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小戎译
对库尔特·冯内古特的这篇访谈是由过去十年间对他的四次采访组成的。受访者对这篇拼起来的采访做了大量修订，他带着深深的疑虑审读他自己说过的话……实际上，后面的内容可以看作他对他自己做的采访。
对第一次采访（做于马萨诸塞州西巴恩斯特布镇，当时冯内古特四十四岁）的介绍中说：“他是一位老兵，一个居家型男人，骨头很大，关节松弛，神情很安逸。他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穿着一件起了毛的花呢夹克，一件灰色的剑桥法兰绒衣，一件蓝色布鲁克斯兄弟牌衬衫，懒洋洋地坐着，双手插在衣兜里。采访中他有时会剧烈咳嗽、打喷嚏，喷出秋季感冒和终身大量抽烟造就的气流。他的嗓音是响亮的男中音，中西部的口音，转调时带些嘲讽。他不时流露坦率、警觉地微笑，那种几乎阅尽并记住一切的微笑：抑郁、战争、死于暴力的可能性、公司公共关系的愚蠢、六个孩子、不稳定的收入、迟迟得不到的认可。”
访谈的最后一部分是一九七六年夏天做的，已经是在第一次采访数年之后。这次对他的描述是：“……谈话时他低调、和蔼得像一条老家犬。大体上，他的外表很凌乱：长长的卷发、胡子，表示赞同的微笑表明周围的世界既令他开心，又令他感到悲伤。他租了格拉德·墨菲的房子度夏。他在走廊尽头的一间小卧室里写作，一九六四年锦衣玉食的墨菲就死在那里。坐在桌前，透过一扇小窗户，冯内古特能看见外面的草坪；他身后是一张带白色床罩的大床。打字机旁边的桌子上有一本安迪·沃霍尔访谈、克兰西·西加尔的《内部区域》，还有几盒被扔掉的雪茄。”
冯内古特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一模一样》手稿中的一页
“冯内古特从一九三六年就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长红，访谈过程中，他抽了近一盒。他的声音低沉沙哑，说话时，不停地点烟、吐烟就像他谈话时的标点符号。其他的干扰，像电话铃声，一条长满粗毛的小狗南瓜的叫声，并不会令好脾气的冯内古特分心。实际上，如丹·韦克菲尔德所说，他这位肖特里奇高中的校友‘经常大笑，对所有人都很和善’。”
——戴维·海曼、戴维·米凯利斯、乔治·普林顿、理查德·罗兹，一九七七年
《巴黎评论》：你是一位二战老兵？
冯内古特：对。我希望我去世后能得到一个军事葬礼——礼号，灵柩上覆盖着国旗，鸣枪队，圣地。
《巴黎评论》：为什么？
冯内古特：那是我一直以来最想得到的方式——我本可以得到的一种东西，要是我能在战争中阵亡的话。
《巴黎评论》：那意味着什么？
冯内古特：我的同胞绝对的认同。
《巴黎评论》：你觉得你现在还没有得到？
冯内古特：我的亲人们说，他们很高兴我很有钱，但他们不懂我的心思。
《巴黎评论》：二战时你是步兵侦察员？
冯内古特：对，但我接受的基本训练是操作240毫米榴弹炮。
《巴黎评论》：一种巨型武器。
冯内古特：是那时军队中最大的移动野战炮。这种武器有六个部件，每个部件都要用一辆履带牵引车滚动着牵引。每当要我们开火的时候，我们就得先把它组装起来。实际上我们得自己把它发明出来。我们用吊车和千斤顶把一个部件降到另一个部件上面。炮弹的直径就有九个半英寸，重达三百磅。我们会建一条微型铁路，这样我们能把炮弹从地上运到后膛，后膛大概离地八英尺高。尾栓就像印第安那州珀鲁县存贷协会金库的大门一样大。
《巴黎评论》：发射时一定非常激动。
冯内古特：其实不然。我们会把炮弹放上去，然后缓慢、耐心地丢进一袋袋炸药。它们就像潮湿的狗饼干一样。接着关上后膛，拉下一只锤子，砸向雷管，引爆潮湿的狗饼干。我想主要目的是产生蒸汽。过一会儿，我们就会听到烧菜似的声音。很像烧火鸡的情形。在十分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可以不时拉开尾栓，踹炮弹。但最后榴弹炮总是会变得不安分。最后它会往后推驻退机，把炮弹吐出来。炮弹会像古德伊尔飞船一样飘起来。如果我们有梯子的话，我们会在炮弹出膛时在上面写上“狗日的希特勒”。直升机能追上它，把它射下来。
《巴黎评论》：终极恐怖武器。
冯内古特：普法战争中的终极恐怖武器。
《巴黎评论》：但是后来你被派往海外时，不是跟这种武器一起走的，而是跟一〇六步兵师一起走的。
冯内古特：“午餐包师”。他们总是给我们许多午餐包吃。腊肠三明治。一只橘子。
《巴黎评论》：在战斗中？
冯内古特：我们还在美国的时候。
《巴黎评论》：你在作为步兵受训的时候？
冯内古特：我没有作为步兵受过训练。侦察兵部队是精英部队。每个营只有六名，谁都不知道自己会被派去做什么。所以我们上午都去娱乐室，打乒乓球，填表申请去候选军官学校。
《巴黎评论》：但你在接受基本训练时，一定已经熟悉了榴弹炮之外的武器。
冯内古特：如果你研究240毫米榴弹炮，就连看性病教育影片的时间都没有了。
《巴黎评论》：你到前线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冯内古特：我模仿各种我看过的战争影片。
《巴黎评论》：在战争中你向人开过枪吗？
冯内古特：我想想。有一次我确实把刺刀都安上了，满心盼望着去进攻。
《巴黎评论》：你进攻了吗？
冯内古特：没有。如果别人都进攻了，我也会进攻。但我们决定不进攻。我们看不见人。
《巴黎评论》：这是突出部之役时的事情吧？那是美军历史上最大的败仗。
冯内古特：可能是。我当侦察兵的最后一个任务是去寻找我们自己的炮兵部队。通常，把侦察兵派出去是寻找敌人的东西。情况糟糕到我们最后要去找自己的东西。如果我找到我们的炮兵指挥官，人人都会觉得我很了不起。
《巴黎评论》：你介意描述一下你被德国人俘获的过程吗？
冯内古特：我很乐意说。我们在一个像一战战壕一样深的溪谷中。周围都是雪。有人说我们可能是在卢森堡。我们没有吃的了。
《巴黎评论》：“我们”是谁？
冯内古特：我们的侦察小队。我们六个人。还有大约五十个我们从没见过的人。德国人能看见我们，因为他们用喇叭向我们喊话。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形势毫无希望，诸如此类的话。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装上了刺刀。有几分钟感觉很美好。
《巴黎评论》：怎么会这样？
冯内古特：像一头一身硬刺的豪猪。我可怜那些要来捉我们的人。
《巴黎评论》：但他们还是来了？
冯内古特：没有。他们送来了88毫米炮弹。炮弹飞向我们头顶的树梢。在我们头顶发出很响的爆炸声。钢铁碎片像雨一样淋下来。有人被击中。接着德国人又要我们出去。我们没有喊“蠢货”之类的话。我们说“好的”，还有“放轻松”，等等。德国人最后现身时，我们看到他们穿着白色的迷彩服。我们没有那类东西。我们穿着绿军装。不管什么季节，我们穿的都是绿军装。
《巴黎评论》：德国人说什么了？
冯内古特：他们说，对我们来说战争结束了，我们很幸运，我们现在可以肯定自己会从战争中幸存下来，他们自己会怎样还不知道呢。确实，几天后他们可能会被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击毙或俘虏。轮中套轮。
《巴黎评论》：你会说德语吗？
冯内古特：我经常听我父母说德语。他们没有教我怎么说，因为一战时美国对德国充满敌意。我对俘虏我们的人说了几句，他们问我是不是德国后裔，我说没错。他们想知道我为何要跟自己的兄弟作战。
《巴黎评论》：你怎么回答的？
冯内古特：我觉得这个问题无知又可笑。我父母把我跟我的德国祖先彻底隔绝，对我来说捉我们的人就像是玻利维亚人或西藏人，对我来说那没什么区别。
《巴黎评论》：被俘后，你被运到了德累斯顿？
冯内古特：乘坐的是跟运来抓我们的部队一样的货车车厢，把犹太人、吉普赛人和耶和华的目击者等送到集中营的可能也是这样的车厢。火车就是火车。英国的蚊式轰炸机夜间攻击过我们几次。我猜他们以为我们是什么战略物资。他们击中了一辆载有我们营大部分军官的汽车。每次我说我恨军官，现在我还经常这么说，就会想起，几乎所有我服从过的军官都死掉了。圣诞节随时会降临。
《巴黎评论》：最后你到了德累斯顿。
冯内古特：最初是到了德累斯顿南部一个巨大的监狱集中营。他们把列兵跟军士和军官分开了。根据非常爱德华式的日内瓦公约的条款，列兵需要为他们的给养而劳动。其他人都惨死在了狱中。因为是列兵，我被运往德累斯顿……
《巴黎评论》：你对这个城市遭到轰炸前的印象如何？
冯内古特：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梦幻城市。跟巴黎一样，到处都是雕塑和动物园。我们住在一个屠宰场，有着崭新漂亮的水泥猪舍。他们把床铺和稻草床垫放进猪舍，作为合同工，我们每天早上去一个麦芽糖汁厂上班。糖汁是给孕妇喝的。该死的警报声消失了，我们会听到它在其他城市响起——嘭嘭嘭嘭。我们没想到还会在那儿听到它。市里没几个空袭掩体，也没有军工厂，只有香烟厂、医院和竖笛厂。不久警报大作，那是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我们下两层楼，躲进人行道下一个巨大的肉库。那儿很冷，到处都挂着宰好的猪。我们上来后城市已经不复存在了。
《巴黎评论》：没人在肉库里窒息而死？
冯内古特：没有。肉库挺大，我们人又不多。空袭也不是跟地狱似的。嘭。他们先用强力炸药把东西炸松，然后撒燃烧弹。战争刚开始时，燃烧弹个头很大，大概有鞋盒子那么长。待轮到德累斯顿时，燃烧弹就很小了。它们把整个城市都给烧垮了。
《巴黎评论》：你们上来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冯内古特：看守我们的都是军士，一个中士、一个下士、四个列兵，他们没有领头的。也没有城市了，他们都是德累斯顿人，被派往前线，又被送回老家干点轻松的活。他们盯了我们几个小时。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们一起讨论、交谈。最后我们穿过瓦砾，他们把我们跟一些南非人分到一起，待在市郊。作为卫生措施，每天我们进城，从地下室和掩体里往外挖尸体。我们进去之后，那些典型的掩体，普通的地下室，就像一列有轨列车，里面的人同时心脏衰竭。人们就那样坐在座位上，都已经死了。热浪是一个惊人的东西。自然界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中间刮起龙卷风，谁也呼吸不了。我们把死人弄出去。他们被装在推车上，运到公园，城市里没有瓦砾的巨大、开阔的地方。德国人开动火葬场，烧掉尸体，以免尸体发臭、传染疾病。地下埋着十三万具尸体。这是一场艰巨的、复杂的寻找复活节彩蛋游戏。我们走过德国士兵的封锁线去工作。平民们看不到我们在做什么。几天后整个城市开始发出臭味，一项新技术被发明出来。需要是发明之母。我们会砸开掩体，从人的身上拿走值钱的东西，不去确认他的身份，然后把值钱的东西交给看守。然后士兵拿着喷火器过来，站在门口，把里面的人火化。把金子和珠宝拿出来，然后把里面的所有人烧掉。
《巴黎评论》：这会给一个立志成为作家的人留下多么深的印象！
冯内古特：这是一件奇特的、惊人的事情。也是看到真相的时刻，因为美国的平民和地面部队不知道美国的轰炸机面临着轰炸饱和。直到战争临近结束，这个秘密才被披露出来。他们烧掉德累斯顿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已经把别的全都烧掉了。你知道，“我们今晚干点啥？”人人都会来这儿，这里的德国人仍在战斗，使用了烧掉城市的机器。这是一个秘密，烧掉那些城市，煮沸夜壶，点燃婴儿车。许多人废话什么诺尔登轰炸的景象。你会看到新闻短片上，一名炮兵军士两侧各站着一个手持点45手枪的军警。这类胡说八道，该死的，他们做的不过是从城市上空飞过，上千架飞机，然后扔下炸弹。战后我去芝加哥大学时，面试我的人轰炸过德累斯顿。他听了我的故事之后说：“唔，我讨厌那么做。”这句话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巴黎评论》：另一种回答是：“我们是被命令那么做的。”
冯内古特：他的说法更人性一些。我想他觉得轰炸是必要的，可能是这样。所有人都知道了，很快就能重建一座城市。工程师们说，重建德国需要五百年的时间。实际上只用了十八个星期。
《巴黎评论》：你是不是刚经历过这件事就想写写它？
冯内古特：这座城市被炸毁后，我不知道它有多大……是不是跟不莱梅或者汉堡、考文垂……差不多。我没去过考文垂，所以除了电影里看到的，我不知道它有多大。回到家之后（到《康奈尔太阳报》之后我就是一名作家了，虽然我也就写写报道），我想到把我的战争故事也写下来。我所有的朋友都一直在家里；他们也有奇妙的历险。我去了报社的办公室，《印第安纳波利斯新闻》，去看看关于德累斯顿他们报道了什么。有一篇大概一英寸长的文章，说我们的飞机去过德累斯顿上空，损失了两架。所以我想，得，这真是二战中最微小的细节。别人有那么多可写的。我记得我很嫉妒安迪·鲁尼，他迅速出了书；我不认识他，但我认为他是第一个在战后出版其战争经历的人；他的书叫《空中炮手》。见鬼，我就没有这样不凡的历险。但我不时会遇到一个欧洲人，我们就谈论二战，我就说我战时在德累斯顿；他会感到很惊讶，都想多了解一些。接着戴维·欧文关于德累斯顿的书出版了，说那是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屠杀。我说，天哪，我终于看到了点什么！我要写我自己的战争经历，不管它是否有趣，要努力出点什么来。我在《五号屠场》的开头描写了这一过程；我希望由约翰·韦恩和弗兰克·辛纳屈来扮演我们。最终，一个叫玛丽·欧黑尔的姑娘，一个跟我在一起的朋友的妻子，说：“你们那时只是孩子。假装你们是像韦恩和辛纳屈那样的男人不公平，对后代不公平，因为你们使战争看上去妙不可言。”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巴黎评论》：整个焦点转变了……
冯内古特：她使我不受约束地去写我们是怎样的婴儿：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岁。我们都是娃娃脸，身为战俘，我认为我无需经常刮胡子。现在想想我觉得那不是问题。
《巴黎评论》：还有一个关于战争的问题：你现在还会想起德累斯顿的燃烧弹吗？
冯内古特：我写了一本关于它的书，《五号屠场》。这本书现在还在卖，作为生意人我不时还要做一些跟它有关的事情。马塞尔·奥弗尔斯要把我拍进他的电影《正义的记忆》。他想让我谈谈发生于德累斯顿的暴行。我让他去找玛丽的丈夫，我的朋友伯纳德·欧黑尔，他去找了。欧黑尔也是侦察兵，在战争中是我的狱友。现在他在宾夕法尼亚做律师。
《巴黎评论》：你为什么希望去作证？
冯内古特：我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我不想跟那些认为德累斯顿就该被炸掉的人争辩。我在书中都说了，德累斯顿，不管你是否情愿，被炸没了。
《巴黎评论》：那是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屠杀？
冯内古特：它最快地杀死了许多人——几小时内炸死了十三万五千人。当然还有较慢的杀人计划。
《巴黎评论》：死亡集中营。
冯内古特：对——在集中营里，最终几百万人被杀死。许多人认为轰炸德累斯顿是对集中营屠杀正当的、极小的报复。可能是吧。如我所说，我从不争辩这一点。我只附带指出，待在这座毫无防御的城市里的所有人都被判了死刑——幼儿、老人、动物园里的动物，当然还有成千上万狂暴的纳粹，还有我最好的朋友伯纳德·欧黑尔和我。本来我和欧黑尔也该被炸死。炸死的越多，报复得越到位。
《巴黎评论》：富兰克林图书馆出版社要出《五号屠场》的豪华版了。
冯内古特：对。他们要我写一个新的序言。
《巴黎评论》：你有什么新想法了吗？
冯内古特：我说整个地球上只有一个人从袭击中得到了好处，空袭肯定要花上千万美元。空袭没有令战争缩短半秒，没有削弱德国人的防御，没有袭击其他任何地方，没有从死亡集中营解救出一个人。只有一个人获益了，不是两个、五个或十个。只有一个。
《巴黎评论》：他是谁？
冯内古特：我。我从每个被炸死的人那里挣到三美元，我想。
《巴黎评论》：你觉得你跟你的同时代人有多亲近？
冯内古特：我的同辈作家？当然很友好。但我很难跟其中的一些人交谈，因为我们好像是做不同事情的。一度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解之谜，但后来索尔·斯坦伯格——
《巴黎评论》：那位画家？
冯内古特：对。他说在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中，总是会有些人对艺术史，对过去的胜利、惨败和实验反应激烈，其他人则不会。我属于第二种，我不得不如此。我没法跟我的文学前辈们一起玩游戏，因为我未曾系统地研究过他们。我在康奈尔大学学的化学，后来又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人类学。天哪，我对威廉·布莱克着迷时已经三十五岁了，四十岁时才读《包法利夫人》，四十五岁时才听说塞利纳。因为走运，我刚好在该读《天使，望故乡》时读到了这部书。
《巴黎评论》：什么时候？
冯内古特：十八岁的时候。
《巴黎评论》：所以你一直在看书？
冯内古特：没错。小时候我家里塞满了书。但我从来没有为了学位而读书，也不用写论文，不用在讨论班上证明我读懂了。我讨论书时笨拙得无可救药。我的经验为零。
《巴黎评论》：家里谁对你成为作家影响最大？
冯内古特：我想应该是我妈妈。伊迪丝·利伯·冯内古特。我们家在大萧条期间损失了几乎所有的钱之后，我妈妈认为她或许可以给时尚杂志写东西来挣点钱。她在夜校上了短篇小说课。她像赌徒研究赛马新闻一样地研究杂志。
《巴黎评论》：她一度很有钱？
冯内古特：我爸爸是一位收入中等的建筑师，娶了城里最有钱的姑娘。她家靠卖利伯储藏啤酒和金牌啤酒挣了很多钱。利伯储藏啤酒在某届巴黎博览会上获奖后成了金牌啤酒。
《巴黎评论》：味道一定不错。
冯内古特：比我早很久的事情了。我从没尝过。它有一个秘方，我知道。我外祖父和他的酿酒师傅放进去的时候，不会让任何人观看。
《巴黎评论》：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冯内古特：咖啡。
《巴黎评论》：所以你妈妈研究过短篇小说创作——
冯内古特：我爸爸在家里顶层的房间建了一个工作室，在里头画画。大萧条期间建筑师接不到什么活——谁都找不到工作。但奇怪的是，我妈是对的：低俗杂志的作者却能大把地挣钱。
《巴黎评论》：所以你妈对写作采取的是非常实用的态度。
冯内古特：也不是全然如此。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有文化的女性。她跟我上的是同一所高中，是同期不多的全得a+的人之一。她的德语和法语都很流利。我还存有她的一张高中成绩单。“a+，a+，a+……”结果表明，她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但她没有低俗杂志所要求的粗俗的天才。幸运的是，我不缺粗俗，所以，我长大后，能够让她梦想成真。对我来说，给《科利尔》《星期六晚邮报》和《大都会》《女性家庭》之类刊物写稿不费吹灰之力。我多么希望她能活着看到这一幕。我多么希望她活着看到她所有的孙辈。她有十个孙辈。她连第一个也没见到。我还实现了她的另一个梦想：我在科德角住了几年。她一直希望住在科德角。可能儿子都希望能实现他们的妈妈的梦想。我姐姐去世后，我收养了她的儿子，他们努力去实现她的梦想的做法挺吓人的。
《巴黎评论》：你姐姐的梦想是什么？
冯内古特：她想像《瑞士家庭罗宾逊》里的成员那样生活，在宜人、与世隔绝的地方跟友好的动物住在一起。她的长子吉姆过去八年间在牙买加的山顶上养羊。上面没有电话。没有电。
《巴黎评论》：你和你妈妈上的印第安纳波利斯高中——
冯内古特：还有我爸爸。肖特里奇高中。
《巴黎评论》：该校有一份日报。
冯内古特：对。《肖特里奇每日回声》。学校里就有一个印刷铺。学生给报纸写稿。学生制版。放学后。
《巴黎评论》：你刚才觉得什么很好笑。
冯内古特：我想起了高中的一些蠢事。跟写作无关。
《巴黎评论》：不介意的话跟我们说说？
冯内古特：哦，我刚才想起了高中公民课上讲关于政府如何运作的内容时发生的事情。老师让我们轮流起立，说说我们放学后都干啥。我坐在教室的后面，挨着一个叫埃尔伯格的同学。他后来在洛杉矶卖保险。他近来去世了。他不停地推我，催我，激我真实地讲述我放学后干的事。他给我五美元，让我说实话。他希望我站起来说，“我做航模，还有自慰。”
《巴黎评论》：我明白了。
冯内古特：我还办《肖特里奇每日回声》。
《巴黎评论》：有趣吗？
冯内古特：有趣，也很简单。我总是觉得写东西很容易。而且，我学会了写给同学们而非老师看。大部分初学者不会写给同辈看——令同辈痛骂。
《巴黎评论》：所以你每天下午都去《回声》的办公室。
冯内古特：对。有一次，我在写东西时，刚好漫不经心地闻了一下自己的腋窝。有几个人看见了，觉得那很有趣——从那之后我就得了一个外号“嗅闻癖”。在我们一九四〇届的毕业纪念册上，我被写成“小库尔特·嗅闻癖菲尔德·冯内古特”。严格地说，我没有嗅闻癖。嗅闻癖是四处闻女孩的自行车车座的人。我没那么干过。“蠢货”（twerp）还有一个特定的含义，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现在都乱用，“蠢货”就成了一个意思不清楚的脏话。
《巴黎评论》：蠢货最初严格的意义是什么？
冯内古特：是指往屁股瓣中间塞假牙的人。
《巴黎评论》：我明白了。
冯内古特：对不起，是在他或她的屁股瓣中间。我总是会像刚才那样得罪女权主义者。
《巴黎评论》：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人那样用假牙。
冯内古特：为了咬掉出租车后座上的纽扣。这是蠢蛋们那样做唯一的原因。激发他们的就是这个。
《巴黎评论》：从肖特里奇毕业后，你去了康奈尔大学？
冯内古特：我那样想象。
《巴黎评论》：你想象？
冯内古特：我有一个朋友，经常大量饮酒。如果有人问他，前一天晚上他是否喝醉了，他总是不客气地回答说，“哦，我的想象。”我很喜欢这个答复。它承认人生是一场梦。康奈尔是一个醉鬼的梦，部分是因为喝醉了，部分是因为我入读了一个我毫无天赋的专业。我爸爸和哥哥都认为我应该学化学，因为我哥在麻省理工学化学学得很好。他比我大八岁。也比我更有趣。他最著名的发现是碘化银有时能够让天下雨或者下雪。
《巴黎评论》：你妹妹也很风趣吗？
冯内古特：哦，没错。她的幽默感带有一丝奇怪的残酷色彩，这跟她性格的其他部分有些不吻合。每当有人摔倒她都会觉得非常有意思。有一回她看见一位女士从电车上横着摔下来，笑了几个星期。
《巴黎评论》：横着摔下来？
冯内古特：对。这位女士肯定是鞋跟卡住了。电车的门敞开着，我妹妹刚好在人行道上看见了，之后她看见这位女士横着摔了下来——像一块木板一样平，脸朝下，离地大概两英尺高。
《巴黎评论》：滑稽剧？
冯内古特：当然。我们喜欢《劳雷尔和哈代》。你知道电影里最有趣的是什么吗？
《巴黎评论》：不知道。
冯内古特：让一个人走过一个看上去很浅、但实际上有六英尺深的水坑。我记得在一部电影中，夜里加里·格兰特慢慢地跑过一片草坪。他跑到一个低矮的树篱跟前，优雅地跨过树篱，但发现对面是一个二十英尺长的陡坡。但我和我妹妹最喜欢的还是电影中有人呵斥其他所有人，然后高傲地退进一个衣橱。当然，他还得再出来，整个人都缠在了衣架和丝巾上。
《巴黎评论》：你在康奈尔拿到化学专业的学位了吗？
冯内古特：到三年级期中的时候，我每一科都不及格。我高兴地参军打仗去了。战后，我去了芝加哥大学，痛快地学起了人类学，一种基本上是文科的科学，几乎跟数学无关。那时我已经结婚了，不久就有了一个孩子，马克。他后来疯了，还据此写了一本书《伊甸园快车》。他自己也刚刚做了父亲，我第一个孙子，男孩，叫圣扎迦利。马克即将结束他在哈佛医学院的第二个学年，将会是他班上毕业后唯一一个不欠债的人，因为他出了本书。可以说，他精神崩溃后恢复得相当不错。
《巴黎评论》：研究人类学后来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吗？
冯内古特：它确认了我的无神论，这也是我爸爸的信仰。我一直认为，展览和研究宗教是小题大做。我们不可以认为一种文化比另一种优越。如果经常提到种族就会惹麻烦。这太理想主义了。
《巴黎评论》：几乎成了一种宗教？
冯内古特：没错。这是我唯一的宗教。迄今为止。
《巴黎评论》：你的论文写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