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乌斯·马略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其父以做短工为生。马略于罗马纪元599年即前155年出生于一个叫做凯瑞太（cereatae）的村庄，这个村庄之后归属于阿尔皮努姆（arpinum），随后获得市自治权，更名为凯瑞太-马里亚奈（cereataemarianae），到现在仍被称为“马略故乡”（凯瑞太）。他成长于农耕之家，贫寒的出身对他而言似乎连谋取阿尔皮努姆的一官半职都是异想天开。他很早就学会了忍受饥饿困苦、严寒酷暑，也学会了风餐露宿，这些吃苦耐劳的品质即使是马略成为将军时也依然保持。长大后马略入伍，在西班牙战争的历练中迅速成长为一名军官。在西庇阿的努曼提亚（numantine）战役中，二十三岁的马略因其坐骑干净、装备整洁、作战勇猛、为人正派，让一贯严厉苛刻的将军也对其刮目相看。他带着光荣的伤疤和勋章荣归故里，迫切地想在自己曾经荣耀过的战场中写下光辉的一笔，名留丹青，然而一个人如果没有财富没有背景，即使荣誉再高也不能得到能够在军队平步青云的政务官衔。这位年轻的军官通过侥幸的商业投机获得了财富，通过与古贵族尤利氏（julii）联姻获得了背景，而后名利双收。于是在不断的努力与无数的挫折之后，他终于成功了，于罗马纪元639年即前115年当上了罗马执政官。在此期间，他作为远西班牙省省长，再度将他的军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与众多贵族的竞争中，他在罗马纪元647年即前107年任职罗马执政官，在罗马纪元648年即106年和罗马纪元649年即前105年任职罗马地方总督，结束了阿非利加战事；他在罗马大胜日耳曼人于阿劳西奥（arausio），被任命为日耳曼战事的最高统帅；他于罗马纪元650—653年即前104—前101年连任执政官四年，开创了共和史之先例；在阿尔卑斯山南侧歼灭了辛布里人，又在阿尔卑斯山北部的高卢歼灭了条顿族——这些都是他杰出的军事才能的体现。作为军人，他一直勇敢正直、大公无私、清廉自律；他善于组织，让几近崩溃的罗马军事体系重新走上高效严明之轨道；他长于将兵，他的军队纪律严明却不乏味，待部下亲如伙伴，对敌人凛然正视；其部下与其议事应择机而行。众所周知，他不是一位军事天才，但他拥有的那些令人尊重的品质就足以在当时的环境下为其博得此等美誉，以此他可以在众多的执政官和“凯旋将军”之中获得至高的尊荣之位。但是他与那荣耀辉煌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的声音沙哑粗犷，容貌狂野凶猛，好像他面对的依然是利比亚人或辛布里人，而不是温文尔雅、出身良好的同僚。他的迷信不亚于一个为了钱财而参军的佣兵：他第一次竞选执政官并不是其军事才能所驱，而仅仅是由于一位伊特鲁里亚的一位占卜师的预言；在与条顿族作战时，他认为是叙利亚先知玛莎（martha）借助神谕助其作战。这些在严格意义上说非贵族作风，正因为此，贵族社会与贫民社会才得以有交集，但是对政治文化的缺失却是不可原谅的。诚然，他有击退蛮夷的本领，但是身为一名执政官他却身穿甲胄出入元老院，如此无视礼节，又让人作何想法！在其他方面他也处处体现出粗鄙之风。在贵族眼中，他不仅是一个穷人，而且更糟的是，他还处处节俭，不能容忍任何贪污受贿之举。作为一名军人，他却贪杯嗜酒，晚年尤甚；他不懂得宴宾聚会，对自己的饮食也不甚考究。同样糟糕的是，他只懂拉丁语，以至于不得不谢绝所有用希腊语进行的对话。他认为希腊无聊乏味，这一点可以原谅，因为厌倦希腊的可能不只他一人，但是将对希腊的厌倦公布于众，就未免显得幼稚。所以他终其一生都是一个游离于贵族社会的乡下佬，厌倦其同僚的嘲讽和怜悯，而他虽能藐视其同僚却不能制止这些嘲讽和怜悯。

马略的政治地位

马略游离于党派之外，也游离于社会之外。他在罗马纪元635年即前119年做护民官时采取的措施——改进选票监管措施以杜绝当时蔓延的徇私舞弊之风，制止铺张浪费进而慷慨于大众——并没有体现任何党派的色彩，尤其是民主党，而仅仅表明他厌恶不公平和不合理。像他这样一个农民出身、志在军营的人怎么可能在一开始就是一个革命者呢？贵族的恶意中伤毋庸置疑地会把他逼到反对党的阵营，在这里，他骤然跻身为反对党的将军，而且可能之后还会有更高的地位。这远非是其个人之功，而是环境使然，反对党迫切需要一位首领：自从罗马纪元647—648年即前107—106年远赴阿非利加之后，他就没有在首都有过任何停留。直到罗马纪元653年即前101年下半年他才回到罗马，去庆祝对条顿人和辛布里人的双重胜利，这在罗马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当时他在政治上还只是一个新人。毫无疑问，马略拯救了罗马，而且他也是唯一能救罗马之人；很快他的名字被众口相传，他的功绩也得到了贵族的认可；民众对他的爱戴可谓空前绝后，无论是他那漠视贵族的优点还是粗野乡土的缺点，都深得民众的喜爱；他被民众叫做第三个罗穆卢斯（romulus）和第二个卡米卢斯（camillus），把他当做神灵一样行祭酒礼。如此一来，这个农民的儿子在这荣光中有时变得飘飘然就不足为奇了：他将自己从阿非利加到高卢之征比作是酒神迪奥尼索斯（dionysus）跨山越海的流浪，他还仿照酒神巴克斯，制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巨大酒杯。狂热的民众对他抱有希望也抱有感恩，而这会让人误入歧途，即使一个人再头脑冷静，深谙政治。对他的仰慕者来说，马略的使命远未结束。政府对人民的压榨甚于蛮族，而他，罗马第一人，深受群众爱戴之人，反对党的首领，被赋予了重振罗马的使命。诚然，对于一个半农夫半武夫的人而言，参与首都的政治纠葛不仅奇怪而且让人匪夷所思：他长于指挥却短于演讲，能直逼敌人刀剑而岿然不动，却不能面对群众的呼声喝彩而淡定自如，但是他的个人倾向能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群众的期望约束着他。他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如此，所以他如若不想斩断那荣光的过去，不愿违背群众和国家的期盼，不想欺骗自己的内心，就不得不制止政务弊端，终止复辟政府。如果他已经拥有一个民众领袖的内在气质，那么他当然就无须再为如何成为一个受欢迎的领袖而煞费苦心。

新军事体制

在新编制的军队中，他手中握有大权。在他之前，塞尔维昂（servian）体制下的一些基本原则——征兵对象完全局限于有财富的市民，而其兵种也完全由其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决定——在某些方面已经废弛。之前入伍最低财产额为一万一千阿司（四十三镑），被降低至四千阿司（十七镑）。此前罗马兵种依据财富等级被分为六等，现已减为三等。因为之前依照塞尔维昂体制，富有市民可以应征骑兵，贫穷市民则应征步兵；改革之后，他们从有能力服兵役的中产阶级中征兵，组成兵团，而兵种划分也不再依照财产而是根据其军役服务年限，分为青年兵、壮年兵和老年军三种。他们很早就开始在战场上引进意大利盟军，但他们也和罗马军一样，参军人员主要集中在富人阶层。在马略之前，罗马军事系统主要依赖于原始民兵制，但这已不再适应已经变化的时局。

上层社会日益脱离兵役，罗马和意大利的中产阶级也逐渐消失，而相当数量的意大利以外的盟国和民众可以提供兵源，且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如果运用得当也可以充当一定数量的兵力。从富人阶层挑选出的市民骑兵实则在马略之前就已逐渐脱离战场。据记载，他们最后一次作为一个军团出现是在罗马纪元614年即前140年的西班牙战场，当时他们因为傲慢无礼和纪律涣散令将军失望透顶，最后骑兵竟与将军交战，交战双方都无所不用其极。在朱古达战争中，他们仅仅是作为将军和外国君主的仪仗队出现。自此之后就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如此看来，按照当时的常规体制，找到合适的服兵役的人选去补充罗马军团就有些困难；所以若要继续保留现行兵役体制就完全行不通，阿劳西奥（arausio）之役正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在马略之前就有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之外的团体——色雷斯的重装骑兵，阿非利加轻骑兵，矫健的利古里亚轻步兵，巴利阿里（baleares）的投石兵——就已经加入了罗马骑兵和步兵，甚至他们的数量超过了罗马本地的兵源；与此同时，由于对优秀民兵的需求较大，很多不符合条件的下层罗马市民都争相参军。事实上，罗马市民中有相当多的无业游民或游手好闲之徒，再加之罗马军队能提供相当丰厚的酬劳，所以招募志愿兵并非难事。因此兵制改革是国家政治和社会变革带来的必然结果，其军事管理应从征用本市民兵向使用外地兵源和征募本市志愿兵过渡；骑兵和轻步兵应大部分由外地兵源构成——例如在辛布里战役中，外地兵源征自比提尼亚；关于战斗步兵，原有旧制并未取消，但每一位自由市民都可以自愿参军，就像当年于罗马纪元647年即前107年参军的马略一样。

此外，削减战斗步兵的举措，也是源于马略。罗马贵族等级划分的方法迄今也在罗马军团流行。罗马军团分为四部——轻步兵、枪兵、主力兵和后备兵——抑或叫做先锋、一线兵、二线兵、三线兵，在军队中都各有其职。四部依据其财产或年龄划分，各自装备也有所不同；各部在战斗中都各司其职，各守其土；各部也都有其特定的番号和旗帜。所有这些区分现全被废止。每位入伍罗马军团的士兵可以服务于各部，不再需要其他条件，由军官自行裁决士兵应服务于哪一军部。装备也不再分等级，所有士兵统一进行训练。当然，为了适应这一系列的兵制改革，马略也进行了装备和辎重运输方面的改革，这些变革都体现出了马略对战争细节的关注以及对士兵的体恤。此外，马略在阿非利加战争的同伴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弗斯（罗马纪元649年即前105年的执行官）也推出了新型训练模式。饶有趣味的是，这种方法极大地提高了士兵的军人素养，而这种方法基本上是基于当时流行于格斗学校的训练方式，后来应用于培养角斗士。军团的编制管理自此全部改观。

之前的重装步兵有三十个连（manipuli），每连有三队（centuriae），前两队每队六十人，后一队三十人，每一队为一个作战单位；改革后重装步兵分为十个军团（cohortes），每个军团都有自己的旗帜，每个团有五个或六个百人队。所以尽管通过缩减轻步兵减少了一千二百名士兵，军团的总人数却由之前的四千二百人上升到五千至六千人。三部作战的传统仍然保留，但是由于之前每部都有其独立军队，改革之后由各部将军将士兵在三部之间调遣。士兵番号由士兵序列号和其所属军部决定。军团中使用的旗帜——狼旗、人头牛身旗、马旗、野猪旗——也被废除，这些旗帜之前可能被骑兵或步兵三队使用来冲锋陷阵；代之而来的是新军旗——银鹰旗，马略命全军使用新军旗。在新军团中，之前的平民和贵族之间的区分已消失殆尽，士兵之间唯有军事方面的区别。数十年前，在罗马军团之外，已然出现了一支受到特殊优待的部队，那就是将领亲兵。

之前，将从盟国挑选的外地兵源组成将军的护卫兵。按照当时严格的军队纪律，将军不得将罗马雇佣兵或者志愿兵作为私用，但是在努曼提亚战争中滋生了一批空前绝后的士气败落的军队之后，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被命去整顿军纪。政府未同意他招募新兵，而是同意他组建了一个由罗马志愿兵组成的私人护卫队，此外他还可以调遣附属国和其他城市派来的相当数量的士兵。这支私人护卫队成员部分选自上层社会，部分选自将领家丁，因此也被叫做“友人营”或者“禁卫军”（praetoriani）。他们的职责是保护将领，而不必像其他士兵那样驻营挖壕，在军队中享有更高的待遇和声望。

马略军事改革的政治意义

此次罗马兵制的全面改革很明显看似是军事所需。从全局来看，这远非个人之意志使然，也不是哪位野心家处心积虑的结果，而是时局所迫。马略在国内推行的新兵制似乎在军事方面救国家于水火，正如数世纪后阿波伽斯特（arbogast）和斯提里科（stilicho）通过招募外籍兵源暂时挽救了民族危亡。马略的兵制改革却引起了政治革命，尽管现在仍未见端倪。共和体制的基本是基于全民皆兵，全兵皆民的理念，而士兵阶层一旦形成，这种形式便走向终结。新的训练体系借鉴了角斗士的训练方法，这势必会导致专业士兵的出现，服务于军营也逐渐变成了一种职业。此外允许无产阶级加入军营也迅速对军事系统产生了影响：由于此举符合罗马优良传统，所以将领们就可以依照共和制度犒赏士兵；将领们可以授士兵以军衔，士兵以此可以分土封疆。市民或农民则认为兵役只是一种对公有利、于己为害的负担，战争于己则是弊大于利；而对无产阶级来说，则不然。对他们而言，军役不仅是自己收入的来源，还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因为解除兵役之后他们就无家可归，他们希望留在麾下建功立业，为自己谋得市民地位。因此他们只能以军营为家，以战争为业，将希望全部寄托在将军身上——这将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劳底平原（raudineplain）战役后，马略在战场当场将两个意大利盟国军团封为罗马市民，因其作战英勇果敢，但这并不符合当时法规。后来马略解释道，由于自己当时身在沙场，不能顾及法律。如果在其他大事上军队和将军的利益又与宪法相冲突，谁又能保证在刀光剑影之下还有谁能记得起法律呢？他们现在有了现役部队，有后备军，有护卫军，无论是在市政组织还是军事组织中，君主制都已初见雏形：万事俱备，唯缺君主。当有12只鹰围绕帕拉庭山（palatinehill）飞过的时候，民众都对其行君臣之礼，马略授予军团的新鹰旗昭示着帝制即将来临。

马略的政治计划

毫无疑问，马略的军事生涯和政治生涯为其开辟了一道灿烂的坦途。这是一个混乱又艰难的时代，人们拥有和平但又享受不了和平的幸福。当初北方人第一次大举入侵罗马时，危机过后，罗马便迅速恢复活力，摆脱萧条，然而现在时局不是如此。每个人都认为尽管将军们仍然可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在寡头政治体系下，联邦也必然会走向衰落。民众又认为市民可以自救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且只要盖乌斯·格拉古的位置继续空缺，情形就不会有所好转。自那两位开启革命大门的杰出少年去世之后，民众迫切需要有人去填补他们的空缺，所以任何能和他们有点关系的人就能被群众扶上位。曾经有一个人假冒是提比略·格拉古的儿子，尽管他已经被两位格拉古氏姐妹公开指正欺诈，仍然能在罗马纪元655年即前99年被公众选为护民官，而这仅仅是因为他那盗取的格拉古之名——由此可见，当时的民众是如何幼稚！民众也因此热烈拥护盖乌斯·马略，怎么可能不呢？在那个时代，他似乎正是那个合适的人选，因为他首先是一名优秀的将军，其次是那个时代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勇敢正直，而且由于他超脱党争又被看作是民族英雄。在此情况下，无论是他还是民众，怎么可能不认为他就是民众所需的那个人呢？当时的民众无疑都倾向于反对党。罗马纪元609年即前145年，民众在公众议事会上提议主祭司的空缺之位由市民接任而不是其他祭司们，对此政府颇伤脑筋。罗马纪元650年即前104年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gnaeusdomitius）未经元老院就同意了这项提议，最后竟也未遇多少阻挠——这充分证明了公众对反对党的倾向。总体来说，当时最需要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位首领，能够在反对党中一呼百应，让反对党万众一心，而这样的重担，落在了马略身上。

为了达成其目标，马略有两条路可以走：作为军队最高统帅推翻寡头政治，或通过宪制改革废除寡头政治。他的军事生涯使其倾向于前者，而依照格古拉的先例他应该选择后者。不难知晓，他为何没有采用第一种方案，或许他根本就未考虑过要采取。当时元老院已如此不堪一击，为人民唾弃，所以马略认为他不必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对付它。民众力量庞大万分，马略不想动摇其群众根基，而是希望在必要之时，在军队解散之际，能在退伍候赏的士兵中寻求帮助。可能当时马略认为格拉古的胜利轻而易举，而他的力量又远胜于格拉古，所以在他看来推翻当时的寡头政治真是易如反掌，尽管它已经存在了四百年之久而且和当时错综复杂的等级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有人比马略看得更长远一些，就会发现尽管当时兵制已经从民兵制向雇佣兵制过渡，军队仍未能趋于完善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政变。如果试图用武力排除阻力将可能会助长其对手之力。所以在乱局中打乱兵力一则没有必要，二则显得过于冒险；他们的危局才初现端倪，而敌对势力仍未充分暴露其羽翼。

民主党

所以马略在胜利之后便依照当时制度解散军队，遵循盖乌斯·格拉古的先例担任合乎宪法的行政官，以便在日后谋得国家霸权地位。此时他发现自己需要民主党的支持，因为他这位常胜将军在市政管理方面缺乏天赋和经验，于是他开始在民主党领袖中寻求同盟。于是民主党派在长时间被忽视之后又突然重新取得了政治地位。它在从盖乌斯·格拉古到马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走下坡路。或许对元老院的不满不减当年，但是当年格拉古兄弟为其忠实追随者许下的那些愿景，已被证明是幻想，因此很多人心中都充满疑虑，所以此次效仿格拉古氏的叛变其实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满意而且不愿参与的。事实上，二十年的动荡骚乱之后，当初的如火热情、坚定信念和纯粹意志都几近消退，而革命也才刚刚开始。如果民主党不再像盖乌斯·格拉古在位时那般风光，那么当时把格拉古捧得越高，后来的执党领袖就被群众贬得越低。这是自然如此。直到出现一位像盖乌斯·格拉古这样有胆识的人去攫取国家至高权位，之前的那些执党领袖都只是权宜之计：他们要么是一些政坛新人，只是一时热血倒向反动党，而后成为受公众喜爱的激情四射的演说家，这一点或多或少的为他们日后步入政坛提供了便利；要么是一些失无可失的莽夫，甚至对个人荣誉也不屑一顾，一心想因一己之私破坏政府，或只为一时痛快制造混乱。例如盖乌斯·莫密乌斯（gaiusmemmius）和盛名一时的演说家卢西乌斯·克拉苏就属于前者，克拉苏凭借其在反对党摘取的演说家桂冠，一跃成为政府党的积极分子。

格劳奇亚·萨托宁

在那个时期最负盛名的民主党执政者都属于以上提到的第二种人。盖乌斯·塞尔维利乌斯·格劳奇亚（gaiusserviliusglaucia），也就是西塞罗称之为罗马的海柏波拉斯（hyperbolus），便属于此类。他原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粗野平民，一个巧舌如簧的无耻之徒，但他机智狠辣，让人生畏。他的另一位同伴，卢西乌斯·阿普莱乌斯·萨托宁（luciusappuleiussaturninus），德才比其更胜一筹，甚至连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炽热如火、动人心弦的演说家，至少他并非利欲熏心之人。他在做财务官期间，本应属于他的粮食管理权被元老院收回，并非出于他渎职，而是由于元老院预先把这个当时深得民心的职位转交给政府党的一个执党者——马库斯·司考鲁斯，而不想将此职落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无势的年轻人手里。此举让这位敏感的有志青年不忍其辱，转而投入反对党门下。他在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做护民官期间对其当年所受的屈辱加倍奉还。此后有关他的丑闻不断。他曾在市场上公开揭露国王米特拉达特斯的使臣行贿之事，让元老院颜面尽失，而萨托宁也几乎因此断送掉自己的护民官生涯。罗马纪元652年即前102年，萨托宁曾经掀起一场针对征服过努米底亚的检察官候选人昆图斯·梅特路斯（quintusmetellus）的暴动，并将其困在城中，直到骑士用血的代价将其救回。梅特路斯发起报复，在修订元老院名册时，让萨托宁和格劳奇亚声名狼藉并被逐出元老院，但这一行动因梅特路斯的同伴的疏忽而宣告破产。萨托宁还不顾政府党的强烈反对，作为主判审判了卡皮欧及其同党；同样在罗马纪元652年即前102年他也顶住压力强烈要求重新选举马略为执政官。萨托宁无疑是继盖乌斯·格拉古之后元老院最强大的对手，也是民主党最活跃最雄辩的领导人，但他的暴躁专横也是前无古人，他好像时刻都在准备冲向大街用拳头而非语言打败对手。

其他两位所谓的民主党的领导也是如此，其行为举止无异于常胜将军。他们如此表现也似乎是理所当然，他们的利益与目标是一致的，即使是在马略作为候选人时期，萨托宁也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他们达成一致，计划在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马略候选第六次保民官，萨托宁候选第二次护民官，格劳奇亚候选执政官。为了达成此目的，他们会在国家开展一场有蓄谋的革命。元老院勉强同意了危险度略低的格劳奇亚的提名，却以各种办法阻挠马略和萨托宁的竞选，而且还在格劳奇亚任执政官期间安插了他的死对头昆图斯·梅特路斯与之共事。两党之间明争暗斗不断，其手段也都是无所不用其极，但元老院却没有能力将混乱制止在萌芽状态。马略个人并不鄙视拉票，而且据说还会为了选票贿赂人心。实际上，在保民官选举中，当前面九个来自政府党的人选已敲定，最后的第十个名额也似乎非同样来自政府党的昆图斯·努尼乌斯（quintusnunnius）莫属的时候，昆图斯突然被一队暴民袭击致死，而这队暴民据说主要由马略的退伍军人组成。由此，虽然过程血腥暴力，叛乱者最终阴谋得逞。马略被选为执政官，萨托宁当选为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的护民官，获得第二领事职位的人并非是昆图斯·梅特路斯，而是一位小人物：当时的三人同盟计划实施他们的新计划，完成在罗马纪元633年即前121年中止卢奇乌斯·瓦卢西乌斯·弗拉库斯的工作。

阿普莱乌斯律法

让我们回想一下盖乌斯·格拉古所要谋求的目标及其所用手段。他志在全面推翻寡头政治。一方面，他想让已经完全依附于元老院的行政官重获其权，重新走上霸主地位，让元老院从统治机关重新回归为评议机关；另一方面，贵族政治下社会被划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有统治权的市民、意大利盟邦、意大利属国，而这样的等级划分已不再适合非寡头政治的政府，所以他也欲图逐渐废除这样的等级划分。这三人党在殖民法中纳入了这些思想，而萨托宁在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做保民官期间也已经部分推行，在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又继续推行。早在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曾经一度中断的迦太基领土分割又重新进行，主要是为马略的士兵——不仅仅包括市民兵，还包括意大利盟军——谋福利，这些老兵每人可以分得阿非利加省的一百犹格（jugera）土地，或者是五倍于普通意大利农民的土地。现在出于为罗马-意大利的移民考虑，他们要求支配各省土地，还包括阿尔卑斯山以外的依旧独立的凯尔特人的土地，此外，还借法律之名，认为既然他们征服了辛布里，那么辛布里所占得的一切土地都该为罗马所有。盖乌斯·马略被召来负责土地分配事宜，并负责分配后续诸事；之前被贵族私吞托洛萨庙中的财产——现已上交或正在上交——要分配给新的土地所有人作为补助。与此法律随之而来的，是盖乌斯·格拉古与弗拉库斯策划的向阿尔卑斯山以外以及海外最大限度的扩张和殖民的计划，而且允许意大利人和罗马人一起参加移民，此外还毋庸置疑地把所有新成立的社区都称为市民殖民地，都意味着意大利迈出了与罗马平起平坐的第一步：这虽艰难，但却是大势所趋。然而，如果此法顺利通过，马略奉命独立实施以上计划，他将会变成罗马实际上的君主——这个计划可能会被马略完成，或者也会因其长期性和艰巨性，耗费马略一生精力。我们也可以因此推断，马略想年年担任执政官，就像格拉古年年当选护民官一样。尽管格拉古与马略所处的政治地位相同，两者在其他方面却差异很大：一个是授田的保民官，一个是授田的执政官，前者志在谋取公民地位，而后者志在谋取军事地位。区别产生的原因部分是其生长环境，但也不全是，两者最终都成为国家首脑。马略及其党羽对其目标的定位便是如此，下一个问题便是他们如何打破来自政府党的阻力——政府党会奋力抵制也是意料之中。格拉古曾借资本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力为其斗争。那马略等人作为格拉古的效仿者也不会忽视这些力量。骑士阶级不仅拥有法庭，而且他们作为审判官的权力也与日俱增，一是因为出台了一项针对在各省勒索的地方执政官的常务委员会——这对商人尤为重要，格劳奇亚大概在本年已经实施；另一方面是在辛布里族作乱于高卢时，出现了一个针对私挪公款和其他贪污腐败行为的专门法院，这个法院无疑是在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由萨托宁建议设立。此外，为了照顾首都的无产阶级，本来已经以低于成本价分发的粮食价格从之前的每牟底两阿司降为每牟底六分之五阿司，这实际是一种形同虚设的收费但是尽管他们并非耻于与首都的骑士阶级和无产阶级结盟，三人党靠他们并不能壮大自己，真正的力量来源于马略队伍中退伍的士兵，因此在殖民法中三人党尽可能地为这些人争取利益。这也表明了这场革命中的军事性，而这正是与格拉古革命的主要不同之处。

暴力推进投票

他们开始有条不紊地展开工作。粮食法和殖民法不出所料地遭遇了政府党的强烈反对。他们在元老院用耸人听闻的数据证明此法必然会使国库破产，而萨托宁却对此充耳不闻。他们充分利用保民官的否决权去顶住压力推行法律，萨托宁命令投票继续进行。他们告知负责投票的行政官说，他们听到阵阵雷鸣，而这按照旧时信仰，应该是神谕告知公众解散聚会；萨托宁告诉信使说，元老会如若保持缄默，则一切会风平浪静，反之雷电之后必有冰雹。最后市财务官，昆图斯·卡皮欧，带领他忠心的部下暴力解散了市民集会，他可能是三年前被降罪的将军的儿子，和他的父亲一样是民主党的劲敌。马略的强劲部队在投票期间迅速集结于罗马，遣散市内群众，在投票场上重新扳回投票局面，至此阿普莱乌斯律法最终通过。法律通过后虽然非议不断，但是元老院成员必须在五日内宣誓遵守此法，否则就会被逐出，所以除宁愿选择被流放外国的昆图斯·梅特路斯，其他每位元老院成员都表示愿意宣誓效忠此法。梅特路斯是反对党中最有才干的将军，也是马略和萨托宁的劲敌，所以并未阻止他被流放外国。

革命党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