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塔萨尔：对我来说，短篇和长篇可以从任何地方着手写起。仅就写作本身而言，当我开始动笔时，要写的短篇已经在我心里酝酿很久了，有时已经酝酿了好几个星期。但并不是说，这时它已经变得一清二楚了；它还只是这则短篇的某种总体构思。也许那栋房子一角有棵红色的花，我还知道，有个老人在屋里来回走动。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情况。就像这样。然后我会做一些梦。在酝酿期，我的梦对短篇小说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充满了指涉和暗示。有时整个短篇的内容都会出现在一场梦里。我最早，也是最受欢迎的短篇之一《被占据的房子》写的就是我做过的一场噩梦。当时我马上起床，提笔把它写了下来。但总的来说，梦里梦到的都是一些与构思有关的片段。就是说，我的潜意识正处于短篇创作的过程之中——我做梦的过程，同时也是我在心里写作的过程。所以我说，我可以从任何地方着手写起，这是因为，在这个阶段，我还不知道开头和结局会是什么样呢。当我开始下笔时，那就是开头。并不是由我来决定故事非要怎样开头不可；它只是自己开了头，然后向下发展，而我常常并不清楚结局会是怎样——我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只是随着故事逐渐推进，情况才渐渐趋于明朗，突然，我看到了结局。
《巴黎评论》：所以，你写作的过程也就是探索发现这个故事的过程？
科塔萨尔：说得没错。这就像是爵士乐里的即兴演奏一样。你不会问爵士乐师：“下面你要演奏什么曲目？”他会笑话你的。他先是准备好自己必须表现的一个主题，一段旋律，然后他拿起小号或萨克斯风，开始吹奏。这并不是构思的问题。他是通过一系列不同的内在节律来表演的。有时演奏得好，有时则不然。我也一样。有时候，署名发表短篇小说会让我感到困窘不安。发表长篇小说不会这样，因为我在长篇小说上下了很多工夫；长篇小说有完整的架构。但我的短篇小说，就像是我体内的某种东西透露给我的，但不应该由我来为其负责。但尽管如此，看起来，它们仍然是出自我的手笔，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接受它们！
《巴黎评论》：在写短篇小说时，有没有某些方面总让你感到为难？
科塔萨尔：总的来说，没有，因为正如我所解释的，在我落笔之前，短篇小说就已经在我心里酝酿着了。所以，短篇小说自有它的规模、结构；它是个超短篇，还是个篇幅比较长的短篇，仿佛事先早已决定好了。但近年来，我开始感到有些问题。在开始落笔之前，我考虑得更多了，写得更慢了。我的文风更简约了。某些批评家为此责怪我，他们告诉我说，我的短篇小说正在一点一点地失去灵巧性。我的表达方式似乎变得更直白了。我不知道这样是好是坏——无论如何，这就是我目前的写作风格。
《巴黎评论》：你刚才说，长篇小说有完整的架构。这是否意味着，你在写长篇时付出的努力大为不同？
科塔萨尔：《跳房子》里我最早写出来的一段，是位于全书中间部分的一章。就是书里的人物从一间公寓的窗户伸出厚木板，搭在另一间公寓的窗上那一章。我在写的时候，并不清楚自己干吗要写这么一段。我看到了人物，看到了他们的处境——我记得当时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天气炎热，我正坐在窗旁，打字机近在手边。我看到了人物的这一处境：有个家伙想让妻子从厚木板上走过去——因为他不想亲自去——讨要一些傻玩意儿，一些钉子。我全都写了出来，篇幅很长，有四十页左右，写完之后，我自忖：“好了，可我写的这是什么？因为这并不是短篇小说。它是什么呢？”然后我意识到，自己开始了一部长篇的创作，但当时我没法接着往下写，只好就此打住，回过头来写出在此之前的巴黎那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奥利维拉的全部背景情况，当我终于写到走厚木板这一章时，就可以继续往下写了。
《巴黎评论》：你写作时修改得多吗？
科塔萨尔：很少。这是因为，我写的东西早就在心里酝酿过了。我看过某些作家朋友的草稿，上面改动颇多，做了不少修订和调整，到处都是箭头……不不不。我的手稿是很整洁的。
《巴黎评论》：何塞·莱萨马·利马在《天堂》一书中，让塞米说：“巴洛克风格……对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怀有真正的兴趣。”你认为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科塔萨尔：我无法给出专家式的解答。的确，巴洛克风格在拉丁美洲颇为重要，在美术和文学领域都是如此。巴洛克风格极为华丽；它会让读者的想象力沉浸在它的许多枝枝蔓蔓当中，就像巴洛克风格的教堂里天使之类的装饰性图案会让人眼花缭乱一样，巴洛克风格的音乐也是一样。但我并不信任巴洛克风格。巴洛克风格的作家下笔往往太随意。别人只需一页就能写好的东西，他们会写五页。我的作品一定也被人当作是巴洛克风格，因为我是拉美作家，但我始终不信任这一风格。我并不喜欢充满形容词和修饰语，在读者耳边响个不停的浮夸长句。当然，我知道这样的句子很迷人，很美，只是不适合我而已。我更倾向于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立场。他一向敌视巴洛克风格；他就像用钳子似的，把自己的文字拧得紧绷绷的。嗯，我的文风与博尔赫斯有很大不同，但他曾经教给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文风要简洁。那时我刚开始阅读他的作品，还很年轻，他教我，作者必须简洁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但这种简洁是一种美妙的简洁。如果把巴洛克风格比作一株枝繁叶茂、分外美丽的花，那么这种简洁的风格就像是一颗珍贵的宝石、一颗水晶，也许两种风格的差异就像花与宝石的差异一样——对我来说，后者要美得多。
《巴黎评论》：你有什么写作习惯？有没有什么事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科塔萨尔：有一件事没有变，也永远不会变，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混乱无序、杂乱无章。我的写作没有章法可言。当我感到自己想写短篇小说时，就把别的事情搁到一边，埋首写作。有时候我一旦写出一篇短篇小说，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我还会再写出两三篇来。总之，短篇小说一来就是一串。写短篇小说，会让我的头脑进入敏于接受的状态，接下来我还会“捕捉”到另外一则短篇。你瞧，我打的是这样的比方，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这则短篇小说会落在我的心间。但随后的一年里，我可能什么都写不来……一点也写不出来。当然，近几年来，我花了不少时间坐在打字机前，写政论文章。我写的有关尼加拉瓜的文章，我写的有关阿根廷的一切，都和文学无关——它们是战斗檄文。
《巴黎评论》：你经常说，是古巴革命唤醒了你，让你意识到拉丁美洲的种种问题和困境。
科塔萨尔：我现在仍然这么说。
《巴黎评论》：你有没有特别中意的写作地点？
科塔萨尔：老实说，没有。想当年，我更年轻，体格也更结实，就以我在巴黎的时候为例吧，《跳房子》的很大一部分是我在咖啡馆里写就的。因为噪音并不会影响到我，相反，咖啡馆正合我意。我在咖啡馆里或读或写，做了大量工作。但随着年龄渐长，我变得麻烦多了。如今我要在有把握度过一段安宁时光的前提下，才会写作。假如有音乐声，就绝对没法写作。音乐是一回事，写作则是另一回事。我需要静下心来；但话虽如此，在旅馆，有时在飞机上，在朋友家，或者在家里，我都能写作。
《巴黎评论》：聊聊巴黎怎么样？三十几年前，是什么让你鼓起勇气打点行装，来到巴黎的？
科塔萨尔：勇气？不，这并不需要多少勇气。我必须承认，在那时离开阿根廷来巴黎，意味着一文不名，难以维持生计。但我并不担心，我知道自己总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来巴黎主要是因为，巴黎和整体意义上的法国文化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在阿根廷，我曾满怀热情地阅读法国文学，所以我想到巴黎来，了解书里和小说里出现过的街道和地名。徜徉在巴尔扎克大街或波德莱尔大街……那是一段十分浪漫的旅行经历。那时我是很浪漫的，现在仍然如此。实际上，我在写作时下笔必须谨慎，因为我常常会陷入到……倒不是拙劣的品位，也许不是，而是稍嫌夸张的浪漫主义情调当中。在个人生活中，我不需要这样克制自己。我确实是个很感性、很浪漫的人。我是个温柔的人；我有满腔温情可以付出。现在我给予尼加拉瓜的，就是这样的温情。在政治上，我确信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当前的所做所为是正确的，他们领导的这场斗争是值得赞赏的；但促使我这样做的，并非只有政治动力，还有一股巨大的温情，因为我热爱尼加拉瓜人民，就像我热爱古巴人民和阿根廷人民一样。这些都是我的性格的组成部分。我在写作时必须谨慎克制，尤其是年轻的时候。那时我写的都是催人泪下的东西，就像《玫瑰传奇》那样，是名副其实的浪漫主义作品。我母亲读了之后会为之落泪。
《巴黎评论》：你的名作几乎都是在你来巴黎之后发表的。但在此之前，你已经写了很多东西，对吗？也发表过少量作品。
科塔萨尔：我九岁就开始写作了，在整个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初期，我也一直坚持写作。在我青年时代的初期，我已经有能力写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了，从那时的作品可以看出，我走对了路。但我并不急于发表。我对自己要求很严，现在也是一样。我记得有些同辈人刚刚写出一些诗，或者一部小型的长篇，马上就寻求发表。我告诫自己：“不，你别发表，继续努力吧。”有些作品我留下了，其余的被我舍弃了。当我首次发表作品时，我已经三十多岁了，正是我动身去巴黎之前不久。那是我的第一部短篇集《动物寓言集》，一九五一年出版，出版当月，我登上了来巴黎的轮船。在此之前，我出版过一本名为《国王们》的小书，是一本对话录。有位身家富有、给自己和朋友小批量印书的朋友，给这本书出了个私人版。就是这些了。不，还有一样，是教人后悔的少作，一本十四行诗集。是我自费出版的，但署的是笔名。
《巴黎评论》：你是最近推出的一张探戈专辑《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行道》的词作者。是什么让你写起了探戈歌词？
科塔萨尔：唔，我是个真正的阿根廷人，而且首先是一个porteno——这个词的意思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之所以会有这个词，是因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个海港城市。探戈就是我们的音乐，我是在探戈的曲调中长大成人的。我们在广播上听探戈，因为从我小时候起，就有广播了，很快电台开始接连不断地播放探戈。我的家里人，我母亲和一个姨妈用钢琴演奏探戈，边弹边唱。通过广播，我们开始欣赏卡洛斯·加德尔等当代伟大歌手的歌声。探戈好像成了我的意识的一部分，这种音乐会把我再次带回到青年时代，带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所以我对探戈十分着迷，同时也很挑剔，因为我并不属于那一类阿根廷人，他们相信探戈是奇迹中的奇迹。我认为探戈就其总体而言，特别是与爵士乐相比，是一种很贫乏的音乐。尽管贫乏，但依然美丽动人。探戈就像是那些无法与兰花或蔷薇相媲美的简单花卉，但它别有一番风情。最近几年，我的一些朋友也在这儿演奏探戈；塞德龙四重奏乐队的成员都是些很不错的朋友，还有一位优秀的班多钮琴演奏家，名叫胡安·何塞·莫萨里尼——于是我们一起欣赏探戈，谈论探戈。后来有一天，有一首诗从我的脑海中冒了出来，我觉得也许可以配上音乐，但并不是很有把握。后来我在没有发表的诗作（我的诗大多没有发表）里找了找，找到一些可以让这些朋友配上音乐的短诗，他们也这样做了。我们也做过相反的事。塞德龙乐队为我指定一个音乐主题，我来作词。所以两种方式我都做过。
《巴黎评论》：你书里的“作者传略”中提到，你还是一位业余的小号手。你曾经跟哪支乐队一起合作演出过吗？
科塔萨尔：没有。这个说法有点像传说，是我那位不幸英年早逝的挚友保罗·布莱克本传出去的。他知道我偶尔会在家自个儿吹吹小号。所以他总是跟我说：“你应该见一些音乐家，跟他们合作一下。”我会说：“不成，就像美国人说的，‘我还不够格’。”我没有这方面的天分，只是自娱自乐而已。我会放一盘杰利·罗尔·莫顿的唱片，或者阿姆斯特朗的，或者艾灵顿公爵早期的作品——播放到旋律相对容易模仿的段落，尤其是那些配合有序的布鲁斯曲目。我会津津有味地听他们演奏，然后把我的小号加入其中……但是当然，这可不是跟他们一起演奏！我从来不敢接近任何一位爵士音乐家；现在我的小号搁在另一间屋里，一时找不到了。布莱克本有点言过其实了。因为我有一张吹小号的照片，人们就以为我吹得挺不错。我在没有十足把握之前，不会发表作品，吹小号这件事也是一样——在没有十足把握之前，我绝不会搞演出。这一天还早着呢。
《巴黎评论》：继《曼努埃尔之书》之后，你有没有再写什么长篇？
科塔萨尔：唉，没有，原因明摆着，是政治事务造成的。对我来说，写长篇小说需要集中精力，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至少一年，不受干扰、坚持不懈地写作。但现在我做不到。一星期前，我并不知道自己会在三天后启程前往尼加拉瓜。等到我回来之后，我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事。但这部长篇已经处于创作之中了。它就在那儿，在我的梦里。这部长篇让我魂牵梦萦。我不知道在这部长篇里会发生什么事，但我已经有想法了。就像构思短篇小说一样，我知道它会很长，带有某些幻想成分，但不会太多。它跟《曼努埃尔之书》会是同一个类型的，会有幻想成分融入其中；但它不会是一本带有政治色彩的书，它会是一本纯粹的文学作品。我希望生活会为我提供某种荒岛，尽管这个房间就不啻是个荒岛……还有一年时间，我需要一年时间。但是当这些混蛋——洪都拉斯人、索莫萨分子和里根——做出有损尼加拉瓜的举动时，我的荒岛就不复存在了。我没办法动笔，因为这个问题经常搞得我心绪不宁，它需要先行处理。
《巴黎评论》：生活和文学很难平衡。
科塔萨尔：对，也不对。要看哪一方面需要优先对待。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如果事关个人的道德义务，那我同意，这样的事确实应该优先处理。但我也知道，有很多人总是抱怨：“哦，我想写我的小说，但我必须把房子卖了，然后还得交税，我该怎么办才好？”还有这样的理由：“我白天都在办公室里工作，哪有时间写作呢？”而我呢，当时我白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回到家就着手写《跳房子》。要是谁愿意写作，他就会写作。要是谁命定要写作，他就会写作。
《巴黎评论》：你现在还做笔译或口译员的工作吗？
科塔萨尔：不做了，结束了。我的生活很简朴。要买我喜欢的东西：唱片、书、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我现在可以依靠版税收入过日子。他们把我的书译成了很多种语言，我收到的钱足够应付生活开销了。我得稍微精打细算一点；我可不能去给自己买一艘游艇，不过我也没有买游艇的打算……
《巴黎评论》：获得名望和成功让你感到快乐吗？
科塔萨尔：啊，听我说，这话我本不该说的，因为没人相信，不过对我来说，获得成功并不是什么快乐的事。我很高兴自己能靠写作维持生计，所以我也必须容忍成功带来的知名度和批评。但我以前默默无闻时，要比现在更快活，快活得多。如今我去拉丁美洲或西班牙，每走几步都会被人认出来，要签名和拥抱……这是挺感人，因为他们都是读者，往往还很年轻。我很高兴他们喜欢我的作品，但让我苦恼的是，我再也无法享受孤身独处了。在欧洲，我不能去海滩，不出五分钟，就会有摄影师出现。我的外表没法伪装；假如我是小个子，我还可以刮掉胡子，戴上墨镜，但我个子这么高，胳膊也长，凡此种种，都能让人们隔着老远就把我认出来。但另一方面，我也会遇上十分美好的事：一个月前的一天晚上，我在巴塞罗那的哥特区散步，有个很美的美国姑娘在弹着吉他唱歌，吉他弹得相当不错。她坐在地上，卖唱赚钱。她唱得有点像琼·贝兹，嗓音很纯净、清澈。有一些巴塞罗那的年轻人在听。我躲在暗处，驻足聆听。过了一会儿，这些年轻人中有个小伙子，他大约有二十岁，很年轻，很英俊，走到我跟前。他手里拿着一个蛋糕，说：“胡里奥，拿一块吧。”于是我拿起一块吃了，对他说：“谢谢你过来给我这个。”他对我说：“听我说，与你给我的东西相比，我给你的太微不足道了。”我说：“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我们彼此拥抱，然后他离开了。这样的事，是我的作家职业所能得到的最佳报偿。年轻男女走过来跟你说话，给你一块蛋糕吃，感觉真的不错。写作的艰辛，能得到这样的回报，也值了。
（原载《巴黎评论》第九十三期，一九八四年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