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败的贵族阶级
伽比尼乌斯法一经通过，首都各党派的地位就发生了变化。从选举产生的平民党将军掌握兵权之日起，凡该将军的党派被认定为是其同党的，都在首都占据了优势。毋庸置疑，贵族阶级仍然紧密团结在一起，由人民大会产生的执政官，根据平民党人的表述，无一不是在襁褓之中就被指定为执政官的人选。即使是当权者，也无法操控选举，亦不能在选举上打破旧家族的影响力。然而不幸的是，正当贵族几乎即将把“新人物”彻底排挤出执政官地位的时候，军事特权又成为冉冉升起的新星，执政官这一职位因此黯然失色。贵族阶级虽然没有开诚布公地承认，但他们对此了然于胸，他们自以为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唯有昆图斯·卡图卢斯岿然不动，坚守着自己全然不尽人意的地位，成为失势党派的斗士，至死方休（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这令人肃然起敬。除此之外，最高级的贵族中再也找不出一个英勇无畏、坚定不移维护本阶级利益的例子，其中最负盛名、才能出众的人物，例如昆图斯·梅特路斯·皮乌斯和卢奇乌斯·卢库勒斯，实际上已经退位，只要能做到不失礼节，他们都愿意归隐山林，在庭园流芳之间，香榭书阁之中，鸟舍鱼塘之侧，将佛罗广场和元老院会堂抛诸脑后。贵族的后辈当然更是如此，他们不是完全沉湎于奢华和文学，便是见风使舵、趋炎附势。
加图
年轻一代人中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marcusporciuscato，生于罗马纪元659年即公元前95年）。此人志向远大，且极具奉献精神，然而在那个政治上丑态百出的时代，他的出现仍不失为一个不切实际、惹人悲悯的现象。加图为人正直且持之以恒，他目的明确、行为谨慎，大力拥护祖国和世袭政体，但天资驽钝，在感官和道德方面均缺乏热情，总之，他可以当个过得去的财务官。但不幸的是，加图早年受到形式主义的影响，他一方面信奉斯多噶哲学的教条，这些教条已经成为孤立无援、了无生气的抽象概念，却流行于当时的上流社会；另一方面是因为其曾祖父的例子，加图认为自己应该专门仿效曾祖，于是开始以模范公民和道德典范的身份行走于这座邪恶的都城，按照老加图的方式讥讽时势，行路徒步当车，借贷不取利息，当兵不求勋章，通过模仿罗慕路斯王不穿汗衫的例子，开启复古的事业。这完全是一幅描绘加图祖先的奇异讽刺画：他的祖先原来是位头发灰白的农夫，因怨世嫉俗、义愤填膺成为演说家，既善于舞刀弄枪，又善于扶犁事农桑，感官上偏狭但匠心独运、知识健全，言语往往一针见血。这位少不更事的腐儒，竟然口吐珠玑、一派学究风范，人们见他无时无刻不是手不释卷地坐着，这位哲人既不懂战术，也对其他任何艺术一无所知，只在抽象道德领域天马行空。由于他在道德方面建树极高，因而在政治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在世态炎凉、熟视无睹的年代，他的勇气和消极道德给人们极大的鼓舞，甚至形成一个学派，其中若干人等（当然人数不多）反倒争相效仿和把玩哲人的生活方式，其政治影响力也正是立足于此。因为在保守党的著名人士中，只有加图，即使才智粗浅，但至少一身正气、勇武不阿，只有他，不论有没有必要，都时刻准备孤注一掷地奉献自己。因此，虽然他在年龄、爵位、能力等方面资质不足，却在不久之后就成为贵族党公认的领袖。在一个刚毅果断的人凭借坚持就能决定成败的地方，加图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而且在细节问题上，尤其是关于财政性质的问题，他的干涉往往明智且审慎，因为每次元老院开会，他都必然出席。加图担任财务官时开启了一个新纪元，他在世一日，便详细核查公共预算一日，因此不可避免地常与包税商产生纠纷。除此之外，他简直没有丝毫政治家的特质，他甚至不能领会政治的目的，无法观察政治关系，他所有的策略不过是坚决反对离经叛道，或者在他看来违背贵族阶级世袭政治道德教条的人，这样一来，加图的所作所为有时有利于他自己的党派，有时正中敌党下怀。他是贵族阶级的堂·吉诃德，从他的性格和行为来看，毫无疑问仍然是个贵族人士，但是贵族党的政策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
平民党的攻击
持续与贵族党对峙已然不足为荣，但是平民党对已经败落的敌人的攻击却理所当然并未停息。犹如随军的勇士猛冲陷落的敌军军营，平民党成员猛烈攻击已然溃败的贵族，这种痛打落水狗的举动至少在政治表面上掀起了汹涌的波涛。群众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此事中来，尤其因为盖乌斯·恺撒为了讨他们的欢心，举行奢侈盛大的赛会（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赛会中所有设备，甚至野兽笼似乎都由纯度很高的银材打造——而且在平常也十分慷慨，这种慷慨又完全依赖于借债，因此更显得难能可贵。对贵族展开的攻击种类不厌其多，贵族政治的弊端提供了大量材料，自由主义或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官吏和律师，比如盖乌斯·科尔涅利乌斯（gaiuscornelius）、奥卢斯·伽比尼乌斯、马尔库斯·西塞罗等，他们不断地有条不紊地揭示贵族主政不尽人意、臭名昭著的方面，并提出对其加以制裁的法律。元老院被要求在规定日期接见外国使臣，如此一来，往常延迟接见的现象便可以避免。驻罗马外国大使募集钱款被宣告为不可起诉，只有这样才能严禁元老院习以为常的贪腐（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此外，元老院此前在某些特定案件中享有免受法律制裁的特权，现在也遭到了限制（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此外还存在一种弊端，即每一位在外拥有私人产业的罗马贵族，通常需要被赋予派往该地的罗马使者资格，这时也遭到了限制（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此外，对贿选和选举舞弊的处罚也加重了（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因为骇人听闻的选举舞弊方式层出不穷，因为有些人被驱逐出元老院之后，企图再次当选，重返元老院。
按照罗马的惯例，副执政官在就职时宣布标准法，之后处理司法问题时就必须遵照标准，这一向被认为合乎情理，此时才被明确定为法律（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
新自由民——波河以外人民
但平民党人尤其致力于完成平民党的复辟，以适应时势的形式，实现格拉古时代的核心思想。人民大会选举祭司的先例由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开创，之后被苏拉废止，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护民官蒂乌斯·拉比努斯（tituslabienus）通过法律再次将其恢复。平民党人乐于指出，从当下的形势看来，彻底恢复森普罗尼乌斯谷物法，还缺乏哪些条件，与此同时却对时局变易——国家财政紧张，完全享有特权的罗马公民数量激增——避而不谈，因此复辟绝对行不通。在波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区域，平民党人积极组织与意大利人争夺政治平等的运动。早在罗马纪元686年即公元前68年，盖乌斯·恺撒就已因此游历这一地区各地，到了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马尔库斯·克拉苏担任监察官，准备将此地居民直接登记在公民册上，只是由于其同僚从中作梗，最后才不了了之，之后继任的监察官似乎都经常产生这种想法。昔日格拉古和弗拉库斯曾是拉丁人的护卫者，因此现在平民党的领袖也是波河以外人民的护卫者，盖乌斯·皮索（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执政官）竟然敢侵犯恺撒和克拉苏的这些臣属，因此不得不让他痛改前非。另一方面，这些平民党领袖似乎无意维护新自由民的政治平等权利，护民官盖乌斯·马尼利乌斯在一个与会人员寥寥无几的大会上，通过复兴苏尔庇克乌斯关于新自由民选举权的法律（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12月31日），但随即遭到平民党领导人的否认，经他们提议，元老院在该法通过当天便将其废除。依照同一精神，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的人民法令，要求将所有既无罗马公民权又无拉丁公民权的外国人都驱逐出首都。显然，格拉古政策的内在矛盾——既允许被排斥者通过努力进入特权阶级，又允许特权阶级努力维持手中的特权——已经传递到之后的继任者，恺撒及其同党一方面让波河流域外的人看到了获得公民权的希望，另一方面却不赞成新自由民拥有公民权，并首肯采用粗暴的方法，不允许勤勉奋进、富有商业头脑的希腊人和东方人在意大利同意大利人展开竞争。
对抗拉比里乌斯
平民党对待人民大会早期刑事裁判权的方式值得一提。苏拉并没有真正废除这种裁判权，但是实际上已被惩治反叛和谋杀的陪审法庭取而代之，旧有的程序在苏拉之前很久就已完全不适用了，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未曾想过要认真重新构建它。但是因为人民主权这一观念似乎要求他们至少在原则上承认公民的刑事裁判权，所以在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护民官蒂乌斯·拉比努斯将三十八年前杀死、或者据说杀死护民官卢奇乌斯·萨图宁的老人告上这个高等刑事法庭，如果年史记载属实，图卢斯（tullus）就是在这个法庭上判定谋杀姐妹的霍拉提乌斯（horatius）无罪。被指控者是一个名叫盖乌斯·拉比里乌斯（gaiusrabirius）的人，此人即使并未杀害萨图宁，也至少在贵族的筵席上炫耀萨图宁被砍下的首级。此外，在阿普利亚地主中，拉比里乌斯向来以杀人越货、血腥屠戮为人所知，早已声名狼藉。此事的目的——即使不是原告的目的，也至少是那些支持他的聪明人的目的——绝对不是将这个恶贯满盈的恶棍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元老院首先从根本上改变控诉的形式，而后反对党假借某种托辞解散被召集起来给罪人宣判的人民大会，如此一来，整个诉讼案件就此作废，平民党也不愿看到这种情况。通过这个程序，罗马自由的两个保障，一个是公民的上诉权，一个是护民官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再次成为实际的权利，平民政治的法律基础再次得到承认。
个人袭击
在所有个人问题上，只要平民党反动派有能力有胆量去做，他们都表现出更大的热忱。当然，为谨慎起见，他们没有强烈要求将苏拉没收的财产物归原主，避免与友党发生纠纷，同时避免陷入与实利派的冲突，因为源于党内意图的政策鲜有能够与实利派抗衡的。流亡他乡者的召回与财产问题关系十分密切，似乎同样有失妥当。反之，他们致力于复辟被放逐者儿女被剥夺的政权（691年即公元前63年），元老派的领导人不断遭到个人袭击。因此，在668年即公元前86年，盖乌斯·梅米乌斯（gaiusmemmius）针对马尔库斯·卢库勒斯提出党见诉讼。他们让卢库勒斯声望较高的兄长在都城门前等候举行应得的凯旋礼，一等就是三年（罗马纪元688—691年即公元前66—前63年）。同样，昆图斯·列克斯和平定克里特的昆图斯·梅特路斯也遭到羞辱。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在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平民党的青年领袖盖乌斯·恺撒不仅胆敢与最有声望的贵族——昆图斯·卡图卢斯和平定伊绍拉的普布利乌斯·塞尔维利乌斯——竞选大祭司候选人资格，而且竟然在公民大会上一举夺得胜利。据说苏拉曾侵吞公款，他的后嗣，尤其是他的儿子福斯图斯（faustus）无时无刻不担忧被控诉追还公款。他们甚至扬言要根据瓦列里乌斯法重新审理罗马纪元664年即公元前90年搁置的平民控告案。
我们不难想象，最应该受到法律追究的，是那些参与执行苏拉法令的人。财务官马尔库斯·加图以学究式的正派开端，认为他们杀人得到的奖赏是非法从国家剥离出去的财产，要求他们偿还（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难怪次年（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盖乌斯·恺撒担任刑事长官，随即认定苏拉法令中的一条——杀害被剥夺公民权的人无罪——无效，导致苏拉最臭名昭著的刽子手卢奇乌斯·卡奇利那、卢奇乌斯·贝连努斯（luciusbellienus）、卢奇乌斯·卢斯奇乌斯（luciusluscius）被带到陪审员面前，判定他们一部分罪行。
萨图宁和马略的复兴
最后，他们毫不迟疑再次当众提起那些早已被遗忘的平民党英雄烈士的名字，尊重对他们的纪念。上文已经提及行凶者被起诉，萨图宁如何恢复名誉。昔日有人提及盖乌斯·马略的名字，所有人都心惊肉跳，这时却有了弦外之音，而且那个将意大利从北方蛮族解救下来的人，恰好就是当下平民党领袖的姑父。罗马纪元686年即公元前68年，盖乌斯·恺撒不顾禁令，竟然在马略寡妻的葬礼当日，于广场当众展示这位英雄的塑像，群众欢声雷动。但三年之后（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的一个早晨，此前马略命人建造于卡皮托尔、后来被苏拉下令推倒的纪胜碑，突然在原址上闪现出黄金云石的光辉，参加过非洲和辛布里战役的老兵泪眼婆娑，簇拥在昔日他们敬爱的主帅的石像周围。这座纪胜碑也是同另一个胆大之人违法重建的，但是碍于群众群情欢腾，元老院不敢将其毁坏。
平民党的成就无足轻重
虽然这些举动和争执声势浩大，但从政治上看来，结果却无足轻重。寡头政治势力已然落败，平民党掌握了政权。各个等级的下属匆忙赶来，给这屈服的敌人补上几脚。平民党也有自己的法律基础和原则信仰，他们的纯理论家在平民的所有权利完全恢复之前，绝对不肯善罢甘休，因此不免像正统主义者习以为常的那样，有时看上去十分可笑，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而且无关紧要。总体看来，这种运动毫无目的，我们由此可知，运动发起者因找不到运动的目的而陷入困境，因为运动的发展几乎完全视情况而定，或者以次要事件为转移。
平民党与庞培面临冲突
这是别无选择、非如此不可的。在与贵族的斗争中，平民党一直处于上风。但是他们的胜利并非孤军奋战得来的，他们仍然面临重重考验——并不是与旧敌清算，而是与势力过度膨胀的盟友做个了结，在昔日与贵族的斗争中，胜利大体可以归功于这位盟友。现在，因为平民党不敢拒绝他，将空前的军事和政治权力交到了他的手上，这位东方和海上将军仍然从事君主的废立。他做这件事要花多长时间？他什么时候宣布战事完结？除他本人之外，无人能断言。因为一如其他任何事情，他回到意大利的时间，或者换句话说，一决胜负的日子，掌握在他自己手中。与此同时，罗马各党派在静观其变。当然，贵族党人期待这位令人望而生畏的将军到来，内心相对平静，他们预见庞培和平民党的关系即将破裂，二者关系的破裂，对他们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与之相反，平民党人内心忐忑不安，痛感忧惧，企图趁庞培未归，他们还有回旋的时间，将计就计，应对即将到来的大爆炸。
施行平民党军事独裁的计划
在这项政策上，他们再次与克拉苏不谋而合。克拉苏想要对抗自己忌惮的敌人，除了与平民党再度联合，别无他法，而且这种联合较之从前更加紧密。在第一次联合中，恺撒和克拉苏都是相对弱势的，彼此不相上下，势均力敌。罗马最富裕的人与负债最多的人结成最紧密的联合，如今他们面对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威胁，也就更加精诚团结、万众一心了。大庭广众之下，平民党人声称这位在外的将军是其党派的领袖和光荣，似乎将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贵族，暗中却着手准备对抗庞培。在历史上，平民党这些避免即将到来的军事独裁的尝试，与大多数混淆视听、甚嚣尘上的反贵族煽动相比，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毋庸置疑，当这一切还在黑暗中铺排之时，我们掌握的文献只能在黑暗中透露出一丝游光，因为不仅在当时有必要隐瞒此事，即使下一个时代亦复如此。但是通常说来，这些努力的过程和目的却十分明确。若想摧毁一个军事力量，就只能借助另一个军事力量。平民党的计划是仿照马略和秦纳的先例，将政权据为己有，随后委任他们的一位领袖平定埃及，或者担任西班牙总督，或者某个与此类似的常任或特任官职，这样一来，他和他的军事力量才能与庞培及其军队相抗衡。为此他们需要掀起一场革命，将矛头直指形同虚设的政府，但实际上却是为了推翻当选君主的庞培，为了这场革命的顺利进行。自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通过至庞培归国（罗马纪元688—692年即公元前66—前62年），罗马一直笼罩在权谋之中，都城陷入一种不安的悬念，资本家意志消沉，支付活动暂停，破产随处可见，这都预示着一场酝酿已久的革命即将到来。同时这场革命似乎也要打造一个全新的政党格局，平民党的计划是越过元老院，以庞培为目标，这暗示着这位将军和元老院的地位相近。再者，平民党人企图以他们喜好人物的独裁抵制庞培的独裁，严格来说，他们也承认了军事政治，这实际上是抱薪救火，在他们手里，原则主义问题变成了个人问题。
平民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
因此按照平民党领袖拟定的计划，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先由平民党的共谋在罗马煽动暴乱，推翻当时的政府。首都最下等和最上等社会的道德状况，为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免令人叹惋。首都的自由无产阶级和奴隶无产阶级的性质，在此我们无须重述。一句意义深远的“只有穷人能代表穷人”早已广为传播，于是兴起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穷苦大众可以效仿独裁者，自成一个独立势力，不但可以不受凌辱，而且可以自己担任专制君主的角色。这甚至在年轻的贵族中也引起了同样的反响。喧嚷挥金如土的都市生活不仅让人倾家荡产，而且令人身心俱损。在那个盛行芳香卷发、时髦髭须和褶边袖口的上流社会中，虽有歌舞升平、畅饮达旦的欢乐，但也蕴藏着一道惊人的深渊。在那里，经济崩溃，道德沦丧，那里有仔细包装的绝望和大白天下的恐慌，也有疯狂或邪恶的决定。以上各界人士毫无保留地祈望重返秦纳时代，剥夺公权，财产充公并废除旧账，这种人为数众多，还包括不少门第不低、才能出众的人物在内，只等着有人一声令下，便像一伙强盗一般，对文明社会发动攻击，将他们挥霍掉的钱财抢回来。人只要聚集在一处，领袖就会自然而然产生，因此，这些盗匪很快就找到了适合当匪首的人。
卡塔利纳
已故的副执政官卢奇乌斯·卡塔利纳和财政官格涅乌斯·皮索，之所以在同代人中声名显赫，不单是因为他们出身贵族和位高权重。他们已经斩断了所有退路，他们荒淫无度却富有才干，令同党满怀敬畏。在那个恶贯满盈的年代，卡塔利纳尤其臭名昭著。他的恶行都记载在罪犯录上面，不属于历史，但是他的外貌——面容苍白，目露凶光，步法忽缓忽急——透露出了他黯淡的过去。卡塔利纳身上富有担任这种匪首需要具备的素质——享尽世间福，吃遍世间苦的能力、勇气、军事才能、知人善任与罪犯的魄力，以及能使弱者堕落、教堕落者犯罪的骇人听闻的教授方法。
对于财力雄厚且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人来说，将这些势力组合成一个意在推翻现存社会秩序的乱党，并不算是难事。任何有望剥夺人权、废除旧账的计划，卡塔利纳、皮索及其党羽无不欣然赞同。再者，卡塔利纳尤其仇视贵族阶级，因为贵族阶级曾反对声名狼藉、阴险狡诈的卡塔利纳候选执政官。昔日他曾做过苏拉麾下的刽子手，率领一队凯尔特人搜捕被剥夺公民权的人，并亲手杀死自己年迈的岳父和另外许多人，而他现在又欣然同意为反苏拉派做同样的事情。一个秘密联合会悄然形成，据说入会人数在四百以上，意大利各城邦和区域均有分会。当然，除此之外，一个以合乎时宜的纲领——“消灭债务”——标榜的暴动一旦爆发，各个阶层的浪荡青年必定不请自来，成群归附。
同盟首个计划失利
据说在罗马纪元688年即公元前66年12月，联合会领袖认为起事的时机已经到来。当选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执政官的普布利乌斯·科尼利厄斯·苏拉（publiuscorneliussulla）和普布利乌斯·奥特洛尼乌斯·帕伊图斯（publiusautroniuspaetus），此时经法庭证实均犯有贿选之罪，因此按照法律规定撤销了两人担任最高级官职的资格，于是两人便加入联合会。叛乱者决定为此二人武力夺取执政官职位，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获得国家的最高权。在新执政官照例就职的当日——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1月1日——他们要发动武装攻打元老院会堂的行动，杀死新执政官和其他指定的人，在取消排斥苏拉和帕伊图斯的法庭判决之后，宣布此二人为执政官。然后苏拉成为独裁者，恺撒担任骑兵统帅，毫无疑问，他们是想趁庞培远离首都任职高加索之际，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将领和士兵都已招募，指令已经下达，在约定的日子，恺撒一得到克拉苏的暗示，就会向卡塔利纳发信号，卡塔利纳将如约在元老院会堂附近等待信号。但他什么也没有等来，卡塔利纳并未出席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元老院会议，因而这次筹划的暴动流产了。之后他们又筹措了一个相似但规模更大的刺杀计划，于2月5日实施。但是由于卡塔利纳发号施令过早，约定的匪党还未到齐，这个计划也泡汤了。于是秘密泄露了。当然，政府当局没有胆量公开进攻叛党，但他们给受到直接威胁的执政官配备了一队卫兵，并以政府征用的队伍对抗谋反派队伍。为了调离皮索，有人建议派遣皮索以副执政之职担任近西班牙财务官，克拉苏应允，他希望以此为叛党争取到这个重要省份的资源。但进一步的建议受到护民官的阻扰。
以上都是文献记载的信息，所表述的显然是流行于政界的说法，细节上的可信度无从查证，只能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至于主要情节——恺撒和克拉苏的参与，政敌的表述必然不能当作充足证据。但他们在这一时期举世皆知的行动，显然与该报告描述的秘密行动相吻合。克拉苏是这一年的监察官，他想以监察官的名义将波河以外的人民登记在公民名录上，这一举动本身已经带有革命性质了。更值得一提的是，克拉苏这次还企图将埃及和塞浦路斯登记在罗马疆域图表上，大概在同一时间（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或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恺撒也得到护民官向公民大会发出的提议，建议派遣他去埃及，拥护被亚历山大人驱逐的托勒密王复位。这些阴谋大致上与敌人提出的罪状相符合。确切情形如何，我们无从知晓，但很有可能克拉苏和恺撒原本筹划要在庞培外出时，建立军事独裁，也可能是因为埃及被选为平民党的军事力量基地。总之，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的暴乱计划，可能就是要实现这个目的，这样一来，卡塔利纳和皮索都只是克拉苏和恺撒手中的棋子。
反叛派的重新布局
一时之间，反叛派尽皆蛰伏。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的执政官选举，克拉苏和恺撒都没有意图谋取执政官职位，这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平民党领袖的兄弟卢奇乌斯·恺撒（luciuscaesar）——一个经常沦为亲人利用工具、意志软弱的人——成为了这次的执政官候选人。但亚洲传来消息催促他们加快行动步伐，因为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的事务已经处理完毕。平民党的战略家指出，只有俘虏国王，米特拉达特斯战争才算结束，所以必须绕过黑海对其穷追不舍，而最重要的事情是避免进入叙利亚。但无论他们说得如何清楚，庞培都对这类言论漠不关心，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春季，他由亚美尼亚出发，进军叙利亚。如果埃及真的被选定为平民党的大本营，现在机不可失，否则庞培很可能比恺撒先到埃及。由于禁令太过松懈，且畏手畏脚，以至于罗马纪元688年即公元前66年的叛党并未解散，随着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的执政官选举即将到来，他们又开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人物或许大致相同，计划也变更甚少，运动的领袖依然藏身幕后。这次他们推举卡塔利纳和盖乌斯·安东尼为执政官候选人，安东尼是演说家安东尼的小儿子，那位因兵败克里特岛而声名俱损的将军的弟弟。他们信任卡塔利纳，安东尼和卡塔利纳一样都曾经拜在苏拉门下，数年前也因此被平民党传讯并逐出元老院——而且安东尼生性怠惰，地位无足轻重，完全没有当领袖的资质，又已是身无分文——他贪图执政官及其带来的利益，因此情愿献身做平民党的工具。反叛派意图通过这两位执政官夺取政权，而后逮捕庞培留在都城的子女作为人质，在意大利和各省整顿武装对抗庞培。一听到首都起事的消息，总督格涅乌斯·皮索按计划在近西班牙举起叛党的旗帜。由于庞培掌控着海域，反叛党不能和他进行海上联络。为此，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平民党昔日的追随者波河流域外居民的身上——当时这些人中发生了激烈的骚动，他们理所当然地立即获得了公民权——此外，凯尔特人各部族也承载着期望。这种联合的线索一直延伸到毛里塔尼亚，反叛派中有一位来自努凯里亚、名为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publiussittius）的罗马批发商，他因财务纠纷被迫离开意大利，在毛里塔尼亚和西班牙纠集了一群武装亡命之徒，以佣兵首领的身份率领他们，往来于昔日与他有商业联系的西非。
执政官选举——西塞罗取代卡塔利纳胜选
平民党使出浑身解数全力备战选举。克拉苏和恺撒豪掷千金以为赌注——自己的或借来的——发挥自己的人脉作用为卡塔利纳和安东尼当选执政官保驾护航。卡塔利纳的同仁也尽心竭力拥护他当政，他承诺会给予他们政党所拥有的高官厚禄，执掌神坛和宫室田产，尤其是免去他们的债务。他们也清楚，卡塔利纳不会信守承诺。贵族阶级的处境十分困窘，主要原因是他们连与平民党竞争的候选人都推选不出。推选出来的候选人有掉脑袋的危险，这一点显而易见，公民热衷铤而走险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甚至是野心家，也选择在危机面前缄默。因此贵族阶级也止步于心猿意马，尝试通过颁布关于禁止贿选的新法规，以打击竞选活动的密谋——然而该法规却遭到一名护民官的否决——他们又将选票投给一位虽然差强人意，但却无伤大雅的候选人。此人便是马尔库斯·西塞罗，一个声名狼藉的骑墙政客，惯于一时倒向平民党，一时又倒向庞培，有时又向更远处的贵族阶级伸出橄榄枝。一切被控诉的权势者，不论何人不论何党（甚至连卡塔利纳也在其委托人之列），他都为他们辩护。他本来不属于任何党派，或者说——其实没有任何分别——属于实利派，这一派在法院（朝廷）占据优势，他们喜欢这位能言善辩的说客、谦恭诙谐的伙伴。西塞罗在首都和其他城镇都有关系，足以与平民党推举的候选人一较高低。由于这些因素，贵族虽然不情愿，但终究还是选了他，庞培派也选他，西塞罗最终以获得绝大多数票当选。平民党的两位候选人得票几乎相等，但安东尼的家族声誉较之另一位候选人更高，因而得票略高。这个偶然事件使卡塔利纳落选，也使罗马免于另一个秦纳的祸害。稍早，皮索已经在西班牙被其当地护卫杀害，据说是受到他的政敌兼仇人庞培唆使。结果只有安东尼一人选上了执政官，反叛派无所作为，甚至在两位执政官尚未就职之时，西塞罗就断绝了自己与反叛派结交的松散联系，同时放弃以抽签决定执政省份的法定权力，将马其顿总督这个有利可图的美差让给其债台高筑的同僚。因此，该计划的主要预备条件也不复存在了。
反叛党的新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