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库勒斯跨越幼发拉底河
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的任务不仅仅是为发动战争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外交借口，同样也是为了劝服叙利亚各君长，尤其是劝说各个城邦联手对抗国王。在罗马纪年685年（即公元前69年）春，攻打正式开始了。冬季时，卡帕多奇亚王已暗备船只；罗马人已经登船从梅利泰内横渡了幼发拉底河，再借道陶鲁斯，一路到了底格里斯河。卢库勒斯又从阿米达（amida，迪亚巴克尔）跨过此河，沿着亚美尼亚南方边界新建的第二个首都提格兰城与旧都城阿塔克萨塔（artaxata）相连的大道行军。由于同罗马人的纷争，大帝暂时终止了征服地中海的计划，从叙利亚撤兵，驻扎在提格兰城。他计划着从西里西亚和利考尼亚（lycaonia）入侵罗马的亚细亚城，并且在揣测罗马人是会马上撤出亚细亚还是会先下手为强——可能在埃弗索（ephesus）对他开战。这时，一个信使来报卢库勒斯正继续进军，可能会切断他到阿尔塔沙特的道路。他很生气，下令将信使斩了。但是恼人的事实依旧如故，本来他准备离开提格兰城，向亚美尼亚的腹地前行，在那里召集军队对抗罗马——这件事到现在还没做。与此同时，密德罗巴赞（mithrobarzanes）由手上实际的军队和仓促召集的贝都因部落，共同牵制着罗马军队。但是，密德罗巴赞派出的士兵被罗马的先锋击溃，阿拉伯人也被塞克斯提利乌斯（sextilius）的一支分队击溃。卢库勒斯抢占了从提格兰城到阿尔塔沙特的大道。罗马的一支小分队沿着底格里斯河右岸北上追击大帝，卢库勒斯亲自渡河到左岸，朝提格兰城进军。
提格兰城之战
守军对罗马军队发起猛烈进攻，弓箭如暴风骤雨般袭来，他们又用石脑油焚毁其用来围困的装备，让罗马人开始意识到伊朗战事的新危险。勇猛的指挥官曼凯乌斯（mancaeus）在城中坚守，直到王室的援军终于由帝国各部和容许亚美尼亚官吏征兵的邻国集合起来，穿过东北各隘口前往首都进行支援。领袖塔格西莱斯（taxiles）在米特拉达特斯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劝提格兰避免交战，并建议他用骑兵包围罗马的小部队，让他们饿死。但罗马将军已决定开战，国王见他们率领不到一万人的军队来对抗自己兵力强其二十倍的军队，并且罗马人还勇猛地渡过了分隔两军的河流。他看见一边是“为使团太多，为军队过少”的小队人马，另一边是他自己的庞大军队，这些来自黑海、里海的人与来自地中海、波斯湾的人在此聚集，仅仅是让人望而生畏的长矛铁骑也多于卢库勒斯的整支军队，其中甚至还不乏按罗马式武装的步兵。于是提格兰当机立断，决定如敌人所愿开战。但亚美尼亚军仍在排兵布阵，卢库勒斯眼光非常锐利，发现他们忘了把守一个能够俯瞰其全部骑兵阵地的高地。于是他连忙率领两个军团攻占高地，与此同时，他兵力薄弱的骑兵队从侧面发动进攻，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他一到达高地，便率领小分队进攻敌军骑兵的后方。敌军的骑兵全军覆没后，他又猛攻敌军尚未完全组建完成的步兵，致使亚美尼亚的步兵落荒而逃。战胜方的公告上说，十万亚美尼亚人和五名罗马人阵亡，国王扔掉了他的头巾和王冠，带着几个骑士疾驰逃走，没有人认出他来。这公告是卢库勒斯仿照其老师苏拉的手笔写的。罗马纪元685年（即公元前69年）10月6日这一天，罗马人在提格兰城下所赢得的这场胜利，仍然是罗马的光荣战争史中最为辉煌的胜利。这场胜利不仅辉煌，而且意义重大。
亚美尼亚人的战利品尽归罗马人所有
底格里斯河以南所有从帕提亚人和叙利亚人手中夺来的土地，在战略上都不再属于亚美尼亚人了，大部分都落入到战胜者之手。大多数希腊人被迫移居此处，如今他们奋起对抗守军，为罗马军队大开城门，士兵们进城后便大肆劫掠。亚美尼亚的总督马伽达底已经撤掉了西里西亚和叙利亚的队伍以增强提格兰城下援军的兵力。卢库勒斯向叙利亚最北部的科马吉尼进军，对其都城萨撒摩撒他（samosata）发动猛攻。他没有到达叙利亚本部，但远至红海的希腊人、叙利亚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的统治者及民社都将罗马人奉为君主，并派遣使者前来表达敬意，甚至提格兰城以东的科杜内亲王也俯首称臣。然而，国王的兄弟古拉斯（guras）在尼西比斯占地为王，占领着两河流域。卢库勒斯始终自诩为希腊人民的保护者，在科马吉尼，他将塞琉古家族的一个王子安条克（antiochus）推上了王位。安条克—亚细亚人在亚美尼亚人撤退之后，便回到了安条克，卢库勒斯承认他为叙利亚王。他将被迫迁至提格兰城的居民送回到他们的家园。国王无尽的积蓄和宝藏——粮食多达三千万梅丁，单是提格兰城的钱财就有八千塔兰特——使卢库勒斯能够不开国库而支付战费。除了充裕的给养之外，士兵们每人还能得到八百第纳尔的奖金。
提格兰与米特拉达特斯
提格兰国王深感沮丧，他生性懦弱，处于顺境时便傲慢自大，处于逆境时便胆小怯懦。如果没有老米特拉达特斯，他或许能与卢库勒斯达成协议，国王有充分的理由作出巨大牺牲来换取这份协议，罗马将军也有在可接受范围内达成协议的理由。米特拉达特斯没有参与提格兰城周围的战事。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六、七月间，他在被软禁了二十个月后，由于国王与罗马人发生分歧才被释放。国王派他率领一万名亚美尼亚骑兵前往他的故国，威胁敌人的交通。国王召集全部兵力解救所建都城，但米特拉达特斯还未在那座都城有所作为便被召回，来到提格兰城下，遇到了正逃出战场的群众。上自国王，下至普通士兵，所有人都认为没有胜利的希望。但如果提格兰现在提出议和，不仅米特拉达特斯会失去复国的可能性，而且议和的第一个条件必定是把他交出来。提格兰无疑会用昔日博库斯对待朱古达的方法来对待他。因此，米特拉达特斯倾尽了全力来阻止这种转变，说服亚美尼亚朝廷继续作战，他在战争中已没有什么可失去了，却可能得到一切。尽管米特拉达特斯失去了王位，逃亡国外，但他在亚美尼亚朝廷里的势力却不容小觑。虽已年逾六十，他仍然精神抖擞，孔武有力，还能披着铠甲跃上马背，徒手格斗时寸步不让，不亚于最优秀的兵士。岁月和命运似乎磨砺了他的精神，早年时他通常派将军率兵出战，绝不亲自直接参战，到了晚年却亲自率兵在战场上搏斗。在他统治的五十年间，对于那些见证了多次史无前例变故的人来说，国王的事业绝不会因提格兰城之战的失败而告终。反之，卢库勒斯的境遇已经非常艰难，如果现在不议和，而是继续作战的话，他一定会陷入更为危险的境地。
战争再次爆发
这位饱经世事的老将与提格兰国王的关系如同父子一般，现在又用自己的个人魅力打动了国王，以他的魄力征服了那个懦夫，因此国王不仅决心继续作战，而且将战争的政治和军事指挥权委托给了米特拉达特斯。现在，战争由内阁竞赛转变成了全亚洲民族的战争。亚洲的君主和人民都应该为此事团结起来，以共同抵抗专横自大的西方人。人们竭尽全力调解帕提亚和亚美尼亚人的矛盾，说服他们团结一致对抗罗马。在米特拉达特斯的建议下，提格兰提出条件，把亚美尼亚人攻占的美索不达米亚、阿迪亚波纳和大峡谷，全部归还给阿萨息斯王家的神主弗拉特斯（phraates，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即位），并与之建立友好的同盟关系。但是，由于之前发生的种种事情，这一建议恐怕不会顺利地为人所接受。弗拉特斯更愿意与罗马人而非亚美尼亚人缔结条约，以巩固幼发拉底河的疆界。在可恶的邻国和恼人的异族纷争不断之时，他宁愿袖手旁观。米特拉达特斯对东方各族的号召，比他对各国君主的请求更见成效，这场战争可以被称为东方对西方的民族战争，因为它本就是如此。此战也可以视为宗教战争，他宣称卢库勒斯（lucullus）军队的目标是波斯南尼亚神（nanaea，又名阿奈提斯）在以莱美斯（elymais，今卢里斯坦）的庙宇，这是整个幼发拉底河流域最著名、最殷富的神庙。在两位国王的号召下，远近各处的亚洲人蜂拥而至，团结一心以反抗不虔诚的异族，保护东方及其神灵。但事实已经证明，不仅集合庞大的队伍毫无用处，而且真正有能力行军打仗的队伍在这支大军中也成为了无用之物，被卷入全军覆没的危险之中。米特拉达特斯首先致力于发展在西方人中最弱、而在亚洲人中最强的兵种——骑兵。在他新编的队伍中，一半都是骑兵。至于步兵，他从应征入伍的士兵和志愿军中精心挑选合适的人，命其本部的军官训练他们。一支庞大的军队很快就集合于国王的麾下，然而这支军队的用途并不是一到战场上就与罗马的老兵决一胜负，而是仅限于防守和小规模作战。米特拉达特斯在上次的战役中就采取了不断退让、避免交战的方法，这次他仍然采取相似的战术，将亚美尼亚本部作为战场——此地是提格兰的祖传疆土，尚未完全受到敌人的侵害，而且就其自然状态和居民的爱国精神而言，它非常适于这种战争。
首都和军中对卢库勒斯表示不满
罗马纪元686年，即公元前68年，卢库勒斯陷入了困难重重且日益危险的境地。尽管他屡立战功，罗马城的人民却对他怨声载道。元老院认为他做事草率鲁莽，他得罪的资本阶级想尽一切阴谋诡计，并用行贿的手段将其罢免掉。公正和不公的控诉终日在罗马广场回荡，有人认为这位将军有勇无谋、贪婪叛逆，根本就不是罗马人；有人认为不应该赋予这样的人以无限的权力——两个平常省长的职务和一个重要的非常统帅之职。元老院采纳了后者的意见，竟然指派一名副执政官做亚细亚省长，执政官昆图斯·马尔库斯·雷克斯做西里西亚省长，并率领三个新兵团，使卢库勒斯只担任对抗米特拉达特斯和提格兰的统帅。
这些起于罗马的指控在伊里斯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军营中得到了危险的响应，更为危险的是，几个军官——包括将军的姻亲兄弟普布利乌斯·克劳狄乌斯（publiusclodius）在内——借此煽动士兵。上述诸人故意散播谣言，声称卢库勒斯现在想使远征帕提亚与本都—亚美尼亚战争联合进行，结果士兵们更加义愤填膺。
卢库勒斯进军亚美尼亚
然而，当政府和士兵们愤愤不平的情绪使得战胜的将军有被罢免和叛乱的危险时，他自己却像一个不顾一切的赌徒，继续加大赌注，增加风险。他的确没有进攻帕提亚，但提格兰既不表示和解，又不如卢库勒斯所愿，再度进行一场激战。卢库勒斯便决定从提格兰城进攻，穿过凡湖一带的险峻山地，进入东幼发拉底河（即阿萨尼亚斯［arsanias］）流域，然后由此进入阿拉克斯河（araxes）流域，亚美尼亚本部的首都阿尔塔沙特就位于阿拉拉特山的北坡，历代国王的城堡和后宫也坐落在这里。他希望能通过威胁国王所居住的城堡，以强迫他在途中或至少在阿尔塔沙特前方作战。当然，他必须得留下一支分队驻守在提格兰城。由于行军有可能再遭覆灭，所以只好削弱本都的兵力，再从那里集合部队进军提格兰城。可是最主要的困难是亚美尼亚的夏季很短，这非常不利于军事行动。亚美尼亚高原海拔五千英尺以上，埃尔泽鲁姆（erzeroum）的小麦到六月初才发芽，九月收割的时候冬天就到来了。罗马军队必须最多在四个月内抵达阿尔塔沙特，并结束战争。
罗马纪元686年（即公元前68年）仲夏，卢库勒斯从提格兰城出发，他要经过比特利斯山隘口，然后向西行至凡湖，到达穆什（musch）高原，进入幼发拉底河流域。罗马军队一直在与敌军的骑兵，尤其是骑射兵进行非常恼人的小规模战斗，行军十分缓慢，但并未遭遇重大阻碍。亚美尼亚的骑兵在幼发拉底河的渡口严防死守，罗马军队冲破其防线，强渡过河。亚美尼亚的步兵也出现了，罗马军队想将他们卷入战斗之中，但没有成功。因此，罗马军队抵达了真正的亚美尼亚高原，并继续行军至不明之地。他们没有遭遇过真正的不幸，可单是险峻的地形和敌军的骑兵就不可避免地延缓了行军的速度，这是很大的不利。在他们距离阿尔塔沙特还有很长一段路程时，冬季便已经来临。意大利士兵眼见四周都是冰天雪地，严厉的军纪就如绷得太紧的弦一样，戛然而断了。
卢库勒斯撤退至美索不达米亚
正式的兵变迫使将军不得不下令撤退，他用一贯的技巧完成了此次撤退。卢库勒斯安全抵达美索不达米亚，该地的气候仍适于继续行军，他渡过底格里斯河，以大部兵力进攻尼西比斯（nisibis），这是亚美尼亚属下的最后一城。国王汲取了提格兰城下的经验，因此较为明智地对尼西比斯置之不理。尽管该城有坚固的防御，最终还是在一个雨夜被攻破，卢库勒斯的军队不仅获得了丰厚的战利品，还夺取了舒适的冬营，这冬营与去年提格兰城相比较也毫不逊色。
在本都和提格兰城的斗争
然而，与此同时，敌人倾其全部兵力攻击罗马驻守在本都和提格兰城的薄弱军队。提格兰国王强迫提格兰城的罗马指挥官卢奇乌斯·法尼乌斯——即以前塞多留和米特拉达特斯的中间人——入驻一座堡垒，并将他困在里面。米特拉达特斯率领四千亚美尼亚骑兵和四千自己的骑兵进入本都，作为解放者和复仇者号召全国人民奋起对抗公敌。举国上下都响应了他的号召。分散的罗马士兵通通被逮捕处死，本都的罗马将领哈德良率兵与其对抗，国王昔日的雇佣兵和许多随军为奴的本都人纷纷投靠敌军。这场兵力悬殊的战争持续了两天。只因本都王受了两处伤，不得不撤出战场，罗马指挥官才有机会结束这败局已定的战争，带着残余部队进入卡比拉（cabira）。卢库勒斯另一名果敢的副将特利亚里乌斯（triarius）碰巧来到这个地方，又收编了一些队伍，在与本都国王的斗争中取胜。但他的兵力不足以将国王再度逐出本都，因此只得眼看着国王在科马那驻扎冬营。
继续撤退至本都
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的春季随之来临。罗马军队聚集于尼西比斯，士兵们在冬营中无所事事，将军又经常不在军营，因此军队越来越不服从命令，不仅他们强烈要求撤退，而且出现了一种非常明显的情况——如果将军不率领他们回国，他们便自行解散。军中物资匮乏，卢奇乌斯·法尼乌斯和特利亚里乌斯身处困境，他们派人恳请将军支援。卢库勒斯怀着沉重的心情不得已让步，放弃了尼西比斯和提格兰城，也抛下了其远征亚美尼亚的美好愿景，回到了幼发拉底河右岸。卢奇乌斯·法尼乌斯获救，但在本都，救援已经为时过晚。特利亚里乌斯的兵力不足以与米特拉达特斯抗衡，他坚守在加佐拉（gaziura，位于伊里斯河上的土耳克萨尔，在托卡拉以西），将辎重都留在了达达萨。但是，在米特拉达特斯围攻达达萨之时，罗马士兵因担心失去他们的财物，便强迫其统帅离开这个安全的地方，在加佐拉和齐拉（ziela，即zilleh）之间的斯科特斯高地上与国王交战。
本都的罗马军在齐拉战败
特利亚里乌斯所预料的果然发生了。尽管面临极其英勇的抵抗，国王亲自率领的一翼仍冲破罗马防线，将罗马步兵逼入了一条泥涧中。他们进退两难，遭到了残酷无情的屠戮。国王被一个罗马百夫长所伤，后者也因此牺牲了自己的性命。罗马军营被攻陷，步兵的精锐士兵与几乎全体中下级军官尸横遍野，尸体就这样遗弃在战场上，无人收埋。当卢库勒斯来到幼发拉底河右岸时，告知他战败消息的不是他自己的士兵，而是当地的居民。
士兵叛变
伴随着这次战败而来的是军事阴谋的发生。正在这时，从罗马传来一个消息，说人民大会已决定，准许依法服役期满的士兵，也就是芬布里亚旧部退伍，并任命本年的两位执政官为本都和比提尼亚的统帅。卢库勒斯的继任者、执政官曼尼乌斯·阿奇利乌斯·格拉波里奥（maniusaciliusglabrio），早已在小亚细亚登陆。解散最勇猛最易暴动的兵团，召回统帅，再加上齐拉战败的影响，正在将军最需要权力约束之时，军中的权力约束已荡然无存。他在小亚美尼亚的塔劳拉附近遭遇本都的军队，本都军的统帅是提格兰的女婿——米底亚的米特拉达特斯，他已在一次骑兵之战中打败了罗马人，国王的主力部队正由亚美尼亚向此处进军。西里西亚的新省长昆图斯·马尔奇乌斯（quintusmarcius）在率领三个兵团前往西里西亚赴任的途中，来到了利考尼亚，卢库勒斯派人向他求救，马尔奇乌斯声称他的士兵们不愿前往亚美尼亚，他派人请求格拉波里奥担任人民所委托的元帅一职。此事现在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且危险，因此格拉波里奥不愿接任。为了避免与亚美尼亚和本部的联军在塔劳拉交战，卢库勒斯不得不保留军队指挥权，并下令进攻前进的亚美尼亚人。
继续撤退至小亚细亚
士兵们奉命进军，但当他们来到一个分岔路口时，一条路通往亚美尼亚，另一条通往卡帕多奇亚。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后一条，前往亚细亚省。在那里，芬布里亚旧部要求即刻退伍，虽然统帅和其他队伍恳求他们放弃这一要求，但他们却仍然坚持：如果冬季到来时还没有敌军进犯，他们便解散。事实果真如此。米特拉达特斯不仅几乎再次占领了他的全部疆土，而且他的骑兵遍布整个卡帕多奇亚，远至比提尼亚。阿琉巴赞王求助于马尔奇乌斯，求助于卢库勒斯，求助于格拉波里奥，但都只是徒劳。一场指挥得如此精彩的战争竟然得到了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如果仅从军事成就来说，罗马将军中再没有人能像卢库勒斯那样以如此微小的物力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苏拉的才能与好运似乎转移到了其弟子身上。在那种情形之下，罗马军居然能安然无恙地从亚美尼亚回到小亚细亚，这可谓是军事上的一个奇迹。据我们的判断，这个奇迹远远超过色诺芬（xenophon）的撤退。健全可靠的罗马兵制与低效无能的东方兵制无疑是此事的主要原因，但无论如何，此次远征统帅的英名应在第一流的良将之列。如果卢库勒斯的名字不列在此之列，那么其原因只在于他所参与的战争没有在军事上传颂至今，而且评判的标准是：在任何事尤其是战事上，除了最终的结果外一切都无足轻重，而这次的结果是完败。战局的最后转变，主要是士兵的叛变，导致一场长达八年的战争最终一无所获。罗马纪元687—688年（即公元前67—前66年）冬季，罗马重新回到了罗马纪元679—680年（即公元前75—前74年）间所占的地位。
与海盗作战
对海盗发动的海战与陆战同时爆发，且与陆战紧密相关，其结果也并不好于陆战。如上文所说，元老院于罗马纪元680年（即公元前74年）作出了明智的决策，将肃清海盗的任务交托给一个最高海军统帅，即执政官马尔库斯·安东尼。但他们一开始就在选择元帅一事上铸成了大错，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通过这种本属适宜的议案的人，没有考虑到元老院里所有个人问题都取决于西第古斯的势力和类似的党派。而且，他们还忽略了将这种重大任务所需的钱财和船只提供给他们所选的海军元帅，这就导致了他的大肆征发。他原本是援助各省人民的，但他大量搜刮民脂民膏，其行径与海盗无异。
安东尼战败
结果与此相当。在坎帕尼亚海域，安东尼率领的舰队截获了一些海盗船。克里特人曾与海盗交好并与之结盟，安东尼要求他们终止与海盗的联盟关系，但遭到克里特人的断然拒绝，于是双方开战。克里特军的将军拉斯特涅斯（lasthenes）和潘那里斯（panares）在其岛屿之外与罗马人进行了一番海战，当他们凯旋回到奇多尼亚（cydonia）时，用安东尼船上准备捆海盗的铁链，将这位罗马将军及其他俘虏捆在了所截获的罗马船上。安东尼由于作战轻率，导致战争消耗巨大，却没有取得丝毫收获，他于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死在了克里特。安东尼的远征收效甚微，且建造的舰队开销不菲，寡头党不愿意赋予地方官吏较为广泛的权力，因此在安东尼去世而这件事实际随之结束之后，他们没有再推举一个海军元帅，而是恢复旧制，让各省的省长处理本省的剿匪事宜。例如，卢库勒斯所组建的舰队，就在爱琴海致力于此项任务。
克里特之战
然而，就克里特人而言，唯有宣战才能一雪在奇多尼亚海外所受的耻辱，甚至当时那些堕落的罗马人也这样认为。可是克里特的使者在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曾来到罗马，请求带回俘虏，重建联盟关系，并几乎获得了一个有利的元老院法令。可是此时元老院通过一项正式决议，规定克里特使者向罗马银行家所借的债款不可起诉——除非元老院因贪污受贿而失去职能，否则这些债款便不可起诉——于是颁布了一道法令：克里特各民社若要避免战争，就不仅要交出罗马逃兵，还要交出奇多尼亚海外暴动的始作俑者——拉斯特涅斯和潘那里斯等领袖——给罗马人按罪处罚。他们还需交出所有四只桨以上的大小船只，配备四百名人质，并缴纳赔款四千塔兰特（合九十七万五千英镑）。使者们声称他们无权接受这些条款，政府便指派第二年一个执政官前往克里特，以在那里取得其所要求的东西或开战。
梅特路斯征服克里特
罗马纪元685年（即公元前69年），继任的执政官昆图斯·梅特路斯来到克里特海域。以较大城市哥提那（gortyna）、克诺索斯（cnossus）和奇多尼亚为首，岛上各民社，决定宁愿以武力自卫，也不接受那些过分的要求。克里特人是一个顽强不屈的民族，海盗业与其公私生活紧密相关，正如劫掠同埃托利亚人的关系一样。但论勇猛和其他方面，他们与埃托利亚人相似，因此希腊只有这两个民社在进行勇敢而光荣的斗争，以争取独立。梅特路斯率领三个兵团在奇多尼亚登陆，拉斯特涅斯和潘那里斯则率领二万四千名克里特军准备迎战。双方在旷野中交战，经过一场激烈的争斗，罗马人取得了胜利。尽管如此，各城守军却坚守城防以抵抗罗马将军。梅特路斯决定对这些城市依次发动围攻，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奇多尼亚，战败军的残余部队在此躲避。经过长时间的围攻，潘那里斯提出，若能准许他自由离城，便交出此城。拉斯特涅斯已逃出奇多尼亚，又被再次围困于克诺索斯。当这座堡垒也濒于陷落之时，他毁掉了城内的财宝，然后逃到了那些继续守卫的地方，如莱克托斯（lyctus）、伊柳塞拉（eleuthera）及其他地方。两年（罗马纪元686年即公元前68年，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时间过去了，梅特路斯成为了全岛的统治者，至此，希腊自由国土的最后一块地盘也落入了罗马人之手。克里特各民社是希腊共和国中最早发展自由城邦政体和海权的，也是希腊昔日遍布地中海的海国中最后屈服于罗马陆权的。
地中海的海盗
举行另一个寻常凯旋礼的法定条件也已齐备。梅特路斯氏族除了“马其顿克星”、“努米底亚克星”、“达尔马提亚克星”和“巴利阿里克星”的称号之外，现在又以同等权利增加了一个新称号“克里特克星”，罗马又多了一个足以令其自豪的人。然而这几年间，罗马人在地中海的势力最为衰落，海盗的势力却最为强盛。据说海上的西里西亚人和克里特人当时有一千艘船，难怪他们会嘲笑战胜伊索里库斯和克里特的胜利是毫无意义的胜利。关于海盗如何干涉米特拉达特斯之战，海盗国如何尽力援助顽强抵抗的本都城市，上文已有叙述。但这个国家自营的事业，其规模也同样巨大。罗马纪元685年（即公元前69年），几乎就在卢库勒斯舰队的目睹下，海盗阿瑟诺多鲁斯（athenodorus）对提洛岛发动攻击，破坏了该岛远近闻名的祠堂庙宇，并将全体居民掳走为奴。西西里附近的科帕拉岛每年都向海盗缴纳固定的年金，以免遭受这样的攻击。罗马纪元682年（即公元前72年），整装待发于西西里的一支罗马舰队与另一个海盗首领赫拉克良（heracleon）交战，最后这支舰队被赫拉克良所毁，如今海盗竟敢只带领四艘敞船驶入叙拉古的港口。两年后，他的同党波伽宁（pyrganion）甚至也在这个港口登陆，并在此据守，派遣别动队进入该岛，直到罗马省长最终迫使他登船驶去。罗马人在所有省份都配备了舰队和海岸巡防队，至少因此而征税，人们最后对此也习以为常。然而海盗似乎还如往常一样劫掠各省，与罗马省长的行径无异。甚至圣地意大利也不再受到这些无耻之徒的尊重，他们从克罗顿将拉金的赫拉庙内的财宝洗劫一空。他们在布林迪西、米塞努姆、卡耶塔（caieta）和伊特鲁里亚的港口登陆，甚至还登陆于奥斯提亚。他们俘虏了最杰出的罗马军官，其中包括西里西亚军的舰队司令、两个副执政官和全体随从，还劫持了那令人生畏的束棒和官爵标志。罗马海军统帅安东尼奉命歼灭海盗，海盗便将他的姊妹从米塞努姆的一座别墅中掳走了。奥斯提亚港口配备有攻打海盗的罗马舰队，由一位执政官指挥，海盗却将其毁灭了。拉丁人、阿皮安大道上的旅人、人间天堂贝亚的高贵浴客，他们的财产和生命时刻都面临着危险。所有贸易和交通都暂停了，最可怕的物资短缺盛行于意大利，尤其盛行于以海外粮食为生的首都。那个时代的人和历史对于这种无法忍受的困苦怨声载道，这里略加叙述也就够了。
奴隶叛乱
上文已经描述了苏拉所恢复的元老院如何保护马其顿的边境，惩戒小亚细亚属国的君主以及部署海上警卫，可没有一处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还有一件或许更加紧急的事，就是监视各省，尤其是意大利无产阶级，此事也没有获得较好的成效。奴隶无产阶级的疮毒腐蚀着所有上古国家的精髓，奴隶数量越多，势力越强盛，这种情形便愈甚。因为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国家的富强照例会导致奴隶数量的过度增加，此事对罗马造成的危害自然比其他上古国家更为严重。甚至在罗马纪元六世纪，逃亡的畜牧奴隶和种植奴隶结伙作乱，政府不得不派兵镇压。意大利投机者推行的田庄制度越来越盛行，这大大增加了奴隶叛乱的危险。在格拉古昆仲和马略的政变时期，奴隶叛乱在罗马帝国的多个地方兴起，甚至在西西里演变成了两场血战（罗马纪元619—622年，即公元前135—前132年）。但在苏拉死后复辟政府执政的十年间，既是海盗们的黄金时代，也是陆上同类劫匪的黄金时代，在一向管理较佳的意大利半岛尤其如此。这里再无安宁可言，在首都和意大利人烟稀少的地区，每天都会发生劫掠案，谋杀也屡见不鲜。或许就在这时，政府颁布了一道特殊的法令，禁止绑架外籍奴隶和自由人，一项针对强取田产的特殊诉讼法也大约在此时颁布。这些罪行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虽然犯下这些罪行的通常是无产阶级，但上层阶级作为其精神上的发动者和利益的共享者，在很大程度上也脱不了干系。掳人和抢占田地通常由大田庄的管家提议，然后交由聚集在那里并配备有武器的奴隶去执行。献殷勤的奴隶管家就这样帮助主人获得东西，正如墨菲斯特（mephistopheles）替浮士德（faust）获得菲勒蒙（philemon）的菩提树一样，对此，甚至是非常体面的主人也不以为耻。从加重对侵犯所有权的武装人群的惩罚一事，可见当时的情形如何。大约在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贵族党的一个贤能之士马尔库斯·卢库勒斯负责首都的司法事务，创行了这项法律，并宣称其目的在于使奴隶主加强对奴隶的管束，以免目睹罪奴受到法律的严惩。该地奉贵族党的命令实行劫掠和谋杀，奴隶和无产阶级民众自然也要为了自己的利益来进行抵抗。一个火星就足以点燃这样的易燃物，将无产阶级转化为一支起义军。机会很快就来了。
战争在意大利的斯巴达克斯爆发
如今，在意大利的各项公众娱乐中，决斗戏居于首位，因此在意大利建立了许多训练所，卡普亚及其周围地区数量尤多。这些训练所一方面用于羁押，一方面训练那些为了取悦群众而注定要杀人或被杀的奴隶。这些人当然大部分都是在战争中被俘的勇士，他们从未忘记自己曾与罗马人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这种暴徒有些是从卡普亚一个训练所中逃出来（罗马纪元681年，即公元前73年），躲避在维苏威（vesuvius）山上。他们的首领是两个凯尔特人，大家都以其奴隶名字称呼他们，一个叫做克雷斯（crixus），一个叫做俄诺玛俄斯（oenomaus），还有一个色雷斯人，叫做斯巴达克斯（s#fn_6">[6]拦截从利基翁返回的叛军，切断他们的粮道。然而，在一个冬夜，斯巴达克斯冲破了敌军的防线，于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春季又来到了卢卡尼亚。之前所做的辛苦工作都成了徒劳，克拉苏丧失了完成任务的信心，他要求元老院将马尔库斯·卢库勒斯部下驻扎在马其顿的军队和格涅乌斯·庞培部下驻扎在近西班牙的军队都召回意大利，以支援他的部队。
叛党決裂
然而并没有必要采取这样偏激的步骤，匪军的内部，分裂和嚣张傲慢的气焰，足以使其获得的成功化为乌有。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再次脱离了以色雷斯人为首领的劫匪联盟，以至于在他们本国人甘尼克斯（gannicus）和卡斯图斯（castus）的领导下，分别葬送在了罗马人的刀剑之下。有一次在卢卡尼亚的湖边，斯巴达克斯及时出现救了他们，于是他们便在他的营地附近驻扎。但克拉苏用骑兵牵制住了斯巴达克斯，同时还包围了凯尔特的部队，迫使他们单独应战，凯尔特全军——据说有一万二千三百名战士——全部战死沙场，他们胸前全都布满了伤痕。接着斯巴达克斯意欲率领部队进入佩特利亚（petelia，位于迦拉布利亚附近的斯特龙戈利）周围的山区，此时罗马的先锋部队追了上来，但被他打败了。不过在此次战斗中，得胜军的损失比败军还要大。叛军沉浸在战胜的喜悦之中，不愿继续撤退，并强迫其首领率领他们穿过卢卡尼亚，进军阿普里亚，以进行最后的决战。在战争开始之前，斯巴达克斯首先刺死了他的战马。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他对部下都保持绝对忠诚，如今他的所作所为就是要向部下表示，此战不管是对于他还是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只有两个结果，要么取得胜利，要么牺牲生命。在交战过程中，他如一头雄狮般奋勇搏斗，两名百夫长都死于他之手。即使受伤跪倒在地，他仍挥舞着长矛刺向逼近的敌人。
就这样，伟大的叛军首领和他最拔尖的同伴被自由人和光荣的罗马士兵所杀（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取得代价如此昂贵的胜利之后，获胜军队与战胜了塞多留党的庞培军队一同在阿普里亚和卢卡尼亚全境展开追捕，此次行动是空前绝后的，其目的是扑灭大火的最后一颗火星。即使在南部地区——如小城泰普萨（tempsa）于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被一群劫匪所占领——和饱受苏拉没收土地之苦的伊特鲁里亚，至今也没有得到普遍的安宁，然而官方却认为意大利已经恢复了和平，至少那些失去得很不光彩的鹰徽失而复得了——只在战胜了凯尔特人后才得到了五个鹰徽。从卡普亚到罗马，沿路有六千个十字架钉着被俘的奴隶，这证明秩序已经重新建立起来，公认的权力再度树立。
复辟政府概述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苏拉复辟的十年间发生的大事。在此期间发生的所有运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包括雷必达的叛变，西班牙移民的起事，色雷斯、马其顿和小亚细亚的战争，海盗和奴隶的暴动——都不是影响国家命脉的巨大危险。可是国家在所有斗争中都几乎是为了生存而战，原因就在于当这些问题还较容易解决的时候，全都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忽略了最简单的预防措施，从而导致了最可怕的危害和不幸，并将从属阶级和无能的君主转变成了对等的敌人。平民党和奴隶叛乱无疑已被镇压，但就此等胜利而言，胜者既没有因此而欢欣鼓舞，兵力也没有随之增强。政府中两位最具威名的将军，在长达八年的战争中胜少败多，并且没能制伏叛党首领塞多留及其西班牙游击队，只有他同僚的匕首才能使合法政府取得塞多留战争的有利结果。至于那些奴隶，战胜他们并不是光荣的事，而比这更为耻辱的则是与他们多年对等作战。汉尼拔战争过去了仅仅一百多年，当体面的罗马人回想起国家自那个伟大时代以后所经历的快速衰落，一定会觉得羞愧无比。那时意大利的奴隶像一堵坚固的城墙，抵抗着汉尼拔的老兵，而现在意大利的民兵一见到逃奴的棍棒便胆怯得像筛糠一样四下逃窜。那时每一位普通军官在必要时都会担任将军，虽然往往战败，但他们是为了荣誉而战，可如今在所有的高级军官中，连一个能力平常的领袖都很难找到。那时政府宁可让农民都放弃耕种，也不愿放弃征服西班牙和希腊，如今他们又要舍弃这两个获得已久的地区，仅仅是为了能在本国对抗叛变的奴隶。斯巴达克斯也像汉尼拔一样率军穿过意大利，从波河走到西西里海峡，打败了两位执政官，封锁了罗马城。对抗昔日的罗马，必须由古代最伟大的将军来指挥作战，而对抗如今的罗马，一个勇敢的劫匪首领便能胜任。那么，就不必奇怪没有新生力量从这种对劫匪首领和叛党的胜利中诞生了。
然而，对外战争的结果更不尽如人意。色雷斯—马其顿战争的结果虽然确实与人力和财力的消耗十分不对等，但还没有直接造成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小亚细亚之战和对海盗的战争中，政府显然一败涂地。前者的结局是失去了八年浴血奋战所获得的一切，后者的结局是罗马人被尽数逐出“他们自己的领海”。罗马曾充分意识到其在陆地上的势力无法抵御外来侵略，于是将优势转移到了海上。如今这个泱泱大国在海上毫无势力，似乎即将失去至少亚洲大陆的统治权。国家的种种实力——安全的边境，平安无阻的交通运输，法律的保护，管理得当的政府机构——都在罗马国所统一的各邦中荡然无存，赐福之神似乎降临在了奥林匹斯山，使这个可怜的世界任由官吏或个人所摆布，饱受劫掠和折磨。将国家的衰落视为公众之不幸的，或许不只是那些拥有政治权力和爱国精神的人。无产阶级发起的暴动和海盗劫匪的行径，令人想到了那不勒斯王费迪南德（ferdinands）时代，它们将衰落之感传到了意大利最偏远的山谷和最穷困的茅屋，使每个从事商业贸易或甚至只是买一斗小麦的人，都觉得这是切身的灾难。
如果要追究这种可怕且史无前例的灾难因谁而起，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之归咎于许多人。眼里只有金钱的奴隶主，不服从命令的士兵，怯懦无能或鲁莽愚昧的将军，欺行霸市的奸商，全都难辞其咎，或者更确切地说，谁能逃脱罪责！人们本能地认为这种不幸、这种耻辱、这种骚乱太过于严重，绝非一人所为。罗马共和国的伟大功绩不是杰出的个人所建立的，而是组织健全的公民团的成果，因此这个庞大结构的衰落也不能归咎于个人的破坏力，而是由于普遍的瓦解。大多数公民都是平凡之辈，建筑物每块腐朽的石头都可能造成整体坍塌，所以整个民族所遭受的灾祸都是在自食其果。如果就因为政府是作出最终具体决策的国家机构，我们便认为它应该承担国家所有可治之症和不可治之症的责任，未免有失公正，但政府确实应当承担大部分责任。例如，在亚洲战争中，当权贵族没有一个人遭受明显的失败，而且至少就军事而言，卢库勒斯不仅才能出众，而且备受称赞。因此非常明确的是，导致失败的罪责应归咎于制度和政府——起先是放弃了卡帕多奇亚和叙利亚，后又因优柔寡断使这位良将处于危险的境地。海上警备也是如此，元老院原本打算全面追捕海盗，此项计划在执行之时便遭到破坏，后来完全作废了，因此元老院又采取愚蠢的老办法，派军团与海盗交战。塞尔维利乌斯和马尔奇乌斯远征西里西亚，梅特路斯远征克里特，都是采取的此种方法，特利亚里乌斯也按这种方法修筑了一道环绕提洛岛的城墙以抵御海盗。这种保卫海洋主权的做法，令人不禁想起波斯大王曾用武力收复海权。因此，全国人民将这种失败大部分归咎于复辟政府是颇有道理的。在格拉古、马略和萨图宁覆败之后，此等管理失当的状态随寡头政府的复辟而出现，但寡头政府从未如此暴戾懈怠，也从未如此腐败凶恶。可是，当一个政府无法实行统治之时，便不再是个合法的政府，有能力推翻它的人便也有了推翻它的权利。毫无疑问，无能而残忍的政府可以长期践踏国家的幸福与光荣，这虽然非常不幸，但却是事实。后来有人有能力或愿意用政府自造的可怕武器来对抗它，并从贤人的义愤和大众的苦难中激起在此等情况下合法的革命。假如国家命运的博弈可以是一件乐事，或能长期进行下去而不受干扰，但这却是一个危险的博弈，赌徒可能会深陷其中。那么，如果有人用斧头将结出这种果实的树连根拔起，也没有人会去指责这把斧头。对于罗马寡头政府，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候。本都—亚美尼亚战争和海盗事件，成为了最可能导致推翻苏拉宪法和成立革命军事独裁制的因素。
埃德萨国的开创，在其本国编年史中列在罗马纪元620年（即公元前134年），但开国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传到以后见于此地的阿拉伯王朝阿伯伽罗斯和曼诺斯。该王朝显然与提格兰大王将许多阿拉伯人迁至埃德萨、迦里罗、迦拉等地有关。关于此事，普鲁塔克也说提格兰转移了穹庐阿拉伯人的风俗，使他们迁至距其国较近的地方，以便借他们的力量取得商业利益。大概这句话的意义是，贝都因人惯于开辟穿过他们境内的路线，在路线上征收定额的过境税，他们为大王管理通行税，在幼发拉底河的渡口替他和他们自己征收通行税。普林尼称他们为“欧斯隆的西阿拉伯人”，他们必然就是阿夫拉尼乌斯所平定的阿蒙山的阿拉伯人。
有一个争论的问题：这个假的或真的遗嘱究竟是出自亚历山大一世（死于罗马纪元666年，即公元前88年），还是出自亚历山大二世（死于罗马纪元673年，即公元前81年），人们常断定其出自前者，不过理由不够充足。因为西塞罗未言埃及于罗马纪元666年（即公元前88年）归于罗马，而言埃及在该年或之后归于罗马。亚历山大一世死在国外，亚历山大二世死在亚历山大城，有人由此推测，遗嘱所称留推罗的财宝必属于前者，他们却忘了亚历山大二世到埃及才十九天便被弑，那时他的财宝或许还在推罗。另一方面，亚历山大二世是拉吉德王家最末的真后裔，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在罗马经同样情形获得波加蒙、昔兰尼和比提尼亚时，指定罗马为继承者的，永远是王家最末的子孙。古代的宪法，至少应用到罗马属国的宪法，似乎不绝对给在位君主最后支配其国的权利，只在缺乏有继承权的亲属时，他才有这种权力。遗嘱究竟是真是假，我们无从考证，并且不甚重要。我们没有认之为伪造的特殊理由。
萨绍就地考察，已证朋提格兰城在尼西比以西约两日程的马丁，不过萨绍所确定的地点却还有可疑之处。反之，我们反对他分析卢库勒斯这次战役的说法，因为据他所假定的路线，实在谈不到渡过底格里斯河。
西塞罗所指的不是别处，必是埃利迈省一个殷富庙宇，叙利亚和帕提亚国王的寇抄军照例以这里为目标，大概这是一个最驰名的庙，他所指的绝不是科马那庙或任何在本都国的神祠。
旧法律把强盗包括在窃贼之中，这些法规开始造成以强盗为另一种罪的观念。
这条线长五十一公里，大约不是由斯奎拉切到皮佐，而是再往北去，约在卡斯特罗维拉里和卡萨诺间横断半岛，半岛在此地按直线算，宽约四十三公里。
克拉苏于罗马纪元682年（即公元前72年）被任命为最高统帅，由“雪夜”可知，两军在布鲁提长城度过罗马纪元682—683年（即公元前72—前71年）的冬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