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辛：可能是因为我年纪大的缘故吧。我们的确会变得越来越超脱。我把每本书当成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框定了你的形式。并不像你所说的：“我想写一个科幻小说。”你是从另一端开始的，你想说的框定了你要选择的形式。
《巴黎评论》：你是一直不间断地写作？还是会在写完一部作品之后稍作休息呢？
莱辛：是的，我并不是一个劲儿地写，有时会有很长时间的间隔。但是你总是会有一些事情要做，你要写文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现在我就在写一些短篇小说。这很有意思，因为都很短。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的编辑鲍勃·戈特利布说，很少有人寄给他短篇小说，但是他发现它们很有意思。我想：“哦，上帝，我已经有年头儿没写短篇了。”所以我就写了一些一千五百字左右的小故事，这其实是很好的训练。我很喜欢这样。我已经写了不少。我想我会把它们命名为“伦敦写生”，因为它们都是关于伦敦的。
《巴黎评论》：所以它们不是寓言式的，也不是异国情调的？
莱辛：是的，完全不是。它们是完完全全的现实主义作品。我经常去伦敦的大街小巷闲逛，对伦敦了解不少。所有的城市都是一个大的剧院，不是吗？
《巴黎评论》：你的工作有规律吗？
莱辛：这并不重要，因为这只是习惯的问题。我带孩子的时候学会了如何在非常短的时间来集中做很多工作，捕捉灵感。如果给我一个周末或者一周的时间，我可以完成的工作你难以置信。现在这已经成了我根深蒂固的习惯。其实如果我写得慢一点儿，我可以写得更好一点儿。但是习惯是不好改变的。我注意到有很多女性作家是这样做的，而格雷厄姆·格林每天只写两百字。人家是这样对我说的。事实上，我觉得我自己在文思喷涌的状态下写得更好。你开始写一个东西的时候可能有点生涩，但是当你抓住了某个点，一切突然豁然开朗。每当这时，我觉得自己写得很好。坐在那儿，为了一个单独的短语而绞尽脑汁，我反而写不好。
《巴黎评论》：你最近都读哪些书呢？你看当代小说吗？
莱辛：我读得很多。感谢上帝，我读得很快，否则我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么多的作品。作家们会从他们的出版社得到非常多的书。我每周会从出版商那里得到八九本，甚至十本书。这其实是一个负担，因为我一直是一个尽职尽守的人。只看前面一两章就能知道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了。如果我喜欢，我就继续往下读。这不公平，因为也许你当时心情坏极了，或者一直想着自己的工作。但对于那些我一直敬仰的作家，他们最新的作品我是一定会读的。而且，当然还有很多别人推荐的书，所以我一直在读。
《巴黎评论》：你能跟我们再多谈一点儿你是怎样用“简·萨默斯骗局”愚弄了评论家的吗？我觉得你用假名为两部长篇小说署名的做法很有雅量，你让世人了解了年轻小说家们的遭遇。
莱辛：首先要说的是原先并没有打算要写两部的！原打算只写一部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写好了第一部，然后告诉我的经纪人说，我想把这当作是一位伦敦女记者写的第一本书来卖。我想找一个和我类似的身份，不能太不一样。我的经纪人了解了我的意思，便把书发给了出版社。我的两个英国出版商都拒绝了。我看了看阅读报告，内容非常傲慢。真的是很傲慢！第三位出版商迈克·约瑟夫出版社（我的第一本书的出版商）当时的经理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女人，她叫菲丽帕·哈里森，她看了我的书后对我的经纪人说：“这让我想起了早期的多丽丝·莱辛。”我们当时有点惊慌失措了，因为我们不想她到处这么说！于是我们请她一起吃午饭，我对她说：“这就是我的，你相信吗？”刚开始她还挺失落的样子，但接着她真的变得很喜欢那本书了。当时在美国克诺夫出版社任我的编辑的鲍勃·戈特利布也猜到了这是我写的。这样就有三个人知道了。然后法国的出版商打电话过来说：“我刚买了本一位英国作家写的书，但是我想你是不是对她进行了指导！”于是我又告诉了他。这样总共就四五个人知道。我们都希望书面世时，每个人都在猜想谁是作者。在正式出版前研究我作品的专家们每人都收到了一本这样的书，但没有一个人猜出那是我写的。所有的作家都很讨厌被这些专家给框住——成了他们的财产。所以，结果非常棒！这是天下最好的事了！欧洲的四位购买此书的出版商都不知道这本书是我写的，这也非常好。然后书出版了，我像第一次发表小说时一样受到了评论家们的评论，但都只是些小报的，主要是女记者们写的，她们觉得我和她们是一样的。然后“简·萨默斯”收到了很多的读者来信，大都是非文学界的，而且一般是由于照顾老人而要发疯的人。还有很多社会工作者写来的信，有的同意书中的观点，有的不同意，但都非常高兴我写了这本书。于是我就想，好的，我应该再写一本。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对简·萨默斯很着迷了。当你用第一人称写作时，我不能离那个人的本真生活太远。简·萨默斯是一位中产阶级，英国人，家庭背景很一般。没有比英国中产阶级更狭隘的事了。她没有上过大学。她很早就开始工作了，而且直接就进了办公室。她的生活就是在办公室的。她的婚姻形同虚设。她没有孩子。她不怎么喜欢出国。当她和丈夫一起去国外，或出公差的时候，回到家的时候总是最高兴的。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我得砍掉所有涌到笔端的其他各种东西。删！删！她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女性。她的是非观也是很清晰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一目了然。
《巴黎评论》：她的穿着呢？
莱辛：随便什么都可以！我有一位朋友非常在意自己的穿着。她为了让自己在穿着上完美而绞尽脑汁，苦不堪言，我可不想让我的人物受那样的罪！简·萨默斯是各种各样的人的集合。另一个这样的人是我母亲。我想她要是现在很年轻，而且也在伦敦的话，会是什么样的。第三个这样的人经常说：“我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童年。我非常喜欢我的父母。我喜欢我的弟弟。我们有很多钱。我喜欢上学。我很早就结婚了，我非常喜欢我的丈夫。”——她会这样没完没了地说下去的。可是突然有一天她的丈夫去世了。然后她从一位很可爱的“女孩宝贝”变成了一个“人”。我把这些人都集中成一个人物。以第一人称写一个和你很不一样的人物时，你会有很惊奇的发现的。
《巴黎评论》：你最初写《简·萨默斯日记》时只是想看看文学界的反应，是吗？
莱辛：是的。我对文学界这架机器已经了解了很多年。我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不是要看出版商的反应，也不是要看评论家和批评家们的反应，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我知道将要发生在这本书上的所有的事！就在公开此事之前我还接受了加拿大电视台的采访。他们问我：“你觉得将会发生什么呢？”我回答说：“英国的评论家们会说这本书不怎么样。”他们真那么说了！我看到了那些酸不拉叽的、令人讨厌的小评论。而与此同时，这本书在其他国家颇受好评。
《巴黎评论》：你在《什卡斯塔》的序言里写道，现在这个时代图书触手可及，但人们却看不到这种优势。你是否觉得我们正在远离书本文化？你觉得这一形势有多严峻呢？
莱辛：嗯，不要忘了，我记得“二战”的时候，那时市面上只有很少的几本书，纸张也很紧张。对于我来说走进一家商店或拿着一张列表看看上面有没有我要的东西，或是任何其他东西，这都是像奇迹一样的不可能发生的事。在艰辛的年代，谁知道我们还会不会再享受到那样的奢侈呢？
《巴黎评论》：除了讲述一则好故事外，你在提出这些预言的时候有没有一种责任感在里面呢？
莱辛：我知道人们经常会说：“我更多的是把你当作一名预言家。”但是我所说的那些话在像《新科学家》这样的杂志上都出现过了。没有什么是没有说过的！所以我为什么被称作预言家，而他们却没有呢？
《巴黎评论》：你写得要比他们好。
莱辛：好吧，我正打算说我以更为有趣的方式把它们说了出来。我也确实觉得自己有的时候在预言事件的时候，会突然冒出些想法，其实很多作家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我觉得一位作家的工作就是要提出问题。我非常乐意看到读者看了我的某本书之后仿佛经历了一场——我不知道是什么——文学上的甘霖。他们会开始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去思考。这就是我所认为的作家的职责。这也正是我们的功用所在。我们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考虑世界是怎样运行、为什么这样运行等问题上，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更加地敏感。
《巴黎评论》：你在六十年代的时候有没有尝试过像迷幻剂这样的东西呢？
莱辛：我倒是吃过一次麦司卡林。我很高兴我尝过了，但没有再吃过。当时的情形非常糟糕。给我搞到麦司卡林的那两个人有点负责过头了！他们从头到尾都坐在那里，也就是说我只发现了自己性格中“主持人”的一面，因为我从头到尾就在不停地做一件事：就是向他们展示自己的那种经历！部分的原因是我在保护着自己真正的感受。他们本应该做的是让我一个人待着。我想他们可能是担心我会从窗户上跳下去。我可不是那样的人！然后我就不停地哭。这一点没有什么，但是他们倒是因此而觉得很沮丧，这反过来让我觉得很烦。所以整件事原本可以有更好一点的结果的。我不会再做一次的。主要是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会有很不好的反应。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也吃了麦司卡林，然后整个过程就像一场噩梦一样，而且这场噩梦持续出现了好几个月——人们的头脑仿佛从肩膀上滚落下来。太恐怖了！我可不想那样。
《巴黎评论》：你是不是经常要外出旅行呢？
莱辛：太多了。我是说我都不想出去了。
《巴黎评论》：主要是公事吗？
莱辛：就是工作，你知道的，推销新书之类的。人们觉得作家就是要卖书的！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震惊的发展！我跟你说说我今年都去了些什么地方吧，都是为我的出版商去的。我去了西班牙……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当然这些都是很舒服的地方。然后我去了巴西，在那里我发现——我之前不知道此事——我的书在那里卖得不错。尤其是太空小说。他们对太空小说非常着迷。然后我去了旧金山市。他们说道：“你在这里的时候，你不妨去……”——就是这个表述，“你不妨去”——“沿着海岸到波特兰遛一下。”你去过那儿吗？
《巴黎评论》：没有，从来没有。
莱辛：你可真得去一次！在旧金山，他们都是享乐主义者、愤世嫉俗的人，很和善可亲，非常随和，而且穿着体面，当然也很随意。半小时的飞行后你就到了一个非常正式拘谨的城市，没有一点儿休闲随意的感觉。太不可思议了，它们就在同一条海岸线上。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度。然后我就第二次去了芬兰。他们有着世界上最好的书店！非常棒的书店！他们说那是因为这里的夜晚特别的长！现在我又到了这里。接下来我要去布莱顿，去参加那个科幻小说大会。我还在意大利赢得了一个叫蒙德罗奖的奖项，将在西西里颁发。我问：“为什么在西西里呢？”他们面无表情地回答说：“你知道的，西西里因为黑手党所以城市形象不好……”于是我要去西西里，然后整个冬天我都要工作。
《巴黎评论》：我听说你在和菲利普·格拉斯合作写一部“太空歌剧”。
莱辛：书的遭遇实在让我太吃惊了！谁会想到《八号行星代表的产生》会被改编成歌剧呢？我是说这很让人吃惊！
《巴黎评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莱辛：呃，菲利普·格拉斯写信给我说他想写一部歌剧，于是我们就碰头了。
《巴黎评论》：你以前听过他的音乐吗？
莱辛：没有！他寄了一些他的音乐作品过来。我花了好长时间才让自己习惯它们。我的耳朵总是在期盼什么其他事情发生。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然后我们碰头讨论了一下，结果很顺利，这也很让人吃惊，因为我们之间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相处得很愉快。我们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什么交流上的问题。他说那本书吸引了他，我觉得他说对了，因为那本书确实和他的音乐很配。我们见面了，一般是短期的，一天在这里，一天在那里，决定好了我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我负责写歌词。
《巴黎评论》：你以前写过类似的东西吗？
莱辛：没有，从来没有写过和音乐相关的东西。
《巴黎评论》：你在写的时候有音乐参考吗？
莱辛：没有，我们从歌词开始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写了六个版本了，因为这是一个故事，和他所做的不太一样。一旦某些地方定下来了，他就谱写那部分的曲子，然后会说这里还少六行或那里还缺三行什么的。这是个很大的挑战。
《巴黎评论》：你能再谈谈你的下一个计划吗？
莱辛：好的，我的下一部书是一本很小的书。一部扩展了的短篇小说。说句笑话，在英国短篇小说非常受欢迎。但在美国倒不是那么红火。美国人喜欢大书。那样的书才觉得物有所值。小说讲的是一家非常普通的家庭里出生了一个小精灵。这是现实主义的。我的灵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这位名叫劳伦·埃斯利（loreneiseley）的非常棒的作家。他写了一篇文章——我记不得是关于什么的了，文中说他在晨曦中的海边散步，在一条乡村的路上遇到了一位姑娘，他说是一位尼安德特姑娘：一个农村女孩在一条乡村的路上，没有什么可问的，只注意到她身材短小，头脑笨拙。那篇文章很感人也很忧伤。我一直想着它，我问道：“如果是尼安德特人，为什么不是克罗马农人，为什么不是侏儒或小精灵呢？因为所有的文化都在讨论这些人。”还有一个来源是发表在杂志上的一篇最为忧伤的文章，是一位女人投稿的，同时还附了封信说：“我只是想把这些写下来，不然的话我就会疯掉了。”她曾有三个孩子。她最后一个孩子，现在七八岁的样子，是一个天生的魔鬼。她就是这么说的。她说这个孩子除了憎恨周围的每一个人外什么也没有做。她从来没有做过什么正常的事，从来没有笑过或高兴过。她毁了这个家，他们没法忍受她。母亲说：“我晚上走进她的房间看着这个孩子睡觉的样子。我只有在她睡的时候才亲吻她，因为她醒的时候不敢那样做。”所有的这些都编进了小说中。关于这个小精灵的主要一点是，他自己是完全可以生存下去的。他是一个正常的小精灵。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和他相处。
《巴黎评论》：那个太空系列还有下文吗？
莱辛：有的。我没有忘记它。如果你读了最后一本，即《多愁善感的特务们》——这是一本讽刺小说，而不是科幻小说——你就会发现其结尾暗示了下一本书。在下一本书里，我把这个过于幼稚的特务送到了……我的那个坏行星叫什么来着？
《巴黎评论》：莎玛特？
莱辛：是的，送到了莎玛特上，为的是改良所有的一切。写莎玛特可能会有点困难，因为我不想把它写得太像地球！那样的话就太简单了！我想好了情节，但是我需要找一个基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巴黎评论》：你有没有为公众读过你的作品？
莱辛：没怎么读过。我只是在被要求的情况下才会读的。他们在芬兰没有让我那么做。我想不起来最近的一次是什么时候了。对了，是去年在德国，天哪！那次旅行实在是太糟糕了。那是在德国的一个学术机构里。我对他们说：“我将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我先读故事，然后回答问题。”他们说，就是学院派的人经常说的：“哦，你可不能指望我们的学生问你什么问题的。”我说：“你们就让我自己来处理吧。我知道怎么做。”不管怎么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德国是颇为典型的。我们四点就见面，等着讨论晚上八点才发生的事。他们不能容忍任何模棱两可的事或混乱发生——不行！不能容忍的。我说：“你们不用管那么多的。”礼堂非常大，我用英语读了一篇小说，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非常好。我说：“我接下来回答问题。”然后四个该死的教授就开始回答观众提出的问题，还相互讨论争辩，他们讨论的问题实在是太学术化、太无聊了，最后观众们开始起身离席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是个学生，他四肢伸开躺在出口处——当时一位教授刚发表完自己的长篇大论——大声嚷道：“无聊，无聊，无聊，无聊，无聊，无聊。”于是我也不管教授们的感受了，我说：“我将回答观众们用英语提出的问题。”于是他们又都回来坐下了，接下来很顺利……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教授们非常生气。那就是德国。德国的学术界是最烂的。
《巴黎评论》：最近你开始写一些非虚构类的作品。
莱辛：我刚写完一本书，一本很短的书，是关于阿富汗情况的。我去参观了那里的贫民营。在那里男人经常去找报纸，而根据伊斯兰的教义男人不能和女人说话。所以我们把焦点投向了女人。这本书的名字叫《风把我们的话吹走了》（thewindblowsawayourwords）。这是他们的一个士兵说的，他说：“我们大声呼喊向你们寻求帮助，但是风把我们的话吹走了。”
《巴黎评论》：你作为旁观者在那里逗留了很短的时间，（以这么少的经历）来写这么大的一本书，你是否觉得缺少权威性呢？
莱辛：那么记者在访问很短的时间之后是否考虑过他们所带来的信息的权威性呢？我的旅途很短，但是相对于很多记者，我在去那里之前对这些问题进行过几年的研究，所以我了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我在书里讲得很清楚）。我还认识一些懂波斯语的人。而这最后一点是很多记者所不具备的条件。
《巴黎评论》：一些美国的记者把你在这本书中的报道方式当成了靶子来批评，他们认为你的这次阿富汗之行是在一个亲阿富汗的组织赞助下完成的。你对此作何回应？
莱辛：这是左翼批评的沆瀣一气，你不能指望这帮人有什么严肃的言论。因为我在书中写得很清楚，我们的旅行不是任何一个政治机构组织的。我参加了一个叫作“拯救阿富汗”的组织，它是由我的一些朋友建立起来的，我帮助一些人去访问巴基斯坦，但不给他们经济上的帮助。我是自费去的，我的同伴们也不例外。这个组织和阿富汗人有紧密的联系，包括流亡在外的和在国内作斗争的，还有在伦敦作顾问的，等等。他们是我的私人朋友，而不是“政治性”的。目前为止：“拯救阿富汗”没有在管理上花一个便士，所有的集资工作，无论是在这里的还是在巴基斯坦的，都是自愿完成的。明白说吧：“除了阿富汗人，没有人从‘拯救阿富汗’组织里得到什么东西。”
《巴黎评论》：在《简·萨默斯日记》中你经常用像“假如年轻人知道/假如年纪大的人可以……”这样的话。有什么往事是你希望改变的，或者你可以给出什么建议之类的吗？
莱辛：我没有什么建议。问题的关键在于，你一定不相信我所知道的这一切都只是陈词滥调，所有的话都被人说过了，但你就是不相信你正在变老。人们也不知道他们衰老的速度是多么的快。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〇六期，一九八八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