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的简朴和自尊
罗马人民的生活受到强烈约束，于他们而言，地位越高，生活越不自由。习俗拥有无上权力，将人们的思想行为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若用独特的拉丁语来表达，严谨认真或悲伤困难的生活才是他们所认为的荣耀。人人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在公众事务中勇敢提出建议并采取行动。而当个人渴望并有权成为公社一员时，每位公民都将公社的荣誉和权力视为一种个人财务，可与他的名字和家宅一同传给后代。因此，随着一代代人的逝去，新的一代代人民接连向过去所获荣誉增添新的内涵，罗马贵族家庭的集体尊严感也得以膨胀，发展成一种强烈的公民自豪感。诸如此类的自豪感并不再有，也正因为它的发展轨迹奇特壮观，无论在何处遇到，似乎都属于另一个世界。这种强烈的公民意识其典型特色在于，罗马人民一直以来推崇质朴和平等，尽管并未对其加以抑制，但终身将其深埋于心中，只有在人们死后才能表现出来。不过，在显要人物的送葬仪式上，公民意识体现得尤为显著和强烈。因而相较于罗马生活中的其他现象，送葬仪式更适合供后世人民一窥罗马人民那种美好的精神。
罗马葬礼
送葬队伍通常只有一列，公共传令员会奔走相告：“那边一个战士死了，谁若有空，都去送他陪伴卢修斯·埃米利乌斯，尸体都被抬出屋外了。”于是，公民受邀出席葬礼。队列最前面是一群哀号的妇女、乐师和舞者。舞者中有一人需打扮一番，戴上依照死者相貌制成的面具，并通过手势动作让大家回忆起人们熟识的这个人的容貌。紧随其后的是整个仪式最隆重也是最特别的部分，即祖先队列，与此相比，其他场面都黯然失色。并且真正身居要位的罗马人会嘱咐继承人，葬礼只保留祖先队列部分。前文提到，若祖先曾担任显要官职或任何常设的高级行政官，人们会用蜡制成面具，并尽可能以他们在世时的容貌为蓝本描画。在王政时代前后，这类面具十分常见。人们习惯于将它们放在沿家族庄园墙壁的木龛中，认为它们是房屋最重要的装饰。
一旦家族有人去世，相关职业的人（主要为表演者）需穿戴这类面具和正式服装参加葬礼。因此，祖先们皆身穿生前最具代表性的服饰，凯旋的人所穿服饰绣有金色花纹；监察官的服饰为紫色；执政官穿着镶有紫边的礼袍，佩戴表明官职的徽章，身旁跟着执法吏，所有的人都坐着马车送死者最后一程。灵柩上铺着一大块厚实的绣有紫金两色花纹的罩布和精美的亚麻服饰，死者躺在灵柩上，穿着他曾担任过的最高官职的全套服装，周围摆放着所杀敌人的盔甲，以及过往竞技中或玩笑或认真获得的花冠。走在灵柩之后的是一群赶来吊唁的人，全都身着毫无装饰的黑色衣服，旁边是死者那头戴面纱的儿子们、不戴面纱的女儿们、亲戚朋友、同部落的人、门客以及被释奴。整支送葬队伍就这样去往古罗马广场。到了那里，人们会将死者尸体立起来，祖辈走下马车在显要席坐下，死者的儿子和距离最近的外邦亲属走上讲坛，向在场的群众逐一简要列举围坐在四周每个人的名字和事迹，最后才会介绍死者的名字和生前事迹。
这种习俗可谓是粗野，作为一个充满艺术情怀的民族，他们当然不会容忍死人复活这一反常现象继续存在于高度文明的时代。古希腊人十分客观，极少偏向于礼节，例如波利比乌斯就对朴素壮观的葬礼印象颇为深刻。罗马生活严格遵照仪式、行动统一并以高贵为荣，这从本质上与某一概念一致，即去世的一代代人仍如生前那般，以肉体行走于世人之间。当厌倦了辛劳和荣誉的公民与祖先相见之时，祖先会亲临古罗马广场，在人群当中接见他们。
新希腊文化
但如今罗马人面临变革的危险。既然罗马的势力范围不再局限于意大利，而是向东部和西部扩散，意大利旧式的家庭生活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希腊式文明。的确，意大利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便一直深受古希腊的影响。在上文中我们说到，年轻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凭借自身的质朴和创造力，互相交流，促进了对方的智力发展；在后期，罗马人通过一种外在的形式，力求将古希腊人的语言和发明应用于实践。但当今时代，无论就原因还是结果而言，罗马人所沿用的希腊文化从根本上是全新的。罗马人开始体会到自身需要更为丰富的精神生活，而对于个人精神文化的极度缺乏，他们颇为震惊。即便是具有艺术天赋的英格兰人和日耳曼人，在个人创作间歇期间，也不屑利用那仅有的一点法国文化填补空白。而如今，面对希腊人的精神发展，无论是辉煌的珍宝还是道德沦丧的污秽，意大利民族都怀着炽热的情感加以采纳，这也不足为奇了吧。
而这一冲击使罗马人难以抗拒希腊人所带来的影响，因而令人印象更加深刻并根深蒂固。希腊文明无疑仍以“希腊式”自称，然而却大为不同。事实上，它注重人文主义，并受到各国的影响。在智力领域，希腊文明深知如何完全将多个具有差异的民族融为一体，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政治问题。如今罗马面临更大范围的难题，他选择接纳希腊文明和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其他遗产，因此希腊文明不再仅仅是一种推动力或附带的影响，它已经渗入到意大利民族的核心。当然，面对外来影响，意大利对充满激情的家庭生活方式极力抵制。但一番激烈抗争过后，意大利农民放弃了阵地，将其留给罗马城的世界公民。正因为德国有了法式外套，才有了后来深具本民族风格的连衣裙，以至于罗马对希腊文明的抵制引发了一种潮流，即采用前几个世纪全都陌生的一种方式从原则上抵制希腊的影响。而这种情况下，罗马人经常陷入彻头彻尾的愚蠢和荒谬之中。
政治上的希腊主义
在新旧风尚的斗争中，人类的行为和思想无一能够摆脱它所带来的影响，甚至外交关系也深受影响。至于罗马人妄图解放希腊人的计划，理所应当会遭遇失败，这一点上文已述。而与之类似，他们又想对抗君主以求维护各共和国的共同利益，渴望摒除东方的专制主义，普遍效仿希腊政体。这两个原则都颇具希腊色彩，也都属于固定的新派观念，有助于国家管理，例如马其顿国便采用了这种治理理念，而惧怕迦太基人则是一种固定的老派理念。若加图荒谬地极力鼓励人们惧怕迦太基人，那么爱好希腊文化的人会不时放纵言行，至少会做出愚蠢的行为。比如，安条克（antiochus）王国的将军不仅在卡皮托尔山为自己立了一座身穿希腊服饰的雕像，而且不以拉丁语名字asiaticus自称，改用近似希腊语的姓asiagenus，看似大气，实则毫无意义，也异于常人。
执政国如此对待希腊文明，将导致一个更为重要的结果，即除希腊人所在地之外，拉丁化在意大利各地都风头正劲。在意大利，只要是希腊人所在的城市，未毁于战事的一概沿用希腊风俗。诚然，罗马人很少关注阿普利亚，但就在这一时期，希腊文明在当地全面盛行，与相邻地区不断衰落的希腊文化相比，阿普利亚的文明似乎可谓不相上下。历史记载对此只字未提，可是各城制造的钱币都刻有古希腊文字，彩绘陶瓶虽依照希腊风格而制，却只有阿普利亚的陶瓶更注重突破和华美，忽视了格调。但仍从中可见，阿普利亚早已完全接纳了古希腊的风俗和艺术。然而，这一时期古希腊文明和民族抵抗派之间真正的斗争在于信仰、习俗、艺术和文学四个领域。至于这一斗争采取的各种形式和各个特征，无论多么难以概括，我们都必不能省略对这一原则性冲突的描述。
民族宗教和不信教
鉴于意大利的信仰问题曾在当时引得希腊人颇为惊羡，足见古时纯粹的信仰在意大利仍十分活跃。据说在与埃托利亚人发生冲突时，罗马最高统帅在战争期间担任祭司的角色，负责祈祷和祭祀。然而，波利比乌斯老调常弹，提醒国民注意这种信仰对政治毫无益处，告诫他们一个国家不能只有智者，为了大众的利益，这些仪式十分必要。
宗教经济
但民族宗教在古希腊一直以来只是一种古老的珍宝，如果意大利仍存在某个民族宗教，显然也早已僵化成一种神学。也许从宗教经济的变革和祭司的变更中，我们最能发现人们潜藏在信仰下的麻木心态。公共祭神活动不仅变得愈发冗长乏味，最重要的是，花费越来越大。罗马纪元558年即公元前196年，除原有的鸟卜者、造桥者和神谕宣读者三类祭司外，新增了第四类祭司，由三位“宴会主人”（-tresviriepulones-）组成，专职主持各神祇的宴会。平心而论，祭司和神祇都有资格共享宴会。然而，因为每个团体在处理宴会事务时都充满热爱并甘于奉献，为宴会新设祭司并非必要。在举办神职人员宴会的同时，将有专人宣告神职人员享有豁免权。哪怕在财政拮据时期，祭司仍有权不缴纳国税，只有在经历了激烈的斗争之后，他们才不得不支付拖欠的税款（罗马纪元558年即公元前196年）。
对个人，甚至是对整个民族而言，宗教信仰的花费日益增多。罗马人普遍有捐赠财产的习惯，并常常为了宗教事务承担长期金钱债务，如今在罗马天主教国家也是如此。身兼最高精神和法律权威的造桥者认定捐款实际是一种税款，依法应由继承人和获得其他土地的人缴纳。在此之后，捐款开始成为个人财产的一项特大支出。在罗马流传着一句谚语：继承任何遗产都需承担献祭义务，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我们所说的“任何玫瑰都带刺”。人们普遍将财产的十分之一用于捐献，这样一来，可以利用罗马牲口市场的所得收益每月举行两次公共娱乐活动。东方对众神之母的崇拜传入罗马，随之带来了许多宗教恶习，每年固定日子挨家挨户讨钱便是其一。最终，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低级祭司和占卜者一定要收取报酬才进行祭礼。此外，在夫妻剧的谈话中，罗马戏剧家将宗教典礼的账目与厨房账目、医药账目和其他往常捐献相提并论，而这类描述无疑也来源于生活：
damihi,vir,-quoddemquinquatribuspraecantrici,conjectrici,hariolaeatqucharuspicae;tumpiatricemclementernonpotestquinmunerem.flagitiumest,sinilmittetur,quosuperciliospicit.
我的丈夫，给我在朋娥娃节赠送的礼物吧，
我要送给庙里的神职人员、占卜者和帮我圆梦的人，
还有女祭司，我一定得送她一份体面的礼物，
你且看她看我的眼神，我若空手而去，岂不丢脸！
罗马人曾创造出一位“银神”，却并未创造出一位“金神”。然而事实上，无论是最高级还是最低级的宗教生活，都由金神主宰。拉丁民族的宗教过去以经济需求适度为豪，不过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神学
同时，拉丁民族的宗教不再似古时那般质朴。作为理性和信仰错误结合的一种产物，神学忙于将自身的冗长空洞注入旧时朴素的民族信仰，从而抛弃了信仰的真正精神。举例来说，《塔木德经》便记载了朱庇特祭司的所有职责和特权。所谓任何带有瑕疵的宗教都不被神祇所接受，这是一条自然法则，某种程度上因为它的践行，一个简单的祭祀错误不断，需接连重复三十次才能完成。竞技比赛也是祭祀典礼的一部分，若主持竞技的行政长官语言行为上出现纰漏或音乐不合时宜地出现停顿，则被视为未完成，于是竞技得重新开始，通常需接连重复数次，有的甚至重复开始十几次之多。
无宗教信仰的思想
对责任心的过分夸大也已然体现了人们初期对宗教的麻木态度。与此同时，人们对宗教的漠视和不信任也接踵而来。甚至第一次布匿战争（罗马纪元505年即公元前249年）期间，每次出战前，执政官都会公然向鸟兽声迹占卜者问卜，而执政官必出自克劳德家族，该家族地位尊贵、无论善恶都走在时代前沿。到了这一时期末，人们大声抱怨鸟卜术受到了忽视，引用加图的话说，由于协会的失职，许多鸟卜者和占卜师被人遗忘了。如卢修斯·保卢斯那般的鸟卜者发现了鸟卜术其中的科学，而不仅仅将它看作一个头衔，这本已十分罕见。当政府愈发公开并毫不犹豫地利用占卜达成政治目的，换言之，即政府听从波利比乌斯的建议，视民族宗教为一种有助于公然随意影响大众的迷信观念，这也无可厚非。
因此，路已铺好，古希腊式漠视宗教信仰的态度得以不受限制。罗马人早期便爱好艺术，早在加图之时，富人家庭已用神像连同其他家具进行室内装饰。随着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宗教受到了更严重的创伤。的确，文学不敢公然抨击宗教，其对宗教观念的直接增改尽管颇受希腊风格的影响，但无关紧要，如恩尼乌斯依照希腊的乌拉诺斯神，将罗马的萨图尔努斯神改造成佩特凯鲁斯。随后，作家埃庇查（epichar）和犹希迈罗斯（euhemerus，约罗马纪元450年即公元前304年前后）的言论传到了罗马，引起了巨大反响。后期从古时西西里麦加拉（megara）的喜剧作家埃庇查姆斯（约罗马纪元280年即公元前474年）的作品中，毕达哥拉斯提炼出了一种诗意的哲学，或者至少说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曾假借喜剧的名义传播哲学，认为古希腊诸神是存在于自然界的物质，其中宙斯是大气，灵魂是一颗颗太阳的尘埃，诸如此类。
这种自然哲学类似于后世的斯多葛派学说，它最具概括性的几点原则与罗马宗教关联密切。人们就这点认为，若把这种哲学编成寓言，将逐渐削弱民族宗教的影响。麦撒纳（messene）的犹希迈罗斯著有一本《神的回忆录》，从历史角度分析了宗教。该书以游记的形式，讲述了作者游离外国所遭遇的奇人奇事，对现有所谓神祇的由来进行彻底细致的筛选，最终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存在神灵。若要指出该书的特色，我们只需举一个例子，即克洛诺斯（kronos）吞噬自己孩子的故事，这源于远古时代同类相残的现象，不过早已被宙斯王废止。尽管该书枯燥无味且目的非常显而易见，但或许正因为如此，它在希腊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与当时的哲学理念一起葬送了麻木不仁的宗教。宗教与新哲学之间进行了一场明确的较量，引人关注，由此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恩尼乌斯已将埃庇查姆斯和犹希迈罗斯众所周知的破坏性著作译成了拉丁文。在接受罗马警察的公开审问时，译者辩称此类抨击直接针对希腊神祇，而非拉丁神祇，所以具有正当理由，但这显然是一种托辞。而一遇到这类倾向，加图一律特别愤怒地加以打击，甚至称苏格拉底败坏道德、冒犯宗教。由他的个人观点看来，十分恰当。
国内外的迷信思想
因此，古老的民族宗教明显走向衰落。随着原始森林的大树连根拔起，荆棘和从未见过的杂草满地疯长。本地的迷信思想和外国各种各样的诈骗行为互相混合、互相竞争并互相抵触。任何意大利民族都得经历，旧时信仰变成新的迷信观念。埃特鲁斯坎人逐渐形成了根据动物内脏和闪电进行占卜的相关知识体系，于是鸟卜术和取蛇施咒术在萨贝利十分盛行，马尔西尤甚。甚至在拉丁民族，实际就是罗马，我们也见到了类似的现象，只是相对而言没这么引人注目。
例如，普莱内斯特城通过抽签进行决议，罗马纪元573年即公元前181年，人们在罗马发现了大量坟墓和努马国王的遗作。据称，这些遗作中规定了许多奇异甚至闻所未闻的宗教礼仪。而遗憾的是，轻信宗教的人只可能了解这些，加之因为这些珍贵的书籍归元老院所有并迅速遭到焚烧，所以这些书籍外观很新。我们大可有理由估计，本国制造业足以满足那类愚笨之人的需求，但罗马人远不满足。这一时期的希腊文明遭到同化，充斥着一种东方的神秘主义，通过最令人讨厌和最危险的形式将无信仰的观念和迷信思想传入意大利。而正因为这些奇思遐想来自外国，所以才闪烁着一种独特的魅力。
希腊母神的祭礼
罗马纪元的第六个世纪，迦勒底的占星师和施法者已遍布意大利各地。而在世界历史上有一事件更为重要，并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即弗里几亚的众神之母成为众所周知的罗马神祇中的一员。汉尼拔战争（罗马纪元550年即公元前204年）接近尾声时，人们疲惫不堪，所以政府不得不批准上述事件。出于这个目的，罗马特派了一位大使前往培希努，这是一座凯尔特人生活的小亚细亚边境城市。当地祭司随意拿起田间一块粗糙不平的石头赠予外国人，并称之为真正的众神之母席柏勒，对此罗马民众空前表示认同。实际上，为了永远纪念这一欢乐时刻，上层阶级组织了一系列社团，成员轮流互相款待，这一做法似乎大大促进了朋党派系的形成。
随着开比尔教获得认可，东方人的宗教崇拜在罗马正式占有一席之地。尽管政府仍严格要求阉割后的新神祭司应当始终为凯尔特人，正如过去我们所称呼的那样，但罗马公民不可投身这项虔诚的宗教职业。大地之母的祭祀活动场面极其盛大，她的祭司身穿东方服饰，由阉人祭司首领领头，伴着外邦的笛鼓所奏之乐列队沿街游行，挨家挨户乞讨。整场祭祀活动既愉悦感官，又简朴静心，一定对民众的情感和观念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神祭祀
这种影响暴露得太快，令人担忧。多年以后（罗马纪元568年即公元前186年），古罗马统治阶级开始接触一些极为骇人的宗教仪式。为了纪念酒神，人们开始在夜间举行一种神秘的宗教仪式，这种仪式最早由一位古希腊祭司引进，随即像瘟疫一般扩散开来，立刻传到了罗马并传遍意大利。其所到之处，妻离子散、穷凶极恶的犯罪事件频发、社会空前淫乱，人们甚至伪造遗嘱、下毒杀人。7000多人因此而受到处罚，其中大多数人惨被处死，统治阶级考虑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于是颁布了严峻的法令。但这些法规并未能抑制这一势头，六年后（罗马纪元574年即公元前180年），治安法官也开始抱怨，即便又有3000余人因此而被判刑，但这些罪行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
抵制措施
这些宗教仪式形式荒诞，阻碍了罗马共和国的发展，因此，所有理性的人都对其进行谴责。对于这种迷信观念，笃信旧时教义的信徒和希腊文化的坚定拥护者一同嬉笑怒骂。因此，加图曾这样命令其管家：“除可在家中炉灶旁和祭典时的路边祭坛祭祀以外，若主人并不知情或并没发出命令，管家不可进行祭祀，也不允许他人代其祭祀，更不可向肠卜师（haruspex）、卦师和迦勒底人询问神的旨意。”他的言论衍生出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若祭司遇到自己的同行，他该如何忍住不笑？这一问题最开始仅适用于埃特鲁斯坎的肠卜师，而与之大为相似的是，恩尼乌斯运用真正的欧里庇得斯悲剧式风格，抨击了行乞的占卜者和他们的信徒：
sedsuperstitiosivatesimpudentesquearioli,autinertesautinsaniautquibusegestasimperat,quisibisemitamnonsapiunt,alterimonstrantviam,quibuspitiaspollicentur,abeisdrachumamipsipetunt.
无论是一味迷信的祭司，还是卑鄙无耻的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