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傻子、懒汉还是忍饥挨饿的可怜人，

他们自告奋勇给出指引，其实本身一无所知，

他们嘴上嚷着送人珠宝，实际却是向他人讨要钱财。

但在这样的时代，理性从一开始就注定败给非理性。毫无疑问，政府必然加以干涉，治安官必将惩处甚至驱逐那些借神的名义行骗的人，任何外来宗教，若未得到特别许可一律遭到禁止。到了罗马纪元512年即公元前242年，普林斯特甚至公开禁止人们相对寻常的求签问卜活动，正如上述所说，参加古罗马酒神节的人也受到了严格查办。但是，人的思想一旦完全改变，任何上级的命令都无法将其纠正。而究竟政府不得不或至少做出了某种让步，前文已清楚说明。在罗马人的传统当中，如遇特定突发情况，他们便会向埃特鲁斯坎的智者问询，政府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古老的埃特鲁斯坎传说才得以在贵族家庭间世代流传，人们得以秘密祭祀德墨忒尔，该神并非邪恶放荡，却只有妇女才可祭祀。早期，罗马曾从他国引进一些纯朴并相对无关紧要的宗教仪式，其中便可能包含这类传统。众神之母的祭祀活动受到认可，这在人们看来是一种不祥的征兆，足见政府在面对新的迷信观念时的无力之感，甚至也暴露了政府自身的迷信程度。同样，政府只有在后期甚至意外得到某些信息时，才会干涉酒神节一类的活动，这其中除了不可原谅的疏忽以外，甚至还暴露了更为严重的问题。

加图家族的简朴生活

这张图片流传至今，讲述了老加图的一生，也向我们展现了在当时尊重罗马公民这一思想的影响下，罗马人所推崇的个人生活方式。虽然加图活跃在政治、法律、写作和商业投机领域，但家庭仍是他生活的重心。在他看来，成为一位好丈夫比做个有威望的元老更为重要。为此，他制定了严格的家规：奴仆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家，也不得向陌生人透露家中之事。人们不可滥施更为严酷的刑罚，只有在完成类似司法的程序之后，他们才可宣判并执行这类刑罚。加图曾听闻，一位奴隶没有主人的命令擅自购买，最终因此事自缢，这足见治罪之严苛。

至于轻微罪行，如奴隶在侍候进餐时犯错，通常主人会在饭后亲手用皮条鞭笞他们以示惩罚。加图对待妻子和自己孩子也是如此严厉，只是惩罚方式不同，因为在他看来，用惩罚奴隶的方式对待妻子或者成年孩子是不道德的。至于择妻，他反对金钱婚姻，主张男性应当寻找出身良好的女性，而自己到了老年却娶了一位穷苦门客的女儿。此外，对待丈夫节欲这一问题，他所持观点与奴隶制国家盛行的观点一致，并且自始至终简单认为妻子是无法避免的罪恶。他在作品中不断咒骂那些喋喋不休、酷爱装饰并难以约束的女性，认为“所有女性都骄纵，令人讨厌”，并且“一旦男人摆脱了女人，我们的生活将接近神的旨意”。

另一方面，抚养婚内所生孩子不仅是他心中牵挂，更事关他的名誉。在他看来，妻子完全是为了孩子而存在的。平日孩子交由妻子亲自喂养，若妻子允许女奴给其孩子喂奶，那么她也会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她们的孩子，以此作为回报。虽然这类事迹很少，但还是不难发现，人们企图用人之常情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如同为母亲的心情或养兄弟之间的情谊，努力缓和奴隶制度中存在的矛盾。任何时候只要情况允许，这位老将军一定会亲自到场，看着奴仆给孩子洗澡并用襁褓包裹他们。看着襁褓里孩子天真无邪的模样，他那满怀关切的目光透着一丝敬意。他向我们保证：面对他的儿女，他会十分小心自己言行，如同对待维斯塔圣女一般，惟恐说出一句失礼的话，并且他从不在儿女面前拥抱他们的母亲，除非妻子在暴风雨来临时受到了惊吓。

他参与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在许多方面受人尊敬，教育孩子也许是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一项。这位老战士信奉脸颊红润的男孩比面色苍白的男孩强得多，于是他亲自带儿子进行各种运动，教他摔跤、骑马、游泳、拳击并耐热受冻。但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过去罗马人民仅仅做个优秀的农民或战士便足够了，而那个时代早已过去。同时他认为，若他的孩子将来得知曾经尊敬的那位批评惩罚自己的老师只不过是个奴隶，这将对他的心灵产生恶劣的影响。因此，他身体力行，教孩子罗马人常常学习的读写知识以及本国法律。甚至到了暮年，他仍努力学习古希腊文化概况，从而用本国语言将他认为那一文化中对罗马人有益的部分传授给孩子。最初他的一切作品都是写给自己孩子的，为了方便孩子阅读，他在著书时特意用了大号字体，十分醒目。日常生活当中，他十分朴素节俭，甚至因为过分节俭而禁止一切奢华享乐：一个奴隶的身价不得超过1500第纳尔（即65英镑），一条裙子的价钱不得超过100第纳里（即4英镑6先令）。人们在他家看不到一块地毯，四面墙壁也长期不见粉刷。平日里，他和奴仆吃着一样的饭菜，不允许一餐开支超过30阿斯（即6先令）。而到了战时，每顿饭甚至连酒都不能喝，他只能喝水，或根据当时情形喝掺了醋的水。另一方面，他不反对款待宾客，也喜欢与城里的客人和乡间附近地主来往。一同吃饭时，他便坐在一旁分享自己的各种经历，随机应变，对答如流，深受大家喜爱。他也很乐意玩掷骰游戏、把酒言欢。因此在他的农业著作中，我们还能发现一张验方，可用于治疗伤食和醉酒症状。

到了晚年，他依然坚持运动。他认为每时每刻都不该浪费，而应当用来做有意义的事，并且习惯每晚都在心里回顾白天的见闻以及自己的一言一行。因此，他合理分配自己的时间，既处理了个人、朋友和国家事务，也保留了聊天和娱乐的时间。他办事效率极高，并不多言，就他那好动的性格而言，最困扰他的大概只有忙乱或琐事缠身罢了。所以在当时以及后世看来，加图都称得上是一位真正典型的罗马公民，尽管有些粗鲁，但他就像是罗马正直和充满活力的化身，与希腊的懒惰和道德败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后来一位罗马诗人所言：

spernemorestransmarinos,millehabentoffucias.civeromanoperorbemnemovivitrectius.quippemalimunumcatonem,quamtrecentossocratas.

外国习俗只会教人千方百计行骗，

罗马市民才是世界上最正直的人。

在我看来，一个加图胜过一百个苏格拉底。

针对这一说法，历史不能完全保留，但任何人一旦仔细观察这一时期衰落的古希腊文明对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所造成的改变，便只会加深对外国习俗的鄙弃，而不愿轻减一分。

新的祭祀形式

很快，原有紧张的家庭氛围开始变得轻松起来。女性劳工和重男轻女思想的弊端开始发酵，随即像瘟疫一般四处传播，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已不能通过制定法律来遏制这一影响。加图任监察官时（罗马纪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曾向蓄养奴隶供私人享乐的万恶人士征收繁重的赋税。但这种税并未推行多久，一两年之后便与财产税一同遭到废止。早在罗马纪元520年即公元前234年，人们对独身主义怨声载道，自然单身人数和离婚人数成比例上升。最令人惊骇的罪行往往发生在统治者家族的骨肉之间，例如执政官盖乌斯·卡尔波尼乌斯·皮索（gaiuscalpurniuspiso）的妻子为了进行执政官补选，从而让继子当上最高行政长官，连同后者一起成功将其丈夫毒死（罗马纪元574年即公元前180年）。此外，妇女解放已初见端倪。依照过去习俗，已婚女子在法律上应当听从自己的丈夫，而非自己的父亲；未婚女子应当由族系关系最亲近的男性监护。妻子本身没有财产，而没有父亲的处女和寡妇在任何情形下都无权处置财产。

但是现在，女性开始渴望财产独立。一些人利用律师的权宜之计回避，尤指假结婚，企图摆脱族内亲属的监护，最终获得自身财产的处置权。而那些已婚女子也不见得用了多光彩的办法，才得以摆脱丈夫的权力约束，后者在严格的法律体系当中是十分必要的。这一时期的政治家认为，妇女手中握有大批资本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他们只得制定一些法律，禁止一切遗嘱将妇女设为继承人（罗马纪元585年即公元前169年），甚至采取极其专断的手段，剥夺妇女手中多半不通过遗嘱而得到的旁系亲属财产。同样，尽管家庭对女性的管辖权与丈夫的权力和监护权密切相关，但实际上也在一步步失效。即便在公共事务中，女性也已开始拥有自己的主张，甚至有时正如加图所说：“管理那些统治世界的人。”公民大会见证了她们地位的崛起，一些地区甚至早已为罗马女性设立了雕像。

奢侈之风

至于服饰、装饰品、家具、建筑和饮食，奢侈之风日益盛行。亚洲以及希腊两地奢侈之风原本盛行于以弗所和亚历山大城一带，装饰空洞并拘泥于细节，耗时费钱而缺乏乐趣，自罗马纪元564年即公元前190年罗马远征小亚细亚之后，这种崇尚奢华的风俗便传到了罗马。这里妇女同样占据了领导权。坎尼之战（罗马纪元539年即公元前215年）过后不久，罗马与迦太基讲和（罗马纪元559年即公元前195年）并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妇女穿戴金饰、身穿彩色衣裙或乘坐马车。尽管加图对此强烈反对，最终还是妇女设法废除了这一法令。狂热的反对派对她们无计可施，只能对这些服饰物品征收高额税（罗马纪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大批新奇的物品（多半无用），如外观精美的银器、青铜作架的餐榻、阿达利式（attalic）的衣饰和密织金锦缎地毯也因此传入罗马。

而这种新式奢侈之风尤其体现在餐桌饮食上。一直以来，罗马人一天只吃一次热食，而如今每天第二顿也经常提供热食；至于主菜，过去通常只设两道菜，如今也不足以满足需求了。一直以来，家中妇女负责烘烤面包和烹饪，只有举办活动款待宾客时才会雇用专业厨师料理。另一方面，这时各个地方都开始提倡科学系统的烹饪，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士家中通常会雇用一位专业厨师。分工无可避免，于是烘烤面包蛋糕这一技艺从烹饪业中分离出来，这才有了罗马第一家烘焙店（罗马纪元583年即公元前171年）。那些描述美食艺术的诗篇，列举了一长串最可口的鱼类和其他海产品，吸引了大批读者；而关于美食烹饪的理论也逐渐付诸实践。外国的一些美食，如本都（pontus）的鳀鱼和希腊的葡萄酒，开始受到罗马人民的欢迎。为了使本国普通葡萄酒带有科恩酒（coan）的风味，加图提出用海水浸泡的方法，而这几乎也不会对罗马葡萄酒商造成任何损失。

过去客人和他们的孩子唱歌朗诵的高雅庆祝形式已被亚洲的竖琴演奏（sambucistriae）所取代。一直以来，罗马人大概会在晚餐时大量饮酒，但严格意义上的宴会却不得而知。如今，正式的饮酒宴会开始流行，这些场合上只有纯酒或稍微稀释后的酒，人们须用大杯一饮而尽。每位参加该宴会的人都要依次向邻座敬酒，这种借酒许诺的规则独具特色，形成了罗马人口中所说的“仿希腊式饮酒”（graecomorebibere）或“全希腊式饮酒”（pergraecari，congraecare）。罗马人长久以来热爱骰子游戏，这使得人们沉湎酒色，以至于发展到必须要有立法加以干涉的地步。人们越来越厌恶劳作，而愈发喜欢无所事事到处闲逛。于是，加图提议市场地面应用尖锐石头铺设，这样一来可以杜绝人们闲逛的恶习。罗马人对此嗤之以鼻，继续享受着闲逛和发呆的乐趣。

娱乐活动增多

上文提到，这一时期大众娱乐活动数量迅速增加。初期，除一些不重要的竞走和战车比赛之外，仅有一个九月举行的全国性节庆可与宗教典礼相提并论。该节庆历时四天，其活动经费具有确切的限额。到了末期，这一节庆至少历时六日。人们还可在四月初庆祝众神之母的节日，即所谓的“大母节”（megalensia），在四月末迎来谷神节和花神节，在六月欢庆阿波罗神的节日，在十一月参加平民赛会。以上节日的活动大概都不止持续一日。除此之外，人们出于宗教考虑另设了一项赛会以及接连不断的许多特殊节庆日，其中引人注目的当属由什一税拨款举办的各项宴会，如众神节庆日宴会、出征凯旋宴会和丧葬典礼。埃特鲁斯坎特别将罗马宗教划分为几个时间段（saecula），自罗马纪元505年即公元前249年开始，人们可在每一时期末举办节庆活动。同时，家庭节庆日也成倍增加，多种多样。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由于受到此后关系十分紧密的两类人——外国祭司和外国厨师的影响，贵族阶层家中每年会举办一次宴会，纪念众神之母被引进罗马（罗马纪元550年即公元前204年后），与之类似，下层人民也会举办宴会庆祝播种节（自罗马纪元537年即公元前217年后）。人们竭力塑造一种理想的生活环境，让每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每天知道去哪消磨时间。罗马人民竭尽全力努力生活，习俗和法律也都不容许大家空闲懒散，而在这个共和国中却存在着这样一种社会现象，真是令人震惊。更有甚者，这些节日庆典当中的恶劣行径日益成为社会主流。

的确，一直以来战车比赛都是所有民族节日当中的精彩压轴大戏。一位诗人生动刻画了比赛时的一个场景，当执政官即将给出开始信号时，在场的人都屏息凝视着他。但过去的娱乐活动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他们渴望更多的新奇活动。这时，希腊的运动员同本土的摔跤选手和拳击选手一起走入人们视线（罗马纪元568年即公元前186年首次露面）。至于戏剧表演，我们留到下一章节介绍，虽然将希腊的喜剧和悲剧引进罗马是一项有利的举措，其中利益也不得而知，至少在当时看来是最好的选择。罗马人一直热衷于举行当众追赶野兔和猎狐的游戏，现在他们将这种狩猎游戏改成了正式的野兽诱捕比赛，因而不得不耗巨资将非洲的狮子和黑豹等野兽运回罗马（据历史可考，起于罗马纪元568年即公元前186年），用人兽相残的场面让首都人民大饱眼福。这种令人厌恶的格斗比赛原本盛行于坎佩尼亚和埃特鲁斯坎两地，如今传到罗马，于是自罗马纪元490年即公元前264年开始，人们的竞技血洒古罗马竞技场。

而这些道德沦丧的娱乐活动必然遭到强烈的谴责，罗马纪元486年即公元前268年，当时执政官普布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索弗斯（publiussemproniussophus）因妻子观看葬礼竞技而与她离婚；政府颁布了一项人民法令，禁止把野兽运到罗马，并且严令一切角斗士不得参加公共节庆活动。不过就这而言，政府也缺乏一定的权力和魄力，显然它能成功禁止诱捕野兽的活动，但未能阻止角斗士参与私人节庆活动，尤其是葬礼。至于人们较于悲剧演员更喜欢喜剧演员，较于喜剧演员更喜欢绳舞者，较于绳舞者更喜欢角斗士，抑或是在希腊生活方式的影响下，纵酒狂欢逐渐成为戏剧主题，政府更是无能为力。自此，舞台表演和艺术表演抛弃了原有的文化因素；相比于希腊戏剧在全盛时期的影响，罗马节日活动主办人的目的绝不在于利用诗歌的力量提高（即便这只是暂时的）观众的欣赏水平，让他们最大程度领略戏剧的美，也不在于像剧院那般专供贵族艺术享乐。罗马纪元587年即公元前167年的一次庆祝凯旋的宴会上，有一个场景说明了导演和观众各自的角色：一开始希腊笛子演奏者没能用音乐取悦观众，于是导演令他们停止演奏，改为拳击，最后观众不停叫好。一方面，罗马风俗受希腊影响开始腐化，另一方面，学者开始诋毁导师的德行。希腊人民原本不知道格斗比赛，后来叙利亚王安条克·埃庇芳尼（antiochusepiphanes，罗马纪元575—590年即公元前179—前164年）公开声明效仿罗马人，将它引进国内。相较于罗马人，希腊人民更加仁慈也更富有审美力，格斗比赛让他们只感到恐惧，并未体会到快乐。但这一比赛依旧坚持了下来，日渐流行。

当然，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也随之发生了巨大改变。人们越来越渴望居住在首都，但这里的生活成本也与日俱增，房租空前昂贵。人们为满足个人享乐花费颇多：产自黑海的一桶鳀鱼标价1600赛斯特斯（sesterce）（折合16英镑），竟然比乡下一个奴隶还贵；一个帅气的男孩标价24000赛斯特斯（折合240英镑），比许多农场主的农庄还贵。因此，金钱变得尤为重要，人人都将金钱挂在嘴边。希腊人一直以来做任何事都要求一定的回报，即便他们自身感到耻辱，但仍坦承了这一点。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后，罗马人也开始学习希腊人的这种做派。名誉和社会地位的授予都需法律作为支撑，如人民法令禁止辩护人为自己提供的服务索要钱财，只有地位尊贵的法学家才有例外，不受任何人民法令的约束，一如既往无偿提供良好建议，令人钦佩。

如若可能，人们才不会公开行窃。但人们似乎可以接受任何为迅速发家致富而使出的诡计，如抢劫、乞讨、以承包商身份行骗、以投机者身份诈骗、进行高利贷交易、重利剥削粮食，甚至利用友谊和婚姻等纯粹的道义关系谋财。特别是，婚姻成为双方商业投机的载体。金钱婚姻处处可见，人们认为应该拒绝承认夫妻互赠礼物的法律效用。在这种情形下，当局能发现火烧首都的诡计就不觉奇怪了。人们不再从工作中寻找快乐，而是为了尽早获得愉悦而投入到工作当中，最终没成为罪犯只系偶然。命运毫不吝惜地给予罗马人一切权力的荣耀，但事实上，潘多拉的盒子（pandora'sbox）未必是一件讨人喜欢的礼物。

肩荷象征刑法的束棒，在行政长官前面喝道，并执行捕捉人犯等事的小吏。——译者注

古时钱币和碑文证朋，马格尼西亚的英雄及其子孙原名为asiagenus，而卡庇托尔纪年中称其为asiaticus。碑文上的几个痕迹表朋，该纪年曾经后人修改，此为其一。前面的称号只能是“asiagenus”的讹写，即后世作家用来代替原来称呼的，该词的意义不是“亚洲征服者”，而是“生在亚洲的人”。

希腊中部一古老地区，位于科林斯湾及卡莱敦（佩特雷）。——译者注

位于土耳其小亚细亚北方的一座城，希腊神话中弗里吉亚国王弥达斯曾在此为其母库柏勒建了座神庙。库柏勒被罗马人视为众神之母。——译者注

古罗马的占卜师（祭司、僧侣），每每在宰杀所祭祀的牲畜后，查看其内脏、肠胃的情形，以推断吉凶祸福的一种占卜术。——译者注

古罗马诗人，写过戏剧、史诗和其他文学作品，在古罗马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很受西塞罗敬重。——译者注

公元前480年至前406年与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并称为希腊三大悲剧大师，他一生共创作了九十多部作品，保留至今的有十八部。——译者注

发生于公元前216年，乃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主要战役。——译者注

古国名，位于小亚细亚半岛的黑海东南沿岸（今保加利亚、格鲁吉亚、希腊、俄罗斯、土耳其、乌克兰等国境内），公元前281年米特拉达梯一世建国，公元前65年被庞培征服，成为罗马共和国的附庸国，公元62年国家被罗马皇帝尼禄废除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译者注

科恩酒是用谷物酿造的一种无色蒸馏酒，主要产于德国西部。——译者注

普劳图斯（plautus）的《象鼻虫》（curculio）中有一首致辞（parabasis），描写首都大街当时的景象，或许缺乏风趣，但也因此更为逼真：“让我指引你们去什么地方找什么人，这样便不浪费你们的光阴，无论你们愿和谁谈话正人和邪人，好人和坏人。想找一个发假誓的人吗？那我就把你送到大会场。想找一个撒谎和吹牛的人吗？请到克露亚辛那（cloacinae）。【在商场里你可以找到殷富潦倒的丈夫；娈童和惯做小生意的也在那里】。不过花钱聚众喝酒的人却在鱼市。忠厚的富翁往来于下市，真骗子却出没在附近的小路间。无耻多言者和恶棍同立在水池边；他们用傲慢口吻无故骂人实在罪无可恕，惹人惩治。借贷取息的坐在维台利布（veteribus）；坐在迦斯托（catoris）庙的那些人，不可贸然向他们借贷；卖身的在突斯科（tusco）街；在维拉布罗（velabro），可以找到面包匠，屠户和算命的僧侣，有借钱还债的，有放债使人得免于破产的；殷富潦倒的丈夫在琉卡底亚·欧庇亚（leucadiamoppiam）家。”括弧内的诗句是后世罗马第一个商场落成后（罗马纪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加入的。此时面包匠（pistor直译为磨面师）不仅售卖美食还为宴饮供应面包，肉商也是如此。而琉卡底亚·欧庇亚大概开了一家妓院。

潘多拉是希腊神话中火神赫准斯托斯或宙斯用黏土做成的地上第一个女人，作为对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惩罚送给人类的第一个女人。神话中，潘多拉打开魔盒，释放出人世间所有邪恶——贪婪、虚无、诽谤、嫉妒、痛苦等等。人们常用pandora'sbox表示引起种种祸患。——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