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拉（sulla）体制继续存在

苏拉体制仍旧岿然不动。雷必达（lepidus）和塞多留（sertorius）曾冒险予以攻击，但终以失败告终，好在并无多大损失。的确，政府没有秉承其开创者积极进取的精神完成未完成的伟业。对于苏拉指定用于分配但还未分配出去的土地，政府既不进行分配，也不直接放弃对它们的诉求，而是容许原先的土地主暂时拥有土地，但不规定他们的所有权，甚至允许个人根据旧有的占田制任意侵占许多未经分配的苏拉公地——无论是法律上还是实际上，该占田制都已为格拉古改革所废，这就是政府的特性。苏拉法规中，但凡于贵族党（optimates）无关紧要或不甚方便的部分，他们都不予理睬或断然取缔，例如，剥夺整个公社公民权的判决，不许兼并新农场的禁令，以及苏拉授予某些公社的特权——当然，他们不会将为申请减免所缴纳的款项发还给这些公社。但是，政府颁布的这些条例违反了苏拉法令，动摇了苏拉体制的根基，森布罗尼法（sempronianlaws）基本作废，再无复兴之日。

民主制度遭到破坏粮食法企图恢复保民官权

诚然，有人想重建格拉古体制，也有人计划通过政制改革逐步达到雷必达和塞多留企图借革命达到的目的。苏拉一死，政府就迫于雷必达煽动民心的压力，同意有限制地恢复粮食分发制度（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而且政府也竭尽所能满足首都无产阶级在重大问题上的要求。尽管有这些粮食分配制度，但海盗猖獗致使粮价高涨，罗马遭遇严重饥荒，因而导致了罗马纪元679年即公元前75年的街头暴动，政府特别命人采购西西里的粮食，这才暂时渡过了极为严峻的危局。罗马纪元681年即公元前73年，众执政官又颁布粮食法，规定从今往后可采购西西里的粮食，这虽牺牲了当地人民的利益，但却使政府更有能力应付此类灾祸。然而，一些次要分歧点，即恢复保民官的旧有权限和废除元老审判厅，也不断成为鼓动民众的议题，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抵抗较为坚决。早在罗马纪元678年即公元前76年，雷必达一落败，保民官卢奇乌斯·西奇尼乌斯（luciussicinius）就开始对这一职位提出异议，此人可能是四百多年前首次就任此职的同名人的后裔，但此举遭到现任执政官盖乌斯·库里奥（gaiuscurio）的反对，使其最终归于失败。罗马纪元680年即公元前74年，卢奇乌斯·昆克提乌斯（luciusquinctius）又开始煽动人心，但却受执政官卢奇乌斯·卢库勒斯（luciuslucullus）的权威所惑，放弃了他原先的计划。次年，盖乌斯·李奇尼乌斯·玛凯尔（gaiusliciniusmacer）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这项事业，他是那个时期的典型代表，将自身所学运用于公众活动，并劝公民仿照他在编年史中读过的方法拒绝应征入伍。

废除元老审判厅

元老陪审团司法处置不当，也引得民众怨声载道，而这些怨愤又颇有依据，如稍有势力的人就难以获罪。不仅同僚怜悯同僚在情理之中，已被控告或将被控告之人怜悯当下被控告的不幸罪人也不意外，而且陪审人员出售表决权也不再罕见。审判证明几位元老犯有此罪：人们指出其他同样有罪的人；最有名望的贵族党人如昆图斯·卡图卢斯（quintuscatulus）在元老院公然承认这些怨言确有依据；有几次，如罗马纪元680年即公元前74年，个别突出案件使元老院不得不考虑采取措施制止陪审团受贿，当然，这仅仅只延续到最开始的叫嚣已经平息，而事情也得以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为止。这种万恶的司法结果在抢劫和凌虐外省人上尤其明显，相较而言，以前的暴行都似乎尚可忍受，也并无过分之处。偷窃和抢劫在一定程度上已趋于合法化；治贪所可视作这样一个机构，即向从各地归来的元老征税，以使留在国内的元老获益。一位受人尊敬的西西里人，因不愿助统治者作恶，便在毫不知情也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就被统治者判处死刑。甚至各省的罗马公民，若非骑士或元老，也不免身受罗马官吏的棍棒、斧头之苦，罗马民主最早的功绩——生命和人身安全——也开始被当权的寡头政治无情践踏。于是对各省官吏以及在道德上共担此罪责的不义法官，人们颇有微词，甚至罗马广场的民众也听信了这些言论。当然，反对党不忘在法庭上——这几乎是他们所剩的唯一场所——攻讦他们的对手。只要年纪许可，年轻的盖乌斯·恺撒（gaiuscaesar）也积极参与那恢复保民官权的运动，罗马纪元677年即公元前77年，他传讯苏拉一位最德高望重的党人——执政官格涅乌斯·多拉贝拉（gnaeusdolabella），又于次年传讯另一位苏拉军官——盖乌斯·安东尼（gaiusantonius）；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马尔库斯·西塞罗（marcuscicero）查办盖乌斯·维列斯（gaiusverres），此人是苏拉手下一个最卑鄙的奴才，对各省人民而言也是一头最恐怖的猛兽。黑暗时期人权泯灭的景象，各省人民遭受的可怖苦难，以及罗马刑事司法的可耻状态，都一次又一次以意大利式的华丽辞藻和辛辣讽刺呈现在集会民众面前。死去的头目及其未死的爪牙，也都遭到无情的怒骂和嘲笑。共和国的自由、强盛和繁荣似乎借着原始神圣的魔力与保民官权的持续紧紧相依。恢复保民官的全部权力，重建“稳固的”骑士法庭，再兴苏拉废除的审查制度，以便肃清最高统治机构的腐败和有害分子，这都是民众党拥护者每日高声疾呼的诉求。

民主运动并无结果

然而，事情至此却并无进展。流言和叫嚣不在少数，但正当和过分地批判政府，都无法获得真正的结果。只要没有军事干预，实权就仍掌握在首都公民的手里，而群集于罗马街道，在罗马广场选举官吏、制定法律的“公民”，实际毫不优于主政的元老院。无疑，政府必须要在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地方向他们妥协让步，森布罗尼粮食法之所以能够复兴，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不过我们无法想象，这些民众会为一种观念甚至是一项明智的改革而认真起来。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形容雅典人的话，正好可以应用到这个时代的罗马人身上——人们立于讲台周围聆听改革议案时，都十分积极地采取行动，但只要他们一回到家，便没有人会再想到他们在广场听到的言论。无论这些平民党的鼓动者如何煽风点火，都是徒劳无功，因为压根没有燃料。政府对此了然于心，在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上决不做出任何让步，最多只同意（约罗马纪元682年即公元前72年）赦免一部分与雷必达一同被逐的人。所有让步都出自温和贵族的试行调解，而非平民党的压迫。温和贵族党仅存的领袖盖乌斯·科塔（gaiuscotta）在罗马纪元679年即公元前75年任执政官时通过了两项法律：一项跟审判庭有关，次年就又被废除；另一项则撤销苏拉那条“曾任保民官之人不得再任其他官职”的法令，但并不取消其他限制。这种法律同一切折中之法一样，引起了双方的不满。科塔不久之后便死去（约罗马纪元681年即公元前73年），倾向于改革的保守党因科塔早逝而失去了他们最显要的领袖，又被夹在日益突出的两个极端问题中间，声势一天比一天衰弱。但说到这两个极端问题，政府党虽卑鄙懈怠，却遇上同样卑鄙懈怠的反对党，政府党必然占据上风。

政府与庞培将军之间的争端

但政府党人的期望却不止于获得元老院的尊位和贵族的别墅，一旦他们与政府党的分歧愈加明显，那有利于政府的局势便会发生改变。站在这些人最前面的是格涅乌斯·庞培（gnaeuspompeius）。毋庸置疑，他是一个苏拉党人，但我们已经指出他在自己的党派中如何惴惴不安，他虽为官方认定的贵族护卫和战士，但他的血统、他的过往、他的希望又使他与贵族之间分离开来。在庞培将军远征西班牙期间（罗马纪元677—683年即公元前77—前71年），那已然明显的裂痕进一步扩大，到了无法修复的地步。政府命他与他们真正的代表昆图斯·梅特路斯（quintusmetellus）搭档共事，并非是出于自愿，实属无奈之举，他却反过来指责元老院——此举或许不是没有理由，说他们不是疏忽大意便是心怀鬼胎，置西班牙军队于不顾，致使军队战败，远征的前途也因此陷入危境。如今他回来了，率领一支惯于征战且完全效忠于他的军队，以胜利者的姿态凌驾于他公开和秘密的敌人之上，为他的士兵谋求田地，为他自己谋求凯旋礼和执政官之职。后面的要求是不合法的，庞培虽几次以非常手段夺取最高职权，但他至今未担任任何常规官职，甚至没有做过财务官吏，一直不是元老院的一员。按规定，未担任过低级官职的人不得任执政官，未掌握过常规的最高职权的人不得行凯旋礼。若他要竞选执政官，元老院依法有权命他先竞选财务官；若他要求凯旋礼，元老院也有权让他想想伟人西庇阿的所作所为，在同样的情况下，西庇阿放弃了征服西班牙的凯旋礼。关于许给他部下士兵的土地，庞培在宪法上同样要仰仗元老院的善意。然而，即便元老院——因为他们心怀怨恨的同时也是软弱的，这一点可以想象——就此妥协，许这位战胜将军以凯旋礼、执政官之职和分田，以作为他处死平民党领袖的报偿，但是寡头党能给这位三十六岁将军的最高荣耀，也不过是让他位于一长串元老院的和平“凯旋将军”之列，最终在闲散的元老生活中光荣湮灭。他心中真正渴求的是米特拉达特斯战争（mithradaticwar）的统帅之职，这是元老院绝不会自愿赠予他的东西。为了他们自己深知的利益，寡头党绝不能允许他在非洲和欧洲的战利品之外再加上第三洲的战利品。无论如何，东方易于大量采摘的桂枝，都要留给纯粹的贵族去攀折。但如果这位名将不能在当权的寡头政治中获益，那他除了与平民党合作外，别无他法，因为要以纯粹私人的身份公然实行王朝政策，时机尚不成熟，庞培的心性也不适宜。苏拉宪法没有个人利益来束缚他，在更民主的体制范围内，他即便不能更好地追求个人目标，起码也不会太差。另一方面，他在平民党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关于政治领导问题，这位英雄束手无策，甚至有几分木讷，平民党那些积极敏锐的领袖有意愿也有能力助他脱困，但他们太渺小，不能甚至不愿与这位名将争首位，尤其不能甚至不愿与他争最高军事统帅之职。甚至盖乌斯·恺撒这位最显要的领袖也只不过是个少年，为他赢得名望的绝非他那热情洋溢的民主雄辩术，而是他那大胆的行径和时髦的债务，倘若这位举世闻名的“凯旋将军”让他做政治助手，他必会感到无上光荣。像庞培这样虚荣自负又能力不济的人，通常很看重名望却又不愿承认这一点，这位少年将军既然使平民党那几乎无望的事业获得胜利，必然享有极高声望。如此一来，他替自己和部下士兵所要的胜利报偿必然不求自来。一般而言，如果寡头党被推翻，反对党又没有其他的重要领袖，那么庞培似乎就可以全靠自己来决定他将来的地位。毫无疑问，这支军队才刚刚从西班牙战胜回国，仍稳固地驻扎于意大利，其将军若投归反对党，结果必会推翻现有的秩序。政府和反对党同样势单力薄，一旦反对党不再仅靠演说来斗争，而以一位战胜将军的刀剑为武器支持他们的要求，政府必然覆灭，甚至可能不战而败。

军事领袖的联合和民主政治

于是，庞培和平民党不得不联合。双方或许并不乏私人的嫌恶：战胜将军不可能喜欢街头演说家，街头演说家也不可能乐于将杀死卡尔博（carbo）和布鲁图斯（brutus）的凶手当作自己的领袖，但政治需要至少暂时高于一切的道德顾虑。

然而，结成这一联盟的并不只有平民党和庞培。马尔库斯·克拉苏（marcuscrassus）的地位与庞培几近相同，尽管他与庞培同属于苏拉党，但他的政策却与庞培的无异，都是以个人政策为主，而且绝不是当权寡头党的政策。他现在也在意大利，统领着一支刚刚镇压了奴隶叛乱的得胜大军。究竟是联合寡头党来对抗该联盟，还是加入该联盟，他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他选择后者，无疑，这是较为稳妥的办法。他既有巨额的财富，又有左右首都各帮会的影响力，因而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个有用的盟友。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元老院只有他这支可用来对付庞培的军队，若这支军队加入自己的对立面，则是个极大的噩耗。况且平民党与那位过于强大的将军联合，心中或许有些不安，他们乐见马尔库斯·克拉苏与他共事，与他抗衡，或许未来还会是他的敌人。

于是，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夏，平民党与两位苏拉党将军格涅乌斯·庞培和马尔库斯·克拉苏达成了第一次联合，两位将军采纳了平民党的党纲；作为回报，他们可即刻获准成为次年的执政官，同时庞培也将获得凯旋礼，并如愿为他手下的士兵争得分田，而克拉苏作为斯巴达克斯（s#fn_4">[4]——也只是一位在法律上有权担任将军之职的长官依公民决议，奉命指挥一场特定的远征行动。

然而时至今日，公民不仅要把最高长官的非凡特权随意赐予任何一个平民，而且还要将他们明确规定的权限给他。元老院必须从众执政官中选出这个人，但这也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补救措施。之所以将选择权留给元老院，只因为实在别无选择，在群情激昂的民众面前，元老院不能把海上和海岸的主帅之职交给除庞培以外的其他任何人。但是比在原则上否定元老政权更危险的，是一旦建立起几乎无限制的军事和财政权力机关，元老政权实质上便如同废止。以前将军的任期为一年，职权范围限于指定的一个省份，所得的兵力和财力也受严格限制，而这个新设的特任官职，从一开始就有三年的任期保证，当然，不排除有进一步延长的可能性，其管辖区域占所有省份的大半，甚至昔日不属于军事管辖区的意大利也在其中，国家士兵、船只和钱财都听其调遣，几乎毫无限制。甚至我们刚刚提到过的罗马共和国法律中的早期基本原则，即没有公民协同参与便不能将最高军权和政权授予他人，也因顾及这位新任主帅的利益而遭到破坏。因为对于他将任命的这二十五位副官（adjutant），该项法律预先授予其执政官官职和执政官特权，罗马共和国的最高官职反倒从属于一个新设官职。要为其寻得一个合适的名称，还需留待将来，但其实它现在就已经涉及到君主制了。这是现有秩序的一次彻底变革，该法案为此奠定了基础。

庞培和伽比尼乌斯法（gabinianlaws）

一个人刚刚才显示出他十足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无能，但他所采取的举措却如此雷厉风行，这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不过庞培此次行事比他任执政官期间更加决断，其原因很好解释。现在的问题不是他即刻站出来做君主，而是他应该采取一项非常的军事措施，为实行君主制做准备。尽管这项举措具有革命性，但却仍然可以在现行的政制形式之下得以实施，并最先使得庞培达成他所期望的旧目标，即掌握远征米特拉达特斯和提格兰（tigranes）的指挥权。

他也能以权宜之计为重要借口，为解除元老院兵权一事做辩护。庞培不会忘记，数年前依照相同原则制定的一项肃清海盗的计划，因元老院管理不善而归于失败；他也不会忘记，西班牙战争时，元老院罔顾军队生死，一味理财，致使战事陷入危局。他不会不知道，大多数贵族如何看待他这个苏拉党的叛徒，如果他同意去东方做一个仅拥有普通权力的政府将军，那他又会遭遇何种命运。因此，他表示，若要他担任这个统帅，首先必须赋予他独立于元老院的地位，这自是理所当然，公民也应该立即同意。再者，我们可以想象，两年前庞培隐退时他身边的人肯定非常愤懑，他这次行动之所以如此迅速，很可能也是受他们怂恿所致。召回卢库勒斯、征伐海盗的法案，是由保民官奥卢斯·伽比尼乌斯（aulusgabinius）提出来的，此人财势衰颓、道德败坏，但却是个圆滑的谈判家、大胆的演说家、勇猛的战士。庞培说他根本无意担任海盗战争的主帅，他只想在家休息，这话虽然没有多大诚意，但其中或许也有几分真实性；这位大胆而活跃的门客与庞培及其亲近的朋友来往甚密，完全看透时局、洞悉时人，在很大程度上他并不愿那目光短浅、毫无谋略的保护主干预他做这一决定。

与伽比尼乌斯法有关的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