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二/译
雷蒙德·卡佛居住的两层楼木屋顶大房子坐落在纽约州雪城市一条安静的街道上，门前的草坪一直铺到了坡下的人行道旁，车道上停着一辆崭新的奔驰，一辆旧的大众车停在路边。
进屋需穿过蒙着纱窗的前廊。屋里的布置并不起眼，但东西搭配得当——乳白色的沙发配玻璃茶几。和雷蒙德·卡佛住在一起的作家苔丝·加拉赫收集孔雀羽毛，那些摆放在各处、插着孔雀羽毛的花瓶成了屋子里最引人注目的装饰。我们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卡佛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家具都是在同一天购买并当天送达的。
加拉赫做了个写着“谢绝探访”的活动木牌，字的四周画了一圈黄色和橙色的眼睫毛，牌子就挂在纱门上。他们有时会把电话线拔掉，那个牌子在门上一挂就是好几天。
卡佛的工作室在二楼的一个大房间。长长的橡木书桌收拾得干干净净，打字机放在l形书桌拐角一侧。桌子上没有任何小摆设、装饰品和玩具。他不是收藏家，对纪念品和怀旧物件不感兴趣。橡木书桌上有时放着一个牛皮纸文件夹，里面夹着修改中的小说。文档放置有序，他能随时从中取出某篇小说和它所有的早期版本。像房子里的其他房间一样，墙壁刷成了白色，而且，和其他房间一样，墙上几乎什么都没挂。光线从书桌上部长方形的窗户斜照进来，如同透过教堂顶部窗户照射进来的阳光。
卡佛是一个穿着随便的粗壮男人，法兰绒衬衫配咔叽布裤子或牛仔裤。他的穿着和生活与他小说中的人物很相似。就一个大块头而言，他的声音出奇的低沉和含混不清，为了能听清楚他的话，我们过一会儿就得凑近他，并不停令人厌烦地问“什么，什么”。
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马笼头》第一页的四种草稿
采访中的一部分是在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二年之间通过信件完成的。我们去见卡佛时，“谢绝探访”的牌子并没有挂出来。采访过程中，几名雪城大学的学生顺路来拜访卡佛，其中就有卡佛正上大四的儿子。午饭卡佛请大家吃三明治，用的是他在华盛顿州海边钓到的三文鱼。他和加拉赫都来自华盛顿州。我们采访他时，他们正在安吉利斯港建造一栋房子，他们计划每年都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我们问卡佛是否觉得那栋房子更像是家，他回答道：“没有，住在哪儿都一样，这里也不错。”
——莫娜·辛普森、刘易斯·布兹比，一九八三年
《巴黎评论》：你早年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什么促使你开始写作的？
雷蒙德·卡佛：我是在华盛顿州东部一个叫亚基马的小城里长大的。父亲在锯木厂工作，他是个锉锯工，维修那些用于切割和刨平原木的钢锯。母亲做过售货员和女招待，有时则在家待着，她每样工作都干不长。我还记得有关她“神经”的话题。她在厨房水池下方的柜子里放着一瓶不需要处方的“神经药水”，每天早晨都要喝上两调羹。我父亲的神经药水是威士忌。他通常也在那个水池的下方放上一瓶，要不就放在外面堆放木材的棚子里。记得有一次我偷偷地尝了尝，一点儿也不喜欢，奇怪怎么会有人喝这玩意儿。当时的家是一间小平房，只有两间卧室。小的时候我们经常搬家，但总是搬进一间只有两间卧室的小房子。我能记住的第一间房子靠近亚基马的集市，屋内没有厕所。那是四十年代后期，当时我大概八岁。我通常在班车站等着我父亲下班回家。多数情况下他像时钟一样准确，但大约每隔两周他会不在那辆班车上。我会在那儿等下一趟班车，但我已经知道他也不会在下一趟班车上。这种情况发生时，表明他和他锯木厂的朋友们外出喝酒去了。我仍然记得母亲、我和弟弟坐着吃饭时，餐桌上笼罩着的那种大难临头的绝望气氛。
《巴黎评论》：那又是什么促使你写作的呢？
卡佛：我能给出的唯一解释是，我父亲给我讲了很多他儿时的故事，以及他父亲和他祖父的故事。父亲的祖父参加过南北战争，替交战的双方打过仗！他是个变节者，南方军失利后，他去了北方，并为联邦军打仗。我父亲讲这个故事时大笑不止，他不认为这件事有什么错，我也这么认为。总之，我父亲会给我讲一些故事，其实是一些没有什么寓意的奇闻轶事，讲在林子里跋涉，扒火车还得留心铁路上的恶霸。我喜欢和他待在一起，听他讲故事。有时，他会把他正读着的东西念给我听，赞恩·格雷的西部小说，这是我除教科书和《圣经》以外首次接触到的硬皮书。这样的情形并不多，我偶尔会在某个晚上看见他躺在床上读赞恩·格雷。在一个没有私人空间的家庭里，这算得上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了。我明白了他有他私密的地方，那些是我不明白但通过这些偶尔的阅读表现出来的东西。我对他私密的部分和阅读这一行为本身都很感兴趣。在他读书时我会让他念给我听，他会从正看着的地方往下念。过了一会儿他会说：“儿子，去干点别的什么吧。”嗯，那些日子里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我去离家不远的一条小溪钓鱼。稍大一点后，我开始打野鸭、野鹅和陆地上的猎物。这些都是让我兴奋的事情——打猎和钓鱼，它们在我的情感世界留下了痕迹，是我想要写的东西。那段时间里我书读得不算多，除了难得一读的历史小说或米奇·斯皮兰的侦探小说外，就是读《野外运动》《户外活动》和《田野和溪流》等杂志了。我写了一篇很长的关于没钓到或是钓到鱼的小说，问我妈能否帮我用打字机打出来。她不会打字，但还是去租了台打字机，真难为她了。我们两人合力把小说很难看地打出来并寄了出去。我记得那本户外杂志的刊头上有两个地址，我们把稿件寄到靠近我家、位于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发行部。稿件最终被退了回来，但这没什么，它到过外面的世界了，那篇稿子，去过了别的地方，有除了我母亲以外的人读过了它，起码我是这么希望的。后来我在《作家文摘》看到一则广告，是一个男人的照片，很显然，是一个成功了的作家，在给一个名字叫帕默的作家学院做代言人。这似乎正是我想做的事情。有个按月付款计划，先付二十美元，然后每月十块还是十五块，一共三年还是三十年，其中之一吧。每周都有作业，有人批改作业。我坚持了几个月。后来，也许觉得无聊了，就不再做作业了，我父母也不再付钱了。帕默学院很快就来了封信，说如果能一次把款付清，我仍然可以获得结业证书。这似乎很公道，我设法让父母把剩余的钱付清了，我按时收到了证书，把它挂在了我卧室的墙上。但在高中期间大家就认定我会在毕业后去锯木厂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很想做我父亲做的那种工作，我毕业后他会请领班帮忙给我安排一份工作。我在锯木厂工作了约六个月，但我不喜欢这份工作，从第一天起就知道我不想在这儿干一辈子。我一直干到挣的钱够买一辆车和一些衣服了，就从家里搬出去并结婚。
《巴黎评论》：然而，不管怎么说，你上了大学。是你妻子让你上的吗？她有没有鼓励你去上大学？她自己想上大学吗？而这是否是促使你去上学的原因？那时你多大？她那时肯定还很年轻。
卡佛：我当时十八岁。她刚从华盛顿州瓦拉瓦拉圣公会女子私立学校毕业，才十六岁，她怀孕了。在学校里她学会了怎样得体地端住一只茶杯。她受过宗教和体育方面的教育，也学了物理、文学和外语。她懂拉丁语，这让我万分惊讶。拉丁语！开始几年，她断断续续地上着大学，但这么做实在是太难了。在需要养家和濒临破产的状态下继续上学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说的是破产。她家里一点钱也没有，她上那所学校全靠奖学金，她妈至今还在恨我。我太太本该毕业后靠奖学金去华盛顿大学读法律，然而我让她怀了孕。我们结了婚，开始在一起生活。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她十七岁，十八岁时生了第二个。现在我又能说些什么？我们根本就没有青春时光。我们发现自己在扮演着陌生的角色，但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我想说尽了比最大还要大的努力。她最终完成了大学学业，在我们结婚后的第十二年还是第十四年，她从圣何塞州立大学拿到了本科学位。
《巴黎评论》：最初那些困难的年代里你也在写作吗？
卡佛：我白天工作晚上上学，我们不停地工作。她一边工作，一边还要带孩子和照料家庭，她为电话公司工作，孩子白天待在看护那里。最终，我从洪堡州立大学获得了本科学位，我们把所有东西装进车子和安放在车顶上的一个大箱子里，去了爱荷华市。洪堡大学的一个叫迪克·戴的老师告诉我爱荷华大学有个写作课程。戴寄了我的一篇小说和三四首诗给唐·贾斯蒂斯，唐为我在爱荷华大学弄到了五百块的资助。
《巴黎评论》：五百块？
卡佛：他们说他们只能给这么多。在那个时候这已不算少了，但我没能完成爱荷华的学业。第二年他们给我更多的钱让我留下，但我们实在没办法这么做。我在图书馆工作，每小时挣一两块钱，我妻子在餐馆做女招待。要得到一个学位至少还需要一年时间，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我们只好搬回加州，这次去了萨克拉曼多。我在仁慈医院找了个夜间打扫厕所的工作。这个工作我一干就是三年，是个很不错的工作，我每晚只需工作两三个小时，但工钱是按八小时算的。有一些必须做完的事情，但一旦做完就完了，我就可以回家做我想做的事情。开始的一两年里，我每晚回家，睡得不太晚，早晨爬起来写作，孩子们待在看护家，妻子已出门工作了——一个上门销售的工作，我有一整天的时间。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开始在晚上下班后不是回家而是去喝酒。那是在一九六七或一九六八年。
《巴黎评论》：你第一次发表作品是什么时候？
卡佛：我当时是加州阿克塔市洪堡州立大学的本科生。某一天，我的一篇短篇小说被一家杂志接受了，一首诗被另一家杂志采用了。真是美好的一天！也许是我有生以来最美好的一天。我和我太太开车出去，四处给朋友看稿件被录用的信件。它给了我们急需的对我们的存在的肯定。
《巴黎评论》：你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什么？第一首诗是什么？
卡佛：是一篇名叫《田园生活》的小说，发表在《西部人文评述》上，它是一本很好的文学杂志，至今还由犹他大学出版发行。他们没付我稿费，但这无所谓。那首诗叫《黄铜戒指》，发表在亚利桑那州的一本杂志上，杂志的名字叫《目标》，现在已经停刊了。查尔斯·布考斯基的一首诗也发表在那一期杂志上。我为能和他上同一期杂志感到高兴，他那时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巴黎评论》：你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你庆祝作品首次发表的方式是带着杂志上床，这是真的吗？
卡佛：一部分是真的。那其实是一本书，《美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我的小说《请你安静些，好吗》被那本选集选中了。那是在六十年代后期，那本选集每年都由玛莎·弗雷编辑，大家都习惯地称它为《弗雷选集》。那篇小说曾在芝加哥一个不起眼的叫做《十二月》的杂志上发表过。收到选集的那天我带着它上床去读并且就那么看着它，你也清楚，就那么捧在手里。更多的时间里我只是捧着它和看着它，而不是去读它。后来我睡着了，醒来时书和妻子都在我的身边躺着。
《巴黎评论》：在为《纽约时报书评》写的一篇文章里，你提到过一个“乏味得不想再说”的故事，是关于你为什么只写短篇不写长篇的原因。你愿意谈谈这个故事吗？
卡佛：那个“乏味得不想再说”的故事与好几件说起来并不是很愉快的事情有关。我最终在发表在《安泰俄斯》上的一篇杂文《火》里提到了这些事情。在文章里，我说归根结底，应根据一个作家的作品来评判他，这样做才是正确的，写作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情况并不重要，它们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从来没有人请我当作家，但在付账单、挣面包和为生存而挣扎的同时，还要考虑自己是个作家并学习写作，这实在是太难了。在年复一年地干着狗屁不如的工作、抚养孩子和试图写作之后，我认识到我需要写些很快就能完成的东西。我不可能去写长篇，那是一个需要花上两三年时间的项目。我需要写一些立刻就有回报的东西，三年后不行，一年后也不行。所以，诗和短篇小说。我开始明白我的生活不像，这么说吧，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生活中有太多的无奈需要承受——想写东西但没有时间和地方来写。我经常坐在外面的车里，在放在膝盖上的便笺簿上写点东西。孩子们那时已进入青春期，我二十大几三十出头的样子，我们仍然处在贫困状态，已经破过一次产，在辛苦工作了那么多年后，除了一辆旧车、一套租来的房子和屁股后面跟着的新债主外，没有其他可以示人的东西，这真是令人沮丧，我感到了一种精神上的湮没。酗酒成为一个问题，我或多或少地放弃了，举起了白旗，把终日喝酒当做一个正当职业。这些就是当我提到“乏味得不想再说”的事情时我所要说的一部分。
《巴黎评论》：你能再多谈一点有关喝酒的事吗？有那么多的作家，即使不是酒鬼，也喝好多酒。
卡佛：和从事其他职业的相比也不会多多少，你大概不会相信。当然，有关喝酒的神话很多，但我从来不对它们感兴趣，我只对喝酒感兴趣。我估计我是在意识到想为自己、为我的写作、为妻子和子女争取的东西永远也无法得到后开始狂饮的。很奇怪，当你开始生活时，你从未想到过破产，变成一个酒鬼、背叛者、小偷或一个撒谎的人。
《巴黎评论》：你是否和这些都沾点边？
卡佛：过去是，现在不再是了。噢，我有时说点谎，像其他人一样。
《巴黎评论》：你戒酒有多久了？
卡佛：一九七七年六月二日。如果你想知道事实的话，戒酒成功这件事比我一生中做的任何事情都更让我感到骄傲。我是个痊愈的酗酒者。我是个酒鬼这件事无法否定，但我不再是个还在酗酒的酒鬼。
《巴黎评论》：你酗酒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卡佛：回想过去发生的事情总是很痛苦的。我把我所接触到的东西都变成了废墟，但我也许要补充一句，在我酗酒的末期，其实也没剩下几样东西了。具体一点？这么说吧，有的时候会涉及警察、急救室和法庭。
《巴黎评论》：你是怎样戒掉的？是什么让你戒掉的呢？
卡佛：酗酒的最后一年，一九七七年，我两次住进同一个戒酒中心，还进过一次医院，在加州圣何塞附近一个叫做“德威特”的地方待过几天。“德威特”曾经是个为患有精神病的罪犯开设的医院，真是非常的恰当。在我酗酒生涯的后期，我完全失去了控制，糟糕到了极点，昏厥，糟糕透顶，甚至到了记不住在某段时间里你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的程度。你可能在开车、朗读作品、给学生上课、固定一根断掉的桌腿或和某人上床，后来却一点也想不起曾干过什么，你处在某种自动导航状态。我还记得自己坐在家里的客厅里，手里端着杯威士忌，头上裹着绷带，那是因酒后癫痫症发作摔倒而导致的。疯狂！两周后我回到了戒酒中心，这次去的地方叫“达菲”，在加州的卡利斯托加，葡萄酒之乡的北面。我进过“达菲”两次，进过圣何塞的“德威特”，进过旧金山的一所医院，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十二个月的时间里。我想这足够糟糕的了，我在走向死亡，就这么简单，一点也不夸张。
《巴黎评论》：是什么使得你彻底把酒戒掉的？
卡佛：那是一九七七年五月下旬，我独自住在加州北部的一个小镇上，大约有三周没有喝醉了。我开车去旧金山，那儿正在开一个出版商的会议。麦格劳希尔出版社当时的总编辑弗雷德·希尔斯请我去吃午饭，他想给我一些定金，让我写一部长篇小说。在那顿午饭的前两天，我的一个朋友有个派对，派对进行到一半时，我端起一杯葡萄酒喝了下去，这是我能记住的最后一件事。失去知觉的时间到了。第二天早晨酒店开门时，我已经等在那里了。那天晚上的晚餐更是个灾难，可怕极了，人们在争吵，醉倒在桌子下面。第二天早晨我不得不爬起来去赴弗雷德·希尔斯的饭局。醒来时我难受得头都直不起来。开车去接希尔斯前我喝了半品脱的伏特加，这在短时间里对我有点帮助。他要开车去索萨利托吃午饭！我当时醉得一塌糊涂，再加上交通拥挤，我们花了至少一个小时才开到那里，你不难想象当时的情况。但不知为什么他给了我这部长篇的定金。
《巴黎评论》：你最终有没有写那部小说？
卡佛：还没有！我对付着离开了旧金山，回到了我的住处。我就这么醉着又待了两天才醒过来，感觉糟糕极了，但那天早晨我什么都没喝，我是说和酒精有关的东西。我的身体非常的糟（当然，精神上也很糟），但我什么都没喝。我坚持了三天。第三天过去后，我开始感到神志清醒了一点。然后我继续坚持，慢慢拉开我和酒精之间的距离，一周，两周，突然就是一个月了，我保持清醒有一个月了。我开始缓慢地恢复。
《巴黎评论》：匿名戒酒者互助会对你有帮助吗？
卡佛：有很大的帮助。第一个月里我每天至少参加一次聚会，有时要去两次。
《巴黎评论》：有没有觉得酒精会给你带来灵感？我想到了你发表在《时尚先生》上的诗歌《伏特加》。
卡佛：天哪，不会！我希望我说清楚了这一点。约翰·契弗说过他总能从一个作家的作品里辨别出“酒精的线索”。我不确定他这么说的具体意思是什么，但我能知道个大概。我俩一九七三年秋季在爱荷华大学写作班教书，当时我和他除了喝酒外什么都不干。我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还是去上课，但我们在那儿的整个期间——住在校园里的一个叫“爱荷华之家”的旅馆里，我不觉得我俩有谁曾拿掉过打字机的罩子。我们每周两次开我的车去酒店。
《巴黎评论》：囤积酒？
卡佛：是的，囤积酒。但酒店要到早上十点才开门。有一次我们计划了一个早晨的造访，一个十点钟的造访，我们约好在旅馆大堂碰面。我为了买烟下来早了点，约翰已在大堂里来回踱步了。他穿着轻便皮鞋，却没穿袜子。总之，我们稍稍提前了一点出门。赶到烈酒店时，店员正在打开大门。在这个特别的早晨，约翰没等我把车停稳就下了车。等我走进店里时，他已抱着半加仑的苏格兰威士忌站在收银机边上了。他住旅馆四楼，我住二楼。我俩的房间一模一样，就连墙上挂着的复制油画也是一样的。我们一起喝酒时总是在他的房间里。他说他害怕下到二楼喝酒，他说在楼道里总存在被人抢劫的可能！当然，你们知道，幸运的是，契弗离开爱荷华城不久就进了戒酒中心，戒了酒，直到死都没再沾过酒。
《巴黎评论》：你觉得匿名戒酒者互助会上的那些坦白发言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卡佛：有不同形式的聚会——有的聚会只有一个人在讲，一个人作一个大约五十分钟的演讲，说过去是怎样的，现在又怎样了。有些聚会是房间里所有的人都有机会说上几句，但凭良心说，我从未有意识地按照这些聚会上听来的东西写小说。
《巴黎评论》：那么你小说的来源是什么呢？我特别想知道那些和喝酒有关的小说。
卡佛：我感兴趣的小说要有来源于真实世界的线索。我没有一篇小说是真正地“发生过”的，这不用多说，但总有一些东西、一些元素、一些我听到的或看到的，可能会是故事的触发点。这里有个例子：“这将是最后一个被你毁掉的圣诞节！”听见这句话时我喝醉了，但我记住了它。后来，很久以后，在我戒了酒以后，我用这句话和一些想象的东西——想象得如此逼真，就像是真的发生过的一样，我构思了一篇小说——《严肃的谈话》。我最感兴趣的小说，无论是托尔斯泰的小说，还是契诃夫、巴里·汉纳、理查德·福特、海明威、艾萨克·巴别尔、安·贝蒂和安妮·泰勒的，它们某种程度上的自传性，至少是参照性，都能打动我。小说不管长短，都不会是空穴来风。我想起约翰·契弗也在场的一次聊天。在爱荷华城，我们一群人围坐在桌旁，他碰巧说起某天晚上的一场家庭争吵，他说第二天早晨他起来去卫生间，看见女儿用口红写在卫生间镜子上的话：“辛爱的爸爸，请别离开我们。”桌上有个人大声说道：“我记得这是你一篇小说里的。”契弗说：“很可能，我写的所有东西都是自传性的。”当然，此话不能完全当真，但我们所写的一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具有自传性质。我对自传体小说一点也不反感，恰恰相反。《在路上》、塞利纳、罗斯。劳伦斯·达雷尔的《亚历山大四重奏》。尼克·亚当斯的故事里有太多的海明威。厄普代克也一样，这是不用说的。吉姆·麦肯基。克拉克·布莱斯是个当代作家，他的小说是彻头彻尾的自传。当然，当你把自己的生活写进小说时，你必须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必须有足够的胆量、技巧和想象力，并愿意把与自己有关的一切都说出来。小的时候你曾被反复告诫要写自己知道的事情，除了你自己的秘密，还有什么是你更清楚的呢？但除非你是个特殊的作家，并且非常的有才华，否则一本接一本地写“我生活中的故事”是很危险的。作家的写作手法过于自传化是一种危险，起码是一种很大的诱惑。一点点自传加上很多的想象才是最佳的写作。
《巴黎评论》：你的人物可曾努力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卡佛：我想他们努力了，但努力和成功是两码事。有些人在生活中总是成功，我觉得这是命中注定的。而另一些人则不管做什么，不管是那些最想做的事情，还是支撑你生命的大事小事，他们总是不成功。去写这样的生活，写这些不成功人物的生活当然是无可非议的。我个人的大部分经历，直接的或间接的，都和后面说的情形有关。我想我的大部分人物都希望他们的所作所为有点意义，但同时他们却到达了这样的地步，就像许多人那样，他们知道这是做不到的，所有的一切都不再有任何意义了。那些一度让你觉得非常重要并愿意为之而死的事情，已变得一钱不值了。他们的生活，那些在他们眼前破碎的生活让他们感到不安。他们希望做些纠正，但做不到，此后他们只能尽力而为了。
《巴黎评论》：你能谈谈你最新集子里的一篇我最喜欢的小说吗？《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源于什么？
卡佛：那是七十年代中期，我去密苏里州拜访一些作家朋友。我们坐在一起喝酒，有人讲了一个叫琳达的酒吧女招待的故事：某天晚上她和她的男朋友喝醉了，决定把卧室里的家具全部搬到后面的院子里。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地毯、台灯、床和床头柜，等等，所有的东西都搬了出去。当时房间里有四五个作家，这个家伙讲完故事后，有人问道：“哎，谁去写这个故事？”我不知道还有谁也写了这个故事，但我写了。不在当时，而是后来，我想大约是在四五年以后吧。我做了些变动，增加了一些内容，那当然。实际上，那是我戒酒后写成的第一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