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默德那其中很可能有这个吧——那种身为历史囚徒的强烈感觉，但又不仅限于那一点，还有更多。我觉得这就是人生在世的主要战事，抗争局限，去超越自我——拓展自己的自由领地。
《巴黎评论》：你写过的那些人物，并非都会去抗争。
马拉默德是的，很显然的。但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投入于这样的努力吧。
《巴黎评论》：在你的作品中，幽默占有很重的分量。这种气质特性，是不是不难处理？对幽默的反应，因人而异，关键在于个人品位偏向吧，这会不会带来问题？
马拉默德滑稽搞笑的内核骨头，普世通用吧。幽默之人，在逗引他人发笑时会考虑到对方的个人品位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就我而言，幽默是不期而至的，那通常是为了保护某个人物，而有时候则是因为我自己需要开心振作一下。有什么事情开始显得滑稽逗趣之际，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想象力在吞食消化那东西，在奔跑。我喜爱幽默给小说带来的距离感——以创造的伪装假象呈现。我猜想，喜剧要做得前后连贯一致，那比悲剧更难，但我喜欢让喜剧在悲哀的酒中泡一泡，增添那种哀伤的风味。
《巴黎评论》：那苦难或者磨难呢？这个主题在你早期的作品中出现很多。
马拉默德我反对苦难，但当它发生时，你又何必要浪费那经历呢？
《巴黎评论》：你是一个犹太作家吗？
马拉默德这问题，问的是什么意思？
《巴黎评论》：我们听到过各种定义，各种固执强调的概念，举例来说，某人主要而言是个作家，然后关于这人的任何其他话题就都是次要的了；假如说，某人是个美国的犹太裔作家，那也是如此。有些人可作为身份例证或参照的，比如贝娄，比如罗斯，还有其他人。
马拉默德我是美国人，我也是犹太人，而我为所有人写作。一个小说家不得不、或者说他已经为自己修建了一个笼子。我写犹太人题材，因为当我写犹太人时，他们能让我的想象力活动起来。我对他们的历史，对他们群体经历和信念的特质，对他们的文献文学传统之类，都有一些了解，尽管并未达到我所希望、我所乐意的程度。跟很多作家一样，我尤其受到《圣经》的深刻影响，《新约》和《旧约》都是。我父母那一代来自东欧的移民，其中很多就像那些经典意第绪语作家所描述的，是“指定居住地的犹太人”（jewsofthepale），而我的作品特别是对他们的遭遇有所反应。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还有那些从乌有之乡到难以立足之地漂泊流浪的苦命难民，我当然也深深为之触动。我对以色列很关注。不过，像卡翰和科尔夫拉比这样的犹太人，让我感到忧虑，不舒服。我赋予人物犹太背景，有时候是因为我觉得那样能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一员的他们，而不是因为我这样是特意要证明什么。这是我的一个身份性质。但还有另一个特性，我知道的，那就是作为一个作家，我也深受霍桑、亨利·詹姆斯、马克·吐温、海明威的影响，比肖勒姆·阿莱赫姆与伊萨克·佩雷兹（peretz）对我的影响更多，虽然这两位犹太名家的作品，我读来也很愉快。其他的作家，自然也感动过我，受到我的爱慕，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如契诃夫，但我在此想指出的意思是，我生在美国，在身为美国人的生活中，我面对和作出反应的东西，显然不会仅限于犹太人经验。我为愿意读我作品的所有读者写作。
《巴黎评论》：这么说来，西·莱文是犹太人，不过不必就此大做文章？
马拉默德他是个绅士，他到了一个令我感兴趣的地方，在那个环境里的他，也让我觉得有意思。他去那里，将会受到人生教育。
《巴黎评论》：我偶然看到过一个评论，差不多等于说莱文这个人物身上有你的影子，而且不止一点点。
马拉默德这样说也无妨，罗伊·霍布斯、海伦·鲍勃尔、威利·斯贝尔敏特，还有《说话的马》，这些当中也都有我的成分。更确切地说，我是更喜欢那种自传式的素材本质，胜于自传史实本身。生活中的那些经历、那些事件，可能会悄悄潜入小说叙事，但那不必也未必真是我的人生历史。
《巴黎评论》：一本书，当你开始写的时候，大概有多少已经沉淀在你的思考中了？你是不是完全从头开始，一开始并无明确构思？或者，写的过程中，那叙事线路会不会显著改变，与你最初概念中的设想产生很大差异？
马拉默德：开始动笔时，书里要写什么，应该怎样推进，我心里会有一个孕育良好的概念，因为通常来说，那作品我都已经思考了几个月，也做了几个月的笔记——假如不是辛苦准备了几年的话。一般来说，我脑中已经想好了故事结局，最后一段通常是几乎一字不差定稿了。我从开始处开始，紧靠着预先设定的轨道——假如那确实是轨道，而不是所谓“巨鲸之路”。如果后来不巧发现我是迷失了方向，犹如在汪洋大海上，那我的指南针就是我的叙事本能，同时还有星盘，也就是作品主题的协助吧。我的目的地、结局，无论那是在哪里，正如我说过的，是已经确定了的。假如我偏离方向了，那也不会是长时间的跑题。这种偶然的游离，对我去了解那片海洋反而是有益的，哪怕不是了解整个世界。那最初的想法或理念，虽然有所改变，但依旧能够认得出来，整体上还保留着。
《巴黎评论》：有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人物离你而去，不受控制，演变出你未曾料想过的身份特性？
马拉默德我笔下的人物会跑开的，但不会跑太远。这时候，他们的伪装或外观形态就呈现为意外的枝节。
《巴黎评论》：我们再来说说费德尔曼。看起来，你挺喜欢写画家这样的角色的。
马拉默德我知道几位画家。我也喜爱画画。
《巴黎评论》：比如说，伦勃朗？还有其他哪些人？
马拉默德可说的就太多啦。在现代派画家当中，尤其是塞尚、莫奈和马蒂斯，我很喜欢。
《巴黎评论》：夏加尔，怎样？
马拉默德不是很喜欢。他的主题总是乡愁、怀旧。这匹老马，他一直骑到死。
《巴黎评论》：有些人称你为一个夏加尔式的作家。
马拉默德那是他们的问题。在一篇小说中，也就是《魔桶》那个故事里，我有意用过夏加尔式的意象：那就是他们这样说的原因。我的本质特点与夏加尔的不太一样。
《巴黎评论》：费德尔曼最初是出现在《最后一个马希坎人》中，那是你的一个短篇。当时你是不是已经有想法，将会围绕他写一个长作品？
马拉默德在罗马写完那短篇之后，我随手记下了一些思绪，大致是有关几个场景事件的意念，形式上可以是一部流浪汉小说。我去那边是松弛一下神经——稍稍来点实验——在叙事结构上尝试变化。如果我相隔一些时间，间断性地——正如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八年间我所做的那样——写这个题材，我想看看，时间的流逝与道德风俗的变化会不会影响构思中的人物的生活经历。叙事，我并不认为那只是一系列的相关事件或故事，因为在最初阶段，我心里几乎立刻就有了小说的结构，而其中的每个部分都必须适应、契合那作品的形式。在费德尔曼这个人物里，我有什么寄托或企图，《周六文学评论》（thesaturdayreview）周刊的罗伯特·斯高勒斯（robertscholes），他的文章说得很好，解释得非常清楚。
《巴黎评论》：随手记下的那些意念那些素材，你全都用了吗？
马拉默德没有。
《巴黎评论》：那些漏掉的或放弃没用的素材，能否举出一两个例子？
马拉默德可以。比如，费德尔曼在罗马照料生命垂危的济慈，做塞弗恩的工作，这个就放弃了。而这是我们的年轻主人公有生以来绝无仅有的几次，去投入于一个纯粹无私的行为。但我感到，没必要去预设预想他身上的改变，尤其是当改变发生在某种睡梦般的片段中，所以我就扔下了之前的那个构想。小说中的绘画元素，则是借由濒死时的约翰·济慈的一些水彩画、一些发烧高热的谵妄画面来进入文字叙事。
《巴黎评论》：有些评论家概括费德尔曼的角色，将其定性为一个希勒米尔（schlemiel），一个倒霉鬼。
马拉默德那并不准确。彼得·希勒米尔失去了自己的影子，随后便一直经受着所有的磨难与后果。费德尔曼却不是这样。他的境遇要好一些。他躲过了自己最糟糕的命运。我讨厌将希勒米尔等同于倒霉鬼的那种人物塑造法，讨厌那种类型化的手段。我在什么地方说过的，那只会将具有复杂动机与命运的人们类型化，简化为模式化的刻板类型。一个人，可以经常表现得像一位希勒米尔式倒霉鬼，但不需要就是希勒米尔。
《巴黎评论》：对你作品的那些批评，你看不看？
马拉默德假如碰巧进入我的视野，我就看。甚至有些读书评论我也看。
《巴黎评论》：那对你有影响吗？
马拉默德其中有一些必定会影响到我。但不是那些垃圾评论，不是那些服务于自我偏见的评论，而是偶尔会有些见解深刻的评价，无论正面的或负面的，这些真知灼见能确认我对自己作品的判断。这个话题，要说我的态度的话，那我尤其讨厌坚持向你推销和灌输他们的美学或意识形态信条的那类批评家。对他们而言，重要的不是作家写了什么，而是那一切如何适配或者是如何不匹配他们想要推演展开的论题。没有谁可以，没有谁有资格对一个作家说，在他的小说中，什么是能做的或应该去做的，或不该是已经做了的。如果你对这些买账，那你在写作上就等于活死人。
《巴黎评论》：比如说，那叙事就是死了的，或眼看着就会死？
马拉默德那就是没生命，就像没用的阳具。
《巴黎评论》：有人说，小说已死，你怎么看？
马拉默德小说有可能会消失，但不会死。
《巴黎评论》：那指的是怎么个情况呢？
马拉默德我不是说小说这个形式真会消失，我只是在揣摩玩味这个概念。假定小说当真消失了，然后某一天，某个才华超群的作家给自己写了一封真情实感的长信，于是那形式就重现了。人类是需要小说的。我们能得到的所有体验，我们都需要。说小说已死的那些人，是没法写出那些东西的。
《巴黎评论》：关于黑人，你已写过两个短篇和一个长篇。那些写作材料，是从哪里得到的？
马拉默德来源既有个人经历也有书本。小时候在布鲁克林，我就住在一个黑人社区的边上。在“弗拉特布什男孩俱乐部”，我跟黑人孩子一起玩耍。我有一个黑小孩朋友，名叫巴斯特。那时候我经常去他家玩，去得很勤。我有时从家里偷偷拿出一两张毛票，因此有那么几次，周六的下午，我们可以一起去看场电影之类的。结婚之后，我在哈莱姆区的一所黑人夜校高中教过一年书。两个短篇的素材就衍生自那个时段吧。另外，黑人小说，关于他们的历史书，我也会读的。
《巴黎评论》：是什么触发你写《房客》的？
马拉默德是犹太人与黑人、纽约城中的动乱麻烦时期；还有教师罢工运动，黑人激进主义的兴起，各种因果因素的混合作用。我那时就觉得自己有必要说点什么。
《巴黎评论》：为什么设计了三个结局？
马拉默德因为一个不够用。
《巴黎评论》：黑人与犹太人的关系，未来会怎样，你愿意预测一下吗？
马拉默德谁能预言未来？我所确切知道的，就是美国黑人遭受到很不公的待遇。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整体，应该去恢复种族间的平衡。那些希望别人也过上好日子的善心人，必须有心理准备，要放弃自身福利中的某些东西。作为回报，我们得到的是一种肯定，对我们所奉为信念的那些东西的肯定。
《巴黎评论》：你在小说中给了我们一种印象，就是你努力避免重复自己？
马拉默德确实吧。在那些书中，我沿着同样的路径走，但这些路是在不同的世界里。
《巴黎评论》：那路径是指什么，是指主题？
马拉默德那是从一个人的价值观中衍生而来，是对生活的看法，是对人的感觉或感情——是虚构、想象的世界中那些真实的品质。
《巴黎评论》：你喜欢写短篇要甚于长篇？
马拉默德两者差不多的，虽然短篇自有其特别的乐趣。我喜欢在几页纸的篇幅之内装入一个或两个自己，算是预言不同的人生吧。短篇呈现的戏剧很简练，发生过程很快，经常还显得奇异古怪。短篇小说这种方式，可以用几页纸的文字就显示出生活的复杂性，在短短的时间内制造出惊奇效果，而且这惊讶中还蕴含着对人生的深广认知。除了其他各种元素内涵，这里还有一种戏剧感，一种回声共振，相对相反之物的那种调和：有很多要说，但没时间说了，就类似于一首诗歌那样的效果。
《巴黎评论》：在两部长篇的间隙，你就写写短篇？
马拉默德是的，歇下来喘口气，让自己有时间去想一想，下一本书里要写什么。有时候我会试着勾画出一个角色或者一个情境，而这个跟用于新长篇的构思又相类似。
《巴黎评论》：一个长篇的草稿，你一般会写几遍？
马拉默德要我说的话，是三遍，但有很多超过了三遍。通常，第一遍的最后一稿是让故事的各要素基本就位。第二遍稿子，聚焦于中心要素，推进故事演化，逐项精细处理。及至第三遍，大部分渣滓糟粕被清除。我的工作是进行语言处理。我喜爱事后思索时灵光突现所带来的那些花朵。
《巴黎评论》：你的风格，一直以来看上去都很个人化，非常容易识别。这是一种天赋才华呢，或者，这是经预谋努力达成的或长期打磨而成的？
马拉默德我的风格，是从手指间流动而出。眼睛与耳朵负责批准放行或整改。
《巴黎评论》：我们差不多该收工啦。关于未来，你是否持乐观态度？
马拉默德我天性上是个乐观派吧，但你看看那些反面征象吧——人口困苦、饥荒、孤注一掷的绝望政治、原子弹的制造和扩散。广岛惨剧的历史还没过一会儿，美莱惨案就被下令执行了。我们正经历这世界人类社会的漫长的、错综复杂的变化变形，经历持续发生中的殖民主义动荡，经历旧的利益分配模式、风俗道德的变革，正推翻那种奴隶心态奴役思维。运气好的话，我们最终也许会成为更好的一个社会，人们能更多地分享这世界的物产、受教育的机会；那些目前陷于困苦的弱势群体，能得到更大自由。运气不好的话，可能会有一场超大规模的经济利益再分配，而且会失去政治自由。民主，保护我们免于遭受那种屈辱，但我也忧心这一点，尤其是在美国，杰出领袖力量的缺乏，我担心这可怕的局面，还有民众的冷淡麻木、想象力匮乏，以及我们当中太多人的那种顽固不化的自私利己，这一切，会让民主受难。我忧心不受控制、肆虐扩张的科技。那些本性如兽类的卑鄙野蛮人，我也感到忧虑。
《巴黎评论》：一个作家写小说，如今可以写些什么呢？
马拉默德什么都可以，只要是想写的都行。
《巴黎评论》：我没问的那些话题，有没有什么是你也许想要谈一谈的？
马拉默德没有。
《巴黎评论》：比方说，写作对你意味着什么？
马拉默德这个，我感触太多了，恐怕一时无以言表。
（原载《巴黎评论》第六十一期，一九七五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