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目标看似是达成了，但是在明眼人看来，这却是一场失败。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这个由将军和街头政客组成的蹩脚的联盟：前者不谙政治，后者有能力却又盲目冒险，只会意气用事而又无意于政治。如果只谈计划，他们能够达成一致。当开始实施计划时，马略这位骄傲的将军很快就会显露出政治上的无能，他所谓的雄图大略更类似一个农夫的抱负，只是志在与贵族打交道或在声望上超过贵族，这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抱负相差甚远，因为政治家内心是渴望管理的，他认为这是来自内心的驱使使然。每一次计划，只要是基于他的个人政治立场的，即使形势再好，最后也会坏在他手中。
全体贵族的反抗
他既不懂得将敌人收为己用，也不会让自己的手下对自己言听计从。反对他和他的同伴的力量本身就已经很强大，因为反对力量不仅包括政府党，也包括一定数量的市民，他们时刻在保住自己的特权不被意大利人抢走，而且随着时事进展，富人阶级也逐渐倒向政府党一边。贵族阶级有时也并不反对用暴力制约元老会，而萨托宁和格劳奇亚分别是来自无产阶级的主人和仆人，所以在贵族阶层并无稳定根基。早在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萨托宁做保民官时，他的武装部队就对骑士贵族发起了突袭，那一年他竞选期间遇到的强大阻力充分证明了他在贵族阶层多么不受欢迎。马略当时应该努力以中庸之道帮助这位处在险境的同盟者，并且让大众认为他们并非意在统治，而是想奉其为领导。他做的却恰恰相反，所以在民众看来他的目标不是将政府交给雄才大略的领导者，而是交到唯利是图、贪生怕死、在情急之下只会转向元老院寻求庇护的暴民手里。当年的盖乌斯·格拉古深知仅仅依靠无产阶级不可能推翻政府，所以他特别向有产阶级寻求帮助，而有产阶级急切希望帮助格拉古完成事业，所以在一开始就调和了贵族与中产阶级的矛盾。
马略与政客们的分歧
马略态度摇摆不定，这势必会造成三人党之间的纠纷，而这，较之敌党之间的联合，更能加速其事业破产。决定性的建议都是由他的同伴提出，由他的部下奋力推动实施，马略却采取完全被动的态度，在他看来好像作为政治领导人不必像军事领导人那样凡事得身先士卒，事必躬亲。此外，对自己惹下的麻烦，他不仅害怕，还加以逃避。他的同伴有时为达到目的而采用非君子之道，他会像其他那些毫无政德的人一样，不会加以阻止，但事后却不仅想摆脱其同党之名，还想以此坐收渔翁之利。曾有一个故事说，这位将军曾将萨托宁及其同党和寡头政府代表约到他家里的两个不同房间进行秘密谈判，他与前者商讨如何突袭元老院，与后者商讨如何平息叛乱；中间他会以为所商讨之事心烦意乱需要走出房间求取清净之名，在两个会议之间周旋——这就像古希腊早期喜剧代表作家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笔下的故事一样，真假难辨。在宣誓问题上，马略游离不定的态度让他名声尽失：首先，他认为阿普莱乌斯律法的通过不正规、不合法，所以拒绝宣誓效忠此法，但是之后却宣誓效忠，而前提是“只要此法真正有效力”，这样带有前提条件的宣誓没有任何效力，之后元老院成员也采取此等形式宣誓。这样的宣誓根本无法保证此法的效力，反而第一次真正成了问题。
此举愚蠢之至，很快就给这位有名望的将军惹下了麻烦。萨托宁和格劳奇亚参加革命，助马略获得国家霸权地位，绝非想听到他的否定或者为其做出牺牲。如果格劳奇亚，这个人民最喜爱的雄辩之才，曾经向马略抛洒过最热情的橄榄枝，但现在他抛向马略的绝非是芳香的玫瑰。这个联盟之间出现了裂痕，现在是两败俱伤：因为马略还不够强大，不能为自己尚且质疑的殖民法提供有力支撑；萨托宁和格劳奇亚也不能独当一面，竟马略未竟之事业。
萨托宁被孤立、攻击以及倒台
这两位政客曾一再妥协，却不想退出。他们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按照惯例，自卸官职，束手就擒，要么将霸权桂冠取而代之，尽管他们现在也觉得自己不能胜任。他们决定选择后者，萨托宁将会再一次竞选罗元纪元655年（即前99年）的护民官，而格劳奇亚，尽管现在是副执政官，而且两年之后才有资格担任行政官，却想现在就竞选行政官。实际上护民官竞选的结果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而马略阻止那位冒牌的提比略·格拉古当选护民官也只是想检验一下他在民众中的声望到底有多少价值：当年群众劫狱去救格拉古，欢呼雀跃地将他高高举起，在街上奔走相告，并以绝对多数通过他当选护民官。萨托宁和格劳奇亚在前一年就尝试通过控制更加重要的领事官选举这种权宜之计来扫除对手带来的障碍。来自政府党的竞选对手，盖乌斯·莫密乌斯（gaiusmemmius），突然被一群暴民袭击致死——而他在十一年前也同样袭击了他们。政府党当时就在一直等待暴力事件发生以便动用武力。元老院派领事官盖乌斯·马略去参与此事，马略声称他已经准备调动军队为保守党效力，这支军队是当年马略从民主党取得的，而且还应允此军队将为该党谋利。他迅速召集青年军，配以军械武装，并编排部队；元老院也武装上阵，在马库斯·司考鲁斯的带领下聚集在论坛广场。反对党无疑在街头暴乱方面占上风，但是对此类袭击却难以应对，现在只能奋力自保。他们打破狱门，释放奴隶，为其配备武器。他们称——至少听说如此——萨托宁为国王或将军，在新护民官上任当天，也就是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的12月10日，在大市场发生了罗马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在首都城内发生的战乱。此次事件在历史上是千真万确的。民主党战败，被逼到朱庇特神殿，断水断粮，最后被迫投降。这些人曾经是马略的同盟，现在却沦为其阶下囚，所以作为主帅的马略，并未杀掉他们，而是保全了其性命。萨托宁向民众宣称，他之前曾经的所有的提议都是和这个执政官马略一起提出的，马略今天的所作所为任何人听了都会不寒而栗。俘虏暂时被监禁在论坛广场的元老院，青年军未经命令就溜进元老院，掀开房顶瓦片，砸向俘虏。萨托宁和其他大部分有名望的俘虏就这样死于这瓦片碎石之下。格劳奇亚藏了起来，但最后被发现后也未能幸免于难。没有任何判决或审讯，这一天罗马就失去了四位官员——一个执政官、一个财务官、两个护民官——还有其他很多出身良好的名人。尽管这些首领们今日遭受的杀身之祸都是其咎由自取，我们还是为其感到惋惜：他们像孤军奋战的冲锋军，得不到主力军的支援，不得不在绝望中垂死挣扎，最后被淹没在无涯荒野。
马略的政治优势遭颠覆
12月10号这一事变，使得政府党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而反对党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这次事变的成功之处有三：其一，他们摆脱了一些麻烦制造者，但这只是微不足道，因为很快就会有新的麻烦制造者取而代之；其二，当时唯一能与政府为敌的人，已经在大庭广众之下彻底走向灭亡；其三，也是最成功之处，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此次事变之后完全分道扬镳。很明显，这次成功并非功在政府；这场效仿盖乌斯·格拉古的事业已经分崩离析：一部分是时局所致，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继承者无德无才也不善管理；从结果上看，无论是计谋还是运气促成了政府的成功，都已经不重要了。此次事变之后，没有谁还能比这位来自亚奎和韦尔切利的英雄更悲惨的了，因为人们还记得，就在几个月前，这位英雄还被荣誉的光环所笼罩。在填补行政官的空缺职位时，无论是贵族党还是民主党都不会再想起这位昔日的将军。这位曾任六任执政官的英雄甚至都没有能够竞选罗马纪元656年即前98年的审查官。他动身去了东方，表面上看他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誓约，但实际上他是不想看到他的死对头昆图斯·梅特路斯的凯旋，也无人阻拦他的东去。从东方归来之后，他开门迎客，却只见门庭空冷。他一直期盼会有战事发生，如此人们便会需要他重返战场，奋勇杀敌；他企望在东方战场建功立业，因为罗马早已想好了诸多理由前去讨伐东方。这和他的其他幻想一样，都化为泡影，国内一直都是歌舞升平。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越强烈，失望也越大，最后受到的打击也越多。他又是一个迷信的人，一直对那道曾经预言他会担任七任执政官的神谕念念不忘，终日苦思冥想如何让这预言成真，自己又如何复仇，但事实是，每个人都认为他已经是一个不足为患的无名小卒——除了他自己。
骑士党
这次事件使危险人物得以排除，但是比这影响还要深远的是萨托宁暴动引起了各大利益派对民主党的仇恨。骑士法庭宣布处死任何拥护反对党的人，例如塞克思图斯·提提乌斯（sextustitius）被处死并不是因为他的土地法，而是因为他在家中供奉着萨托宁的雕像；盖乌斯·阿普莱乌斯·德奇亚努斯（gaiusappuleiusdecianus）被处死是因为他在做护民官期间认为对萨托宁的检举不合法。贵族甚至要求民主党对之前对其造成的损害加以赔偿，这样的要求现在在骑士法庭也不是不可能成功。因为八年前盖乌斯·诺尔巴努斯曾经和萨托宁一起放逐了领事官昆图斯·卡皮欧，而现在罗马纪元659年即前95年卡皮欧被指控为叛国罪，陪审员思忖良久，最后决定对其无罪开释——他们并非纠结于被告是否有罪，而是在思考得罪萨托宁和得罪卡皮欧哪一个会更遭众怒。尽管人们对政府的好感并无增加，但是在发现他们可能会陷于真正的暴政时——尽管这担忧只是一瞬间——一切有些资产的民众都对当时的政府有了新的看法：尽管当时的政府误国害民，但是比起更加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无产阶级政府来说，当时的政府也显示出了一丝的价值。当时时局如此，以至于当一个保民官故意延误了昆图斯·梅特路斯的归程时，民众就将其碎尸万段，民主党开始和杀人犯以及投毒者勾结，寻求庇佑——例如曾尝试通过投毒除掉讨厌的梅特路斯——或者甚至与人民公敌联合，他们有些人还投奔到米特拉达特斯王帐下，尽管他当时已经在秘密策划进攻罗马。对外关系也貌似是有利于政府。自辛布里战争到同盟者战争期间，罗马军队很少出兵，但却载誉满满。唯一有严重冲突的是在西班牙，因为西班牙自罗马纪元649年即前105年以来一直试图征服罗马，卢西塔尼亚人和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对抗罗马。在罗马纪元656—661年即前98—前93年，北省的执政官提图斯·狄狄乌斯（titusdidius）和南省执政官普布里乌斯·克拉苏因其勇猛外加运气重新奠定了罗马军队的优势地位，而且还荡平了不服政府管理的城镇，此外还在必要时将彪悍的山区人口转移至平原。与此同时，罗马政府再一次将其注意力转移到曾经被忽略了数十年的东方，然后在昔兰尼、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精力，而这我们将会在下文陈述。自革命以来，复辟政府从未像现在这样稳固，深得民心。执政官制定的法律被保民官制定的法律所取代；限制自由的律法取代了促进进步的律法。取消萨托宁制定的法律也是在情理之中；马略的海外殖民地也渐渐只剩下科西嘉岛上的一块未开化的孤岛。当时的护民官赛克斯图斯·提提乌斯，是一个滑稽搞笑的阿尔斯比亚底斯人（alcibiades），对政治一窍不通，却擅长跳舞和踢球，他最突出的才能也就是晚上在大街上亵渎神像。在罗马纪元655年即前99年又重新提出和推行阿普莱乌斯土地法，元老院以宗教为借口取消该法，而当时竟无一人反对，而提提乌斯也被骑士法庭处置，这一点我们已在上文提到。次年，也就是罗马纪元656年即前98年，两个执政官通过一项法律，规定一条法规在从提出到通过必须经过24天，而且规定性质不同的法令条文不得组合在一个提议里出现。这意味着盲目的不合理的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而政府也不会再被突如其来的新法弄得措手不及。这日益表明，当时的格拉古氏体制，虽然在其提出者灭亡之后仍能被保留，但现在也因民众与贵族的脱离开始动摇根基。因为当时的格拉古氏体制是基于贵族之间的分裂，而现在反对党之间开始有了纠纷，所以这必然会导致此法的衰落。那么现在，就到了完成罗马纪元633年即前121年未竟的复辟大业的时候了，到了格拉古体制面临和暴政一样的命运的时刻了，到了寡头政治独当大权的时候了。
元老院与骑士阶级在省政管理上的分歧
一切都有赖于恢复陪审员提名。省政管理是元老院体制的主要基础，而现在已经严重依赖于审查院，特别是依赖于税制委员会，以至于省政管理的服务对象不再是元老院而是资本家和商人。当有不利于民主党的政策出台的时候，金钱贵族总是能够去迎合政府，但是当出台的政策限制了金钱贵族既得利益的时候，他们总是会奋力制止。他们已经采取过一些措施去反对政府；当政的贵族开始觉悟，其中最优秀的人认为他们有义务去反对市政管理上的一些弊病，至少是为了他们自己。其中最果敢的当属昆图斯·穆奇乌斯·斯凯弗拉——其父普布利乌斯是一位大祭司——他在罗马纪元659年即前95年担任执政官，是当时最有名的审判官也是最卓越的人才之一。亚细亚是最富有也是职权滥用最严重的省，大约在罗马纪元656年即前98年，他作为亚细亚的省执政官，同他的老朋友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孚斯——一个著名的军官、法官、历史学家和领事官——共同作战，严厉打击整顿弊政。他全面受理一切诉讼，无论诉讼人是意大利人还是本省人，是穷人还是富人。一旦诉讼结果已定，他便迫使罗马商人和土地承包人对受害人进行全额金钱补偿，而且那些最出名也最肆无忌惮的代理人一旦被判罪当致死，他会不理会任何贿赂将其处以绞刑。元老院对他的行为极其认可，甚至在这之后命令亚细亚的所有官员应当视斯凯弗拉的管理为模范加以效仿。骑士阶级虽然不敢动那位势力强大的贵族政治家，却私下审讯他的同伙，最后竟在罗马纪元662年即前92年审讯他的同伙中最重要的人物，他的副官普布里乌斯·鲁孚斯，审讯过程中无家属为其辩护，只有他那尽人皆知的美德和正直。他被控告的罪名是他在亚细亚强行勒索苛捐杂税，而控告人是一个叫阿皮奇乌斯（apicius），本身就已经臭名昭著的人，所以他对鲁孚斯的控告实属荒谬，也就不攻自破。资本家们也不想放弃任何一个羞辱鲁孚斯的机会，鲁孚斯傲然鄙视来自小人的花言巧语，也不要来自亲朋的痛哭流涕，对自己的辩护更简单扼要、直中要点，并且凛然拒绝了那高高在上的资本家梦寐以求的曲意逢迎。他最终还是被定了罪，仅有的财产也被充公，以坐实他那莫须有的罪名。他被发送到那个据说被他搜刮民财的省份，但在那里他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热情款待，并在人们的赞扬称颂中度过了自己的晚年。这样可耻的定罪可能是最耸人听闻的，但这样的例子绝非例外。元老院被激怒了，不仅是因为对无辜纯良的人滥用职法，更是因为最纯最高贵的血统竟也不能遮掩那可能的一丝污点。鲁孚斯刚被驱逐，七十岁高龄的马库斯·斯考卢斯也以滥收苛捐杂税之罪名被审讯。斯考卢斯是最尊贵的贵族之一，做了二十年的元老院首领，即使他真的有罪，在贵族看来，这场审讯也是亵渎神灵。此时卑鄙小人成了控告别人的专业户，一个人无论品格贵贱、爵位高低、年长年幼，都逃不过这些小人的恶意攻击。赋税审查委员会原本是人民的保障，现在却成了灾难的来源。最臭名昭著的盗贼只要能让陪审员尝到一点荤腥，加以贿赂，就可以免受惩罚、逍遥法外。看起来好像其目的是让罗马政府再一次处于法庭控制之下，就像当年在迦太基法官主持理事会一样。盖乌斯·格拉古之前曾经预言说，他的陪审员法之利剑将会被贵族社会所用，中伤他自己，这一预言在此得到了可怕的验证。
李维乌斯·德鲁苏斯
骑士法庭被攻击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党中但凡意识到民众统治不仅是关乎权利更关乎责任，但凡胸中仍怀有高贵、荣誉、抱负，无不起身反抗这场可耻的、压迫的政治控制，因为这种控制让任何正义的行政管理化为泡影。对鲁提利乌斯·鲁孚斯的诽谤定罪似乎成了一根号召人们立刻起义的导火线。马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是罗马纪元663年即前91年的护民官，在他看来，响应这个号召的人，非他莫属。德鲁苏斯的父亲与他同名，在三十年前因首先发起运动推翻了盖乌斯·格拉古，之后又因镇压了斯科底斯克（scordisci）叛乱而出名。同其父一样，德鲁苏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保守党，这一点在萨托宁暴乱时已经充分显示。他出身于最上等的贵族之家，有着万贯家财；在性情上，他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贵族——高傲不驯，不屑于用荣誉的徽章为自己贴金镀银，但是在临终前却说世上将没有第二个市民能与他相提并论；高贵意味着责任，这一至理名言曾经是也将继续是他生活的准则。他刚正不阿，对轻浮草率和贪污受贿异常反感，而在当时的公众眼中轻浮和贪污却是贵族的代名词；他严于律己，可靠守信，受到民众的尊重和爱戴。尽管他很年轻，但凭着他的人格魅力和高尚品格已经在元老院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也绝非孤身一人。马库斯·司考鲁斯被判滥收苛捐杂税，他在为自己辩护时，公然呼吁德鲁苏斯开展一场审判管理上的改革；他和著名的演说家卢西乌斯·克拉苏是元老院中司考鲁斯最热诚的拥护者，或者两人还是司考鲁斯的同盟。当政的贵族大多都不是德鲁苏斯、司考鲁斯和克拉苏的支持者。元老院中资本家的忠实信徒比比皆是，其中最有名的有两个：一个是当时的执政官卢西乌斯·马库斯·菲利普，无论是效力于骑士阶级还是民主党派，他都饱含热忱与审慎；另一个是有勇无谋的昆图斯·卡皮欧，他反对德鲁苏斯的改革主要是因为与德鲁苏斯、司考鲁斯的个人恩怨。比这些强有力的反对者更危险的是懦弱堕落的贵族群体，他们毋庸置疑想独霸省政职权，但是最后却又不介意与骑士阶级分赃，而且在他们看来，通过阿谀逢迎或者巨款行贿对付傲慢的资本家从而让自己远离麻烦比与资本家冒险斗争更加轻松有效。只看结果就知道与这些资本家同流合污更容易取得成功，没有他们就不会达成既定目标。
温和党的改革尝试
德鲁苏斯提议取消骑士阶级公民的陪审职位，将此职归还元老院，由此一来元老院职能扩大，所以又增加了三百名成员。元老院设了一个特殊的刑事委员会，对之前已经定案或者尚未定案的陪审员受贿事件进行审查。这样他们的直接目标就达成了；资本家的政治特权被剥夺，而且还应对司法不公负责任。德鲁苏斯的提议和计谋并非仅此而已，他的计划绝非只是当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全面改革。他还提议增加粮食赠与，并通过永久发行一定比例的铜币和银币来填补增加的开支；然后意大利境内可供分配的耕地其包括坎帕尼亚的领地以及西西里岛最好的土地，都被分配给殖民地的市民。最后他又包揽了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义务，那就是为意大利盟邦获取罗马公民权。德鲁苏斯获得的权力支持以及他的改革思想与盖乌斯·格拉古如出一辙，在当时的贵族看来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有雷同也是纯属巧合。就像暴政君主制对抗寡头政治一样，寡头政治对抗金钱贵族也应该依靠受雇的有一定组织性的无产阶级。之前政府认为用公款雇佣无产阶级简直就是罪恶滔天，但是现在德鲁苏斯却想雇佣无产阶级去对抗金钱贵族，最起码眼下是这样。他认为之前大多数贵族都同意了提比略·格拉古的土地法，那么他们现在肯定也会同意此项改革的所有措施，因为此项改革旨在铲除国家弊病，而无意于动摇上层根基。诚然在移民和殖民问题上，他们不能像民主党那样深入，因为寡头政治的权力主要在于对各省的自由控制，一旦有永久的军事统治就会让其陷入危局。均衡意大利与各省势力的想法以及向阿尔卑斯山以外殖民的想法与保守派的想法背道而驰，但是元老院可能会牺牲拉丁地区甚至是坎帕尼亚以及西西里等地来提高意大利农民阶级的地位，同时又保留其政权。此外他们又要考虑，只有贵族亲自分配土地才能有效地避免将来的暴乱，就像德鲁苏斯所说：“将来的政治煽动家只有分配尘土和太阳光的份儿。”同样，对统治者来说——无论是君主还是王公贵族——是否半个意大利或整个意大利都拥有罗马公民特权实在是无足轻重，所以双方改革者都同意通过合理扩大公民特权给予范围这一明智之举来防止弗雷格莱（fregellae）再次发生大规模暴乱，而且双方也都准备在人数众多、影响力广的意大利人之中寻找同盟。在国家领导权问题上双方分歧也很大，双方的有识之士在改革措施和改革趋势上却又英雄所见略同。就像西庇欧·埃米利亚努斯既是提比略·格拉古的敌手又是他改革的促进者一样，德鲁苏斯也既是盖乌斯的仇敌也是他的弟子和继承者。这两位出身高贵、智商超群的年轻改革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抛却政党偏见，两人的爱国热情也是难分伯仲的。
关于李维乌斯律法
德鲁苏斯的律法如何被通过是一个问题。就像当年盖乌斯·格拉古一样，德鲁苏斯首先提上日程的是陪审员法、土地分配法、粮食分配法等问题，而把授予意大利盟邦罗马公民特权这一棘手议题暂行搁置。资本家的反对最强烈，而且由于大多数贵族和公民议事会优柔寡断，如果陪审法也要由投票来决定是否通过，那么它也毫无疑问会遭到反对，所以德鲁苏斯将他的所有提议都包括在一项法律内。因为所有市民都同意粮食分配法和土地分配法，所以他们也不得不通过陪审法，他在这些公民和意大利人的帮助下通过了这项法律。意大利人大都坚定地站在德鲁苏斯这边，除了一些大地主，特别是翁布里亚和伊特鲁提亚的地主，因为如果此法通过，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就会受到威胁。此法一直不能得以实施，直到德鲁苏斯命令法警将当时一直反对此法的执政官菲吕帕（philippus）逮捕入狱。人民将这位护民官视为恩人，在广场上将其高高举起为其鼓掌喝彩，但是投票结果不能决定此法能否实施，因为问题上升到了另一个层面，原因是当时的反对党认为德鲁苏斯的律法与罗马纪元656年即前98年的律法相冲突，所以被认为是无效的。
罗穆卢斯，罗马神话中的一个形象。
哪一个是萨托宁在第一次做保民官时创设的，哪一个是在第二次保民官期间创设的，已经无法分清；而且也因为两次立法他都遵循格拉古的方针，所以更加难以区分。根据《名人传》（devirisill.，73.1）阿非利加土地法一定是在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设立的；这个日期正好与不久之前刚结束的朱古达战争的日期相吻合。第二次土地法设立于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这个是证据确凿的。叛国罪法与粮食法的创设日期仅出于推测，前者创设于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后者约创设于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
种种迹象都支持这个结论。老昆图斯·卡皮欧是罗马纪元648年即前106年的执政官，小昆图斯·卡皮欧是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或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的财务官，所以前者大概出生于罗马纪元605年即前149年前后，后者出生于罗马纪元624年即前130年或罗马纪元627年即前127年前后。前者死后无子嗣也正好与这个见解相符合。因为小卡皮欧死于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而老卡皮欧被流放到士麦那，其后孤独终老，很有可能其子去世时他尚还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