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骏/译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跟他的妻子薇拉住在瑞士蒙特勒市的蒙特勒皇宫饭店，蒙特勒位于日内瓦湖畔，是上个世纪俄国贵族最喜欢的度假胜地。他们住在几间相连的酒店房间里，这些房间感觉就像临时的流放地，一如他们美国的住宅和公寓。其中有一间是给儿子德米特里来访时住的，还有一个杂物间，放了各式各样的东西：土耳其语和日语版的《洛丽塔》、别的书、运动装备、一面美国国旗。
纳博科夫一大早就起身工作。他总是在卡片上写作，之后逐步誊写、扩写、重组，直到这些卡片变成他的小说。蒙特勒天暖的时候，他喜欢晒太阳，在酒店附近一个公园的水池里游泳。时年六十八岁的他体态敦实，不怒自威。他很容易开心，也容易着恼，不过还是开心的时候多一些。他的妻子是个毫不含糊、绝无二心的合作者，时时处处上心，替他写信，处理经济上的事务；若她觉得纳博科夫说错了话，有时甚至会打断他。她是个极其美貌的女人，身材苗条，眼神沉着冷静。纳博科夫夫妇还常常外出捕蝴蝶，尽管走不远，因为他们不喜欢坐飞机。
采访者事先发了几个问题过去，等他到达蒙特勒皇宫饭店，恭候他大驾的是一只信封：这些问题被打乱重组，变成了访谈。后来又加了几个问题和回答，之后这篇访谈出现在《巴黎评论》一九六七年夏/秋季号上。按照纳博科夫的要求，所有的回答都是写下来的。他声称他需要用写的方式来作答是因为他对英语不熟悉；他常常这样亦庄亦谐地开玩笑。他说英语带有夸张的剑桥口音，偶尔略微夹杂些许俄语发音。事实上，英语口语对他而言根本不在话下。然而，错误引证倒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毫无疑问，丧失故土俄罗斯，这一历史阴谋之下的国破家亡对纳博科夫来说是悲剧性的，更令他人到中年，却以并非他童年梦里的语言从事着他一生的事业。然而，他一再为自己的英语水平致歉，这显然不过是纳博科夫的又一个特殊的伤心玩笑：他说的是真心话，他不是故意的，他为自己的国破家亡而悲伤；若有人批评他的风格他会怒不可遏；他假装只是一个可怜的外国人，而事实上他是美国人，一如“亚利桑那州的四月天”。
纳博科夫先生的写作方式是先在索引卡上写短篇故事和长篇小说，在写作过程中时不时打乱卡片的顺序，因为他不想按照情节发展的顺序写作。每张卡片都会重写很多遍。写完后，卡片的顺序也就固定了。然后，纳博科夫口述，由其夫人打字，最后输出三份。
纳博科夫目前正在写一部探索时间的奥秘与歧义的长篇小说。说起这本书，他的声音和目光仿佛一个快乐而又困惑的年轻诗人，急不可待地想要动笔。
——赫伯特·戈尔德，一九六七年
《巴黎评论》：早上好。我想问四十个左右的问题。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早上好。我准备好了。
《巴黎评论》：你深感亨伯特·亨伯特与洛丽塔的关系是不道德的。然而在好莱坞和纽约，四十岁男人同比洛丽塔大不了多少的女孩发生关系屡见不鲜，即使结婚也不会引起什么公愤，顶多是公开的嘘声罢了。
纳博科夫：错，不是我深感亨伯特·亨伯特与洛丽塔的关系不道德；是亨伯特自己。他在乎，我不在乎。我压根不管什么社会道德观，美国也好，其他任何地方也罢。话说回来了，四十多岁的男人跟十几岁或者二十出头的女孩结婚跟《洛丽塔》扯不上任何关系。亨伯特喜欢“小女孩”，不光是“年轻女孩”。小仙女指的是还是孩子的女孩，不是少女明星，也不是性感小妮子。亨伯特遇到洛丽塔的时候，她是十二岁，不是十八岁。你也许记得洛丽塔满十四岁时，亨伯特口中的她已是他那“老去的情妇”。
《巴黎评论》：有一位评论家（普里斯琼斯）对你有过如下评价：“他的情感是独一无二的。”你对这话怎么看？这是否意味着你比其他人更了解自己的情感？或者说你在其他层面上发现了你自己？或者只是说你的过去很独特？
纳博科夫：我不记得这篇文章；不过如果哪个评论家说了这样的话，那么他肯定应该已经研究过不下几百万人的情感世界，至少是三个不同国家的人，然后才能下这样的结论。如果是这样，我还真算得上一只怪鸟。如果，这么说吧，如果他只不过是拿他自己家里或者哪个俱乐部的成员做的测试，那也就不可能把他的话当真了。
《巴黎评论》：另一个评论家曾经说过，你的“世界是静止的世界。这些世界也许会因执迷而变得紧张，但是它们不会像每天的现实世界那样分崩离析”。你同意吗？你对事物所持的观点中是否存在某种静止的特质？
纳博科夫：谁的“现实世界”？什么地方的“每天”？请允许我指出“每天的现实世界”这个短语本身才是彻底静止的，因为它预设了一个可随时被观察到的情境，这个情境本质上是客观的，而且无人不知。我怀疑是你编造出了那个“每天的现实世界”的专家。无论是专家，还是“每天的现实世界”，两个都不存在。
《巴黎评论》：他确实存在[说出评论家的名字]。还有一位评论家说你“贬低”你自己笔下的人物，“将他们变成一部宇宙闹剧中的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我不同意；亨伯特尽管可笑，还是有着一种经久的感人特质：一个被宠坏的艺术家的特质。
纳博科夫：我宁愿这样说：亨伯特·亨伯特是一个虚荣、残忍的坏蛋，却让自己看上去很“感人”。“感人”这一述语在其真实的、泪如彩铱的意义上来说，只适用于我笔下那个可怜的小女孩。再说了，我怎么可能将我自己创作的人物“贬低”成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云云呢？你可以“贬低”一个传记人物，但不可能贬低一个幻想出来的人物。
《巴黎评论》：福斯特说他笔下的主要人物有时候会不听指挥，自行决定他小说的发展方向。你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还是说你可以掌控一切？
纳博科夫：我对福斯特先生所知有限，只读过他一部小说，也不喜欢；无论怎样，小说人物不听作者使唤这个老套的古怪念头也不是他最先想出来的——老得跟鹅毛笔的历史差不多，虽则他笔下那些人如果一个劲儿想从那趟印度之旅里逃出来，或者逃离作者想让他们去的别的什么地方，你当然还是会同情他们的。我笔下的人物是清一色的奴隶。
《巴黎评论》：普林斯顿大学的克拉伦斯·布朗曾经指出你的作品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他说你“重复得无以复加”，你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述说本质上一模一样的东西。他说“纳博科夫的缪斯”是命运。你是有意识地在“重复你自己”呢，还是换句话说，你努力想跟你书架上的书达到一种有意识的统一？
纳博科夫：我想我没见过克拉伦斯·布朗的文章，不过他讲的东西可能有点道理。非原创的作家看起来八面玲珑，因为他们大量模仿别人，过去的，现在的。而原创艺术只能拷贝它自身。
《巴黎评论》：你认为文学评论到底有没有目的，无论是泛泛而论，还是就你自己的书而言？文学评论有启发意义吗？
纳博科夫：一篇评论文章的目的是就一本书说点什么，评论家可能看过也可能没看过那本书。评论是可以有启发意义的，这是指评论能让读者，包括书的作者，对评论家的智力水平，或者诚实与否，或者两者同时有所了解。
《巴黎评论》：那么编辑的作用呢？确有编辑提出过文学方面的建议吗？
纳博科夫：我想你所谓的“编辑”就是校对员吧。我认识的校对员里倒颇有一些地道的，无比机敏、和善，他们跟我讨论一个分号的劲儿仿佛这个符号事关荣誉，当然，艺术的符号往往的确如此。不过我也碰到过一些自以为是的、一副老大哥样的混蛋，他们会试图“提意见”，对此我只大吼一声：“不删！”
《巴黎评论》：你是一位悄悄追踪你的猎物的鳞翅类学者？如果是这样，你的笑声难道不会吓到它们吗？
纳博科夫：恰恰相反，我的笑声会把它们诱入一种蛰伏状态，昆虫在模仿一片枯叶时都会产生这种安全感。尽管我并不热衷于评论我作品的文章，但我碰巧记得有这么一篇东西，是一位年轻女士写的，她试图在我的作品中找到昆虫学的象征符号。要是她对鳞翅目昆虫略知一二，那她的文章也许还能有点儿趣味。天哪，她是彻底一窍不通，她用的那一堆乱糟糟的术语佶屈聱牙、荒唐透顶。
《巴黎评论》：你与那些所谓的俄罗斯白人难民十分疏远，对此你作何解释？
纳博科夫：嗯，从历史上来说，我自己也是个“俄罗斯白人”，广而言之，所有那些跟我的家庭一样反对布尔什维克暴政，因而在其当权的早期便离开俄国的俄罗斯人都是、也一直都会是俄罗斯白人。但是这些难民分裂成很多社会小团体和政治小团体，就跟布尔什维克政变之前的整个国家一样。我不跟“黑色百人运动”的俄罗斯白人打交道，也不跟所谓的“布尔什维克者”即左派打交道。另一方面，我的朋友中有些是支持君主立宪制的知识分子，有些则是社会革命派的知识分子。我父亲是个老派的自由主义者，我倒不介意也被贴上一个老派自由主义者的标签。
《巴黎评论》：你与当今的俄国亦十分疏远，你怎么解释？
纳博科夫：我对眼下大做广告的假惺惺的冷战解冻一说深表怀疑，对无可救赎的邪行罪孽念念不忘，对时下能令一位苏联的爱国主义者感动的任何东西彻底无动于衷。对本人早在一九一八年就观察到了列宁主义的meshchantsvo（小资产阶级的沾沾自喜，庸俗主义的本质）兀自得意。
《巴黎评论》：你现在如何评价勃洛克和曼德尔斯塔姆以及其他那些在你离开俄国之前写作的诗人？
纳博科夫：我小时候读过他们，半个多世纪以前了。自那以后我一直都深深地喜爱勃洛克的抒情诗。他的长诗比较弱，那首著名的《十二个》很吓人，有意识地采用一种惺惺作态的“原始”腔，最后粘上一个粉红色硬纸板做的耶稣基督。至于曼德尔斯塔姆，我也烂熟于胸，不过他给我的愉悦感没有那么强烈。今天，透过悲剧命运的折光镜，使他的诗歌显得名声比实际水平高。我碰巧注意到文学教授们仍然把这两位诗人划入不同的流派，而他们只有一个流派：天才流派。
《巴黎评论》：我知道你的作品在苏联也有人读，并且受到攻击。如果你的作品出了一个苏联版本，你会有何感想？
纳博科夫：哦，欢迎他们读我的作品。事实上，维克多出版社正要出我的《斩首之邀》，是一九三八年俄语版的重印本。纽约一家出版社（菲德拉）正在印我翻译的俄文版《洛丽塔》。我觉得苏联政府肯定会乐于正式接受一部看似隐含对希特勒政权的预言的小说，一部对美国的汽车旅馆业大肆抨击的小说。
《巴黎评论》：你跟苏联公民有过接触吗？是哪一类的接触？
纳博科夫：我跟苏联公民可以说从未有过接触，不过的确有过那么一次，三十年代初还是二十年代末的时候，我答应见一位来自布尔什维克俄国的政府代表——纯粹是出于好奇，他当时正试图劝说流亡的作家和艺术家回归祖国。他有一个双名，莱博德夫什么的，还写过一个中篇小说，题目是《巧克力》，我心想说不定这人会很好玩。我问他我是否可以自由写作，如果我不喜欢那里，我是否可以离开俄国。他说我肯定喜欢那里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去考虑再出国。他说，苏维埃俄国允许作家使用的主题多的是，那叫一个慷慨大度，我完全可以自由选择，比如农场、工厂、法吉斯坦的森林——哦，太多迷人的题材了。我说农场什么的我没兴趣，这位想引诱我的可怜家伙很快放弃了。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对他比我好多了。
《巴黎评论》：你把自己看做美国人吗？
纳博科夫：是的。我是地道的美国人，地道得就像亚利桑那州的四月天。美国西部的植被、动物、空气，是我同远在亚洲北极圈的俄罗斯的纽带。当然，是俄罗斯的语言和风光滋养了我，我不可能在精神上同美国的本土文学，或者印第安舞蹈，或者南瓜派，亲近到什么程度；不过当我在欧洲边境上出示我的绿色的美国护照时，我确实感觉到一股温暖轻松的自豪感涌上心头。对于美国事务的粗暴批评会让我生气难过。在内政方面，我强烈反对种族隔离。在外交政策方面，我绝对站在政府一边。在不确定的时候，我的做法很简单，只要是让左派和罗素们不满的我就拥护。
《巴黎评论》：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属于哪个群体的？
纳博科夫：说不上有。我脑子里可以聚集起很多我喜欢的人，但是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在一个现实的小岛上，他们会形成完全不同的、互不相容的团体。可以这么说，跟读过我的书的美国知识分子在一起，我会很自在。
《巴黎评论》：对于创作型的作家而言，你认为学术界这个大环境怎么样？关于你在康奈尔大学教书时的收益或者不满你能具体说一说吗？
纳博科夫：一个一流的大学图书馆，位于舒适的校园之内，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个不错的大环境。当然，还是有教育年轻人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假期里，不是在康奈尔，有一个学生把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带进阅览室，他振振有词地说，第一，他是在听“古典”音乐；第二，他开得“很轻”；第三，“夏天看书的人不多”。我就在那里看书，一个人的大众。
《巴黎评论》：你能描述一下你同当代文学圈的关系吗？同埃德蒙·威尔逊、玛丽·麦卡锡、你的杂志编辑以及小说出版人的关系？
纳博科夫：我唯一一次同其他作家合作是二十五年前跟埃德蒙·威尔逊一起为《新共和》杂志翻译普希金的《莫扎特与萨列里》，去年他厚颜无耻地质疑我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理解，让自己当众出丑，也让我对于那段合作的回忆似是而非起来。玛丽·麦卡锡最近对我倒是很不错，也是在《新共和》，尽管我确实感觉她在金伯特的李子布丁的微暗的火里加了不少她自己的甜酒。我不想在这里提及我跟格罗迪亚斯的关系，不过对他那篇《奥林匹亚选集》中的无耻文章，我已经在《常青树》上做了回应。除此之外，我跟我所有出版人都相处得非常好。我与《纽约客》的凯瑟琳·怀特和比尔·麦克斯韦尔的友谊之温暖，即便是最傲慢的作家，只要一想起都会心存感激和喜悦。
《巴黎评论》：你能就你的工作习惯说点什么吗？你是根据预先制订的计划表写作吗？你会从一个部分跳到另一个部分，还是从头到尾地顺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