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斯曼：年轻时候，我在我们位于耶路撒冷的小公寓卧室里写。我想不出自己还有什么别的选择，所以觉得在那儿写也挺自然的。多少有点不方便，因为我妻子也在那儿工作。我在写书期间，只阅读相关题材的作品。所以我在写《证之于：爱》的时候，我的书桌、床、床边的桌子和地上，堆了几十本有关大屠杀和“二战”的书，它们的封面上，大多印有纳粹党徽“卐”。屋里就像个纳粹纪念堂。就在那时，我们认定，我需要一间自己的屋子。我们不能让这些暴行侵扰我们的卧室。很快，我们搬进了一套更大的房子。
《巴黎评论》：那你现在如何写作呢？
格罗斯曼：我早上六点左右起床，在耶路撒冷的山上——就是我们住的梅瓦塞莱特山——散步一小时。然后我到租来的一间单房公寓去工作，这间公寓就在我家附近的村子里。当初我去看房时，房东太太说，可惜这里没有电话线。我说，太好了！我要了。我每天早晨过去，风雨无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待六个小时。
《巴黎评论》：然后，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格罗斯曼：不，然后我回家写。不过下午或晚上的工作内容与上午不同，基本上是对上午写的内容作一些删改。这部分的创造性弱一些，因为生活就围绕在你周围——家人和朋友。
《巴黎评论》：你在电脑上写吗？
格罗斯曼：开始时，我先用手写。我会写满十来本本子，直到手稿的数量多得无法控制，然后我再用电脑写。我会写好多稿。从经济角度来看，这种写法不怎么划算。
《巴黎评论》：你用四五年的时间写一部长篇小说时，要在整个写作期间维持同样的风格和活力，有无困难？
格罗斯曼：我写一本耗时数年才能完成的书时，写到最后一页的我，与当初写下第一页的我，已经大不相同了。我常常向我的书取经。我之所以会耗费数年才能完成一部长篇，是因为我其实并不真正理解，自己写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写这些。直到事后，我才会明白，这本书想告诉我些什么。我不是故作神秘——事实上，我觉得唯有通过写作，我才能体验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不敢体验的事物。
《巴黎评论》：你的长篇小说当中，有几本更受读者青睐，另外几本可能相对难读一些。你刚开始写一本书的时候，是否知道这本书会有一定难度？
格罗斯曼：我写得越多，就越是发现：作品越是私人化，得到的理解也就越少。人们不会让私密的内容轻易影响到自己。对于像《z字形的孩子》或《一同奔跑的人》这样较为轻松的读物，他们更容易作出回应。
但对我来说，那些真正重要的书，那些我无法想象自己若是没有写，自己的生活会是怎样的书，是那些需要读者花费更多心思阅读的书，比如《私密语法书》《做我的刀》《证之于：爱》，还有我正在写的这本书。也许，我偶尔会写一本有趣的书，但我把文学看得很重。就像经手处置爆炸物一样。你可能会改变一名读者的人生，你可能会改变——我认为也应该能改变——你自己的人生。
通常来讲，较为轻松的书可以帮我恢复身心。我写某一类书时，会给自己造成不小的破坏——其中有个过程，是把我的人格拆解开来。我的所有防御机制、稳稳当当地发挥作用的一切、隐藏在生活中的一切，全都会变得支离破碎，因为我需要进入内心的破碎之处、脆弱之处、并非理所当然之处。写完这些书时，我已经把自己破坏得够呛。当然，我不会抱怨。因为写书就是这样的。但我从这种完全孤独的状态中恢复过来的方法，就是写一些能让我跟其他人建立紧密联系的书。我写《z字形的孩子》，是因为我得从写完《私密语法书》和《睡在钢丝上》的状态中恢复过来。
《巴黎评论》：《睡在钢丝上》延续了你在《黄风》中探讨的课题。是什么把你带回到这个问题上？
格罗斯曼：那本书令我深受震动，因为我意识到，《黄风》只说出了巴以问题的一半。另一半，我觉得可能是更重要的一半，就是在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问题。
《巴黎评论》：更难解决的一半？
格罗斯曼：更内在，也更复杂的一半。我们有着同样的定义——以色列人，但他们对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犹太人的国家，作何感想？他们是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宣称，它不属于他们。
《巴黎评论》：你在《睡在钢丝上》里说过，以色列人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双方都想与对方隔绝开来。但这本书表明，不论他们如何努力尝试，双方不会如此轻易分开。
格罗斯曼：我们不得不彼此共存。我不像左翼和右翼立场的多数以色列人那样，把这看成是诅咒。我不愿让这个国家变成铁板一块。我宁愿要一个多元化的国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感受不到这种多元性，是因为我们双方的敌意太重。如果我们的生活有安全保障，那我们就能无拘无束地探索双方的文化了。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写完这本书后，大为震动，因为我意识到了危机的深重。在边境另一侧，跟巴勒斯坦人存在冲突是一回事，在国内存在冲突，又是另外一回事。这边潜在的破坏力更大。
《巴黎评论》：但你并不认为，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是“第五纵队”。
格罗斯曼：我一点也不这么想。我把他们看作是一场挑战。从一开始，双方的关系就不是爱的结合。彼此共存是强加到我们身上的。但为什么不欣然接受呢？在以色列境内，有五分之一的人感到，自己在文化、经济、人道方面，并未从以色列这个国家获益。他们感到自己受到排挤，蒙受了屈辱。放弃五分之一的人口，简直是自杀行为。多数以色列人几乎对阿拉伯人一无所知，只把他们看成是安全方面的威胁。有几名阿拉伯人的确是这样。我遇到过一些阿拉伯人，他们想在以色列内部，再建立一个国家——不光是要有与我们接壤的巴勒斯坦国，还要在以色列内部建立一个国家，这样我们就会有三个国家了，加沙地带一个，西岸一个，加利利一个。对我来说，这种要求有些过了。双民族国家的想法，在别处很少能行得通，尤其是在双方都曾遭受如此重创的地方。我还认为，眼下，我们需要在西岸和加沙走廊，在我们与巴勒斯坦人之间，设立一条边境。对我来说，这很重要。不是一堵墙，而是一道双方认可的边境。
要接受这一想法，需要在政治上达到相当的成熟。这是一种崇高的想法，不过我还能想出更崇高的：所有的国家，舍弃所有的边境。这种想法符合我与生俱来的倾向，但不符合现实，更不符合我们这里的现实。
《巴黎评论》：你是否认为自己是后犹太复国主义者（post-zionist）？
格罗斯曼：不，完全不是。后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以色列应该成为双民族国家。我跟巴勒斯坦裔的以色列朋友聊天时，他们告诉我，如果他们在这里占多数的话，他们是不会羡慕我们犹太人的。他们对自己能否保护好我们，会不会让我们得到自由，没有多少把握。我很抱歉这样说，但我并不想参与这样的实验。我们这个民族已经经历过太多的实验。我宁愿让检验的重担落在我的民族肩上，而不是他们肩上。我宁愿让我们来表现慷慨大度和政治上的成熟。对我来说，犹太人国家面临的一大挑战是，让这里的所有公民都有家的感觉。
你要知道，批评犹太人很容易。但在我看来，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想法是高尚的：让犹太人休养生息，在自己的土地上体验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常态，有自己的军队保卫自己的土地——这是我们被剥夺多年的权利。我不会把战争神圣化，但在我们这个疯狂、狂暴的世界上，尤其是在中东，拥有部队是重要而必要的。
《巴黎评论》：你会不会觉得，你——作为一名作家，一个自由主义者——这样说，有些奇怪？
格罗斯曼：只有不在这里生活的人，才会觉得奇怪。一名意大利记者采访我时，总把我描述成和平主义者，因为我致力于追求和平。我努力向他解释，我并非和平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是这样的人：哪怕别人当场杀死他的母亲，他也不会拿起枪来。我当过四年兵，还做了三十年预备役。我有两个儿子是坦克车长。我们必须自卫。话虽如此，但能将我们从当下困境中解救出来的办法，并非始终坚持武力路线，而是要做到敞开胸襟、宽宏大量、富有勇气。我们没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已经沉溺于自己的武力和恐惧，无法自拔。
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往往被看作是圣书的子民（peopleofthebook）和有故事的人（peopleofthestory）。我们常常不被当人看，只被当作某种其他事物的隐喻。就好像别人可以从我们的经历中，汲取到什么教训似的。这让我们很容易成为刻板印象和偏见的攻击对象。几百年来，犹太人一再经历重大事件，一直生活在绝境之中。
我认为，和平能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我们能享有和平——如果我们能享有常态，如果我们能感到，我们在这里是有希望的，如果我们能有稳固不变的边境线——那么我们或许就不会再认为，我们的活法与别人不同。这很重要，因为如果你的活法异乎寻常，那你其实体会不到正常生活的那些品质——那些琐碎、细小、常见的国内问题。
《巴黎评论》：《睡在钢丝上》似乎表明，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经历惊人地相似。
格罗斯曼：你马上就会体会到这一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一起来到自由环境下的时候，尤其是在以色列之外的时候，你能看得出，这两个民族是多么亲近。我深信，如果我们能有机会——能有这样的殊荣——和平共处，我们会成为好邻居，因为我们在个人层面上，彼此能够达成理解。眼下，我们对彼此的憎恨和怀疑，已经严重到了这样的地步，一方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会被另一方视为诡计或花招。在这层意义上，我们陷入了困境。
但这两个民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就是是否经历过大屠杀。非犹太人谈起大屠杀来，就像谈起其他往事一样。那时发生了什么？他们会问。而犹太人，不论他们说的是何种语言，都会谈到“在那儿发生的事”。问“那时发生了什么”，意味着事过境迁。但对犹太人来说，悲惨的是，它从未结束。它就在跟我们的生活并行不悖的某处，是我们的另一重选择。我说这话，不是妄加评断。这就是我们的处境。它影响着我们的社会行为，我们的个人行为，我们对未来可能性的信念，我们抚养孩子的方式，我们搞政治的方式。它的影响力无处不在。
在我的婚礼上，我姨妈——她的胳膊上文有一个数字，因为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待过——在那个数字上，贴了一枚小小的邦迪创可贴。我看了看那个创可贴，又看了看她的眼睛，我意识到，她贴上那东西，是怕给喜事带来不快。我很难过。我想，这种事可不是邦迪创可贴能掩饰得了的！
《巴黎评论》：但在《死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中，你说：“有些人相信，大屠杀是专属于犹太人的事件，我不属于这类人。”
格罗斯曼：我不认为有谁能把犹太人身份与大屠杀分割开来，但这是一场事关全人类的事件。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几个有关大屠杀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面对如此的专制，我如何维持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唯一性？我有什么无可磨灭的地方？
在《做我的刀》里，我把这种想法称作“luz”，核心。“luz”是《塔木德》里的词。它是你脊骨里最小的、无法消灭的骨头。你的全部本质，都保存在这个核心里面，它可以让你在复活时，恢复如初。有时我会做这样一件小事：我让人闭上眼睛，用一分钟的时间想象一下，他们的“luz”是什么。如果把人格比作是眼睛，那这个核心就是瞳仁。我得到的回答颇为有趣。
《巴黎评论》：你的“luz”是什么？
格罗斯曼：我觉得它跟迫切的创作欲有关。
《巴黎评论》：你在《睡在钢丝上》里写道，有必要“摈除先入为主之见，虚心看待”以色列境内巴勒斯坦人的“复杂情况”，“在我们心里，给他们腾出地方来”。这一做法在你的许多书里，似乎都有所体现，某人摈除先入为主之见，虚心看待他人的生活。这个例子能否说明，政治局势塑造了你的小说的面貌？
格罗斯曼：我宁愿相信，哪怕我在美国或别的地方生活，也会写一写这些事。但在这片有如此破坏潜力的地方生活，遁世隐居的想法很有诱惑力。
我们坐在这条走廊上，满目青翠，鸟儿啼啭，但紧张局势无处不在。身为以色列人，是件累人的事。在这片土地上，在你遇到的人们身上，在语言里，在别人给你讲的故事里，几乎没有什么中立的空间。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意义，有时都被意义给毒化了。在我的后两本书里，我写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都与当下紧密的现实有些脱节——我想营造出一小片亲密、平常、不受政治影响的小天地。因为我们有时会忘记，在某些地方，我们只是人，感谢上帝，而不是以色列人。
《巴黎评论》：透过巴以冲突的镜头来解读你的所有作品，是否是一种诅咒？
格罗斯曼：这种感觉挺伤人。《她的身体知道》在意大利出版时，有位记者问我，沙乌勒的断腿是不是以色列人的犹太复国主义梦想粉碎的隐喻？你能想象吗？我差点走出房间。这种从政治角度解释以色列的一切，将其归类为政治隐喻的倾向，令人恼火。这无疑是一种误解的表现——不是对以色列的误解，而是对文学的误解。文学有许多层面，政治层面只是其中之一而已。不可能只因为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就不猜忌我们的妻子，不恋爱，不抚养孩子，没有原始的举动。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以色列人。对普通人来说，在这里生活可能会很艰苦，但对作家来说，这里就像天堂。这是个充满激情的地方，我把它看成是一项恩赐。
《巴黎评论》：用希伯来语写作的局限和优势是什么？
格罗斯曼：希伯来语的各个层面，从圣经时代、拉比犹太教时代到其他时代的希伯来语，直到最新的以色列俚语，都可以用来玩文字游戏。不过需要记住的是，有一千八百年的时间，人们并不说希伯来语，他们只用这种语言书写和祈祷。孩子、士兵们不说这种语言，人们在做爱时，也不说这种语言——因此这种语言原先不具备日常生活的层面。如今，以色列的俚语既丰富又密集——它自身就堪称一门语言。许多俚语是在部队里形成的，用这种语言，差不多可以表达任何事。因为以色列是个吸收移民的国家，所以对那些，比方说，俄国和埃塞俄比亚来的人来说，俚语也充当了一种共同的交流手段。
《巴黎评论》：你熟悉俚语吗？
格罗斯曼：我有好几个孩子，所以我经常听到俚语。它为语言赋予了活力，但也不无危险，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希伯来语的不断衰退。能读《圣经》的孩子越来越少，《塔木德》更是如此。我不得不为我的孩子把《圣经》的章节翻译出来，因为他们的老师读不懂《圣经》的语言，或者起码领会不了语言的内在含义和联系。显然，希伯来语对他们来说，不像对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长大的人来说那么重要，那时候，掌握高级的希伯来语，对成为以色列人至关重要。
有时候，我写下一个词，意识到很多人也许不认得这个词时，我会自问，这个词该不该用。我觉得担心，是因为如果我们运用的语言是枯燥乏味的，那我们的现实也会变得乏味。
《巴黎评论》：在《证之于：爱》里，你谈到了“挫折”这个词，这个词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进入希伯来文。你写道：“只说希伯来语的人永远也不会有挫折感。他们也许会感到愤怒或失望，甚至在某些处境中，体会到迷乱的感受，但他们从不了解尖锐的挫折感是怎么回事，直到描述这种感受的那个词，被人从英语里移译过来为止。”
格罗斯曼：我们找到这个词的时候，尽管备受挫折，又是何等欢欣！我记得，我们突然给这种感受找到名字时，那种如释重负的感受。在此之前，我们有“tiskul”这个词，我们模糊不安地感到，这个词不够贴切，不够敏锐。不过尽管如此，也许还有上百种“tiskul”我们没有意识到，因为我们把它们归结成了一个词，也许日后，我们还会找出一百多种其他版本的“tiskul”。
《巴黎评论》：现在这种情况，对作家来说，是否就像一块空白的画布——充满用写作塑造当代希伯来语的崭新机会？
格罗斯曼：希伯来语是一门富于变化的语言，它可以热切地投入到各种各样的文字游戏当中。你可以用俚语谈论《圣经》，你也可以用《圣经》的语言谈论日常生活。你可以编造出人们很容易理解的单词，因为几乎每个词都有词根，人们认得衍生出来的词缀，或者通常能看懂它的意思。这是一门非常性感的语言。它恢宏、豪迈、壮美，但与此同时，它也有些巨大的缺口，亟待作家们填补。
《巴黎评论》：这么说，这是作家的职责所在？
格罗斯曼：对，作家绝不该把任何事视为理所当然，不论是公式、词句，还是现实。这也是我对孩童那么着迷的原因之一——他们从不把任何事视为理所当然。一切都是令人惊讶和新奇的，是恒久的启示。我还记得自己放完暑假，发现最好的朋友比我高了一个头。还有一天，家里突然挤满了人，奶奶在哭，爷爷去了某个地方，没有回来，没有人肯告诉你他去了哪儿。人们窃窃私语——儿时的我不论何时走进一间屋子，就会有某个人闭口不言，就好像他刚刚说了什么可怕的事似的。
我儿子三岁时，一天晚上，我安顿他上床，我解释说，那天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一年当中夜晚最长的一天。我给他掖好被子，给了他一个晚安的吻。第二天早上，天一亮，他就冲进我们的房间，大汗淋漓，又激动又宽慰地喊道：爸爸、妈妈，结束了，夜晚结束了！你能想象得出，他是伴着什么样的想法，度过了一整夜吗？因为他并不认为“太阳还会再出来”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在写作时，就努力把自己带到这样的境地。我想被引入歧途，被带到能动摇我对自己、对家庭、对国家的基本判断的危险境地。
《巴黎评论》：你在写作期间，会把稿子给别人看吗？
格罗斯曼：会，不过就拿我现在正在写的这本书来说吧，我写了四年，才把它拿给妻子和几个朋友看。
《巴黎评论》：你的妻子是你的第一位读者吗？
格罗斯曼：一直都是。甚至在她还没读到正文之前，我们就已经聊了很多了。我正在写的这部小说，有点像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另一重生活。我们还谈论她的工作——她是个临床心理医生。
《巴黎评论》：亚伯拉罕·耶霍舒亚的妻子也是心理医生。
格罗斯曼：这种结合很不错，因为这两种职业十分接近。米海尔用她的职业给我带来影响，我用我的职业给她带来影响。但我们的婚姻，还有她的家庭给我带来的改变，比她的职业对我的影响还要大。因为她，我变成了左翼。我还记得自己和米海尔第一次因为政治争吵的情景。我们是在部队里认识的，两人都是年轻士兵，一天晚上，我们去看了左翼剧作家哈诺赫·莱文（hanochlevin）创作的歌舞剧，他是个天才。对我们的占领，还有我们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他道出了最令人愤慨的事。我大为震动。与此同时，她的祖父是共产党员，她们家非常反对占领，我第一次去他们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感到大开眼界。
《巴黎评论》：人们常把你与耶霍舒亚和阿摩司·奥兹相提并论。你觉得自己跟他们有竞争关系吗？
格罗斯曼：我认为我们是好搭档。在别的国家，可能会有不少妒忌和竞争。我不能说，以色列作家之间没有妒忌——有妒忌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甚至有句希伯来谚语说的就是这件事：kin’atsofrimtarbehhochmah。作家之间的妒忌会催生更多的智慧。
《巴黎评论》：这话是什么意思？
格罗斯曼：意思是说，竞争是好事，会逼迫你变得更有创造力。
《巴黎评论》：你笔下的人物常对语言文字感到着迷。在《证之于：爱》里，莫米克会玩这样一种游戏：用手指清点某个词有多少个字母。《私密语法书》里的阿伦，选出一些特殊的词，在七天之内，他都不会说这些词，好让它们得到“净化”。《狂暴》中的沙乌勒确信妻子有了私情，因为她说起一些从没说过的话，还开始学习葡萄牙语。在《做我的刀》里，亚伊尔写道：“我曾想过，教我儿子学习一种私人的语言。有意让他与世隔绝，从他一出生，就开始欺骗他，这样，他就会只相信我教给他的那种语言。”对你来说，这种私人的语言意味着什么？
格罗斯曼：我觉得这也许是让某人成为作家的第一推动力——按照自己的私人方式命名事物的需要。这也是让外部世界不那么陌生的方式。通过对私人语言——通过特定的节奏组合、对特别词汇的特殊运用来实现——的运用，读者可以感受到你的内心世界的特质，我认为他们会有所回应。
《巴黎评论》：与此同时，你的书里始终有着持久的怀疑，怀疑存在通过语言从事不轨行径、操纵他人的可能。
格罗斯曼：在以色列生活了这么多年，我看到，用语言巧妙地操纵人心，是多么容易的事。人们几乎急于被人操纵，因为他们不愿意认识他们生活其间的现实——现实太粗粝狰狞，让他们觉得难以忍受。他们运用虚假的语言，在他们与现实之间营造出一片缓冲区，这与语言理应发挥的作用截然相反。这种做法包括：将敌人妖魔化、使用陈腔滥调、只强调负面因素，等等。
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当真发愿，要了解全部真相，我们只须指明语言的含混之处。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并不清楚什么是绝对正确或错误的，但我在运用政府描述时局时使用的那些词时，我也应该注入别样的观点。
我参加了一个名叫“keshev”的组织，这个词的意思是“关注”。这个组织负责运营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发起的一个项目：监督以色列和阿拉伯双方的新闻舆论所使用的语言。媒体通过在报纸上给新闻报道留出的篇幅，或者通过头条新闻的标题——有时这类标题还与报道的内容相悖——来操纵民意，看出民意是多么容易被操纵，让人深感着迷。谎言被报道出来，最后渗透到了人们的意识当中。就以在以色列深入人心的这个观点为例吧：没有一个巴勒斯坦人是我们的伙伴。在keshev，我们对电视和广播是如何促成这种看法的，作了系统的研究。
《巴黎评论》：不久之前，你甚至都不能提到“巴勒斯坦人”。
格罗斯曼：事实上，人们很生我的气，因为我在《睡在钢丝上》用了这个词。人们说，你干吗要让他们有想法呢？其余那些阿拉伯人是埃及人、叙利亚人、约旦人——只有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只叫阿拉伯人，因为我们害怕“巴勒斯坦人”这个词。
我在广播电台做新闻节目主播时，手头有一份特定词汇表，词汇表上面的词都是不允许我说的。我不能说“被占领土”。每天，我都得报道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士兵杀害的新闻，我的措辞是这样的：“在领土地区的骚乱中，一名当地少年被杀。”这句话里的每个词都是谎言。“骚乱中”，听起来就像有人违反了特定的命令；说“在领土地区”，就可以不用提及“被占领土”或“占领”；说“当地”，就可以不用提及“巴勒斯坦人”——愿上帝阻止他们发现自己是巴勒斯坦人，他们有可能反抗我们；那个“少年”可能只有两三岁大。我们总是用被动语态来讲，“被杀”，这样我们就不用提及，究竟是谁用枪打死了那个孩子。
我们从来不提受害者的名字，直到我们当中有人提出抗议，说我们必须说清军队杀害的人叫什么名字。哪怕人们只是支持占领，他们也应该为这一事实承担部分责任：我们的士兵以占领政策的名义，杀害了某个人。
《巴黎评论》：你有没有觉得，你的作品遭到了误解，哪怕在以色列国内？
格罗斯曼：我写的政治题材作品，遭到右翼分子的激烈抨击。比如《黄风》就招来了一股仇恨，我们不光收到书信和电话威胁。他们还弄坏了我家的车。他们把水箱散热器给堵了，结果开出三公里，车子就冒烟了。当时车上还有两个孩子。我还遭到总理伊扎克·沙米尔的公然斥责，最后广播电台把我给解雇了。
《巴黎评论》：沙米尔说了什么？
格罗斯曼：我当时是早间新闻节目的主播，所以在“六日战争”二十周年纪念日那天，我一定要采访他，这是全国性节日。他想举行一场大阅兵，我问他，在国家经济状况如此糟糕的情况下，是否真的有此必要。我们不能把钱用在别的地方吗？我还向他问起巴勒斯坦人，暗示说，他们也许会造反。
他涨红了脸，突然抓起他的麦克风，扔了出去。他说，你在小说里，在你的想象里，爱怎么编都行，作家。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处境，从未像在我们的统治下这样好过。他们永远也不会做出你说的那种事。他拂袖而去，不肯继续接受采访。
然后是好一通协商。我待在内阁会议室里，身边只有他的一名助手和一名技师。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如何是好？他终于还是回来完成了采访，但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他不肯再接受我的采访了。当时我是两大新闻主播之一，竟然不能采访总理。你能想象吗？讽刺的是，半年之后，抗暴行动就爆发了。我在《黄风》里写的事当真发生了。结果证明，他制定的政策完全是一场灾难。
《巴黎评论》：尽管身为公众人物，你还是一个很注重隐私的人。但令郎的死这一私人的不幸，让举国上下同悲。你是如何对待这件事的？
格罗斯曼：很不好受，感觉也有些奇特，因为悲痛具有私人的性质。但我感到，以色列内外，有那么多人，深感同情和震惊。我受到许多巴勒斯坦人、埃及人、黎巴嫩人、约旦人、伊拉克人和伊朗人的回应，他们写信给我，或者在各种场合告诉我，这是他们第一次为一名以色列士兵的阵亡感到难过。如今对我来说，他不是以色列士兵，他是我儿子。但他们告诉我那番话时，我的内心受到了触动。
我无法公开谈论乌里的事。我说了悼词，因为那是父亲悼念儿子的场合，但要是换作别的公开场合，我是无法说起他的。甚至在他离开一年之后，也不行。我对他的悼念只能私下进行，不好意思。
《巴黎评论》：你个人遭遇的不幸，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格罗斯曼：我不写作的时候，感觉就像带着悲伤，来到了不同的空间。四年前，乌里入伍时，我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与我的生活密切相关，它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迎合了现实。“愉快”这个词用在这里，似乎不大合适，但让我感到愉快的是，当时我在写的，是这部小说，而不是其他任何一部小说，因为在他阵亡之前的三年零两个月里，我创造出来的这片空间，如今是我能与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件事共处的唯一一片空间。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那片空间，就像我全心投入我要写的任何环境一样——毫不设防，彻底袒露内心，陷入悲痛，同时无比真切地体会到，自己丧失了什么。所以如今，要潜心于小说并不容易，不光是因为我在以色列生活，在疯狂、激烈的现实中生活，还因为我现在过得是这样一种生活。我很难谈论这种生活。
《巴黎评论》：你还有日子不好过的感觉吗？
格罗斯曼：如今，我过的是痛苦的生活。就像一直身处地狱一般，而且还是慢动作的。我无意逃避悲伤，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激烈地直面悲伤，但我不光是在写作的过程中这样做。如果我一定要承受痛苦，那我要彻底弄清自己的处境。这一处境并不舒适，但既来之则安之。如果我注定承受这一处境，我愿意——这也是人的一种困境，我愿意体验一番。
有一件事，我确定不疑：如果我不写这些人物，这些故事，我会痛苦得多，也许还会反常得多。写作让我得以探索自己在生活中不可能探索的处境。但在我心里，它们都很生动。在感情方面，我是个极端的人，写作让我有了继续前行的可能。
《巴黎评论》：你说的极端，是什么意思呢？
格罗斯曼：就是热切，不惮接触他人的极端状况，对他人的内心生活感兴趣，尤其是在备受压抑的地方。我总会质疑自己观察到的情形。不论何时，我总能看到裂缝——甚至在我有那种经历之前就是这样。这是看待事物的一种方式，我不能说，这种方式是我有意选择的，但我愉快地投入到这种方式之中，因为我觉得，这是看待人生无常的准确方式。在我看来，一切平静安稳，都像幻觉。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八十二期，二〇〇七年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