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马戈：和我的所有小说一样，《失明症漫记》来源于一个突然出现在我脑海的想法。（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准确的方式，不过我找不到更好的了）我当时在餐馆等着吃午餐，突然间没有任何预兆，我就想到：如果我们都失明了会怎么样？好像是在自问自答，我接着想：但是我们其实就是盲的。这就是这部小说的胚胎，之后我只需要构思出最初的情形，让后果自然诞生。这些后果很恐怖，但自有牢不可破的逻辑。《失明症漫记》中并没有太多的想象，只不过是对因果关系的一次系统运用罢了。
《巴黎评论》：我特别喜欢《失明症漫记》，但是读着可并不轻松。这是一本艰深的书，但是翻译得很好。
萨拉马戈：你知道吗，我长久以来的英语翻译乔万尼·波尔提耶罗去世了。
《巴黎评论》：什么时候的事？
萨拉马戈：二月份。他死于艾滋病。他死的时候刚翻好《失明症漫记》。到了最后，由于医生开的药的影响，他自己也开始失明了。他必须选择，是吃药延长一点生命，还是不吃药，这会带来其他风险。这么说吧，他选择的是保留自己的视力，而他自己正在翻译一部有关失明的小说。这真是个灾难。
《巴黎评论》：那《里斯本围城史》的创作想法呢？
萨拉马戈：有个想法从一九七二年就伴随着我，关于围攻，比方说被围困的城市，不过不清楚是谁在外面围攻。之后它发展成为具体的围城，我起初想到了卡斯蒂利亚人一三八四年对里斯本的围攻。在这个想法之上，我又加入了另一场发生在十二世纪的围城。到最后，围城成为了这两场史实围攻的结合——我想象出一场旷日持久的围城，受围者和围困者都经历了数代。这是荒唐的围攻。它的意思是，城市被围，人们围城，但这些都没有一点意义。
到了最后，所有这些结合组成了这本书，一次对历史真实概念的反思，至少我希望是这样。历史是真实吗？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讲的故事完整吗？历史实际上是虚构的——这不是因为它由虚构的事实构成，事实本身是真实的，但是在如何组织这些事实上有很多虚构。历史是精选出的特定事实拼凑而成的，让故事有连贯性和线性。为了创作这条线，很多事情都要被忽略。永远有事实没有进入历史，因为不这样做历史就会有另一种含义。历史不应被当作一堂确定的课。没有人能说：我说它怎样事实就是怎样。
《里斯本围城史》并不仅仅是一次历史写作的尝试。它是一次反思，反思历史是真实的，还是假定的（这是一种可能），但是历史并不是谎言，哪怕历史经常会误导。我们有必要对官方历史说不，这要求我们寻找另一个是。这与我们自身的生命有关，和虚构文学的生命有关，与思想体系也有关。比方说，革命是一次说不，但或快或慢，这个不转换成是，这时候另一个不就必须出现。我有时会想，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字。就算那个不是一个错误，它带来的好处也大于坏处。一个例子就是对今天这个世界说的不。
至于这本书就远没有那么雄心勃勃了——它是一个小小的不，不过仍然有能力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官方历史说十字军在一一四七年帮助葡萄牙国王光复里斯本，而通过在这句话里加入一个没有，莱蒙多不仅开始写另一部历史，而且他打开了改变自己生活的道路。对那个句子的否定也是对他原先生活方式的否定。那个否定让他的存在上了一个台阶，让他从日常生活，从每天的阴暗和忧伤中解脱出来。不仅他自身上了一个台阶，与玛利亚·萨拉的关系也是如此。
《巴黎评论》：在《里斯本围城史》全书中，莱蒙多和玛利亚·萨拉都被描述成陌生人，是他们自己城市中的外乡人。他们甚至互称对方为摩尔人。
萨拉马戈：对的，是这样，就是这样。到了最后，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这样。
《巴黎评论》：您说“我们”指的是葡萄牙人吗？
萨拉马戈：是的，但不仅仅是葡萄牙人。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城市里——我的意思是城市是一种集体生活的方式，但是同时，我们应该成为那座城市中的外乡人，摩尔人——摩尔人的意思是，摩尔人生理上属于城市，但同时仍然是城市的外人。这是因为他是一位可以引起变化的外乡人。摩尔人，听着，陌生人，陌客，这样说吧，这些人虽然身在城墙内但是依然在城外，他们才是能够改变城市的人，当然呢，我们希望是朝好的方面改变。
《巴黎评论》：过去您曾经直言不讳对葡萄牙的担忧。您对葡萄牙的现状及融入欧盟的计划有什么看法吗？
萨拉马戈：给你举个例子吧。一次采访中，一名葡萄牙记者问我们派驻欧盟的负责人若昂·德乌斯·德·皮内罗，您难道不觉得葡萄牙有丧失过多国家主权的危险吗？他的回答是，您说国家主权是想说什么？十九世纪的时候，只是因为停泊在特茹河的英国舰队将领不允许，葡萄牙政府就无法就职。说完他就笑了。难道一个国家派驻欧盟的负责人可以觉得这件历史事件很好笑吗？难道因为他相信我们从没有过主权，葡萄牙就不应该担心主权丧失吗？
如果欧盟能够继续推进，那么我们的政治家和外国的政治家一样，责任都会减小。他们将会变成本质上他们已经是的东西——只不过是代理人，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最大的谬论就是民主论调。这个世界上民主并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国际金融的力量，参与这些活动的人事实上统治着全球。政治家只是傀儡，事实上所谓的政治力量和金融力量狼狈为奸，这与真正的民主背道而驰。
人们也许会问，那你能提出什么替代方案？我什么也不提出。我只不过是个小说家，我仅仅写我所见的世界，改变它并不是我的工作。我不能一个人改变世界，何况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因此我限制自己，只是说我相信世界该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问题是如果我必须提出点东西，那会是什么。我会提出我有时称作“反向发展”的概念。看上去这是一个悖论，因为一个人只能向前发展。简单说，“反向发展”意味着：我们已经达到的水平已经足够我们舒适地生活了，这不是在说富人，而是那些身处中产上层的人。“反向发展”就是说，我们就停在这里，回过头关心数十亿被甩在后面的人。当然这一切都是乌托邦。我住在兰萨罗特，这是一个拥有五万居民的小岛，世界上其他地方该发生什么就发生什么。我并不渴望成为救世主，但是我的信念很简单，我相信世界会更好，而且很容易就会让它变得更好。
这个信念引导我说，我不喜欢现在我生活的这个世界。我构想的全球革命——原谅我乌托邦式的幻想——会出于善意。如果我们中间有两个人早上起来说：今天，我不会伤害任何人，接着第二天又说了一遍，并且真正按照这些话做了，那么世界会在短时间内改变。当然这都是胡言乱语，永远不会实现。
这些都让我怀疑这个世界中理性的使用。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了《失明症漫记》。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写作与这些主题相关的文学作品。
《巴黎评论》：您说过《失眠症漫记》是您写过的最困难的小说。这是不是因为，尽管在白色失明瘟疫情况下人和人之间表现出公然的残酷，还有在写作此类行为时您感受到不适，但从根本上您是一位乐观主义者？
萨拉马戈：我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没有悲观到会饮弹自尽的程度。你所说的残酷其实每天都在世界各地发生，并不只存在于小说中。就在此时此刻白色失明瘟疫也包围着我们。《失明症漫记》是对人类理性失明的譬喻。这种失明让我们能够毫不愧疚地送航天器去火星检验那个行星上的岩石构成，而与此同时千百万的人类还在这个星球上挨饿。我们不是盲了就是疯了。
《巴黎评论》：《石筏》也论述的是社会问题。
萨拉马戈：唔，并不完全一样，不过人们更喜欢这样看。人物喜欢把它看作是伊比利亚半岛从欧洲分裂。当然，这是故事的一部分，的确故事也是这么发生的：伊比利亚半岛与欧洲断裂，开始在大西洋航行。不过我想表达的并不是从欧洲分裂，那完全说不通。我当时想说的，我现在依然要说，那就是我相信一个事实：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根源并不是纯欧洲的。我是在对读者说，听着，我们一直是欧洲人，我们现在是，将来也会是欧洲人，除此之外没有另一种可能。但是我们有其他的责任，有关历史、文化和语言的责任。所以，我们不应该与世界其他地方分离，让我们不要与南美分裂，让我们不要与非洲分裂。这并没有反映任何新殖民主义的野心，而是正如《石筏》中发生的那样，伊比利亚半岛最后停在南美和非洲之间，这样的发展是有原因的。这是因为我们一辈子都在说南方，南方，南方，还有南方如何一直受剥削，甚至在那个南方其实位于北方我们也这么说。
《巴黎评论》：在您的《兰萨罗特日记》中您写上一次到访纽约，其中说到那个城市中的南方是在北曼哈顿。
萨拉马戈：是的，那个南方就位于北方。
《巴黎评论》：我必须告诉您，我特别欣赏您在《兰萨罗特日记》中对切尔西酒店的描述！
萨拉马戈：哦，那真是很糟糕。出版社让我待在那儿，但我并不确切知道那是谁的主意。他们觉得我说过我想要住在那儿，但是我从没这么说过。我从外面看过那家酒店，我觉得很迷人，但我从没有说：请把我安排住进切尔西酒店。我猜他们把我安排到那里是因为它有悠久的历史，不过如果让我在不舒适但历史悠久的酒店和没有历史但舒适的酒店中选择……我对自己说了好多遍，这是什么东西，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
《巴黎评论》：您在欧洲和拉美有很多读者，但在美国读者很少。
萨拉马戈：本质太严肃的东西不讨美国读者喜欢。但是有趣的是，我在美国获得的评论都非常高。
《巴黎评论》：批评家的意见对您来说重要吗？
萨拉马戈：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根据我对于好工作的标准，我的工作干得不错。我的标准就是一本书按照我希望的方式写成。离开我的手后，它就和生活中的其他事物没有区别了。母亲怀胎生子，希望孩子好，但那是孩子的生命，它不属于母亲。孩子会过自己的人生，或者别人会造就他的人生，基本上可以肯定不会是母亲期望的那种生活。我怎么梦想我的书会获得再多人再好的评论也没用，因为读者会照他们自己的想法看待我的书。
我不会说我的书应当让读者满意，因为这样说就意味着一本书的价值取决于读者的数量。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
《巴黎评论》：那次到访美国您还去了麻省的福尔里弗，那儿有很多葡萄牙人社区。
萨拉马戈：是的，我接触了一些移民，他们出于各种理由对我的作品感兴趣。让人吃惊的是，我在那儿到哪里都有很多听众，甚至是在我最近越来越不喜欢谈文学的情况下。我猜这是一个悖论，因为我写作，如果我写书，我难道该谈别的什么吗？唔，我是在写作，不过在成为作家前我也活着，所以我和生活在世界上的所有人一样都有各种想法。
最近我去了葡萄牙的布拉加参加一个有关我文学作品的会议，但是我们谈到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葡萄牙的现状还有该怎么做。我告诉大家，人类的历史看上去很复杂，但实际上非常简单。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暴力对我们种族的存活必不可少，为了食物，我们必须杀死动物，或者有人需要替我们杀。我们采集浆果，我们甚至还摘花装饰我们的房屋，这些都是施加于其他生命的暴力。动物也这么干：蜘蛛吃苍蝇，苍蝇吃苍蝇该吃的不管什么东西。然而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动物并不残酷。蜘蛛网住苍蝇只不过是把明天的午餐放进冰箱，但人类发明了残忍。动物不会互相折磨，但是我们会。我们是这个星球上唯一残忍的物种。
这些观察让我想到接下来的问题，我相信这个问题很正当：如果我们是残酷的，我们怎么还能继续说我们是理性的物种？是因为我们能说话？能思考？能创作？尽管我们能做所有这些事，它们还是不能够阻止我们，我们还是会去做所有那些我们参与的负面残忍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必须讨论这个伦理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个我越来越不愿意讨论文学。
有时候我自己想，我希望我们永远不能离开这座星球，因为如果有一天能朝宇宙扩张，在别的地方我们表现得并不太会和在这里不同。虽然我不相信我们会有这种能力，但如果我们真的能在宇宙定居，我们也会让它感染。我们大概就像一种病毒，幸运的是都集中在这个星球。但是我最近读到一颗爆炸的超新星，这让我得到了安慰。爆炸的光在经历了十六万六千年后才于三四年前到达地球。我想，这样呀，那就没危险了，我们永远到不了那么远。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四十九期，一九九八年冬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