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的自治制度

最后，就算独立的罗马自治制度不是苏拉首创，至少它也在苏拉时期得到了发展。将城邦作为一个附属的政治体有组织地并入较高的国家中，在古代这原本是个陌生的想法。东方的专制政体对于城邦共和国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一无所知，而在希腊—意大利世界，城市和国家这两个词在各地都出现必然的重合。就此而论，开始，无论在希腊还是在意大利都没有合适的自治制度。尤其是罗马的政体以其特有的固执拥护这个理念，维持着一致性。甚至在6世纪，意大利的附属城邦为了维持自治政体，要么组成形式上有主权的非公民国，要么已经取得罗马公民权，虽然可以组建属于自己的共同体但却被剥夺适当的自治权，所以一切公民殖民地和公民自治市，甚至连司法和建筑业都交由罗马法务官和监察官负责。罗马最多允许一位由罗马任命的代理法务官，把一些迫在眉睫的案件当场解决。各行省也是类似的处理方法，只是由总督取代了首都的当权者。自由市即形式上自主的城镇，在这里由自治官员按照当地的法令行使民事和刑事的司法权。除非受到特权的阻挠，每个罗马人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可以要求将他的案件交由意大利法官按照意大利法律来审判。对于普通的行省而言，罗马总督是唯一正规的司法权威，由他负责指导一切的司法程序。在西西里，如果被告是一位西西里人就是个大问题，总督将要受到行省法律的约束，需要委派一名当地的陪审员按照当地的习惯来做出裁决。在大多数行省，这种情况好像都取决于负责官员的个人喜好。

在7世纪，这种罗马城邦的公共生活集中于罗马的绝对集权化被抛弃，至少在意大利是如此。现在，意大利成了一个单独的城邦，领土从阿努斯和卢比孔至西西里海峡，需要在这个较大的团体内建设一些较小的城邦，所以意大利组建成了具有完全公民权的城邦，有时面积较大具有威胁性的地区，只要未曾被分割，就会被分割成几个小点的城区。这些具有完全公民权的新城邦，其地位介于迄今为止的同盟国和按照旧法属于罗马城邦一部分这两种情况之间。它们一般是以此前具有形式独立性的拉丁城邦的政体为基础，其政体的原则类似于罗马，是罗马贵族执政官城邦。只是要注意，相同的机构在自治市的名称要与首都即国家的名称不同，或使用次级名称。公民大会居于最高地位，具有颁布自治市法令和任命自治市官员的特权，自治市的百人会议相当于罗马的元老院。

司法职能由四名官员执行，两名常设法官相当于两名执政官，两名市场法官相当于高级市政官。监察官的职能像罗马一样，每五年重选一次，表面看来其主要职责就是监督公共建筑，由城邦最高级官员担任，通常名为“两头统治”（duumviri），这样便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称号“拥有监察权或五年任职权”的两头统治。市政基金由两位财务官管理。宗教事务主要是由最早的拉丁体制中的两家学院负责，为市祭司和占卜师。

自治市与国家的关系

关于二级政治体与一级政治体国家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前者和后者一样，拥有完全的政治特权，所以，市法令和市官员权力对市公民具有约束性，正如人民法令和执政官权力对罗马人具有约束性。总而言之，这让国家机关和市政机关协调合作实施权力。例如，二者均有定价和征税权，所以任何自治市都不会考虑罗马的定价和征税，反之亦然。公共建筑可以由罗马官员在意大利各地建设，也可以由自治市管理部门可以在本地区建设，其他亦然。遇到二者相抵触时，城邦当然服从国家，人民法令取代市政法令。可能正式的划分职能只出现于司法部门，这里如果实行纯粹的平行制会导致极大的混乱。所有死罪的刑事诉讼以及由主管官员独立受理的棘手的民事诉讼，都留给首都的法庭和陪审员负责，意大利的市法庭只受理不太复杂和不太紧急的小诉讼。

自治市的产生

关于意大利自治制度的起源并没有过记载。它的萌芽可能要追溯到6世纪末期所确立的大公民殖民地的特殊章程。公民殖民地和公民自治市本身区别不大，但至少几点形式上的区别显示了，实际上，在那时出现于拉丁的新公民殖民地在国家法律中的地位比更早出现的公民自治市要更优越，这种优势肯定只能是近似于拉丁的自治政体，诸如后来属于一切的公民殖民地和公民自治市。首次被明确考证的新组织出现在革命性的殖民地卡普亚。毫无疑问，同盟战争让一直以来拥有自主权的所有意大利城镇必须重组，首次推行公民城邦。至于首先做出详细规定的是尤利安法律还是罗马纪元668年即前86年的监察官或苏拉所规定则无法确定：把监察官的职能移交给两位执政官似乎确实类似于用苏拉的法令代替监察官法令。无论如何，这种被引入隶属于国家的自治政体是苏拉时期和罗马国普通生活中最引人关注的重大事件。当然古代很难将城市嵌入国家，就像要发展一套属于自己的典型政府和其他现代国家生活的大原则，但是它将政治发展到了盈满则亏的限度，尤其是罗马，在各方面都站在了新旧精神世界的分割线上。在苏拉的政体里，一方面，罗马共和国的公民大会和城邦特色几乎沦为无意义的摆设，另一方面，维持国家的城邦已经完全发展成意大利的自治市。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名无疑反映了一半的事实，最后这个自由共和政体实施了代议制，国家的理念也是建立在自治市的基础之上。

各行省的市政系统并未因此而发生改变，非自由市的市政当局除去特例外，仍然局限于行政和警察以及罗马当局不愿插手的司法。

苏拉整顿反对派官员

这就是卢西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赋予罗马共和国的政体。元老院和骑士团、公民和无产阶级、意大利人和外省人都按照统治者的指示接受了，即使难免有怨言，至少也没有反抗，而苏拉的部下则不然。罗马军队的性质完全改变了。在努曼提亚围城战中，他们毫无战斗力，但经过马略的改革后，他们当然变得更加厉兵秣马，更具军事化用途，但同时从一支公民军队转变成一群雇佣兵，根本不会效忠于国家，只会向博得他们好感的军官尽忠。军队精神层面的完全变革在内战中得到了可怕的证实：有六名将领死在了自己的士兵手中，他们是阿尔比乌斯、加图、鲁弗斯、弗拉库斯、秦纳和盖乌斯·卡波。迄今为止，只有苏拉能掌控住这群危险人物，事实上只因为他让这些人可以肆意妄为，而此前还未有罗马军官这样做过。如果我们因此而责备他破坏了古老的军纪，这种谴责不无道理可也有失公允。作为一位雇佣兵的领头人，他确实是第一位能够履行其军事和政治任务的罗马官员。他拥有军事独裁权并不是为了让国家服从于军队，而是为了迫使国家中的一切尤其是军队和军官，再次屈从于民权。当这事昭显出来时，他的部下里便出现了反对声。寡头党可以被其他市民们尊为僭主，而这些将领用他们的剑推翻了元老院，现在召唤他们去服从的正是元老院，这似乎让人无法忍受。反抗新秩序的正是苏拉最信任的两位军官。苏拉派遣格涅乌斯·庞培攻打西西里和非洲，并将他选为自己的女婿。任务完成后，元老院下令让庞培解散军队，他没有服从，差不多算是公开叛乱。

昆图斯·奥菲拉所坚守的普莱奈斯特，是最艰苦的战役，并带来了最后的胜利，而他也公然违反新颁布的法令，没有担任下级官员便成为执政官的候选人。对于庞培，他即使不是诚心实意的和解，至少也做出了妥协。苏拉非常了解这个人并不怕他，也没有憎恨庞培当着他的面直言人们更关注朝阳而非落日，还给予了这位自负的年轻人一心所向往的虚荣。如果在此苏拉表现出来他的宽宏大量，那么在另一处则显示出他不允许自己的下属利用他。当奥菲拉一担任非法候选人时，苏拉就在公共市场将他处死，随后便向聚集的公民解释此事是他的指令以及这样做的原因。如此一来，官员们明目张胆地反对新法令的行为肯定就暂时沉寂了，但反抗依然存在，并扬言这次的事苏拉不会再做一次。

重建政令

还有一件事，可能是所有事情中最难的：就是把异常事态带回到新旧法律所规定的道路上。因为苏拉一直都将这视为最终目标，所以进行起来很方便。虽然瓦勒里安法赋予了他绝对的权威，让他的每项法令都具有法律的强制性，然而他只在措施上利用了自己的特权。这些措施具有暂时的重要性，无法让元老院和公民妥协而参与进来，尤其是剥夺人权。

统治者苏拉辞职

通常，他今后所规定的法令就是他自己所遵守的。我们读到现存的关于财务官的法律，曾向人民进行咨询，其他法律如禁奢令（sumptuarylaw）和关于没收土地的法律也证实了这一点。同样，在更重要的行政事务上，他会事先向元老院咨询，如派遣和撤回非洲军队以及授予特许城镇。依此精神，苏拉甚至在罗马纪元673年即前81年通过选举产生执政官，这样至少可以避免摄政时期官方任命的恶习。然而摄政者仍然具有绝对的权威，他指导选举以便让次要人物当选，但在随后的罗马纪元674年即前80年，苏拉恢复普通法的全部效力，作为执政官与他的伙伴昆图斯·梅特路斯共同管理国家，保留摄政权但允许暂时停止。他深知继续实行军事独裁对他自己的体系多么危险。当新的事态好像站稳了脚跟，虽然很多事情尤其是殖民地事务仍然有待解决，但最大最重要的新安排已经完成。罗马纪元675年即前79年，苏拉实行自由选举，虽然执政官与他的法令不符但拒绝重选。不久，新的执政官普布利乌斯·塞尔维利乌斯和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上任后，苏拉辞去了摄政职位。迄今为止，这个男人可以随意处置上百人的生命和财产，只要他点头，无数的人头都将落地。罗马的每条街道、意大利的每个城邦都住着他的死敌。他的旁边没有一个同行的伙伴，甚至没有一个固定党派的支持，却能将这个触犯千万人利益和想法的国家改组工作进行到底。当这个男人出现在首都的广场，自愿宣布放弃大权，解散他的军队，遣散他的扈从，向拥挤的人群宣布任何人想要找他算账都可以直说。这些甚至让最冷酷无情的人都为之感动，所有的人都沉默了。苏拉走下讲台，只是在朋友的陪伴下徒步走回居住地，他所穿过的人群正是八年前铲平他房屋的群众。

苏拉的性格

后世并未公正地评价苏拉本人及他整顿国家的工作，因为人们确实不会公正地评判反抗时代潮流的人物。事实上，苏拉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级人物。他是多血质的身心，蓝色的眼睛，白皙的皮肤，虽然这个英俊的人目光敏锐，但面色非常苍白而且一激动就会变得绯红。对于这个国家而言，他似乎并非注定要比他的先祖更重要，他的高曾祖父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鲁菲努斯（曾于罗马纪元464年即前290和罗马纪元477年即前277年担任执政官）就曾是最负盛名的将军，也是皮洛士时期最爱炫耀的人物。苏拉只是渴望平静地享受生活。在当时不甚富裕的家庭，也是在如此有教养的奢华中培养着举止文雅的人。在希腊的优雅和罗马的富有相结合的保证下，苏拉迅速拥有了一切给予人快感和智力的享受。在贵族的沙龙里，他是一位受人欢迎、让人愉快的朋友；在军营里，他是一个友好的同伴；他所相识的人，无论贵贱都认为他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朋友，会在需要时伸出援手，给予陷入困境的朋友黄金比给予殷实的债主更快乐。他热衷饮酒更爱美色，甚至在晚年不摄政时，一天工作完毕后还会入座饮酒。他的所有本性都富有一种讽刺意味或者说是滑稽。甚至在他摄政时，在公开拍卖被剥夺者的财产时，有人交给他一份自己所写的令人生厌的颂词，苏拉令人从掠夺物中送给他一份，只要他承诺再也不对苏拉歌功颂德。当他向公民讲述处死奥菲拉的正当理由时，却向人们讲述《乡下人和虱子》的寓言。他喜欢有戏子陪伴左右，不但与昆图斯·罗斯库斯同桌饮酒——这位是罗马的达尔玛——而且还与比这人更低级的演员饮酒。其实，他自己就唱得不赖，甚至写了部闹剧在自己的宴会上表演，然而，流连于酒宴中他却并未丧失身体和精神的强健。晚年，在乡间休闲度日时，他仍然热爱打猎，并从战败国雅典带回书籍著作，这足以证明他对阅读拥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更反感罗马的风气特色。罗马的贵族喜欢在希腊人面前表现出傲慢自大，或者是狭隘的大人物的狂妄自大，而苏拉却不会这样。相反，他直率幽默，在希腊城便会穿着希腊服，而他的很多同胞却会耻于这样做，或者让他的贵族伙伴在比赛中亲自驾驭战车。他不是半爱国半自私的人，在那个自由政体的国家，每个有才华的青年都进入了政界，他也曾如此向往，但他徘徊于酩酊大醉和过度清醒中，幻想很快就消失了。在这个完全由偶然性主宰的世界里，一个人若要追求什么，他们努力的唯一目标只是一个机会而已，所以在苏拉看来，期望和努力可能都是愚蠢的。他也会随波逐流，沉迷于疑惑和迷信之中。他怪异的轻信不是像马略那种出钱请祭司来占卜然后由此决定行为的迷信，也不是对命运抱有消极信念的狂热教徒，而是一种荒谬的信念。一个人完全不相信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规则时，这种信念就会出现在他的身上，这是幸运者的迷信，自认为被命运所青睐，每投必中。在实际问题中，苏拉清楚地知道如何用讽刺的方式满足宗教的要求。当他用尽希腊神庙的财宝时，一个人永远也不会失败，因为神会自行将他的金库装满。当神谕的祭司说他们不敢应他的要求将财宝交出，因为当他们触碰财宝时，神的竖琴发出清晰的声音。他回答道，现在他们更该乐意交出财宝，因为显然神已经同意了他的想法。他还是乐于将自己称为神所选定的宠儿，尤其是阿佛洛狄特神，直到晚年都是他最崇敬的神。在他的谈话和自传中，常常吹嘘自己在梦中和预兆中与不朽之神相互交流。他所拥有的成就让他比更多的人有权骄傲自满，然而他却没有，让他骄傲的是一直追随他的独一无二的幸运。他常说每次随心所欲的行为结果总是好于有条不紊的计划。他最奇怪的一个念头就是经常说战场上在他身边死去的人数为零，这只是幸运儿幼稚的说辞罢了。他已经达到了事业的巅峰，所有同时代的人都位居其下。他认为自己是幸运之神所选派的人物，并给自己冠以“幸运者苏拉”（sullafelix）的正式称号，并赐予自己孩子相应的称号。

苏拉的政治生涯

苏拉没有处心积虑的野心。他太过理智，不会像当时一般的贵族那样，把将名字载入执政官名册作为自己一生的目标。他太过冷漠、太过务实，不会主动地改革国家糟糕的结构。他出生于上流社会，便留在了这个抚育他的社交圈，按照惯常的仕途发展。他没有机会展示自己，把这种勤勉留给了政界中的工蜂。事实上，政界配备充足的就是这种工蜂。因此在罗马纪元647年即前107年，他担任财务官职务时，意外来到了非洲盖乌斯·马略所在的总部。这位来自首都毫无经验的时髦人物，并不被举止野蛮的将军和他身经百战的下属所接受。苏拉受到这种反应的激励，有胆识又有才干的他很快便让自己成了一个军事专家。在大胆远征毛里塔尼亚的过程中，他首次展现出智勇双全的独特才能，同辈人形容他是一半是狮子、一半是狐狸的人，而狐狸般的他比狮子般的他更可怕。大家都公认是这位出身名门的优秀青年军官真正结束了麻烦的努米底亚战争，现在他的仕途一片光明。他还参加了辛布里战争，在提供物资供应这件艰巨任务上，他证明了自己拥有出色的组织管理才能。不过，即使是现在，首都安逸的生活比起战争甚至是政治来说，对他更具吸引力。苏拉在一次候选失利后，于罗马纪元661年即前93年担任法务官。他所任职的是最无足轻重的行省，而他再一次获得机遇，首次击败了米特拉达特斯国王，首次与强大的阿萨息斯王朝（arsacids）签订协议，这也是该国首次受辱。随之而来的是内战。第一次主要是依靠苏拉帮罗马平定了意大利叛乱，这让他依靠武力当上了执政官，此外还快速镇压了苏尔皮基乌斯叛乱。命运之神用这位更年轻有为的将领让老英雄马略黯淡无光。捉拿朱古达、击败米特拉达特斯国王都是马略求之而不得的事，却都由下属苏拉完成。同盟战争中，马略将军丧失了荣耀并被罢免，而苏拉却建立了自己在军事上的声望，并升为执政官。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的革命，同时也是这两位将军之间的个人对决，最后以马略被宣告为非法并逃亡海外而告终。苏拉出乎预料地成了那时最著名的将领和寡头政治的保护者。随后出现了更可怕的新危机——米特拉达特斯战争、秦纳革命，苏拉总是福星高照。苏拉就像一位忙着向敌人开火而不去扑灭自己船上大火的船长，当意大利的革命风起云涌时，他仍然坚守在亚细亚直到敌人投降。所以，他一制服敌人，便摧毁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将首都从穷凶极恶的萨莫奈人和革命党人的叛乱中解救出来。对于苏拉而言，回家的那一刻让他悲喜交加，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正如他的回忆录里曾写道，在罗马度过的第一夜，他彻夜难眠，但他的任务还未完成，他的事业还将更进一步。苏拉是绝对的独裁者，不亚于任何国王。他控制了极端的反对党，废除了四十年来限制寡头政治的格拉古宪法，首次迫使资本家和城市无产者与少数党派对抗，最后当他那拥有军权的下属变得傲慢无礼时，他再次让他们服法，从而巩固了新法。他建立起比以前更为独立的寡头政治，将官员权力作为工具握于手中，负责立法、审判、最高军事和财政权，让解放的奴隶成为保卫者，在固定的军事殖民地组建成军队。最后，当工作完成，这位创始人让位于他人，这位绝对的独裁者自愿再次成为一个普通的元老。在他整个漫长的军事和政治生涯中，未曾打过败仗，未曾被迫让步，未曾被朋友或敌人引入歧途，让工作能按计划达到目标。他确实应该感谢他的幸运之星。反复无常的命运之神唯独对他始终如一，无论苏拉要求与否，都乐意将成功和荣耀赋予他，但历史对他应该比他对自己更公正，必须将他归在单纯的幸运儿之上。

苏拉和他的功绩

我们无意将苏拉的政体视为如格拉古和凯撒那样的政治天才之作，里面没有蕴含政治才能所创造的任何新想法，事实上其性质正是一种复辟。它最本质的特征如担任过财务官才能获准进入元老院、废除将元老逐出元老院的监察权、元老院有立法权、将保民官转变为元老院的工具来限制其统治权、最高官吏的任职期限延长至两年、兵权从人民选举的行政长官交给元老级的总督或官吏甚至是新制定的刑法或地方法规，这些都不是苏拉创制的，只是在此前寡头政治管理下发展出来的体系，苏拉仅仅是制定并确立了下来。甚至和苏拉复辟相联系的恐怖行为即剥夺人权和没收财产——与那西加、波皮利乌斯、奥皮米乌斯、卡皮欧等人的行为相比，这些不是寡头政治消灭反对派的习惯做法在法律上的体现还能是什么？关于这一时期的罗马寡头政治，除了不断地进行无情的谴责外，没有什么好评论的。就像与此相关的其他事情一样，苏拉的政体也要受到全面的谴责。如果我们碍于恶人的聪颖，而给予他们赞美，那么就是对神圣的历史犯罪。我们该记住，对于苏拉的复辟，苏拉本人所应负的责任远远不及罗马贵族政治本身。几个世纪以来，罗马贵族政治由一小团体统治，逐年衰退，遭人怨恨，如此的虚伪和邪恶，都源于贵族阶级。苏拉负责整顿国家，但他并不是一家之主，可以自行处理遭受重创的财产和家人，而只是一个临时的管理者，忠诚地履行着下达给他的指令。在这种情况下，若将主人的责任归咎于管理者，则是肤浅而又错误的做法。我们过高评价了苏拉的重要性，更准确地说，我们将这些可怕的杀害、放逐和恢复旧体制看得过于简单。当一个人意外成为一国领袖，我们将这些视为一个暴君的所作所为。这些以及可怕的复辟都是贵族的行为，用诗人的说法，苏拉只不过是刽子手的斧头，在有意识的思想指导下的无意识工具。苏拉非常完美地完成了任务，事实上是超出了人所能及的范围，但在设定的范围内，他的工作不但伟大甚至实用。从未有过任何贵族，像当时的罗马贵族那样，日渐腐败堕落。他们找到了一位像苏拉这样甘愿挥舞起刀剑和立法者的文笔，而不求权力的人来做他们的保护者。毫无疑问，一个因为公德心而拒绝王权的政客和一个因为厌倦而抛弃权力的政客，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就全无政治的私心而言——当然仅就此点而论——苏拉应该与华盛顿齐名。

苏拉政体的价值

苏拉给贵族阶级乃至整个国家所带来的恩惠，比子孙后代所愿意承认的还要多。确实是苏拉结束了意大利的革命。是以利用高权地方而废除低权地方的革命，他强迫自己和同党承认所有的意大利人在法律面前拥有平等的权利。他是整个意大利实现政治统一的真正的最终首创者——这一成果的获得并未遇到太多困难，没有出现血流成河的惨况。不过，苏拉的成就还不止如此。半个多世纪以来，罗马的势力日渐衰弱，长期陷于无政府的状态。因为元老院用格拉古宪法来管理国家就是种无政府行为，秦纳和卡波的管理比缺少一个掌权者还要糟糕（这种惨状最清晰的反映就是一反常态与萨莫奈结成联盟）。可想而知，所有的政治状况都完全陷入最动荡、最糟糕、最有害的状态——这其实就是国家灭亡的开端。我们认为，要不是苏拉插手亚洲和意大利拯救了罗马，那么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状态的罗马共和国必将土崩瓦解，这并非危言耸听。诚然，苏拉的政体和克伦威尔的一样缺乏持久性，不难看出他所建立的结构并不稳固。我们却不能忽视，若不是苏拉就连整个国家建筑的根基大概都会被洪流卷走，甚至于就连缺乏稳定性，我们也不能归咎于苏拉。政治家只能在他所指定的区域内建设国家。苏拉做了一位保守派所能做的去挽救这个政体，他自己也预见到当他想要建设一个要塞时，却不能派遣一支驻军，寡头执政者的无权无势让所有拯救寡头政治的愿望都徒劳无功。他的政体就像是置于惊涛骇浪之中的临时堤坝，如果在十多年后，这个与大自然抗衡的建筑被冲垮，甚至无法庇护它的城民，我们是无法指责修建者的。政治家那些受到高度称赞的孤立的改革如亚洲的税收制度和刑法，则无须被提及，他会立刻考虑到苏拉短暂的复辟。他会认为罗马共和国的整顿安排周详，基本是在困难重重之下实施的，他会将这位罗马的拯救者和意大利统一的完成者与克伦威尔相提并论。

苏拉复辟的不道德性和表面性

然而，并非只有政治家才能评判死者，苏拉自己或者他差使别人的所作所为永远都无法平息正义人民的愤怒情绪。苏拉不仅肆无忌惮地用武力建立了他的暴权，还愤世嫉俗般地直呼其名。这种做法彻底冒犯了大量的善良之士，他们更多的是反对这个名而不是这个行，但是，从他冷酷无情的罪行看来，显然他的道德判断比他情绪化的罪行更让人反感：无数次地剥夺权利、悬赏追杀、没收财产和对违抗命令的下属用私刑，仅仅用古代文明的政治道德对这些行为进行不温不火地责备；将罪犯的名字公布，将他们公开处死；土匪将他们杀死还能得到固定的赏金，这笔钱被登入公共账簿；没收的财产就像缴获敌人的战利品一样，被拿到公开市场拍卖；将军将违抗命令的军官立刻处死，并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此事。这种公然嘲笑人性的行为也是一种政治错误，后来的革命就是受到了很多这些行为遗毒的影响。因此，人们对这位剥夺人权的首创者的回忆，甚至到现在也活在其阴影之中。

此外，对于苏拉需要加以指责的是：他在处理所有重要事务时显示出坚持不懈的活力；而在处理次要事务，尤其是他的个人私事时则常常受制于多血质的情绪，按照个人好恶来处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要是真的恨之入骨，就会肆无忌惮地宣泄仇恨，就如对马略，甚至连无辜者也不放过。他自诩没人比他更懂得如何回报朋友和敌人。他不屑于利用手握大权的机会来积累巨额财富。他是罗马首位专制君主，他所颁布的关于通奸和奢侈的法律，即刻就证明了那句关于专制主义的格言“君主不受法律的约束”。对这个国家来说，他对自己党派的宽宏大量比起对自己的纵容更为有害。他的军纪懒散，虽然一部分是迫于政治处于紧急状态所制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想来是该如此，但危害远胜于他对同僚的放纵。有时，他的宽容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例如嚣张的卢西乌斯·穆雷纳违抗指令导致战败，不但免于处罚，甚至被允许参加凯旋大典；格涅乌斯·庞培行为更加恶劣，却仍然受到了苏拉更为盛大的礼遇。大范围的剥夺人权和没收财产，这种更为恶劣的暴行可能并不是出自于他的本意，而是一种人性的冷漠，但对于身处其位的他而言确实让人无法原谅。苏拉生来就精力充沛而又性格冷漠，无怪乎他有时宽容得让人难以置信，有时又苛刻得无人可以阻挠。人们无数次地重复，苏拉在当权之前是个温良之士，但执政后就成了一个残暴的君主，这种说法有些自相矛盾。如果他当政后就一反常态，与早先的温文尔雅判若两人，那么不如说是他在宽恕和惩罚时都是一如既往的冷漠。他的所有政治行动都充满着半讽刺性的轻率。这位胜利者好像总是认为胜利本身毫无价值，正像他喜欢将自己的胜利归因为好运；正像他有些预感到自己所做的事既没有价值还会很快衰亡；正像他犹如一个管家一样，想要推翻重建，最后只是抹了层灰掩盖缺陷就心满意足了。

苏拉隐退之后

这样一位唐璜式的政客，他的整个生涯都证明了他生性平静，在最纷繁复杂的环境中他仍能处乱不惊。由于这样的性格，苏拉在非洲大获全胜后又再次回到首都悠闲度日，在完全拥有了专制权后他便来到库迈别墅休憩。“公务是个负担”，这话他并非说说而已，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抛开这些事务。隐退后，他还是一如既往，既没有牢骚满腹也没有故作姿态，而是很高兴能摆脱公务。不过偶尔需要时，他还是会插手公事。闲暇时，他便会去打猎、钓鱼和写传记。其间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毗邻的菩提奥利殖民地出现纷争，苏拉应该应公民的请求处理内部事务。就像昔日在首都一样，他很快就将事务妥善处理完毕。在他生病卧床期间，最后的活动就是募捐重建卡皮托利诺神庙，而他却无法亲眼见证神庙的落成了。

苏拉之死

苏拉隐退一年后便与世长辞，享年60岁。当时他身体强壮，精神矍铄，去世时前两天还在撰写自己的自传。罗马纪元676年即前78年，苏拉在卧床后不久因血管破裂而被死神带走。即便在去世时，追随苏拉的好运也没有抛弃他。他肯定不愿再次卷入让人生厌的党派之争，不想再次率领他的老部下进行新的革命，但是如果他再多活些时日，就难逃此命。因为在他死时，西班牙和意大利正陷入这种状况。当有人提议在首都给苏拉举行公葬，以示对这位僭主最后的尊敬时，引起了众多反对的声音，这些人在苏拉活着时都默不作声。由于人们对他的记忆还如此清晰，对他老部下的畏惧还如此强烈，所以还是决定将他的尸体运回首都，在那里举行葬礼。

苏拉的葬礼

意大利还从未见证过比这更加隆重的葬礼。死者身着王室服装，前面是众人熟知的旌旗和束棒，所经之处的居民和他所有的老部下都加入到哀悼的队伍之中。这位英雄生时曾时常率兵打仗，所向披靡；死时，他的大军好像要重新集结在他周围。于是，这连绵不断的送葬队伍一直行至首都。这里法院放假，所有事务都被延期办理，两千顶金色的花冠静候死者，这是忠诚的军团和亲密的伙伴给予他的最后荣耀的礼物。苏拉想要遵循科尔涅利家族的惯例，实行土葬而非火葬，而其他人比他当年的所作所为更加谨慎，杞人忧天。苏拉曾经将安放在墓中的马略骸骨掘动，而今元老院下令让他的尸骨灰飞烟灭。所有官员和整个元老院走在队列前面，男女祭祀身着法衣，一队贵族少年身穿骑士盔甲，这支队伍抵达了大市场。在这里，留下了他的丰功伟绩，几乎还能听到他让人胆寒的话语。在发表了对死者的祭文后，元老院的官员肩负着灵柩前往战神广场，那里堆放着用来火葬的柴堆。火焰熊熊燃烧，骑士和士兵们围绕着尸体致敬。这位执政官的骨灰被安放在战神广场上老国王的陵墓旁，罗马妇女为他服丧一年。

这是瓦勒利乌斯·马克西姆斯所给出的总数。据阿庇安所说，苏拉处死了大约40名元老和1600名骑士，元老数目随后还有增加，按弗洛卢斯的说法是2000名元老和骑士。据普鲁塔克所说，在前三天有520人上了名单，按奥罗休斯的说法在最初几天是580人。这些说法并不矛盾，因为不只是元老和骑士被处死，名单在数月内还有变动。在另一段，阿庇安提到被苏拉处死或流放的人，执政官15人、元老90人、骑士2600人，这显示他把内战的受害者和苏拉的受害者混为一谈。15位执政官是昆图斯·卡图卢斯（罗马纪元652年即前102年）、马尔库斯·安东尼（罗马纪元655年即前95年）、普布利乌斯·克拉苏（罗马纪元657年即前97年）、昆图斯·斯恺弗拉（罗马纪元659年即前95年）、卢西乌斯·多米提乌斯（罗马纪元660年即前94年）、卢西乌斯·凯撒（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昆图斯·鲁弗斯（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卢西乌斯·秦纳（罗马纪元667—670年即前87—84年）、格涅乌斯·层大维（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卢西乌斯·梅鲁拉（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卢奇乌·弗拉库斯（罗马纪元668年即前86年）、盖乌斯·卡博（罗马纪元669即前85年，罗马纪元670即前84年，罗马纪元672年即前82年）、盖乌斯·诺尔巴努斯（罗马纪元671年即前83年）、卢西乌斯·西庇阿（罗马纪元671年即前83年）、盖乌斯·马略（罗马纪元672年即前82年），其中十四位被处死，卢西乌斯·西庇阿被流放。另一方面，李维在尤特罗庇乌斯和欧罗休斯认为，同盟战争和内战铲除了24位执政官、7位法务官、60位市政官和200位元老，这个统计一方面包括了在意大利战争中死去的人，如执政官奥鲁斯·阿尔比乌斯（罗马纪元655年即前99年）、提图斯狄·狄乌斯（罗马纪元656年即前94年）、普布利乌斯·卢普斯（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卢西乌斯·加图（罗马纪元665年即前89年），还包括部分这一时期的受害者，执政官昆图斯·梅特路斯·努米底库斯、马尼乌斯·阿奎利乌斯、盖乌斯·马略的父亲、格涅乌斯·斯特拉博，或者还有些我们不知道的人。14位被杀的执政官中，三人（鲁弗斯、秦纳和弗拉库斯）死于军事叛乱，苏拉党的八位和马略党的三位执政官死于敌军手上。由上述数字比较而言，马略杀害了50名元老和1000名骑士，苏拉杀害了40名元老和1600名骑士，这可以作为一个衡量二者罪恶程度的标准，至少不会太过武断。

西塞罗为普布利乌斯·昆克提乌斯（publiusquinctius）辩护时，常常提到的一位就是塞克斯图斯·阿尔菲努姆（sextusalfenus）。

第二卷第七章提及的拉丁权。对此要增加一种特例：在其他情况下，拥有拉丁权的人就像外邦人，是某个特定拉丁城邦或外国城邦的一员。在这里，正如后来放弃权利的拉丁自由人，他们没有任何城邦成员的权利。结果是这些拉丁人被剥夺了城邦法律所规定的特权，严格说来甚至不能履行遗嘱，因为除非按照他所在的城邦法律，任何人都不能履行遗嘱。不过，他们可以履行罗马人的遗嘱，在世者可以依照罗马法的方式，彼此之间或和罗马人及拉丁人相互交易。

事实显示，苏拉所估算的向亚细亚征收的五年欠款和战争费用，形成了未来征收的标准。据说亚细亚分为四十个地区是苏拉所为，苏拉的分派成为了日后征收的基础。进一步说来，在罗马纪元672年即前82年造舰队的数额就是从所纳税款里扣除。最后，西塞罗直言“没有包税商，他们无法缴纳苏拉施加在他们身上的税赋”。

见第四卷第三章与骑士荣誉相关的内容。史书确实没有告诉我们是谁颁布了这项法律，罗马纪元687年即前67年的罗西安剧院法才需要重申先前的特权，但在这种情况下，无疑是苏拉创立了这项法案。

迄今为止，每年选了多少财务官无从知晓。罗马纪元487年即前267年，该数字为八人，两位城市财务官、两位军事财务官、四位海军财务官，还要加上各行省的财务官。因为奥斯提亚和卡勒斯等地一直都有海军财务官，别的地方没有军事财务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担任统帅的执政官将没有财务官。现在，到苏拉时期有九个行省，此外派了两名财务官去西西里，他可能有十八位财务官。但这时的最高官员的数量远低于所设职位，遇到困难时便不断地延长任期和用其他方法来补救。一般而言，罗马政府倾向于尽可能地限制官员数量，财务官的职位也多于财务官的数量，当时甚至不会向西里西亚这样的小省派遣财务官。不过，在苏拉之前，财务官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八人。

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固定元老的数量。虽然在苏拉之前，监察官每次会列出三百人的名单，但通常会把本次名单起草时到下次名单筹备期间，担任市政官的非元老人员加入名单之中。苏拉之后，元老数目与现存的财务官数目一样。我们或者可以假设，苏拉想把元老的数目增加至五百或六百人，如果假定每年加入二十位元老，平均年龄三十岁，并估计元老的平均任期为二十五至三十年，那么结果就是这个数字。西塞罗时期，出席元老院会议的人数是四百一十七人。

撒路斯特的书中勒庇都斯所提到的populusromanusexcitus...iureagitandi就是指此事，塔西佗所说的statimturbidislepidirogationibusnequemultoposttribunisredditalicentiaquoquovellentpopulumagitandi即是暗指此事。西塞罗曾指出保民官并未完全丧失与人民议事的权力，德孟西布人民平民决议（plebiscitumdethermensibus）写得更为清楚，不过这个决议在开篇自诩为“元老院的警言”（desenatussententia）。另一方面，按照苏拉的规定，执政官在还未获得元老院的决议前，可以向人民提出建议。这不仅可以由当权者的默许表现出来，还可以用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和罗马纪元676年即前78年的革命印证，正因为如此这两次的革命都是由执政官而非保民官领导。据此，我们发现在这一时期行政上的次要问题，颁布了执政官法令，如罗马纪元681年即前73年的粮食法，如果在其他时期，肯定是平民会决议。

除了意大利凯尔特地区在早期肯定不是一个行省外，这个假说并没有其他证据——这表示一个确定的地区每年都会更换总督来管理——而在凯尔时期它确实是一个行省。边界扩展也是一样。我们知道以前是埃西斯河将凯尔特地区和意大利分开，凯撒时期是卢比孔河，但并不清楚边界从何时发生了推移。事实上，从马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卢库卢斯担任法务官时曾承担了埃西斯和卢比孔之间的边界校准工作，据此我们推测至少在卢库卢斯（marcusterentiusvarrolucullus）担任法务官之后的罗马纪元679年即前75年，这里肯定仍然是一个行省，因为法务官对意大利土地什么也不能做。只有在罗马城边界范围以内，每种延长的权力才能自行停止，而在意大利，甚至是在苏拉的规定之下，这种延长的权力虽然不是普遍存在，至少也是允许的。不管怎样，卢库卢斯所担任的职务是一个特例，但我们还是能够了解到卢库卢斯何时在此地及任职的情况如何：在罗马纪元672年即前82年苏拉整顿之前，他就以指挥官的身份在此地活动，可能就像庞培，由苏拉给予法务官的权力。据此他肯定在罗马纪元672年即前82年或罗马纪元673年即前81年就调整了边界。因此，根据这段描述我们无法推出北部意大利的法律地位，尤其是苏拉独裁后的情况。另外，苏拉扩展罗马城边界的说法有一个朋显的暗示：根据罗马国的法律，这种区别是一个人扩展了罗马城而非帝国的疆界即意大利的疆界。

因为派往西西里的财务官为两人，其他各省均为一人，此外两名城邦财务官，两名随执政官作战的财务官，舰队财务官仍然有四名财务官，这个职位每年需要官员19名。二十名财务官的说法不可考。

意大利同盟出现得更早，但它是城邦的联合，不像苏拉的意大利，是在罗马帝国之内作为一个部分而划分的领土。

另一种说法认为他死于虱病，但并非如此，原因很简单，那种病完全是虚构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