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那个故事发生在西班牙港。所以主语肯定是我们，因为我正是在那个环境中长大的。这是我们对于荒谬的观念，它源自卡利普索民歌，这一荒谬的观念来自非洲。我在后来的人生中开始理解这种歇斯底里和荒谬感。
《巴黎评论》：也就更懂得品味它？
奈保尔：实际上我更感到害怕。因为我明白了人们可以如此荒谬，他们可以写下这些风趣的歌曲，也有潜力去焚烧一名警察。我害怕残忍。
《巴黎评论》：我注意到《世间之路》的结局和《抵达之谜》一样，是一场葬礼。
奈保尔：这真的只是巧合。也许在你告诉我之前，我都没想过这个问题。而我在写作中意识到的，是对尸体和葬礼的强调。一开始是一位为尸体着装的人，接着到了我所工作的红房子里的尸体，然后雷利的故事里也有很多尸体。
《巴黎评论》：是你愈发感受到人的速朽，还是说这是一种世间之路的感觉？
奈保尔：大抵人越是年长，越会勇敢地面对它。当人年轻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办法应对它。真的，这是死亡的肉体的一面，我不知道是什么推动了它。要让读者来评判，作者不能越俎代庖。
《巴黎评论》：你会有意识地改编早期小说的元素吗？
奈保尔：会的。你得把握到正确的视角：获取了材料，换一种方式写作，然后就产生了新的材料。
《巴黎评论》：你的后期小说采取了更为温和的视角，你认同这种观点吗？在我看来，你现在的创作手法更兼容并包。
奈保尔：说话要具体。我在哪里强硬了？你从哪些文字读出了我严厉的意味？举出个例子吧。
《巴黎评论》：比如说《自由国度》。
奈保尔：我在巨大的痛苦中和个人压力下写出了那本书。我在写作时十分谨慎，仿佛组装一只手表或是一件工程制品。而这本书的写作也确实十分精到。在一九七九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被邀请在纽约朗读我的作品，就在朗读的那一瞬，我意识到这部作品出奇地暴力，而直到彼时之前我都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其中的暴力并不是我有意的。那份暴力令我感到震惊。当我把笑话抖出来时，人们笑了；可是紧接的内容直接止住了他们的笑声。这是一段非常令人不安的经历。也许这反映了它的写作过程，出于和我人生相关的个人痛苦，我个人的苦痛。
《巴黎评论》：你能形容下你的写作方式吗？
奈保尔：我写得很慢。
《巴黎评论》：总是很慢？
奈保尔：我年轻时曾写得很快，当我状态好的时候大约每天可以写一千个词。我现在做不到了。现在即便是状态好，我每天也只能写三百个词，真的很少。
《巴黎评论》：你有写不出的时候吗？
奈保尔：常常有。大部分日子里我都写不出。
《巴黎评论》：海明威把他写不出文字的日子称作离死亡更近的一天。
奈保尔：我不像他那么浪漫。我只会觉得很恼怒。但我的年龄没有虚长，我已经足够明智，足够有经验，知道一切都会过去。如果我脑海中已经形成了那部小说，那么它总归会出来。问题不过是寻找正确的途径。
《巴黎评论》：约翰·厄普代克认为语言只应传达，而不应翩翩起舞、令人炫目，你会这么认为吗？
奈保尔：如果人们有什么想做的事情，他们就必须去做。我也希望我的行文能通俗易懂，我可不想读者在我的文字上犯难；我希望读者能通过我描述的内容，读懂我想要说的意思。我可不想他说：噢，天哪，这文章文笔倒是不错。这样的文章就写糟了。
《巴黎评论》：所以即便构思复杂，行文也必须简洁。
奈保尔：是的，要简单。我绝不用术语。生活中处处都是术语，无论是报纸上，还是朋友之间的对话中，而当你作为一名作者时，你有可能会变得非常懒惰。你可能会开始在用词方面犯懒。我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词语都非常珍贵。我想用一种珍贵的方式使用它们。
《巴黎评论》：你对英语文学感到绝望吗？
奈保尔：我并不对其感到绝望。因为如今它并不存在，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如今再要完成曾经有过的一切无比困难。至少在英国它的状况非常糟糕。英语文学不再存在了，但是它的过去如此丰富，也许如今也没必要为其扼腕。
《巴黎评论》：那些印度作家呢？你是否对他们也有同样的感受？
奈保尔：我还没考察过印度文学，但我认为印度将会出很多作品。印度曾有几个世纪都完全没有知识生活。那曾是个仪式化的社会，并不需要写作。可是当社会走出原先纯粹的仪式化生活，开始在工业、经济、教育方面进行扩张时，人们就开始产生了理解现状的需求。人们转向作家，而作家则需要引导人们、鼓舞人们。我认为今天的印度会出很多作品。印度的发展会证明这一切。
《巴黎评论》：回到暴力的问题，我想读一段《世间之路》里的话：“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残忍一直都显现在整个背景之中。街巷的语言中有着一种古老，或者不那么古老的残忍：人与人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习以为常的要挟，扬言要对你进行惩罚或让你丢脸，简直让人回到了种植园的年代。”
奈保尔：是的。人们总是用平静的语气，说出那些主人对奴隶才会说的话：我会揍你揍到尿失禁；我要扒你背上一层皮。这些话太难听了，你说呢？
《巴黎评论》：而你也一直抵制把愤怒简单化，把它归罪于殖民主义，归罪于黑奴隶的白人主人。你的眼里没有这么简单的反派。
奈保尔：简单的反派当然不存在。这是我们可以放心断言的事情。这种形象无法提供任何助益。它们不能为任何论点和讨论添砖加瓦。它们不过是一种口号。归罪于殖民主义是非常令人放心的口号。这些人在殖民时代一言不发；他们已经准备好一生都对人卑躬屈膝。现在殖民主义不复存在，他们开始无所畏惧地言说，可其他人的无所畏惧要来得更早。
《巴黎评论》：有人批评你说，你投向了压迫者的怀抱。
奈保尔：这些人都是谁？
《巴黎评论》：举个例子的话，德里克·沃尔科特。
奈保尔：我对此不知情。我不读这些东西。你不该问我，你该问他。你得自己判断这些事情。我没法一一照顾到所有事情。我的写作生涯也非常漫长。
《巴黎评论》：可是我想问……
奈保尔：至少你不该问我这个是不是投向了英国和奴隶主的问题……我的作品中有表现出这一点吗？
《巴黎评论》：我不会这么认为。
奈保尔：那你为什么还要问？
《巴黎评论》：即便你始终抵制简单化，但你周围的评论家们却没能抵制它。
奈保尔：那就是他们的问题了。你读过我的《中途航道》吗？那本书告诉黑人他们成不了白人，这造成了莫大的冒犯。在一九六二年的时候，黑人们认为独立的时刻即将到来，而他们也离白人越来越近了。
《巴黎评论》：《中途航道》是你第一次尝试非虚构类作品。
奈保尔：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每个人所能够处理的材料有限，就把他当作一个虚构作家。作家必须去观察、去感受，随时随地都要保持敏感。而严肃作家就不能做之前做过的事情，必须继续前行。我感到自己得继续前行。我感到自己不能再困在已然做过的事情上，我不该只是待在家中，假装在写小说。我应该出门旅行，探索我的世界，再让形式自然而然地呈现。然后我遇到了一件令我高兴的事情：一个种族歧视的政府，认为他们应该在面子上假装不搞种族歧视，他们要求我回来，在当地区域旅行。这就是我旅行开始的缘由，以及我写作《中途航道》的契机。
《巴黎评论》：你常常去印度旅行。你在三十五年前首度拜访，并为了写作和度假经常回去。你对印度持续地着迷，它的源头是什么？
奈保尔：毕竟那是我的故土，我天生就对过去有所知觉，此外我过去曾经和我的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我没法超越他们的认知，超出的那部分都不过是绝对的空白。我真的是在探索那片我所说的黑暗区域。
《巴黎评论》：你认为知晓你的故乡，以及塑造你的一切，对你作为一名作家所起的功能和所用的材料是否至关重要？
奈保尔：如果你跟我一样，并不了解你出生地的历史，也没人告诉你这段实际上并不存在，或者只存在于档案中的历史，当你这样来到世界上，你就必须了解你的故乡。这要花去很多时间。你也没法直接去书写世界，仿佛一切都浑然天成，一切都已然给予你。如果你是一位法国作家或者英国作家，你会对你的故乡和文化都了如指掌。可要是你像我一样，来自一片偏远的农业殖民地，你就什么都得学习。写作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探究和学习的过程。
《巴黎评论》：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间，你写了三本关于印度的书：《幽暗国度》《印度：受伤的文明》和《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而你在每本书中都对这个国家做出不同的回应。
奈保尔：实际上，那三本书相辅相成。你要明白我不希望其中任何一本去替代其他书。它们相辅相成，是因为我认为它们都是真事。写作它们的方式各不相同：一本是自传式的，一本是分析式的，而最后一本则是对这个国度人民经验的讲述。写作它们的时间当然也各不相同，就像印度一样，人们在各个时间存在着。所以你可以说《幽暗国度》依然存在，那是对入侵和溃败的分析，而那道心理的伤口依然存在。而在《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中，人们发现了一些微弱的声音，得以表达他们的个性，诉说他们的需求，这仍然是真的。这些书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它们依然存在、依然相关、依然重要。
而你首先必须铭记我是一名作家，一个写作段落、章节和书籍的人。这是一门技艺。我不只是一个发表言论的人。所以这些书代表了我这门技艺的不同阶段。《幽暗国度》是一件出色的艺术品，出色地混合了旅行、记忆和阅读。《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代表发现国家中人民的重要性。这本书的写作形式非常繁重，体现在我实际旅程中发生的种种事情，当你遇见不同的人时总会发生很多事情。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与他们交谈，不知道该怎么让他们跟你聊上天，你就写不出这本书。你的鉴别力要派上用场。我时而看看这个人，时而又看看那个人，看看他都是怎么说自己的……他的经历会不断地把你引向别的思绪。这本书产生于实际的旅途中，尽管写作本身也总要花去时间。所以不同的书是不同的艺术品，你要始终记得我是一名工匠，不断地改变艺术品；我始终都在尝试新的东西。
《巴黎评论》：你为了非虚构作品做采访时会使用录音机吗？
奈保尔：我从来不用录音机。它能够节省劳力，使得整个采访更为准确，可它也会控制我。我要写的内容只需做一个半小时的采访就足够了，尽管很多人觉得这难以置信。
《巴黎评论》：你会在遇见一个人后马上开始采访吗？
奈保尔：首先我会和你相遇，聊会儿天；然后我会征求你的意见来拜访你。在九十分钟的采访中，我能获取两千到三千单词的文字。你会看到我用笔记下你的话语，你也会配合着放慢语速，用自己的本性去言说。而你的话语仍然会有访谈的要素。
《巴黎评论》：《幽暗国度》中暗含了许多愤怒，而你关于印度的许多报刊文章也是如此。对于作者来说，你会觉得愤怒比理解更好用吗？
奈保尔：我不愿把那些文章当作报刊文章，报刊文章就是新闻，讲述的是今天发生的大事。而我那类的写作则试图寻找源泉，寻找社会和文化（尤其是印度）的动机。这种写作可不是报刊文章。我要纠正的是这种文章不是人人可写的。它需要作者具备一种深刻的天赋。我可不打算和新闻作者抢饭碗。
《巴黎评论》：可是你会觉得愤怒比理解更好用吗？
奈保尔：严格说来，我认为那不只是愤怒。那是一种深层的情感。没有它，写作就无以为继，你就只能写出报刊文章了。当你受到深层的触动，你会明白你无法直接表达这一赤裸裸的原初情感，你必须对其进行某种处理。你会把这一情感的精炼称作理解，正是它使得写作成为可能。愤怒和理解并不相互矛盾，因为理解正是来自于你所谓的愤怒。而我会把它叫作情感。它是写作所必需的。
《巴黎评论》：通过对《幽暗国度》的阅读，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你写到了一个印度观念，认为世界即是幻觉，它无比强烈地吸引着你，却又让你感到害怕。我想知道我的这种解读是否正确？
奈保尔：我认为你的解读非常敏锐。它既摄人心魂又令人心生恐惧。当一切都特别糟糕，而你自己的处境又是一团混乱时，人们会把它用作不作为的借口，一想到世界不过是个幻觉，可以躲到这个思绪的小屋中去，人们心中就会觉得宽慰。我发现人们很容易进入这种思维模式。在我写作《河湾》前的几个礼拜，我就一直沉溺于这种思维模式之中。我分明地感受到世界不过是个幻觉，我目睹着它在空间中旋转，仿佛一切都是我的想象。
《巴黎评论》：你去过很多地方，印度、伊朗、西非、美国的南方腹地。旅行至今还吸引着你吗？
奈保尔：旅行现在对我来说变得越来越困难。问题是，我不能去了一个地方，却不就它写点什么。我会觉得我错失了那一份经历。有一次我去巴西待了十天，却什么也没写。不过我倒是写了阿根廷和福克兰群岛，尽管我并不拥有其中的经验。我并没有去研究它，它只不过是从我身上淌过。这是对我生命的浪费。我不是个享受度假的人。
《巴黎评论》：瓦莱里不是说过，世界的存在是要被写入书中？你同意吗？
奈保尔：或者世界的存在是要被思考，是要进入人们的沉思。然后你就会享受这个过程，它就具有某种意义。否则你就活得像只小狗：汪汪汪，我现在要吃东西，汪汪汪。
《巴黎评论》：你的新书《何以置信》回到了伊斯兰教的主题，而这个主题你在《信徒的国度》里就审视过。你有预料到这本书的出版，会让那些敏感的伊斯兰护教人士来找你麻烦吗？
奈保尔：人们可能会批评我，但我总是非常小心，从来不去批评信仰和信条。我所谈论的不过是它的历史和社会效应。当然，一个人的所有书都会受到批评，这也是它们应有的待遇。但这本书不是要表达特定的观点。它要回到我更早先的意图，即一个人的所有作品相辅相成：在我写过的所有探索之书里面，我始终都试图达到一种形式，不让旅行者的重要性盖过原住民。我书写那些我遇到的人，我书写他们的经历，我用他们的经历来定义文明。这种书关涉个人经历，所以它很难造成你所说的问题，因为你没法说它诽谤了任何东西。我关注个人经历并塑造了一种模式。你也可以说这就是本故事书。它确实就是本故事书。
《巴黎评论》：与《南方的转折》和《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如出一辙？
奈保尔：当然如出一辙。但这本书是一项不同的挑战，因为我很注意不要重复同一个模式，这本书里有三十个故事，而我试图做到不同，让每一个故事都不同，这样读者就不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侵犯。我不想让不同的故事读出同样的感觉。
《巴黎评论》：你在写完一本书时会觉得筋疲力尽吗？
奈保尔：是的，会筋疲力尽。写作生涯如此缓慢，在我图书写作过程的末尾，我会如此疲惫。我的眼睛不太好，我觉得我都快瞎了。我的手指也很酸痛，得用胶布包起来。身体会在处处体现出这一劳动的艰辛。然后便要经历虚无的、绝对的空虚。实际上在过去的九个月里我就一直很空虚。
《巴黎评论》：有什么东西会触动你，让你回到写作中去？
奈保尔：实际上我现在就觉得受触动了。我想要回到工作中去。
《巴黎评论》：你想出了什么新方案没有？
奈保尔：我的写作生涯非常漫长，我在这一点上与众不同。大部分来自受限的背景的人都只能写一本书。而我是个散文作家。一本散文集可以容纳数千情感、观察和思绪，这需要很多的劳作。大部分人的模式是写点他们自己的生活。但我的模式却是书写他人。我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题材。如果我有那个精力，我可能会写得更多；因为可以一写的题材始终都有。可是我真的没有那个精力和体力。你知道，身体状况糟糕的话会浪费掉你很多时日。我老得很厉害。这么多年来，我为我的写作生涯付出了太多。我也花了很多时间，试着让自己过得舒适些。光是生活、写作和思考就能够让人疲惫不堪。
你的采访做足了吗？
《巴黎评论》：做足了。
奈保尔：你会觉得，我跟你聊天这会儿，又浪费了一点儿我自己吗？
《巴黎评论》：我当然不会这么想。
奈保尔：你会珍惜它？
《巴黎评论》：看来你不喜欢接受采访。
奈保尔：我是不喜欢，因为思绪太过宝贵，很可能会在谈话中流失。你可能会失去它们。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四十八期，一九九八年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