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学娣/译
马德里一家餐馆的侍应生在听说我要去采访哈维尔·马里亚斯时惊讶得倒吸了一口气。“您认识他？”他问道，好像我提到的是一位总统或者电影明星似的。“我们有时看见他从这条街上走过。”
尽管马里亚斯在美国读者中名气还不是很大，但在欧洲他已经在文学界和知识分子中引起了轰动——他的名下有十一部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一部传记散文集，在马德里的《国家报》周刊上有一个谈论政治、文学、电影、体育和社会的专栏。同时他还是西班牙最优秀的英语翻译家之一。他自己的作品已经以三十多种语言出版，全球销量已超过了五百万册，他经常以诺贝尔奖候选人的头衔出现在欧洲报刊上。批评家们和欣赏他的同行们（库切，萨尔曼·鲁西迪，以及已故的塞巴尔德）称赞他用西班牙式黑色幽默挑战英式豪言壮语，创作出了节奏很快却又重视细节，既有推理性又有逻辑性，既现代又古典的小说。
而马里亚斯本人也表现出一些特点的对立统一——他时而是一个贵族，时而是一个隐士，时而喜欢交际时而沉默寡言，时而谨小慎微时而轻松随意。就像他小说中幽灵般的叙述者一样，他有点让人难以判断。他喜欢随意靠在沙发上，而不是正襟危坐，说英语的时候总是字正腔圆。他习惯喝可口可乐，喜欢吃塞拉诺火腿和拉曼却奶酪，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不喜欢系领带。马里亚斯有一个博客，但他从来不看，提到它时也只说是“我名下的网页”。这个博客由一位助手打理，负责发布他的报纸专栏文章和著作。马里亚斯没有电脑和手机。他在马德里的马约尔广场周边租了两套几乎一模一样的公寓。一套公寓摆放着深色家具；另外一套公寓则摆放着白色同款家具。高达天花板的书架上收藏着希腊文、拉丁文和拜占庭书籍，不远处有一个房间里面全是杰瑞·刘易斯和迪恩·马丁的电影dvd以及《大淘金》《赌侠马华力》和《老友记》的dvd。虽然他的居住空间凌乱地堆满了玩具士兵，文学纪念品——达希尔·哈米特和约瑟夫·康拉德的书信，一尊劳伦斯·斯特恩的半身像，几位作家的照片——和书迷来信，但是马里亚斯仍然强调自己是一个井井有条的人。“我只是没有时间整理东西。”他说。
马里亚斯始终在重新划定幻想和现实之间那条细细的分界线，二者是他作品的核心元素。不仅他的叙述者是不可靠的，他的整个小说世界都是不可靠的。他的作品演绎了纳博科夫“回忆终究是虚假的”这一原则，这赋予了他的故事一种永恒感。
马里亚斯一九五一年出生于马德里，也就是佛朗哥在西班牙上台十二年后。他的父亲胡里安·马里亚斯是一位知名哲学家，因为反对佛朗哥政权曾被监禁，之后被禁止在西班牙任教，马里亚斯有小部分童年是在美国度过的。他在二十一岁之前完成并出版了两部小说：《狼的领地》（1971）和《地平线之旅》（1973）。他曾在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学习英文，毕业后的六年之内没有再写过一部小说，而是致力于翻译英美名家，如托马斯·布朗爵士，斯特恩，威廉·福克纳，华莱士·史蒂文斯，约翰·阿什伯利。他曾在牛津大学教授翻译理论，并在那里写了他的第六部小说《灵魂之歌》（1989）。在这部小说里，马里亚斯讽刺了牛津大学的教师生活，用同情的笔墨刻画了作家约翰·高兹华斯，他继承了安提瓜所属的一个小岛雷东达岛的国王头衔。《灵魂之歌》的出版引致马里亚斯被任命为新一任雷东达国王，这个头衔他保留至今。马里亚斯的第七部小说《如此苍白的心》（1992）获得了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此后他又出版了四部小说，包括《明日战场上勿忘我》（1994）和《时间的黑背》（1998）。
此次访谈历经六个春夜，地点是马里亚斯的公寓——那套配有深色家具的公寓。他的父亲几个月前刚刚离世，马里亚斯的眼周一片黑晕。“我睡不好。”他坦言。他无可厚非地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左右手一样熟练，旁边的传真机上堆满了等待他审批的书封校样以及有关马里亚斯刚刚以其出版公司“雷东达王国”的名义发布的奖项的细节事宜。马里亚斯讲话句式曲折，有大量的从句和附加说明，让人感觉就像在同亨利·詹姆斯讲话。马里亚斯在他的《书写的人生》（1992）一书中以赞赏的态度称，这位作家讲话和写作一样爱用闲笔，婉转迂回，有一次在提到狗时称它为“某种黑色的犬类”。
——莎拉·费伊，二〇〇六年
《巴黎评论》：您不仅是西班牙公民，还是西印度群岛一个微型国家雷东达岛国的国王。我肯定您是《巴黎评论》采访的第一位君主。您是如何获得这顶王冠的呢？
哈维尔·马里亚斯：十九世纪有位航运巨头希尔，他居住在加勒比海地区，有八九个女儿，但是没有儿子。最后他终于有了一个男孩，叫马修·菲普斯·希尔，成了一名作家。一八八〇年，为了庆祝儿子十五岁生日，希尔宣布无人居住的雷东达岛归自己所有，该岛在蒙特塞拉特岛附近，离安提瓜不远。他和安提瓜一位卫理公会牧师一起筹备了一个加冕仪式，马修·菲普斯·希尔被加冕为该岛的国王。最近我得知雷东达相当于欧洲的特兰西瓦尼亚，很适合构造文学传说。那个地方遍布岩石，交通受限，曾被走私犯用作藏匿之地，传说那里有可怕的野兽，发生过恐怖的事件。在希尔加冕之后不久，英国政府决定吞并这个岛屿，因为在岛上发现了磷酸铝。希尔家族向英国政府抗议了多年，最终殖民总部表示他们不打算把岛屿还给任何人，更不用说是一个疯子船主和一个作家，但是他们并不反对希尔使用雷东达国王的头衔，只要它不包含任何实质性内容。
希尔最终在英国定居，晚年得到一位名叫约翰·高兹华斯的年轻作家的帮助。希尔一九四七年去世时，高兹华斯成为他的文学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继承人。高兹华斯开始了所谓的“贵族知识分子”生活，他封了许多男女公爵，包括劳伦斯·杜雷尔、亨利·米勒和狄兰·托马斯。高兹华斯是个很有前途的作家，十九岁就出版作品了。他参加过对印度、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的战争。令人称奇的是，他到处出版诗歌小册子，甚至包括加尔各答。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在战火纷飞中做到这一点的。他是皇家文学学会最年轻的会员，和同时代的很多大文豪都有接触，比如托马斯·哈代和劳伦斯。不过高兹华斯后来成了酒鬼，很快便不名一文。他欠了房东和酒保们一大堆债务，于是开始向这些人售卖头衔。他甚至在《泰晤士报》上登了一则出售雷东达国王头衔的广告，很多人都颇有兴趣。在“雷东达王国”出版公司出版的我的一本书中，我模拟了一封电报。就在这儿。丹麦的卡尔·维尔纳·斯科格霍姆写道：
雷东达国王约翰·高兹华斯陛下，
关于您的广告我恳请向您提出如下问题，希望您能作答：
（1）国王的职责是什么？
（2）国王的权利是什么？
（3）雷东达岛是居住佳地吗？
（4）国王能联系到黛安娜·多丝吗？
（5）我有两个女儿，女孩能继承王位吗？
突然之间成为国王应该是件美事。我希望我可以——如果您仍愿意出售的话。
《巴黎评论》：“突然之间成为国王应该是件美事”——这件美事在您身上发生了。
马里亚斯：正是。不过对我而言，除了传说带来的乐趣之外，其余的并不怎么美妙。好像高兹华斯在生活最困窘的那几年确实把王位卖了——他将文件颁发给了不同的人，因此关于这个头衔有一些争议。那些声称自己是王位继承人的酒保的一些后嗣对我很愤怒。其中一人说：“当初好不容易打败了西班牙人，现在你又把王位还给了他们！”这让我忍俊不禁。我从未说过我是雷东达国王，也从未使用除了我的名字哈维尔·马里亚斯以外的任何头衔签过名。我从不赞成君主制。我拥护共和制。
《巴黎评论》：但您是怎么勉为其难地当上这个国王的？
马里亚斯：这些被称为“王位觊觎者”的人称我是在一次拍卖时买到的头衔，但我并没有这么做。一九九七年，在我将高兹华斯的一篇故事收入一本选集并在我的小说《灵魂之歌》中提到这个故事之后，高兹华斯的下任国王乔恩·威尼·泰森写信给我说他想让位，因为王位觊觎者们多年来一直在给他写信。我必须承认他是一个特别友好的人。因为我了解雷东达并且让它名气空前，他便问我觉得谁会是一个好的继承人。他提到了谢默斯·希尼，因为希尔是爱尔兰裔，而希尼又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说，可以，我认为继承人应该是一位“真正的”作家——王位的继承不仅要看血统还要看文字。我们见识过极尽委婉之辞的英式谈话——即使你在说我认为你在说的事情，我也不敢认为你真的在说你似乎在说的事情，最后他才明说：“我认为你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说如果这种小说中常有的情节闯入我的生活而我拒绝接受，我就不配当小说家了。于是我就接受了。
这只是一个头衔而已。那个岛屿已经被安提瓜收复了，现在归安提瓜所有，我并不想就任何虚拟而非现实的事情而引发王朝争端。在我看来，乔恩·威尼·泰森的错误在于他答复了那些王位觊觎者，他一直在和他们争辩，可能多是在私下而非公开进行的。我早已下定决心绝不答复任何人。我也正是这样做的。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这是唯一要做的符合国王身份的事情：彻底不作答复。换作是英国国王或者西班牙国王会怎么做呢？他们不会予以答复的。
《巴黎评论》：鉴于您在小说里总是把虚构和真实编织在一起，一些人怀疑这个岛屿完全是编造出来的。
马里亚斯：但是有地图为证。那个岛就在那里。
《巴黎评论》：您亲眼见过吗？
马里亚斯：没有，我本人没有。乔恩·威尼·泰森亲眼见过。但是我个人认为没有太大必要亲临岛屿。
《巴黎评论》：您延续了向作家和艺术家授予头衔的传统，比如佩德罗·阿莫多瓦（颤抖公爵），约翰·阿什伯利（凸面公爵），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大都市公爵），等等。他们的职责是什么？
马里亚斯：没有任何职责，甚至不需要效忠。所有的男女公爵都有名号——风趣的名号，这是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个传统。除此之外，我一直努力保持低调。
《巴黎评论》：每年您还以岛屿的名义颁奖。
马里亚斯：是的。问题是我给获奖者写信时，如果他们知道我是谁，事情就很方便。但是如果他们不知道，我就不得不去解释雷东达的来龙去脉，这听起来很疯狂。不是吗？我必须请求他们不必认真对待王国这件事，好让他们不会认为我是一个疯子什么的。这有点复杂。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好。今年的获奖者是雷·布拉德伯里。我们拭目以待他是否理解这个玩笑，因为如果他不理解，我就得去找让—吕克·戈达尔——他排名第二位——然后再次解释整件事情，并且是用法语。布拉德伯里先生需要决定作为雷东达公爵他想用什么名号。我有几个建议：蒲公英公爵，或者黑暗狂欢节公爵。不过，他选什么当然都行。
《巴黎评论》：在您的传记散文《书写的人生》一书中，您刻画了二十六位作家，包括威廉·福克纳、三岛由纪夫、詹姆斯·乔伊斯和伊萨克·迪内森。您选的大多数作家个人生活都很悲惨，他们在爱情和人际关系方面都很失败。
马里亚斯：他们命运多舛，是这样。
《巴黎评论》：您是一个悲惨的人吗？
马里亚斯：是，但是不像他们中的一些人那么惹人瞩目。我没有像马科姆·劳瑞那样企图杀害我的妻子——我目前没有妻子，我也不认为我会有妻子。但是我认为我的生活不太顺利。
《巴黎评论》：为什么这么说？
马里亚斯：嗯，从我父母的观点来看，我想我太犹豫不决了。我没有固定的职业。有那么几年我都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有谋生能力。你当然不能靠翻译来维持生计。我有过极度焦虑不安的时期。那时我生活在其他国家。没有成家。有过各种各样的女朋友——有的已婚，有的不愿嫁给我或者我不愿娶她们，有的是外国人，生活在其他国家。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我记得我的母亲——她已经去世二十九年了——曾经说过，在她的五个儿子中只有我总是让自己身处危险。她最担心我。我过马路闯红灯——诸如此类的事情。
如果我不是成了一个成功的作家，我的境况可能要糟糕得多。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这一点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不认为我的书容易读，但也不是太难，如果我的小说只卖了一万本也毫不奇怪。许多作家的销量远远低于这个数字。我很幸运，但是循序渐进的。我不是那种写了一本书就一举成名的作家。《多愁善感的男人》比之前所有的小说都成功，而《灵魂之歌》又更加成功，然后《如此苍白的心》取得的成功又远远高于所有其他的小说。我已经有了忠实的读者，但是事情也有可能完全不是这样的。
《巴黎评论》：您所刻画的作家的另一个共性是他们都不太看重自己。最明显的例外是托马斯·曼、乔伊斯和三岛由纪夫。您是如何避免过于看重自己的呢？
马里亚斯：这不是避免的问题。要么你觉得自己很重要会被铭记，要么你不这么想。他们三位似乎很看重自己，对后世考虑颇多。我多年前翻译过史蒂文森的一首诗，诗中他称写作为“这种幼稚的工作”。在这首诗中他向他的祖先致辞，他们都是灯塔建筑工人。他为自己没有沿袭这一传统而是待在家里像个孩子一样舞文弄墨表示歉意。
现在为后世考虑是荒唐可笑的，因为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书籍看似比电影和唱片更经得起岁月，但是即使是它们也不会保留很久。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生活的怜悯。作家和电影制作人去世时，如果运气好的话，三五天内报纸的版面和电视节目会报道他们，大家都忙作一团，但是之后你就得等上十年等到有一个纪念活动。那时你已经不在这里接受访谈捍卫自己的作品了，你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这是一种惩罚。
当然，有一些人在后世很幸运，或者说他们值得如此。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就很幸运。他常常活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包括我。我认为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值得常被怀念。但是大多数人都不是这样。在福克纳一百周年纪念时，我做了一个小册子向他致敬，里面有我写的几篇文章、我翻译的诗以及别人写的一篇文章。这本小册子让媒体对福克纳产生了兴趣。他们打电话向我询问有关他的事宜时，我有种感觉，就是一个像我这么平庸的作家正在帮忙谈论福克纳。我不想假装谦虚——你总是有自己的英雄，你永远都不会超越他们，永远不会。因此，在我看来，多亏了一个平庸的西班牙作家——我，并且因为我在世并且被人所熟知这个偶然的事实，西班牙人才读福克纳。但是福克纳不应该需要任何人帮忙。
《巴黎评论》：在您二〇〇二年出版的《明日你的容颜》第一卷中，您讲述了您父亲的故事，对他产生了一种后世影响。您为什么决定把这本书分三卷出版？
马里亚斯：这本书，特别是第一卷《狂热与长矛》，部分灵感来自我的父亲，西班牙内战刚一结束他就被他最好的一个朋友出卖的故事被安在了叙述者的父亲身上。我担心如果我一直写下去直到完全写完才出版——我当时很清楚这部书要写很长时间，那就可能无法及时印出让我父亲读到了。老年人要求不多，很少有什么能让他们激动的事了。我看出我的父亲非常想看看他的故事如何被讲述。我读了部分内容给他听，看他是否有异议。他唯一的评论就是，和我的叙述者不同，他从未透露向佛朗哥警方告发他的那个人的姓名。但是我说，现在是我在讲故事，于是他接受了。他想知道小说里是如何刻画他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视力已经差到无法自己阅读了，但是我把那部分章节读给他听了。他能听得见。
《巴黎评论》：您的父亲曾是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弟子，是西班牙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后来被佛朗哥驱逐出境。他的流放对您有影响吗？或者您那时还太小了？
马里亚斯：流放这个词并不准确。他属于那种“内心流亡”，就是反对佛朗哥但是仍留在西班牙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他曾入狱几个月。他本来很可能死于行刑队枪下的，但是他幸免于难。就像许多不被允许从事自己职业的人一样，他被禁止任教，我都不知道他是依靠什么生活的。甚至有十年时间连给报纸撰稿都不允许。于是他去了美国。
我最早的记忆是关于纽黑文的，我们在那里生活了一年。《明日战场上勿忘我》里有一个形象就是来自那个时期。我们住在一位正在休假的教授的房子里。家里家具齐全。我睡的房间属于另外一个男孩，等他回来还要再归还他。天花板上挂着一个玩具飞机风铃。
《巴黎评论》：您小时候讲英文吗？
马里亚斯：讲一点。我在纽黑文时——应该是一九五五年或者一九五六年——我们不上学，因为那会儿有脊髓灰质炎，我母亲认为我们最好不要去学校。父母在家里教我们，但是我们不讲英文。我们过得很愉快。很新鲜。有白雪，松鼠。我们有一个后花园。
我父亲有机会留在美国——他曾在威尔斯利学院、印第安纳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耶鲁大学等高校任教——但是他不愿意。他说即使西班牙的情况很糟糕，特别是对他来说极糟糕，他也觉得他不应该永远离开祖国。他说：“如果当初我留在美国的话，我的儿子就是美国人了。我不介意孙子是美国人，但是儿子是美国人，太快了。”他也意识到作为一个作家——不是文学作家，他写哲学散文，写过一本关于《堂吉诃德》的书，一部学术论文——你必须和自己的语言保持联系。
因此他的经历不是流放。他不时离开三个月又回来。六十年代，他主要教在西班牙就读的美国大三学生。我小时候和美国人接触很多。我记得我十一岁时爱上了一个大概十八九岁的杜兰大学的学生。我非常喜欢她。她叫伊娃。我记得她是立陶宛裔。
《巴黎评论》：有一位备受关注的社会名人父亲让您觉得困扰吗？
马里亚斯：并没有。我刚开始出版作品时很“叛逆”。我那时觉得很独立。觉得自己的写作和我父亲没有多大关系，我的确不想成为——或者利用自己是——胡里安·马里亚斯的儿子。事实上，我也无法利用，因为他憎恶裙带关系。倒是其他人让我感觉到我是作家之子，因此他们对我的书缺乏信心，甚至更糟。可笑的是，一个作家可以是建筑师或者鞋匠的儿子，没人会在意。但是如果你的父亲是作家，即使属于截然不同的类型，你也很容易像个闯入者一样被拒绝。这种怀疑有时比其他任何东西更麻烦。这么多年我一直被人追问“您和胡里安·马里亚斯有关系吗？”我开始回答：“是的，我是他的父亲。”
《巴黎评论》：您的祖父母从事什么工作？
马里亚斯：我父亲的父亲也叫胡里安，曾是一家银行的经理。他表面上是个非常有趣的怪人，很爱笑。在“二战”期间，他将自己所有的钱都换成了德国马克，因此破产了。我母亲的父亲艾米利欧是军医。他的妻子罗拉生于古巴哈瓦那，一八九八年来到西班牙，当时她大概七八岁。她说话有口音。在《如此苍白的心》中她被刻画成叙述者的外祖母。她生了十一个孩子——其中有两个夭折了。我猜她除了抚养孩子几乎没法再做其他事情了。
《巴黎评论》：您的母亲是怎样的人？
马里亚斯：不管我什么时候见到她的照片，她仿佛总是带着一丝忧郁。但是她爱笑，性格坚强。她的意见对我父亲很重要。像他那么自信的人，却总是在把文章发给出版社之前先大声念给她听。她其实很慈祥，总是担心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毫不奇怪，因为她的第一个孩子三岁半夭折了。也许她的忧郁——主要是眼神——来自战争，因为她年仅十七岁的弟弟在战争中无辜被害。
我母亲一九七七年去世后，父亲留下了她所有的衣物。我和兄嫂们问他想要我们怎么处理它们，他说：“先放在那里。暂且不动它们。”自然，谁也不再去过问此事了。那些衣物在那里一放就是二十八年，直到去年他去世。他不是一个病态的人——他只是希望物品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我不认为我自己会那么做，但是我理解那种做法。
《巴黎评论》：您的兄弟们也是作家，是吗？
马里亚斯：可以这么说。我大哥米盖尔是经济学家，但是他已经做了多年的影评家。他写过三本书，其中一本是关于莱奥·麦卡雷的，他曾执导过《与我同行》《圣玛丽的钟声》和《金玉盟》。我二哥费尔南多——不要把他和小说家费尔南多·马里亚斯混了，这位作家我没读过——是一位艺术史学家，已经写了好几本书。他也曾在哈佛任教过一段时间。我的弟弟阿尔瓦罗是音乐家。他演奏长笛和竖笛，出过几张巴洛克音乐cd。他有时写些音乐评论，但是不写书。没错，我想我们都在从事某种形式的写作。
这是我的直系亲属，另外还有两个电影人——几年前去世的我的一个表亲，还有我的一个舅舅，我母亲的兄弟，叫杰斯·佛朗哥。他制作了几百部影片——从恐怖片到傅满洲系列电影、鬼片、色情片或者类色情片各种类型都有，都很糟糕。他和过气的演员合作，比如乔治·桑德斯和杰克·帕兰斯。近年来他成了cult影片（邪典影片）导演。几年前，我给伦敦的一家书商打电话订几本书，我把我信用卡上的全名哈维尔·马里亚斯·佛朗哥告诉了职员。在西班牙我们的正式名字有两个姓。第一个姓是父姓，最重要，第二个姓是母姓。我母亲的姓是佛朗哥——和那个独裁者没有任何关系。这并不是一个罕见的姓氏。但是当我告诉职员我的全名时，他说，您能拼读一下吗？我说：“可以，和那个独裁者的姓一样。”他说：“独裁者？”他是个年轻人，不知道谁是佛朗哥。接着他又说：“和杰斯·佛朗哥的姓一样？”我说：“对，他是我舅舅。”那个职员惊讶极了。
《巴黎评论》：您的家庭成员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马里亚斯：或许是我的母亲，还有米盖尔。他比我大，我们有许多共同爱好。我曾经还有一个兄弟，已经去世了。我在《时间的黑背》中写到了他。而母亲给我们读过很多东西，给我们讲故事。父亲告诉我，母亲常常给我们念《伊利亚特》哄我们入睡。我希望这是他在夸大其词，因为这听起来太学究了。
《巴黎评论》：您的母亲出版过一本有关西班牙的文学作品选集，但是她为了抚养你们兄弟而辍笔了。
马里亚斯：最近我发现了她二十多岁时从法语翻译成西班牙语的一本书——拿破仑的一些书信，她还作了很短但是很精彩的序。我敢说，她对人和世界的认识胜过我的父亲。她温文尔雅，即使对待自己的孩子亦是如此。她能保守秘密。人们都愿意告诉她自己的故事和问题，她从来不会说出去，甚至连我的父亲都不告诉。她大学毕业取得了哲学文学学位，那个时代女性上大学的并不多。
《巴黎评论》：在《时间的黑背》里有一行字是叙述者的母亲说的。她对他说：“我不理解，但是我明白我不理解。”您母亲说过这样的话吗？
马里亚斯：是的，她在一封信里对我说过那句话。我二十三岁时去另外一个城市和一个女人一起生活，那个女人已经结婚了，有个很小的孩子。西班牙在佛朗哥去世以前是不容许离婚的。我的父母在当时已经相当开放、开明了，但是他们都是天主教徒，不喜欢这类事情。我的母亲很担忧。三年后，我和那个女人的关系结束了，我的母亲无法理解怎么会这样。她不能接受这段关系没有持续下去的事实。她就是在那时说了那句话。
《巴黎评论》：回顾早期的作品对您来说困难吗？
马里亚斯：很难。有时我感觉我的写作有三次不同的起点。我最早的两本书和后面的书极为不同。庆幸的是我并不为它们感到羞愧。它们没有让我难为情。我很幸运地看到它们出版，而这种事并不常见。这些小说如今仍在出版要归功于几个原因：它们不是自传，没有矫揉造作，它们不想做前所未闻的或者新鲜的事情，但似乎颇具可读性和趣味性。它们是模仿和戏仿之作。在你非常年轻的时候，你所写的其实都是习作。第一部小说《狼的领地》戏仿的是美国电影。故事发生在美国。第一部小说很有趣。第二部小说《地平线之旅》更具文学性。
《巴黎评论》：在您年轻时，您曾被批评不太像西班牙人。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
马里亚斯：为了贬低我的作品，他们说我的许多小说场景不是西班牙。但是我的大多数人物都是西班牙人，我的祖国存在于我的小说中，即使它们不是典型的西班牙小说。譬如说，我以前不写民俗小说，虽然有些人从这类题材中获益。人们期待西班牙文学、戏剧、电影和绘画富有民俗色彩。但是我们的城市和其他欧洲城市没有太大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所认识的西班牙是一个相当正常的国家，即使是在独裁统治期间。也有西班牙文人并没有在西班牙小说中得到刻画。文学界一直存在着描写农村激情、罪行，以及吊袜带中藏着匕首的女郎的风气。我的书不走这种老生常谈的路线。
有那么几年，他们都说我的写作像是翻译，这对我而言是溢美之词。你知道在我看来翻译有多么重要。一段时间过后，当他们不能再那么说了，他们便说我的书太冷酷，太费脑筋。然后当我出版了一部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冷酷的小说，当冷酷已经逐渐销声匿迹的时候，他们又说我的书都是写给女人看的。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和大多数作家一样，我有很多女性读者。女性更爱读书，我发现女性绝对是更好的读者，因为她们读书更多。
《巴黎评论》：您觉得女性容易写吗？
马里亚斯：不，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应该说我的女性角色都有些隐蔽。我不敢充分地刻画她们。我常常对一位决定以男性视角写整部小说的女性大感惊诧，并且这种惊诧未必是正面的。一位男性写一位女性叙述者或者一位女性写一位男性叙述者的想法似乎很荒唐。我知道很多人做得很好——福楼拜就做得非常好。我发现这类书有点不可思议。我只有一次在一个短篇小说里以一个女性的角度来写作。我无法在一整部长篇小说里这样写下去。我最新的几部小说都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女性角色总是通过一个男性的眼睛展现的。这是定式，是一部小说为了它的貌似合理性而必须遵守的定式：为了故事和观点。有一种东西叫作主观性。我从男人的角度看世界，这就是我在我的小说里看待女性的方式。
《巴黎评论》：都说您很有女人缘……
马里亚斯：那是不实之言。
《巴黎评论》：人们往往把您同您的叙述者等同起来，而您的叙述者常常认为自己是大情圣。
马里亚斯：这不属实。因为我曾和《灵魂之歌》里的叙述者一样在牛津大学任教数年，所以我的读者往往更容易把我的叙述者等同于我本人。评论家们有时会提及“叙述者漂亮的妻子路易莎”。我从未说过我书中的任何女人漂亮。我非常小心，不会公开说她“美丽非凡”或者“光彩照人”。在《灵魂之歌》里，叙述者有一次谈起了那个会成为他爱人的女人克莱尔·贝斯，谈到了她的低胸露肩装，他说他不会更多地谈及她的容貌，因为既然她会成为他的爱人，那么说“你看，我征服了那个美人”就显得太自以为是了。如果我的叙述者是这样，我会嗤之以鼻的。谁偶尔没个风流韵事？这并不意味着他有女人缘。我的叙述者并不以此为荣。
《巴黎评论》：您视您的叙述者为英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