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你是指乔姆斯基和其他左翼的校园知识分子？
奥兹：在中东冲突问题上乔姆斯基总是非常教条。几年前，我在德国遇到了一些左翼知识分子，他们热情地支持萨达姆·侯赛因。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他们说因为他代表着贫穷的第三世界民族来对抗美国统治。我对他们解释说萨达姆代表着一个远远比瑞典还要富足的国家。他们问，怎么会这样？我说，根据人均国民收入统计，伊拉克比瑞典还富。他们说，但是我们看到伊拉克人居住在简陋的小房子里，生活在凄苦可怜的贫困之中。我说，如果瑞典人决定建立世界上第三大军队，瑞典人也会居住在简陋的小房子里。
《巴黎评论》：然而，如果双方的通情达理的人士坐在一起，就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比如说，你见过哈南·阿什拉维吗？她好像是位非常通情达理之人。
奥兹：我见过几百位巴勒斯坦人，并非真正出于心灵和谐的幸福感，而是出于某种讲究实效的原则。这也是西方的一个错误概念：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相互之间需要更多一些了解。我接受动机良好的美国社团的邀请，去和一些巴勒斯坦人度过了一个奇妙的周末，以便可以相互认识并相互喜欢，安静下来，冲突就会消失！就像集体治疗或者婚姻咨询。仿佛阿以冲突只是一场误会。我带给大家一条新闻：在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没有误会。我们都要同一片土地，因为我们都将其视为己有。这便为我们之间的激烈冲突提供了一种完全的理解。正如我所说，它是正义对抗正义——十足的悲剧。
必须通过痛苦的妥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通过喝咖啡。一起喝掉一杯又一杯的咖啡不能消除两个民族将这块弹丸之地视为他们自己唯一家园而产生的悲剧。我们需要将其划分。我们需要作出相互之间可以接受的妥协。
《巴黎评论》：你在年幼时期和青少年时期都看什么书？
奥兹：在我刚才说到的百年前的希伯来语作家中，有些也是执着的翻译家，他们翻译了大量十九世纪俄国作家的书，许多人从俄国文学中汲取了诸多灵感，他们也翻译了德国、法国、英国和北欧作家。我像个疯子似的阅读了全部作品——此外没做什么。
《巴黎评论》：哪些作家对你产生持久性的影响，并激发了你本人的创作才能？
奥兹：我九、十岁时，阅读描写古代以色列王国辉煌的犹太复国主义书籍。我决定成为反对英国委任统治的恐怖主义者；我用冰箱与摩托车残骸制造了一枚跨洲火箭。我计划把这枚火箭发射向白金汉宫，接着给英国国王寄一封信，说，或者你们滚出这个国家，或者把你们赶走！我是一个要在巴勒斯坦举行暴动的抗英孩子——我朝英国士兵扔石头，冲他们大喊，滚回老家去。因此我早期的读物带有民族主义色彩，本着为第三世界而战的精神：关于意大利复兴运动的书籍，如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写的是小孩子们通过英雄举动或自我牺牲来解救自己国家的故事。后来，我发现了俄国人，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尤其是契诃夫的作品。我感到契诃夫一定是来自我们耶路撒冷的邻居，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捕捉到那些说大话的、丧失活力的小小劳动改革家的特征。
《巴黎评论》：那么美国作家呢？你的作品经常被与福克纳的作品相提并论，他的创作植根于美国南部，植根于他自己的地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然而赢得了整个世界的青睐。
奥兹：有三位美国作家对我来说尤为重要，其顺序是：梅尔维尔、舍伍德·安德森和福克纳。我也钦佩其他美国作家，但是我从美国文学中挑选出这三位作家。
《巴黎评论》：你什么时候决定要当作家？在你“轰炸”了白金汉宫之后吗？
奥兹：这两种行为之间没有矛盾：我可以边做恐怖主义者，边写作。我父亲撰写言辞激烈的违禁小册子，抨击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在书中用各种名字称呼英国人，引用雪莱、济慈和拜伦的词句，证明他们是多么的伪善不忠。与此同时，他又大大地亲英，曾经有这样的趣事。一九四七年英国人曾在耶路撒冷施行宵禁，并挨家挨户进行搜查。我父亲应耶路撒冷地下组织的要求，把两颗燃烧弹藏在我们家中；这件事情很危险，因为恐怖主义活动要被判处死刑的。我们的住房很小，塞满了几千本书，我父亲把炸弹藏在一个书架上一些书的后面，并告知我们，以免我们误使其爆炸。英国人来了——我对那次事件记忆犹新，他们身穿土黄色短裤，垂到膝盖，下穿土黄色袜子，短裤和袜子之间的膝盖露了出来，就像阿尔卑斯山上的雪那样白。军官非常有礼貌，为造成的不便充分道歉，两个士兵开始搜查。我们惊恐万状。他们显然觉得，我父亲太学究气了，不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搜查得马马虎虎。他们转身离去时，军官礼貌地评论了一下书籍，询问是否有任何有意思的英文书。我父亲开始来劲儿了：你什么意思，先生？我们当然有英文书！他说着，开始一本接一本地把英文经典拽出来。我和妈妈呆若木鸡，唯恐他把炸弹的事情给忘了，他在炫耀之际，可能会突然把炸弹给暴露出来，或者是引发爆炸。我们之所以得救，是因为他把炸弹藏到了俄文书的后面——与巴枯宁、涅恰耶夫、克鲁泡特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藏在一起。
《巴黎评论》：你母亲在你十二岁那年去世，你十五岁时离家去了基布兹。为什么？
奥兹：我反叛父亲和家里沉闷乏味的气氛。我想要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我认为，我可以将父亲所谈论、但是没有任何实施的革命继续下去。我并不在乎学校或者大学——我想当拖拉机手，就像苏联电影中演的那样，终日干活，夜里喝得酩酊大醉，和基布兹姑娘做爱。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事发生了，但是却没有与书籍摆脱干系。
《巴黎评论》：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
奥兹：自从我五岁时学会字母表的时候起，我就一直在写作。我虚构小故事。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写，在基布兹当拖拉机手的时候写，在服兵役的时候写。当我意识到我生来就要写作，决定当一名作家时，乃是转折点。我在棉田里干活时写的两首诗和几个短篇小说得以发表并被广泛接受。于是我申请每星期分配给我一天的时间不干农活，从事写作。现在人人都可以声称，他或她是艺术家，不要从事手工劳动。一个委员会不得不决定谁具备艺术家天赋，谁没有艺术家天赋。他们说，如果我们给奥兹一天时间，再有人提出申请怎么办？有一个老人——和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说，也许这个年轻人有天赋，也许他是未来的托尔斯泰，不过他现在太年轻了。让他先在地里干活干到四十岁吧，然后他就有的写了。幸运的是他被否决了，基布兹告诉我说我每周可以有一天不下地干活，只要我在其他的日子里加倍努力干活，这一点我做到了。但是我可以集中精力——我在地里干活时一直思考着写什么。在写作日里，我一天写十二、甚至十五个小时。
《巴黎评论》：其成果便是你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胡狼嗥叫的地方》。你在开始从事长篇小说创作之前，决定把写短篇小说当作某种训练，就像一个运动员那样吗？
奥兹：我需要迅速的满足。我非常年轻，没有耐心和智慧做长时间的游戏。我可以在脑海里构思一个故事，而后坐下来，一天之内写出来。顺便说一句，我现在不这么做了。我的步调不同从前了。
《巴黎评论》：你认为你要回归文学类型吗？
奥兹：可能吧。即使现在我也有时回归，但是方式不同——以十几岁青少年性行为的节奏，用极大的欲望和不可遏制的饥渴去寻求满足。现在我写出了第一稿，再重写，而后再修改某个特殊的点，变更这个或那个部分，雕琢所有多余的素材。
《巴黎评论》：写完第一本书后，你去上大学。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学哲学？
奥兹：基布兹送我去上大学，因为他们需要老师。我父亲说你从来没有看到报纸上有一则广告说，需要吗：一位哲学家？因此我觉得我可以也学点没人愿意学的东西。但我是幸运的：我抓住了在耶路撒冷大学任教的一代伟大哲学家的末梢。马丁·布伯（martinbuber）的精神依然在那里发扬光大：格肖姆·肖洛姆（gershomscholem）、雨果·伯格曼（hugobergman）和其他人都在。耶路撒冷那时是从德国到布拉格的中欧思想的堡垒。但是我一边读哲学，一边处理一般规则，因为我是一个讲故事者。当讨论伦理学问题时，教授借助插图说，路得第一次见到大卫，我的思想便开了小差，开始想象围绕他们见面所发生的故事。但是我想方设法取得了还过得去的成绩，拿到了学位。
《巴黎评论》：都上什么课？你读了什么书？
奥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圣托马斯·阿奎那……但是专攻斯宾诺莎。
《巴黎评论》：斯宾诺莎也许是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他吸引你是不是政治原因？
奥兹：并非刻意。他创造了纯逻辑的冰殿，那是情感的结晶，当时令我极其着迷。就像音乐：他比任何哲学家都更为接近古典音乐。他令我感到刺激，就像巴赫。
《巴黎评论》：在《沙海无澜》中，你说斯宾诺莎并不反对希望，相反，他尤其强调人类自由的理念。我们自由地接受不可避免的基本准则。这是一种有趣的生存境况，你曾经和本—古里安进行了长谈，他也受到了斯宾诺莎的启迪。你可以详细阐述一下吗？
奥兹：我是指在斯宾诺莎学说里，观察与行动之间具有一种完美的平衡，观察并不导致消极被动与宿命论——你不会为了采取行动而非得抛弃智力。多数哲学家相信，你必须因为某种东西而放弃一些东西：或者理智，或者情感，或者这个，或者那个……
我是个年轻的士兵时，看到本—古里安撰写的关于斯宾诺莎的一些东西，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强烈反对本—古里安对哲学所作的阐释。令我吃惊的是，他的秘书竟然给我打电话，召我第二天拂晓去他的办公室。试想被王后或美国总统召见的情形。本—古里安威信极高，拥有十足的个人魅力，尽管身材矮小，脑袋很大。他走来走去，把我的论证撕成碎片，锋利犹如剃刀。
《巴黎评论》：斯宾诺莎承认基督的神性，被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宗教机构驱逐出教会，在犹太教中叛教罪十恶不赦。我认为他皈依基督教并非战术性的——他确实信仰基督教。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你曾受到基督教的诱惑吗？
奥兹：斯宾诺莎从未皈依基督教。他被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领袖逐出教会，但从来没有成为基督徒。至于我本人，我为亘古以来最伟大的犹太人之一耶稣着迷，但是我从未被基督教所诱惑。耶稣本人从来没画过十字，在他的有生之年从未看到或者从来未能看到教堂里面，要是他活得更长一些，他亦可亦不可，对这个或者那个基督教教堂感兴趣。或者他可以与之保持距离。
《巴黎评论》：回到你的写作上去。最为根深蒂固的艺术品通常最具有普遍性。伟大的俄国作家就是例证：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契诃夫就是俄国人，然而我们从他们的人物和环境中可以认出我们自己。但是在你的长篇小说中，人们形成这样一个印象，即真正的主人公是以色列——土地、人、历史。西方世界喜欢《我的米海尔》，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以色列女子汉娜和两个阿拉伯男子在苏伊士危机结束后一个时期内的关系。可以解读为表现了阿以冲突。你是有意地赋予其某种观念了吗？
奥兹：你知道，如果你写世界上某个混乱之地，一切都可用寓意来作解释。如果我写一位母亲、一位父亲及其女儿的故事，批评家会说父亲代表政府，母亲代表旧价值，女儿代表疲软的经济！如果《白鲸》在今天的南美以巴尔加斯·略萨的名义写成，人们会说它表现的是独裁专政。如果它由南非的纳丁·戈迪默写成，又会被解释为反映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冲突。在中东小说则会反映了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驱逐，反之亦然。因此，那便是你为一个混乱之地的创作而付出的代价。但是我总是以写一组人物开始。然后，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从来不写政治隐喻，也不写观念小说。
《巴黎评论》：然而，你说过阿以冲突是场悲剧，因为双方的土地主张都正确——“是正义对抗正义”。
奥兹：是的，在一篇政论中这么说过。可是我的长篇小说写的不是正义问题。我给你讲一个中世纪时期的一个哈西德教派的故事，说的是一个身份为法官的拉比，需要裁决一只山羊的所有权问题。他仔细倾听了两位原告的申辩，然后裁定两人都是对的。他的夫人说，亲爱的丈夫，这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把山羊一分为二；它或者属于x，或者属于y，他们不可能都对。拉比挠挠脑袋说，亲爱的夫人，你知道你是对的！
我就是那个拉比。如果我不得不用一个词来告诉你我的作品写的是什么，我会说“家庭”。我发现家庭是最为神秘的机构，最不可靠，最为悖论，最为矛盾。多少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听说关于家庭之死的预言，并看到了家庭如何在宗教、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与历史变迁中生存下来。看到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以及他们当中所发生的事情。这一理念使我们认识到世界上的许多冲突可以在家庭关系中体现出来：爱与恨、嫉妒与团结一致、幸福与神秘的永恒交替。这种交替几乎体现在我的每一部长篇小说中。在这个家庭中，每个人都与他人之间具有冲突，每个人都是正确的，就像在拉比与山羊的故事中一样。儿子是正确的，因为父亲专横残暴；父亲是正确的，因为儿子懒惰无礼；母亲是正确的，因为父子如出一辙，堪称绝配；女儿是正确的，她无法忍受家里的气氛，离家而去。然而，他们都爱着对方。因此我有时通过家庭视角看到国际冲突。
《巴黎评论》：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其不幸……
奥兹：恕我对托翁直言，我认为恰恰相反。关于不幸家庭的陈词滥调有半打之多，但是每个幸福的家庭——确属罕见——都是独特的。我对幸福家庭非常着迷。
《巴黎评论》：在你近期的几部长篇小说中，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有明显的变化。比如，倒数第二本英文译作《黑匣子》是书信体。你为什么突然选择了这种形式？
奥兹：很偶然。我是想在小说开篇写一个女人给她前夫写信，他们七年前就已经离婚。他们有一个儿子，丈夫声明完全放弃这个儿子，前妻想给他们安排一次见面。因此我想从她写信开篇。可是后来丈夫突然回信，他们之间开始了通信往来，其他人物也逐渐写信，就这样继续下去了，我无法操控，直至结尾。认为小说家是全能上帝的说法是错误的，他不可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某些方面，人物接管并操控了一切。小说家可以毅然决然地说，我拒绝这么做，可是他无法告诉他的人物成为怎样的人，如何昭示其故事。《黑匣子》逐步形成为一种书信体长篇小说是因为人物欲使之然。我得加上一句，书信体长篇小说是一种令人感到恐怖的困难形式，尤其是现在，人们只是拿起电话听筒，从不劳神写作，因此这种形式不具备什么可信性。既然人物之间没有对话，写信就是在作出回复。我是说现在谁还写信呢？夫妻吵架，谁都不理谁，就在冰箱上或者餐具柜上留个小条；孩子离家出走，给让他们无法忍受的父母写信要钱。因此书信成为亲密行为的媒介，与此同时也是分离行为的媒介。若想在传递思想时不会话说一半便被打断——家人之间争吵时经常发生此类的事，写信也是一种好方法。正如我所说，我总是从一系列人物写起。
《巴黎评论》：你最近一部长篇小说的另一个新面向便是其性爱因素。是因为你自己已经人到中年，开始追问起人生的基本方面吗？
奥兹：性爱一直在我的作品中有所表现。明晰的性场景不是很多，但是有性之电感。我觉得这并不是我近期作品中才出现的东西。
《巴黎评论》：你的长篇小说在以色列出版后，需要多长时间方能在西方面世？
奥兹：通常翻译一本书需要两年，取决于我的译者尼古拉斯·德朗士的工作进度，也取决于出版流程需要多长时间。新作将叫作《莫称之为夜晚》。它讲的是中年之恋，讲的是没有子嗣。故事发生在一个沙漠小镇，像阿拉德。两个中年人已经在一起生活多年，但是没有孩子……可是我不会把整个情节都讲给你听。
《巴黎评论》：你现在正在写的长篇小说呢？
奥兹：我从来避而不谈——人们不会把孕体展现在x光面前，那样会伤害胎儿的。
《巴黎评论》：你还年轻，还会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你想到过死亡吗？
奥兹：我现在五十七岁了，在以色列已经不再年轻。意思是说我比我的国家要年长了。我当然想到过死亡。如果不想到死亡，我就不会充满陶醉地享受人生的乐趣。我想到过死亡，但是我更多地想到死者。想到死者便是在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因为那些死者只存在于我的记忆中，存在于我的渴望中，存在于我重构以往瞬间的能力中，几近于大约五十年前出现的，普鲁斯特式作品对精确手势的重新捕捉。我一天花费几个小时重构我童年时代一个十分钟的事件：一个房间，六个人待在里面，只有我还活着。谁坐在哪里？谁在说什么？而后我思考，我尽量让这些人在我的心目中，在我的脑海里，或者在我的创作中长久地生存下去。如果当我死去时，有人以同样的方式让我生存下去，就公平了。
《巴黎评论》：人过五十，死亡会随时来临……就像哈姆雷特所说，有备无患。
奥兹：我宁愿死亡再过五十年才来。我热爱生活，极其享受生活，但是一部分享受则是，我的生活由死者和生者共同构成。如果死亡今夜来临，它则会发现我愤怒而不情愿，但并非没有准备。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四十期，一九九六年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