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嘉茜译
苏珊·桑塔格住在一间五室户的家具稀少的公寓里，它位于曼哈顿西区切尔西的一幢大楼的顶层。屋里到处都是书和纸，书大约有一万五千本之多。苏珊·桑塔格倾其一生来阅读书籍，内容涉及艺术与建筑、剧院与舞蹈、哲学与精神病学、药学的历史以及宗教、摄影和歌剧的历史等等。苏珊·桑塔格拥有各种欧洲文学书籍——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文学等，也有成百上千的日本文学书籍和关于日本的书籍，它们以语言种类区分，并大致按年代排放。她也有很多美国文学及英国文学书籍，从《贝奥武夫》到詹姆斯·芬顿，一本不落。桑塔格热衷于剪报，她的书里充斥着从报纸上剪下的一篇篇文章（她说“每本书都被做了标记，并被层层叠放”），书架上贴满花花绿绿的便条，上面潦草地写着补充阅读材料的名字。
桑塔格通常在她的起居室里一张不高的大理石桌子上写作。一本本不大的主题笔记本里夹满了便签，记录着她的小说《在美国》的写作进度。关于肖邦的一本旧书被放在餐桌礼仪历史的书籍之上。整个房间被一盏可爱的福图灯所点亮，也许这盏福图灯只是个复制品。墙上布满了皮拉内西式的蚀刻和雕刻装饰（建筑蚀刻是桑塔格的爱好之一）。
桑塔格公寓里的每件物品都显示出她兴趣爱好范围之广，但正是她的工作本身，就像她的谈话一样，显示出她对所信奉之事的热情本质。她很渴望被主题引领，无论她将会被带向何处，她都会跟着走。她对罗兰·巴特的评论恰恰也适用于她自己：“这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警觉的问题，一旦它受到大家的关注，对可能产生的想法就会吹毛求疵。”
苏珊·桑塔格小说《火山情人》
桑塔格于一九九四年七月的三个酷暑天里，在她的曼哈顿公寓里接受了我们的访问。她一直往返于萨拉热窝和曼哈顿，我们很感谢她拨冗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桑塔格非常健谈，她坦率、平易近人、博学而又热情；她每天要在木质的厨房桌上写作七八个小时。这个厨房不单是个厨房，里面什么都有，但传真机和复印机始终安静地躺在那里；电话铃声偶尔才会响起。我们的谈话涉及许多不同的主题，但最终会回归至文学的愉悦和独一无二之中，之后的访谈文本也会被印刷出来并进行修改。桑塔格对所有与写作相关的东西都感兴趣：从写作这一过程的机制到灵感的本质。她有许多使命，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扮演好作家这个职业角色。
——爱德华·赫希，一九九五年
《巴黎评论》：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苏珊·桑塔格：我也不确定。但我记得，大概在我九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尝试自己印刷。我尝试着从印一份四页的月报开始，用胶版印刷的方法（一种很原始的复印方法）印制了大概二十份报纸，然后以每张五美分的价格卖给了邻居们。而后的几年，我一直坚持办那份报纸。我模仿我所阅读的材料写了很多东西。我仍然记得，报纸上有一些故事和诗歌，还有两个剧本。其中一篇是受到了恰佩克的《万能机器人》的启发，另一篇受到了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的《返始咏叹调》的启发。那份报纸里还有对中途岛海战和斯大林格勒等战役的报道。你要知道，那可是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那些内容都是我很认真地根据真实报纸上的文章缩写而成的。
《巴黎评论》：因为你经常去萨拉热窝的缘故，我们不得不三番四次地推迟这次访问的时间。你曾经告诉我，在萨拉热窝的日子是你人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于是我在想，战争是如何在你的工作和生活中重现的呢？
桑塔格：确实是这样。我去过两次遭受美国炮轰的北越，第一次我在《河内之旅》里叙述过了，当一九七三年赎罪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我到以色列的前线去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应许之地》。波斯尼亚战争实际上是我经历的第三场战争。
《巴黎评论》：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出现了对战争隐喻的痛斥。而《火山情人》的叙述高潮出现在描写对邪恶战争的恐怖回忆。而当我请你为我所编辑的《转换影像：作家谈艺术》一书撰文，你选择论述的是戈雅的画作《战争的灾难》。
桑塔格：尽管我出自一个旅行之家，但我认为，真正去战火纷飞之地旅行，而不只是在脑海中想象，会显得很离奇。我的父亲是一位在中国北方做毛皮贸易的商人，日本入侵时他在当地亡故，那时候我只有五岁。我仍然记得一九三九年九月，我第一次听说“世界大战”。那时我还在上小学，当时我最要好的同班好友是一个西班牙内战的难民。我也记得在一九四一年的十二月七日，我吓得浑身发抖。第一句引起我沉思的话语就是“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黄油”。这句话里的“在整个战争期间”，我现在还能回忆起当时品味这个短语的感受，既觉得它怪怪的，又觉得它带有点乐观主义。
《巴黎评论》：在《写作本身：论罗兰·巴特》一文里，你对巴特从未在他的作品中提到“战争”两个字表示了惊讶。虽然巴特的父亲死于一战的战场（巴特当时还是婴儿），尔后巴特渐渐长大，在二战中的占领区里度过了他的青年时期。但是你的作品看起来却始终被战争所萦绕。
桑塔格：我只能回答，所谓作家，就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关注的人。
《巴黎评论》：你曾经在《应许之地》里写道，“我的主题是战争，任何有关战争的内容，如果不能表现出战争所带来的毁灭和死亡的真实感，就不能让人战栗，就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谎言。”
桑塔格：这个教训人的口气使我自己感到有点恐惧。但是……确实是这样。
《巴黎评论》：你正在写萨拉热窝之围吗？
桑塔格：没有，我的意思是还没开始写，大概短时间内也不会写。至少不会用文论或报导的形式去写。我的儿子大卫·里夫在我之前就去了萨拉热窝，他已经出版了一本文论体的报导集，书名叫《屠宰场》。一个家庭有一本关于波斯尼亚种族屠杀的书就已经足够了，所以我不会再花时间在写萨拉热窝这方面的书。目前我尽量在那里多待：去见证、去哀悼、去树立一个公正的榜样、去介入等等就已经足够了。相信正确的行动，是一个人的责任，而不是一个作家的责任。
《巴黎评论》：你一直以来就想当个作家吗？
桑塔格：在我大概六岁的时候，我读到了居里夫人的女儿艾芙·居里写的《居里夫人传》，所以最初，我立志成为化学家。后来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又想成为物理学家。最后让我不能自拔的是文学。我真正想要的是将每一种生活都过一遍，一个作家的生活似乎最具包容性。
《巴黎评论》：你有崇拜的作家吗？
桑塔格：当然，我曾把自己看作是《小妇人》中的乔，但我不想写乔所写的东西。而后，在《马丁·伊登》里，我发现了身为作家的主角，而且我对他的写作有种认同感。所以我又想成为马丁·伊登。不过杰克·伦敦把他写得很凄惨，这我可不想要。我把自己视作（我猜是这样的）是一个英雄式的自学者。我期待写作生涯中的搏斗。我认为每个作家都会具有一种英雄主义的禀性。
《巴黎评论》：你还有其他偶像吗？
桑塔格：后来，在我十三岁的时候读了安德烈·纪德的札记，它展现了一种有巨大优越感和不懈渴望的生活。
《巴黎评论》：你记得你是何时开始阅读的吗？
桑塔格：别人告诉我，我在三岁的时候就开始读书了。不过我记得，我在六岁左右才开始阅读真正的书籍——传记和游记等等。而后，我迷上了爱伦·坡、莎士比亚、狄更斯、勃朗蒂姐妹、维克多·雨果、叔本华和佩特等人的作品。我的整个童年时代是在对文学自得的谵妄中度过的。
《巴黎评论》：你一定和别的孩子相当不同。
桑塔格：是吗？但我也很擅长掩饰。我不太关心自己是个怎样的人，但我会高兴地去向往成为别的更好的人。同时我也想置身于别的地方。阅读本身营造了一种愉悦的、确凿的疏离感。多阅读、多听音乐是如今世人越来越不在乎的，却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正是我所追求的。我一度觉得自己来自别的星球，这个幻觉来自当时令我着迷的纯真漫画书。当然我无从知道别人怎么看我。实际上，我觉得别人完全不会想到我。我只记得四岁时在公园里，听到我的爱尔兰保姆告诉另一位穿着上过浆的白色制服的大人说：“苏珊的弦绷得很紧，她非常敏感。”我当时想，这是个有意思的说法，对吧？
《巴黎评论》：跟我说说你的教育背景。
桑塔格：我上的都是公立学校，但一个比一个糟糕。不过我运气不错，在儿童心理学家的时代尚未到来之前就开始上学了。因为既能读又能写，我立刻就被安排到三年级的班里，不久我又跳过了一个学期，所以从北好莱坞高中毕业时，我才十五岁。之后，我在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接受了一段很好的教育，然后又到了芝加哥大学所谓的赫钦斯学院读书。我的研究生是在哈佛和牛津读的，主修哲学。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读书，从我的每一位老师那里都学到了东西。但在我求学生涯中，最重要的则是芝加哥大学，不仅那里的老师们让我敬仰，我还尤其要感谢我的三位老师：肯尼思·伯克、理查德·麦克科恩和列奥·斯特劳斯，他们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巴黎评论》：伯克是一位怎样的老师？
桑塔格：他完全沉浸在自己那种引人入胜的展开文本的方式里。他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在课堂上逐字逐句地精读了康拉德的作品《胜利》，解读每一个形象。通过伯克，我学会了如何阅读。我现在依然按照他教我的方式进行阅读。他对我颇有些兴趣。在他成为我人文（三）课程的教师之前，我已读过不少他的作品。要知道，他当时尚未成名，也从未遇见过一位在高中时便已读过其作品的本科生。他给了我一本他的小说《为了更美好的生活》，然后向我讲述了二十年代初他与哈特·克莱恩和裘娜·伯纳斯在格林尼治村合租一个公寓的往事。你可以想见，这对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我所拥有的作品的作者里，他是我第一个遇见的（除了十四岁时，我被拉去当观众，遁入了托马斯·曼的世界，我在我的小说《朝圣》里叙述了当时的情景）。当时在我看来，作家离我就像电影明星离我那般遥远。
《巴黎评论》：你十八岁便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当时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将成为作家？
桑塔格：有，但我还是去了研究生院。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能靠写作谋生。我是个知恩图报但又好勇善战的学生。我自以为会以教学为乐，不过也的确如此。我小心翼翼地做了充足的准备，当然不是教文学，而是教哲学和宗教史。
《巴黎评论》：不过你只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教过书，后来拒绝了要你返回大学教书的无数邀请。这是不是因为你逐渐感到学术生涯和创作生涯之间不能兼容？
桑塔格：比不能兼容更糟。我曾经目睹学术生涯如何毁掉我这一代最好的作家。
《巴黎评论》：你是否介意被称作为知识分子？
桑塔格：被扣上帽子以后，一个人总是会不高兴的。对我来说，与其说“知识分子”是个名词，倒不如说它是个形容词，这样更易理解。即便是这样，我仍旧觉得，人们把知识分子视为一群蛮狠的怪物，如果这个对象是女人就更糟了。这使我更坚定地抵制那些主流的反知识分子的陈词滥调，比如心灵与头脑之争，情感与理智之争等等。
《巴黎评论》：你是否把自己看作女权主义者？
桑塔格：这是少数几个我愿意接受的标签之一。尽管如此……这难道不是一个名词吗？对此我表示怀疑。
《巴黎评论》：哪些女性作家对你来说意义非凡？
桑塔格：有很多。清少纳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迪金森、伍尔夫、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伊丽莎白·毕肖普、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等等，当然还不止这些。因为从文化意义上讲，女性属于少数群体。当我把自己归为少数群体中的一员，我庆幸能看到这些女作家的成就；当我把自己归为作家中的一员，我庆幸能崇拜任何作家，女性作家的数量并不比男性作家少。
《巴黎评论》：在你的孩童时代，无论哪些怀揣文学使命的偶像启发了你，在我的印象中，成人以后，你对文学使命的看法似乎更偏欧洲化而非美国化。
桑塔格：我自己也不确定。我认为这是我的个人特色，但事实是，生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我依旧能沉浸在自己的欧洲情结中而不放纵自己，同时又在欧洲度过我的大半部分人生。这就是我对美国式生活的诠释。正如格特鲁德·斯泰因所说，“如果你植根于一种文化，而又不能将它随时带在身边，那又有什么用？”别人也许会说，这是种典型的犹太式的说法，但它也是很典型的美国式想法。
《巴黎评论》：你的第三本小说《火山情人》，尽管其中的故事发生在十八世纪的欧洲，但在我看来非常美国化。
桑塔格：确实如此。除了一个美国人，没有其他人能写出《火山情人》。
《巴黎评论》：《火山情人》的副标题是“一部罗曼司”。这是一种对霍桑的引用，对吗？
桑塔格：正是。我当时在想，霍桑在《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的序言里说，“当一个作家把自己的作品称为一部罗曼司时，很明显，他想要给自己的写作方法和素材都留一些空间，这让他不会觉得自己有权利宣称他正在写一部小说。”我的想象力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十九世纪美国文学的影响，首先就是爱伦·坡。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读过爱伦·坡，他那种将推理、幻想、阴森和完美结合在一起的能力使我着迷。爱伦·坡的故事至今在我脑海中盘旋。然后就是霍桑和梅尔维尔。我很喜欢梅尔维尔作品里的迷幻色彩，他的《克拉瑞尔》和《白鲸》。还有他的《皮埃尔》，这是又一部关于一个英雄式的孤独作家那可怕的挫败人生的小说。
《巴黎评论》：你的第一部作品《恩主》是部小说。从那以后，你开始写文论、游记、故事、剧本，然后又写了两部小说。你有没有哪次是一开始用某种文体写了点东西，然后中途把它们改换成另一种文体的？
桑塔格：没有过。我总是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会是什么样子的。对我来说，每次写作的冲动都来自我对文体的构想。动笔之前我脑海中必须先有轮廓和结构。在这点上，纳博科夫说得更好：“万事万物都是先有形再有实的。”
《巴黎评论》：你的写作有多顺畅？
桑塔格：《恩主》我写得很快，一点都不费力，我花了周末的时间在两个夏天之间完成了（我当时在哥伦比亚学院的宗教系教书）。我觉得我讲了一个愉快而又阴险的故事，它描绘了某个叫做“诺斯替教”的异教观念是如何交上好运的。早期的文章写得也很顺手。不过，根据我的经验，写得越多并不代表会越写越顺手，而是恰恰相反。
《巴黎评论》：你的写作一开始是如何下笔的？
桑塔格：我的下笔始于句子和短语，然后我知道有些东西开始发生转变。通常都是开篇的那一句，但有时，一开始我就知道结尾的那句会是什么样的。
《巴黎评论》：你实际上是怎么写的呢？
桑塔格：我用毡头墨水笔，有时用铅笔，在黄色或白色的标准横格纸上，像美国作家惯常的那样写作。我喜欢用笔写作时那种特有的缓慢之感。然后我把它们打出来，再在上面涂改。之后我再不断重打，有时在手稿上修改，有时则在打字机上直接修改，直到自己觉得已经写到最好为止。我一直用这种方式写作，直到五年前我有了电脑。现在，在第二或第三稿之后，我将它们输入电脑，然后我就不需要再重新输入整本原稿了。不过，在电脑上改完之后，我会继续手写修改。
《巴黎评论》：有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帮你下笔？
桑塔格：阅读，不过通常它与我正在写或希望写的东西无关。我大量地阅读艺术史、建筑史、音乐学及主题各异的学术论著。当然还有诗歌。磨蹭也是准备开始的一部分，阅读和听音乐就是我的磨蹭方式。听音乐既让我精力更旺盛，同时也让我心神不定，让我对不写作产生愧疚感。
《巴黎评论》：你每天都写吗？
桑塔格：不，思路如泉涌时我才写。当压力在内部叠加，某些东西在意识里开始成熟，而我又有足够的信心将它们写下来时，我就不得不开始落笔。当写作真的有了进展，我就不干别的事了。我不出门，常常忘记吃东西，睡得也很少。这种非常缺乏规律的工作方式，使我不会多产。再者，我的兴趣太广泛。
《巴黎评论》：叶芝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每个人都必须在生活和工作之间做出选择。”你是这样认为的吗？
桑塔格：实际上，他所说的是，一个人必须在完美的生活和完美的工作之间做出选择。写作就是一种生活，一种非常特殊的生活。当然，如果你说的生活是指与他人相处的那种，叶芝当然讲得对。写作要求大量的独处时间。我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写作，这样就可以减缓这种二选一的残酷无情。我喜欢出门，喜欢旅行。在旅途中我不能写作。我喜欢谈话，喜欢聆听，喜欢去看，去观察。我或许有一种“注意力过剩症”。对我而言，世上最易之事莫过于去关注。
《巴黎评论》：你是边写边改，还是整个写完之后才修改？
桑塔格：我边写边改。这是很愉快的事。我不会因此失去耐心，我愿意一遍又一遍地改动，直到能流畅地往下写为止。万事开头难。开始下笔时，总有恐惧和战栗的感觉伴随着我。尼采说过，开始写作就好像你心意已决，要跳入一个冰冷湖里。只有在写作进行到大约三分之一时，我才能知道它是不是够出色。此时我手里才真正有牌，可以玩上一手。
《巴黎评论》：写小说与写文论有什么不同？
桑塔格：写文论总是很费力，我常常几易其稿，改到最后简直面目全非了。有时在文论的写作中，我会完全改变初衷。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写起来要容易得多，因为初稿通常已经包括了最基本的东西，如：基调、词汇、节奏和激情。我的作品最终都在这些基本元素中结束。
《巴黎评论》：你有没有对所写的东西感到后悔过？
桑塔格：整体上说没有，除了六十年代中期我为《党派评论》写的两篇剧场纪事。不幸的是，它们还被收入了我的第一个文集《反对阐释》中。我不适合在那种充满火药味环境下，靠印象进行写作。显然，我也不赞同早期文论中的一些观点。我做出了改变，因此也了解得更多了。当时给予我写作灵感的文化大环境早已完全改变。所以现在再去改早期作品也没什么必要。尽管我愿意去修改我最初的两部小说。
《巴黎评论》：你在三十岁之前所完成的《恩主》里，用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法国人的口气。你是否觉得拟造一个与你本身如此不同的角色很困难？
桑塔格：这比写我自己要容易。写作就是一个角色扮演的过程。就算我写了真正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事件，如在《朝圣》和《中国旅行计划》中，其中所叙述的“我”，也不是真正的我。但我必须承认，在《恩主》中，这种区别被我尽可能地扩大了。我既不是个独居者，也不是隐士，不是男人，不是老人，更不是法国人。
《巴黎评论》：但《恩主》似乎受了不少法国文学的影响。
桑塔格：是吗？好像很多人都觉得它受了“新小说”的影响，对此我不同意。反而，我在小说里讽刺地影射了两部法语文学作品：笛卡尔的《沉思录》和伏尔泰的《老实人》，它们甚至算不上当代文学作品。但这算不上影响。如果真要说什么作品对《恩主》产生了影响的话，当属卡内斯·伯克的《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但当时我也完全没有意识到。最近我重读了伯克的小说（我十六岁时他给了我这本小说，后来我大概没有再读过），几十年后再次重读，我发现，在标题音乐般的序言中似乎有《恩主》的范型。小说似乎是由一系列的咏叹调和虚构的教化所组成的。伯克小说中那个搔首弄姿的主人公，有种自鸣得意的自恋，是个读者不会认同的人物，伯克却敢于将他称之为英雄。
《巴黎评论》：你的第二部小说《死亡匣子》与《恩主》相当不同。
桑塔格：《死亡匣子》对悲惨的主人公表示了一种认同。当时我一直处在哀伤的情绪里，无法走出越南战争的阴影，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这是一本关于悲痛、哀悼和其他一切的书。
《巴黎评论》：你的作品里应该早就出现过这种情感了吧，你最早发表的一篇小说不就取名为《痛苦的人》吗？
桑塔格：那是一本少年读物。在《我，及其他》里，你就不会发现这种情感。
《巴黎评论》：你怎么会替《党派评论》撰写那两篇剧场纪事的？
桑塔格：要知道，当时的文学界是由所谓的小杂志组成的，很难想象吧，现在当然大不同了。我的文学使命感得自于阅读《肯庸评论》、《塞沃尼评论》、《哈德逊评论》和《党派评论》等文学杂志，那是四十年代末我还在南加州念高中的时候。六十年代我初到纽约时，这些杂志仍然还在，但已进入了那个时代的尾声。我当然不了解这个情形。我最大的野心就是能在其中一本杂志上发表我的作品，能让五千人读到我的作品。对我而言，那就是天堂了。
搬到纽约不久后，我在一个晚会上碰到威廉·菲利普斯，我鼓起勇气过去问他：“怎样才能为《党派评论》撰稿？”他答道：“你到杂志社来，我给你需要写评论的书。”第二天我去了，他给了我一本小说。我对那小说并不感兴趣，不过还是写了一篇颇为得体的东西。书评不久便发表了，大门就这样向我敞开了。当时我有种不太恰当的错觉，即我会成为“新的玛丽·麦卡锡”，但我不想这样。每次菲利普斯要我写剧场纪事时，他总说得很直接：“要知道，玛丽曾这样做过。”我告诉他我不想写戏剧评论，他不肯让步。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我完全不想成为新的玛丽·麦卡锡，这位作家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我确实写出了那两篇东西。我评论了阿瑟·米勒、詹姆斯·鲍德温和爱德华·阿尔比的剧作，试图用一种机智的方式来批评它们的糟糕。其实我也很讨厌自己这样做。所以写完第二篇后，我告诉菲利普斯，我没法再继续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