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执政者们得以随意整顿罗马城的事务，而且较之以前更为全面彻底。尽管未有统一的武器装备，好歹意大利和首都都有了真正的驻军，并由执政者任统帅。至于克拉苏和庞培之前招募的叙利亚和西班牙军队，早已出发前往东方；而庞培则令其副将管理两西班牙省，派兵驻守，同时还假意解散去往西班牙的新军队，同他们一起留守意大利。

执政者们努力废除旧的政体，尽可能采取温和的手段令君主制适应国家现状。毫无疑问，这一举措导致公众的反对意见愈演愈烈，因为他们对此事了解愈发清晰。但是，他们还是屈服了，因为除了屈服别无他法。首先，一切重要事宜，尤其是与军事要务和外事关系相关的事务，都不再经元老院商议便直接实施，有时借助公民法令，有时只听从统治者的意愿。在卢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中，高卢统帅一职的相关问题直接由克拉苏和庞培在公民大会上提出，而西班牙和叙利亚的事宜则由保民官盖乌斯·特雷波尼乌斯（gaiustrebonius）在公民大会上提出。除此之外，比较重要的省长职位通常也是依靠公民法令决议。恺撒的行为也表示，执政者们无需征得当局者的同意，便可随意扩充自己的军队，他们之间还可毫不迟疑地互相借兵，如恺撒在高卢战争中得到了庞培的援助，克拉苏在帕提亚战争中也得到了恺撒的帮助。根据现行法令，波河彼岸的人只拥有拉丁人的权利，而在恺撒的统治下，他们都是完完全全的罗马公民。过去，新征服的领地都要经元老院组织管理，但恺撒却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在高卢攻克的大片领地管理起来，理直气壮地设立公民殖民地，最著名的当属那块拥有五千移民的诺乌姆·科姆殖民地（novum-comum，位于今科莫）。皮索指挥色雷斯（thracian）战役，盖比尼乌斯指挥帕提亚战争，这些都没有同元老院商议，甚至未照例知会元老院；同样，举办庆祝凯旋盛典和其他象征荣誉的活动，也无人同元老院的人商量。显然，这绝不仅仅只是对于形式的忽略。正因为元老院的人极有可能不会否决这些事项，这种忽略才愈发令人费解。而恰恰相反，这是执政者们深谋远虑的一项计划，他们打算把元老院的权限从军事要务和高级政事中排挤出去，使他们只能参与财政和内政事务。元老院的人对此心知肚明，尽可能利用元老院决议案和刑事诉讼进行反抗。尽管多数执政者对元老院都持排斥态度，但他们还是稍稍利用了一番公民大会，使得国家的主人不用再受街头霸王的刁难。不过，他们也经常脱掉公民大会这层空洞的遮蔽物，直接袒露地采用专制手段。

君主派西塞罗和多数党下的元老院

无论元老是否愿意臣服，他们都必须服从。西塞罗继续领导着逆来顺受的多数党，他拥有律师才华，可以为一切事情找到理由，至少给出一番说辞，因此大有作为。贵族们曾利用西塞罗向执政者们挑衅，如今执政者又利用他来充当奴隶的喉舌，如此体现了一种高明的恺撒式讽刺。于是，执政者原谅了西塞罗偶尔欲以卵击石的欲望，同时也确保了他将完全归顺自己的决心。他的弟弟因此被迫任职高卢军官，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充当了人质角色。庞培还强制命令西塞罗担任自己的副官，以便在任何时候找到政治放逐他的把柄。克洛狄乌斯无疑得到了命令，暂时保持休战状态，不过恺撒既未因西塞罗抛下克洛狄乌斯，也没有因克洛狄乌斯而抛下西塞罗。克洛狄乌斯这位伟大的救国主和自由英雄，深入萨马罗布里瓦（samarobriva）总部，只是可惜，未有一位阿里斯托芬那样伟大的诗人进行一番恰当描述。

然而，当初那根悬在西塞罗头上、给过他重击的棍子如今依然悬在那里，甚至现在还加上了金锁链。在西塞罗囊中羞涩的时候，恺撒免息贷款给他，巨额资本因此流入罗马城内，因而他很乐意充当建筑监工的角色。考虑到恺撒的代理人或许会在事后递上一张账单，西塞罗将许多为元老准备的不朽演说都扼杀在了萌芽阶段。他发誓“将来不再追求权力和荣誉，而要尽力争取得到执政者的欢心”、“要成为护耳罩一样灵活多变的人”。执政者们利用西塞罗的这一才华，让他为自己辩护。身居其位，西塞罗只得根据上级命令，替其最痛恨的对手辩护，尤其是在元老院中他几乎是统治者的发声人，将一切“别人可能同意，但自己却不赞同”的观点提交商议。事实上，作为臣服者中多数人公认的领袖，西塞罗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提高。至于政府中的其他人员，凡是能用恐吓、奉承或者金钱动摇的，他们都以对待西塞罗的方式来应付，成功让他们大体臣服。

加图和少数派

当然，仍然有小部分的人固执己见，既不怕恐吓，也不接受利诱。执政者们坚信，对待加图和西塞罗的手段对自己有害无利，而容忍一个麻烦的共和党对手，比起将对手变成为共和党殉职的烈士来说，危害性更小。于是，他们准许加图回国（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底）。从那以后，加图经常在元老院和罗马广场内，冒着生命危险不停对抗执政者们，这点无疑值得尊敬，但可惜的是也落下许多笑柄。特雷波尼乌斯提出提案时，加图将事情闹到罗马广场乃至互相争斗，然后向元老院提议，鉴于恺撒之前对乌斯佩特人和滕克特里人做出过违背信义的事，理应将他交给那些蛮族，对此执政者们都随他去了。元老院决议通过承担恺撒的军饷费用之后，加图的门徒马库斯·法沃尼乌斯突然出现在元老院的门前，向公众呐喊国家有难；当这个无耻下流之人一见到恺撒受伤的腿上绑着纱布，便无礼称道白色纱布是放错位置的王冠；前任执政官伦图卢斯·马西利努斯面对公众鼓掌声时，曾向大会鼓吹趁在拥有建议权时好好珍惜，多多进言；在克拉苏启程去往叙利亚时，保民官盖乌斯·阿泰乌斯·卡皮托（gaiusateiuscapito）利用当时的各种宗教仪式，将邪恶的意愿强扣到克拉苏头上；对于以上种种，执政者们都十分耐心。

总的来说，这些都只是少数顽固派的无效示威行为，不过他们所代表的派别却很重要。这个派别一方面扶持那些暗中骚动的反对共和党分子，给他们暗语，另一方面激发元老院那些对执政者抱有同样情绪的多数派，让他们商议通过反对执政者的法案。即使是多数派，他们也觉得有时候至少要在次要的事上，发泄自己心中的积怨，而且根据拒绝充当奴隶的常情，也要把对强大敌人的不满发泄到较弱敌人的身上。只要遇到相关的事情，他们便向执政者的手下使坏。因此，伽比尼乌斯申请举办感恩节遭到拒绝（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皮索被所管辖的省份召回，保民官加图制止了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的选举，直至共和派执政官马尔凯利乌斯卸任。西塞罗尽管之前在执政者面前假意奉承，也发行了一本恶毒的无聊小册子抨击恺撒的岳父。然而，元老院多数派的反抗意愿倾向，以及少数派那些无效的抗议行为，都表明了一个事实，即权力已经由元老院转移到执政者手中，正如之前权力由公民转移到元老院手上一样，元老院实际上成为执政者用来吸收反君主分子的政治会议了。下台政府的党羽抱怨道：“除那三个人以外，任何人都没有价值。执政者们无所不能，他们务必让所有人明白这一点。整个元老院全都变了，人人对执政者惟命是从。我们这代人临死前是见不到时局改变了。”事实上，他们身处的时代早已是君主制，而非共和制了。

选举中的持续对立

但若是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执政者的绝对支配，也依旧有另外一个易守难攻的政治领域，它同政府有所区别——那就是日常官职的任免和陪审法庭。显而易见的是，陪审法庭并不直属于政治，却也处处受到主宰国政精神的制约，在罗马城尤其如此。当然，官员的选举应属于国政本身，但在这一时期内，国家的实际治理者往往是特任官员或者无爵位之人，再加上如果职位最高的日常官员属于反君主阵营，那么他们都无法影响国家的机构，所以也就逐渐沦为傀儡——即便是其中最有反抗精神的人也无奈地自称废物，这也是事实。因此，所谓的选举也就成了纯粹的示威。就这样，尽管反对党失去了原来的战略位置，却仍然能在选举和诉讼上继续反抗。执政者为了取胜，自然也是竭尽全力。在选举方面，他们已经在卢卡商定了次年官员的候选名单，又想方设法地让这些人成功当选，大部分金钱也花在了策划选举这一项上。为了去罗马城投票，恺撒和庞培的军队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士兵请假。为亲自指导和监视选举，恺撒就经常到上意大利最靠近首都的地方。然而，效果却并不如人意。虽然，庞培和克拉苏按照卢卡协定成功当选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的执政官，反对党的候选人也只有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挺到了最后，且最后出局，但这也是公然动武后的结果，其造成的不利影响很多，加图受伤只是其一。待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再次选举执政官时，无论执政者们花费多大的努力，仍然没能阻止多米提乌斯当选，而且加图也成功当选副执政官。去年这个时候，恺撒的手下瓦提尼乌斯挤掉了加图当选该职，一度震惊国人。到了罗马纪元701年即公元前53年官员选举时，反对党将执政者手下蝇营狗苟的选举活动揭示得明明白白，导致后者招致国人的批评，无奈之下只得放弃。追究执政者在选举中惨败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陈旧腐败的机构难以管理，投票过程常有意外发生，中等阶级也心有不满，众人常怀各自的私心，导致党派之间发生奇怪的冲突，但这些并不是主要原因。贵族阶级分为许多群体，当时的选举也掌握在这些人手中；他们将贿赂制度搞得规模宏大，组织严密。因此，在元老院中有支持者的贵族也就控制了选举；但尽管他们在元老院中勉强退让，暗地里却毫无顾忌地搞各种针对执政者的活动。因此，当克拉苏在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当选执政官时，建议公民大会核准一项严惩群体私下操纵选举的活动，但贵族在这方面的势力并未因此受损，以后几年的选举就是明证。

陪审法庭中的争斗

陪审法庭同样也使得执政者大为头痛。按照当时的组织，虽然元老院的贵族在其中也有势力，但是决定权却为中等阶级所把持。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庞培建议施行一项新的法令，即提高陪审人的财产资格。由此可见，中等阶级正是反抗执政者的主要力量，大资本家则更加温驯，在陪审法庭同样如此。然而，共和党尚未失去在此处的影响，他们不厌其烦地提出各种政治弹劾案，对象虽然不是执政者本人，却也是其手下重要的人物。起诉任务依然属于元老院的那些年轻人，他们比同阶级的老年人更加热衷于共和事业，更有才能，也敢于以大胆地攻击他人为乐，因此这种诉讼场面相当活跃。当然，法庭并不自由；如果执政者较起真儿来，法庭也得跟元老院一样，不得不做出让步。恺撒的心腹之中，最勇猛最放肆的就数瓦提尼乌斯了，反对党口中谩骂不休的最痛恨之仇敌也正是他，可他的主人恺撒一下令，他便能安然无恙地逃脱一切指控。但是诸如盖乌斯·利奇尼乌斯·卡尔乌斯（gaiusliciniuscalvus）和盖乌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gaiusasiniuspollio）之类的人物，他们知道如何借助睿智的雄辩和尖刻的讽刺攻击对手，即便他们弹劾失败，也能让对手碰一头灰。当然，他们也有成功的时候，不过对手往往是低级人物罢了。但是也有例外，前执政官伽比尼乌斯作为当权者手下的地位最高、最招人恨的党羽，就是这样被人推翻的。对于伽比尼乌斯就海盗战事指挥权提出的法案，以及他在叙利亚任省长时对元老院的藐视，对贵族党而言完全不可饶恕。同时，他又在任内为了保护省民的利益而公然反抗资本家，到任后移交权力给克拉苏时又处处作梗，所以贵族群体和大资本家对其可谓是深恶痛绝，甚至连同克拉苏也一起恨上了。对于这些敌人，他唯一的靠山就是庞培，后者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最忠实最有胆有才的部下，但是他并不懂得像恺撒那样运用权力维护自己的手下。所以，到了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陪审人员将伽比尼乌斯以贪污罪驱逐出境。

因此，总的来看，在人民选举和陪审法庭范围内，执政者全面受挫。控制这些地方的势力难以捉摸，同其他政治机关相比，也就更加难以威胁和买通。在人民选举中，对于那些秘密结成团伙的利益集团，掌权者即便是通过各种手段夺取他们的政权，也难以将其消灭；他们活动时隐藏得越深，也就越难以加以控制。在陪审法庭上，掌权者又遇到了中等阶级对于专权君政的憎恶，而且根本没有办法加以消弭。在这两个地方，他们都遭遇了连续的失败。虽然反对党的选举胜利只能起到示威的作用，毕竟执政者能利用各种方法撤掉那些反对自己的官员，但反对党能够利用刑事判决剪除他们的得力羽翼。在当时的情形下，执政者既不能废除人民选举和陪审法庭，也不能将其控制在手中。因此，反对党虽然感到束手束脚却也能够保留一定的阵地。

反对派文学

然而，反对党越是被排挤在直接政治活动以外，他们就越是想要转向另外的战场，但在那里对抗执政者显然更加困难。那个战场就是文学。司法的反抗也早已是文学的反抗，因其演说词同样要作为政治宣传的册子公之于众。人们以诗歌为箭，更加迅猛准确地射中目标。名门贵族的活泼少年以小册子和短歌积极响应，意大利各乡镇中受过教育的中等阶级正是热衷于此，他们取得了胜利。其中，有元老的贵子盖乌斯·利奇尼乌斯·卡尔乌斯（罗马纪元672—706年即公元前82—前48年），他是个演说家和宣传册子作家，又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还有克雷米纳（cremona）的市民马库斯·福利乌斯·毕巴库罗斯（marcusfuriusbibaculus）（罗马纪元652—691年即公元前102—前63年）、维罗纳（verona）的市民昆图斯·瓦勒里乌斯·卡图卢斯（quintusvaleriuscatullus）（罗马纪元667—700年即公元前87—前54年）。他们的短诗措辞优雅而讽刺辛辣，以离弦之箭的速度飞遍整个意大利，命中率毋庸置疑。这三人联合作战，让数年中的文学界都弥漫着反抗的氛围。作品中充斥着怒骂，对象就是“伟大的恺撒”和“无敌的将军”，也是彼此勾结的翁婿，他们扫荡了全世界，让卑鄙宠臣得以嚣张，拿着从长发凯尔特人那里掠夺的赃物在罗马街头炫耀，拿那些从西方最远岛屿抢来的物品大开宴席，挥金如土般地追求女子，夺取本国真诚少年们的情人。在卡图卢斯的诗歌和其他文学片段中，有写得绝妙的私仇和公恨，有共和党流露在肆意狂笑或残酷绝望中的无奈与苦闷。这些内容在阿里斯托芬和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作品中更是随处可见。

三位执政者中至少有一个最精明的人深知，对于反对党，既不能轻视也不能强势压制。于是乎，恺撒私下里竭尽所能地拉拢当时稍有名气的作家。西塞罗深受恺撒的敬重是因为他早有名气，因为高卢省长曾在维罗纳结识了卡图卢斯的父亲，所以想要用这层关系同卡图卢斯达成和解。因此，尽管这位少年诗人对于大将军极尽挖苦讽刺之能，而恺撒却仍然待之以礼。恺撒的文学天才足以同对手叫板，为了间接地弱化四面八方来的攻击，他发表了一篇有关高卢战争的详细战报，天真地向公众陈述自己军事活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但是只有自由才是诗意和创造力的源泉，自由，且只有自由，即便沦为最可怜的怪象，即便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仍能再度激起文学的热情。文学的一切要素注定要反对君主专政，如果恺撒能够进入这一领域而全身而退，其原因也只能是他仍然抱着自由之国的伟大梦想。但可惜的是，他并不能将其传递给自己的敌人和自己的党羽。实际政治并没有受到执政者的绝对控制，正如文学没有受到共和派的完全操纵。

制定特殊措施

反对党虽然相当疲弱，却变得越发讨厌和无礼，有严加干涉的必要。伽比尼乌斯的定罪貌似改变了局势（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底）。执政者一致赞成独裁制，不过是暂时的独裁，主要是为了落实有关选举和陪审法庭的新强制法。庞培既然负责罗马城和意大利政治，自然担负起决议案的实施工作。因此这件事情的处理也带着他拙于决断和行动的特色，透露出他少见的缺点。即便他愿意且能够发号施令时，仍然不能说出清楚坦白的话。

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底，元老院就已经制定好独裁制一案的计划，但他们多方暗示，就是为了等待庞培本人亲自提出来。其表面理由是首都的群体团伙制和乱党制仍然存在，依靠行贿和武力威胁的方式不仅危害了选举和陪审法庭的正当性，还加重了骚乱。毋庸置疑，有了这些理由，执政者很容易证明其方法的正当性。不过这样一来，未来独裁者不敢公然要求的东西，奴颜婢膝的多数派也不敢提供。罗马纪元701年即公元前53年选举执政官时，空前的骚扰带来了极其恼人的情况，导致选举后延了足足一年之久。经过七个月的空缺期，到了罗马纪元701年即公元前53年7月才得以举行。见此局势，庞培认为时机已到，再次向元老院说明独裁制的优势，即便不能解决纠纷，也可以迅速解决混乱局面。不过，他并未断然下令。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选举执政官时，作为执政者候选人的昆图斯·梅特路斯·西庇阿（quintusmetellusscipio）和普布利乌斯·普劳蒂乌斯·希普塞乌斯（publiusplautiushypsaeus），两个人都同庞培有着亲密的私人关系，并且为其效忠，共和反对党中最勇猛的党员提乌斯·安尼乌斯·米洛竟然公然与其对抗，同样竞争该职位。若不是这件事，庞培的命令不知何时才能发出去。

米洛是个勇武之人，有些耍阴谋和欠债的本事，带着与生俱来且又后天加强的自信心，在当时的政客中早有声望，并且名气仅次于克洛狄乌斯这类名人。因此，两者是相互竞争的仇敌。在执政官的指示下，克洛狄乌斯扮演过激的平民党，而米洛则变成贵族。如果当下有卡提利纳（catilina）向他们毛遂自荐，共和反对党也会与其结盟，那么在暴动中他们自然会选择米洛做他们的庇护者。从实际情况来看，他们在这场争斗中取得的少数胜利，都要归功于米洛及其训练精良的角斗队。所以，加图与其同党为了投桃报李，便支持米洛成为候选人，即便是西塞罗也不得不举荐其敌人的敌人和其自身的保护者。同时为了成功当选，米洛本人也是大把撒钱，大肆使用暴力，似乎胜券在握。对执政者而言，这件事不仅会是个让人痛心的败局，也会是个真正的危险。毫无疑问，这位勇猛的竞选者一旦当选，肯定不会像多米提乌斯和其他老老实实的反对党人一样，他绝对不允许别人把他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凑巧的是，克洛狄乌斯和米洛在距离首都不远的阿庇安大道（appianway）撞面，双方的部下打作一团，克洛狄乌斯本人被砍伤了肩膀，只好躲到临近人家。虽然不是米洛指示，但事已至此，一场风波就要降临。在米洛看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以绝后患。于是他命令手下把克洛狄乌斯从藏身之处拉出来，将他杀死（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1月13日）。

罗马之乱

执政官一派的街市首领——保民官蒂乌斯·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titusmunatiusplancus）、昆图斯·庞培·鲁弗斯（quintuspompeiusrufus）和盖乌斯·萨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gaiussallustiuscrispus）——看到当下形势，认为时机已到，应该为其主人着想了，应破坏米洛的选举。克洛狄乌斯死后，其下层民众，尤其是新自由民和奴隶，也就失去了恩主和将来的靠山，骚乱由此而起。鲜血淋淋的尸体陈列在佛罗场的演说台上，向众人展示。造势演说一结束，暴动就爆发了。众人把尸体抬到元老院，将其建筑烧了个干净，原本贵族聚会之处就这样成了大解放家的火葬场。随后，人们又围堵在米洛的住宅前方，直到其部下的一通乱射才把围攻者赶走。然后，这些人又赶到庞培及其执政官候选人的住处，推前者为独裁者，推后者为执政官。接着又前往马库斯·雷比达（marcuslepidus）家中，因为他是负责执政官选举之人。激愤的群众要求他即刻准备选举，结果他坚决反对，拒绝屈服，于是被围困在家中长达五日之久。

庞培独裁

这些骚动事件的背后指使人做得太过，虽然其主人决定利用这一偶然事件做文章，不仅可以借机铲除米洛，也可以拿下独裁地位；但他希望借元老院达成自己目的，而不是一群暴徒的要求。整个都城一片混乱，让人难以忍受，庞培只得调动军队将其平息。同时，他一改原来的请求姿态，命令元老院采取行动。不过后者耍了个无用的计策：在加图和毕布路斯的建议下，允许执政官庞培保留原职，另任“无同僚的执政官”，这显然不是独裁（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1月13日）——只是为了避免单纯的事实，而采用了一个带有双重矛盾的名义，这样的做法让我们想到昔日贵族将亡时的一项精明议案，虽不让平民有机会成为执政官，却给予他们执政官的权力。

执政官和陪审法庭的新变化

就这样，庞培依法取得全部权力，开始对那些在群体势力和陪审法庭中占据要位的共和党人发起诉讼。为了重申和厉行当下的选举法规，他制定了一项特别法令和另一种惩治运作操纵选举的法令。对于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以来的犯罪行为，后者具有追溯的效力，同时还要加重处罚。另外一项更为重要的法规，就是在从政生涯中，省长一职原本是不错的美差，执政官、副执政官卸任时，政府应该在五年后再授予其省长官职。这一办法要生效也是在四年后了，因此以后数年内的省长补缺之事都受制于这项法令，实际上也就是由元老院的实际掌控者决定。陪审法庭虽然继续存在，但反诉权受到限制，更为重要的是，法庭除了言论自由，辩护人的数量和每个人发言的时间都受到定额限制。另外，当时盛行一种恶习，即除了事实证人外，还有所谓的品行证人或“赞颂者”，以便袒护被告，这些也遭到废除。

接着，百依百顺的元老院又按照庞培的指示下令：阿庇安大道上的争斗已把国家推入了危局，因此，依照特殊法律，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审理有关此案的相关人员，并且所有委员受庞培直接指派。人们想要恢复监察官职的重要地位，借其力量清理混乱不堪的公民团，改变其鱼龙混杂的现状。

这一切措施，都在武力保障下得以顺利实施。在元老院宣布国家有难的情况下，庞培借机发动全意大利的男子入伍，确保他们对自己绝对服从。他还在卡皮托尔山上驻扎了一队坚实可靠的士兵，只要反对党一有活动，便用武力加以威慑干涉。克洛狄乌斯案件审判过程中，他违背惯例，派了一队士兵驻守在审判所附近。

共和党人的羞辱

恢复监察官制度的计划遭到抛弃，因为在元老院那些奴性十足的多数派中，没有一个人有充分的高尚品德和权威，所以此事自然作罢。另一方面，陪审法庭判了米洛有罪（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4月8日），取消了加图参选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执政官的资格。盛行一时的演说和小册子也遭到新诉讼法的打击，湮没无闻；因此，曾经让人畏惧的法庭雄辩为政治领域所排斥，且受到君主制度的制约。当然，全国大多数人心中仍有反抗之心，其并未在公众生活中消失——要达到这种程度，不仅要限制人民选举、陪审法庭和文学创作，还要将它们全部消灭。在这些事情上，庞培尽管实现了独裁，仍因自己的笨拙和刚愎自用为共和党所利用，后者也借此取得了数次胜利。

执政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措施，官方自然将其掩饰为维持公共秩序和安全的法令，声称每一个品行端正的公民都会赞同这些措施。但是这种显而易见的骗局却在手中滥用，因此那些进入特别委员会的人，并不是可靠的手下，而是各个党派最有名望之人，甚至连加图也囊括在内。而且法庭中的士兵应该想着维持秩序，结果不论敌友都不能制造有利于己方的骚乱。执政者的中立态度也常见于特别法庭的判决。陪审人员不敢释放米洛，但共和党中的被告大都被释，遭到判罪的却是克洛狄乌斯方面最多。换句话说，被捕之人中有恺撒和庞培的亲近朋友，甚至是庞培的执政官候选人希普赛乌斯，连他借以利用的保民官普兰库斯和鲁孚斯也没能逃脱。庞培为了展示自己的大公无私，竟然没有为他们洗脱罪名，这真是愚蠢。同时，他却又在不值一提的事上袒护自己的朋友，破坏自己制定的法律——例如在普兰库斯受审时，他亲自出庭做品行证人，而且另外几个同他有特殊关系的人，例如梅特路斯·西庇阿，也是因他袒护而得以逃脱判罚。他的行事往往自相矛盾，想要同时承担起两种义务，既要做公正的执政者，又要当正当的领袖，结果只是一场空。舆论自然认为他是专横的执政者，同党也视他为不大乐意保护自己一方的党魁。

但共和党人仍在活跃，甚至因为庞培的失误而取得了几场胜利，可是执政者确定独裁制的目的几近达到，加强了集权，共和党因此大大受挫。新君主制度得以巩固，人民的生活也相对安定下来。

不久，庞培身患重病。待他痊愈时，意大利全国都遵照君主制下的礼制庆祝他康复，执政者对此相当满意。到了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8月1日，庞培辞去独裁职位，同其部下梅特路斯·西庇阿共任执政官。

这就是cantorumconvitiocontionescelebrare的意义（cic.sest.55.118）。

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3月11日，西塞罗发表演说拥护塞思提乌斯（sestius），元老院因听到卢卡会议的决议案，讨论恺撒兵团问题，这时加图还不在罗马；到了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初，我们始见他又在活动，并且他既然在冬季旅行，必到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底才能回到罗马。所以，如果阿斯科尼乌斯（asconius）一书是妄加推测，那么，加图则不能在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2月为米洛辩护。

这悔过书便是那份指定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执政省份的演说辞，至今仍可查阅。该演说发表于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5月底，与它成对比的有拥塞思提乌斯反对瓦提尼乌斯的演说辞，又有论埃特鲁斯坎人意见的演说辞，分别作于3月和4月。他竭力赞美贵族政治，尤其用很傲慢的口吻对待恺撒。西塞罗自己承认说，甚至将那篇表示他又复归顺的文件传给他的亲密朋友，他都深感耻辱，这话诚然有理。

此说不见于文献。不过若说恺撒完全不从拉丁民族征兵，就是说，完全不从他所辖省份里更为广大的一部分征兵，这本身就不可信。并且有一事可将其驳斥，即反对党用轻蔑的态度把恺撒招募的军队叫作“大部是波河外殖民地的土人”；因为这里所指的显然是斯特拉波所说的拉丁殖民地，然而恺撒的高卢军队里却没有拉丁士兵的痕迹。反之，据他自己所言，他从阿尔卑斯南部招募的新兵都被编成新的兵团而分配在各个旧兵团之中。恺撒可能将招募军队和授予公民权两者相结合，但更可能的是他在这事上固守他那一党的见解，不求替波河外的人取得罗马公民权，却认为罗马公民权依法应当属于他们。只有这样，才会有人传言恺撒擅自推行罗马城邦制于波河外的部落。这个假定也可以说朋希尔提乌斯（hirtius）为何称波河外的城邑为“罗马公民的殖民地”，恺撒为何把他所创立的科莫殖民地当作公民殖民地看待，而贵族的温和派则只准它的权利与波河外其他殖民地的相同，即拉丁民权。过激派甚至宣布移民所得的公民权完全无效，因而不准科莫人拥有担任拉丁城邦官吏所有的特权。

流传到今日的诗集里满是有关罗马纪元699—700年即公元前55—前54年的诗歌，无疑一定是在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问世的。它所提到的事，最晚的是瓦提尼乌斯讼案（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8月），而若希罗尼穆斯称卡图卢斯死于罗马纪元697—698年即公元前57—前56年，时间偏差尚不算大。由瓦提尼乌斯“任执政官时发假誓”一事来推测，人误以为这诗集发表于瓦提尼乌斯为执政官以后（罗马纪元707年即公元前47年）。由此可知的只是该诗集出版时，瓦提尼乌斯或许已算定做某年的执政官，早在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他已势在必行，因为他的姓名确已列在卢卡会议商妥的候选名单里。

下面是卡图卢斯的诗（第二十九篇）作于罗马纪元699—700年即公元前55—前54年，在恺撒出征不列颠以后而在朱利安（julia）死以前：原先属于长发凯尔特人和不列颠的，现在被马穆罗据为己有，人若不是浪子，不是赌徒，不是饕餮，这事谁能旁观，谁忍得看下去！你这软弱的罗慕洛，你见了就准许吗？他就应该这样无礼，浓抹着香膏，像个芬芳的大肚汉，现在做个阿多尼，到这里走进我们处女的闺阁吗？你这软弱的罗慕洛，你见了就准许吗？你就是个浪子，是个赌徒，是个饕餮呵！所以你，无双的将军，因此渡过海去，到西方那个最远的岛屿，就为的是把二三百万钱拿到这里，浪费在你那陈旧无用的娱乐吗？这若不是谬误的博施，还有什么是的？难道他还不够倾家荡产的吗？先是他祖遗的产业给他挥霍了，然后是本都战利品，以后又是伊比利亚战利品，这是塔古斯河冲着金沙的波浪看见的。你们这些不列颠人，怕他吧！凯尔特人，怕他吧！就是一份肥大的遗产，这无赖汉也能把它吃光用光，你们为他保存什么？所以，你们这相亲相爱的两翁婿呵，你们就为这个毁灭全世界吗？”福米亚的马穆罗（mamurraausformiae）是恺撒的宠臣，在高卢战争期间曾为他部下的军官，大概在这诗写作以前不久，他回到首都，那时他似乎从事建造他那在凯林山上的云石宫，这座宫殿多为人所称道，装潢穷极壮丽。伊比利亚战利品与恺撒做远西班牙省长有关，并且马穆罗那时已在他的总部里，与以后确在高卢一样；本都战利品大概指那对米特拉达特斯的战事而言，因为据这诗人的暗示，使马穆罗发财的不只是恺撒一人。这首诗一片痛骂，使恺撒十分难堪，另一首用词较为温和，几乎是作者在同一时期的作品（第十一首）。这首诗也可以引在这里，因为它以其悲剧感的笔调引出绝无可悲的差使把新摄政的属僚很巧妙地嘲笑一番——如伽比尼乌斯·安东尼等由最下流地方骤升到总部的一般人。我们须切记，作这诗时，恺撒正在莱茵河和泰晤士河上作战，克拉苏出征帕提亚以及伽比尼乌斯出征埃及都在准备当中。这位诗人仿佛也希望执政官之一给他一个空缺的职位，在他手下人要动身的时候，向其中二人最后吩咐道：福里和奥雷里亚，副将们卡图卢斯对你们说，无论他要往印度极边，到那途远的东洋，波涛汹涌澎澎湃湃冲打海岸的地方，或往赫迦尼和阿拉伯，到欢喜弓箭的帕提亚和萨克，或到七股尼罗河使如镜的海面交色之处；或者他要沿路越过阿尔卑斯山到伟人恺撒立界碑的地方，到莱茵河流域，野蛮不列颠人所居的天涯——你们，请准备与卡图卢斯共享这一切，共事神意定给他的命运，请把这短短的噩耗带给我的爱人吧！不管她与她一伙情人行走坐卧，她一次能拥抱三百个男子，对人人都不贞，但随时能使人人满意。她不像从前那样追寻我的爱情，她把我的爱情随便摧残了，像犁铧把散在田边的蝴蝶花翻起来一样。”

本年一月有二十九天，二月有二十三天，随后有个二十八天的闰月，然后才是三月。

consul（执政官）一词即是“同僚”的意思，一位consul同时又是proconsul，就等于一位正执政官同时又是代执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