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培在东方
庞培完成了自己所背负的使命，得以将视线投回国内，再一次发现他加冕称王已是众望所归了。罗马共和国经过长期的发展，这种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如果废除贵族统治，君主政治必然会取而代之，对此任何心无偏私的观察者都有目共睹，也被千千万万遍地谈论。元老院经过提倡公民自由的反对派和军事势力的倾轧，现在已然被倾覆，唯一还值得考虑的问题，是解决新体制的人事安排、名称和组织形式，而且这些已经在平民党和军队革命中表现得十分明确，最近五年来各种各样的事件似乎为共和国的转型埋下了伏笔。在亚洲新设立的行政省，人们把这位处理亚洲事务的人物看作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加之以王者的尊荣，甚至将与他交好的被解放者奉为座上宾，庞培在这里奠定了其统治基础，获得了成为罗马政权未来君主必不可少的财富、军队和荣耀。再者，首都乱党的阴谋策划，以及因之而起的内战，任何信奉政治利益，甚或仅是追求物质利益的人都认清了这一点：一个政府如果没有权威，不掌握军事实力，正如元老院政府，只会使国家蒙受奸诈政客既荒谬又令人生畏的暴政统治。因此要想维护社会秩序，就必须改革政体，使政府牢牢掌握军事权力。如此一来，君主在东方崛起，王位在意大利设立，根据我们的理解，罗马纪元692年即公元前62年，是共和末年，君政元年。
未来君主的政敌
当然，政制改革这一目标的实现不可能一帆风顺。共和政体已经延续了五百年，在共和政体下，昔日台伯河畔一座无足轻重的城市，发展成为繁荣昌盛、光辉灿烂的大都市，这种政体本身已植根于这片土地，非人力可究其深度。推翻这种政体，究竟会对社会造成怎样的冲击和动摇，完全无法估量。在改革政制的竞争中，已经有若干对手被庞培甩在了后面，但他们并未完全被淘汰。所有的力量联合起来推翻新的当权者，庞培发现，昆图斯·卡图卢斯和马尔库斯·加图、马尔库斯·克拉苏、盖乌斯·恺撒和蒂乌斯·拉比努斯相互联合起来反抗他，其实并不是完全意料之外的事。然而现在的局势，无疑最有利于发动这样一场无法避免、声势浩大的争斗。很可能，卡塔利纳叛乱依然历历在目、恍如昨日，政府向人们承诺保证社会的安全有序，即使以牺牲自由为代价，也能得到全体中间派的服从。所谓中间派，包括对物质利益趋之若鹜的商人，以及大部分贵族。贵族阶级已然分崩离析，在政治上陷入绝望的境地，不得不乘机寻求与君主达成妥协，以期至少维护其财富、地位和势力；甚至近来遭受惨痛打击的平民党，也许也有一部分人愿意委曲求全，希望通过他们推举的军事领袖，实现他们的一部分诉求。
但是无论党派关系如何发展，至少最初，在庞培及其得胜之师面前，意大利各党派无足轻重。二十年前，苏拉和米特拉达特斯签订临时和约之后，便能够以其五个兵团抗衡长期大规模备战的全体自由派（上迄贵族温和派和自由主义商人，下至乱党），发动一场倒行逆施的复辟运动。庞培要做的远没有那么困难，他回来了，已经尽心尽责圆满完成了海上陆上的各项使命。他也许期望除了极端派的反抗外，不会遇到其他的激烈对抗，而极端派之间相互孤立，不能有所作为，即使他们联合起来，也不过是一个依然相互敌视、内部意见纷呈的松散联盟。没有任何武装力量，不具备军事实力，也没有发号施令的领袖人物，在意大利没有组织，在各省也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基础，尤其是没有能统兵作战的将领。在极端派成员中，甚至没有一个声名显赫的武士——更不必说出类拔萃的军官——敢号召公民前来与庞培决一雌雄。
还值得进一步考虑的，是革命的火山至今已熊熊燃烧了七十年，自耗其热，久而久之其火势渐渐衰微，即将自生自灭。此时为了党派的利益，把意大利人武装起来，能否像秦纳和卡尔博那样一举成功，令人生疑。在罗马共和的有机发展中，自然而然地衍生出政治革命的蓝图，如果庞培孤注一掷，他为何不发动一场政治革命呢？
涅波斯受命入罗马
庞培抓住时机，担负东征的使命，他似乎很希望能统军作战。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秋，昆图斯·梅特路斯·涅波斯（quintusmetellusnepos）离开庞培军营来到首都，作为护民官的候选人现身，他坦言其目的是利用护民官一职，促成庞培顺利当选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执政官，并且首先要得到特殊的人民法令，为庞培争取到攻打卡塔利纳战事的指挥权。罗马城内群情激昂。毋庸置疑，涅波斯的这一举动必然直接或间接受到庞培的命令，庞培意欲以将军的身份率领其亚洲兵团返回意大利，而后掌握意大利的最高军权和最高政权，这被看作是其进一步靠近君主宝座的举措，涅波斯的使命是以半官方形式宣告君主政体的诞生。
庞培与各党派的关系
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两大政党对这种表示的态度，他们未来的地位以及国家的前途都以此为转移。但涅波斯受欢迎与否，又视当时各党派与庞培的关系而定，这种关系十分奇特。庞培是以平民党将军的身份远赴东方，他有足够理由不满恺撒及其党羽，但并未公然与之决裂。庞培远在东方，终日诸事缠身，而且完全没有敏锐的政治头脑，至少当时并未识破平民党筹划反对他的阴谋，阴谋波及的范围及其相互关系他也一无所知，或许是因为他生性高傲、目光短浅，庞培甚至不屑于理会这些阴谋活动。除此之外，庞培这类人所重视的，是平民党表面上自始至终都对这位伟人充满敬意，即使到了此时此刻（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不等他明言，平民党就做到令其称心如意的地步，他们通过一个特殊的人民法令，授予庞培前所未有的荣誉和勋章。但即使没有上述种种礼遇，庞培也非常清楚，为自身利益考虑，他也应该至少在表面上继续依附平民党，平民政治和君主政治的关系十分紧密，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庞培必须一如既往地标榜自己为人民权利的守卫者。所以不论过去发生了什么，以个人和政治的原因，共同导致庞培和平民党领袖都不计前嫌，仍然照常保持联络，但敌对党却没有作任何努力，以弥补庞培投归平民党之后与苏拉派之间产生的嫌隙。庞培与梅特路斯和卡图卢斯的私人恩怨转变成为双方党派的势力角逐。庞培担任将军，元老院一直心谤腹非，但这在器量狭小的人看来，正因其微不足道，所以更加可恨。元老院没有按其功劳尊崇他这位非凡人物，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以非凡的方式尊崇他，庞培对此怀恨在心。最后，我们必须铭记在心的是，此时的贵族阶级因取得新的胜利欢欣鼓舞，平民党却深受挫败，贵族阶级的领袖是迂执痴拙的加图，平民党的领袖是八面玲珑、诡计多端的恺撒。
庞培与贵族阶级关系破裂
在这种情况下，庞培派遣的使者来到罗马。使者公布有利于庞培的提议，贵族阶级不仅将其视为对现行政制的宣战，而且公然以对待宣战的态度对待这些提议，毫不掩饰其惊慌和愤慨。马尔库斯·加图对此明言驳斥，并且让人选举他和涅波斯共同担任护民官，庞培企图私下与他交好，也被他严辞拒绝。自然而然地，在此之后，涅波斯认为不必再顾忌贵族阶级，倒是与平民党交集更加频繁，因为平民党一如既往地善于审时度势，他们宁愿选择将意大利元帅和执政官职位主动让给庞培，也不愿意被后者以武力夺取。这种亲善的谅解很快就表现出来。平民党认为最近元老院多数成员决议处死叛党分子属于违法冤杀，涅波斯公然声援平民党（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12月），西塞罗撰文连篇累牍地辩解此事，并将其寄给庞培，庞培饶有意味地不作回应，由此可见涅波斯的主公与平民党的见解一致。另一方面，据说昆图斯·卡图卢斯侵吞了重修卡皮托尔神庙的款项，恺撒担任副执政官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办卡图卢斯，并将该庙的建造移交给庞培管理。此举甚妙。卡图卢斯在建造卡皮托尔神庙前前后后历时十五年，似乎愿意终其一生监管卡皮托尔的修建工作；攻击这种假公济私——只因为受任者是声名显赫的贵族，其徇私舞弊的形迹得以掩饰——实属证据确凿、大快人心之举。但如此一来，庞培就有望在世界第一城罗马的权力巅峰上取代卡图卢斯，这既能给他带来梦寐以求的虚无的荣耀，又不损害平民党的利益。与此同时，贵族阶级绝对不允许他们最优秀的卡图卢斯地位不保，故而与庞培的矛盾迅速激化。
同时，涅波斯向公民提出其关于庞培的建议。投票选举当天，加图及其同党同仁昆图斯·米努奇乌斯（quintusminucius）介入，投票否决庞培担任执政。但涅波斯对此置之不理，继续宣读提案，双方随即爆发正面冲突。加图和米努奇乌斯冲向涅波斯，逼迫他停止宣读，一伙武装人员为其解围，并将贵族派逐出罗马广场，可是之后加图和米努奇乌斯又折返回来，这时他们也有武装人员跟随，最终为政府守住了战场。元老们见他们的武装人员取得了对敌党武装人员的胜利，信心倍增，宣布停止涅波斯的护民官之职，由于副执政恺撒曾经大力支持涅波斯提出的法案，亦将其停职。元老院有人提议将二人免职，遭到加图的劝阻，因为此举既不合理，更不合乎法律。恺撒对元老院的法令不予理会，依然如故地行使职权，直到元老院迫使他停职。涅波斯被强制停职的消息一经流传，人们蜂拥至其府邸前，听其调遣。到这时，是否发动巷战，或者至少是否在此提出梅特路斯提议，庞培梦寐以求的意大利统帅之职是否要为其争取，完全取决于涅波斯。然而上述种种，与恺撒的利益秋毫无涉，所以他劝告众人散去，于是元老院撤回了其停职法令。涅波斯被停职之后，即刻离城登船返回亚洲，向庞培报告其出使的结果。
庞培的退隐
对于变幻莫测的时局，庞培应该心满意足。事已至此，庞培别无选择，只能发动内战夺取王位，正因为加图不屈不挠的坚守，他才有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卡塔利纳的党羽被非法治罪，护民官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暴力对待，庞培既可以作为罗马人民自由的两种护身符——申诉权和护民官的神圣不可侵犯权——的守卫者对贵族开战，也可以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力量，向卡塔利纳的叛党发起进攻。庞培似乎不可能无视这个机会，然而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他因为解散军队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没有伽比尼乌斯法，他无法脱离困境，所以似乎不可能明知故犯、重蹈覆辙，这个前车之鉴让他犹豫不定。可白冠加额的机会似乎唾手可得，庞培的灵魂里满是渴望，可是一旦到了需要付诸行动之际，他又心生惶惑、方寸尽乱，最后只能无疾而终。
庞培生性自命不凡，除此之外别无长处，只要不触及法律的底线，他必定怡然自得于不受法律的束缚。而正是由于他长久逗留亚洲，人们越发产生这样的怀疑。如果他愿意，完全可以在罗马纪元692年即公元前62年1月率领其舰队和陆军抵达布隆迪西乌姆港口，在那里迎接涅波斯归来。但是他在亚洲耽搁了罗马纪元691—692年即公元前63—前62年的整个冬季，导致局面对他十分不利，贵族党意料之中地加快了征战卡塔利纳的步伐，此时已经歼灭其部众，如此一来，庞培的亚洲兵团成群屯驻意大利的无可争辩的理由便不复存在了。庞培这一类人，对自己缺乏信心，同时不敢寄望于命运的垂青，故此在公众场面谨小慎微，不越雷池半步，对于他而言，口实和动机几乎同等重要，而上述情形带来的影响十分深刻。再者，他也许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即使将麾下部队遣散，也不会让其完全脱离自己的掌控，必要时他仍然可以比其他任何党派的首领更迅速组织起一支具备作战能力的军队；平民党对他俯首帖耳，只等一声号令，即使没有军队他也足以应对元老院。诸如此类的思虑，其蕴含的事实足以令自欺欺人者更加坚信自己的思虑具有合理性。
庞培特殊的脾性再次扭转了时局。他属于那种敢于破除成规，藐视法纪，却做不到屈尊俯就，任人差遣，无论是从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来说，庞培都是个彻头彻尾的军人。大人物尊重法律，是尊重道德上的必要；常人尊重法律，是尊重传统的日常规范。法律被冠以习惯的形式，在军纪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军纪之所以能如同魔咒一般，束缚任何意志不甚坚定的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一幕：即使士兵坚持不服从长官，若长官下令命其归队，他仍会不由自主地服从命令。拉菲特（lafayette）和迪穆里埃（dumouriez）在背弃前志的最后一刻犹豫不决，并最终前功尽弃，正是由于这种情愫使然。而庞培的落败，也是出于同一个原因。
罗马纪元692年即公元前62年秋，庞培乘船抵达意大利。正当首都的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准备迎接新君主之时，消息传来，庞培刚在布隆迪西乌姆登陆，便将麾下兵团尽皆遣散，只带领小队护卫兵赶赴首都。如果一帆风顺登上王位应归功于幸运，那么庞培必然是有神明护佑，但是对于生性怯懦之人，上天的一切恩典和赏赐只能是枉费了。
庞培势孤
各党派终于得到喘息的空间。庞培再一次急流勇退，他曾经的手下败将们死灰复燃，再次展开角逐——最令人费解的，当属庞培竟然又一次加入这场新的角逐。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1月，庞培抵达罗马。他的处境十分困窘，在两个党派之间游移不定，人们戏谑地称他为格涅乌斯·西塞罗（gnaeuscicero），可是他实际上已然丧失了所有人的支持。乱党视之为对手，平民党视之为反复无常的同党，马尔库斯·克拉苏将其视为政敌，富人阶级认为他是不值得依赖的护卫者，权贵阶级将其视为仇敌。毋庸置疑，庞培仍然是这个国家权力最大的人，因为其军界追随者遍布意大利，他在各省尤其是东方的权势，他在军界的威望，以及其富可敌国的财力，无人能与他相提并论。但是庞培并没有受到预期的热烈欢迎，反而遭到意料之外的冷遇，他提出的要求更是被视而不见。按照他让涅波斯公布的意见，他自请再次担任执政官，当然也要求承认他在东方的种种举措，履行自己此前给部下士兵分配土地的承诺。对于这些要求，元老院掀起一场有计划的反对，其中主要反对意见来自卢库勒斯和克里特平定者梅特路斯的私仇、克拉苏的旧怨以及加图的顽执愚妄。他们都迅速作出回应，直言不讳，拒绝庞培再次担任执政官的要求。这位归国将军向元老院提出的第一个请求，就是将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的执政官选举推迟到他返回首都之后，但也未被采纳，更不用说得到元老院的许可，以便不受到苏拉关于重新参加选举的法律限制。至于他在东方省份所作的安排规定，庞培自然也请求元老院全部批准；卢库勒斯提议对每一条法令逐一进行讨论和表决，如此一来，便给庞培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和挫败。
庞培授予亚洲军士土地的承诺虽然的确得到了元老院的完全批准，同时又将之推广到梅特路斯的克里特兵团。然而糟糕的是，由于国库空虚，元老院并不想为此动用公地，导致此事最终并未得到施行。庞培遭到元老院如此顽强而恶毒的反对，没有制胜的希望，只好向公民求助。不过对于公民，他更是不知如何是好。平民党的领袖虽然没有公然反对他，但是绝无与其休戚与共的理由，所以对庞培袖手旁观。庞培的爪牙——比如凭借庞培的势力及其部分财力得以当选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执政官的马尔库斯·普皮乌斯·皮索（marcuspupiuspiso），以及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的执政官卢奇乌斯·阿弗拉尼乌斯（luciusafranius）——显然都是无能等闲之辈。最后护民官卢奇乌斯·弗拉尼乌斯（luciusflavius）以普通土地法的形式，向公民大会提出给庞培旧属分配土地，不仅没有得到平民党的支持，还受到贵族的公然抨击，只有少数人赞成（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初）。这位尊贵的将军如今几乎要卑微地请求群众的支持，例如梅特路斯·涅波斯提出一个取消意大利关税的法案，正是由他授意（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但他担任民众领袖既无技巧，亦无成效，庞培因此声誉受损，期望却无法如愿以偿。他完全是作茧自缚。一位庞培的政敌如是概述其昔日的政治地位：他极力“以缄默保全其凯旋战衣”。平心而论，他别无选择，唯有自寻烦恼。
恺撒崛起
随后产生了一个新的联合。昔日的当权者退位之后，政治局势一度风平浪静，平民党领袖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谋取利益。庞培从亚洲归来之时，恺撒与昔日的卡塔利纳无异，只不过是一个势力衰颓成阴谋派的政党的领袖，而且早已债台高筑。然而在此之后，他先是获任副执政官一职（罗马纪元692年即公元前62年），而后受命担任远西班牙总督，所以他一方面有能力偿还债务，一方面为自己建立军事威望奠定了基础。克拉苏是恺撒昔日的盟友，因皮索殒命而失去了对抗庞培的后盾，现在希望得到恺撒的支持，所以甚至在恺撒动身前往西班牙之前，就为他解决了一部分最沉重的债务。恺撒也充分利用了自己任职西班牙的短暂时间。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恺撒从西班牙满载而归，以得胜将军的身份要求举行凯旋仪式，并于次年成为执政官候选人。由于元老院不允许他身在外时就宣称参加执政官选举，为了顺利参加选举，恺撒毫不迟疑放弃了凯旋荣典。
多年以来，平民党竭力促成其某一位成员掌握最高官职，以此为手段获取军事力量。各个阵营的政治家都早已心知肚明，民政的纷争无法平息党争，只有依靠军事力量才能扫清内斗；但是，平民党昔日曾与强大的军事领袖联合，并因此终结了元老院的统治，这无情地昭示了这种联合的结果，必然是民政势力屈从于军事势力。如果平民党果真想要执政，就必须避免与非党内、甚至敌视平民党的将军联合，必须推举自己的领袖担任将帅。为此平民党试图选举卡塔利纳担任执政官，取得西班牙或埃及的军事后盾，然而却无功而返；现在还有一种可能，平民党可以依循法律常规，为其最重要的人物争取执政官职位和执政省份，并且建立（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一支平民党自己的武装力量，摆脱立场暧昧、充满危险的盟友庞培。
庞培、克拉苏与恺撒再度联合
平民党要取得真正的胜利，必须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条道路带给他们的未必是最光明的希望，却是唯一的希望，他们愈是寄望于此，便愈加肯定他们的政敌会顽强抵抗。一切都取决于谁会在此事上反对平民党。贵族阶级已经被孤立，不足为惧，然而刚过去的卡塔利纳事件表明，贵族依然或多或少有实力派和庞培党徒公开予以的支持，所以仍具有一定的势力。贵族曾屡次阻扰卡塔利纳候选执政官，毋庸置疑，他们必然也会尝试挫败恺撒候任执政官。即使恺撒有可能见招拆招，顺利当选，但这并不足以建立起武装力量。恺撒需要至少数年的时间，在意大利境外心无旁骛地为国效力，方能取得稳固的军事地位，而且在这准备期间，贵族阶级必然会千方百计阻扰其计划施行。有人自然而然萌生出这样的想法：能否效法罗马纪元683—684年即公元前71—前70年那样，再次促使贵族陷入孤立的处境？平民党能否一方面与其同盟克拉苏、另一方面与庞培和大资本家建立以共同利益为稳固基础的联合？对于庞培来说，这种联合无疑是一场政治自杀。庞培在政坛向来举足轻重，因为他同时是唯一一位能够调遣兵团的党派领袖，虽然现在兵团已经遣散，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仍然服从他的支配。平民党的计划正是要剥夺他的这种优势，让平民党领袖与之并驾齐驱，在军事上一较高下。庞培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而且恺撒仅仅是一位政治家的时候就已经令他头痛不已，最近又在西班牙大放异彩，证明自己的军事能力，所以庞培更不可能去亲自帮扶这样一个人取得最高统帅的职位。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元老院无端的反对，以及群众对庞培及其诉求的漠然，他的地位，尤其是在昔日士兵中的处境变得非常艰难和屈辱，人们也许会根据他的性格，期望以解救他脱离窘境为代价，让庞培加入这种联合。至于所谓的骑士党，向来是趋炎附势，如果庞培果真再次与平民党联合起来，骑士党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与此同时，由于加图——在其他地方广受赞誉——对待包税商的态度十分严苛，大资本家再次与元老院爆发激烈冲突。
恺撒的地位转变
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夏，第二次联合成功缔结。恺撒获任次年执政官，并成为同期统治者；庞培在东方制定的法规以及给亚洲军士分配土地的承诺得到准许；恺撒还允诺通过公民大会，为骑士阶级争取元老院拒绝赋予的权利；最后，虽然克拉苏至少被允许加入这个联合，但他既不能拒绝加入，也无法因为加入而得到任何明确的允诺。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秋季和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夏季两度出现联合，联合的势力组成依然如故，甚至缔结联合的人员都完全相同，然而各个党派的势力已今非昔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彼时平民党不过是一个政党，其同盟却都是统军作战的常胜将军；如今平民党的领袖就是一位战功显赫、运筹帷幄的凯旋将军，其盟友却成了不掌兵权、卸甲归田的将军。彼时平民党在路线问题上取得了胜利，为了酬谢这个胜利，平民党人将国家最高官职让给两位盟友，现在平民党更加实际，将最高政权和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仅在相对次要的问题上对同盟作出让步。值得一提的是，庞培之前提出再次担任执政官的要求竟然无人理会。彼时平民党为了盟友牺牲自己的利益，现在同盟却要委身于平民党。
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变化最为显著的，是平民党的性质。毋庸置疑，自从诞生以来，平民党的本质中就包含着君主制的成分。然而一种政体的理想形式，以其或多或少明确的架构浮现在平民党最杰出的有识之士的脑海中的，却始终是民政共和政体，也就是伯里克利（periclean）式的国家组织形式，在这种国家组织形式中，君王的权力来源于他全心全意代表公民的利益，公民中最高尚最杰出者也认可其君王是他们完全信赖的人。恺撒也秉持这种观点，但是观点仅仅是观点而已，或许会给现实带来些许影响，却并不会直接成为现实。纯粹地掌握政权，如盖乌斯·格拉古，或者仅仅掌握平民党武装，如秦纳作出的不甚充分的尝试，均无法在罗马共和国长期占据优势。不为某个党派而是为了某位将军作战的军事机构，佣兵军团的野蛮力量——因为筹措复辟而首次登上政治舞台，不久便显现出政党无可比拟的优势。恺撒在实际的政党事务中，必然对此深以为然，所以深思熟虑之后做出重大决议，即让这种军事机构本身唯命是从，借助佣兵军团的力量建立一个合乎其意愿的共和国政权。抱着这样的意图，恺撒于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与反对党的将军缔结盟约。虽然后者同意接受平民党的政治纲领，这次联盟却几乎将平民党和恺撒推到了覆灭的边缘。十一年之后，恺撒竟依然带着这样的希冀，亲自担任雇佣兵统帅。两次联合或多或少都带有不成熟的意味——恺撒坚信，即使不能假借他人的力量，无论如何也可以自己兵戈铁马开创一个自由共和国。显而易见，恺撒的这种信念实属荒谬。人一旦动用邪恶的力量，最终都会成为邪恶力量的奴隶，可是最伟大的人往往不是犯错最少的人。如果历经数千年，恺撒的志向和事迹依然令我们肃然起敬，不是因为他立志成为君王，并且如愿以偿成为一代君王（其实这与王位相比无足轻重），而是因为他从未抛弃建立一个君王统治自由共和国的政体的宏伟理想，正因为有这样的理想，荣登王位之后，恺撒未落入世俗君王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