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勒：我对于文学界在面对暴力时的敌意十分敏感。那是个一切都不确定的时期，我们不知道能不能走完那个世纪。我们也都适应了——我们现在仍然还怀有这种不确定性。这时，个人暴力被认为是非常令人厌恶的，不许谈论。而在我看来，暴力时刻就是存在时刻。它们就是生活。于是有人看着它们说，或许我可以拿它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
《巴黎评论》：那比如你看看像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这样的把自己的名字和一件可怕地暴力事件永远联系在一起的人——你看到了什么？
梅勒：嗯，首先，我得决定他是否是真凶。当我开始写《奥斯瓦尔德的故事》时，我觉得自己要是能去一趟俄国的话可能会有更多发现。我相信背后肯定有阴谋。而且我越是了解奥斯瓦尔德就越来越相信就算他是阴谋中的一员的话，他也只是个跑腿的角色。他绝不是在某种阴谋中起重要作用的人，因为他是个不合群的人。他太骄傲了。他想独自一个人干这件大事。我当然可能整件事就弄错了。因为我说奥斯瓦尔德杀了约翰·f.肯尼迪时，我也是顺着情报官员结论说的。这意味着我也是百分之七十五地肯定他杀了肯尼迪。当然，如果有人拿出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他参与了阴谋，我也只能承认我错了。但我认为他干这事原因很简单，就是他想出名。他想不朽。这点在他身上特别突出。再加上他有苏联和美国的经历，他把大规模暴力转换成了个人暴力，终于觉得自己在现实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巴黎评论》：你还坚持你文章《白种黑鬼》当中的观点吗？
梅勒：我还坚持认为肯定有那么一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人——他们的生活质量完全依赖于他们的性高潮。换句话说，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寻找能给他们带来更大高潮的姑娘。这就是他们的追求，这就是他们的爱情观念。谁能说他们错了呢？高潮是我们自身一种非常深层的表达。很多黑人非常恨我，因为我在进行高潮调查的时候问的黑人比白人多。我想的是，因为他们在很多方面被剥夺了成功机会，所以这时多重视他们一点是合理的。
《巴黎评论》：我想跟你谈谈作家是怎么升华现实素材的。劳伦斯·席勒帮你采访的加里·吉尔摩和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故事。那么你能谈谈怎么把事实变成艺术的吗？
梅勒：要说得艺术化些吗？好吧。拉里做了对吉尔摩的三分一，也许一半的采访吧——量非常的大。然后我也做了很多次，而我的助手朱迪丝·麦克纳利采访了所有的律师，因为她很擅长这个。最终我们有了大约三百个采访记录，我可能参与了其中的一半。之后，就有点像是把枫树汁弄成糖浆——整天放在炉子上熬，熬到最后就是精华了。我们的第二步是把它们变成虚构的形式。
这时我意识到事实和虚构之间有一个有趣的互反关系，这种感觉我都没法论证和解释，就是我越尽量地描写实际情况，它就越显得虚构化。当你有了一大堆干巴巴的事实时，麻烦的是这些事实大都不是——我想说什么来着——精练的。它们上句不接下句，到处都是补丁，变形和夸张。还常常不能保证真实。通常来讲，你都不用把所有这些事实凑起来，所以不管你怎么努力怎么认真，这个故事最后常常是和现实相背离的。
《巴黎评论》：太精彩了，接着说。
梅勒：好的。我说到这里意思是任何历史要是完全靠事实建立起来的话就会充满错误，会误导。必须靠人脑才能把曾经的现实综合起来。今天，现实已经不一定非得是曾经发生的那起事件了，而必须是人们有限的脑子里能容纳的现实，是事情将会怎么发生的可能性。这是跟以前完全不同之处。如果你读完一本书后说事情很可能就是这样发生的啊，你的思想就丰富了。我对于《刽子手之歌》的素材处理的原则是，这些东西如果仔细检查再检查，删减再提炼的话，就可以开创出一个现有素材的秩序，我称之为虚构。之所以是虚构的，是因为它有生气了。这就有很大不同了。如果你把事实用这样的方法堆砌起来，让它们获得了自己的生气之后再给读者，那你就是在写小说。小说不止是故事或传奇，也不是因为它与真实相对，讲的都是非真实的事实才叫小说。你可以写真人真事，可它还是小说。
《巴黎评论》：下面的问题你肯定不是很乐意听到。当你写《夜幕下的大军》时你感觉那是小说吗？
梅勒：哦，嗯，我没有带着“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这个标签去干活。直到今天，我也还不确定我当时写那本书的时候到底做的是什么。我认为《夜幕下的大军》不是小说。那本书是我所能写的最真实的了。它是自传性的叙述，这跟小说可不是一回事了。
《巴黎评论》：你的两部普利策获奖小说都是基于真人真事写的，你对此有什么想法吗？
梅勒：有人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梅勒当然是个非虚构文学的作者——他不是真正的小说家。对，这让我很恼火。因为说这话的人显然不熟悉我的作品。没人读了《妓女的鬼影》后会说它不是小说，对吧？没人能读完了《古代的傍晚》后敢说它不是小说。他们只是不熟悉我的这些作品，就这么回事。他们就凭他们读过的几本碰巧是非虚构的书就下结论了。
我承认我这些年来有喜欢写非虚构作品的问题。我之所以热衷写非虚构的作品是因为它比写小说更简单些。你不用担心故事怎么编。
《巴黎评论》：这可不行，诺曼。这样不对。
梅勒：不，你等我说完。如果你写的是虚构作品，你可以让你的故事随便发生在任何一个早上。你可以让你的主人公去做一件对你目前来说非常严肃的事，然后你就得顺着这个行动去写了，你必须着眼于这个行动的一系列后果来写。两个后，六个月后，最可怕的是，直到两年后，你突然醒悟过来你一开始那天就走错了。这在写小说的时候是屡见不鲜的，足以把你吓死。
《巴黎评论》：好吧。可你不会说你之所以写非虚构作品是因为它写起来容易吧？
梅勒：不——当然不。我写非虚构作品是因为这些工作来找的我。比如《梦露传记》，当时司各特·梅瑞迪斯是我的经纪人。他打电话来说他拿到了一个为玛丽莲·梦露写两万五千字的传记的代理，价钱很好。然后他就说了数目。
《巴黎评论》：多少钱？
梅勒：根据当时的记录是五万美元。那时候这可是个大价钱。司各特对我说，你看，诺曼，这价钱真的挺好，但是别写太多了。结果我写着写着被梦露吸引了，最后交稿时是九万五千字。这样，五万美元最终也就成了一般的报酬而不是意外横财了。我要说的是，这部书写起来很顺手。我不用做太多思考。这位金发美女的生活已经令人难以置信了，根本不用再去创作什么——素材就在那儿摆着呢。最重要的是，写这本书让我对真实的事实和虚假的事实有了很多经验。要知道，那时我成天跟一群骗子打交道。好莱坞的每一个人都是夸大，歪曲，裁剪或者操控故事的高手，所以你就得像情报人员一样去甄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巴黎评论》：你是不是有点喜欢做情报人员的这个状态？
梅勒：答对了！我有一次给《名利场》写一个关于沃伦·贝蒂的故事。我很喜欢他，我觉得他也喜欢我。我还想让他参选美国总统呢。那是一九九一年，他当然不同意。后来亚里安娜·休芬顿写信建议他参选总统。于是我就给沃伦打电话说，你当副总统行吗？他回答说，好啊，好啊，你想干什么？情报局长，我告诉他。那就你了，他说。然后我们就笑啊。哎，要是沃伦·贝蒂当了总统就好了。
《巴黎评论》：福楼拜觉得读者可能会发现爱玛·包法利的模特和作者非常接近。那在你笔下的众多人物中，有没有一个你可能会说，比如阿道夫·希特勒，就是我？
梅勒：我在写沃伦的故事的时候，去看了沃伦·贝蒂主演的电影《巴格西》，那时还没公映呢。《巴格西》中的暴力是很突出的。虽然沃伦·贝蒂平时看上去很活跃，有点像运动员，可你不会觉得他暴力。所以，当看到他令人信服地饰演了这个暴力角色时很是惊讶。我跟他说，你不怕你的朋友们从此在你身边会不舒服吗？他说，哦，不会，我绝大多数的朋友都是演员，他们能理解。要演好一个人你只需要不超过百分之五像这个人就行。然后他咧嘴笑笑说，当然，如果你要是有百分之七十五像就更方便了。所以我说，写希特勒，我只要百分之五的相似度就够了。
《巴黎评论》：你写出来的可远不止百分之五。
梅勒：你要把你全部的火力集中到一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很少有人能成为成功的小说家并保持成功的原因。他们很有才华，但是还得把力量集中起来做事。这里就有些不是那么舒坦的事了。比如，做一个小说家意味着你得准备过一种苦行僧的生活。当你真的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得连续十天坐在那儿，对你的伴侣，对任何人都不搭理。你也不想被搭理，你不想接电话，甚至都不大想跟你的孩子说话——你只想独自呆着写作。这很困难。而且每天早上你都得到那儿面对着空白的纸张重新开始。所以，干这一行要求的不是一般的集中精力。你必须努力进入一种精神上的压抑才能达到思考的境界。你不是自己在想，你要以推动这部小说的人物的身份去思考。
《巴黎评论》：你有没有过百分之七十五的情况，就是觉得你对这个人物把握特别大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你从心底了解这个人物，而不仅仅是他妻子们的名字和他们有过多少次约会。比如说毕加索。
梅勒：要是那样就容易了。可是没有，从来也没超过百分之七十五。总是少于一半。我是说，这些都是非同寻常的人。像你提到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加里·吉尔摩，玛丽莲·梦露，希特勒。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特性？他们基本上都是没有根的人——都是不会有身份认同危机的人。
《巴黎评论》：那穆罕默德·阿里呢？
梅勒：哦，我觉得他每隔几年就得重新打造自己的身份。
《巴黎评论》：为什么？
梅勒：阿里关注的不仅是拳手，还有赛场，还有观众。他有着绝对的清醒。所以每次他的地位转换了，他大起大落好几次呢，每次他都会变成不同的人。所以，他有身份危机。或者叫调整，身份转换。
《巴黎评论》：耶稣基督呢？
梅勒：如果你知道自己是上帝的独生子，你的身份危机就多了。
《巴黎评论》：你一直对那些著名人物的光辉与苦难情有独钟，但是对于家庭生活的细节或是美国大众下笔不是很多。索尔·贝娄就把他周围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都写进了小说里。你曾经有过六次婚姻，可是却从来没像他那样利用过这些经历。
梅勒：确实没有，有原因的——就是，我认为你生活中的基本经验是你想象的水晶球，你可以把你的想象用不同角度的光线来照射。光线照过来，你可以从这边放它过去，也可以从那边放它过去，不同的角度就会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叙述，写成不同的小说。就像演员的表演一样。我从来都没有直接描写我的任何一个妻子，我甚至也从来没写过我的任何一位妻子。但我肯定写过这些妻子们不同的特性，我的孩子们的特性，因为我不信任直接使用仅仅一个人的经验。我觉得要是你这样做的话，你就取消了其他的可能性。
《巴黎评论》：现在，要想跟你谈论虚构艺术而不涉及政治是不可能的了。你也曾经自诩为左翼保守派。
梅勒：我还是。我就是左翼保守派。
《巴黎评论》：那我们来聊聊新保守主义吧。它现在在美国可盛行了。我很好奇你跟诺曼·波德霍兹他们的关系，这些人都是在长时期奋斗之后，偏离最初方向比较远的人。
梅勒：嗯，我能理解他们。而且，事实上，我觉得我对波德霍兹的转变还负有一定的责任。他和我曾经是很好的朋友。他写了本书叫《成功》，遭到了严厉抨击。他在左派里很不受欢迎。我一直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不遭人待见。可是他们大肆糟蹋这本书，你都难以想象。那情景实在不太好看。那时我还没读这本书——或者说我刚读了一半，觉得还挺好的。我看见他们这么糟蹋它就对波德霍兹说，我也来写个评论吧。于是我就把后半部也读完了，这才发现这本书前后矛盾。后半部简直是太可怕了。前半部里，他的理论是左派的那些小秘密，都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所熟知的，想发扬光大的，想使之成功的思想。不过他们都只是私底下藏着，没让外人知道。但这些他们从来不谈论的东西才是他们真正的动机。你可以谈性，但是你不能谈理想，谈对功成名就的渴望。他就全给兜出来了。然后他开始描绘左派里的各个成功人物——全是些伪善的，甜美的小画像，我们这些圈内人一看就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我对于他能如此背叛自己的书吓坏了。这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换句话说，你如果想要在理论上强大的话，你最好是在细节上也够坚实。这才能算是一本好书。要两头硬。他却两头都不是。
于是最终我也开始嘲讽他这本书。而且我还特别不留情。现在回头想想，我可能有点太过了。他陷入了低潮，躲起来大概有一年……啥也没干。只是编他的杂志，听音乐，几乎不见什么人。之后，他就转向右派了。不仅仅是站到右边，而是要比右派还右派。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在把他推向那边的过程中是有责任的。这很糟糕，因为现在他开始为他在右派那边所犯的错比如说支持伊拉克战争付出代价了。那他也得受着——他必须得为他新保守主义的愚蠢行为负责。
《巴黎评论》：政治是你的激情所在——而且是在行动层面上，有一阵子也在写作层面上。那你实现了你希望的政治局面了吗？
梅勒：如果你是个政治性作者，你就会一辈子攻击你政治上憎恶的东西。可能成效甚微。但是你内心就有这种冲动。一度我还进入政坛两次参选纽约市长，以为我能够改变现状，结果我发现还不如参加个足球队呢，那时我对足球一窍不通。
《巴黎评论》：一九六九年的市长竞选标志着你政治生涯的结束。
梅勒：不过之后我明白了几件事。其中之一是我没有足够的耐力，我是说这种三四个月的竞选运动对我的年纪来说太辛苦了，我一直觉得很累。我们在媒体上几乎没有声音。很多时候，似乎我们只是自己在跟墙打。我当时说的话后来广为流传的一句就是你不可能指望一个新生就能选上兄弟会主席。不过我刚说完这话，吉米·卡特就当上了总统。他打破了规则，但是他不是个成功的总统。
《巴黎评论》：那你一定很好奇捷克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是怎么又当总统又当作家的？
梅勒：我不大清楚他的事业。我们曾经见过一次，好像不大愉快。因为我去过哈瓦那，就谈起了见卡斯特罗的经历，说他是个有意思的人，这其实也不可否认。但是哈维尔一言不发。显然我不是个他认为需要发展关系的人。所以我的感觉是，嘿，你告诉我一边去？我也就叫你一边去！他激起了我身上老布鲁克林人的骄傲。
《巴黎评论》：但在某些层面上你们俩是能理解的？
梅勒：我理解，可我觉得这是气量小。对，他是一辈子都在和共产主义做斗争，他讨厌他们，但是你得会区分啊。共产主义者里也有比较好的人。要说地球上还有一个的话，那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我的意思是说，共产主义者中间的区别也大了——那个迫害哈维尔的普通共产党人只是个官僚，他只是上行下效，混口饭吃，他之所以成为一个迫害者，是因为他是个庸才。而卡斯特罗则不同，每一个美国总统都很恨他，原因很简单，就是他领导的国家敢于战胜美国。他们是怎么当上总统的？通过和他们几十年来一直都鄙视的人握手上台的。哈维尔应当能够看清楚这区别。
《巴黎评论》：弗兰纳里·奥康纳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谁在充当美国的代言人？”她给的答案是广告公司。你能觉得什么时候美国小说家可以成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梅勒：不，现在不行。我也很沮丧。我希望我能更肯定一些。但是商人们已经掌握了这个国家。美国伦理里有一个深远的转变。我们过去是个为自己制造的产品自豪的国家，它们不一定是最棒的、最漂亮的或最精确的，但我们产品的绝对对得起我们的经济繁荣。现在这个国家只为营销而自豪。
《巴黎评论》：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那时候知道美国已经幻想上瘾了。但现在是不是可以说美国人更加沉浸在自欺欺人当中呢？
梅勒：说到外交事务，我们从二战以来就一直生活在谎言中。现在，大概是战后五年或者十年起里，俄国是个意识形态威胁，因为他们对于贫穷国家有很大吸引力。这没问题。后来，他们不景气了，不再是我们的巨大威胁了。可是四十多年来，冷战还是持续不断，我们一直让美国人以为自己还处在一场意识形态之战中，我们必须得赢。于是就有一大堆狗屎，就像岩浆一样慢慢流入美国人的脑子里。
这个国家大多数人都信仰耶稣基督。他们认为同情是最伟大的美德。但是我们只有在礼拜天才相信这一点。至于其他六天，我们是激烈竞争的国家。我们忙得跟个鬼似的就为了比邻居多挣点钱。文化是美国人反应最慢的一个词。一个欧洲人清楚地知道文化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建筑里，弯弯的街道上充满了文化。而我们的大街都是直来直去的，因为这是到达市场最快的路。所以，美国人的生活中有巨大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就是我们不是好的基督徒。卡尔·罗夫模式——愚蠢加爱国主义——就粉墨登场了。两党的宣传机器，尤其是共和党的，主要就是灌输我们是个高尚，正义的国家，想的全是为了这个世界更美好，我们是上帝保佑的国家，上帝也希望我们成功，我们是上帝的项目。在这种口号之下，还存在着一种持续的羞耻感，持续的负罪感，惭愧我们没有自己假装的那么好。
《巴黎评论》：年轻的美国作家已经发出呼声，表达对美国高雅文化遭到忽视的担心和奥普拉读书俱乐部的兴起忧虑。可是在我看来，作家们干得还行，实际上，是批评文化出问题了。作家的成长是以一代文学评论家的成长为条件的，或者说是和他们共同成长的——评论家们应当有政治感觉，对高雅文化充满尊敬。我想到的是欧文·豪，阿尔弗雷德·卡赞，莱昂内尔·特里林，当然还有埃德蒙·威尔逊。请回答我两个问题：这些批评家读者的存在是否影响了你为之写作的文化意识？第二，这种批评文化的消失是否把小说的优良品质也带走了？
梅勒：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非常肯定的。那些评论家们是审视我的同辈。我见到特里林和豪比见到什么电影明星都要激动多了。埃德蒙·威尔逊是最接近耶和华式的人物了。你期盼得到他们的尊重，你会很害怕他们的否定。同时，随着你的成长和发展，你也不觉得你低他们一等。最后，会有一个时刻——一个快乐，幸福的时刻，你可以说，好吧，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比欧文·豪懂得更多一些。那真是美好一刻。可惜再也没有了。那些评论家都过世了。我目前没发现谁能替代他们。
《巴黎评论》：你是特里林的朋友。你觉得这类人帮你确立了你的写作风格吗？
梅勒：我和莱昂内尔不怎么熟，他从来没怎么介入我的哪一本书。但是跟他很好相处。他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写过一本书，《自由的想象》——你可以争辩，你可以接受，也可以思考。他是个很适合晚上坐在一起聊天的人，因为他的脑子是如此之好。他妻子戴安娜倒是很有热情，非常情绪化，她开放，冲动，暴躁，什么事情都立场鲜明，绝不含糊，非常有趣——完全是莱昂内尔的对立面。我想我可能更接近戴安娜。我们俩就像表兄妹。我们一直吵个不停却又相互敬慕。当然，还有莉莲·海尔曼——他们不可能成为朋友的，特里林两口子和海尔曼夫妇，因为莉莲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而特里林夫妇是非常反共的。不过他们从来没讨论过这个话题，直到最后他们分开。
《巴黎评论》：“婚姻是个可行的机制”，你的新书里的叙述者说，“尤其是对于可怕的人来说。”这句话让我发笑。
梅勒：哦，那是魔鬼在说话。不是我。
《巴黎评论》：随便是谁说的。但我还是想知道你的婚姻是否有助于你的写作事业。
梅勒：我们换个问法吧。毕加索的婚姻——我们还是说伴侣关系吧，让他成了一个更好还是更坏的画家呢？这真是个有趣的问题。
《巴黎评论》：她们当然给他带来不同的变化。
梅勒：每个妻子都是一种文化，你要是进入另一种文化，一种不属于你自己的文化，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而且还要考虑到婚姻并不总是一个舒适的机制，你在这个文化中也会受伤。比如说，假如你花了十年在法国，然后最终决定离开。你不会剩下半辈子都说，我恨法国。你会说，法国有很多好东西，但我跟它合不来。但是我在法国的十年是很快乐的。女人不喜欢这个解释，因为她们把这看成是男人的诋毁。哦，这就是那个消耗了我的青春然后溜之大吉的家伙。话不是这样说的。男人和女人一样也会老的。我脑子里从来没怀疑过毕加索在每一次婚姻中都是一个不同画家想法。我觉得你可以说——我不是把自己比作毕加索啊，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比我大了去了——我的写作随着我妻子的变换是有变化的。每一段感情都对作品有巨大影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忠诚观，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正邪观。
《巴黎评论》：正邪？
梅勒：我们对于正邪的理解源自我们的父母。往下，也会受到他跟孩子的关系的影响。
《巴黎评论》：如果一个作家这么有思想——或者说这么有方向，那是不是说他应该有孩子呢？
梅勒：我不给作家开处方。我是说，如果亨利·詹姆斯也照我的方子去做，他会成什么样子？
《巴黎评论》：詹姆斯自己可是开了很多方子的。
梅勒：他有个盲目崇拜的世界观，搞得跟个全心全意的宗教人士似的。
《巴黎评论》：他最著名的散文标题就和这个访谈系列的名字一样，《小说的艺术》。其中他列出了好文章的标准。“要丰富而优雅，追求完美。”“不要想太多乐观主义或是悲观主义，努力抓住生活本身的色彩。”他对于这份工作要求什么有明确的概念。
梅勒：我可不想生活在他的生活里。太繁复就会导致什么也没有。不仅仅是在作品中，日常生活也是如此。特定的晚上都该穿什么衣服，每次说话都得考虑自己的话够不够文雅，诸如此类的。不，人决不能这样束缚自己。
《巴黎评论》：还有个友谊的问题。美国作家多多少少都受他们的友谊的影响了——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还有舍伍德·安德森和西奥多·德莱塞。
梅勒：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的友谊从来没受到过打扰。
《巴黎评论》：是没有。但是友谊对他们的各自都产生了一些影响。
梅勒：好吧，嗯，我给你的例子是詹姆斯·琼斯和我自己。
《巴黎评论》：还有威廉·斯泰伦吧？
梅勒：我有一阵子跟威廉·斯泰伦有点紧张。他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你要明白一件事。琼斯和斯泰伦还有我自己，我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竞争。作家们不被理解的一点就是我们之间竞争非常大。我们都跟明星运动员一样相互较着劲。尤其是那些进入公众视线里的。我们不会说，哦，你们干吗要互相嫉妒？我们大家都承认有才华不就够了吗？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互喜欢呢？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竞争。你不能跟运动员说，你们争什么啊？干吗不每个人拿个球轻轻松松地跑啊？干吗非得较那么大劲儿？谁要是这样说就是心胸开阔的傻瓜蛋。
同时我们也极其尊重对方。我记得我收到一本《从这里到永恒》，是我要来的。琼斯在里面写着，“给诺曼——我最敬畏的朋友，我最亲密的对手。”这就是作家之间友谊的本质。戈尔·维达尔指出——他从来不惮于看到人性消极的一面，“每当一个朋友成功之时，我就觉得自己的一部分死掉了。”这就是这种竞争的夸张说法。但是，我们这里要理解的是，尽管你身上是死了一部分，但另一部分可能又得到激发了。你会说，好吧，如果他能写，我也能。
《巴黎评论》：那斯泰伦呢？
梅勒：主要是他的风格。他是个了不起的文体学家。可能是我们当中最棒的。他不是很聪明，但是他在煽动情绪方面非常棒。我觉得对他来讲成为一个伟大作家非常重要。如此重要，以至于当他作为作家遇到麻烦所带来的压力比其他任何压力都大。
《巴黎评论》：怎么解释你们闹翻了？
梅勒：我也不想的。有一次，我写了一封信叫他不要再说我老婆坏话了，信里说了些难听的话。写这封信时我没有说清楚情况，措辞失当。
《巴黎评论》：你跟詹姆斯·琼斯的友谊也结束了？
梅勒：跟詹姆斯的事情是这样的，他和格洛丽亚结婚的时候我们还挺好的。那时候我和阿黛尔还没离婚。我认为格洛丽亚是个非常爱社交的女人。她把阿黛尔看成是她社交野心的障碍。所以她决定结束这段关系。于是她对詹姆斯说，阿黛尔侮辱了我。阿黛尔非常伤心，她说，我没有侮辱她，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猜，詹姆斯的决定也是非常艰难，迫不得已的。格洛丽亚是个很难对付的女人。所以詹姆斯和我就好多年不说话了，我们再也没有恢复友谊。这真是个巨大的损失。但事情就是这么无奈。结果，奇怪的是，等詹姆斯走了，我和格洛丽亚倒是有点像朋友了。也就是一个晚上的事，我们在纽约参加完一个晚会后又走到一起了。这要是五年前是不可能的。
《巴黎评论》：下面为你写的那篇著名的文章提供一点最新进展。那篇文章叫《评论：对〈房间里的人才〉一文快速而昂贵的评语》。那时候很多人读了都不高兴，但那群作家中谁被证明是最终最出人意料的呢？
梅勒：才华方面吗？
《巴黎评论》：是的。
梅勒：厄普代克和罗斯。因为我小看了他们，你记得吧。我真是大错特错。要说出人意料，甚至我也可以算得上一个。我相信我会让他们非常恼火地说，他会为说这话后悔的。
《巴黎评论》：像杜鲁门·卡波蒂死后发生的这些事让你诧异吗？
梅勒：他是个非同寻常的人。非同寻常。不是因为他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他比别人胆大。我曾经评论说他是纽约最勇敢的人之一。你可能想象不出来他年轻的时候走这条路意味着什么。我记得他那时住在布鲁克林，然后有个布景师——我记得好像是奥利弗·史密斯，就住在离我布鲁克林高地的家两个街区外的地方。杜鲁门就住在我这边的地下室里，所以我们在大街上还经常能碰到。一次，我们碰到了，就一起散步。我说，我们去喝一杯吧。于是就进了最近的酒吧。碰巧是个老爱尔兰人的酒吧，大概有一百码长，或者说看起来有那么长，顾客们全把腿架在栏杆上，都是些爱尔兰工人，也可能有几个苏格兰人，喝得热火朝天的。
我们走进去，杜鲁门当时留着一头金发，还有刘海，身上穿的是华达呢雨衣。他袖子没套进去，而是把它们扎起来像个斗篷一样围在肩膀上。他走了进去，我跟在他后面，突然意识到情况不妙，哦，上帝啊。我们走到酒吧的最里面，坐下来聊了一会儿。没人来骚扰我们，但是你知道就有那档子事在那儿，一刻也不敢放松。我老觉得不等我们出去就会出乱子。那时我突然意识到杜鲁门就是这样，每天，每分钟都生活在这样的不安当中——可他还是我行我素。他做好了随时面对的准备。我对此印象极深。
《巴黎评论》：你一直的敌人是谁？自负？
梅勒：它可以把你拖垮。看看可怜的杜鲁门。他后来的态度就成了，如果我没有在生前被这个世界认识，那一定是这个社会出大问题了。这种自负是我们大家都会碰到，必须小心绕开的。要是陷进去了，它会毁掉我们的大部分。你知道吗，你一定要能够歇气，就是歇一口气，对自己说，我们干吗不把它留给历史去评判呢？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八十一期，二〇〇七年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