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撒执政

各个党派联合起来，顺利选举恺撒为罗马纪元695年即公元前59年执政官。贵族通过贿选——由整个贵族阶级共同集资，在那个贪腐成风的时代也不免令人惊异——选举一个名为马尔库斯·毕布路斯（marcusbibulus）的人充当恺撒的同僚。在政界，毕布路斯的偏狭和固执被认为是保守力量，如果贵族为国仗义疏财得不到相应的回报，至少不应该归咎于毕布路斯的好意。

恺撒土地法

担任执政官之后，恺撒首先提出讨论其盟友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给亚洲军队的老兵分配土地。总体而言，恺撒为此草拟的土地法，坚持了前一年庞培建议提出却未能通过的法案中所罗列的原则。确定用来实施分配的土地只是意大利的公地，换言之主要是卡普亚地区，如果卡普亚地区的土地不够分配，应该以东方新立省份的税收，按照监察官册籍记载的税额估价，购买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土地，所有现有产权和世袭领土因此不受影响。土地分配细化，土地分配的对象应为贫苦公民，或至少抚养三个儿女的父亲；“服兵役者享有土地产权”的原则并未见诸恺撒土地法，不过亦倡议土地分配人员特别顾及老兵和被驱逐的短期佃户，一直都合乎情理。这一法案的执行权被委托给一个由二十人组成的委员会，恺撒坦言自己不愿入选该委员会。

贵族阶级的反对

反对党对这个提案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抵抗。不可否认，本都和叙利亚各省设立之后，国家财政应该有能力放弃坎帕尼亚的租金。坎帕尼亚是意大利最富饶的地区之一，特别适宜发展精细化种植，因此禁止私人经营更是毫无缘由。最后，既然公民权已经推广到了整个意大利境内，如果依然不赋予卡普亚市政权利，不但荒诞不经，而且有失公允。整个提案温和有度、开诚布公且博采众长，另外还明显带有平民党的特征，因为总体上而言，提案相当于重新建立马略时代创立、又遭苏拉废除的卡普亚殖民地。在形式上，恺撒也尽量考虑周详。他首先向元老院提出讨论土地分配法案，建议完全批准庞培在东方颁布的法规，以及请求免除包税商三分之一的税款，并且声明若有修改意见，他愿意接受意见并积极探讨对策。元老院此前对这些建议置若罔闻，导致庞培和骑士阶级加入敌方阵营，如今的形势倒给了他们一个自惭形秽的契机。或许正是这种不可言传的意味，致使达官显贵们激烈反对，这与恺撒的气定神闲形成鲜明的对比。元老院直截了当，甚至未经商议，便否决了该土地法提案。关于庞培在亚洲各项措施的法令，也未受到元老们的青睐。关于包税商的建议，加图按照罗马议会制度的陋习，企图通过长篇累牍的演说，拖延到法定的闭会时间，让这个提议胎死腹中。对此，恺撒勃然大怒，威胁说加图冥顽不灵，要将其逮捕入狱。最终这一提议也未获通过。

法案提交公民大会

按照既定程序，现在所有的提议都要提交公民大会。恺撒未添油加醋，如实向群众宣告，他毕恭毕敬地向元老院呈递这份合情合理、又必不可少的提案，仅因该提案由平民党的执政官提出，竟然遭到傲慢的拒绝。恺撒补充说明了贵族合谋驳回提案，并请求公民，尤其是庞培本人及其昔日旧属帮助他共同抵御阴谋和强权。这番言论并非全然无的放矢。以刚愎自用却羸弱不堪的毕路布斯和固执己见、天资驽钝的加图为首的贵族阶级，意图激化矛盾，引发暴力冲突。庞培受到恺撒怂恿，声明自己对当前问题的立场，并且一反常态，开诚布公地宣称：如若谁人胆敢剑拔弩张，他必然也会拔刀相向，到了那时，他必然毫不保留、全力以赴；克拉苏也如是表态。庞培的旧属奉命在投票当天——这次投票实际上牵动着他们的切身利益——身藏武器，蜂拥至投票场所。

然而贵族阶级仍不遗余力地阻挠恺撒的提议顺利通过。每天，恺撒现身人民大会时，他的同僚毕路布斯便以观测政治星象为由，中止一切政务。恺撒对所谓天命不可违毫不在意，继续进行尘世俗务。护民官投票否决，恺撒仍我行我素、置之不理。毕路布斯和加图登上演讲台慷慨陈词，鼓吹暴动。恺撒命令侍卫将他们带离罗马广场，并下令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只要这场政治闹剧不演变成悲剧，对恺撒不无裨益。

贵族阶级消极抵制土地法案

尽管贵族阶级诡计多端且气势汹汹，土地法案、批准亚洲法规以及减免包税商税收的要求都通过了公民大会的审议，庞培和克拉苏为首的二十人委员会终告成立，委员会成员身居公职。贵族阶级不懈的努力都付之一炬，其无的放矢、心狠手辣的抵抗，反倒使联合派众志成城，贵族在这些完全无关紧要的琐事上煞费苦心，致使在即将到来的需要严阵以待的事情上心余力绌。他们相互称道各自表现出来的英勇，毕路布斯宣称自己宁死不屈，加图被捕入狱时仍然慷慨陈词，这都是他们的爱国壮举，然而除此之外，他们只能听天由命。这一年接下来的日子里，执政官毕路布斯闭门不出，同时又以公告的形式宣称，诚心希望在年内任何适于召开公民大会的日子里观测天象。毕路布斯的同僚钦佩这位伟人，正如恩尼乌斯称道法比乌斯“因循救国”一样，并且纷纷效仿，其中包括加图在内的大多数人都不再出席元老院会议，即使没有政治天文学的指导，世界依然照常运转，他们只能在家中牢骚满腹。在公众看来，毕路布斯以及大多数贵族的消极态度似乎就相当于退出政治舞台，而在联合派看来，贵族阶级对自己的进一步举措听之任之，自然是称心如意。

恺撒成为北意大利和高卢统治者

联合派最重要的举措，就是确定恺撒将来的地位。按照宪法规定，元老院应该在执政官选举开始之前，确定次年执政官就任的权限。因此，恺撒当选胜利在望之时，元老院为其指定两个省份，这两个省份在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除了修建道路和其他公共工程之外，再也无事可做。当然，联合派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决定通过人民法令，效法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为恺撒争取到一个非常任统帅之职。然而恺撒已经公开声明自己不会提出为自己谋利的议案，因此护民官普布利乌斯·瓦提尼乌斯（publiusvatinius）直接向公民大会提议，公民自然是毫无条件地赞成。恺撒因此成为阿尔卑斯南侧高卢的总督，并统率三个驻扎当地、由卢奇乌斯·阿弗拉乌斯带领、长期在边境作战的兵团，恺撒的副将和昔日庞培的副将一样，身居副执政官品级。此外，恺撒的任期确定为五年——此前有任职期限的将军从未如此长久。多年以来，波河以外的人们一直期望获得公民权，他们投身平民党，尤其是恺撒的麾下，成为其统治的中坚力量。恺撒的管辖范围南抵阿努斯河与卢比孔河，包括卢卡和拉文纳。纳博省以及当地驻扎的一个兵团随后也被追加到恺撒的管辖范围内——元老院听取庞培的建议通过该提案，从这一点至少可以看出，恺撒的统帅之职并不是因为持有特殊人民法令。

如此一来，联合派如愿以偿。根据法律，意大利本土禁止驻军，所以此后五年时间内，北意大利和高卢的统帅可以同时控制意大利和罗马城，而掌控意大利和罗马城五年的人，便能终身掌控意大利和罗马。执政官恺撒现身说法。毋庸置疑，新当权者都会以各种盛会和娱乐讨取人们的欢心，并抓住时机充盈府库，例如，联合派以高价卖给埃及国王一道人民法令，承认其为合法君主，诸多其他君主和公社也以同样方式获得特许状和特权。

联合派巩固胜利果实的措施

这种处理方式的永久性似乎也有充分的保障。执政官官职，至少次年的执政官官职，毫无疑问掌握在联合派手中。人们本以为执政官之职必然由庞培或者克拉苏担任，然而这两位执掌政权者更倾向于在各自的党派中选出次要而可靠的两位助手——一位是庞培麾下出类拔萃的副将奥卢斯·伽比尼乌斯，另一位则是相对名不见经传、却是恺撒岳父的卢奇乌斯·皮索——担任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执政官。庞培亲自留守意大利，并在此担任二十人委员会的会长，监管土地法的执行，将卡普亚地区的土地分给将近20000名公民，其中大部分是昔日庞培麾下的士兵。恺撒的北意大利兵团成为他抵御首都反对党的后盾。至少目前来看，当权者内部不可能关系破裂。恺撒担任执政官时颁布的法律，庞培至少和恺撒投入相同的精力予以维持，而这能保证庞培和贵族阶级的关系一直处于破裂状态——因为贵族阶级的领袖，尤其是加图，仍然不承认这些法律的有效性——而这能够保证联合的继续存在。此外，联合派领袖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恺撒对其盟友开诚布公、无所隐瞒，他信守诺言，应许之事既不拖泥带水，也不打折扣，尤其是对于土地法。土地法的提出是出于庞培的利益，而恺撒克己奉公，运筹帷幄，不遗余力地将其落到实处。

庞培并非领会不到义举和诚意，三年以来他奔走相求、处境艰难，恺撒一举帮助他脱离窘境，他自然对恺撒心怀感激。庞培与平易近人的恺撒频繁往来，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由利益联合转化为友谊的联合。这份友谊的保证和结晶——同时无疑也是一份公告，宣布成立新的联合统治——就是庞培迎娶恺撒芳龄二十三岁的独女尤丽娅（julia）为妻。尤丽娅承袭了其父的优雅温贤，与年龄几乎比她大一倍的丈夫相亲相爱，家庭生活和谐融洽。人们久经纷扰和变乱，渴望天下太平，以休养生息，将这场婚姻视为未来和平繁荣的保证。

贵族阶级的处境

庞培和恺撒的联合越紧密，贵族阶级绝地反击的希望就越渺茫。贵族们感觉头顶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并且心知肚明，必要时，恺撒会毫不迟疑挥刀相向。一位贵族如是写道：“我们已然一败涂地，对死亡的恐惧，以及流放他乡的担心，让我们放弃了‘自由’，举世嗟叹，却杜口木舌、不敢言表。”联合派期望的不过如此。虽然大多数贵族都选择委曲求全、息事宁人，但仍不乏性情刚烈之人。恺撒一卸任执政官之职，贵族激进分子如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luciusdomitius）和盖乌斯·梅米乌斯就在元老院全体会议中提议废除朱利安法。此举可谓愚蠢至极，反倒让联合派受益颇多，因为现在恺撒坚持认为元老院应该考察朱利安法的有效性，元老院别无选择，只能正式承认该法的有效性。不过由此可见，当权者发现有必要通过惩戒部分风头最盛、恣意妄为的敌人，以儆效尤，从而确保其余的人继续徒呼奈何，却无所作为。

按照旧例，土地法的条款需要全体元老以放弃政治权利为条件，宣誓承认新法，联合派本来希望以此迫使元老院中反对声最为强烈的人拒绝宣誓，效仿努米底亚征服者梅特路斯，自请外放。然而这些人最后的选择出人意料，甚至连刚正不阿的加图也委曲求全，服从宣誓，他的众多“桑丘”（sanchos）们追随其后。此外，联合派企图通过散布贵族阶级密谋杀害庞培的流言，以刑事诉讼逼迫贵族阶级领袖逃亡他国，可是联合派用人不当，奸计未遂。他们指定的造谣者名唤维提乌斯，此人口若悬河，自相矛盾，而护民官瓦提乌斯是奸计筹划者，人尽皆知他与维提乌斯是同谋，所以似乎最好的结局应该是将维提乌斯勒死狱中，一切作罢。然而贵族阶级的土崩瓦解、达官贵人们的惊慌失措，由此显露无遗，甚至地位尊贵的卢奇乌斯·卢库勒斯都亲自跪拜在恺撒的脚下，当众声明自己年事已高，请求告老还乡，退出政坛。

流放加图和西塞罗

最终，联合派只能止步于清除少数狂傲不群的贵族。加图开诚布公，坚持认为朱利安法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加图向来言必行、行必果，因此联合派当务之急是将其放逐。马尔库斯·西塞罗则不然，联合派不会对他心存畏惧。但是平民党曾理直气壮地指责西塞罗主导下的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12月5日的冤杀案，如今他们在联合派中居领导地位，不可能胜利后还让罪人逍遥法外。如果平民党人想严惩此案的始作俑者，他们不应该将矛头指向庸弱不堪的执政官西塞罗，而应该是假借西塞罗之手杀人的贵族阶级。然而按照成文法规定，应负责任的毫无疑问不是西塞罗的顾问，而是他本人，此外，仅问责执政官西塞罗而丝毫不牵连全体元老，也算是仁至义尽。因此，在西塞罗的罪状中，他下令行刑所依据的元老院法令，直接被称为是伪造的法令。甚至对西塞罗，当权者也不想大费周章、引人注意，可是西塞罗本人却不能自制，既不向当权者提出保证，也不抓住多次为他提供的机会顺级而下，自请外放，离开罗马，甚至不保持缄默。西塞罗竭力避免触怒当权者，他步步为营，然而却没有明哲保身的自制力，有时一句无礼的戏谑，他会心生不悦，有时又因达官贵人的溢美之词而忘乎所以，他依然缅怀平民律师时期的慷慨陈词，情不自禁言辞激切。

克洛狄乌斯

处置加图和西塞罗的举措由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执行。克洛狄乌斯为人荒淫放荡，却有勇有谋，与西塞罗积怨经年。为了报仇雪恨，他成为人民领袖，在恺撒执政期间，他骤然变节，由贵族变成平民，之后被选举担任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护民官。殖民地总督恺撒作为克洛狄乌斯的后盾，为此留在首都附近，直到加图和西塞罗获罪才翩然而去。遵照恺撒的指示，克洛狄乌斯向公民大会提议，委任加图处理拜占庭市政纠纷以及兼并塞浦路斯王国。亚历山大二世一纸遗诏，致使塞浦路斯和埃及并入罗马，不过埃及国王选择纳币以免被吞并，而塞浦路斯国王既未纳贿，昔日还曾冒犯克洛狄乌斯本人。至于西塞罗，克洛狄乌斯提出一个法案，该法案规定，不经审讯和判决便对公民执行死刑的行为，触犯者应受流放他地的惩罚。

如此一来，加图奉命光荣地离开首都，西塞罗却可能至少要受到不轻的惩罚，然而，法案上并未出现西塞罗的名字。平民党人不免喜形于色，一方面，西塞罗的怯弱为世人所知，属于政治上的骑墙派，所以平民党便惩治他此前对平民党表现出的刚毅；另一方面，加图曾激烈反对公民干涉政治，也不承认任何非常规统帅职衔，所以平民党便颁布人民法令加封他为统帅；他们以同样诙谐的态度，利用加图德高望重的特点，认定他特别擅长应对棘手的任务——没收塞浦路斯王室的巨额财产，而不中饱私囊。

处置加图和西塞罗的两个法案明显带有敬重和冷嘲的色彩，恺撒对元老院的态度自始至终都带有这种特点。两个法案都顺利通过。元老院处置卡塔利纳事件下达的法令受到嘲笑和指责，大多数元老都公然穿上丧服以示抗议，然而这毫无疑问无济于事。至此，西塞罗后悔莫及，他跪伏在地，向庞培求饶，自然而然也是徒劳无功。甚至，禁止西塞罗留居罗马的法令尚未通过，他就不得不自行出国（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4月）。加图也不敢再言语，恐招致更深重的处置，便只好接受任命，登船东去。当所有这些紧急事务都已处理妥当，恺撒便离开意大利，投身到更加重要的工作中去。

庞培的全文为格涅乌斯·庞培，此处的外号“格涅乌斯·西塞罗”，冠之以西塞罗的姓，说朋庞培的反复无常、背信弃义。——译者注

桑丘·潘沙，西班牙塞万提斯名著《堂·吉诃德》中重要人物，堂·吉诃德的忠实侍从。——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