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志清/译
阿摩司·奥兹居住在阿拉德，一个拥有两万两千居民的新型小城，小城在一九六一年建于内盖夫沙漠。为同奥兹见面，我从耶路撒冷乘坐开往比尔谢巴的大巴，又从比尔谢巴转乘开往阿拉德的大巴。阿拉德中心汽车站的人都知道他家，有个男子为我带路：沿一条宽阔的林荫道上坡，道路两旁坐落着中型白沙岩公寓楼，直抵坡顶，侧面街上的一排排家居住房背对着沙漠。奥兹家门前的花园里种着玫瑰和羽毛似的硕大菊花，掩映在胡桃树的阴影下。
住宅内的陈设简朴而亲切。从客厅走下几级台阶便是奥兹的书房：这是一间整洁、子宫状的屋子，屋子里满满地码放着书籍，就像墙纸。一个长长书架上摆放着奥兹自己创作的多部作品，包括不同的版本和译作。房间里有张舒适的沙发和一把灰色平绒面的扶手椅、一张小咖啡桌、一张大写字台，角落里有一张小讲桌，此乃房间里的全部陈设。露台的窗户通向漂亮的小花园，犹如凉亭，花园里长着玫瑰丛和灌木，白花丹悬垂其上。再往上便是沙漠。“我为拥有自己的花园自豪，”他说，“是我自己造的。这里没有表土，因此得把土专门运来。”
阿摩司·奥兹讲一口地道的英语，只带有一点点口音。他的语句简短干净，表达力强，吐字清晰，停顿有致，就像他在写作。奥兹原名阿摩司·克劳斯纳，一九三九年出生在一个学者之家，其家人于一九二〇年代从俄国移民巴勒斯坦，后定居在耶路撒冷。十五岁那年，奥兹离家去往胡尔达基布兹，在那里居住多年，主要因为幼子患有哮喘病，他们才在几年前搬到阿拉德，因为沙漠的清洁空气可以缓解儿子的病情。奥兹曾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攻读哲学和文学，后作为预备役士兵分别于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三年在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作战。除十几部长篇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集外，他还出版了三部随笔集，主要涉及阿以冲突。他是“即刻和平”运动中最早的活动家之一，主张巴以两个民族之间要在相互接受、合作与分享土地的基础上进行妥协。
阿摩司·奥兹小说《了解女人》希伯来文手稿中的一页
当他开始从事创作时，采用了“奥兹”这个名字，意思是力量。他和夫人尼莉在基布兹相识，当时他们都是十五岁。他们有两个女儿，均已经长大成人，并且结婚，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说是“老来得子”——与他们住在一起。尼莉在阿拉德开了一家国际艺术家聚所，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可在那里进行为期八个月的居住与工作。
阿摩司·奥兹在比尔谢巴的本—古里安大学担任希伯来文学教授，并在英美诸多大学做访问教授。他经常收到讲座与会议邀请，去年他走访了几个欧洲国家——法国、波兰、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等等。
“他长得像梅尔·吉布森。”奥兹的英国出版商如是说。奥兹拥有一双翠蓝的眼睛，一头金黄色的短发，总是面带和蔼的微笑。他那谦恭有礼、优雅得体的举止，敏锐的智慧与学识，使得与他相处的整个下午非常惬意。时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淑莎·吉皮，一九九六年
《巴黎评论》：你的旅程安排已经够吓人了。可你依然有规律地每隔一段时间就出产一部作品。你如何分配你的时间？首先是每年如何分配，其次是每天如何分配？
阿摩司·奥兹：第一个规则便是我在构思一本书时从不外出旅行。我倾向于写作时不到国外旅行，即使在国内，我也把每年的旅行限定在三四次之内。并非总能做到，但这是我的模式。至于每天，我早上六点钟在沙漠散步四十分钟，无论冬夏。
《巴黎评论》：沙漠里下雪吗？
奥兹：是的，每隔两三年下一次雪。那时你应该看看正在穿过沙漠的骆驼们脸上的表情！只有那时我才真正了解到“困惑”（bewilderment）一词的含义！但即使不下雪，冬天也是彻骨的寒冷，黎明时分，当风暴似乎就要将整个小镇席卷进沙漠的那一刻，这里十分荒凉。但是独自在沙漠中行走就相称了。后来如果我在早报中看到一些政治家说这件事情或者那件事情永远不会发生时，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或那件事情将永远持续下去，那里的石头在发笑，在这片数千年不变的沙漠里，一个政治家的“永远不会”就像……一个月？六个月？三十年？完全没有意义。
然后我喝咖啡，来到这个房间，坐在写字台旁边，等待。我不看书，不听音乐，不接电话。再后来我写作，有时写一句话，有时写一段话——若是幸运，一天可以写上半页纸。但我至少每天在这里待七八个小时。我过去经常因一上午写不出东西而感到内疚，尤其是当我住在基布兹，其他的人都在劳动——耕地、挤牛奶、植树时，更是这样。现在我一想到自己的书，那感觉就像一个店主：我的工作就是早晨打开店门，坐在那里，等待顾客的到来。如果我得到一些顾客，那就是值得赞美的一天，如果得不到，那好，我就仍然做自己的事。因此便没有了负疚，我试图坚持做店主的日常工作。比如在吃午饭或晚饭前挤出一个小时，回信，回传真，接听电话等。
也许诗人和短篇小说作家可以采用其他模式来工作。但是写长篇小说是一项纪律性极强的事业。写一首诗犹如一次短暂的风流韵事，一夜情；写短篇小说犹如一场浪漫关系，一次浪漫爱情；写小说则犹如一次婚姻——人得变得诡诈，要策划妥协，做出牺牲。
《巴黎评论》：那晚上呢？阿拉德似乎没有令人激动人心的夜生活。即使在这样阳光明媚的下午似乎也会沉睡的。
奥兹：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个激动人心的小地方：有三家餐馆和三家银行，一个崭新的购物中心，一个理发店。近年来，资历很高的俄罗斯犹太人源源涌入。我们说如果一个俄国人没带着小提琴来，只是因为他或她是钢琴家。因此我们有很精彩的音乐会。
有时我吃完晚饭后来到这里，看我在白天写的东西。我无情地将其毁掉，第二天再重新开始。有时我出去到地方议会坐坐：那是咖啡馆的两条长凳，人们在那里争论人生的意义，历史的意义，或者上帝的真正意图，我喜欢那样消遣时光。
《巴黎评论》：你什么时候从事新闻写作？
奥兹：我写文章并非因为有人要求我写，而是因为自己我义愤填膺。我感到我得告诉我的政府怎么做，有时是告诉他们要怎么走。不是我说他们听。因此我放下所有的事情，写一篇政论，总是先在以色列发表，而后被《纽约时报书评》，或英国《卫报》，或另外一家出版物采用。你瞧，我并非政治分析家或评论员。我从意识到不公正以及我对不公正的反叛来写。但是，只有当我自己百分之百同意自己的见解时我才写文章，对我来说这并非常态——通常我并不完全同意自己的见解，针对同一件事，可以认同三五种不同的见解和感觉。也就是说，我在写故事时，不同的人物可以对同一主题表达不同的观点。我从来不写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使人改变自己的想法——一次也没有。当我需要使人改变想法时，我就写政论或文章。我甚至使用两支不同的笔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姿态：一支笔用来讲故事，一支笔用来告诉政府如何处理自己的事务。顺便说一句，两支笔都是非常普通的圆珠笔，大约每隔三个星期就更换一次。
与写故事不同，写文章往往六七个小时一气呵成。就像和我太太吵一次架——我们大呼小叫，然后加以修补。我们生活在费里尼的影片中，而不是生活在英格玛·伯格曼的某部影片中：做任何事都比沉默、相互之间不理不睬、让双方感到负疚要强。我在政治中也坚持这种原则。
《巴黎评论》：你怎样写作？是在小讲桌旁边站着写作，像海明威那样，还是坐着写作？你是手写还是采用文字处理器？
奥兹：我用手写。写字台上的那个机器（文字处理器）是用来打印的，而不是用来写作的。多年来，我使用我的便携式打字机打下最后一稿，这样其他的人可以阅读了。而今我用文字处理器也这么干。我甚至不在上面编辑，而是用手写的方式一遍遍重写。多易其稿后，我最终将其打出。文字处理器对我来说只是打字机，使得你不必使用色带涂掉或修改错误。
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而后站在小讲桌旁写下一个句子，再继续踱来踱去。我在写字台和小讲桌之间来回行走。
《巴黎评论》：你选择用希伯来语写作有两个重要原因。首先因为它是官方语言，因此负载着民族身份……
奥兹：啊不是，我从来没有选择希伯来语。我生就使用希伯来语。它是我的母语。我用希伯来语做梦、大笑和诅咒。我曾经多次说过，只有涉及到语言，我才是个沙文主义者。即使我不得不和这个国家分离，我也永远不会和语言分离。我感到语言就是一切，我对这个国家都不会总有这种感觉。
《巴黎评论》：第二个原因是希伯来语是一种神圣的语言，一种带有启示性的语言，一种上帝说话时使用的语言，就像阿拉伯语和梵语。使用希伯来语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责任。然而现代希伯来语据说只存在一百年之久，由比阿里克等诗人和其他早期作家创造。你能用英文写作吗？
奥兹：不能。希伯来语是我思考、计算、大笑、做爱的语言。是我生存的一部分。但你是对的，作为一门口头语言，它曾经像古希腊语或拉丁语一样死去。它拥有古老的文学以及中世纪文学，但是平时不通用。它用于宗教仪式，用于不同国家犹太人之间的学者交流。生活在穆斯林西班牙、热爱希伯来语但在日常生活中不讲希伯来语的犹太人在中世纪创作出技艺高超的诗歌。
因此，一百多年前希伯来语在这里得以复兴，但这种复兴并非意识形态决定使然，意识形态决定不能产生这种结果——任何论证与决定也无法让迦南人突然之间讲韩语或日语。希伯来语之所以在这里复兴，皆因它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拥有的一门共同语言。东方犹太人讲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或拉地诺语（一种西班牙语方言），而欧洲犹太人讲意第绪语、俄语、波兰语。他们唯一可以交流的语言——在大街上问路，租住房屋或店铺——是来自祈祷书的希伯来语。
但是对我来说，当第一个男孩用希伯来语对第一个女孩说我爱你时，希伯来语就复兴了。不然就是女孩对男孩说我爱你？这样的事情并非发生在十七世纪。我希望，男孩和女孩从此拥有他们相处的方式，并幸福地生活——他们理应如此，因为他们复兴了语言。然而，倘若不是已经出现了一种意义重大的希伯来文学主体，一种令人惊奇地包含进几种现代感受的文学，就不可能复兴语言。像比阿里克、布伦纳、别尔季切夫斯基、门德勒——这些名字对你或你的读者来说没有意义，但我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的。
另一方面，希伯来语就像一座火山，犹如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的诗人都是莎士比亚，而是指语言犹如火山爆发一样；一直是这样。因此用希伯来语写作是一种奇妙的挑战。
你说它是一种启示语言。说得对。一想到在大教堂里演奏室内音乐——你对音响效果就要尤为小心，否则你可能会弄出你不想要的许多回声。你需要使用具有预言性和神秘色彩意义的语词来描述父母与孩子之间因一点零用钱而产生的分歧。你不想引入《以赛亚书》《诗篇》和西奈山。因此你总是要在雷区悄悄行走。如果你有时想酿造一起爆炸事件，那么若通过在平淡无奇的句式中引进一个有分量的词语，则可轻而易举地做到。我感觉我是在使用一种奇妙的乐器。
《巴黎评论》：在以色列国家建立之初，创建一个学术机构一定有助于语言更新，使之适于表达你所说的“现代感觉”。你认为它重要吗？或者不管怎样，语言本身终究会进化？
奥兹：这对创建希伯来语非常重要。首先有了一个委员会，即后来希伯来语言研究院的前身，我骄傲地成为其中一员。该语言研究院致力于创造现代术语，当然，它无法控制语言，语言正如我所说犹如喷涌的火山口，拥有自己的有机生命。
《巴黎评论》：还有其他著名的现代希伯来语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格农、a.b.约书亚、大卫·格罗斯曼，等等。作家们在这个国家似乎得到了非常严肃的对待。在西方，商业考虑起到了重要作用。其结果，雪莱所言“诗人是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在这里似乎比在我们那里更为适用。是这样吗？
奥兹：我们的传统有些不同。在西方，至少在英语国家内，作家、甚至伟大的作家和诗人通常被视为表演者（娱乐者）。他们可以杰出，可以精湛，可以深邃，可仍然是表演者。就连莎士比亚也被视为一个高贵的、也许是最伟大的演员。与之相比，在犹太—斯拉夫传统中，作家们被视为先知。这也许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因为与先知不同，我听不到上苍的声音，我认为我并不比一个美国作家或英国作家更能做一个先知——去预见未来，或者充当人民的良知。
也许，我们可以开始探讨“小说/虚构类文体”（fiction）一词，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并不存在。学术界发明了“bidayon”这个词来翻译英文，但是在书店里，你不会看到我的作品或其他小说家的作品放在这个标题之下。你会看到这些作品放在“siporet”之下，其意为叙事散文。这样做有点得体，因为“小说/虚构类文体”具有某种撒谎的特质，与真实（truth）相反。在我看来此乃一派胡言：为什么颇费周折、如实地测量从酒吧到街角信箱之间有多少步的詹姆斯·乔伊斯，或者研究博罗迪诺战役细节的托尔斯泰被视为小说/虚构类文体作家，而使用诸如“中东沸腾的大锅”等陈词滥调的、最平庸的记者也被视为非小说/非虚构类文体（nonfiction）作家？小说家没有政治目的，但是关心真实（truth），而不是事实（fact）。就像我在自己的一篇政论中所说，有时真实的最坏敌人便是事实。我是叙事散文（siporet）作家，但我不是先知或者向导，我也不是“小说/虚构类文体”的发明者。
《巴黎评论》：然而你的创作更多地源于以色列今天的现实生活，你确实告诉百姓和政府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奥兹：因为我们的生活中浸透着历史。历史并非在电视屏幕上，或在海外，或在国会，或在下议院所展现的某种东西，它到处都是，浸透在生活中最为秘密的组织结构里。举例来说：在最近的海湾战争中，有人给我们发了抵御化学武器的防毒面具。我那患哮喘病、呼吸困难的儿子得戴防毒面具。我们被紧紧关在封闭着的卧室里，戴着这些可怕的面具坐在那里，样子就像怪兽一样，来自两千英里以外的威胁闯入了我们最为私密的生活。因此你看到了，我们无法摆脱现实。人们运用这个国家的历史瞬间来衡量时间：我在“六日战争”之前结婚，他们说。不然就是：我女儿在萨达特访问以色列那天出生。
《巴黎评论》：你在家里讲什么语言？你父母讲俄语还是只讲希伯来语？
奥兹：我父亲祖籍敖德萨，后移民到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当时隶属波兰；我母亲祖籍乌克兰。他们的语言是俄语或波兰语。他们在耶路撒冷相识，当时他们都在希伯来大学念书。我父亲懂十六种语言，讲十种语言，母亲也懂七八种语言。他们不想让我听懂时就讲俄语，否则他们坚持只用希伯来语。他们害怕如果我学会了任何一门欧洲语言，我就会受到诱惑去往欧洲，他们认为欧洲与犹太人不共戴天。他们自己对欧洲爱恨交织，因为他们对欧洲的爱没有得到回报：他们热爱欧洲，但是欧洲把他们赶了出去。他们在关键时刻离开了欧洲，否则我将不会坐在这里同你说话。
《巴黎评论》：你父母来自波兰与俄国曾经易手的地区，那里的反犹主义也许甚于欧洲其他地方。可是反犹主义是否为欧洲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呢？
奥兹：我说过，犹太人的形象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组成部分。有了不起的、值得崇拜的、近乎超人的犹太人，他们遭受了许多苦难，但胜过他人。然而也有可怕、恶魔般作祟的犹太人，他们用不光明正大的手段毁坏了一切。好、坏两种类型的犹太人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他们都不被视为个体，他们永远是其人种的代表。
《巴黎评论》：你认为以色列建国祛除了那种形象吗？我注意到这里的人，尤其是年轻的以色列人，一点也不像欧洲犹太人那样拥有保持与众不同的自我意识，而只是要做人，与世上任何地方的人一样。
奥兹：我不知道。当然是目的之一。眼下该使犹太人与基督教欧洲分离，并创造一种更为平衡的关系。一种睦邻友好的关系，一种来喝一杯咖啡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永久的主—客关系，主—客关系对客人与主人都没有好处。即便客人变成主人家杰出的一员，与主人的儿子或女儿结婚。即便犹太人在语言、传统和国家文化方面变得比“本土人”更加自如，也无济于事。
《巴黎评论》：你的作品委实植根于以色列，从最早描绘基布兹生活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何去何从》，到最近出版英文版的《费玛》都是如此。它们都因之引起了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你书中的主人公便是以色列地（thelandofisrael）。你的立场是，不能否认以色列地既是犹太人的家园，也是巴勒斯坦人的家园。那么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
奥兹：阿拉伯世界每年仍然花费二十或二十五亿美元用于军事装备。为什么？关键是巴勒斯坦人生活在这里，他们不会离开。以色列人生活在这里，他们也不会离开。因此他们是拥有同一片土地、同一个家里的两个民族。他们不能分享这个家，因此不得不将其一分为二。我认为，生活在占领地的巴勒斯坦人应该立即举行由国际监督的自由选举。他们将首次拥有代表他们的合法政府。
《巴黎评论》：自由选举造成极端主义分子上台怎么办？
奥兹：即使哈马斯也可以成为民主政治机器的一部分，承担责任，或者我们可以回到第一方阵，清楚地知道没有机会与之合作。如果是那种情况，我们将施行单边分治，说，你不想和我们谈判吗？非常好，我们分开：你拿走这张床，我们拿走那张床，你拿这间浴室，我们拿那个。如同分一套房子，将其变成一个半独立式的家。
《巴黎评论》：与此同时，还有人权问题：左翼人士指控你们在这方面没有采取强硬立场，谴责以色列占领军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
奥兹：这是一个确诊问题。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冲突并非民事权利问题，而是一个国际争端。我们没有征服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剥夺巴勒斯坦人的人权（他们从来就没有拥有过许多人权），也不会因此给他们人权。我们征服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是因为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遭到袭击，面临遭到灭绝的危险。一旦我们的安全有了保障，我们就应该从巴勒斯坦地区撤军，让其自行发展。巴勒斯坦的人权问题是巴勒斯坦人的问题。
《巴黎评论》：可是，在巴勒斯坦人起义的过程中，以色列人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是以色列人权人士思考的问题。
奥兹：认为可以有带有玫瑰色彩的军事占领乃是一种幻象。就像一次友好的强奸——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措辞。我竭尽全力寻找“终止”占领而不是“改善”占领的途径，因为我并不认为如果占领的条件好一些，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们不需要改善我们统治他们的方式，我们需要停止统治他们。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的态度比人权人士的态度更为激进。他们已经将这一问题视为两大共同体或两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而我总是将其视为两个不同民族之间的国际争端。因此，我并不浪费任何时间引进某种美国左翼概念，比如把巴勒斯坦人视为我们的美国黑人，或者提出我们只需要黄色公共汽车系统和取消不平等待遇。我不浪费时间做不相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