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培与恺撒地位并列
自恺撒任执政官获官方认可以来，民主派的领袖似乎获得了公开承认，换言之，成为了罗马共和国的共同统治者，形成“三头执政（triumvirs）”之势。而根据民众意见来看，位居首位的无疑是庞培。贵族派称他“个人独裁者”，西塞罗跪地向他哀求也无济于事；毕布路斯（bibulus）墙上张贴着对其尖刻的讽刺；反对派谈及他也投以最恶毒的咒骂。这些都在意料之中。据史料记载，庞培无疑是他那个时代的第一位将军，而恺撒则是个精明的政党领袖和政治演说家，其虽有不容置疑的才略，但生性不好战，甚至在人们眼中毫无男子气概。这类看法早已根深蒂固，我们不可能指望那些贵族关注事实真相，更别指望他们听到塔古斯河上的英雄鲜为人知的种种壮举后，便放弃既定的陈腐思想。显然，恺撒虽在同盟中仅担任副将，但弗拉维乌斯、阿弗拉涅乌斯及其能力不足的手下未能做成之事，恺撒都能替首领达成。即使他担任省长，也丝毫不会改变这一状态。虽然近来阿弗拉涅乌斯的地位与省长相似，却未能因此得到半点重视。多年来，他几次兼任多个省的省长，手下领导的军队兵力远远超过四个兵团。由于阿尔卑斯山外的局势重归平静，罗马人又将阿里奥维斯图斯王视为友邻，所以那里再次发生重大战乱的概率很小。尽管庞培依靠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gabinio-manilianlaw）取得的地位，可与恺撒依靠瓦提尼乌斯法（vatinianlaw）取得的地位相提并论，但究其结果，显然恺撒不占优势。庞培几乎统治着整个罗马帝国的疆域，帝国的军队和国库差不多全由他一手掌控，而恺撒只管辖区区两个省，加上分拨给他的款项和两万四千人的军队；庞培可以任意规定自己的任期，恺撒虽能长期担任其职位，但到底仍设有期限；最后，庞培被委派掌管海陆最重要的几项任务，恺撒则被派往北部，从意大利北部监视首都的一切动态，确保庞培的统治不受侵扰。
庞培与陷入混乱的首都
虽说庞培接受任命管理首都，但其能力根本无法胜任这一职位。他对于“管理”概念的理解仅限于下达命令，别无其他。过去和将来的变革，一同激起了首都境内的骚动浪潮，从各个方面来看，这座城市都极像十九世纪的巴黎。手上无兵统治首都这座城市本就遇到不少困难，再加上这位态度强硬的好战勇士，一切问题就更难解决了。不久，无论是盟友还是敌人，都对其表示不满，但庞培个人却不以为然，任他们为所欲为。恺撒离开罗马之后，执政联盟依旧掌控着帝国的命运，却控制不了首都的街市。元老院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政权，元老们放任城内的一切事务自然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部分元老受联合派的控制，未接到统治者的命令；一方面是愤怒的反对派或冷眼旁观，或悲观消极，全然置身事外。更重要的是整个贵族阶层如果无法理解他们的无能，至少得开始有所觉察。所以一时之间，罗马城中各方执政势力毫无反抗能力，也不存在真正的权威。贵族政治已经消亡，而军人政治尚未兴起，人们就生活在这样一种权力真空期中。若较之古往今来的其他国家，罗马共和国中一切迥然不同的政治职能都过于单一，机构过于有名无实，那么从另一方面也清晰暴露出政治上的混乱——无政府状态，让人难堪。
无巧不成书，就在恺撒于阿尔卑斯山外建功立业的几年里，罗马城却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出荒诞无比的政治闹剧。罗马共和国的新任领袖不问政事，只是把自己关在屋里，愠怒不语。同样，半免职状态的前政府成员也撒手不管，唉声叹气，有时在别墅里的私密会议上悄声叹息，有时则在元老院齐声叹气。那些内心依然坚守自由和秩序的自由民们，厌恶这种混乱执政，但最终由于没有领头人和解决办法，也只能保持消极态度。他们不仅拒绝参与一切政治活动，而且尽可能避开这座政治上的罪恶之城。
无政府主义者
另一方面，各路下层人民也没过上好日子，从未找到快活的方式。小市民数量极多，煽动群众成为了一项事业，因此也形成了其独特的行业标志：破烂的外套、蓬乱的胡须、冗长的头发以及深沉压低的声音。靠这行业捞到大钱的人不在少数，为了这些浩大的游行呐喊，戏剧演出者用的那些特效润喉药的需求量突增。希腊人、犹太人，以及自由民和奴隶最积极参与公众集会，他们嗓门最大。即使在正式投票场合，票民中通常只有少数人是合法享有投票权的公民。当时有封信里写着如下一句话：“下一次，要让我们的伙计在释奴税投票中取胜。”那时团结的武装群体便意味着拥有真正的权利，于是贵族们将手下所有参与决斗的奴隶和流浪汉们集结起来，组成一支混战队。拥有这样一支队伍的人多数从一开始就属于平民党，而只有恺撒熟知管理平民党的策略，只有他懂得如何驾驭这帮人。恺撒离开罗马后，一切制度分崩离析，民众们各自为政。毫无疑问，即使到现在，这些人也依然乐意高举自由之旗互相斗争。但严格说来，他们对民主派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见风使舵，一时以人民之名，一时又假借元老院或者政党领袖的名义，如克洛狄乌斯，他就曾先后支持或自称支持当政的民主派、元老院和克拉苏。只有当这些人无情迫害自己的仇人，如克洛狄乌斯迫害西塞罗或米洛迫害克洛狄乌斯时，他们才会跟党派合作，利用党内人士的地位作为争斗的筹码。我们若将这段混乱的政治历史记录下来，那么一定得同时配上一段喧闹声来完成这段乐章。而对于城内一切凶杀案件、住宅围攻、恶意纵火等强盗事迹，嘘声和叫骂声如何演变成互相唾骂和践踏，再又演变到互扔石头和剑拔弩张的地步，也不必再反复赘述了。
克洛狄乌斯
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便是这场卑劣政治剧的主角，而当权者如何利用他对付加图和西塞罗，正如上所述。就其个人而言，他富有影响力，满腹才华且充满活力，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堪称模范党人。在其出任保民官期间（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他推行了极端的民主政策：给公民发放粮食；禁止检察官检举不良公民；禁止从政者以宗教礼节名义阻碍公民会议举行；取消不久前（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为限制公民聚众闹事而设的限制下层阶级的结社权；恢复当时已废去的“街市俱乐部（collegiacompitalicia）”，即城内所有自由民和无产阶级的正式组织，按照所属街区进行划分，并且具备类似于军队的编制。除此之外，在克洛狄乌斯任副执政官期间（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他拟定并提出了一项法案，即提倡把生而自由者的权利赋予事实上有自由的自由民和奴隶，若此项提议成功，那么这位致力于改革的政治家才可谓功德圆满。在帕拉蒂尼山上那些被焚烧的旧址中，他挑选了其中一处修建了一座自由神庙，以实现自由平等的努马二世自居，邀请城内那些可爱的民众来庙中看他举行祭祀，共庆民主时代的来临。当然，这些倡导民主自由的活动并不同于贩卖公民法令。克洛狄乌斯作为恺撒的跟随者，实质与恺撒一样，为了同僚的利益售卖省长一职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官位，为了附属君主和城镇的利益出卖国家主权。
庞培与克洛狄乌斯意见不合
对于所有的这一切，庞培一概不予过问。这样一来，他的威望大减，若他还未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还可以自我安慰，但他的对手意识到了。在遣返亚美尼亚被俘王子这一问题上，克洛狄乌斯与罗马执政者产生了巨大分歧，并且很快演变成一场正式的对决，这件事情将庞培的无为暴露无遗。国家首脑不知道如何去应对党人，只会笨拙地动用武力，而使用武力又远不及对手巧妙。若他在亚美尼亚王子的问题上遭到克洛狄乌斯糊弄，他会予以反击，让克洛狄乌斯的仇人西塞罗免于放逐，由此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即把他的反对者变成宿敌。若克洛狄乌斯聚集他的手下，扰乱街道治安，相应地常胜将军将集齐他的奴隶和拳击手与之对抗。两边交战，将军自然斗不过这种煽动者，大败于街市，于是盖乌斯·加图几乎永远都受制于克洛狄乌斯和其党羽之下。执政者和煽动者在这场争斗中，抢着讨好垮台的政府：一方面庞培为了讨元老院欢心，批准召回西塞罗；另一方面克洛狄乌斯宣布朱利安法典（julianlaw）无效，并邀请马库斯·毕布路斯公开证明其通过法案是违法行为，而所有这些甚至根本算不上这场奇观中的惊奇之处。
自然而然，这种混乱激昂的情绪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其主要特点就在于漫无目的，实在可笑。即使是拥有恺撒那种天分的人，也能从经验中明白，民主运动已经摇摇欲坠，即使拥有王位也无法再依靠煽动者。虽然恺撒早已将预言家那套斗篷和手杖丢弃在一边，如若在当今共和国与君主制交替之际，那些异想天开的蠢货又给自己换上了那套行装，所模仿的盖乌斯·格拉古的崇高理想失去了本来的面目，那么这也只是历史上的权宜之计罢了。事实上，挑起这些民主运动的所谓的“党派”根本算不上是党派，因此在后来的决战阶段，其根本没有分派到什么任务。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我们甚至都无法断言，无心政事的人们内心里是否有过强烈的愿望，渴望拥有一个依靠武力的强硬政府。这些政治中立的人们大多都居住在罗马城外，因而未直接受到城内骚乱的影响，而通常受到影响的人往往鉴于过往经验，特别是喀提林（catilinarian）的阴谋依附于官僚主义。然而，真正为时局感到恐慌的人，恐惧的是国体一旦推翻，则整个时局将彻底改变，城内的混乱仅仅只是表象，虽然会持续一段时间，但还不足为惧。从历史观点来说，其唯一值得我们注意的结果是，庞培由于克洛狄乌斯的攻击而陷入痛苦境地，而这种痛苦境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下一步行动。
恺撒高卢之战取胜对庞培的影响
庞培虽然不喜欢也不懂得采取主动，但这次迫于自己对克洛狄乌斯和恺撒两人立场的改变，一改之前的消极态度。克洛狄乌斯已将他置于可耻可恼的境地，即便他懒惰成性，最终也被激得暴怒。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与恺撒的关系转变。对于这两位联合执政者来说，庞培可谓彻底失职，而恺撒却懂得利用其职权，面对一切算计和危险都能全身而退。恺撒并未征得同意，便在其管辖的南部地区（多半为罗马公民）内将自己军队扩充了一倍兵力；他没有一直留守在意大利北部监视首都，而是率兵穿越阿尔卑斯山，将辛布里部的再次入侵扼杀在摇篮中，两年时间内（罗马纪元696—697年即公元前58年—前57年），其军事力量已扩张到莱茵河至英吉利海峡一带。这些现实情况摆在眼前，贵族们即便持无视或轻视的态度，也吓得不敢掉以轻心。如今，昔日被嘲笑为懦夫的恺撒成为军队的偶像，成为扬名立万的大英雄，他头上新鲜的胜利者桂冠也让庞培那株枯枝黯然失色。早在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元老院便授予恺撒胜利英雄应有的一切荣誉，甚至比庞培所得的还要多。庞培对他这位昔日副将所持的态度，就如同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案（gabinio-manilianlaws）颁布后恺撒对他所持的态度。如今，恺撒不仅是罗马的英雄，还是最强军队的主帅，而庞培只是个卸任的夕阳将军。当然，在丈人和女婿没有发生冲突之前，依然可以维持现有表面的和谐关系，但一旦出现政治联合，参政者势力范围发生变化，内部难免解体。
对庞培而言，与克洛狄乌斯的冲突只是让他感到烦恼头疼，而恺撒地位的变化才是真正令他伤神之事。同以往恺撒与其党羽寻求军事力量抗衡他一样，现在他也要寻求军事后盾与之抗衡。他现在必须放下之前清高的架子，出面担任特任官职，有了这一职位，他就能拥有与两高卢的省长同样乃至更大的权力。庞培采取的策略一如他的立场，完全照搬之前恺撒在米特拉达特斯战争（mithridaticwar）时期的谋略。为了得到同等的统帅职务，从而与远方占优势的对手形成抗衡之势，庞培首先需要政府官方机构的支持。一年半以前，这个官方机构完全受他支配。执政者的统治，一方面依靠对其绝对服从如同街市主人一般的公民大会，另一方面则是对恺撒惕然敬畏的元老院。庞培作为罗马城内的联盟代表和联盟首领，毫无疑问，他完全可以凭借公民大会和元老院通过他想颁布的法案，甚至是对恺撒不利的法案。不过，由于与克洛狄乌斯发生了争执，庞培失去了控制街市的力量，也就不能寄希望于公民大会通过他的提议了。至于元老院那边，虽不至于这般对他不利，但由于他一直以来态度放任消极，因而能否紧紧操控多数元老通过其所需的提案，也尚不可知。
公众中拥护共和政体的反对派
现今元老院（不如说是一般贵族）的地位已经不复从前，因其已经在地位极低的公民中吸纳了新成员。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的大联合时期，许多事情尚未等到时机成熟便提前泄露了。加图和西塞罗被放逐时，执政者虽不动声色，甚至摆出一副觉得惋惜的姿态，但公众却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推测出了幕后真正的主使人，加上恺撒和庞培又结成姻亲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王政时期的放逐令和家族联合，顿觉不悦。许多公民虽远离政治事件，但也都注意到未来王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大家开始意识到，恺撒的目的不在改革共和政体，而当下最紧要的问题是共和制的存亡。从这一刻起，那些以共和派自居并尊恺撒为领袖的有识之士们，势必将归附反对党。于是，统治贵族的客厅和村舍里不再有人谈论起“三位君主”或“三头怪物”。人们虽蜂拥着去听恺撒就任执政官发表的演讲，但却无人喝彩；这位平民出身的执政者走进剧院时，无一人鼓掌。而当他的任何一位手下在公众面前现身时，底下便嘘声四起；当某演员说出一句反君主制的台词或反庞培的隐喻，即使是那些古板的人听了也鼓起掌来。西塞罗将被放逐之际，许多公民（多数来自中产阶级，据说有两万余人）都模仿元老们穿起了丧服。当时一封信里如是说：“现在最流行的事情就是痛恨平民党。”
执政官的应对措施
执政官放出暗示，即这种对抗可能会导致骑士阶级失去他们在剧院中的特殊席位，公民们失去制作面包的谷物。于是，公民们虽然内心依然厌恶如旧，但在表达自己对抗情绪的时候变得十分谨慎。显然，这种利用物质利益来平衡关系的策略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于是在他任期内，黄金不断往外输送。表面富有而实际破产的男人们，富有势力却囊中羞涩的女士们，债台高筑的青年贵族们，困窘中的商人和银行家们，这些人不是去高卢寻求资金，便是向恺撒驻罗马城的代理点求助。无论求助于哪一方，除一些穷途末路的流氓外，极少有人遭拒。此外，恺撒曾着人在罗马城内兴建大型建筑以及大量公共娱乐设施，因而上到领事官员下到平民百姓，许多人都发现了赚钱的大好机会。庞培也是如此，只不过有所收敛，首都因此有了第一座石头搭建的戏剧院，他为此举行了一场空前盛大的典礼揭幕。显然，这种行为会令一些支持反对党的人，尤其是身处首都的反对党人对新局势的态度有所缓和，但这种行贿手段并不能触及反对党的核心。至于现行政体对人民的影响如何根深蒂固，生活在距直接政党冲突较远的地区，特别是乡镇的居民如何反对王政，甚至不甘屈服，其答案日益清晰。
元老院日益扮演重要角色
若罗马存在某种代议制，那么公民便能在选举中表达自己的不满，并从而收集各方意见。但在当下情形之下，支持这一制度的人也别无他法，只能听从元老院的安排，后者虽正在走向衰落，却依旧是典型共和制的代表和捍卫者。在元老院被推翻之后，人们忽然发现有这样一支军队听它支配，并且势力强大、忠诚可信，无论其势力还是创下的辉煌，都远胜于元老院推翻格拉古王朝并依仗苏拉的武力庇护重振国威之时。贵族见此，开始重新振作起来。而就在此时，马库斯·西塞罗因承诺听从元老院的领导，即不进行任何反抗并竭力支持执政官的工作，而得以回国。就此事而言，庞培并无意向寡头政治妥协，只是一方面想借此捉弄克洛狄乌斯，另一方面想让这位仕途顺利的上任执政官在饱经挫折后臣服于他，但正如西塞罗被逐是对元老院的示威，那么拥护共和制的一派也将利用他的回归进行一番示威。为了以示郑重，两位执政官安排蒂乌斯·安尼乌斯·米洛（titusanniusmilo），手下保护一切反对克洛狄乌斯的公民，并下达了一项元老院的决议，向公民提交议案，请他们准许前任执政官西塞罗回国；此外，元老院号召一切支持共和制的公民在投票时不要缺席。到了投票那天（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8月4日），大批知名人士聚集到了罗马城，其中许多更是来自乡镇，数量空前之多。于是，这位前任执政官从布隆迪西乌姆（brundisium）到罗马城的这段旅途再次引发了一轮民意表达，场面十分精彩。而这一次元老院与共和派新的联合正如世人所了解的那般，共和派经受住了考验，取得了极其有利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重振了贵族们早已丧失的斗志。
庞培的无助
庞培面对这些明目张胆的示威行为，无助至极。加上克洛狄乌斯的原因，他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地位，甚至到了令众人嘲笑的地步，因此无论是他自己还是盟友，都再无信誉可言。元老院中那些依附于执政者的人，因庞培执政不力而沮丧不已，但又碍于事情都得自理而手足无措。这一时期（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要是政权掌握在英勇干练的人手中，也不至于希望渺茫。如今该党拥有一百年来最广泛的公民支持，若它选择相信公民和自己，或许还能在最短时间以最光荣的方式达到目的。为什么不公然抨击执政者呢？为什么元老院没有一个果敢英明的人站出来，撤销那不合乎法律的特权、号召意大利所有共和党人一起对抗暴君及其党羽呢？也许这样一来，元老院能再次夺回统治权。当然，共和党这样做无疑是在冒险，但或许在这样的情况下，最果敢的决定同时可能也是最为明智的决定，事实通常如此。然而，那一时期懒惰成性的贵族们并不敢因此冒险。
不过有个方法倒是相对稳妥一些，至少符合这些共和派的特点和本性，即尽力挑拨两位执政者的关系，通过离间他们而最终自己获取执政权。两位执政者之间的关系原本已经发生缓和，但如今恺撒占得了比庞培更为有利的地位，而庞培需要通过游说去重拾权威。若庞培得权，他和恺撒势必会关系破裂，甚至交战；若庞培孤立无援，那么必败无疑。在这场混乱结束后，共和派便会发现自己仍然处于被统治的境地，只是统治者由两位变成了一位。不过，若贵族们再次效仿恺撒过去取胜的策略，与势力较弱的一方结成联盟，那么一旦有庞培这样的将军和共和派那样的军队，势必能够获胜。鉴于庞培之前在政治上无作为的姿态，获胜后找他结算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庞培计划从元老院获得谷物供应的管控权
时局的变化，使得庞培和共和党之间自然而然达成了谅解。双方能否接近彼此，两位执政者与贵族之间谜一般的混乱关系该如何调整，最后也该有个决断了。于是，在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秋，庞培向元老院提议，希望获得一项特别职权。他重提了十一年前自己得以掌权的理由，即面包事件，那时伽比尼乌斯法案还并未颁布，罗马城内的面包价格前所未有的高昂。克洛狄乌斯将这件事情时而归咎于庞培，时而怪罪于西塞罗，认为这是他们的个人阴谋造成的，而西塞罗和庞培反过来也归咎于克洛狄乌斯，至于事实究竟如何，无法断定。
海盗不断入侵，国库持续空虚，政府不作为导致谷物供应陷入混乱，即便没有政治上的粮食垄断，在这座几乎完全依赖于海外进口的城市，上述几件事也很容易造成粮荒。庞培计划让元老院将整个罗马帝国的谷物供应管控权交给自己，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一方面需要获得对罗马国库的无限支配权，另一方面需要配备军队和舰队，以及在整个帝国内通行且高于其他各个省省长的统帅权。总的来说，庞培希望打造出一项改良后的伽比尼乌斯法案。于是，一如之前为清剿海盗而获得米特拉达特斯战争指挥权那般，当时尚未决断的埃及战争指挥权再次落到庞培手中。尽管这些年元老院一直反对新任执政官，但在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9月商议此事时，大多数元老依旧受制于恺撒带来的恐惧中。大体上他们谄媚地接受了庞培的计划，这也是西塞罗建议的结果，在放逐过程中他学会了迎合，公民们也希望他能率先有所表现，他果然没令大家失望。然而，保民官盖乌斯·美西乌斯（gaiusmessius）虽提议了这些方案，但在设定实施方案时略去了至关重要的部分。最终，庞培未能获得对国库的自由控制权，也没能拥有自己的军队和舰队，更没有所谓的高于各省省长的权力。为了让庞培能够管理首都的粮食事务，那些人只给他提供了高额款项和十五名副官，并许诺他未来五年在罗马城内拥有执政官的同等权力，并在公民大会通过了这一决定。原本的计划经过这些变动，几乎可以说是遭到否决。造成这一结果有多方因素，如大家对恺撒有所忌惮，若让他的对手与他平起平坐甚至权高于他，那即使是最懦弱的人也会对这些事揣摩不止；克拉苏作为庞培的宿敌，表面上勉强与其结成联合，暗中却从中作梗，就连庞培个人也将计划失败的原因主要归咎于这位宿敌；元老院共和派从中阻挠，对他们而言，不管是名义上的还是实际上的，所有扩大政治权势的行为都统统拒绝；当然最为重要的原因，还是庞培自己无能，他在非采取行动不可的关键时候，依旧畏畏缩缩，不敢坦陈自己的意图，只是照旧把真实想法假借他人之口传达出来，还一如既往地装出一副谦逊的姿态，声明哪怕再少点都不介怀，这样也难怪那些人会将计就计，少准给他一些东西。
去往埃及
尽管如此，庞培依旧觉得满足，认为至少找到了一件正经差事，还能有个正当理由离开首都。此外，他成功以便宜的价格向首都供应了大量谷物粮食，当然这也让其他省市深受其害。然而，庞培的真正目的尚未达到，他如今在各省市都拥有执政官的同等称号，但要是手上没有自己的军队供他调遣，那也只是徒有虚名。于是，不久后庞培便向元老院提议，请元老院授权他护送被逐的埃及国王回国，如有必要还需大量武力协助。但是，他越表现得殷勤，元老院对他的态度就越冷淡。元老们很快便在《西卜林神谕集》（sibyllineoracles）里找到一句话，提到派罗马军队去埃及意味着罔顾神灵，他们一向虔诚，于是一致决定不能在埃及事件中动用武力。庞培已经习惯了受挫，就算没有军队武力，他依然决定要去执行此事。他一如既往地保持其沉默态度，也由着自己的党羽去声讨，还主张投票增派一位元老同往埃及。这一提议涉及到罗马城一位元老的宝贵性命，元老们当然强烈反对。最终经过一系列讨论商议，最终得出的决议是绝不插手埃及一事（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1月）。
庞培试图利用贵族复辟抨击恺撒法案
庞培在元老院多次受挫，更糟糕的是，他竟对此不予理会，也不去争辩。无论这些挫折是由何方造成，公民们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它们意味着共和党的胜利和执政者的失败，因此共和派的抗争愈演愈烈，事态一步步恶化。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的那次选举，两位执政者对选举结果都不满意。恺撒的两位副执政官候选人——普布利乌斯·瓦提尼乌斯（publiusvatinius）和盖乌斯·阿菲乌斯（gaiusalfius）皆以落选告终，而两位依附垮台政府的人——格涅乌斯·伦图卢斯·马西利努斯（gnaeuslentulusmarcellinus）和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卡尔维努斯（gnaeusdomitiuscalvinus），却分别当选执政官和副执政官。到了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的选举，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luciusdomitiusahenobarbus）竟然也来竞选执政官，他在罗马城势力很大，极具财势，要阻止他当选颇为困难。大家心里也明白，他必定会不甘于落选而暗中作梗。
于是，公民大会叛变闹事，元老院出面解决，并特地邀请了一些公认为智者的埃特鲁斯坎人，请他们就一些预兆和怪异事件发表看法，并郑重其事地加以讨论。他们认为，根据天象来看，上流阶级之间不睦，所有的兵权和财权都将被一位统治者掌控，国家将丧失民主。如此看来，神灵的意思似乎就是在暗指美西乌斯的提议，共和派不久将得到上天的授意。他们认为，恺撒任执政官时所颁布的卡普阿（意大利南部古城）领地法和其他法律，此后统统永久失效。早在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12月，元老院就有人表态，认为这些法案不合程序，必须予以取消。到了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4月6日，前任执政官西塞罗再次在元老院会议中提出，应针对坎帕尼亚的土地分配进行讨论，并列入5月15日的议事日程。此举便是正式宣战，更何况提出者还是一个在自以为安全的情况下方才袒露真实想法的人，这更值得我们思索。显然，贵族们以为开战时机已到，此次对战并非针对恺撒或对付庞培，而是抵制霸权统治，至于结果如何不难料想。多米提乌斯坦言道，他想以执政官身份，建议公民们立即将恺撒从高卢召回。一场贵族复辟正在酝酿，贵族们攻击卡普阿殖民地，就是对执政官的挑战。
执政者在卢卡召开会议
尽管恺撒断断续续地得知了首都城内的详细事宜，并且只要军队情况允许，便可在离南部省份最近的地方观察城内情况，按照恺撒的习惯，他一向不干涉罗马城内事务，至少不会明显干涉。不过现在，贵族们已经向他和他的党羽宣战了，且处处针对他，所以他必须采取行动了。当时他正好在罗马城附近，立刻开始了行动。贵族们也都认为应立即行动，不用待恺撒回到阿尔卑斯山外才开始动手。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4月初，克拉苏离开罗马去找势力较强的盟友进行协商，在拉文纳遇到了恺撒。两人从拉文纳赶往卢卡，与庞培在此会合。原来，就在4月11日克拉苏离开后不久，庞培也谎称要去撒丁岛（sardinia）和非洲购买粮食，借故离开了罗马城。执政官手下最著名的追随者，如近西班牙（hitherspain）的省长梅特路斯·尼波斯（metellusnepos）、撒丁岛的省长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claudius）以及许多同僚都相继赶来卢卡。
出席本次会议的有120名执法吏，200多位元老，这也体现出君主制的元老院与共和制的元老院的不同之处。就每一观点而言，其决定权都握在恺撒手中。他在平分政权的基础上，利用决定权将已有的合法制度进行了重建，使其更为牢靠。军事上，他将两个至关重要的省长职位（仅次于高卢）留给了自己的党羽，由庞培管理西班牙，克拉苏管理叙利亚。依据公民法令规定，这两个职位任期均为五年（罗马纪元700—704年即公元前54—前50年），且在军事和财政方面都会获得相应支持。此外，恺撒将自己本在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期满的统帅职位延至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年底，并将自己的军队规模扩充至十个兵团，在任意招募士兵的同时又能令国库支付军饷。他许诺庞培和克拉苏，称他俩可在次年（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重新担任执政官，之后再任省长。恺撒也为自己留了退路，待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他省长任期一满，无需依法在十年之后继任，而是可以即刻担任执政官一职。而庞培和克拉苏共同管理罗马城事务需要武力作为后盾，原本用于护城的军队已被调走，如今又无法从阿尔卑斯山外的高卢撤离，因此他们得征募新的兵团，分别组建一支西班牙军队和一支叙利亚军队，等到时机成熟再将它们各自派往目的地。如此一来，最核心的问题得到解决，至于对罗马城中反对派采取何种战略、如何监管次年的选举活动等诸多次要事情，并不会耽搁太久时间。同往常一样，恺撒用轻松的调解方式，平息了那些阻碍协商的私人恩怨，说服顽固的对立者互相合作。于是，庞培和克拉苏之间互相谅解了对方，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与其党羽也恢复了平静，不再让庞培忧心。恺撒这位伟大魔法师的奇迹之处，由此可见一斑。
恺撒在此次协商中的计划
一切未处理问题全部尘埃落定且得到解决，这并非平等竞争的执政者之间妥协的结果，从当时的情形来看，那仅仅是恺撒的好心所致。庞培来卢卡时，处境十分艰难，无权无势，从罗马城逃出来求助于自己的对手。恺撒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对其不予理会，宣布解散他们的联盟；要么收留他，保留联盟的存在。无论恺撒采用何种方法，都不至于让庞培在政治上毁灭。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若庞培不与恺撒决裂，他就能得到联盟的庇护，成为其名下一位门客。相反，若是决裂（这不太可能会发生），庞培将会与贵族结盟，而这种互为敌对的双方在最后迫于利益的结盟并不足为惧，恺撒也不会因此而做出任何退让。
若说克拉苏与恺撒决裂，也完全不可能。在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他们结成联盟时，恺撒不让其对手庞培再任执政官并掌控兵权，之后庞培和克拉苏力图武装自己，用尽各种手段，甚至是不惜违抗恺撒命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都只是徒劳。现在，恺撒无故放弃其优越地位，还主动让克拉苏和庞培掌握军权和执政权，实在很难揣摩其真实动机。当然，恺撒不只让庞培一人领兵，庞培的宿敌、恺撒的多年盟友克拉苏也获得了相应兵权，如此做法，毫无疑问是为了限制庞培的权力。尽管如此，恺撒仍割舍了很多权力，因为其对手原本都无权无势，如今却都成为重要的统帅。也许在恺撒看来，自己还无法完全掌控部下，所以不敢直接率领他们去对抗国家正统，他必须留守高卢以免发生内战，但是话说回来，是否发动内战与庞培关系甚微，主要还是取决于罗马城的贵族。这一理由最多只能说明恺撒不与庞培公开决裂的原因，即防止贵族们趁机壮胆发动内战，而依旧无法解释恺撒为何会对庞培作出如此让步。造成这个结果或许也有些私人原因，也许是恺撒回想起曾经他也面临着庞培的同样困境，后来因为庞培退休（不是出于慷慨而是懦弱）才得以幸免于难；又可能是恺撒的爱女对庞培极为钟情，恺撒不愿伤害爱女，毕竟在他心里除了政治还有许多其他事情令他牵挂。不过，恺撒顾及高卢这一点原因我们可以确定。不同于那些给恺撒撰写传记的学者，恺撒个人认为，平定高卢并不是为助他获得王位的附带事业，而是维护本国内外安定的大业，总而言之就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宏图伟业。为了寻求安定的环境完成这项伟业，而不是立即采取行动去处理罗马城的内乱，恺撒毅然舍弃了他对政敌的优势，给予庞培充分的权力，让其去对抗元老院及其党羽。若恺撒的目的只是尽快登上王位，那么做出上述让步便是犯了政治上的大错，但这位非同寻常的伟人，他的目标不仅是一个王冠这么粗俗。恺撒非常自信能够同时完成两件大业，即解决罗马城的内乱，并为国家文明争取一块全新的土地。当然，这两件事互相牵制，在恺撒通往王位的过程中，收复高卢对他来说只是阻碍，而非帮助。恺撒将本在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就应解决的意大利革命，推延到了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结果对他造成不利。不过，恺撒不管是做政治家还是将军，他都像一个极为大胆的赌徒，恃才轻敌，总是给对手极大的，有时甚至是过多的胜算。
贵族臣服
那么，现在轮到贵族们来履行他们的“豪言壮语”了，他们当初既然敢于宣战，也应坚决果断作战。然而，最令人遗憾惋惜的是，懦弱的人不幸地做出了大胆的决断。贵族们丝毫没有考虑到未来，似乎无人考虑恺撒会自我防卫，也没想到庞培和克拉苏会重新和恺撒结成联盟，甚至比之前联合得更为紧密。看起来这些都令人难以相信，但若反观元老院那些反对君主制的领袖们，事情便不难理解了。加图依旧没有露面，当时元老院最有影响力的是马库斯·毕布路斯，他是消极抵抗的英雄，也是历任执政官中最顽固、最愚蠢的一位。即使他们手持武器，只要对手拿起刀反抗，他们便会立刻放下武器。仅仅只是听到卢卡会议的消息，便足以打消他们脑海中反抗的念头，让元老院大多数不安守本分的懦夫，重新恢复以往那般温顺服从。贵族们未再组织讨论朱利安法的有效性，经元老院商议决定，恺撒军队的招募费用由国库承担。有人建议在调整省份执政权时，收回恺撒辖下两个高卢省份或至少其中一省的管理权，结果被多数否决了（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5月底）。为此，贵族们公开进行忏悔。他们被自己的冲动莽撞吓得要命，背地里纷纷跑来求和，并发誓绝对服从，其中最先求和的就是马库斯·西塞罗，他为自己的背叛忏悔，并给自己那段时间的行为找了很多似乎很合理的名头，但一切还是太晚了。当然，执政者们愿意息事宁人，宽恕了所有人，不想再添麻烦。卢卡会议的决议一经公布，贵族们立即改变了态度。也就在不久前，西塞罗发布了一本小册子，可与他的忏悔录相提并论，而忏悔录的问世就是要公开表明他自己的悔意和好意。
新君主制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