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

巴黎评论 编辑部 第1页,共2页

◎叶子/译

本次采访,是在一九八三年秋天,在巴黎和米兰·昆德拉几次偶遇的一个产物。我们在他靠近蒙帕那斯区的顶楼公寓里见面,在一间昆德拉当做办公室的小屋子里工作。屋里书架上满是哲学和音乐学的书,有一台老式打字机和一张桌子,看上去更像一间学生宿舍,而不是一位世界知名作家的书房。其中一面墙上,两幅照片肩并肩挂着:一张是他父亲,一位钢琴家;另一张是莱奥什·亚纳切克,他非常喜爱的捷克作曲家。

我们用法语进行了几次自由而漫长的讨论;没有用录音机,而是用了一台打字机、剪刀,还有胶水。渐渐地,在被丢弃的废纸中,在几次修改后,这个文本浮出水面。

昆德拉的最新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出版即畅销,本次采访就发生在这之后不久。突然而至的名气让他很不自在;昆德拉一定同意马尔科姆·劳瑞的说法,“成功就像一场可怕的灾难,比一个人家里失火还要糟。名誉烧毁了家的灵魂。”一次,当我问及媒体对他小说的某些评价时,他答道:“我只在乎自己的看法!”

大多数评论者研究作家,倾向于研究其个性、政见及私人生活,而不是作家的作品。昆德拉不希望谈自己,似乎是对这一趋势的本能反应。“对必须谈论自己感到厌烦,使小说天才有别于诗歌天才。”昆德拉对《新观察家》杂志如是说。

米兰·昆德拉一部未出版作品的一页手稿

因此,拒绝谈论自己,是将文学的作品与形式放在注意力正中心,聚焦小说本身的一种方式。这次关于创作艺术的讨论,正是为此目的。

——克里斯蒂安·萨蒙,一九八三年

《巴黎评论》:你曾说在现代文学中,你感觉和维也纳作家罗伯特·穆齐尔与赫尔曼·布洛赫,比和其他任何作家都更接近。布洛赫认为——和你一样,心理小说的时代已走到尽头。相反,他信奉他称之为“博学小说”的东西。

米兰·昆德拉:穆齐尔和布洛赫给小说安上了极大的使命感,他们视之为最高的理性综合,是人类可以对世界整体表示怀疑的最后一块宝地。他们深信小说具有巨大的综合力量,它可以将诗歌、幻想、哲学、警句和散文糅合成一体。在信中,布洛赫对这一议题做出了某些深远的观察。不过在我看来,布洛赫由于错误地选择了“博学小说”这个术语,因而模糊了自己的意图。事实上,布洛赫的同胞,阿德尔伯特·斯蒂夫特,一位奥地利散文大家,他于一八五七年出版的《小阳春》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博学小说。小说很有名:尼采认为它是德国文学作品中最伟大的四部之一。今天,它难以被理解,因为充满了地质学、生物学、动物学、手工业、绘画艺术,以及建筑学的资料;但这庞大的、令人振奋的百科全书,实际却漏掉了人类及人类自己的处境。恰恰因为是博学的,《小阳春》完全缺乏让小说变得特殊的东西。布洛赫不是这样。相反!他力求发现“小说自己能够发现的”。布洛赫喜欢称之为“小说学问”的具体对象是存在。在我看来,“博学”这个词必须被精确地界定为“使知识的每一种手段和每一种形式汇聚到一起,为了解释存在”。是的,我确实对这样的方式有一种亲近感。

《巴黎评论》:你在《新观察家》杂志发表的一篇长文让法国人再次发现了布洛赫。你高度称赞他,可你同时也是批判的。在文章结尾,你写道:“所有伟大的作品(正因为它们是伟大的)都部分地不完整。”

昆德拉:布洛赫对我们是一个启发,不仅因为他已实现的,还因为所有那些他打算实现却无法达到的。正是他作品的不完整能帮助我们明白对新艺术形式的需求,包括:第一,彻底地去除非本质(为了捕捉到现代世界的复杂性而不用丧失结构上的清晰);第二,“小说的旋律配合”(为了将哲学、叙事、理想谱进同一支曲);第三,尤其小说体的随笔(换言之,保留假想、戏谑或反讽,而不是传达绝对真实的信息)。

《巴黎评论》:这三点似乎充斥了你的整个艺术规划。

昆德拉:要将小说变为一个存在的博学观照,必须掌握省略的技巧,不然就掉进了深不见底的陷阱。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是我最爱的两三本书之一。但别指望我会喜欢它巨大的未完成的部分!想象一座城堡大到一眼看不完整。想象一支弦乐四重奏长达九个小时。有一个人类学上的极限,比如记忆的极限——人的均衡——不该被攻破。当你完成了阅读,应仍能记得开头。如果不,小说便失去了它的形,它“结构上的清晰”变得含糊。

《巴黎评论》:《笑忘录》由七个部分组成。如果你处理它们时用的不是一种这么省略的方式,你可能会写七部不同的、完整的小说。

昆德拉:可如果写了七部独立的小说,我会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我将无法在一本单独的书里,捕捉到现代世界人类存在的复杂性。省略的艺术绝对必不可少。它要求一个人总是直奔主题。在这一点上,我总想起一位我自童年起就极其热爱的捷克作曲家莱奥什·亚纳切克。他是现代音乐最杰出的大师之一,他决定将音乐剥得只剩下本质,这是革命性的。当然,每一部音乐作品牵涉到大量的技巧:主题的展露,它们的发展、变化、复调效果(通常很机械),填入配器,过渡,等等。今天一个人可以用电脑作曲,电脑总存在于作曲家的脑中——如果有必要,他们能够在没有一个原始创意的情况下写出一部奏鸣曲,只要把作曲的规则在电脑程序上扩展。亚纳切克的目的是摧毁这台电脑!野蛮的并列,而不是过渡;重复,而不是变化——并且总是直奔主题:只有那些有重要话可说的音符,才有存在的权利。小说几乎也一样,它也受到了拖累,来自“技巧”,来自为作者完成作品的规矩:介绍一个角色,描述一场环境,将行动带入其历史背景之中,将角色的一生用无用的片段填满。每换一次景要求一次新的展露、描述、解释。我的目的和亚纳切克一样:摒弃机械的小说技巧,摒弃冗长夸张的小说文字。

《巴黎评论》:你提到的第二种艺术形式是“小说的旋律配合”。

昆德拉:认为小说是一种知识大综合的想法,几乎自动产生了“复调”这一难题。这个难题仍要解决。比如布洛赫《梦游者》的第三部分,它由五个混杂的要素组成:第一,建立在三位主角基础上的“小说的”叙述——帕斯拿、艾什、于哥诺;第二,汉娜·温德林轶事;第三,军医院生活的真实描述;第四,一个救世军女孩的叙述(部分用韵文写成);第五,一篇有关价值观堕落的哲学散文(用科学语言写成)。每一部分都优美。尽管事实上,它们都在不间断的交替中(换言之,用一种复调的方式)处理同时性,但五种要素依然是分离的——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构成一种真正的复调。

《巴黎评论》:你把复调这样一个隐喻用到文学上,是否事实上向小说提出了它无法完成的要求呢?

昆德拉:小说能够以两种方式吸收外界要素。堂吉诃德在他旅行的过程中,遇到不同的人向他叙述他们自己的故事。这样,独立的故事,插入整体之中,与小说框架融为一体。这种写作在十七、十八世纪小说中常能找到。可布洛赫,没有把汉娜·温德林的故事放入艾什和于哥诺的主线故事中,而是让它们同时地展开。萨特(在《延缓》中),以及他之前的多斯·帕索斯,也用了这种同时的技巧。不过,他们的目的是将不同的小说故事融合,换句话说,是同类而非像布洛赫那样的异类要素。此外,他们对这种技巧的使用,给我的印象是太机械且缺乏诗意。我想不到有比“复调”或“旋律配合”更好的术语,能来描述这种形式的写作,而且,音乐上的类比是有用的。比如,《梦游者》第三部分首先让我感到麻烦的是,五个要素并不均等。而所有声部均等在音乐的旋律配合上是基本的程序规则,是必要条件。在布洛赫的作品中,第一要素(艾什和于哥诺的小说叙述)比其他要素占了更多的实际空间,更重要的是,它与小说的前两部分相关联,享有一定的特权,因此承担了统一小说的任务。所以它吸引了更多注意,将其他要素变为纯粹的装饰。第二个让我感到麻烦的是,尽管一首巴赫的赋格一个声部也不能少,汉娜·温德林的故事或有关价值观堕落的散文,却完全能作为杰出的独立作品。单独地看,它们不会丧失一点儿意义或品质。

在我看来,小说旋律配合的基要条件是:第一,不同要素的平等;第二,整体的不可分割。记得完成《笑忘录》第三章《天使们》的那一天,我极为自豪。我肯定自己找到了一种整合叙事的新方式。文本由下列要素组成:第一,两个女学生的一段趣事及她们的升华;第二,一段自传体叙述;第三,对一本女性主义书籍的批评文章;第四,一则有关天使和魔鬼的寓言;第五,一段关于保罗·艾吕雅飞过布拉格的梦的叙述。这些要素中没有一个脱离了其他依然可以存在,每一个都解释说明了其他,就好像它们都在探索同一个主题,问同一个问题:“天使是什么?”

第六章,同样叫《天使们》,有:第一,有关塔米娜死亡的梦的叙述;第二,有关我父亲过世的自传体叙述;第三,音乐学上的思考;第四,有关在布拉格广泛流行的健忘症的思考;我父亲与塔米娜被孩子们拷问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借用洛特雷阿蒙著名的意象,它是“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同一主题的解剖台上“偶然相遇”。小说的复调更多的是诗意,而不是技巧。我在文学中找不到其他的例子有如此复调的诗意,但我对阿仑·雷乃最新的电影感到很惊讶,他对旋律配合艺术的运用令人惊叹。

《巴黎评论》:旋律配合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没有这么明显。

昆德拉:那是我的目标。那儿,我想要梦、叙述和思考以一条看不见、完全自然的水流汇聚成河。但小说复调的特点在第六部分很明显:斯大林儿子的故事、神学的思考、亚洲的一起政治事件、弗兰兹在曼谷的死、托马斯在波西米亚的葬礼,都通过同一个永恒的问题联系起来——“媚俗是什么?”这个复调的段落是支撑整个小说结构的支柱,是解开小说结构之秘密的关键。

《巴黎评论》:通过召唤“一篇尤其小说体的散文”,对《梦游者》中出现的有关价值观堕落的散文,你表达了几种保留态度。

昆德拉:那是一篇非常漂亮的散文!

《巴黎评论》:你对它成为小说一部分的这种方式有过怀疑。布洛赫没放弃他任何的科学语言,他以一种直白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不是藏在他的某个角色之后——像曼或穆齐尔会做的那样。那不正是布洛赫真正的贡献、他的新挑战吗?

昆德拉:确实如此,他对自己的胆识很了解。但也有一个风险:他的散文会被看成、被理解成小说意识形态的关键,理解成它的“真理”,那会将小说的剩余部分变成一种思想的纯粹说明。那么小说的平衡被打乱;散文的真理变得过于沉重,小说微妙的结构便有被摧毁的危险。一部没有意图要论述一种哲学论题的小说(布洛赫憎恨那一类的小说!)可能最后会被以同样的方式解读。一个人如何将一篇散文并入小说里?有一条基本原则在心很重要:思考一旦囊括进小说的身体,本质就会起变化。小说之外,一个人便置身于一个振振有词的王国:每个人的哲学家、政治家、看门人,都确信自己的言论。可小说,是一块地盘,在这儿,没有人下断言;它是娱乐和假想的国度。小说中的思考是假定的,这由它的本质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