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与意大利
大约200年前，皮拉斯（pyrrhus）曾经发起过一场战争，这是意大利争取独立的最后一役，此后罗马就一直处于意大利的盟主地位，无论时局如何风云变化都未曾动摇过根基。无论是世代英烈的巴卡家族，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还是阿契美尼德王族的继承者都曾奋力号召意大利人与强大的罗马作斗争，但是结果都是徒劳。意大利人还是对罗马卑躬屈膝，帮助罗马在瓜达基维尔河（guadalquivir）战场、梅热达河（mejerdah）战场、坦配（tempe）战场和西皮洛斯山（mountsipylus）战场奋勇杀敌，此外还牺牲了三位杰出的青年军官，帮助罗马征服了三个大陆。意大利的地位与此同时也在改变，却是在恶化而绝非在提高。诚然，从物质角度来看，他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尽管意大利的中小地主阶级由于罗马糟糕的粮食法利益受损，但是大地主以及商人和资本家却得以繁荣，因为罗马的政治职能向金融方面倾斜，意大利和罗马市民同享经济上的保护与特权，所以意大利在物质方面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罗马的政治优势。总体而言，意大利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并不主要取决于其政治区分。盟国之间也是有差别的，就像在翁布里亚和伊特鲁利亚自由农阶级几乎已经消失，但是在其他地区，例如阿布鲁齐（abruzzi），这一阶级仍然存在或者几乎没有受到影响——正如在不同的罗马市民之间也会有相似的差别一样。另一方面，意大利的政治从属地位也日益突显。当然意大利的权利没有公然被侵犯过，至少在原则问题上没有。从主权的角度来看，意大利享有公社自由，这一点已被纳入条约而且整体而言，罗马政府对此也是尊重的；罗马改革派曾经在土地暴动初期对罗马境内发起过攻击，以保证意大利民社能享有更高地位，此举不但受到罗马保守党和中产阶级的激烈反对，罗马反对派本身也很快摒弃了这一做法。
属地的不足和弊端
罗马作为领导者，拥有一些特权，而且有些特权——对战事的最高指挥权和行政上的最高指挥权是非罗马莫属。这些特权如果使用不当就会让盟邦产生错觉，认为它们已经完全变成毫无权利的附属。罗马军法向来严苛，在7世纪时几经修改，但是其修改大多是针对罗马市民，最重要的修改之一就是取消死刑：曾经在朱古达战争中，一位有声望的拉丁将军被罗马军事会议判处死刑，斩首示众；同样一位等级最低的罗马士兵却有权向罗马法院申诉免除死刑，这样的案例会让罗马的盟邦作何反应，我们不难想象。服军役的罗马人和盟邦人的比例并未在条约上体现：此前双方所出兵力几乎相等，但是之后双方人口比例有了倾向于罗马市民的改变，但是对盟邦的要求却不成比例地在增加。所以一方面盟邦要承担大部分的军事任务以及军费，另一方面每三个服军役之人，必有两个来自盟邦，一个来自罗马市民。同样罗马享有凌驾于意大利民社的最高民事监督权（最高行政管辖权也必然包括其中），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意大利几乎成了没有任何保障的地域，任罗马历任的地方行政官玩弄于股掌之中。在塔特姆-西迪奇努姆（teanumsidicinum），一个举足轻重的盟邦城，其最高行政官当众被施以棍刑，仅是因为一位执政官的夫人想在男浴室洗澡，但是市内官员并没有及时遣散在男浴室洗澡的人，而且这位妇人又认为浴室卫生欠佳。此类事件在费伦蒂诺（ferentinum），一个在法律上同样享有最优特权的城市，也是屡见不鲜，而且在卡莱斯（cales），一个历史悠久、地位重要的拉丁殖民地，这种事情也时有发生。在维努西亚的一个拉丁殖民地，一个自由农被一个未在公职、只是路过的罗马外交官打翻在地并鞭笞致死，只是因为这位自由农无意间取笑了这位罗马外交官的坐轿。在弗莱杰雷叛乱期间，以上事件偶有提及，不难想象此类暴行肯定是频频发生，而且即便发生了受害者也无处获得公道——因为罗马市民可以凭借他们的申诉权多多少少地让自己免受刑罚。罗马先人曾明智地在拉丁民社与其他意大利民社之间制造嫌隙，但是如今罗马政府如此对待意大利，那么这嫌隙即无论如何也不会缩小。罗马的抑制壁垒以及由于这些抑制壁垒被迫屈服的地区同样都是岌岌可危：拉丁人对皮塞努姆人说他们同样都是屈服于罗马束棒之下的可怜虫，对独裁的痛恨又将昔日的管家与奴隶的命运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现在意大利盟邦的地位已经从之前的尚可忍受的依赖关系变成了被压迫的奴役关系，同时又没有任何获得更多权益的希望。征服意大利之后，罗马就不再授予非罗马人公民权，授予整个民社公民权的做法被禁止，而且授予个人公民权也被限制。他们现在又变本加厉：在罗马纪元628—632年即前126—122年盖乌斯·格拉古改革要将罗马公民权普及整个意大利，此事引发了一场暴乱，与此同时迁移罗马的权利也受到限制。依照当时的民愿以及元老会意愿，所有居住在罗马的非罗马人，都被迫驱逐出境。简言之，之前罗马就像是监管意大利的兄长，对意大利更多的是保护而不是统治，而且意大利也不会永远居于弱小地位，就像是一个被宽容以待的奴隶，一直被给予被解放的希望，但是现在他们差不多全部都处在罗马的棍棒统治之下，陷入绝望之境，最多就像一个有些特权的奴隶，只会把来自罗马的欺压凌辱转移到更贫穷的省份。
弗莱雷杰战争的失败叛乱带来的困境
最开始无论是出于民族团结还是因为惧怕危险，在这些不平等面前，他们都是谨小慎微、忍气吞声，但是后来统治者一直都是唯我独尊，被统治者都是只能逆来顺受，所以双方之间嫌隙扩大，最后双方便呈现出暴力关系。在罗马纪元629年即前125年弗莱杰雷叛乱，好像正式揭示了罗马政治统治的真面目，但是当时意大利暴乱并未真正带有革命色彩。盟邦要求平等权利的愿望最开始只是无声的期盼，后来渐渐演变成高声的诉求，而且这种诉求越被拒绝，呼声就越大。很快他们就意识到罗马不可能主动让步，想要强行索要他们想要的权利的，也大有人在，但是当时罗马甚至都不允许他们有任何实现这些权利的念头。尽管当时取得罗马公民权与未取得罗马公民权的意大利人的比例难以确切计算，但是确信的是当时罗马市民并非远远少于盟邦的意大利人。在当时能够服兵役的罗马市民大约有四十万，而盟邦人则有五十万或者六十万。所以如果一直保持这样的人口比例，而且对内市民能够团结一致，对外没有值得一提的敌寇的话，意大利盟邦的人就无法联合起来对抗罗马，因为意大利盟邦人分散在城市的各个社区，又于公于私都与罗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外其一，罗马市民团结一心；其二，各省能提供很大的资助；其三，各个民社之间相互制约。凭此三点，罗马政府只要稍加温和审慎，便可成功控制这些让人棘手的、义愤填膺的属国。
意大利和罗马各党派
意大利人在罗马被革命动摇根基之前一直采取守静不动之势，但是一旦革命爆发，他们就混杂在罗马各大政党中参与暴动，希望借助某个政党的势力获取平等权利。他们首先联合民主党，而后又联合元老党，但是都未能从中有所获益。他们不得不承认，尽管两党领袖都承认了他们对平等权益的诉求，但是这些领袖，无论是来自贵族党还是民主党，都不能说服他们全党去承认这些诉求。他们还注意到，罗马最出色的政治家们，一旦为意大利人辩护，就会无人跟随，最终被推翻。罗马政府经历了三十年的荣辱兴衰，经历了革命与复辟，罗马的领导人也经历了新旧更迭，但是无论如何变化，掌舵的却永远都是一位目光短浅、心胸狭窄之辈。
意大利和寡头政治；卢西乌斯-慕奇乌斯律法
最重要的是，由最近的情形看，意大利指望罗马理会他们的要求简直是妄想。只要意大利的利益仍与革命党的利益有牵连，而且只要是意大利的希望被化为泡影只是因为民主党内的愚蠢大众，那么意大利就还是会认为寡头政治只是对发起提议的个人有敌意，而并非针对提议本身，那么他们仍然相信元老院的某些有识之士最终还是会接受一个既能有益于寡头政治，又能有利于国家的方案。近些年元老院再一次独占大权，罗马寡头政府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太小。罗马政府非但没有按照民愿采取改进措施，反而在罗马纪元659年即前95年颁发了一个执政官法，严厉禁止非罗马公民获得公民权，违者重罚。此法让很多有志于平等权问题而且声望颇高的意大利人放弃已经获得的罗马公民权重回意大利籍，此外，此法虽然在法理上无可争议但是从政治角度来看却愚蠢至极，因为这和那个奠定北美独立根基的著名律法如出一辙。实际上，和那个律法一样，它已然成了内战的直接诱因。更糟糕的是，此法的提出者绝不是某个顽固的无可救药的贵族，而恰恰是两个有声望的人——一个是睿智聪慧、美名远扬的昆图斯·斯凯弗拉（quintusscaevola），和乔治·格伦威尔一样，都是天生的法学家，命中注定的政治家，正直清廉、让人钦佩，首先激起了元老院与骑士阶级之间的争端，而后又掀起了罗马人和意大利人之间的仇恨；另一个就是雄辩家卢西乌斯·克拉苏，他是德鲁苏斯的朋友和同盟，同时也是最温和、最明智之人。
意大利人和德鲁苏斯
此法以及诸多由此引发的变革都在整个意大利激起了激烈的暴动，而此时马库斯·德鲁苏斯再一次让意大利人看到了一丝希望：一个保守党竟然赞同格拉古氏的改革观点，而且拥护意大利争取平等权利。这样的事情在以前一定会被认为是绝不可能的，但是现在竟然发生了：一个高高在上的贵族居然会奋力解放从西西里海峡到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连同其政府，而且还要把他全部的热情、忠诚，都毫无保留地、慷慨地奉献到改革中去。他是否真如传闻所言，是某个秘密组织的头目，还不得而知——据说这个秘密组织的势力遍布整个意大利，而且其成员都万众一心，发誓效忠德鲁苏斯以及他们共同的事业。即使他并没有投身于如此危险的事业，而且也没有做一个罗马地方法官所不应做的事情，但是可以确信的是，他并非只是单纯在履行一个地方法官的职责，而且上面所提到的危险的事业是借他之名发起，尽管可能未经他同意而且违背他的本意。意大利人听闻德鲁苏斯已经发起了他的第一项提议，而且元老院大多数人已经通过，所以高兴万分；又听闻他们的护民官突发恶疾之后又复获安康，更加欣喜，意大利民社上上下下举杯相庆。可是当德鲁苏斯的计划一步步昭示天下的时候，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他不敢退出他的主法，不得不推迟，不得不延期，很快他也将会隐退。据说元老院大多数人都开始动摇，担心自己会丧失领导地位。很快消息传至意大利，传言那个已经通过的法律已经作废，传言资本家的统治现在如日中天，传言他们的护民官已经落入一个刺客手中，甚至还传言德鲁苏斯已经在罗马纪元663年即前91年秋遇害。
准备起义罗马
意大利人借助条约获得罗马公民权的最后希望随着马库斯·德鲁苏斯的消失而破灭了。如果那个精力充沛的保守党人在最有利的情形之下都不能说服他的同党去采取他的提议，那么想用温和的手段通过这项提议就一定行不通。意大利人要么乖乖服从，要么奋起反抗，如果有可能的话，再一次联合起来重拾53年前之未竟事业——虽然这事业因弗莱杰雷的失手而中断——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通过暴力摧毁罗马政府或承其大业，或者至少可以迫使它赋予意大利平等权利。后一选择无疑是在自取灭亡。从时局来看，意大利各个民社孤立地对抗罗马的胜算还不如当年美洲殖民地对抗英帝国，很显然，罗马政府只要稍加留意、积极应对，就可以让这次起义重蹈当年的覆辙。如若意大利如此逆来顺受、听之任之，不也是难逃灭亡的厄运吗？意大利各城中最重要的人物大部分都已经宣称或者将要宣称——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与德鲁苏斯达成协议，这一点可以说是保守党的胜利，但也可能被定为叛国罪。当意大利人回忆起罗马对其的所作所为时，面对上述情形，他们又会有何想法？所有已经加入过或有嫌疑可能加入过德鲁苏斯的秘密组织的人，要么奋起而起义，要么等待他们的只有刽子手的铡刀。
此外，当下的情形正好是意大利举国暴动的大好时机。罗马人对较大的意大利联邦实行分解政策，至于分解程度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信的是马西人、格尼人，或者还包括萨莫奈人和卢卡尼亚人，仍然由旧式的民社联盟联系在一起，尽管这联盟已经失去了其政治意义而在某种程度上已沦为只在节日或祭祀时候才会出现的组织。如果现在起义的话，这些民社联盟仍然可以作为聚集点，但是谁又能保证罗马政府哪天不会废除这些联盟呢？那个据说是以德鲁苏斯为首的秘密组织，现在虽然已经群龙无首，但是仍然存在而且还是起义中重要的政治核心。其军事基础应该是各联邦的独立军备和常备兵。据说意大利现已骚动不安，盟邦的民社也联系密切，但是罗马政府却不号召人民武装备战，而是训勉各地方官像往常一样加强戒备，并派出间谍打探进一步的军情。据说首都罗马毫无戒备，一位果敢的马西人军官昆图斯·庞培迪乌斯·西洛（quintuspompaediussilo）——一位德鲁苏斯的挚友——设计要带领一支可信的队伍潜入城内，暗藏刀剑匕首，袭击罗马，做好了叛变的准备，已拟定条约，也在暗中积极操练军队。最后，和大多数起义一样，本次暴乱因一次意外事故而提前浮出水面。
阿斯库伦城起义马西人和萨贝利人中部和南部意大利
一位罗马总督的执政官听他的间谍说阿布鲁齐的阿斯库伦城正往其他民社派遣人质，于是他就携罗马使节和一小队护卫来到那里，并对当时正聚集于剧场庆祝的民众发表了一番激烈、威胁的长篇大论。此番大论充满了血腥和恐吓，激起了民众心中积压了数百年的愤懑。罗马军官被民众当场碎尸万段，并且似乎是为了断绝和解的可能，当地官吏立刻让人关闭城门，并杀死所有城内的罗马人，掠夺其财产。马西人首先与罗马开始对抗，并联合阿布鲁奇小而精悍的联盟——帕里格尼人、马鲁奇尼人、弗伦塔尼人和韦思提尼人。上文提到的英勇睿智的昆图斯·西洛，就是这次事件的核心人物。这是马西人第一次正式对抗罗马，所以此后这次战争被叫做马西战争。此后撒姆尼民社也效仿起义，而后从利里斯河（liris）和阿布鲁奇一直到卡拉布利亚和阿普利亚的众多民社也都纷纷起义，后来整个意大利中部和南部也都举起了反罗马的大旗。
意大利的亲罗马派
伊特鲁里亚人和翁布里亚人却依附罗马，因为他们已经站在骑士阶级一边对抗德鲁苏斯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地区土地贵族和金钱贵族自古以来就占优势，中产阶级已毫无踪迹。在阿布鲁奇地区及其周围，农民阶级仍保留着其纯洁和活力，非意大利其他地区所能比。大体上革命都是从农民阶级发轫而蔓延至中产阶级，而市里的贵族阶级仍然与首都政府密切联系。这一点也说明，在叛乱的地区中有个别的民社，在叛乱的民社中也有个别的个人，是拥护罗马联盟的，例如维斯提奈的皮纳城，为了维护罗马受到了严重的攻击，而且在赫比奈（hirpinian）境内有一支忠于罗马的队伍被组织起来，在埃克拉努姆的米那提乌斯·马奈乌斯的带领下辅助罗马在坎帕尼亚的战事。最后依附罗马的还有一些享有最优权利的联盟民社——例如坎布尼亚的诺拉和努凯里亚（nuceria）以及希腊沿海的那不勒斯和利基翁，同样还有大部分的拉丁殖民地如阿尔巴和埃塞尼亚，就像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拉丁和希腊整体上都支持罗马而萨贝利人却反对罗马一般。罗马的现任通过对贵族进行等级划分来奠定统治意大利的政治基础，并且通过巧妙的控制，让享有最优权利的民社制约未享有最优权利的民社，让自治市的贵族控制各民社的市民。即使现在，寡头政府面临着空前的危机，这个几百年前建立起的政治根基却仍然能够坚实无比地接受暴风雨的冲击。尽管当时面对第一波冲击时，享有较高权利的民社没有弃罗马于不顾，我们现在也不能保证他们在长时间的面对重创后，仍能誓死效忠罗马，就像当年第二次布匿战争时一样，他们对罗马的忠心还需要经历风雨的考验。
罗马城内暴动印象拒绝和解提议叛国罪审理委员会
于是第一次流血事件发生了，意大利开始分为两大军事阵营。诚然，如大家所见，现在的暴乱还远远不会遍及整个意大利，但是暴乱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领导者本身的预期。叛乱者可能还自不量力地想着去和罗马政府达成和解。他们派使节出使罗马，说只要罗马政府同意他们获得公民权，就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但结果是徒劳的。罗马以狭窄的心胸固执地拒绝了其属国的请求，这一举动却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就好像罗马一直期待的公共团结精神突然又出现了。就像当年政府政策失利于阿非利加和高卢一样，意大利暴乱的直接影响就是它开启了一场公诉战争，以此贵族法官可以报复他们心中此次暴乱的始作俑者，不管他们的判断是否正确。护民官昆图斯·瓦列乌斯不顾来自贵族的阻挠和来自其他护民官的干扰，提议成立了一个特殊的叛国罪审理委员会，骑士阶级用暴力强制维护此项提议，所以其成员都由骑士阶级组成。此委员会的设立是用来调查那场据说由德鲁苏斯唆使、其势力已遍及罗马和意大利的叛乱。当几乎半个意大利都举兵起义时，在愤懑惊恐的市民眼中，这场暴动无疑是在叛国。此委员会的判决使元老院中的和解派人数骤减：德鲁苏斯的挚友、年轻有为的盖乌斯·科塔被放逐；年迈的马库斯·司考鲁斯费尽周折才逃脱厄运；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有名望的人也被牵连其中。元老院中所有支持德鲁苏斯改革的成员都有了很大嫌疑，很快领事官鲁帕斯（lupus）就从军营传来消息称其军中有贵族与敌人有频繁书信往来，但是这种嫌疑很快就在马西人的间谍被捕之后被消除。之前米特拉达斯王说过，罗马派系之间的互相敌对对罗马的损害远远超过此次“同盟者战争”本身，从今日之情形来看，此判断未必是无稽之谈。
有力的律法
在暴动刚刚爆发时，叛国罪审理委员会的一系列行动引发了一阵阵恐慌，罗马确实给人了一种团结强势的假象。所有的党派纷争都暂且搁置，各大派系的大人物——例如民主党的盖乌斯·马略、贵族派的卢西乌斯·苏拉、德鲁苏斯的友人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拉弗斯——都蓄势待发，准备随时效命于政府。这时政府也通过民法强制削减了粮食分配，以便节约财政资源以备战争之需，而且由于米特拉达特斯王咄咄逼人，亚细亚省随时可能会落入敌手，所以罗马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也被切断，这样一来，缩减粮食分配就更加重要了。根据元老院的指示，除叛国罪审理委员会以外，其他所有司法机关全部暂时停止一切审理活动；所有商业活动暂停，全民的任务全部集中在征兵以及铸造兵器上。
叛乱者的政治组织——抗罗之都
大敌当前，大战将至，罗马正紧锣密鼓地聚全城之力备战，叛乱者也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战争时期的政治组织问题。帕里格尼正好处在马西、撒姆尼以及维斯提奈的中心，所以也正是叛乱的中心。此处有一个位于配斯卡拉（pescara）河畔的一个美丽小城科菲尼乌姆（corfinium），它地处平原，被选作是“抗罗之都”或者是“意大利人之都”，所有叛乱民社的公民都可以获得这座城市的公民权，又仿照罗马在此设立了广场和元老院。元老院有五百名成员负责设立宪法以及指挥战事。按照元老院的指示，市民从元老院成员中选举出两位执政官以及十二名副执政官，他们就像罗马的两位执政官以及六位副执政官一样，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年代都享有最高指挥权。拉丁语仍是马西人和皮森特人主要使用的官方语言，但是当时在意大利南部普遍使用的撒姆尼语也和拉丁语一样被当做官方语言使用，二者处于同等地位。新的意大利政府仿照罗马钱币的模式和规格开始制造自己的货币，以此来打破罗马两个世纪以来的铸币垄断，新钱币上交替刻有拉丁文和萨姆尼文。当然这很明显意大利现在并非旨在向罗马求得平等权利，而是意欲歼灭或征服之，然后自成新政府。很明显他们的体制只是对罗马的全盘复制，换言之，就是抄袭自古以来传承在意大利的制度，它的组织形式更适合城市而非国家。和罗马一样，它也有低效无用的公民议会，它的管理体制也和罗马元老院一样有着寡头政治的成分，其行政也是由诸多地位并列的最高行政官负责。意大利对罗马的模仿可谓是细化到每个细节：例如地方首脑之前叫执政官或副执政官，现在被更名为至尊统帅（imperator）。所有都只是称谓上的变化。叛乱者的铸币上也有着与罗马钱币相同的神像，只是刻印的字由罗马变成了意大利。这个叛乱者仿照罗马新建的意大利与原来意大利的区别只是在于环境的不同：后者无论如何是按照一个城市的模式发展起来的，后来它的发展模式渐渐处于城市与国家之间，至少也是一种自然的过渡。这个新建的意大利却只是一个叛乱者聚集的地方，而且只是依靠虚无缥缈的法律硬把该半岛的居民改造成了首都市民，这对意大利的发展相当不利。值得注意的是，当多个孤立的行政区骤然融合在一起时，一般情况下他们会提议实行代议政体，但是眼下却无人提出此提议。恰恰相反，他们的公共组织形式比之前还要荒诞。很明显，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自由宪制必须要最高统治者亲自出现在群众集会上才可能实现，或者自由宪制只能出现在城市中。宪政体制，也就是人民主权由代表大会保障的体制，是现代共和政体的基本思想，也是一种全新的思想，没有它，自由政体就完全是名不副实。即使现在的意大利有代议制参议院，但它的公民议事会的地位也在减弱，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一个自由政体，但是无论是罗马还是意大利都不敢真正跨过界限。
全面备战
所以在罗马纪元663—664年即前91—90年冬，德鲁苏斯去世数月后，撒贝利人就掀起了反抗罗马的战争，正如叛乱者的铸币上撒贝利公牛对抗罗马母狼一样。双方都做了充分准备：意大利的兵器、钱财等其他供给都已准备妥当；罗马也从各省特别是西西里收集了充足的军需，久弃不用的城墙也重新修整以抗外敌。双方势力旗鼓相当，不相上下。为了填补意大利支队的空缺，罗马开始从阿尔卑斯山南部的凯尔特地区的市民和居住民中增加征兵量——他们几乎都已经被罗马化了——仅在坎帕阶就征兵一万；另一方面罗马还从努米底亚和其他海外地区调集队伍以填补所缺的意大利士兵；此外，在希腊和小亚细亚的自由城市，他们还招募了一支舰队。不算卫戍部队，双方各自派兵多达十万，无论是战斗力、战斗策略还是军事装备，罗马都绝不亚于意大利。
双方军力的分散
无论是叛党还是罗马，都发现此战很难统一指挥，因为叛军所在地区蔓延甚广，而其中又星罗棋布地夹杂着亲罗马的要塞：一方面为了守住他们那绵延的疆土，叛军不得不联合起来做围攻战，虽然这不仅会耗费军力还对耗费时间；另一方面，由于叛军没有固定的中心，所以罗马也不得不同时在全部叛军地区布战。从军事角度来看，作战区分为南北两部：北部由皮切诺和阿鲁布奇延伸到坎帕尼亚南部，其中包括说拉丁语的地区，此战区的意方执政官是马西人昆图斯·西洛，罗方执政官是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帕斯；南部战区包括坎帕尼亚，撒姆尼，还包括讲萨贝利语的地区，由撒姆尼人盖乌斯·帕皮乌斯·马提乌斯担任叛军执政官，而卢西乌斯·尤利乌斯·凯撒担任罗马执政官。这两位总执政官又各配有副执政官，意方配有六人，而罗方配有五人，副执政官各自在指定区域内进攻和防守，而总执政官则比较自由，负责统筹全局。罗马最有名望的军官，例如盖乌斯·马略，昆图斯·加图路斯（quintuscatulus）以及其他两位在西班牙战争中经验丰富的前执政官提图斯·狄狄乌斯和普布里乌斯·克拉苏，都随时准备为战区的两位执政官效命。意大利军方虽无如此威望的军官，但是从战事结果来看，他们的领袖绝不亚于罗马。
在这场战争中，战事非常零散，整体而言，罗马居上风，但是尽管如此，罗马也未有任何决定性的举动。奇怪的是，罗马并未趁势集中兵力对抗叛军，叛军也并未进攻拉丁姆，进而攻下首都。我们对双方情形了解甚少，所以根本无法解释他们如此表现意欲何为，我们也无法了解罗马政府的疏忽和各联邦民社的疏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对战争的统一指挥。当然，任何战事都会有胜负，但是此战孰输孰赢，可能需要很久才能见分晓。当时的战役特别分散，又毫无头绪，各军队时而联合作战，时而又独立抗敌，所以很明显，仅凭我们现在知道的零散片段，很难清晰生动地重现当时战争的画面。
战争开始凯撒在坎帕尼亚和萨姆尼建筑堡垒叛军占领埃塞尼亚以及诺拉坎帕尼亚大部落于罗马之手
当然，最先遭到攻击的就是叛乱区中依附于罗马的堡垒。堡中人民迅速关闭城门，并将所有能动的财产移至城中。西洛亲自去攻打坚城阿尔巴，这是专门为对付马西人而设的堡垒，马提乌斯亲自攻打萨尼姆中心的拉丁城埃塞尼亚，但是二者都受到顽强抵制。在罗马军队集结于叛区之前，北方费尔莫（firmum）、阿特里亚、皮纳等地，南方利比里亚、贝内文图姆（beneventum）、诺拉、帕埃斯图姆（paestum）等地或许也经历了激战。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春，凯撒率领南路大军集结于几乎被罗马军占领的坎帕尼亚，而后又向加普亚——该地域对于罗马财政至关重要——和其他更重要的联邦城市提供卫戍部队，此后他欲采取攻势去援助在他之前被派到撒姆尼和卢卡尼亚，由马库斯·马赛勒斯（marcusmarcellus）和普布里乌斯·克拉苏领导的分部队。萨莫奈人和马西人在普布里乌斯·维提乌斯·斯卡托的带领下击退并重创凯撒，而重镇维纳弗鲁姆（venafrum）也落入叛军之手，其中的罗马卫戍兵也归入叛军。此城位于坎帕尼亚到撒姆尼的军事要道，所以此城投诚后，埃塞尼亚就处于孤立状态，现在只有指挥官马赛勒斯带领部下奋力抵抗。苏拉把之前远征时对付博胡斯（bocchus）的手段又巧妙地用在这次战役中，取得了胜利，这无疑让埃塞尼亚的窘境暂时得以缓解，但是经过负隅抵抗后，他们还是没有抵制住饥荒，最后在年末被迫投降。同样，在卢卡尼亚，经过奋力抵抗，普布里乌斯·克拉苏也兵败马库斯·兰潘纽斯（marcuslamponius），被迫退守格如门图姆，而此城也在不久后陷落。除上述几个小城外，罗马方面几乎已经完全放弃了阿普利亚和其他南部地区。叛乱呈现蔓延之势，当马提乌斯带领撒姆尼大军攻入坎帕尼亚时，诺拉的市民开城投降，并交出罗马卫戍兵，卫戍兵的将领被马提乌斯下令处死，而其部下被编入叛军。除努凯里亚外，所有坎帕尼亚地区和维苏威地区全部归降叛军；萨勒努姆（salernum）、斯塔比亚（stabiae）、庞培、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也都倒向叛军；马提乌斯率军进入维苏威北部，带领撒姆尼-卢卡利亚军围攻阿克莱（acerrae）。凯撒部队中大部分是努米底亚人，他们开始集体投降马提乌斯或奥赞塔斯（oxyntas）。奥赞塔斯是朱古达之子，在维努西亚投降以后落入萨莫奈人之手，现在又在萨莫奈军中担任要职，所以凯撒被迫将整个阿非利加部队遣送回家。马提乌斯甚至还冒险偷袭罗军大营，但是偷袭未遂被罗军击退。萨莫奈人在撤退途中被罗马骑兵袭击，途中死亡士兵六千余人。这是罗马在此次战争中取得的首次大胜，此战的将军被称为“至尊统帅”，罗马低沉的士气也开始高昂起来。该部队获胜不久就在渡河时被马里乌斯·埃格那提乌斯突袭而遭到重创，不得不撤退到塔特姆重新修整。罗军统帅治军有方，在冬天到来之前就将其部队调整到最佳状态，然后又在城墙的掩护下重新拿下阿克莱，而后马提乌斯又带领撒姆尼主力大军再度围攻。
与马西人的斗争鲁帕斯战败与阵亡
与此同时，战事也蔓延到意大利中心，阿布鲁奇与富奇湖地区的叛乱使得首都岌岌可危。格奈乌斯·庞培·斯特拉博率领一支独立部队进入皮切诺，驻扎在费尔莫和法勒里奥，以便对阿斯库伦城起到威胁之势。罗马北作战区的主力军在鲁帕斯的带领下攻入拉丁和马西人领域边界，因为那里有两条大道——瓦勒良大道和萨拉利安大道——是敌军通往罗马的最便捷通道。图拉诺河在提布尔和阿尔巴之间穿过瓦勒良大道，在列蒂（rieti）汇入韦利诺（velino），将两军隔开。马略认为罗马部队还未完全适应战场，所以应该先进行小规模战斗以便练习，然而执政官鲁帕斯却毫无耐心，完全不理会这逆耳忠言。盖乌斯·波本那首战失利，损兵一万。总指挥官将波本那免职，将其残余部队重新编入马略军中，然而他并未因上述战败暂时停止攻势，而是兵分两路经由两座相近的桥渡过图拉诺河，一路由他亲自率领，一路由马略率领。普布里乌斯·斯卡托带领马西人迎战。他在马略渡河的附近扎营，但是在马略到来前又率兵撤退到河流上游的灌木丛中，只留下哨兵守营。在那里他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另一支鲁帕斯率领的正在渡河的部队，部分敌军被就地斩杀，部分被逼至河中。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6月11日，马略意识到斯卡托已战败，成功渡河，占据敌军大营并斩杀部分敌军，但这也不能对罗马的损失起到多大补偿。赛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将军战胜帕里格尼人，马西人被迫从防线上撤退，元老院又下令让马略接替鲁帕斯担任总指挥官，再加上马略成功渡河，这些都至少可以阻碍敌人取得进一步胜利。不久后昆图斯·卡皮欧也担任指挥官，与马略地位相当。他做指挥官被重用并非因为他的战功，而是因为他当时强烈反对德鲁苏斯被罗马当政的骑士阶级赏识。西洛谎称自己将要率部下投降，骗卡皮欧来到伏兵处，最后卡皮欧及其大部分部下被马西人和维斯提那人斩成碎片。卡皮欧死后，马略又成了唯一的总司令，他与敌军奋战，逐渐攻入马西人领地。他不战则已，战则惊人，很多劲敌都倒在他的战场，马鲁奇尼人的首领赫鲁乌斯·阿西尼乌斯（heriusasinius）也不例外。在第二场会战中马略军队联合苏拉领导的南方部队再次重创马西人，杀敌六千。此次的胜利却属于年轻的军官苏拉，因为尽管马略发起并赢得了这场战役，中途截获敌军并将其歼灭的人却是苏拉。
皮切诺战争
富奇湖畔的战事打得难分难解、不分胜负，斯特拉博率领下的皮切诺军队也打得热火朝天。叛军首领包括阿斯库伦城的盖乌斯·尤达奇利乌斯（gaiusiudacilius）、普布里乌斯·维提乌斯·斯卡托以及提提乌斯·拉弗伦尼乌斯，都联合抗敌，将敌军逼至费尔莫，拉弗伦尼乌斯包围斯特拉博，而尤达奇利乌斯移兵阿普利亚，引诱卡流苏门（canusium）、维努西亚（venusia）等其他仍依附罗马的城镇归降叛军。在罗马方面，赛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战胜帕里格尼，为他进军皮切诺铺平了道路，以此他就可以援助斯特拉博。拉弗伦尼乌斯被斯特拉博和苏尔皮基乌斯前后夹击，军营还着了火。他跌倒在地，其部下纷纷弃甲逃窜，涌入阿斯库伦城。在皮切诺，战局完全逆转，就像之前罗马被困于费尔莫一样，现在意大利也被困于阿斯库伦城，罗马再一次进入进攻阶段。
茵宝-伊特鲁里亚之争
最后，那一年意大利南部和中部又发生了两场激烈的战役，在意大利北部第三次战役又接连发生。在战争的前几个月，战事对罗马非常不利，所以大部分翁布里亚人和一些伊特鲁里亚的个人或民社开始宣布归降叛军。罗马不得不派奥鲁斯·普洛提乌斯（aulusplotius）前去对付翁布里亚，而又派卢西乌斯·波尔奇乌斯·卡托去对付伊特鲁里亚。罗马此次却没有像之前对付马西人和萨姆尼人那样受到强烈的反击，这次罗马在战场上占据绝对优势。
第一年战事惨烈结束
第一年的战事就告一段落了，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双方都伤亡惨痛、前途难料。从军事角度看，无论是罗马军队、马西军队还是坎帕尼亚军队，都受到重创，实力大减：罗马的北方军被迫被派去守卫首都，那不勒斯的南方军在交通上受到严重威胁，因为叛军可以轻易从马西人或撒姆尼人的疆土冲杀进来，在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驻营扎寨。无论从哪一点看，在库迈与罗马之间至少建立一个哨兵线还是很有必要的。从政治角度看，开战第一年，叛军一路旗开得胜；诺拉背叛，维努西亚的地广富庶的拉丁殖民地迅速投降，还有茵宝-伊特鲁里亚人的叛乱，这无一不给人一种错觉，认为罗马的统治地位变得风雨飘摇，甚至都不能逃过此劫。为赢得战争，罗马政府把所有能利用的资源都利用上了：为了在拉丁姆-坎帕尼亚沿岸建一个哨兵线，罗马政府至少将六千名自由民编入民兵团；仍然忠于罗马的盟邦也已经做出了最大的牺牲。举国上下气氛异常紧张，就像一条已经紧得不能再紧的琴弦。
罗马意气消沉
市民的情绪异常低迷。当罗马兵败托伦努斯（tolenus），执政官和其他显贵市民的尸体被从附近的战场运回并埋葬于首都的时候；当地方行政官为了表达哀悼脱去了他们的官袍卸下桂冠的时候；当罗马政府下令让所有居住在罗马的市民都拿起武器奋战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已经开始感到绝望，失去了信心。当然当凯撒与斯特拉博分别在阿切拉（acerrae）和皮切诺获胜的时候，民众的低迷士气有所缓解：当凯撒获胜的消息传来的时候，首都的女典狱官再一次换上了市民的衣服；斯特拉博获胜的消息传来时，举国上下的悲痛也暂且搁置一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这场战争中，罗马总体上受到重创，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支撑罗马元老院和市民的高昂士气现在已经销声匿迹。此次战争，他们像以往一样，带着傲慢自负开始，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如何同样优雅地结束，之前的坚韧顽强，现在只剩下怠慢怯懦。战争进行仅一年，他们的内外政策都已经骤然改变，倾向于和解。这无疑是目前他们能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并不是因为对方过于强大，他们无法取得任何优势，而是因为目前纷争的内容——罗马永远保持对意大利人的绝对政治优势——对联邦本身是有害无利的。对公众而言，有时候政府的一个错误决定会用另一个错误来弥补，今天罗马的妥协正好可以弥补当初他们因为固执犯下的错误。
政治方面的革命
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初，叛党提出的折中方案突然遭到激烈的反对，罗马方面开始了一场检举战，其中名为爱国实则自私的资本家对所有有嫌疑支持罗马与意大利和解或希望罗马做适当退步的人都开始了疯狂的攻击。另外，同年12月10号当选为护民官的马库斯·普老提乌斯·西尔瓦诺斯上任以后颁布一项法律，将叛国罪审理委员会的大权从资本家陪审团手中解除，交到部落自由选举出来的没有任何等级的陪审员手中。这个委员会从温和党主导变为激进党主导，并且后来还放逐了该委员会的创始人昆图斯·瓦列乌斯，因为公众认为他犯了罪大恶极的罪——毒害昆图斯·梅特路斯以及谋杀德鲁苏斯。
授予仍忠诚罗马的或已经投降的意大利人以罗马公民权
比这场政治变革影响更大的，是罗马对意大利人政策的改变。罗马上一次被迫屈服以求和平距今正好已三百年，如今罗马再一次陷入困境，它不得不再次向它的对手妥协以求和平。很明显，那些已经起义反对罗马的民社与罗马之间的仇怨太深，罗马不可能说服自己与这些民社妥协，而且即使罗马妥协了，这些民社也未必能接受。如果罗马能够对那些依然忠诚于它的民社做出让步，答应之前意大利提出的要求，一方面可以给人一种罗马主动妥协的假象，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意大利各民社之间结成同盟，从而为日后铲平叛乱铺平道路；否则，意大利内部之间结成同盟则是必然。现在罗马那曾经紧闭的大门在刀光剑影之下又重新打开，但是这大门并未完全开放，所以即使是进来的人也会觉得勉强而且不安。执政官卢西乌斯·凯撒通过一项法律，授予所有目前为止还未宣布反抗罗马的意大利民社以罗马公民权。护民官马库斯·普劳提乌斯·西尔瓦诺斯和盖乌斯·派皮里乌斯·卡波又建议一项法律，说所有在意大利有住宅的公民在两个月内都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只要他能亲自面见罗马地方官。这些新加入的罗马公民跟自由公民一样在选举权上有限制，因为在罗马的35个部落中，他们只能注册其中的8个，自由公民也只能注册4个，但是这种限制是只针对这些人，还是他们的后代也是如此，就很难判断了。
给意大利的凯尔特人赠与拉丁特权
起初这些政策只是针对意大利，但是后来又向北推广到安科纳和佛罗伦萨。阿尔卑斯山南部的高卢，在法律上看是属于异国，但是在行政管理和殖民角度上，它早已经纳入了意大利，所有的拉丁殖民地都被看成了意大利地区。在原来的凯尔特部落社区解散以后，波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并不是按市政体系组织管理，而是被当时聚居在市镇的罗马市民所有。按照罗马纪元665年即前89年执政官斯特拉博提出的法律，波河以南的个别联邦镇特别是拉文那（ravenna），还包括波河和阿尔卑斯山脉之间的整个地区，都是按意大利城镇体制管理的，所以未遵照此法的社区，特别是阿尔卑斯山谷的小镇，都被划分到某些市镇下作为其附属的或纳税的乡镇。这些新的乡镇民社不能获得罗马特权，依照法律，他们属于拉丁殖民地，所以他们也享有低级拉丁市镇所享有的那些权利。那时候意大利的边界到波河为止，而波河北岸的地区被视为其边远的属国。除了克雷莫纳（cremona）、艾坡雷蒂亚（eporedia）和阿奎莱亚（aquileia）以外，在波河以北地区没有罗马公民或者拉丁殖民地，这里的土著部落也没有像波河以南的部落那样被驱逐出去。在这个物产富饶、位置重要的领域废除凯尔特地方体制而推行意大利市政体制，实际上是为其罗马化铺平了道路。高卢曾经奋力对抗过意大利，而以上措施却是让意大利与高卢化敌为友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尽管罗马已经做出了很大让步，但是一百五十年以来，罗马公民的特权就一直具有排他性，所以他们远远不会与叛军真正达成妥协，相反，他们的真实用意是一方面稳住那些动摇的想叛乱的民社，另一方面是尽可能多地吸引叛军归降。这些法律——特别是其中最重要的凯撒的法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实施，我们无从得知，但是我们只能大概确定，法律公布时，叛乱的范围如何。无论如何，主要的问题是：以前的拉丁民社——不仅是旧拉丁联盟的幸存者，例如提布尔和普莱奈斯特，而且还特别包括拉丁殖民地（除了少数投归叛军的）——都被授予了罗马公民权。此外，此法还适用于伊特鲁利亚尤其是南部意大利仍效忠罗马的联邦市，例如努凯里亚和那不勒斯。那些已经享有特权的民社在是否接受罗马公民权问题上自然是有些犹豫的，例如那不勒斯，在放弃与罗马之前的合约时，就比较犹豫。此合约可以让其免交地税还可以让其保留希腊体制，此外或者还有一些土地方面的利益，而新加入的罗马公民在特权上就有些限制。可能是出于以上顾虑，那不勒斯、利基翁和一些其他意大利的希腊民社，即使是获得了罗马公民特权，还是保留其原有公共体制，希腊语也仍然是其官方语言。总之，这些法律带来的后果是：罗马公民团由于众多重要的分散在西西里海峡与波河之间的城市社区加入而无限扩大；而且凭借联邦最优待遇权，波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地方以后也可能会有希望获得十足的罗马公民权。
战事第二年平定伊特鲁里亚和翁布里亚
罗马对这些动摇不定的民社采取的妥协态度，极大地削弱了叛军的力量，于是罗马又重获力量，再度进攻叛区。为了对抗叛军，罗马已经最大限度地调整现有政治制度；所以至少目前叛区已不再扩大。特别是在伊特鲁里亚与翁布里亚，战端刚出现就被迅速扑灭，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凯撒法，而不是罗马军队的力量。在早期的拉丁殖民地以及人口密集的波河地区，资源丰富，援军充足，再加上市民自身的力量，他们很快就能剿灭孤立的叛军。两位前总司令返回罗马，凯撒被选举为检察官，66岁的马略因其战争指挥不利被指责优柔寡断、做事迟缓，从而被贴上了年老不中用的标签。这种指责极有可能是空穴来风：马略之前每日必到竞技场说明其身体相当健壮，即使是在做总指挥官时他至少也在最后一次战役中展示了其旧日风采，但是在其当年政坛失利之后，他便再也没有能够恢复过他当年的荣光，所以即使是这次战事获胜，对恢复他的公众形象而言，也是于事无补。马略在马西军队中的地位被今年的执政官卢西乌斯·波尔奇乌斯·卡托取代，因其在伊特鲁里亚战事中表现突出。凯撒在坎帕阶军队的地位被他的副官卢西乌斯·苏拉取代，因为凯撒在战争中的多次胜利都可以归功于他。现为执政官的格涅乌斯·斯特拉博依然掌有匹切诺领地的控制权，因其曾在此地立功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