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切诺战争围攻和攻下阿斯库伦城征服撒贝利人和马西人
于是在罗马纪元665年即前89年第二轮战役开始了。冬季还未结束，叛军就冒险尝试派遣一万五千余名马西士兵前去伊特鲁里亚去援助北部意大利的叛乱——这一点与当年萨姆尼战争类似。援军必须要经过斯特拉博的领地，于是中途援军被斯特拉博拦截并剿灭，只有少数残军得以回到营地。终于季节回暖，罗马军队得以反击，卡托进入马西人领地并发起进攻，最终大胜敌军，但是他在富奇湖附近袭击敌军大营时落难，所以他在意大利中部的指挥权落入斯特拉博之手。斯特拉博一方面继续围攻阿斯库伦城，一方面又去镇压马西人、萨贝利人和阿普利亚地区。为了拯救自己的家乡于水火，尤达奇利乌斯带领皮塞努姆的征兵来到阿斯库伦城围攻袭击军队，同时卫戍部队也冲出城外，对抗罗马。据说参加此次战役的有罗马军队七万五千人，意大利军队六万人。罗马依然占优势，但是尤达奇利乌斯成功带领一部分援军冲入城中。新一轮的围攻又开始了。此地易守难攻，居民不愿看到自己城内血流成河，因而奋力抵抗，最后此城久攻不下。几个月的艰苦奋战之后，尤达奇利乌斯眼见投降的日子邻近了，就下令将亲罗马地区的首领们全部酷刑处死后自杀。于是城门被攻下，罗马的酷刑取代了意大利的酷刑：所有达官显要全被处死，平民被驱逐沦为乞丐，他们的全部财产都被充公，以效国家。围攻期间以及阿斯库伦城陷落之后，大量的罗马士兵去周边的叛乱地区到处游说，劝其归降。马鲁奇尼人被赛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大败于基耶蒂（chieti），之后投降。执政官盖乌斯·科斯科尼乌斯打入阿普利亚内部，拿下萨拉比亚（salapia）和坎尼，而后包围卡门流苏。此地区不善战术，马里乌斯·埃格那提乌斯带领一支撒姆尼部队来到此地，助其击退罗马军，但是罗马将领又在奥凡托河（aufidus）将其打败，埃格那提乌斯战亡，其残军不得不退到卡门流苏城内寻求庇护。罗马军再一次攻到维努西亚和鲁比，统治整个阿普利亚。罗马又在富奇湖以及马耶拉山周围——叛乱区的主要中心据点——重新获得统治权。马西人屈服于斯特拉勃的副官昆图斯·梅特路斯·皮乌斯和盖乌斯·西纳，而维斯提那人（vestinians）和帕埃利尼人（paelignians）则在次年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屈服于斯特拉博本人。叛党的首都意大利又一次成为科菲尼乌姆的卑微小城——帕埃利尼。意大利元老院的残党逃往撒姆尼地区。
征服坎帕尼亚以及诺拉苏拉在萨姆尼
与此同时，卢奇乌斯·苏拉率领南方罗马军保持攻势，深入到已被敌军占领的南部坎帕尼亚地区。在罗马纪元665年即前89年4月30日，苏拉和提图斯·狄狄乌斯分别亲自拿下并摧毁了斯塔比亚和赫库兰尼姆，但是后者在6月11日攻城时不幸身亡。庞培抵抗时间较长。撒姆尼将领卢奇乌斯·科伦提乌斯（luciuscluentius）前来救援，但被苏拉击退，而后凯尔特部队前来支援科伦提乌斯，于是他又前去救援，但是这些援军犹疑不决、不能信赖，最后科伦提乌斯全军溃败，弃营而逃，他和他的大部分部下都在逃往诺拉的途中被斩杀。兴高采烈的罗马士兵给他们的将军戴上花冠——按照他们家乡的习惯，如果一个人凭一己之力拯救了他的众多伙伴，他才配戴此花冠。他们又乘胜围攻诺拉以及其他被萨莫奈人占领的坎帕尼亚城镇，苏拉迅速打入敌军内部，进入叛军的总大营。罗马军在埃克拉努姆势如破竹，并对叛军施以酷刑，恐惧迅速蔓延赫比奈境内，甚至在卢卡尼亚援军到来之前，它就已经投降。苏拉率军进入撒姆尼联邦，如入无人之境。马提乌斯率领萨姆尼民兵埋伏在碍口等待攻击罗马军，然而罗马军却改变路线，从后方袭击萨姆尼军队，并将其击败。萨姆尼民兵军营陷落，将领负伤逃往埃塞尼亚。苏拉进军萨姆尼首都波维亚努姆（bovianum），并再次获得胜利，迫其投降。只因冬季即将到来，那里的战事才告一段落。
叛乱被大面积镇压
时局发生了全面逆转。罗马纪元665年即前89年战局伊始，叛军来势凶猛、军力强大，但现在完全处于弱势，处处溃败，彻底绝望。罗马军也完全占领了中部意大利和阿布鲁奇。从阿普利亚到维努西亚，从坎帕尼亚到诺拉，也全部被罗马占领。罗军占领赫比奈，萨姆尼地区和卢卡诺-布鲁提亚地区之间的交通完全被切断，这两个地区是仅有的仍在反抗的地区。叛军就像一片即将熄灭的大火，目之所及之处全是灰烬、遗骸、残火；废墟之中偶有火花溅出，因为大势已去，所以也毫无威胁。遗憾的是，由于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不能明确知道此次时局突变的确切原因。毫无疑问的是，斯特拉博加上苏拉的杰出领导、罗马方面集中军力效用作战，再加上政治方面的原因，这都极大加速了叛军的溃败；希尔瓦诺斯和卡波提出的法律可以让敌人在内部产生嫌隙，这一点好像也发挥了作用；加上近期叛军祸事不断，这也可以在军心溃散的叛军内部引起祸端。
萨莫奈人不屈不挠
马西人昆图斯·西洛从开始就是叛乱的灵魂人物，领导着萨莫奈人。自马西人投降以后，据说他逃往邻国成了逃兵，所以“意大利”陷落之后，萨莫奈人就又重新成立了一个仅限于他们地域的组织，以“萨菲尼人”（safini）或萨莫奈人的名义继续斗争——这一点说明意大利内部必然经历过内讧，导致分裂。强大的埃塞尼亚原是用来抵抗敌军的堡垒，现在成为了庇护萨莫奈人的据点：据说他们集合了三万步兵一千骑兵，并解放了两万奴隶，扩充部队。这些军队由五名将军率领，西洛第一，其次是马提乌斯。人们惊愕地看到，撒姆尼战争在熄火两百年之后又重新爆发，就像当年在5世纪，这个果敢的农业民族在意大利联邦土崩瓦解之后又重新背水一战，试图用一己之力逼迫罗马承认他们的国家独立。他们的果敢与勇气对整个局势而言却是于事无补，尽管在萨姆尼和卢卡尼亚的山地战仍需要一些时日，双方也都会做出一些牺牲，但是总体而言，叛军已是穷途末路。
米特拉达特斯战争爆发
当然，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纠纷，来自亚洲的一些问题迫使罗马对本都（pontus）的米特达拉特斯王宣战，他们在第二年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派一位执政官以及一位领事官率军前往小亚细亚。如果这场战争早一年发生，再加上当时半个意大利与多个省份的叛乱，罗马的形势必然会告危。亚洲战事发生在意大利叛乱被平定之后，这对罗马而言是一大幸事，尽管当时意大利的叛乱尚有一些星星之火，但毕竟是不足为患。此外，米特拉达特斯王刚愎自用，拒绝邀请意大利人对其施以援手，但此时的形势也相当棘手。罗马前不久刚在意大利和海外同时发起过战事，两年大战，国力大损，国库亏空，所以现在迅速形成一支新的部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罗马尽可能地寻找可利用的资源应对战事。自古以来无人占领的城塞及其周围的土地被卖给了需要建筑的人，卖得的九千磅黄金都被充军需。罗马并未再扩充新军，而是等南部意大利战端一结束，就派苏拉领导的坎帕尼亚的军队远赴亚洲作战。斯特拉博领导的军队在意大利北部进展神速，从此我们也可以推断，罗马军赴亚洲作战也为时不远。
第三轮战役：占领维努西亚西洛失利
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第三轮战役开始，此次战事完全有利于罗马。斯特拉博扫平了存在于阿布鲁奇的最后一支抵抗力量。在阿普利亚，科斯科尼乌斯的继承者、努米底亚的征服者之子昆图斯·梅特路斯·皮乌斯，和他的父亲一样，凭着自己的谨慎果敢与军事才能，成功地攻下维努西亚，俘获三千余名士兵。在萨姆尼，西洛当然成功地重新夺回波维亚努姆（bovianum），但是他在一次战争中与罗马将军玛莫库斯·埃米利乌斯（mamercusaemilius）交锋，结果罗马获胜，萨姆尼人弃六千余名战死士兵于沙场，更重要的是，西洛也是战死者之一。萨姆尼人占领的坎帕尼亚的一些小镇，被乌拉强行夺走，现在诺拉也已陷落。罗马将军奥卢斯·加比尼乌斯（aulusgabinius）也深入卢卡尼亚，同样获益颇丰，但是后来他在一次偷袭敌军大营时阵亡，叛军首领兰潘纽斯及其部下再一次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卢卡诺-布鲁提亚地区。潘纽斯甚至还试图攻占利基翁，但是被西西里省长盖乌斯·诺尔巴努斯击败。尽管罗马也偶有失利，但是从目前形势来看，他们离成功几乎是指日可待。诺拉陷落，萨姆尼投降，为亚洲战事提供充足兵力也似乎并非难事，但是，此刻罗马城内却风起云涌，让几近熄灭的叛乱之火又重新死灰复燃。
罗马动乱赠与罗马公民权及其局限性马略政治改革的继发效应
罗马陷入一片混乱。德鲁苏斯袭击骑士法庭，继而又被骑士阶级拉下马，紧接着又出现了瓦里安检举战这样的双刃剑，这都无疑给贵族与资产阶级以及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埋下了嫌隙的种子。之前妥协派提议主动赠与罗马公民权，半数以上的罗马人也同意了，但是在做出让步的同时，罗马人也透露出与反对者一样的固执和短见的嫉妒。此时的时局完全证明，妥协派的方法行不通。他们非但没有给予所有的意大利民社以平等权，反而以另一种形式表达了对其的轻蔑。他们允许大部分的意大利人加入罗马公民团，但是又给他们戴上侮辱性的标签，新公民与老公民的关系就像自由人与被解放的奴隶的关系一样。通过与拉丁特权的妥协，他们与波河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民社间的关系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激化了。最后他们拒绝给予后来重新投降的叛区罗马公民权，而这些叛区占据了意大利相当大的比例，且有很多不是末等公民。此外，之前由于叛乱作废的合约，他们也没有在法律上重新确立，而最多只是作为恩惠，给了名义上的恢复。没有表决权更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因为当时已经有公众议事会了，所以所谓的表决权在政治上看是荒谬的。政府所谓的关注选举者的公正无私在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看来都只是荒谬可笑，但是所有这些限制都是有危险的，因为它们会让煽动家抓住新公民与不能获得公民权的意大利人之间的嫌隙来兴风作浪，以牟私利。因此，头脑清醒的贵族也和那些新公民以及被禁止加入公民团的意大利人一样，认为罗马的妥协不仅带有偏见而且很勉强，而后他们也痛心于众多优秀的同伴被瓦里安叛国罪审理委员会驱逐出去，驱逐之后很难被召回，因为他们不是被人民而是被陪审团定罪的：如果是由人民作出的判决，即使是有司法性质的，也可以通过二次审判很轻易被撤销，但是如果让人民撤销陪审团作出的判决，大部分贵族还是觉得会很有风险的。所以无论是激进派还是妥协派都不满现在的意大利危机。在老将马略的心中却又隐藏着更大的怒火，他曾满腔热血投入到意大利战争，最后又无奈返回，虽屡立战功却又颇遭屈辱，最后敌人对他由惧怕变为轻视，所以他的心中充满了复仇之火，但最后他却又自食其果。确实，他的处境和那些新公民与被排除在罗马公民团之外的人一样，既无能为力又尴尬笨拙，但是在煽动家眼中，他的大名却仍然是一个有力的武器。
军纪败落
政治上的动乱很快就让原本严明的军纪变得混乱。这混乱的根源在于军中无产阶级的加入，在平复叛乱期间，军中士气低落，所以混乱尤为严重。混乱很快引起了整个军部的松懈废弛。在围攻庞培时，苏拉军队的指挥官，盖利乌斯·帕斯图密乌斯·亚比努斯（auluspostumiusalbinus）被其部下用乱石及棍棒打死，只因为他们以为他们的指挥官出卖了他们。当时的总指挥官苏拉却因为这些士兵作战骁勇无畏而对其大加赞赏，进而对以上事件置之不理。这事件的始作俑者居然是当时的海军陆战队，它一直以来都是最不被重视的部队。很快，一支主要有城市平民组成的部队也开始效仿。在盖乌斯·提提乌斯这一位市井英雄的教唆下，这支部队准备攻击执政官卡托。卡托有幸逃过此劫，提提乌斯被捕但并未受到惩罚。之后不久卡托在一次战役中阵亡，而他的部下特别是年轻的盖乌斯·马略，被指责为谋害他的凶手——不管这指证是否公正。
经济危机阿瑟里乌（asellio）被谋杀
伴随政治军事危机而来的是经济危机——或者比之更甚——由于同盟者战争与亚洲战争的影响，危机开始波及到资本家。债务人甚至到期的利息都付不出来，被债权人一再催债，所以他们一方面恳求相关司法机关负责人、市执政官阿瑟里乌，去争取时间处理已有资产还清债务；另一方面又再一次搬出久弃不用的旧的高利贷法——旧法规定，债主放的高利贷一旦违反法律，应该四倍赔偿债务人利息。阿瑟里乌修改现行法律以适应旧法，以满足债务人的利益，于是愤怒的债权人就在护民官卢西乌斯·卡西乌斯的带领下聚集在论坛广场，当这位执政官身穿祭祀长袍在康科德神庙（templeofconcord）前放置祭品的时候，将其攻击并杀死——这样的暴怒行为在当时（罗马纪元665年即前89年）甚至都没有得到调查。另一方面，据说债务人认为只有一种所谓的“新账户”，也就是在法律上正式取消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关系，才能将其救出苦海。现在的时局成为阶级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再一次联合偏见颇深的贵族阶级打击、迫害受苦大众和主张修订严苛律法的中产阶级，罗马再一次陷入深渊，债权人也被深陷绝望的债务人拽入苦海。不过，从那时起，罗马这座曾经文明的农业城市已经演变成一个矛盾重重的万国之都，上至王室贵族，下至没落乞丐，无一不是道德沦丧，所有的矛盾冲突正在逐步升级，愈演愈烈。同盟者战争进一步激化了市民之间的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一场新的变革呼之欲出。一个小小的事件就可以成为其导火线。
苏尔皮基乌斯律法苏尔皮基乌斯·鲁弗斯
护民官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鲁弗斯在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向市民建议：每一位资产超过两千便士（82英镑）的参议员，其在参议院的席位都应该被撤销；被非公民陪审团定罪的公民应该被释放回家；将所有新加入的公民分散在各个部落中，同时给予所有部落的所有自由人以选举权这样的提议出自此人之口真是有些让人惊讶。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鲁弗斯出生于罗马纪元630年即前124年，他在政治上的成就不是得益于他的出身、背景或财富，而是他举世无双的口才，其雄辩才能在当时无人能及。他的声音宽厚洪亮，加上丰富的肢体语言使得他的演讲富有戏剧性的魅力，演讲时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即使不能说服听众，也能打动其心。在党派立场上，他刚开始就站在参议院的一边，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就是在罗马纪元659年即前95年弹劾被政府党深恶痛绝的诺尔巴努斯。在保守党中，他属于克拉苏和德鲁苏斯一派。当初他为何竞选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的护民官，并因此失去了其贵族地位，我们不得而知。他和整个中产阶级一样，被保守党当做革命派而加以迫害，但这似乎根本无法断定他就是一个革命党，而且当时他也绝非想按照盖乌斯·格拉古的意愿推翻当时的体制。看起来，他想当护民官的原因更可能是：作为克拉苏与德鲁苏斯党派中唯一能逃过瓦里安检举战的有些声望的人，他认为他有义务去完成德鲁苏斯的未竟事业，去最终扫清新加入的罗马公民的现行障碍——因此他需要首先当选护民官。他在做护民官期间的所作所为也都没有任何蛊惑人的倾向。例如他的一个同事试图利用民法取消瓦里安法对陪审员的判决权，他就投票对此举加以否决；当前执政官盖乌斯·凯撒在继罗马执政官一职之后，为了掌控亚洲战事（事后也确实被委此重任），又违法竞选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的执政官，为此乌尔比基乌斯对凯撒的反对声超过任何人。遵循德鲁苏斯的精神，他无论于己还是于人，都自始至终遵守宪法。在协调各方矛盾方面，他与德鲁苏斯一样无能，他们也都不能以合乎法律的方式变革宪法。尽管这些改变本身是明智合理的，他们也都不能以友好温和的方式获得大多数旧公民的民心。他与尤利氏家族之间产生嫌隙——特别是其中的执政官尤利乌斯·凯撒，盖乌斯的兄弟，在参议院中特别有实力——此外，他又与依附于该家族的贵族决裂，这些都足以让这位易怒的人最后因为私人恩怨做出一些违背其初衷的事情。
该法律的倾向性
他提出的法律完全与他的个人特征与其政党倾向是一致的。他在法律中将新老公民的利益均衡化，这只是为了重申德鲁苏斯先前提出的有利于意大利人的提议。赦免被瓦里安陪审团定罪的人也无疑破坏了该陪审团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此事也由苏尔皮基乌斯亲自干预，但是在此事中最先受益的是提案人自己的政党——温和的保守派。我们也不难想象，这样一个鲁莽冲动的人在起初可能会表现得果敢坚决，但是在后来面对阻力挫折时，可能就会变得义愤填膺。那个禁止参议员负债的措施无疑就是由于统治阶级的经济窘境人尽皆知，才被提出的——统治阶级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财政危机是由上一次经济危机引起的。这固然让人痛心，但就其本身而言，有利于贵族阶级的利益，因为根据苏尔皮基乌斯的提议，所有不能从个人债务中抽身的参议员都应退出元老会，若非如此，元老院中就会存在相当多负债累累的议员，他们必然会依附于那些资产丰厚的同僚，那样元老院中就会兴起一阵贪赃枉法之风，从而动摇其根基。同时，我们也不想否认如果鲁弗斯没有和统治阶级之间产生嫌隙的话，他就不会大肆肃清整顿元老院。最后提案人提出这种有利于自由人的整顿，其初衷无疑是想控制市政，但是它本身却并不与贵族宪制相冲突，也并非是毫无依据。因为自由人已经开始服军役，那么他们要求选举权就无可厚非，因为选举权一直都是与军役息息相关。此外，公民议事会毫无用处，那么其在政治上再加一股浊流对这个泥潭也不会有太大影响。自由人无论是在人身还是在财政方面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统治阶级，如果无限制地增加自由人，寡头政治管理公众议事会的难度是加大而绝非减小，如果使用得当，政府对选举权的控制可能比以前更加自如。就像其他无产阶级获得的政治优惠一样，此举也必然与倾向于改革的贵族的初衷相冲突，但是就像粮食法之于德鲁苏斯一样，此法于鲁弗斯也是一种拉拢无产阶级的措施。此外，如若鲁弗斯之后又提出的真正有益的改革措施遭到反对，那么他也可以借无产阶级之手将其打压。不难预见，他将要遇到的阻力将会很大：平定叛乱之后，心胸狭窄的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都将会表现出叛乱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的愚蠢的嫉妒；各党派中的大多数都将会秘密地或公然地将之前在面对危险时做出的部分妥协称之为不合时宜的屈服，而且也将会激烈地阻止进一步屈服。德鲁苏斯的例子充分说明仅仅依靠元老院的大多数去实施保守党的改革有什么后果。很明显，那些与他政见一致的朋友的明智之举应该是像煽动家那样尝试采取一些类似的改革以对抗大多数，因此鲁弗斯也没有费力以陪审团为诱饵去说服参议员。相反，他在自由民和武装随从人员中寻求支持，据其对手称，他的支持者中有三千余名雇佣军以及六百名来自上层社会的反元老院的年轻人——他们与鲁弗斯同时出现在街市以及论坛广场。
政府的阻挠苏拉的地位动摇
他的提议遭到了元老院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起初，元老院为了赢得时间，说服两位反对煽动行为的执政官卢西乌斯·科尼利厄斯·苏拉（luciuscorneliussulla）和昆图斯·庞培·鲁弗斯，去策划一个盛大的宗教仪式，由此公民议事会就会暂停。苏尔皮基乌斯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引发一场猛烈的骚动，其中的受难者包括年轻的昆图斯·庞培，他是一位执政官的儿子，又是另一位执政官的女婿，两位执政官的生命也受到严重威胁——据说由于马略敞开大门营救苏拉才免此劫难。他们被迫屈服，苏拉同意撤销已经昭告天下的宗教仪式，苏尔皮基乌斯的提议就这样轻而易举地通过了。这远远不能就此决定其命运。尽管首都的贵族可能承认了他们的失败，但是自革命发轫以来，在意大利还有另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也就是总督斯特拉博与执政官苏拉领导的两支强劲的常胜部队。斯特拉博的政治立场可能有些模糊，但是苏拉虽然暂时不公开使用武力，却与元老院的大多数甚为亲密。不仅如此，他还在撤销宗教仪式之后立即动身去了坎帕尼亚加入自己的军队。用棍棒去恐吓没有武装的执政官或者是用军队的利剑去恐吓毫无防御的首都，其结果都是一样的：苏尔皮基乌斯认为他的对手将会以暴制暴，率其部下返回首都去推翻保守党的煽动家及其法律。或许他错了，苏拉对米特拉达特斯战争的渴望不亚于他对首都政治煽动家的厌恶。考虑到他起初的漠不关心与无与伦比的冷漠态度，他不大可能会像苏尔皮基乌斯想的那样武力夺权，现在他正在围攻诺拉，如果他收到命令，他会在攻下诺拉之后即刻前赴亚洲作战，一刻都不会逗留。
马略代替苏拉被提名为总指挥官
尽管如此，为了防止发生兵变，苏尔皮基乌斯剥夺了苏拉的最高指挥权。为此他联合仍然深受人民欢迎的马略，想将亚洲战事的总指挥权转移给他，而且一旦他和苏拉决裂，马略凭其军事地位和军事能力也可以助他一臂之力。苏尔皮基乌斯大概也没有忽略在坎帕尼亚战争中重用马略这位既无能力又报复心与野心并存的老人的危险。此外，只凭着一道人民法令就将这么重要的军事指挥权委托给别人也是不合礼法，但是正是因为马略在政治上的无能才能保证他并不会对当时的体制造成威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正如苏尔皮基乌斯所料，苏拉想要叛乱的话，那么苏尔皮基乌斯个人的处境将会非常危险，所以纵然有一些顾虑，他也是已经自顾不暇。况且，如若有谁任命这位昔日的英雄为佣军队长，他无不欣然领命；指挥亚洲战事是他多年来的心愿，而且也可能希望有机会与元老院的大多数了结旧日恩怨。根据苏尔皮基乌斯的提议，盖乌斯·马略被人民法院授予最高军事指挥权或者是总督一职，获得了坎帕尼亚军队的指挥权，同时也负责指挥对米特拉达特斯的战争。两位护民官被派遣至诺拉军营，去接管苏拉所统率的军队。
苏拉被召回
苏拉不是一位能听从此类召唤的人。如果有谁配做亚洲战事的总指挥，那么此人非苏拉莫属。数年前，他就在此战区指挥作战，战功颇丰；在平定意大利叛乱时，他的战功无人能够匹敌；在亚洲战事爆发那一年，他作为罗马执政官，按照惯例被授予此战区的指挥权，此事也经过了那位与他交好并有姻亲的同僚的完全赞同。如果我们真的期待他能够依照罗马的至尊公民法放弃他当时临危受命获得的军事指挥权，把它转交给一个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敌手，并且这位敌手将会用他的军队做出暴戾荒谬的行为，那么我们一定是多虑了。苏拉既不会处于好心去自愿服从这种命令，也不会为了趋炎附势去被迫而为之。他的部队仅仅是一群只会忠心于其领导的雇佣军，对政治完全漠不关心——这一部分是马略发起的军事体系改革的结果，另一部分原因是苏拉领导的部队只重视军纪严明，却忽略士兵道德管理。苏拉本身严峻、冷酷、理智，在他眼中，至高罗马公民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亚奎-绥克斯太（aquae-sextiae）的英雄也只是一个破产的骗子，罗马实际上是一个没有驻防、城墙几为废墟的城市，所以要攻下它远比诺拉容易得多。
苏拉进军罗马
基于以上考虑，他开始动身进军罗马。他召集他的军队——大约有六个军团、三万五千名士兵——解释了来自罗马的要求更换指挥官的命令，并提示说新的总指挥官所率领到达亚洲的部队绝不会是现在的部队，而是另一支新组成的部队。级别高一点的军官，性质上更倾向于是市民而非士兵，他们对此保持冷漠态度，其中只有一位跟随苏拉去了首都，但是士兵们根据以往经验，认为亚洲战事相对轻松而且有无尽的战利品，所以他们听到此消息后，怒火中烧，来自罗马的两个护民官在顷刻间被撕成碎片，顿时呼声四起，要求将军带他们去往罗马。这位执政官即刻动身，途中与志向相投的同僚会合，齐头并进，奔赴罗马——完全不理会匆匆从罗马赶来的企图将其拿下的使者。突然间罗马人就看到苏拉的军队占据了台伯河桥、科林门以及埃斯奎林门，而后两个军团举起军旗，列阵行进，很快就经过了法律禁止发生战事的神圣围墙。这座城墙内部发生过更激烈的争吵，也经历过更重大的斗争，但是罗马军队都没有破坏过城市的神圣和平。现在此事却发生了，而其导火线居然是究竟让哪一位军官负责指挥东方战事。
攻下罗马
苏拉的军队一直攻到了埃斯奎林山，山上的炮弹和石块如雨点一般落下，士兵们开始退缩，苏拉亲自舞动燃烧的火炬为士兵加油助威。士兵们用火箭开道，并扬言要放火烧房屋，这才打开一条通道，退到埃斯奎林山的市场（距离圣玛利亚-马焦雷湖不远）。马略和苏尔皮基乌斯匆忙召集军队在市场等候，他们凭借兵力优势成功击退了第一批敌军。增援部队从各大入口涌入，苏拉的另一支部队已经准备好在斯巴鲁的街上增加援军，所以敌人的增援部队也被击退。在忒勒斯神庙，也就是在埃斯奎林山向论坛广场倾斜的地方，马略尝试再一次进行抵抗，他恳请元老院、骑士阶级以及所有的市民都前去抵抗敌军。是他把他们从市民变为雇佣军的，现在他只能是自作自受：因为他们不会听从于政府而只服从于他们的将军。他们甚至还对奴隶们许下还其自由的诺言，劝说他们入伍，可是最后应召的只有三人。现在领导们除了匆忙逃往仍未被占领的关口之外，别无他法。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苏拉就完全控制了罗马。那天夜晚，整个罗马的市场都弥漫着苏拉军团的烽火。
第一次苏拉复辟苏尔皮基乌斯之死马略出逃
民事恩怨第一次遭到军事干涉，很明显，政治斗争已经到了非武力不能解决的地步，也说明恐吓在刀剑面前毫无作用。保守党首先使用武力，所以关于对最先使用武力的人的预言也在保守党得到验证。目前，保守党大获全胜，到处宣扬其胜利。自然，苏尔皮基乌斯律法在法律上也实属无效。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在洛兰图姆（laurentum）被捕，而后被处死。他的头颅被送至苏拉处，苏拉下令将其悬挂于论坛广场示众，而且就悬挂在不久前其曾经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的地方。其余党派人士也被追杀，甚至还有刺客企图刺杀年迈的盖乌斯·马略。尽管在这位老将光辉荣耀的一生中有许多污点，但是他现在又一次成为了韦尔切利的胜利者，因为在人民眼中，他是一位正在逃命的拯救民族的英雄，所以整个意大利都密切关注着他那惊心动魄的逃亡。在奥斯蒂亚，他已经登上一艘客船准备前往阿非利加，但是由于逆风再加上缺少食物，他被迫停在奇尔切奥海岬（circeianpromontory），漫无目的地流浪。由于没有侍从，也不敢轻易相信他人，这位头发灰白的前执政官经常食不果腹，最后徒步跋涉到加里利诺河（minturnae）河口，到了附近的一个罗马殖民地——民图奈（minturnae）。当时追兵就在马略眼前，他历尽艰难才逃到岸边，一艘商船将他救起，远离了追兵，但是由于水手过于胆怯，又复将马略丢到岸上，马略只能沿岸悄悄潜行。他躲藏在民图奈的一块盐沼地中，虽然当时泥沼已经及腰且他的头也被芦苇覆盖，但是追兵还是发现了他，之后他被送至民图奈的市当局。他被投入监狱，当局派一个辛布里的奴隶前去将其处死，然而马略昔日曾征服过辛布里，这位日耳曼人刽子手面对这位昔日征服者犀利的目光时，不禁心惊胆战。马略高声叱问他如何胆敢杀马略将军，他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手中的斧头也落在地上。当人们听说此事之后，民图奈的行政官很是愧疚，他认为马略征服过的奴隶都能对他有敬畏之心，那么被其解放的市民更应该对其有所敬畏，于是他们解开了他的枷锁，送他小船一艘、金银数两，把他送到了埃那里亚（伊斯基亚）。除了苏尔皮基乌斯之外，被降罪的人都在这一带海域相遇。他们在厄律克斯（eryx）以及迦太基旧址登陆，但是西西里岛和阿非利加的罗马行政官又把他们赶走了。因此他们又逃往努米底亚，在那里废弃的沙丘上找到避难之所，并得以过冬。他们寄希望于耶姆普萨尔二世，但是他只是假装想与他们联合，护其安全，后来就又派人来捉拿他们。逃兵千辛万苦逃脱了他的装甲部队，最后在突尼斯海岸的一个叫凯尔基纳（cercina）的小岛上得以短暂停歇。我们不知道苏拉后来是否会庆幸自己当初没有杀掉辛布里的英雄，但是我们知道民图奈的那位行政官似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苏拉立法
为了铲除当下时弊，预防未来动乱，苏拉提议施行了一系列新的法规。对于处于窘境的负债人，没有新的政策提出，只是强制推行了最高利率法，此外他还下令设立一些殖民地。经过长期的同盟者战争以及一系列的检举案，元老院元气大伤，所以新加入了三百名新议员。新加入的成员自然都是以贵族的利益最大化为前提。最后在选举模式以及立法权方面也有了重大变化：旧的塞尔维昂选举法规定，在百人议会选举中，拥有资产在十万赛斯特斯（sesterces）（也就是一千英镑）或以上的人为一等公民，他们几乎拥有将近一半的选票，后来罗马纪元513年（即前241年）通过新法削减了一等公民的选票优势，但是现在之前的塞尔维昂选举法又重新被启用。
实际上这是一种为了选举执政官、副执政官和监察官而设的选举制度，它将非富人阶级排除在选举体制之外。护民官的立法创制权被限制，自此之后，所有由他们提出的提案都应该先交由元老会，通过后才能向人民提出。
苏尔皮基乌斯提出的律法目标是针对执政官苏拉的，所以有一些特殊的性质，但是苏拉后来又成了护宪派的坚强后盾。苏拉竟然完全没有征求市民或者陪审员的同意，擅自处死了12位重要人士，包括当政的地方行政官和那个时代最有名的将军，并且公然宣布他们的罪行。这严重亵渎了法律的庄严与神圣，于是甚至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强烈谴责，例如昆图斯·斯凯沃拉（quintusscaevola）。他也贸然推翻已经延续一个半世纪的选举法，继而重新启用早已废弃的选举法。他实际上是剥夺了地方行政官以及公民议事会的立法权，并将其转移到另一机关。这一机关之前除了提供建议外，并未有过任何形式的立法权。从没有过任何一个民主党人像他这样以如此暴虐的形式行使过司法权，也没有人像他这样，作为一个保守派的改革者，如此莽撞大胆地扰乱并且改变宪法的根基。如果研究一下改革的内容而非形式的话，我们就会有迥然不同的结论。任何革命都需要有些牺牲，在罗马更是如此，他们就会或多或少地借助司法的形式去弥补自己曾经战败的过失，就像他们的失败是一场罪过一样。回忆起当年格拉古兄弟和萨托宁失败以后，其战胜方掀起的层出不穷的检举案，那么在埃斯奎林山市场上的战胜者所表现出来的公正和相对温和更加让人称赞，原因有二：其一，他毫不避讳地说战争本该如此，并称战败者为法律不容的罪人；其二，他将受害者的人数降至最低，并且至少没有对次等人民发起过攻击。
同样，在政治上也表现得较为温和。所谓立法上的革新——这是最重要也是涉及范围最广的——实际上只是力求宪法文字与宪法精神的一致。按照罗马现行立法制度，任何执政官、副执政官或者护民官都可以向公民提出任何决议，然后无需讨论就可以付诸表决，这从一开始就是不合理的，而且随着公民议事会的日益无作为，这样的不合理日益更甚。这个制度之所以被使用是因为元老院早先就享有审议权而且还能够定期否决任何提议，如果有提议没有经过元老院审议，元老院便会用政治的或宗教的方式加以否决。革命打破了这些界限，所以那个荒谬的制度的弊端就开始显现出来：任何一个暴躁的流氓无赖都可以用合乎法律的方式把国家颠覆。元老院的立法权一直以来都是间接发生效力的，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比正式承认元老院的立法权更合理，更必要，更符合保守主义风格的呢？之前的宪制全部是基于此，甚至罗马纪元513年即前241年的改革也只是限制了富人阶级的特权。自那之后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财政革命，这也可能就是后来选民范围扩大的原因。于是新的财阀进一步修订了宪法，仅仅是为了忠于宪法的精神，但是同时他们又采用最温和的措施尝试阻止非法购买选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一些其他可耻的勾当。最后，有利于债务人的法规以及恢复殖民地的方案明确证明了苏拉虽然不大赞成苏尔皮基乌斯激进的提议，然而他还是像苏尔皮基乌斯、德鲁苏斯以及所有有远见的贵族一样，是赞成实质性的改革。我们也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这些措施都是他在胜利之后推出的，而且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基于此种考虑，苏拉同意保留格拉古宪制的基本体制，既没有废除骑士法庭也没有降低粮食赠与额，我们可以推断苏拉在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的方案实质上是坚持维持盖乌斯·格拉古死后的现状的：一方面，他只是应时代要求，改变了一些现已对政府造成威胁的原有法规；另一方面，他也尝试凭一己之力修复时弊，但是前提是在不触动社会最深层次的弊病下。对形式主义的蔑视、对内在价值的珍视、清晰公正的认知、难能可贵的目标，都贯穿于这次立法改革的始终。它也有一些轻率和肤浅的弊端：他们天真地以为规定最高利息率就可以拯救混乱的借贷关系，还以为元老院的预先审议在预防未来的煽动之风上，会比他们拥有投票选和宗教特权要有用得多。
秦纳与斯特拉博面临新纠纷苏拉动身去往亚洲
实际上保守党很快就愁云惨淡。亚洲的局势每况愈下。苏尔皮基乌斯革命导致罗马军队赴亚洲的日期延期，国家现在形势危急，所以现在军队赴亚洲的日期已经不能再做耽搁。同时，苏拉也希望做好保障工作，防止意大利的寡头政治受到新一轮的攻击，这保障一方面来自于按照新选举法推选出来的执政官，另一方面来自于当时为了镇压意大利叛军余党时所雇佣的军队。在选举执政官的公民会议中，被选出来的执政官并非是苏拉的理想人选，而是卢西乌斯·科尼利厄斯·秦纳（luciuscorneliuscinna），一个最坚决的反对党人，和格涅乌斯·屋大维一样，是一个十足的贵族派人。我们可以推断，这一定是资产阶级在操控，因为他们想以此报复利率法的提出人。尽管这次选举的结果不尽人意，但是苏拉还是接受了，而且发言说很高兴市民们能够充分利用他们合乎宪法的自由选举权。两位执政官都宣誓会效忠于现有宪法，苏拉见此，也甚是欣慰。军队中最重要的是北方军，因为那里大部分的坎帕尼亚部队要去亚洲。苏拉让人民议会通过决议，将他对北方军的指挥权转移给他忠心的同僚昆图斯·鲁弗斯，又重新召回之前的将军格涅乌斯·斯特拉博，在召回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地照顾到了斯特拉博的感情，因为斯特拉博属于骑士阶级，而他在苏尔皮基乌斯叛乱中的消极态度在贵族中引起了不小的恐慌。鲁弗斯来到军中代替斯特拉博的位置成为总指挥官，但是不久之后他被士兵杀死，斯特拉博又重回军中，重新担任他几乎想放弃的总指挥职位。他被认为是刺杀鲁弗斯的幕后指使。诚然在此事上他是存在嫌疑，因为此事对他有利，而且众所周知他对行凶者只是采取了口头惩罚。鲁弗斯死后，斯特拉博又成为总指挥官，这对苏拉又是一个新的严重的威胁，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去剥夺斯特拉博的指挥权。很快，他的执政官任期一到，他就发现自己身处窘境，一方面他的继任者秦纳催促他去往亚洲，尽管那里也确实需要他；另一方面，他又被新的护民官拉到人民法院去接受审问。即使最愚蠢的人也能看到，他和他的政党很快就面临一场新的攻击，而且他的对手都希望他离开。苏拉要么与秦纳或者斯特拉博决裂而后再一次进军罗马，要么远离意大利诸多争端，前往一个新的大陆。最后苏拉决定选择后者——无论是出于爱国还是出于冷漠，我们都不得而知。他将萨姆尼的军队交给了他信任且有经验的士兵昆图斯·梅特路斯·皮乌斯（quintusmetelluspius），由他代替苏拉在南部意大利担任总司令之职，又把围攻诺拉的任务交给了地方长官阿比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claudius）。
这些数字来源于罗马纪元639年即前115年和罗马纪元684年即前70年的调查数据。在罗马纪元639年即前115年可以服兵役的人是三十九万四千三百三十六人，在罗马纪元684年即前70年，这个数据是九十一万（据弗雷贡说，科林顿及其同伴错误地认为这些是罗马纪元668年即前86年的数据）。罗马纪元639年即前115年和罗马纪元684年即前70年之间的数据我们知之甚少，原因是因为当时普查时全国正处在革命的危机之中——据埃罗尼姆斯的统计，罗马纪元668年即前86年的调查数据为四十六万三千人。在罗马纪元639年—684年即前115—前70年，意大利的人口不可能会增加，甚至苏拉所分配的土地也只能填补战争带来的空缺，但是最后却多了整整五十万能服兵役的人，这肯定是因为这个时期罗马吸纳了很多盟邦的人成为罗马公民。在这战乱的日子中，意大利的人口可能只会减少不会增加；能服兵役的人口数量若少了十万，那也不算过分。在同盟者战争中，公民与非公民的比例是2:3。
誓言的内容而今犹在，大致内容是：“我面向朱庇特神、维斯塔神、战神、太阳神、大地神以及罗马的神圣创建者以及后任伟人们，郑重发誓：德鲁苏斯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德鲁苏斯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将竭心尽力，为德鲁苏斯以及同发此誓的同仁谋福利，就算丢掉自己或家人的性命，都在所不惜。如我有幸能因德鲁苏斯的法律成为罗马公民，我必视罗马为母国，视德鲁苏斯为恩人。我将尽我所能，引领城内公民发下此誓，若我履行誓言，请赐予我福报，若背叛此誓，请降灾难于我。”我们引用这条誓言的时候，最好谨慎一些，因为这条誓言的出处不是在菲利普反对德鲁苏斯的演讲中，就是在后来出现的与此次罗马动乱相关的刑事诉讼档案中；甚至，如果后面一种假设成立，这条誓言到底是被告在遭遇审讯时供出来的，还是其他人用来诬陷他们的，尚未可知。
现在我们手中仅有的资料大部分来自狄奥多罗斯（diodorus）以及斯特拉博，但是即使现在资料如此稀缺，这种情形也相当朋显，例如斯特拉博朋确提议由公民团选举官吏。有人说意大利的元老院故意与罗马元老院在形式以及权力上有所不同，但是这并没有得到证实。当然，在组织的初期，人们必然希望各个叛乱的城市能有一个统一的代表，但未有资料记载，说元老院依然由各个民社授权。元老院负责拟定宪法，这样的使命与宪法由官吏公布、由人民大会核准的做法是相通的。
从在阿斯库伦城发现的子弹来看，斯特拉博的军中也有很多的高卢人。
罗马纪元676年即前78年5月22日，罗马元老院下令褒奖卡利斯托（carystus）、克拉佐美纳伊（clazomenae）以及米利都（miletus）的三位希腊船长，因为他们自意大利战争开始（罗元纪元664年即前90年）以来就一直忠心耿耿。现在这道褒奖令仍在。根据门农（memnon）的记载，事实也是如此。他说两艘三桨座战船奉命由黑海的赫拉克勒亚（heraclea）出发赴往意大利战争，十一年后，满载战利品而归。
由阿斯库伦城的子弹来看，尤其是子弹上面的第十五军团的字样，都可以说朋阿庇安（appian）的说法并非夸大其词。
朱利安法一定是在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末的最后一个月通过，因为在这一年的宜人季节凯撒尚在战场；按照护民官常规的建议，普劳提安（plautian）法也大约在护民官上任以后即刻通过，大约是在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12月或罗马纪元665年即前89年1月。
在阿斯库伦城还发现一些子弹，上面刻有投放子弹的军团番号，有时是一些诅咒“逃跑的奴隶”的话（从这可以知道这子弹是罗马人投放的）或者是其他字样，如“打倒皮森特人”或“打倒庞培”——前一种是罗马人投放的子弹，后一种是意大利人投放的。
刻有欧斯干（oscan）文safinim和util的钱币一定是属于这个时期的；因为只要叛党依然使用“意大利”字样，那么任何一个部落都不可能是主权国，从而不能按自己的名义铸造货币。
按照罗马法律，“降人”（dediticii）指的是依附罗马但是未获允许可以结盟的人。他们不仅可以保住性命，拥有自由和财产，还可以拥有自己的宪法组织民社。“无公民权的人”（nulliuscertaecivitatiscives）指的是按照法律虚文与“降人”居于同等地位的自由人。即使如此，按照罗马法律所有的投降的都应该是无条件的，这样一来，“降人”在罗马是没有权利的，一切给予或者默许他们的权利都是对他们的恩惠，而且可以随时撤回。所以现在或以后无论罗马对“降人”订立什么法律都不能说是侵犯了他们的权利。只有等签订了同盟条约，他们的无权利状态才可以结束。因此“投降”与“联盟”在宪法上是相互对立的名词。按照谷宪法，除了一些在汉尼拔战争中丧失条约的几个民社之外，意大利没有“降人”。罗马纪元664—665年即前90—前89年的普劳提安法中所谓的“降人”仍包括全部意大利人。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获得公民权的“降人”按理是不仅局限于布鲁提亚人（bruttii）人和皮森特人（picentes），我们可以判定，一切放下武器而且没有依照普劳提乌斯-帕皮里乌斯法获得公民权的人，都可以享受“降人”的待遇。这条约也会因为他们的背叛而被取消，他们投降以后，也没有续订该条约。
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的执政官苏拉以及鲁弗斯的“十二分之一法”（lexunciaria）对此事是如何规定的，我们无从知晓，但我们不难根据罗马纪元397年即前357年的法律来推测，所以当时法律所允许的最高利率，在十个月为一年时是本金的十二分之一，在十二个月为一年时是本金的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