当时您已年近四十，考虑转型写小说是否太晚？
凯恩许多小说家都起步很晚——康拉德，皮兰德娄，连马克·吐温也是。年轻的时候，下棋没问题，创作音乐和写诗也行，但写小说是另一回事。写小说必须学习，但它无法教授。大学创意写作课程净是胡说八道！学者们并不知道，要是一个人想写作，你唯一能为他做的事，就是给他买一台打字机。
《巴黎评论》：您还记得《邮差总按两次铃》的故事来源吗？
凯恩啊，记得，我记得《邮差》的由来。故事基于斯奈德—格雷案，那段时间报纸都在报道此案。您听说过吗？嗯……为诈领保险金，那个姓斯奈德的女人伙同格雷杀死了她丈夫。沃尔特·李普曼有一天去了庭审，那个女人与他擦肩而过。她叫什么名字来着？李·斯奈德。沃尔特说，他心晓得这个女人将以电椅处决，嗅到她的香水味，被她的裙摆拂过，感觉很怪异。就是斯奈德—格雷案为小说提供了依据。我写《邮差总按两次铃》的方式深受一个奇怪的家伙影响——文森特·劳伦斯，他对我写作的影响大过任何人。他有一种自觉十分重要的手法，他称之为“loverack”（爱情框架）。直到此时此刻，我都没想明白这该死的“rack”一词如何拼写……是“wrack”（毁坏）还是“rack”（框架），词典上的条目与他的概念又有何关联。他用“loverack”表示一种诗境，受众由此感受到作品人物间的爱情。他把这情境叫作“一、二、三”。有人提醒过劳伦斯，我记得是制片人菲尔·古德曼，也是另一个对我影响颇深的人，他曾提醒劳伦斯说这“一、二、三”无非是亚里士多德所提的起始、中段和结尾。“好吧，古迪，”劳伦斯说，“亚里士多德到底是谁，他什么来头？”我一直认为这真是十足的庸俗主义。
《巴黎评论》：这种手法如何运用呢？
凯恩劳伦斯会举例解释，比如电影《苏珊·伦诺克斯浮沉录》（susanlenox）。片中嘉宝饰演一个受尽屈辱的瑞典农家姑娘，她跳上马车，扬鞭策马，一路疾驰，最后停在克拉克·盖博所饰的技师租住的农舍前。他收留了她。他对她很尊重，毫无逾矩之举，安顿她睡下，拴好她的马，还喂了它们……他自己没有养马，却有两打玉米可以喂马。总之，第二天他休假，他们俩人一起去钓鱼。他仍保持尊重，她则羞赧而矜持。她钓起一条鱼（剧组使用了一条活鱼——一定是事先用水桶装着）。她说，我煮来给你当晚餐。这句话透露了她的心意，于是他环抱住她。这条鱼，这条活鱼，便是劳伦斯口中的“loverack”；观众此时与主角感同身受。劳伦斯进好莱坞之前，电影一般是用他们所称的混合手法制造出比较简单的效果。您也知道的，男主角透过朝向树林的窗户，望着百合花丛中的女主角，这就是公认的方法；然后男女主角会一同去游乐园，穿过那条叫什么来着？激流勇进水道？
《巴黎评论》：爱情隧道。
凯恩爱情隧道和其他那些镜头。这就是叫作蒙太奇的手法，蒙太奇结束之际，男女主角就得爱上对方了。劳伦斯不用这一套。他说“loverack”必须真实，必须是真正的诗意。他革新了好莱坞的电影创作，在他进好莱坞不久后，大家就普遍接受了他那该死的“loverack”。
当时另一位对我有重要影响的人是鲍勃·里斯金，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总裁哈里·科恩派他来同我谈话，看我究竟行不行。里斯金的夫人是费伊·雷——在首版《金刚》中尖叫的姑娘——他自己是哥伦比亚影业的王牌编剧，写了弗兰克·卡普拉所有的影片，譬如《一夜风流》（ithappenedonenight）。极其成功的家伙。他对我说：“你的想法十分特别。问题在于，套路一定要正确。”他说：“看来你认为有某种变换等式的方法，变换来变换去，直至达到完美的情节。其实不然。套路固然要正确，但也一定得是你自己的故事。”我用了正确的套路，同时故事也是我的故事，尤其是借游民之口说出来的语法规范的土话，像加州当地人说话那样。
《巴黎评论》：《邮差总按两次铃》实际上并非您首次尝试写小说，是吗？
凯恩是的。一九二二年我还在《巴尔的摩太阳报》（thebaltimoresun）时，冬天曾请假南下，去矿场干活。我尝试写伟大美国小说，写了三部，没有一部好的。我只能溜回去上班，承认伟大美国小说没写出来。其实说来奇怪，小说不是由年轻人写的。我以前也常这么说。你得等到心智够得着想要讨论的主题，然后才能写小说。我对辛克莱·刘易斯所知不少。他直到三十好几岁，都还只是《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eveningpost）的“小说写手”。他写了《右转》和《自由的空气》这样的作品，大多都是写给汽车时代的。当年他老开着车四处跑，拍下手握方向盘、和夫人一起的合照，我不记得他夫人的名字了。而他三十八岁时有了《大街》的想法，自此之后的作品便面目一新，他也成了一个全新的作家。我学习他，也学习我国有史以来最多产的小说家。您对威廉·吉尔伯特·帕滕这个名字有印象吗？他的笔名是伯特·l.斯坦迪什。您一定听说过弗兰克·梅里韦尔——“廉价小说”梅里韦尔。
梅里韦尔丛书一本接一本问世。总之，我为《星期六晚邮报》报道了斯坦迪什。我得对您坦白——弗兰克·梅里韦尔的故事我小时候连一本都读不进去。写斯坦迪什的报道时，我一再尝试读弗兰克·梅里韦尔，可怎么都没法从头到尾读完一本。那些故事幼稚至极，写得如此糟糕。不过我从斯坦迪什的书中学习，从他的错误中汲取教训。我也钦佩产出那么多书的毅力。您知道吗，弗兰克·梅里韦尔的完美形象有一处缺陷。有一回我在谈论弗兰克·梅里韦尔何其完美，辛克莱·刘易斯纠正了我的说法。“不，不是的，吉姆，”他说，“弗兰克有个癖好——他赌博，他始终得处理这个问题。”此时菲尔·古德曼问刘易斯：“红毛，巴比特今年赚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