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西部及西部罗马化
原本政治上的利己主义只会不断带来灾难，在元老院和首都各个街道引发战争骚乱。现在我们抛开罗马首任君主是格涅乌斯、盖乌斯还是马尔库斯的问题，转而关注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一件在当下仍能左右世界命运的大事。回到此事发端之际，让我们放眼四周，就罗马征服今法国所在地及其最初与德意志和大不列颠居民交往之事，从它们与世界史关系的角度加以理解。
已壮大为一个国家的民族不断吸纳政治尚未成熟的邻族，而文明开化的民族又不断影响心智尚未成熟的邻族。这其中遵循的定律同引力定律一样普遍适用，一样符合自然规律。作为古时候唯一融合了较高政治自主和较高文明的民族（尽管文明化程度不高并且尚未内化），意大利人有权征服东方摇摇欲坠的古希腊城邦，利用移民驱逐西方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如利比亚人、伊比利亚人、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之所以英格兰能在亚洲征服一个地位相当却十分软弱的文明古国，一直以来将其国民性加于美国及澳大利亚广大蛮族甚至发展他们的文明，也正是如此。
至于意大利的统一大业，罗马贵族只是完成了它的前提条件，却未能解决问题本身。一直以来，他们认为意大利的对外扩张只不过是一种必要的罪恶，或根本上是一种对外的财产占有行为。罗马的民主制度和君主制度并无多大区别，其不朽的光荣在于正确理解并努力完成它的最高使命。迫于形势，元老院不得不违背本意，为将来统治东西两方奠定一系列基础。之后罗马人民出于本能移民各省，这固然是一场大规模灾难，但无论如何他们仍是西方文明的先行者。而盖乌斯·格拉古作为罗马民主的缔造者，凭借其政治家般的洞察力和决心，抓住了机遇并着手实施。
新政主要包含两个观点，一是在罗马势力范围内统一原本属于希腊人的领土，二是在原本不属于希腊人的领土开拓殖民地。格拉古在其统治时期十分认可这两个观点，相继统一阿塔鲁斯王国，并征服阿尔卑斯山北边的弗拉库斯，但后来遭到势力强大的反对派阻挠，陷入停滞。因此，罗马依旧是一片混乱不堪的景象，既未完全统一，其领土也无确切的界限。罗马在西班牙和希腊及亚细亚一带的领地与母国都相距遥远，而在两地相隔的广阔地带中，仅有沿海区域为罗马人所有；在非洲北海岸，仅迦太基和昔兰尼两地为罗马人所有，就像沙漠中的两处绿洲；甚至领地中的大片区域，尤其是西班牙，也只是在名义上属罗马人管辖。对此，政府方面毫无作为，并未将领地的统治权集中起来，加以完善，而舰队战斗力下降，最终使罗马与远方领地之间的最后一点联系消亡殆尽。
毫无疑问，一旦民主势力再次抬头，必然会依照格拉古的精神拟定对外政策，马里乌斯尤其赞赏这类观点。但因民主势力久未掌权，一切计划终究未能实现。直到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苏拉的独裁统治遭到推翻，民主派才实际掌握政权，自此在政治领域开始了一场巨大变革。首先，罗马恢复了其在地中海地区的统治主权，对罗马这样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第二，罗马吞并了东方的叙利亚两地，保卫了其在幼发拉底河的边界地带。但在阿尔卑斯山北边仍有未完成的任务，一是明确罗马疆域在北边和西边的界限，二是为古希腊文明和尚未遭受打击的意大利民族，从尚未开发的土地中汲取力量。
恺撒征服的历史意义
而这一伟大使命成就了恺撒。若将高卢视为一个练兵场，供恺撒自我操练和训练兵团以备迫在眉睫的内战所需，这不单单是个误解，更是触犯了一直以来主宰历史的神圣精神。虽然对恺撒而言，征服西方只是取得成功的一种手段，他也因阿尔卑斯北边一战奠定了自己今后的威望，但身为一位天才般的政治家，其独特优势在于，他的手段能转变为他的成功。毋庸置疑，恺撒需要军事力量支持自身所在派别，但又未以该身份征服高卢。这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罗马始终面临着被日耳曼人入侵的威胁，一开始便将日耳曼人挡于阿尔卑斯山以外，同时它又必须修建壁垒以保卫罗马世界的和平。
但即便是这一重要因素，也并非恺撒征服高卢的根本原因。过去的国土面积对罗马公民而言太过狭小，随时面临衰落的危险，而元老院征服意大利的政策正好挽救了他们的灭亡。
如今他们又嫌意大利面积太小，整个社会再次爆发同样的危机，波及范围更广。于是恺撒萌生出一个绝妙的想法，满怀希望地跨过阿尔卑斯山，深信自己能为同胞不断开拓领土，让整个民族在更广阔的土地上发展壮大。
恺撒出征西班牙
在某种意义上，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恺撒出征远西班牙一战，亦可称作旨在征服西方的一项事业。虽西班牙一直以来受罗马统治，但即便在德西姆斯·布鲁图斯（decimusbrutus）征服加利西亚（callaeci）之后，西岸的大部分地区仍不属于他们，北岸甚至寻不到他们的足迹。各个属地不断受这两处侵掠，西班牙的文明化及罗马化进程也因此遭到极大破坏。为抵御他们，恺撒派远征军前往西海岸一带。他越过塔古斯河北边的赫米尼西亚山脉（herminianmountains，即埃斯德雷亚山脉［sierradeestrella］），首先攻下这一地区，之后把当地一部分居民迁至平原地带，接着平定杜罗河两岸直到半岛的东北角。最终在由加的斯所率舰队的帮助下，他得以占领该地的布里干提姆（brigantium，即科伦纳［coruna］）。由此，大西洋岸的卢西塔尼亚人和加莱西亚人被迫承认罗马霸权，同时罗马相应削减纳贡数额，整顿各民族的财务，从而改善他们的生活境况。
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伟大人物，无论担任将军还是政治家，都展现出其今后身为领导的那种天赋和理念。即便如此，由于他管理伊比利亚半岛的时间过短，实在难以取得深刻成效。何况该地区地势特殊，民风独特，只有长期不断作为才能产生永久影响。
施政理念
这位文武兼备的伟人初次用兵和为政，便显出他以后在较大场面中所表现出的本领和宗旨，虽然如此，他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施为却嫌太短促，不能深著成效；况且此地地势和民性特殊，只有长期继续不断地活动始能发生永久影响。
高卢
在罗马的西方开拓史上，有一片区域的发展更为重要，它介于比利牛斯山脉（thepyrenees）和莱茵河（therhine）以及地中海与大西洋之间。自奥古斯都时代以来，它一直有个独特的名字——高卢，意为“凯尔特人的土地”。但严格说来，凯尔特人的土地一方面并没这么大，另一方面又广阔得多，而这个所谓的城市从未实现民族的统一，在奥古斯都之前也未能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因此，恺撒于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来到此处时，他所遇到的各种复杂情况也就不言自喻了。
罗马诸省战争及叛乱
所谓地中海沿岸区域大概包括罗纳河西边的朗格多克（languedoc）以及东边的多菲内和普罗旺斯，过去六十年间一直是罗马的一个行省，经辛布里族侵掠扫荡之后，此地再无安宁。罗马纪元664年即公元前90年，盖乌斯·凯利乌斯在阿克瓦埃赛克斯提埃（aquaesextiae）与萨尔耶斯族（salyes）交战，罗马纪元674年即公元前80年，盖乌斯·弗拉库斯征战西班牙时又与其他凯尔特部落进行交战。塞多留一战，战况紧急，省长卢奇乌斯·曼利乌斯不得不急忙越过比利牛斯山支援同伴，于伊列达城战败，归国途中又败于该省西边相邻的阿奎塔尼部落（theaquitani，约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似乎从这个时候开始，比利牛斯山和罗纳河乃至罗纳河和阿尔卑斯山之间各省便陷入了叛乱之中。庞培若想穿过高卢前往西班牙，必须用武力开辟一条道路，为惩处这些叛乱者，他将沃尔卡-阿雷哥米契部（volcae-arecomici）和赫尔维蒂部（helvii，今加尔省和阿尔代什省）的土地划给了马西利亚人；省长曼尼乌斯·弗隆提乌斯（maniusfonteius，于罗马纪元678—680年即公元前76—前74年任职）着手实施，镇压沃康蒂（vocontier，在今德龙省）当地的叛乱，保卫马西利亚以免受叛党所害，解放被围困的罗马省会纳博（narbo），从而恢复了此省的安宁。高卢各省一方面忍受西班牙战争带来的灾难，一方面需向罗马缴纳各种苛捐杂税，面对这一情形，人民内心绝望不已，生活困苦不堪，再也不得安宁。尤其阿洛布罗基虽距纳博最远，但骚动不断，因此罗马纪元688年即公元前66年，盖乌斯·皮索不得不去那里主持“绥靖工作”，此外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乱党谋反时，阿洛布罗基使者曾到罗马谈判。此后不久（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该族人民公然背叛。卡图基纳图斯（catugnatus）率阿洛布罗基人殊死搏斗，一开始便战无不胜。而在索洛尼姆（solonium）一战中，他们虽然负隅顽抗，最终还是败于省长盖乌斯·庞普提努斯（gaiuspomptinus）之手。
与罗马之间的边境关系
经历了这些战争，罗马的疆域并未得到大幅扩张。在庞培将塞多留军队的残部迁往卢古杜努姆部落（lugudunumconvenarum）之后，此地和托洛萨（tolosa）维也纳以及日内瓦依旧是罗马西北部最边远的据点。而同时，这些高卢领地对罗马的发展日益重要。高卢南部气候与意大利类似，非常适宜居住，地势平坦开阔，土壤肥沃，与不列颠直通商道，十分有利于商业的发展。此地因与罗马水陆交通便利，所以对意大利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西班牙作为历史更为悠久的属地，历经百年，其地位仍不及高卢。这一时期罗马人政治失利后，开始四处寻求避难所，一时大批人涌入马西利亚，人们在那里再次目睹了意大利的文化和奢华，于是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渡过罗纳河或加伦河，自愿迁居马西利亚。在恺撒来此的十年前，曾有人这样记录道：“高卢省到处都是商人，随处可见罗马公民。在高卢人的每一笔交易中，一定有罗马人担任中介；高卢买卖中流通的每一分钱，一定能从罗马公民的账簿中找到记录。”而从另一段描述中，我们还发现除纳博的殖民地居民外，还有大批罗马农人和牧人也住在高卢。至于这些人，我们不能忽视一点，那就是罗马人在各省所拥有的大部分土地同英国人早期在美洲占领的土地一样，只有意大利的高等贵族才可拥有，而这些贵族的仆人大多是上述的农人和牧人，即奴隶或自由民。
罗马化的初级阶段
既然如此，文明化和罗马化进程能够在当地迅速发展便不难理解了。凯尔特人不喜欢农耕，但迫于新主人的要求，他们不得不放下刀剑，换上耒耜。我们坚信，阿洛布罗基人之所以愤怒抵抗，一定程度上是这类命令所致。早期，这些地区都或多或少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一个高等文明的形成，离不开对马西利亚文化的借鉴和吸收。人们开始种植葡萄和橄榄、使用文字以及铸造钱币，也都受到了马西利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罗马人并未弃用希腊文化，马西利亚从希腊文化中汲取的精华，远多过它自身剔除的那部分，即便是在罗马统治时期，高卢省依然公开雇佣希腊医生和修辞学家。但正如人们所想，高卢南部的希腊文化和意大利当地一致，随着罗马人的活动都汲取了同一特性，于是独特的希腊文明被一种拉丁—希腊混合的文化取代，而后者很快便吸引了一大批支持者。人们称南高卢人为“穿马裤的高卢人”，以区别意大利北部“穿托加袍的高卢人”，因为前者虽不像后者那般已完全实现罗马化，但在当时已明显不同于北部仍未被征服的“长发高卢人”。他们越来越适应这种杂糅的文化，嘲笑从中找到的大量用词粗俗的拉丁语，一旦任何人有凯尔特人血统的嫌疑，人们定会认为他“与穿马裤的人有关联”。即便这种拉丁语有诸多缺点，遥远的阿洛布罗基人也能用它与罗马当局进行商贸往来，甚至无需翻译人员在罗马法庭上作证。
而这些地区的凯尔特人和利古里亚人正逐渐丧失民族性，同时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日渐衰弱，他们无法忍受这些，继而绝望地起义。随着当时意大利高等文明的传入，本土居民的人数逐渐减少。阿克瓦埃赛克斯提埃面积已算广大，纳博更甚，两座城市甚至可与贝尼温图姆（beneventum）和卡普阿相提并论。在所有依附罗马的希腊城市中，马西利亚的管理最为有序、环境最为自由、自卫能力最强、势力最为强大。它全面实行贵族政治，这在罗马守旧派看来可谓是优秀城邦政治制度的一大范例。同时，马西利亚占有了罗马人曾大幅扩张的一块重要领土，进一步扩大了贸易规模，正如意大利的利基翁（rhegium）和那不勒斯与贝尼温图姆和卡普阿并肩发展那般，马西利亚和那些拉丁城市之间也是如此。
自由高卢
一旦越过罗马边界，眼前便是另一幅景象了。因大批意大利移民涌入，生活在南部地区的凯尔特民族已经开始瓦解，而自始至终，塞文山脉以北的凯尔特人都享受着自由带给他们的欢乐。在前文中我们已多次提及这个民族：意大利人与凯尔特民族军队的分支和先头部队曾在台伯河和波河沿岸、卡斯提尔（castile）和卡林西亚（carinthia）的山上乃至小亚细亚（asiaminor）的中心地带多次交战。但直到塞文山一战，意大利军队才第一次攻击到凯尔特民族的核心势力。自凯尔特民族定居中欧之后，人们分散居住在今法国土壤肥沃的河谷地带和气候宜人的丘陵地带，包括德意志的西部和瑞士。自此，不仅是英格兰南部，甚至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部都成为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在此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别处的聚居地，面积广阔，地理上高度统一。
在这样广阔的领域内，语言和风俗上的差异自然是存在的，但在罗纳河和加龙河（garonne）及莱茵河和泰晤士河（thames）一带，各部落间往来密切，人们内心都有一种强烈的团体意识，并能团结一致。然而，尽管这些部落在一定程度上与西班牙和今奥地利境内的某些凯尔特人有联系，但由于比利牛斯和阿尔卑斯两大山脉形成的强有力阻隔，以及罗马人和日耳曼人对此地的入侵，这种同种族间的交流和精神联系遭到破坏，这种后果远比欧洲大陆与不列颠两地凯尔特人交往遭狭长海峡阻隔要严重。遗憾的是，通过手头上现有的恺撒时期史料，我们只知道这一伟大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发展概况，而无法逐步深入了解它在这些重要区域的内部发展史。
农业人口和牲畜饲养
据历史记载，高卢人口相当稠密。透过某些叙述，我们推测，比利时族各区域平均每一平方英里人口数大约为200人，赫尔维蒂部各区域平均每一平方英里人口数约为245人，其人口密度与今威尔士和利沃尼亚（livonia）两地相当。而在较比利时文明程度更高及较赫尔维蒂地势更为平坦的地区，如比图里吉（bituriges）、阿维尔尼（arverni）和埃杜维（haedui）等部，人口密度可能更大。农业在高卢取得过一定发展，即便在恺撒时期，人们也不由得惊叹莱茵河流域的泥灰岩施肥法，并且凯尔特人早期用大麦酿造啤酒，可见人们早期便开始广泛种植谷物。但农业并未受到重视，即便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南部地区，人们依旧认为凯尔特释放奴不应手握犁具耕作。在凯尔特人看来，畜牧业的地位远高于农业，这一时期的罗马地主十分偏好拥有凯尔特血统的牲畜和奴隶，因为这类奴隶刚烈果敢、擅长骑射并熟知饲养牲畜事宜。
尤其是在凯尔特北部地区，畜牧业完全占据统治地位，以至于在恺撒时期，布列塔尼一直面临粮食短缺的困境。东北部是一片茂密的森林，一路绵延至阿登高地的中心地带，连接了日耳曼海（germanocean，又称北海）至莱茵河两地间的广阔区域。而在佛兰德斯（flanders）和洛林（lorraine）那片如今看来十分肥沃的平原上，明纳普（menapian）和特雷维里（treverian）的牧民整日隐匿在橡树林中，饲养自家半野生的猪。在另一旁的波河河谷，不同于过去凯尔特人用橡果喂猪，罗马人转而生产羊毛并种植谷物，因此在斯海尔德河（scheldt）和马斯河（maas）的河岸平原上，我们也能找到他们农耕养羊的踪迹。与此相反，不列颠当地很少给谷物脱粒，甚至在北部几乎不发展农业，只知用土地饲养牲畜。马西利亚人通过种植橄榄和葡萄获利颇丰，但在恺撒时期，除塞文山区以外并无人从事此业。
城镇生活
一直以来，高卢人喜好群居，因而不设城墙的村庄随处可见。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时，仅赫尔维蒂部就有四百个这样的村庄，以及众多独立的农庄。但这里也不乏建有城墙的城镇，城墙皆由木材和石块交错堆砌而成，适用性强，结构精美，罗马人见了无不惊叹。而反观阿洛布罗基的城镇，房屋则全由木材筑造，这类城镇在赫尔维蒂和苏威西翁内斯（suessiones）各有十二处。再放眼内尔维这类更北部的部落，当地虽有城镇，但人们一到战时不逃往城内避难，而是逃往沼泽和丛林地带。在泰晤士河以外区域，木栅栏作为原始防御工事充当了城镇的作用，是古时战争爆发时人们和牲畜唯一的避难所。
交通
城镇生活之所以能取得相对长足的发展，与便利的水陆交通密切相关。在罗马，道路和桥梁随处可见，河运发达，由于罗讷河、加伦河、卢瓦尔河（loire）、塞纳河等河流本身就利于航行，因而河运规模极大，利润可观。而与凯尔特人的海上航运相比，后者更引人注目。总的来看，凯尔特人不仅是首个在大西洋定期通航的民族，而且我们发现，它的造船和行船技术取得了惊人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地中海海域行船都以划桨为主，从他们所经过的水道特性可知，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一直以来都用桨船作战舰，桨船上的帆偶尔充当船桨的辅助。只有在所谓古代文明发达时期，帆船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船。另一方面，在恺撒时期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高卢人在航海中采用了一种可携带的皮艇，其中大多为常见的桨船。但在高卢的西海岸各地，如圣东尼、皮克通和威尼西亚（venetia），当地人都选择乘坐笨重的大船航行，其中以威尼西亚人最甚。这种船上配有皮帆和铁制锚链，无需划桨便可前行，因而被大规模应用于与不列颠之间的商贸活动及海战当中。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接触远洋航行，同时我们发现，帆船自此以后完全替代了桨船。这无疑是种进步，但在各项活动衰微的古时，人们不知如何利用它，随着我们这一时期文明的复兴，人们才开始逐渐收获这一进步所带来的硕果。
商业生产
由于不列颠与高卢海岸定期进行海上贸易，海峡两岸人民政治关系十分密切，同时迎来了海外贸易和渔业的迅猛发展。其中尤为称道的是，布列塔尼当地的凯尔特人从英格兰康沃尔（cornwall）矿场买下锡，经高卢河道和陆路运至纳博和马西利亚。据说在恺撒时期，莱茵河口有一些部落以鱼类和鸟蛋为食，可见捕捞海鱼和捡海鸟蛋这类事件在当地十分普遍。现存有关凯尔特商贸和交通的史料相互孤立，内容残缺，若我们能综合考虑，填补其中的空白，便不难理解为何河港海港关税在埃杜维和威尼西亚等部落财政预算中占有很大比重，以及为何民族主神被奉为道路和商业的保护神和制造业的开创者了。因此，凯尔特民族工业并非毫无发展，事实上他们技巧娴熟，特别擅长仿造并且工艺一流，颇受恺撒称赞。然而在大多数部落中，他们的手工制品似乎未能超过一般水平，最终在罗马人的努力下，亚麻和羊毛制品随后才在高卢中部和北部广受追捧。相比之下，金属工艺的发展可谓例外，据我们所知也是唯一的例外。随着高卢古墓被人们发掘，墓中的铜器得以重见天日，因工艺精湛至今仍保留着良好的可塑性，此外阿维尔尼人铸造的金币大小轻重更是丝毫不差，这些至今都足以证明凯尔特金匠和铜匠的高超技艺。相关史料也印证了这一推断，据说罗马人曾向比图里吉人学习镀锡工艺，向阿勒西人（alesini）学习镀银工艺，锡的发明与其贸易情形相符，并且这两种技术都起源于凯尔特自由发展时期。
采矿业
金属开采技术与金属加工的熟练程度密切相关，特别在卢瓦尔河岸的铁矿场里，这种技术发展成熟，因而采矿工在攻城时扮演重要角色。这一时期罗马人普遍认为，高卢是世界上盛产黄金的地区之一。但从当地土壤特质和凯尔特古墓中物件品类来看，这种说法显然不成立，不仅墓中黄金数量极少，而且并不像真正黄金产地那般经常出土黄金制品。之所以存在这种观念，一定是源于希腊游客和罗马士兵的描述，在描述国王的财富和托洛萨神庙里的金银财宝时，他们难免夸大其辞。但他们的话也并非纯属虚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发源自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河流流域内外，淘金和寻金如以当今的劳工价格来看虽无利可图，但在文明发展程度较低时期，却能凭借奴隶制度大规模赚取大量利润。此外，对文明开化民族而言，其贸易状况往往有利于储存贵金属，高卢也不例外。
艺术与科学
设计工艺水平本就不高，与日益成熟的金属加工技术相比，其劣势更加凸显。由于缺乏一定的审美触觉，他们喜好色彩纷杂、颜色鲜艳的装饰品。对此，另一个令人叹息的佐证当属高卢钱币，钱币上的图案有的过于简单，有的稀奇古怪，但设计幼稚，表面雕刻工艺十分粗糙，几乎无一例外。此地铸币业历经几个世纪之久，技术工艺日益成熟，但本质上仍局限于对两至三种希腊钱币进行仿造，在此基础上日益变化，这在历史上大概是一特例。另一方面，诗歌艺术不仅在凯尔特颇受重视，并且与民族宗教文化乃至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在我们看来，宗教诗歌、宫廷诗以及乞丐的诗都曾历经繁荣。尽管自然科学和哲学受制于神学的形式和约束，但在凯尔特民族中仍不乏一定关注。无论身处何地，无论是何种形式，一旦遇到希腊人文主义，他们都会敞开怀抱欣然接受，至少祭司通常都会写作。到了恺撒时期，解放后的高卢大部分人都使用希腊文字，赫尔维蒂人便是其一。而在南部边境地带，人们与罗马化的凯尔特人交往频繁，因此拉丁文日益成为主流文字，如这一时期阿维尔尼钱币上便刻有拉丁文字。
政治组织部落体系
凯尔特民族的政治发展历程可谓是一部辉煌的历史。国家政治组织以氏族部落为基础建立，与任何地区无异，设有君主、元老理事会以及由可携带武器的自由民组成的社会团体。但其特别之处在于，它始终建立在部落体系之上。在希腊以及罗马，城镇早期便取代部落，成为政治单位的基础；若两个部落同处一座城镇内，便合为一个城邦；若某一公民团体派遣一部分成员迁居新的城镇，通常会形成一个新的民族，而新民族与旧团体之间的联系只有虔敬，至多不过是下属关系。另一方面，在凯尔特人看来，公民团体永远都是氏族，君主和元老会只能领导部落，而非任何城镇，而部落大会拥有整个民族的最高审判权。与东部世界一致，城镇的重要性体现在商业和战略手段，而非政治。因而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看来，高卢城镇只不过是一处处的村落，即便是设有城墙、面积广阔的维也纳和日内瓦也无一例外。在恺撒时期，凯尔特人居住的岛屿上和大陆北部，各部落间依然存在原始的氏族组织，基本上与过去毫无变化；公民大会拥有最高权威；在重大问题上，君主受公民大会法令约束；委员会成员数量众多，其中某些部落成员多达六百人，但就其影响力而言，似乎并未超过罗马王政时期下的元老院。而在六七十年前，末代君主的孩子仍活在世上，在阿维尔尼、埃杜维、塞卡尼、赫尔维蒂等动荡的高卢南部地区，曾爆发一场大革命，推翻了王政，最终政权落入贵族之手。
骑士阶层打破旧部落组织的发展历程
如上所述，凯尔特城镇间未曾形成一个联邦，与之相反的是，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另一极端现象，即骑士制度，它在凯尔特的部落体系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在凯尔特，贵族阶级只对高等贵族开放，其中大部分人都是王室成员或昔日王室成员。因此，有时人们会惊讶地发现，统一部落互相敌对的两个派别领导人竟常常是一家人。这些大家族同时握有财政、战备和政治特权，垄断了国家一切土地的承租权。普通自由民被迫承受繁重的赋税，不得不向贵族借钱，最终被迫放弃自由，沦为事实上的债务人，即法律上的奴隶。贵族设立了一套家兵制度，因而他们有权雇佣一大批会骑马的家仆（又称ambacti），从而形成各自的割据势力。同时，贵族凭借自己培养的部队公然违抗法律，扰乱一般税收，几乎割裂整个国家。若在一个部落中，可作战人数达到八万人，一个贵族可携一万家兵参与日常活动，尚且不计奴隶和债务人人数，那么它必然是一位独立君主，而非部落中的普通公民。此外，不同部落的大家族之间来往密切，通过联姻和一些特别条款团结成一个十分紧密的联盟，面对这样一个联盟，任何单一部落都无力对抗。因此，各城邦无力维持公共安全，人们不得不遵守这一强大势力所奉行的规矩。奴隶只能向主人寻求庇护，而主人迫于职责和利益，不得不为奴隶的损失寻求赔偿。国家丧失了保护自由民的权力，最终使得大量自由民沦为一些强权人士的奴仆。
君主政治遭到废除
公民大会在政治上失去价值。在凯尔特和拉丁姆两地，君主的权力本应用于制裁贵族的侵占行为，却遭到反噬。于是，大法官（vergobretus）一职应运而生，取代了以往的君主，与罗马执政官相仿，任期也仅一年。若部落内部依旧团结，则一切事务交由共同理事会主导，事实上，理事会中贵族权力凌驾于政府之上。显然在这种情形之下，各个部落必然出现骚乱，昔日拉丁姆国王被逐后整个民族陷入长达几个世纪的动荡，大概也是如此。尽管各个部落贵族之间另行组建了一个反抗部落领导的同盟，民众却并未放弃恢复王政的夙愿。这时，通常会出现一位像昔日罗马斯普利乌斯·卡西乌斯那般颇有声望的贵族，依靠部落民众的支持削弱其他贵族的势力，企图恢复王权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民族统一的进程
随着个别部落因此日渐衰落，无法挽回，整个民族这时萌生出一种强烈的团结意识，通过种种方式寻求确立与发展。不同于单个部落联盟，凯尔特全体贵族团结起来虽打乱了现有秩序，却也唤醒并助长了一种民族团结统一观念。该民族常年陷于外患，在与邻国的交战中疆土日益缩减，从另一方面也激发了民族统一观念。就像昔日希腊人出征波斯以及意大利人与凯尔特人的交战，阿尔卑斯山北边的高卢人也是在与罗马的交战中才感受到民族的团结以及它所带来的力量。在部落间的纷争和封建势力的交恶当中，我们仍然能听到这样一些声音，他们主张牺牲某些部落的独立，甚至是骑士阶层的领主特权以换取整个民族的独立。在恺撒一战中，我们看到了全体人民对外族入侵的深恶痛绝，凯尔特爱国派人士对恺撒的态度，与之后德意志爱国派人士对拿破仑的态度完全相同。此外，各地区之间信息传递迅速，如电报一般，可见反抗外族入侵的运动规模庞大、组织有序。
国家宗教统一的基础——祭司
虽然凯尔特民族在政治上早已分崩离析，但对于宗教神学却有着极为一致的信仰。若非如此，我们便无法理解凯尔特人的民族认同感和强大的意志。凯尔特的祭司团即当地所谓的德鲁伊（druids）教会，作为人与宗教之间常见的一种纽带，将大不列颠全岛及整个高卢、乃至其他凯尔特人所在地区联系起来。教会设一人专门管理，由各祭司推举产生；祭司分为几类，每类祭司队伍中流传着各式各样的传说；祭司拥有特权，特别是免交赋税及免服兵役的权利；教会每年定期在沙特尔（chartres，即凯尔特领土的中心）附近举办理事会；最重要的是，坚定的信徒对祭司盲听盲信，一味遵从，完全不亚于现代爱尔兰人。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祭司团体的目的就是推翻尘世间的政权，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君主任期一年的地区，当君位虚悬时，由祭司团主持选举。此外，祭司团主张成员有权将个人甚至整个团体逐出教会，乃至最终逐出文明社会，竟大获成功。它用尽一切办法，务必将最重要的民事案件纳入管辖范围，尤指那些关乎疆界和遗产继承的案件。鉴于他们有权将他人逐出团体，同时大概考虑到凯尔特民族常杀人祭神，并且这一习俗长期以来多用罪犯作牺牲品，因此祭司团授予各位祭司广泛的刑事管辖权，以钳制国王和大法官的刑事裁定权。此外，祭司团甚至要求有宣战求和的决定权。高卢民族大体上依旧与教会团并无二致，设有教皇和教士理事会，教士有权免交赋税、免服兵役，有权停止某人参加圣事活动或出入宗教场所。不过，不同于近代的教会国家，它并未脱离民族，相反颇具民族特色。
部落联盟缺乏政治集权
当同胞情谊在凯尔特各部落间兴起，该民族却仍旧无法实现中央集权统治。就中央集权的核心而言，希腊有马其顿国王，日耳曼有弗兰克王，凯尔特民族什么也没有。凯尔特祭司团和贵族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这个民族，维系着整个民族的团结。但一方面，他们代表着各自阶级的利益，因而不能统一全民族；另一方面，他们势力强大，不允许任何君主和部落完成统一大业。人们为统一大业做出过多种努力，但正如部落组织体系那般，这些举措促使局面往另一端发展——霸权体系。强大的部落将势力弱小的部落纳为属地，在对外交往中一切行为皆代表属地，并代替属地订立国际条约，而附属部落承担服兵役的义务，有时还需纳贡。如此一来，一大批独立的联盟诞生。但对整个高卢而言，无论内部多么团结，都没有一个强大的部落能够形成某种纽带团结整个民族。
比利时联盟—沿海部落—高卢中部联盟
上文已述，罗马人远征阿尔卑斯山以北时，初期在北部发现了一支由苏埃西翁人领导的不列颠-比利时联盟，同时在高卢中部和南部发现了阿维尔尼联盟，该联盟之后与属国较少的埃杜维展开了一系列对抗。到了恺撒时期，我们发现在高卢东北部、介于塞纳河与莱茵河之间的比利时依旧是这样一个联盟，但显然不再包括不列颠。而在两河沿岸即今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区域，出现了由众多沿海部落组成的阿尔摩利加（aremorican）联盟。在高卢中部即严格意义上的高卢地区，仍有两派像过去那样争夺霸权，一派以埃杜维部落为首，一派由阿维尔尼人领导，但该部落因与罗马交战势力遭到削弱，因而丧失了霸权，改由塞卡尼人领导。这些联盟势力相当，各自独立存在，而高卢中部联盟的领国势力却似乎从未到达高卢东北部，严格说来，甚至也从未到达过高卢西北部。
各联盟的特征
毫无疑问，部落联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整个民族对自由的渴望，但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单单这点都远远不够。联盟组织十分松散，在联盟体系和霸权体系间不断徘徊。在和平时期，整个联盟的一切行为由联邦议会代表，而在战时则由将军代表，代表本身势力最弱。只有比利时联盟似乎由于内部团结而更为强大，出于爱国情怀，他们成功击退了辛布里人，事实证明这种精神鼓舞是有益的。霸权之争导致各联盟产生分裂，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分裂愈演愈烈。因为无论哪一方获胜，另一方仍旧能保留部分政治残余，尽管沦为属地，它们日后也可再度争夺霸权。在势力强大的部落中，争斗不仅会破坏内部秩序，而且会波及每个附属部落乃至每座村落，通常家家户户皆不能幸免，而个人所持立场取决于各自的人际关系。我们认为，雅典的灭亡并非出于与斯巴达一派的争斗，而是每一个附属部落甚至雅典城内雅典派和斯巴达派的内讧。因此，阿维尔尼部落与埃杜维部落一再爆发小规模纷争，最终也导致了凯尔特民族的毁灭。
凯尔特骑兵部队
而这些政治和社会关系反过来影响这个民族的军事实力。凯尔特民族武装力量以骑兵为主，此外在贝尔格部族附近乃至不列颠群岛，古代富有民族特色的战车已趋于完备。这些规模庞大的骑兵部队和战车部队都由贵族和他们的部下组成。就贵族而言，他们极具骑士天赋，喜爱犬马，不惜花费重金购买外国品种的骏马。这样一支队伍有独特的精神信仰和战斗模式，征兵时，凡是能骑马的，无论老少都能入伍；面对不大重视的敌人，开战时人人定要宣誓，称至少要冲破敌军防线两次，否则他们誓不回家。雇佣兵大多自由散漫、意志消沉，对自己和他人的性命漠不关心。对此，有几个流传下来的故事可以为证，且大多带点奇闻色彩。例如，凯尔特民族在宴会开始时通常以打斗热场，有时还会为生死而战。此外凯尔特当地还盛行一种习俗，比罗马的武士决斗更甚，即卖身以换取一定钱财或若干桶酒，并自愿在众目睽睽之下卧于盾上受刑至死。
凯尔特步兵
相比于骑兵，步兵装备落后。罗马军队曾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两地与凯尔特部队交战，总的看来，这里的凯尔特部队多指步兵。在步兵中，大型盾牌仍是主要的防守武器。而另一方面，长矛取代刀剑成为使用率最高的攻击武器。一旦多个部落联合发动战争，通常以部落为单位安营扎寨并执行作战计划。至于各个部落征兵是否设有专门的军事组织或是否存在规模更小的常备战略分支，并无史料记载。整个凯尔特部队一直沿用一长列运货马车拖运行李物资。不同于罗马军队每晚挖壕沟扎营，凯尔特军队只能用运货马车设置路障。而在特定部落中，如内尔维部，步兵战斗素养极高，颇引人注目，并且这些部落并未配备骑兵，甚至算不上一个凯尔特部落，更像是一个由日耳曼移民组成的部落。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凯尔特步兵虽规模庞大，但似乎并不好战，特别是在南部各地，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大多数战士也失去了上阵杀敌的斗志。正如恺撒所言，凯尔特人不敢与日耳曼人在战场上正面交锋。而恺撒对该支军队的抨击还不止于此，他还说道，在第一场战役见识到凯尔特步兵之后，绝不允许罗马步兵与他们联合作战。
凯尔特文明的发展阶段
若我们依据恺撒在阿尔卑斯北部地区的所见所闻来考察凯尔特的整个面貌，那么相比于一个半世纪前波河流域的文明程度，凯尔特民族的文明还是取得了长足进步。那一时期民兵组织表现优异，是所有军队的主力，而如今却被骑兵取代。那一时期凯尔特人住在不设围墙的村落，而如今他们居住的城镇外早已竖立起坚固的城墙。在伦巴蒂区古墓出土的器物中，以铜器和玻璃器皿为例，其制作工艺远不及北高卢。就文明进化程度而言，最具衡量价值的大概莫过于全民族团结统一的信念。当凯尔特人在今巴伦蒂的这片土地上作战时，这种民族认同感表现尚不显著，直到与恺撒一战，才迎来了爆发的高峰。从各方面来看，凯尔特民族与恺撒相遇之时，其文明程度已达到峰值，正由盛转衰。而对我们这些并不完全了解情况的人而言，恺撒时期阿尔卑斯山北边的凯尔特文明在某些方面令人肃然起敬，但更多表现出一种趣味性。就某些方面而言，相较于以帆船、骑士制度以及教会组织为代表、并曾大胆尝试以部落乃至更高层次的民族而非城镇作为立国之本的古希腊罗马文化，这种文明和近代文化的联系更为紧密。但正因为我们接触凯尔特民族时，它的文明已发展到某一高度，因而才愈发暴露出道德素质的低下，或者说文化实力的衰弱。
他们无法运用自身资源创造出一种本民族的特色文化，也无法创建一个民族国家，他们能做的只不过是创立一种全民性的宗教神学，并特设了一种新的贵族阶级，原本那种纯粹的勇敢不复存在，军人的勇气建立在较高的道德水平和更合理的制度之上，而后两者以文明进步为前提，因此这种勇气只能以尚未成熟的状态出现在骑士阶层中。固然真正的野蛮之风已然消逝，过去在高卢宴会上，肥美的腰腿肉通常要赏给最勇敢的人，但同桌宾客一旦认为此举有冒犯之嫌，便可随意以此为由向受奖者发出挑战。此外，死去的部队首领需用他最信赖的侍从陪葬，但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不过杀人祭神的习俗依然得以保留，并且法律规定一切刑罚不可施于男性自由民，却可施于女性自由民和奴隶。由此可见，女性地位在凯尔特文明时期十分低下。而原始各民族混战时期所取得的特权在凯尔特人手中毁于一旦，至于文明与一个民族完全交融所带来的益处，凯尔特人从未体会过。
凯尔特人与伊比利亚人
以上便是凯尔特民族的内部情况，而它们与邻族之间的关系仍有待挖掘。在这一时期各劲敌之间战争不断，你争我夺，相比于取得胜利，寻求自保都举步维艰，而人们对此所持态度也有待我们进一步阐明。沿比利牛斯山一带，各民族长久以来和平共处，反观过去，随着凯尔特人入侵，伊比利亚土著（后又称巴斯克人，basque）逐渐被排挤同化，那个时代早已过去。在恺撒时期，比利牛斯山的河谷地带、贝亚恩（bearn）和加斯科尼（gascony）两地的高山以及加伦河以南的沿岸平原，无疑都归阿奎塔尼人所有。阿奎塔尼族由许多伊比利亚后代所在的小部落构成，彼此很少接触，几乎与外界隔绝。在这片土地上，只有加伦河口和重要港口布迪格拉（即波尔多，bordeaux）属于凯尔特民族的一个部落，该部落名为比图里吉-维维西（bituriges-vivisci）。
凯尔特人和罗马人和解后高卢与罗马间商贸发展
与之相比，我们需更加重视凯尔特民族与罗马人及日耳曼人之间的关系。上文已提及的事实，在此我们无需重述，如罗马人通过自身逐步发展逼退凯尔特人，最终占领了阿尔卑斯山与比利牛斯山之间的海岸地带，从而完全截断了凯尔特人通往意大利、西班牙和地中海的通道。回想几百年前，罗马人曾在罗讷河口筑起一座希腊城堡，大概从那时起就为这场风暴埋下了伏笔。我们只需强调一点，那就是凯尔特人所受到的压迫不仅来自罗马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样来自罗马的先进文化，而高卢作为古希腊灿烂文明的发源地，也有助于罗马文化的传播。尽管战争频发，商贸活动却从未停止，并常常成为战争的导火索。凯尔特人并未抛弃北方人的生活习惯，爱喝烈酒，并且喝的烈酒通常不加水稀释，以求一醉方休，这与塞西亚人（scythian）十分相似。但性情温和并节制的南方人对此十分厌恶，不过作为商人，他们不得不与这类顾客交易，别无选择。很快，这类生意颇受意大利商人欢迎，成为他们眼中的“金矿”，用一坛酒换一个奴隶的买卖在高卢已算不上稀奇事了。至于其他奢侈品，如意大利的马匹在高卢地区颇为畅销。据史料记载，这时罗马公民购置地产已不局限于罗马本土区域，并效仿意大利运作模式赚取利润，如早在大约罗马纪元673年即公元前81年，位于塞古西亚维部落的罗马田庄运营模式便是如此。而上文提及在解放后的高卢，尤指阿维尔尼人之间，人们在被罗马征服前已通晓罗马语言，无疑也是出于这一原因。但掌握这一知识的人大概仍占少数，绝大多数人与埃杜维联合部落中的官员交谈还需译者协助。这些烈酒商贩和擅自占用他人房宅的地主不仅打开了占领北方之路，同时吸引了日后征服高卢的勇士，并为其扫清了障碍。而对此最生动的描述莫过于高卢最强大的部落——内尔维部所签署的一份禁令，与某些日耳曼部落相似，上面明确写道禁止与罗马人交易。
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
相较于地中海区域对罗马来势汹汹的入侵，日耳曼人由波罗的海和北海往南的攻势更为猛烈。作为东方民族大摇篮里的一支新鲜力量，日耳曼人凭借年轻人的活力，当然还有年轻人的粗野，在众多历史悠久的民族当中获得一席之位。尽管该民族定居在莱茵河畔的部落，如乌斯佩特部（usipetes）、滕克特里部（tencteri）、苏刚布里部（sugambri）和乌比部（ubii）已踏上文明的进程，人们也不愿迁居。但所有历史记载都表明，在距离较远的内陆地区农业不受重视，许多部落几乎找不到定居之所。在这一点上，这一时期西边邻族很难通过部落名称来命名日耳曼境内的任一民族，只知道他们统称苏维汇人（suebi，意为漂泊不定的人或流浪者）或马科曼尼人（marcomani，意为守边武士）。在恺撒时期，各部落都不能以这些名称命名，虽然在罗马人看来也是如此，但它们之后还是变成了一个个部落名。
凯尔特人失去莱茵河右岸土地
这个强大的民族向凯尔特人发动了最猛烈的一次攻击。在争夺莱茵河以东地区的战事上，日耳曼人与凯尔特人也许曾大动干戈，但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知的只是大约在罗马第七世纪末，凯尔特人失去了通往莱茵河的所有土地。过去，波伊（boii）部落曾在巴伐利亚（bavaria）和波西米亚（bohemia）定居，如今却沦落到无家可归，到处流浪。甚至以前曾属于赫尔维蒂部的黑森林地区（blackforest，今德国西南部森林地带），若非被附近的日耳曼部落占领，必然会成为边境地区大民族竞相争夺的一块荒蛮之地，这大概也很符合人们之后对它的称呼——赫尔维蒂沙漠。日耳曼人行为野蛮，善于谋划，他们大肆运用野蛮手段，放任邻近区域化成一片片荒漠，从而抵御外敌入侵。
莱茵河左岸的日耳曼部落
然而，日耳曼人却并未在莱茵河定居。辛布里部和条顿部（teutonic）的军队单就主力而言，都由日耳曼部落成员构成。五十年前，他们大举进攻，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横扫潘诺尼亚（pannonia）、高卢、意大利和西班牙，但日后看来这似乎只是为进行一番大规模侦察。彼时，日耳曼各部落早已在莱茵西岸，特别是下游地带建立了永久居住地。定居者以征服者的姿态闯入，不断向邻近的高卢居民索要人质，每年征收贡物，仿佛高卢人受他们支配一般。在这些日耳曼部落中，阿杜亚都契（aduatuci）原本只是辛布里部的一支残余力量，现已壮大成一个大部落。此外，位于列日（liege）的马斯河的一些部落之后都改用“通格里部”（tungri）这一统称。甚至该地区两个规模最大、势力最强的部落——特维希（treveri，在今特瑞维附近）和内尔维（位于埃诺特），在颇有威望的权威人士看来也全由日耳曼人组成。而这些传言是否完全可信，我们仍未可知，因为据塔西佗所言，此后在最后提到的这两个部落中，人们会为拥有日耳曼人血统，而非备受轻视的凯尔特人血统而感到自豪。
不过斯海尔德河（scheldt）、马斯河和摩泽尔河（moselle）一带的人大多与日耳曼人往来密切，或多或少受到日耳曼人的影响。日耳曼殖民地或许本身规模不大，却举足轻重，以此为窗口我们看到了莱茵河右岸各部落在这一时期经历的跌宕起伏，同时成功预见规模较大的日耳曼部落，不久后将跟随这些先行者的足迹，横渡莱茵河。人们遭受着两方面的外来入侵威胁，民族内部也分崩离析，他们当然不奢望整个陷入灾难的凯尔特民族依靠自我努力振作起来，挽救颓势。分裂以及由此引发的衰败构成了整个民族的历史，对于这个民族而言，它在历史上再也无法列出一场战役与马拉松战和萨拉米斯战乃至阿里西亚（aricia）战和洛丁平原之战（raudine）媲美，即便在兴盛时期也无法团结一致打败马西利亚，如今步入迟暮之年的它，如何能抵御如此强大的敌人？
有关日耳曼侵略的罗马政策
凯尔特人若单靠自身力量，必然不是日耳曼人的对手，而愈是如此，罗马人则愈应该小心关注两民族间纠纷的事态发展。虽然由此引发的运动并未直接影响到人民，但却关系到他们最切身的利益，他们自然挂心。由此我们不难知晓，凯尔特民族的对外关系可迅速对其内部情形产生永久的影响。正如希腊斯巴达一派联合波斯人进攻雅典那般，罗马人自初次出现在阿尔卑斯山北边，就一直在埃杜维部落的帮助下与阿维尔尼部落争夺霸权，后者在当时的凯尔特南部占据统治地位。而正是因为这些“罗马民族新哥们”的鼎力相助，罗马人不仅攻下阿洛布罗基，占领了阿维尔尼部落的大片散落领土，并且在高卢还未被殖民之时，凭借自身的势力将阿维尔尼部落的霸主地位交到埃杜维部落手中。但希腊民族所遭受的威胁只来自一方，凯尔特人则需要同时面对大量仇敌来犯。当然，他们可以联合其中一方对抗另一方，并且如果凯尔特中的某一派依附于罗马人，他们的对手必然会联合日耳曼人形成对抗之势。
而这对于贝尔格人来说再正常不过了。他们与横渡莱茵河而来的日耳曼人为邻，彼此在许多方面来往日益密切。此外，或许由于文明程度较低，这让他们觉得本民族与外来民族苏维汇人的关系，就像文明程度较高的阿洛布罗基人与赫尔维蒂人那般亲近。如上所述，凯尔特南部的塞夸尼部落可谓规模庞大，是反罗马一派势力的领袖，面对罗马人赤裸裸的威胁，他们完全有理由号召所有日耳曼人来对抗罗马人。元老院无所作为，一切迹象都表明一场新的革命蓄势待发，凯尔特人目睹着这一切，认为这个时候正是铲除罗马势力的最佳时机，尤其有利于打击依附于罗马的埃杜维部。埃杜维部与塞夸尼部以索恩河（saone）为界，两部落曾因渡河税问题发生决裂，大约在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日耳曼君主阿里奥维斯图斯（ariovistus）以塞夸尼雇佣兵队长的身份，率领约一万五千名武装人员横渡莱茵河。
阿里奥维斯图斯来到莱茵河中游地区
这场战争持续了许多年，双方各有胜负。总的看来，结局对埃杜维部不利，他们的领袖埃波雷多里克斯（eporedorix）在最后关头动员所有属下，率领一大队精兵向日耳曼人发起猛攻。但日耳曼人拒不迎战，藏身于沼泽地与森林一带。时间久了，各部落疲于等待，逐渐解散，这时日耳曼人才回到空旷地带，于是阿里奥维斯图斯在阿德玛格托布力甲（admagetobriga）发起强攻，结果埃杜维部骑兵中的精锐全部战死。由于战败，埃杜维人不得不服从战胜方提出的条款媾和，被迫放弃霸权，并承诺连同所有属下一起归于塞夸尼部落；同时，他们需向塞夸尼部（更准确地说是阿里奥维斯图斯本人）交纳贡物，并交出最高贵族的孩子作为人质；最后，他们需立誓永不索还人质，并永不向罗马人寻求介入帮助。
罗马人的不作为
大约到了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两部落之间才恢复和平。而基于本民族的荣誉和利益，罗马人当然不愿看到这一点。埃杜维一位贵族狄维提亚库斯（divitiacus），作为该部落亲罗马派的领袖遭到族人驱逐，因此他亲赴罗马央求罗马人介入。此外。有一事更需大家提高警惕，那便是在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阿洛布罗基部发动了一场叛乱。阿洛布罗基部与塞夸尼部为邻，它的叛变无疑与上述事件有关。事实上，罗马人曾派遣高卢省长的职员赴埃杜维部，一同商议派执政官和随行军队翻过阿尔卑斯山。但这类事务的决定权仍在于元老院，元老院对此最终还是空话多于实干。罗马人最终用武力平定了阿洛布罗基部的叛乱，但就埃杜维部而言，罗马人不仅毫无作为，甚至在罗马纪元695年即公元前59年将阿里奥维斯图斯列入亲罗马一派君主的名录中。
日耳曼帝国在高卢建成
如此，这位日耳曼军事领袖自然认为罗马人意图放弃其所占的凯尔特土地，于是打算在此定居，日后在高卢土地上建立一个日耳曼公国。他所率部下本就不少，之后应他的号召从家乡陆续赶来了更多的人，截至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渡过莱茵河的日耳曼人约计十二万人。这一场日耳曼民族的大迁徙有如江河之水，一旦水闸打开便向美丽的西部奔泻而去。而阿里奥维斯图斯的目的，便是带领这一大群人定居此地，为日后统治高卢奠定基础。至于他在莱茵河左岸创立的日耳曼定居地规模如何，我们无法定论，但那必然是一片广阔的区域，以支撑他那更为宏远的计划。在他看来，凯尔特民族完全没有自主权，各部落间毫无差异可言。原本他作为塞夸尼部雇佣的将军渡过莱茵河，如今即便是塞夸尼部也如他手下败将一般，不得不割让三分之一的领土给他，供其与部下长期居住，而这块土地大概就是后来特利波契人（triboci）居住的阿尔萨斯（alsace）北部地区。不过这仿佛还不够，随后哈鲁德部（harudes）赶来，阿里奥维斯图斯又替他们向塞夸尼部索要了三分之一领土。如此看来，他立志像马其顿的菲利普国王那般统治高卢，所有亲日耳曼和依附于日耳曼人的凯尔特人，都必须臣服于他。
赫尔维蒂部入侵高卢腹地
这位野心勃勃的日耳曼君主带着危险一步步逼近，罗马人本就担忧不已，又因他背后势力庞大，愈发显得来势汹汹。乌斯佩特人和滕克特里人原本住在莱茵河右岸，专横独断的苏维汇人不断侵犯他们的领土，他们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于是赶在恺撒到达高卢（罗马纪元695年即公元前59年）之前便离开了旧居，去往莱茵河口附近另觅新居。他们已从门奈比人（menapii）手中夺回了右岸本属于自己的领土，可以预见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占领左岸。此外，苏维汇部派出的军队集结在科隆（cologne）和美因兹（mainz）两地之间，威胁要突袭对岸的特雷维里部。再者，位于凯尔特最东部的赫尔维蒂部尽管兵力充足，骁勇善战，却日益遭受日耳曼人的侵扰。除此之外，由于他们从丢掉的领土重回莱茵河北岸定居，可能会引发人口过剩问题。又因阿里奥维斯图斯移居塞夸尼部落领域内，赫尔维蒂部面临着与同胞完全隔绝的危险。于是，他们孤注一掷，自愿撤离自己的领土将它送给日耳曼人，转而在侏罗山（jura）西面寻找面积更广阔、土壤更肥沃的新居所，若有可能，一并夺取高卢腹地的霸权。昔日辛布里部入侵时，赫尔维蒂的几个部落已构思出这种计划，只是在等候机会实施。同样，劳拉契人（rauraci）的领土（巴塞尔和南阿尔萨斯）也受到了威胁，并且波伊部落残余早期便由于日耳曼人的缘故背井离乡，如今居无定所，到处流浪。于是这两个部落以及其他一些小部落也加入到赫尔维蒂部的计划中来。早在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他们的快速部队便越过侏罗山，千里迢迢来到罗马省。无需多久，整支军队就会发起攻势。在康斯坦茨湖（constance）和日内瓦湖之间有一片重要区域，而当地防守军早已逃之夭夭，于是日耳曼军浩浩荡荡入驻此地。从莱茵河到大西洋，日耳曼部落从未停下前进的步伐，使得莱茵河全线区域无不感受危险逼近。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们联想到，之后恺撒帝国在一片风雨飘摇中应付阿勒曼尼和法兰克两部落联合攻势的场景。而就在当时，他们似乎就像用五百年后有效抵御罗马人的策略来对付凯尔特人。
恺撒去往高卢组建军队
面对这样的局面，新任省长盖乌斯·恺撒在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春天来到高卢统治的纳博地区。原本恺撒的统治区域只包括高卢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南部、伊斯特利亚半岛（istria）和达尔马提亚地区（dalmatia），后经元老院颁布的法令新增了纳博地区。一开始，他的任期仅有五年（至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之后在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确认延任五年（至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他有权任命十名与省长同级的副职官员，且可以任意招募管辖范围内公民以扩充军团规模或组建新的军团，其中尤以高卢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南部人口居多。而在这两省所招募的士兵中，单就常备步兵而言，包含四支训练有素、骁勇善战的军团，即第七、八、九和十号兵团，人数总计将近24000人，此外通常属国还会加派军队支援。骑兵和轻武装部队也颇有特色，不仅有来自西班牙的骑兵，还有来自努米底亚（numidian）、克里特岛（cretan）和巴里亚利群岛（balearic）的弓箭手和投石兵。恺撒的部下都是首都民主一派中的精英，其中不乏年轻的纨绔贵族和精明能干的官员，如恺撒政界老盟友的幼子普布利乌斯·克拉苏（publiuscrassus）以及跟随民主派领袖从古罗马广场辗转到战场的忠实副官提图斯·拉比努斯（tituslabienus）。恺撒并未接受到任何确切的指令，作为一位眼光锐利、富有胆识的军事家，眼下的情形就是他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人们必须设法挽回元老院因疏忽所犯下的过错，而阻止日耳曼移民狂潮则是其中的首要之举。
赫尔维蒂部撤退
就在此时，赫尔维蒂部入侵。此举与日耳曼人脱不了干系，并且蓄谋已久。一方面，他们不愿将身后的旧居拱手让与日耳曼人，一方面也是为了阻断自己的退路，赫尔维蒂部烧毁了所有城镇村庄。长串的马车载着妇女、儿童以及最值钱的家当，从四面八方赶到日内瓦附近的莱蒙湖（lemanlake），和盟友约定这一年3月28日在此地汇合。依据他们估算，这波人马共计368000人，其中能上战场的约占四分之一。由于侏罗山脉位于莱茵河与罗纳河之间，蜿蜒数百公里，几乎对赫尔维蒂部的领土形成包围之势，仅留下西部一个缺口，山中小径适于设防，却不利于上述这类车队通行，所以诸位首领决定先向南绕道，而后在侏罗山西南最高点与萨沃伊山脉之间（今埃克吕斯堡附近）找到罗纳河的峡口，在那里开辟一条往西的道路。但在罗纳河左岸，山体距河流太近，只剩一条狭窄的山路并且随时都有落石堵塞的危险，而该片区域恰好属塞夸尼部管辖，他们必然不会轻易放行。于是赫尔维蒂部宁愿从罗纳河峡口上游渡河，绕到阿洛布罗基侧左岸，计划沿罗纳河下游走到平原地带再回到右岸，而后整装前往高卢西部的平原地区，这片区域上有一个名叫圣东尼的部落（即圣东日，位于夏朗特河河谷），濒临大西洋且土壤肥沃，于是流浪者们纷纷选择在此定居。整支队伍在经过罗纳河左岸时，必然要穿过罗马领土，而恺撒并不愿默许赫尔维蒂部在高卢西部定居，因而坚决阻止他们通行。
不过恺撒手下虽握有四个兵团，但其中三个都远远驻扎在阿奎莱亚（aquileia）。罗纳河自日内瓦的莱蒙湖至峡口全长超过十四英里，即便他急忙召集阿尔卑斯以北省份的民兵，仅靠这么一点民兵也很难阻挡渡河的数万凯尔特大军。而赫尔维蒂部十分乐意通过和平手段渡河，并借道于阿洛布罗基领土。在与赫尔维蒂一番谈判而没有任何结果后，恺撒需在十五天内拆毁日内瓦的罗纳河桥，并修筑一条长约十九英里的战壕阻止敌人进犯罗纳河南岸。从军事角度来看，这是人们第一次用城墙和壕沟将一个个堡垒串联起来，从而形成保卫帝国边疆的一道屏障，之后就被罗马人大规模应用于战事。赫尔维蒂部企图从不同地方乘船或涉水到达罗纳河彼岸，却不想每条线路都遭到罗马人阻挠，于是他们不得不放弃渡河。
赫尔维蒂部向高卢挺进
另一方面，高卢的反罗马一派希望得到赫尔维蒂部的强力支持，特别是埃杜维部狄维提亚库斯的弟弟杜姆诺里克斯（dumnorix），前者是部落民族党的领袖，后者是该部落罗马党的领袖，在他们二人的帮助下赫尔维蒂部才得以穿过侏罗山关隘和塞夸尼部领土。罗马人想要阻止，却苦于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而赫尔维蒂部此次远征虽无关罗马领土形式上的完整，但危及到他们的许多重大利益。只有当恺撒不像以往所有元老院任命的省长甚至马略（marius）那般，不局限于镇守边疆的分内之事，而是率领一支大军跨越既定的疆界，才能保障这些利益。恺撒深知自己不属于元老院，而属于整个民族，因此他毫不犹豫。他迅速亲自从日内瓦赶往意大利，凭借自身极高的处事效率，将驻扎在那里的三个兵团和新增的两个扩充兵团带回。
赫尔维蒂战役
他将这些兵团与驻扎在日内瓦的兵团进行整编，而后率领所有军队渡过罗纳河。他在埃杜维领土上的意外露面，让当地罗马党立马恢复了政权，这对日后保障充足的战备物资意义十分重大。他观察到赫尔维蒂人远渡索恩河，经塞夸尼部领土进入埃杜维，而仍留在索恩河左岸的那部分人，尤其是蒂戈林（tigorini）兵团，都被快速行进的罗马人抓获歼灭了。但这时远征军的主力已成功抵达罗纳河右岸，恺撒只得拼命追赶，赫尔维蒂庞大的主力军队二十天都未能完成的渡河任务，恺撒仅用了二十四小时便成功了。罗马军队既已渡河，赫尔维蒂部便无法继续往西行进，只能转而向北。他们必然认为恺撒不敢深入高卢腹地继续追赶，同时构思出一个新的计划，就是若恺撒放弃追赶，他们便再绕回原定目的地。在之后的十五天里，罗马军队一直偷偷追随其后，时刻保持约四英里的距离，希望待时机成熟且胜率较大时袭击赫尔维蒂部，并一举歼灭。但这一时机迟迟没有到来，虽然赫尔维蒂车队行进缓慢，但其首领深谙如何应对偷袭，不仅粮食供应充足，而且通过暗中观察将罗马军营内部事务调查得一清二楚。
相反，罗马军队一开始就面临战备物资短缺问题，尤其是在赫尔维蒂部撤离索恩河、一切河道运输线路被斩断之后。埃杜维部曾许诺的物资供应迟迟不来，这才造成了这一困难局面，而两方军队仍在各自领土四处走动，则更引起罗马人的怀疑。此外，罗马这支约四千骑的骑兵大队极不可靠，因整支队伍几乎都是凯尔特骑兵，尤以罗马众所周知的仇敌——杜姆诺里克斯所率的埃杜维私家骑兵居多，而对收留他们的恺撒而言，与其说他们是士兵，更不如说是人质。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之所以败给实力薄弱的赫尔维蒂骑兵，皆是自身原因造成的，因为罗马阵营中的一切信息都是他们传达给敌军的。恺撒的地位岌岌可危，他面临的困难不言自明，埃杜维部不仅与罗马曾公开结盟，甚至还出于某种特殊利益支持罗马，凯尔特爱国人士对此能有何作为？若罗马军队不惧怕一步步深入这片骚动不断的土地，日益远离与外界的联系，又会产生何种后果？军队恰巧刚刚经过埃杜维部首都比布拉克特（bibracte，又称欧坦［autun］），还未走远，这时恺撒决定先用武力攻下这块重地，再继续进军内地。由此可见，他的实际意图很可能是完全放弃追赶，改而占领比布拉克特。不过当他放弃追赶而转攻比布拉克特时，赫尔维蒂部便以为这是罗马人准备逃窜之举，于是立马发动攻势。
比布拉克特战役
此举正中恺撒下怀。双方军队沿两条平行山脉排兵布阵，凯尔特人率先发动攻势，力挫进入平原地带的罗马骑兵，猛冲向驻守在山坡上的罗马兵团。不过在那里，他们遭到恺撒老兵的顽强抵抗，只得撤退。于是罗马军队乘胜而下来到平原，凯尔特军队再次进攻，同时预留了一小支部队从侧面进攻，形成夹击之势。而罗马军队也派出预备军从侧面迎战这一小支凯尔特军，迫使他们脱离主力部队逃到行李和车队营地，并一举歼灭之。最终，赫尔维蒂军的主力部队节节败退，不得不向东撤退——这恰恰与远征军前行的方向完全相反。经此一战，赫尔维蒂部在大西洋沿岸建立新定居地的计划成为泡影，只能听凭战胜方处置。
对战胜方而言，这同样是场恶战。恺撒当然不能完全信任他的下属官员。战争一开始，他便将所有官员的马匹送走，以便明确他们坚守阵地的职责。事实上，若罗马军队战败，他们很可能会全军覆没。原本罗马士兵早已疲惫不堪，无法全力追赶逃兵，但由于恺撒宣称一切帮助赫尔维蒂部的人都将被视为罗马的仇敌，并将以对付赫尔维蒂人的手段对付他们。因而逃兵所到之处，尤其是林贡斯人（lingones）所在部落（在朗格勒附近），无人愿意伸出援手。赫尔维蒂人没了粮食和行李，又带着大批不能作战的随营人员，走投无路，最终只得向罗马将军投降。
赫尔维蒂人被遣送回原居住地
相较而言，战败者尚算得到宽待。埃杜维部奉命让无家可归的波伊人住在他们境内，在那几个势力强大的凯尔特部落中，战败敌人所在的居住地其地位与罗马殖民地无异。战后赫尔维蒂部和劳拉契部的幸存者约占参战人数的三分之一，自然被遣送回原来的部落据点。之后，这些据点被并入罗马行省，罗马一方提出丰厚的条件希望与当地居民结盟。如此一来，他们便能代罗马人保卫莱茵河上游一带，抵御日耳曼人的入侵。在所有赫尔维蒂部落中，仅西南角上的一个部落属于罗马的直属领土，之后在美丽的莱蒙河河岸，古老的凯尔特城镇诺维奥杜努姆（noviodunum，今尼永［nyon］）变成罗马边境上的一座堡垒，又称“恺撒的骑士殖民地”（julianequestriancolony）。
恺撒与阿里奥维斯图斯谈判
因此，莱茵河上游所面临的日耳曼族入侵威胁得以消除，同时凯尔特人中反罗马一派势力也遭到压制。在莱茵河中游一带，日耳曼一族早在多年前就已在此渡河，阿里奥维斯图斯和罗马两派之间的权力之争每天都在高卢上演。随着阿里奥维斯图斯势力不断壮大，罗马人也要加快扩充势力，双方关系很快就会走向破裂。对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凯尔特人而言，相较于阿里奥维斯图斯强加于他们的奴隶身份以及未来可能失去自由的风险，服从罗马权威似乎更为稳妥。而至于少数凯尔特人，他们虽对罗马人依旧怀恨在心，却也不得不保持缄默。在高卢中部，众多凯尔特部落效仿罗马举行例会，以凯尔特民族的名义邀罗马将军一同对抗日耳曼人。恺撒同意了。埃杜维部接受了他的建议，不再履行条约向阿里奥维斯图斯缴纳贡物，并要求对方交还人质。而阿里奥维斯图斯以埃杜维违约为由，大举进攻罗马属地，恺撒因而能趁机与他直接进行交涉，除要求交还人质并承诺与埃杜维部维持和平外，特别要求阿里奥维斯图斯保证不再放任日耳曼人渡过莱茵河。这位日耳曼将军充分相信双方所拥有的权利是平等的，所以在回复罗马将军时称，依据战果，高卢北部便为他所有，高卢南部归罗马人所有，他既不妨碍罗马人向阿洛布罗基人征收贡物，那么罗马人也不应阻止他在属地征税。在他之后的秘密提议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位未来的国王对罗马境况了如指掌。他提到自己收到罗马城内发出的邀请，请他除掉恺撒，此外他提议若恺撒将高卢北部留赠给他，他将助恺撒夺取意大利政权作为报答。既然凯尔特民族内的党派之争已为他打开了进入高卢的大门，他似乎还期望意大利的党派之争能够巩固他在当地的政权。数百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强大的民族完全意识到权利的平等，而是像这位日耳曼核心部落首领一样，粗鲁傲慢地向罗马人宣告其独立。当那位罗马将军要求他依照属国王子的惯例亲自拜访时，他立刻拒绝了。
阿里奥维斯图斯遇袭战败
这样一来，恺撒势必不再犹豫，立刻发兵进攻阿里奥维斯图斯。当他手下的军队，特别是下属军官，得知即将与在外征战十四年之久的日耳曼军队一决高下时，不禁陷入一片恐慌。大概受到罗马的影响，恺撒军营中士兵道德素质低下，枉顾军纪，不断有人叛逃或发动暴乱。而这位将军声称，如有必要，他将单独率领第十军团向敌军进攻，他不仅知道如何用荣誉说服他们听命于自己，同样知道如何通过军事竞赛让其他军团归于麾下，并以自我斗志激励部下。他并未给他们留下时间深思，而是加快了行军的步伐。所幸的是，他赶在阿里奥维斯图斯之前赶到了塞夸尼部的首都维桑提奥（vesontio，今贝桑松）。应阿里奥维斯图斯的邀约，两位将军面对面进行了一次协商，不过阿里奥维斯图斯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掩盖他想取恺撒性命的真实动机。
对这两位来自高卢的残暴统治者来说，武力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当下的和平只是暂时的。在阿尔塞斯南部的穆尔豪森（muhlhausen），由于该地距莱茵河仅五英里，所以两军都在此驻扎且相隔不远。之后阿里奥维斯图斯率手下强兵成功避开罗马军队的耳目，绕到其背后切断了他们与总部的联系以及战备物资运输通道。恺撒希望通过一战解决当前困局，但阿里奥维斯图斯并不应战。身为罗马将军，他别无他法，无奈手头兵力薄弱，他只能效仿日耳曼军之举，派出两支军团绕过正面在日耳曼军营另一侧扎营，以恢复与外界联系，同时预留四支军团驻守旧营。阿里奥维斯图斯眼见罗马人兵力分散，便试图袭击兵力较少的那一处营地，但被罗马军队击退。这场胜仗令恺撒备受鼓舞，他随即率领所有士兵主动进攻，日耳曼军队也排成一列纵队应战，以一部落为一单位，载着行李和妇女的马车紧随队列之后，这进一步加大了逃亡的难度。恺撒亲率罗马右翼军队向敌军发起猛攻，逼得他们四处逃窜，而日耳曼右翼军队也以同样的方式取得胜利。双方各自一胜一败，但从以往与蛮族的战争来看，其胜利都是由后备军力量决定的。这次也不例外，罗马军队凭借后备军的战术，最终战胜了日耳曼后备军。此外，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派出的第三线军队及时赶来支援，恢复了左线战斗力，最终决定了胜局。日耳曼军一路逃窜，罗马军队一直追到莱茵河畔，只有少数人（包括阿里奥维斯图斯在内）成功逃到了彼岸（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
日耳曼人在莱茵河左岸定居
而这场胜利骄傲地向众人宣告，这条意大利战士来此见到的第一条大河，从此将归罗马管辖。莱茵河左岸日耳曼各殖民地的命运落入恺撒之手，作为胜利者他可以摧毁它们，但他没有。邻近的凯尔特部落，如塞夸尼部、李乌契部（leuci）和梅狄奥马特里契部（mediomatrici）既不能自卫，也不值得信赖。迁居而来的日耳曼人承诺不仅会成为边境地带勇敢的守卫者，同样会成为罗马更为优秀的属民。由于自身的民族性，他们与凯尔特人互不往来，又因保护新赢得的居住地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便不再与莱茵河对岸的同胞联系。因此，势单力薄的他们只得依附于中央政权。相较于无法信赖的朋友，恺撒处处更善待战败的敌人，在这里也是如此。阿里奥维斯图斯带领日耳曼一族（包括斯特拉斯堡附近的特利波契人、斯佩尔附近的讷美特斯人以及沃尔姆斯附近的汪基纳内斯人）在莱茵河左岸一带安下家来，恺撒让大家拥有了新的居所，并委托他们保卫莱茵河边境，抵御他们的同胞来犯。过去，莱茵河中游上的特雷维里领土一直饱受苏维汇人威胁，阿里奥维斯图斯战败的消息一传来，苏维汇人便立马向日耳曼的内陆地区撤退，途中遭附近部落袭击，损失惨重。
以莱茵河为界
历经数个世纪，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这场战役带来的众多影响。罗马帝国以莱茵河为界，禁止日耳曼人越过半步。高卢丧失了自主权，罗马人一直以来统治着莱茵河南岸地区，而不久前日耳曼人又试图占领该河以北区域。鉴于近来这些事件，高卢不仅将丧失部分主权，甚至要完全沦为罗马帝国的附庸，莱茵河这条天然屏障也将变成一条政治分界线。元老院在其强盛时期尚未停止运作，直至将罗马统治疆域扩张至意大利的疆界——由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形成的天然屏障——以及附近的一些岛屿。而在此基础上，帝国又须不断进行势力扩张，划定新的疆界。政府当局将此事交由命运，他们追求的不过是无须直接驻守疆界，而不是无疆界可以驻守。人们意识到，如今罗马的命运已由一种新的精神和新的势力掌控。
高卢贝尔格军远征
未来大厦的根基已经打下，但若要完成这项大业并让高卢人完全服从罗马的统治，以及让日耳曼人承认莱茵河这一分界线，这些努力还远远不够。固然，从罗马疆界至以北的沙特尔和特瑞维累的高卢中部全境都表示服从新的政权，并且莱茵河上游及中游地带暂时无需担心日耳曼一族来犯，不过高卢中部遭到攻击时，北部各省——无论是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的阿尔摩利加部落，还是实力更强的贝尔格联盟，都未受到影响，人们无需向战胜者阿里奥维斯图斯屈服。此外，上文提到贝尔格部与莱茵河畔的日耳曼人来往密切，而位于莱茵河口的日耳曼部落也正准备渡河。因此，在罗那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春，恺撒率军（当时已增至八个军团）攻打贝尔格各部落。贝尔格联盟尚记得五十年前他们同仇敌忾，一同在领土边界英勇抵抗辛布里部并大获全胜的故事，又受到从高卢中部逃亡而来的众多爱国人士的激励，于是派出手下所有强兵，即苏埃西翁国王加尔巴领导的三十万武装兵前往南部边界迎战恺撒。面对外族入侵，唯有强大的雷默部（remer，位于兰斯［rheims］附近）认为这是个摆脱邻国苏埃西翁统治的机会，计划像埃杜维部在高卢中部所扮演的角色那般，在北部大干一番。而几乎同一时间，罗马军队和贝尔格军队也来到他们的境内。
埃纳河畔争端西部部落投降
面对实力是自身六倍的勇猛敌军，恺撒不敢贸然进攻。在埃纳河北端距今蓬塔韦尔（pontavert，位于兰斯与拉昂［laon］之间）不远处，他选了一处高原安营扎寨，四面不是河流沼泽地便是城壕堡垒。鉴于地势易守难攻，他主张利用防守策略阻挠贝尔格部渡埃纳河，以切断他们的战备给养。他推测在此重压之下，该联盟会很快土崩瓦解，事实证明他所料不差。加尔巴国王为人正直，处处受人敬仰，但若要在敌军境内掌管三十万大军，他着实无法胜任。眼看着一切毫无进展，粮草即将告罄，引得联盟大军营内将士们纷纷不满，纠纷不断。其中贝洛瓦奇（bellovaci）部尤为不满，它与苏埃西翁实力相当，本已不满联盟军最高领导权落入他人之手，又听前方传来罗马同盟埃杜维部正准备入侵贝洛瓦奇领土的消息，决意不再耽搁，立即回师。
他们决定退出联盟回家。为了维护各自的名誉，所有部落同一时间订约，大家一同前去支援最先遭袭的部落，但这种不切实际的条约只是以一种蹩脚的方式掩饰联盟的不幸瓦解罢了。这场变故让我们想起罗马纪元792年即公元前38年，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另一件事。正如香巴尼（champagne）的那场战役，正因为不战而败才愈发体现战况的惨烈。因此，当队伍撤退时，由于指挥失误，导致罗马将军一路像追赶败兵一样穷追不舍，并将最后存留下来的一支小分队歼灭。但这只是那场胜利带来的结果之一。恺撒入侵贝尔格西部时，各部落相继缴械投降，几乎毫无抵抗。不仅实力强劲的苏埃西翁部（位于苏瓦松［soissons］附近）如此，他们的对手贝洛瓦奇部（位于博韦［beauvais］附近）和安比亚尼部（ambiani，在亚眠［amiens］附近）更是如此。一见到那奇怪的攻城器械，逼近城墙的塔楼，各城镇便纷纷打开城门，而不愿投诚于外来统治者的人们只能逃往海外，去不列颠避难。
与内尔维部争端
但在东部各部落间，人们因此燃起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维洛曼杜伊部（viromandui，位于阿拉斯［arras］附近）、阿特雷巴特部（atrebates，位于圣康坦［st.quentin］附近）、日耳曼的阿杜亚都契部（位于那慕尔［namur］附近），尤其是内尔维部（位于埃诺特［hainault］境内）附属城邦力量强大，其规模不亚于苏埃西翁部和贝洛瓦奇部，更远比他们勇猛，对本民族的情感也更为浓烈。如今，这群人另组建了一个联盟，内部关系更加紧密，将所有的部队都集结在桑布尔河（sambre）上游地带。由于凯尔特奸细将罗马军队的一切行动一一准确透露给他们，他们对本土情形十分了解。此外这些地区处处都用树围成了高高的路障以抵御大批经常来犯的马贼，所以联军能够轻易掩盖自己的军事行动，在多数情况下避免被罗马军队发现。当罗马人来到距巴维（bavay）不远的桑布尔河时，军团正忙着在左岸山顶上安营扎寨，而骑兵和轻步兵则在侦察对岸高地。忽然之间，这支哨兵便遭到敌军全力袭击，从山上一路逃到河里。
一刹那间，敌军也过了河，全然不顾死活向左岸高地发起猛攻。正在挖壕沟的军团将士根本来不及将手头上的锄头换成武器，许多战士还未戴上头盔，站在原地就投入了战斗，毫无阵形，毫无计划，毫无章法，陷入一片混战。由于对方攻势太过突然，地面上路障分布错乱，各部队分支之间都失去了联系。而这并未发展成一场正式的战役，反倒引发了一系列毫无关联的争端。拉比努斯率左翼军击败了阿特雷巴特部，并一路追逐将他们赶到对岸。罗马中线分支则把维洛曼杜伊部赶下山坡，将士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撤离了侧面阵地。于是将军本人所在的右翼军，便暴露在敌方的攻击波前，侧翼则遭到兵力更强的内尔维部围攻，甚至搭了一半的营帐也被内尔维军抢占。这两个军团各自将阵形往中间收缩，以对抗敌军在正面和左右两侧的夹击，折损了大半将领和精兵，看似溃不成军，要被敌军撕得粉碎一般。眼见罗马随营人员和盟军已四处逃窜，凯尔特骑兵效仿特里维里部的备用军，全速疾驰而去，以便早日从战场回到家中宣告战胜的喜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将军拿起盾牌亲自上阵，跑到最前线杀敌。他所树立的榜样，他那即便放到现在也能激发斗志的呐喊声，稳住了早已动摇的军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自寻出路，刚刚恢复这一侧两支军团之间的联系，援兵就赶来了。一部分援兵来自罗马的后卫军，彼时已拖着行李到达河岸边的山顶上，这时跑下山来；另一部分援兵来自河对岸，拉比努斯冲向对岸占领敌营后，此时才发现右翼正遭遇危险，于是立刻派出才打了胜仗的第十兵团前来支援。反观内尔维军，不仅与联盟断了联系，又遭到四面夹击。当战争局势转变，罗马人如同胜券在握一般，表现出强烈的英雄气概。身旁同胞纷纷战死，尸体堆积如山，活着的战士踩着同胞的尸体战到了最后一刻。据他们战后统计，这一天参战的六百位元老最后仅三人幸存。
征服贝尔格部
经历了这场战役，内尔维部、阿特雷巴特部和维洛曼杜伊部几乎全军覆没，不得不服从罗马帝国的统治。阿杜亚都契部的军队姗姗来迟，来不及参加桑布尔河上的战事，却仍想坚守军事重镇（位于马斯河附近的法利兹山［mountfalhize］上，距于伊［huy］不远）的这片土地，但没坚持多久便投降了。投降之后，他们竟敢趁夜突袭该城镇前的罗马军营，不过并未成功。而他们的背信弃义，也遭到了罗马人的残忍报复。阿杜亚都契部原本的附属城邦，有位于马斯河和莱茵河之间的艾普龙（eburon）和附近一些规模较小的部落，如今罗马宣告这些城邦独立，同时将所有被俘的阿杜亚都契人进行拍卖，所得钱财均用来扩充国库。而对于其他投诚的部落，恺撒则要求全面裁军并遣送人质。自然，雷米成为贝尔格的领导部落，就如同埃杜维在高卢中部的地位那般。甚至在高卢中部有一些部落由于与埃杜维部不和，宁愿成为雷米部的藩属。只有远在海边的莫里尼部（位于阿图瓦地区［artois］）和门奈比部（位于佛兰德斯［flanders］和布拉班特［brabant］附近），以及斯海尔德河和莱茵河之间日耳曼人居住的大部分地区，此时还未遭到罗马军入侵，享受着自古以来的宝贵自由。
讨代沿海部落威尼蒂战争
如今依次轮到阿雷摩利加部。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秋，普布利乌斯·克拉苏奉命率一支罗马军到达对岸。鉴于威尼蒂人当时不仅拥有如今的莫尔比昂海港，还组建了一支豪华舰队，其航海业和商业在凯尔特众部落中都居于首位，于是克拉苏劝诱该部落以及卢瓦尔河和塞纳河之间所有的沿海区域人民向罗马政权屈服，上交人质。但没过多久他们便反悔了。次年冬天（罗马纪元697—698年即公元前57—前56年），罗马官员来这一带征收粮食，威尼蒂人竟以抵偿人质为由将他们扣留。很快，不仅是阿雷摩利加部落，还有仍保持独立的贝尔格各沿海部落都纷纷效仿这一做法。而在共同理事会拒不加入叛乱的地方，如诺曼底的某些部落，人们会处死叛乱者，并以加倍的热情投身民族事业。自卢瓦尔河至莱茵河口的整条海岸都奋起反抗罗马军，来自各个凯尔特部落的最坚定的爱国人士迅速赶到那里参加解放大业。无论是整个贝尔格联盟的叛乱、不列颠军队的支援还是渡莱茵河赶来的日耳曼军，一切都在罗马人的预料之中。
恺撒派拉比努斯率领所有骑兵去往莱茵河，目的是制止贝尔格省的骚乱，若有必要，可以阻止日耳曼军渡河。而他的另一位副将昆图斯·提图里乌斯·萨宾努斯，则率三个军团来到诺曼底，因为叛军的主力就在这里。不过叛党的真正中心当属实力强劲又颇具智慧的威尼蒂人，同时他们也是水陆两路攻势的主要目标。德奇姆斯·布鲁图斯也是恺撒的副将，他的任务是率领罗马舰队进攻，该舰队一部分是凯尔特部落的战船，一部分是在卢瓦尔河上仓促造成的罗马战船，由纳博省的桨手驾驶。恺撒本人则率步兵精锐进入威尼蒂领土境内。但当地人早有防备，他们不仅熟悉布列塔尼地形，而且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一切情形对他们都十分有利，他们十分巧妙地坚决利用了这一点。该地区山势复杂，粮食产量少，城镇大多坐落在悬崖和峡谷地带，若想从大陆来到此地必须经过浅滩，而浅滩又难以跨越。由陆路而来的军队面临粮食运输和攻城两大困难，而凯尔特人通过船只能轻易往城镇内运输一切必需品，对他们而言，最糟糕的情形不过是弃城而逃。罗马军团费尽时间和精力围攻威尼蒂的各个城镇，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胜利的灿烂果实最终被敌军的船只运走。
罗马与威尼蒂的海战沿海部落投降
之后罗马舰队遇到风暴，在卢瓦尔河口滞留了许久，才终于来到布列塔尼沿海岸，决意用一场海战来决定此战的胜负。凯尔特人深知其在海上占有优势，派出舰队对抗布鲁图斯所率的罗马舰队。凯尔特舰队共计二百二十艘船，远多于罗马舰队的船只数量，并且他们的帆船船身高、吨位重，比船身低、吨位轻、龙骨锋利的罗马桨船更能应对大西洋的汹涌波涛。罗马军的投射器和登船搭桥够不到敌军舰队的高甲板，船头铁喙撞击到坚硬的橡木板，无力地弹了回来。凯尔特舰队的船桁与桅杆之间皆有绳索固定，一旦罗马船员将镰刀系在长竹竿的一头切断了绳索，船桁和船帆都无法再发挥作用。正因为凯尔特船员不知如何尽快修补船的破口，这船便像折了桅杆一般，已是废船。罗马众多小船联合攻击，轻易便能夺取敌军一艘残破的大船。当高卢人识破这一诡计的时候，还在海岸与罗马军交战的他们立即动身试图驶回大海中央，以便摆脱罗马舰队追击。
不幸的是，恰逢海上无风，这支配备了沿海部落所有兵力装备的大型舰队来不及逃脱，几乎遭到罗马军全歼。据记载，这是大西洋海域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海战，它与二百年前的米莱（mylae）海战颇为相似，尽管两次都面临极其不利的环境，罗马军都能在危急时刻依靠一次创举幸运地夺取胜利。随着布鲁图斯取胜，威尼蒂部和整个布列塔尼投降。恺撒曾屡次宽待凯尔特战败者，如今却用最残忍的手段对待这些顽强抵抗的人，旨在让凯尔特民族有所畏惧，而不再违背条约和拘捕罗马官吏。他下令处死共同理事会的所有人员，并将威尼蒂部落一人不剩全卖作奴隶。
正因为这悲惨的命运，以及他们表现出的智慧和民族情谊，威尼蒂人比其他任何凯尔特部族都更应该得到后世的同情。同时，沿海各部落将征兵在英吉利海峡（thechannel）附近集结，想到恺撒去年在埃纳河上征服了贝尔格的征兵，萨宾努斯决定沿用他的战术。他一开始便摆出防守型姿态，直到敌军失去耐心、粮饷供应不足，这时他设计迷惑敌军，使对方相信罗马方军心不稳、兵力不足，充分利用敌军的急躁心态引他们贸然攻打罗马军营，从而将其击败。如此一来，招募来的民兵自行解散，远至塞纳河畔的大片国土都归顺了罗马。
远征莫里尼部与门奈比部
此时，仅剩莫里尼部和门奈比部拒不服从罗马帝国的统治。为强迫他们屈服，恺撒来到了这两部落的边境。而鉴于本国同胞以往的经验，恺撒并未在他们的边境地带迎战，而是明智地退入到从阿登高地到日耳曼海绵延数千里的丛林之中。罗马人企图用斧头开辟一条道路穿过丛林，用砍下的林木排列在两旁，作为抵御敌军进攻的路障。但即便是如此勇猛的恺撒，艰难行军数日后也建议下令退兵，尤其当时已濒临冬季。尽管他已降服了小部分莫里尼人，但对于强大的门奈比部，却还未能造成任何影响。次年（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恺撒驻守在不列颠时，再次派出大批军队攻打这些部落，但这次远征大体又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经历了以往的这些战役，高卢几乎完全接受了罗马的统治。既然高卢中部已放弃抵抗承认罗马的权威，在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以及次年的两场战役中，贝尔格部和沿海各部落在武力的胁迫下，也依次承认了罗马的统治权。凯尔特的爱国志士抱着热切的希望发动战争，眼看着希望一个个破灭，日耳曼人和不列颠人却都未赶来支援。但在贝尔格，一旦拉比努斯出现，就足以阻止去年的那场战役再度上演。
瓦莱部与意大利之间开辟新的道路
恺撒用武力统一罗马西部的同时，也不忘为新征服的土地开辟交通，一面连接意大利本土，一面连接西班牙各省，实际意在填补意大利与西班牙领土之间的大片空缺。无疑，正因为庞培在罗马纪元677年即公元前77年修建了一条跨热内夫尔山（montgenevre）的军用道路，高卢与意大利两地的交通才大为改善。但自整个高卢被罗马征服之后，便需有一条道路由波河流域向北越过阿尔卑斯山山脊，相比于以往向西的行军路线，这条道路能大大缩短意大利到高卢中部的距离。已有的那条越过大圣伯纳山口（greatst.bernard）、进入瓦莱、沿日内瓦湖的道路，长久以来一直为商人服务，恺撒为了控制它，早在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秋便命令塞尔维乌斯·加尔巴占领了奥克托杜鲁姆（octodurum，又称马蒂尼［martigny］），并征服瓦莱的居民。当然，无论山民如何英勇抵抗都改变不了这一结果，至多只能推迟它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