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平民党领袖私下里可能心存不满，但平民党却不能公然站出来反对这个法案。显然，平民党绝不可能阻止这项法案的实行，他们的反对会令平民党与庞培公然决裂，从而迫使庞培亲近寡头党，或者置两党于不顾，肆意推行他个人的政策。平民党人现在别无他法，只得继续坚持他们与庞培那有名无实的虚假联合，并把握当前的机会，至少切实推翻元老院，舍弃反对党地位，转而投入政府的怀抱，至于将来的事情，则留待将来庞培那众所周知的怯懦性情去解决。因此，他们的领袖——七年前致力于恢复保民官权的执政官卢奇乌斯·昆克提乌斯和前任财务官（quaestor）盖乌斯·恺撒——都支持伽比尼乌斯的提议。

然而，这个法案令特权阶级暴怒，不但贵族如此，而且豪商（mercantilearistocracy）也是如此，他们觉得这么彻底的政治革命危害到了他们的特权，便再一次将元老院视作他们真正的保护主。保民官伽比尼乌斯提出建议后便来到了元老院，罗马城的权贵恨不得亲手把他掐死，至于这种做法会给他们带来怎样不利的后果，正在气头上的他们根本无暇考虑。他来到集会场，号召民众去攻击元老院。恰在这时，元老院散会，执政官皮索是寡头党的拥护者，却偶然落入民众手中，显然，他要成为公愤的牺牲品。幸而伽比尼乌斯出现，为了他那确定无疑的成功不受不合时宜的暴力行动威胁，他解救了这位执政官。与此同时，民众的愤懑之情未有减缓，并因高涨的粮价和半真半假的诸多流言而愈演愈烈——例如，有传闻称，卢奇乌斯·卢库勒斯将交到他手中的战费用于在罗马城发放利息，或企图利用这笔战费让执政官昆克提乌斯脱离平民党；元老院准备让素有“第二个罗慕路斯（romulus）”之称的庞培遭受第一个罗慕路斯的命运——这类传闻不绝于耳。

表決

于是投票表决的日子到了。民众摩肩接踵地站在集会场，一切能看见演讲台的建筑，甚至是屋顶上，都挤满了人。伽比尼乌斯的所有同僚已承诺把他们的否决权交给元老院，但在这汹涌的人潮面前，除卢奇乌斯·特雷贝利乌斯（luciustrebellius）一人以外，所有人全都默然。卢奇乌斯·特雷贝利乌斯曾对自己和元老院起誓，宁死不屈。元老院一执行他的否决权，伽比尼乌斯立即中止法案的表决，并向集会民众提议，应该仿照昔日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gracchus）的建议处置奥克塔维厄斯（octavius）的手段，来处置他这位倔强的同僚，也就是说，立刻将他免职。表决已然进行，开始宣读表决票。起初宣读的十七票都赞成这一提议，再有一个赞成票便可占得多数，而就在这时，特雷贝利乌斯却忘记了他的誓言，胆怯地撤消了否决票。之后保民官奥托（otho）力谋至少保住同僚制，并且选举两位将军而非一个，但终归是徒劳。老迈的昆图斯·卡图卢斯是元老院最德高望重的人，他倾尽全力想使副将不由主帅任命而由人民选择，但最终也是白费心力。在民众的喧闹声中，奥托甚至都没有发言的机会。精于算计的伽比尼乌斯殷勤地为卡图卢斯争取到一个发言的机会，众人肃然静听这位老人的话，但这些话也基本没起什么作用。这些提议不仅原封不动地变成法律，而且庞培所提出的具体补充性请求也即刻全部得到认可。

庞培在东方的胜利

人们怀揣着高度紧张的期望，目送两位将军庞培和格拉布里奥动身去往目的地。伽比尼乌斯法一经通过，粮价立即跌至正常水平，可见人们对此次远征大军及其著名领袖寄予厚望。这些希望，我们之后还会涉及到，不仅得以实现，而且有所超越：三个月后，肃清海域的事宜便告完结。自汉尼拔战争以来，罗马政府从未在对外行动上显示出这样的魄力。与寡头党疲软无能的行政管理相比，平民党人组成的军事反对党已极为成功地证明自己拥有夺取和运用政权的能力。庞培计划肃清纳博高卢（narbonesegaul）的海盗，而执政官皮索却并无爱国之心，手段也不巧妙，他企图设置卑鄙的障碍加以阻挠，这只会加深公民对寡头党的怨恨，增加他们对庞培的热情。只因庞培个人从中调停，人民大会才没有直接将这位执政官免职。

同时，亚洲大陆上的情况相较之前更为混乱。格拉布里奥本应接替卢库勒斯的主帅之职，征讨米特拉达特斯和提格兰，但他却停在小亚细亚西部，虽以种种攻讦卢库勒斯的言论鼓动士兵，却不就任最高统帅一职，因而卢库勒斯不得不留任。因此，征讨米特拉达特斯毫无作为，本都骑兵在比提尼亚（bithynia）和卡帕多奇亚（cappadocia）肆意劫掠，无所忌惮，且不受惩罚。庞培因海盗战争率兵前往小亚细亚，他本人很久以前就想做本都—亚美尼亚战争的最高统领，如今命他就任此职，似乎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平民党与他们将军的志愿不同，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会尽量避免首倡其议。平民党可能曾劝诫伽比尼乌斯，不要一开始就把米特拉达特斯战争和海盗战争都委托给庞培，而将米特拉达特斯战争委托给格拉布里奥。无论如何，这位将军已经过于强大，平民党决不愿继续提升他的地位，或是让他长居此位。庞培本人照常保持被动的态度，如果没有发生一件各党都始料未及的事，他在完成既受的使命后，可能就要真正回国了。

马尼利乌斯法

有一个完全无用且无关紧要的人名叫盖乌斯·马尼利乌斯（gaiusmanilius），他在任保民官时，提出过一些并不妥当的法案，因而失去了贵族党和平民党的欢心。人人都知道庞培热切渴望却不敢争取的是什么，若马尼利乌斯能为他夺得此物，必能在这位强将的羽翼之下寻求庇护。抱着这份希望，马尼利乌斯向公民提议，从比提尼亚和本都召回省长格拉布里奥，从西里西亚（cilicia）召回马尔西乌斯·雷克斯（marciusrex），除庞培原来的职务以外，又把二人的职位和东方战事的指挥权全数交给这位海上和海岸的执政官（罗马纪元688年即公元前66年初），这些都没有固定的期限，而且还拥有缔结和约以及结盟的自由权。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罗马的政治体制有多么混乱。至于立法权，其倡议权掌握在政客手中，无论他们多么卑微，而最终决定权则掌握在毫无能力的民众手中，同时该项权利还延伸至最重要的行政领域中。马尼利乌斯的提议虽不为任何政治党派所采纳，但它几乎没有在任何地方遭到强烈抵制。平民党领袖曾因为一些缘故而被迫接受伽比尼乌斯法，如今也因为同样的理由而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马尼利乌斯法，他们将不悦和忧虑埋藏于心，转而在大庭广众之下为平民党的将军发声。温和贵族党宣布他们支持马尼利乌斯的提议，因为在伽比尼乌斯法之后，反抗无论如何都是无效的。有远见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元老院的良策是尽可能与庞培靠近，庞培与平民党关系的破裂已经可以预见，一旦他们之间出现裂痕，元老院就要把他拉拢至自己这一方。时至今日，这些整顿者似乎已有了主意，并能断然出头而不致失宠于任何一方，他们为这一天感到由衷的欣喜——马尔库斯·西塞罗第一次出现在政治讲坛上，以讲演者的身份为马尼利乌斯的提议做辩护，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以昆图斯·卡图卢斯为首的严格贵族党至少还能表露他们的意愿，发言反对这个提议。当然，该提议经大多数人几乎一致的同意，变为法律。因此，除早期的诸多权力外，庞培又获得了小亚细亚最重要省份的行政管理权，以至于在罗马的广阔领域内，几乎没有一块土地不受他管辖。他还夺取了一场战争的指挥权，这场战争就如同亚历山大远征，人们能说出它于何时何地开始，却无法道明它在何时何地结束。自罗马有史以来，从未有一人独揽如此的权力。

平民党的军事改革

元老院与平民党之间的斗争始于六十七年前的森布罗尼法，终于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森布罗尼法首次将革命党定为政治上的反对党，而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首次使它从一个反对党转变为政府。现存政制因无视奥克塔维厄斯的否决而遭到初次破坏，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元老政治的最后一道壁垒因特雷贝利乌斯的退缩而轰然倒塌，这也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双方都深有体会，甚至元老们懈怠的灵魂也因这垂死挣扎的心态而骤然惊起，但政制争端的结局却与其开端大不相同，而且其结束的方式也远比开端更为可惜。一位无比高贵的年轻人开始了这场革命，但它却终结于最为卑贱鲁莽的阴谋家和政客之手。另一方面，这些贵族党一开始谨慎抗争，甚至连荒芜的前哨岗也认真看守，可在结束时他们却率先实行暴力政治，大言不惭地掩饰其软弱，卑鄙无耻地背信弃义。曾经好似镜花水月的东西，如今已悉数得到：元老院已不再掌握政权。但少数见过革命最初风潮、听过格拉古言论的老人抚今追昔，他们发现无论是乡人与市民，国法与军纪，还是生活与习俗，这期间所有的一切都已改变。那些将格拉古时代的理想与现实两相比较的人，都不免苦笑出声。然而，这种思考属于过去。对于目前或许也对于将来而言，贵族党的倾覆已是既定的事实。寡头党就像一支彻底解散的军队，他们的散兵可以增强任何队伍的实力，但却再也无法自守其地，也无法为自己冒险一战。但旧战争结束之日，就是新战争开始之时，之前为推翻贵族统治而联合的两派势力——一派是平民反对党的民间力量，一派是日益谋夺优势的军事力量——如今又起争端。庞培的特殊地位在伽比尼乌斯法之下已与共和政体不能相容，在马尼利乌斯法之下则更是如此。就在那时，他的敌人便已有理由说，伽比尼乌斯法不是任命他为海军将官，而是全国摄政王，而一个熟悉东方事务的希腊人称他为“王中之王”，这并不为过。如果他今后再一次从东方得胜归来，荣誉加身，将更甚从前。那时，他带着充盈的库藏，率着善战而又忠诚的部队，如果要伸手摘取王冠时，谁又能拦得住他呢？是执政官昆图斯·卡图卢斯能号召诸位元老来抵抗当时的第一将军和他久征沙场的军团？还是新受命的市政官盖乌斯·恺撒能号召刚刚因三百二十对角斗士及其银制武器而大饱眼福的民众来践行此事？卡图卢斯大声疾呼：不久之后，人们还要再一次逃到卡庇托尔（capitol）的岩石上，以求保全自由。这场风暴不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来自东方，相反，命运之神竟完全应验了他所说的话，数年后从高卢带来了这场破坏性的风暴，这并非预言家的过错。

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拉丁语：flepidvs，约公元前89—前13年或前12年）古罗马贵族政治家，公元前43年开始统治罗马的后三头之一。——译者注

昆图斯·塞多留（quintussertorius公元前122—前72年）是罗马共和国后期的一位著名将领。他久经沙场，功勋卓著，在马略、苏拉党争中成为马略党的一员悍将。马略党瓦解后，他又来到罗马西部行省西班牙，率领当地民族对罗马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译者注

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拉丁文：vcrassvs，约公元前115—前53年），罗马将军、政治家，在罗马由共和国转变为帝国的过程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克拉苏出身在富有的上流阶级，后来又在上级（苏拉）的默许下迫害政敌、滥用职权，他也是一位成功的黑心奴隶商人，不择手段地敛财。所以他在一生中聚敛了巨大的财富，所以后人认为他是罗马历史中最富裕的人，也是世界历史中最富裕的人之一。——译者注

盖乌斯·马略（gaiusmarius，公元前157—前86年），出生于阿鲁匹，是古罗马著名的军事统帅和政治家，曾进行军事改革，实行募兵制，击败日耳曼人。——译者注

按照罗马的政治法，特任官的职权（proconsule，propraetore，proquaestore）可源于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源于在罗马城以外办理公务所适用的原则，即官职延至法定期限为止，官权却须延至继任者到来为止，这是最早、最单纯而又最常见的办法。第二种方式源于正当的机构——特别是人民大会，以后元老或许也这样做——任命一个宪法上未规定的长官，此官在其他方面都与常任官一样，但为了表示官职的特殊性，仅自称为“代理副执政官”或“代理执政官”。还有几个官吏也属于这一类，就是先用一般方法任命财务官，然后特别赋予他们副执政官甚至执政官的职权（quaestorespropraetore或proconsule）。例如，罗马纪元679年即公元前75年，普布利乌斯·伦图卢斯·马尔塞利努斯（publiuslentulusmarcellinus）去往昔兰尼；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格涅乌斯·皮索去往近西班牙；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加图去往塞浦路斯，都是这种性质。第三种是特别官吏的职权基于最高官吏的委托权。如果最高官吏离开管辖区域或因其他原因不能行使他的职权，他可以命他身边的一个人做他的代理，人称legatuspropraetore；如果人选落在财务官身上，那么这财务官便名为quaestorpropraetore。同样，如果最高官吏手下没有财务官，那他可以让他的一名随员担任财务官一职，这随员便名为legatusproquaestore，这个名称大概首见于罗马纪元665—667年即公元前89—前87年任马其顿省长副官的苏拉在马其顿造的四德拉克马银币上。不过最高官吏在行使职权上未遇阻碍，竟一就职便立即将最高权力赐予他手下的一个或几个人，这与代理的性质不符，因而为旧时的政治法所不容。就这一点来说，代理执政官庞培的代理副执政官（legatipropraetore）是一种创新，在种类上已与帝国时代占很重要地位的代理副执政官相似。

奥卢斯·伽比尼乌斯（拉丁语：avlvscabinivs；活动时期：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国务活动家，是罗马共和国末期的重要政治人物，是格涅乌斯·庞培的支持者。——译者注

据传说，罗慕路斯王被众元老肢解。

位于土耳其中部的卡帕多奇亚，以其童话般的斑点岩层而闻名：奇特的岩石构造、岩洞和半隐居人群的历史遗迹令人神往。这里起初是基督教徒躲避罗马迫害的避难处，公元4世纪，一群僧侣建立了卡帕多奇亚的主要部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