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资本

罗马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中产阶级，也没有发展成独立的商人群体。其原因除了早期出现的资本不合理集中，主要还在于对奴隶的使用。这也是奴隶制下可能出现的结果。通常，古时城镇的一些小型贸易中，奴隶会被奴隶主当成工匠或商人，搬运物品；或者一些获得自由的奴隶，奴隶主会给他们一些资金，而且还保证会给他们分收益，往往是各分一半。毫无疑问，罗马的小型贸易发展蒸蒸日上，其他证据也表明，占领大城市市场的奢侈品渐渐在罗马聚集，比如盒子菲科罗由普雷内斯特的工匠设计，然后在普雷尼斯特市场上流通，但却是在罗马制造。零售业的利润大部分都流入了大财阀的金库，因此，工商业中产阶级有所兴起，但却无法更进一步发展。大商人与大工厂主也没能从大地主阶级中分离出来。一方面，大地主由来已久，并且既是地主又是商人和资本家，一手掌控着抵押贷款，大商业，合同协议，还插手国家事务；另一方面，罗马人心理上非常看重土地所有权，把土地看作是政治特权的基石，这种观念从一开始一直到本世纪末才有改变。这一时期，投资者把钱投入地产无疑都是幸运的。获得自由的奴隶如果拥有土地，也会被给予政治特权。罗马政客以这种方式来削减没有田产的富人阶级。

罗马城的发展

虽然罗马的中产阶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资本家也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组织，但是罗马大城市的特色却与日俱增。罗马城的奴隶越来越多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其中罗马纪元335年即前419年严重的奴隶谋反就是证据。获得自由的奴隶不断增多，也给社会造成问题和危险。因此，为了控制这样的局面，在罗马纪元397年即前357年，对自由奴隶征收重税；在罗马纪元450年即前304年，限制自由奴隶的政治权利。当时的情况表明，大量的奴隶解放有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但如我们上文所提及，在罗马解放奴隶与其说是正义之举不如说是商业投机，奴隶主发现和自由奴分摊商贸利润，比让奴隶只从事体力劳动更为有利可图。罗马解放奴隶有必要和工商业活动保持步调一致。

城市治安

城市治安的发展也同样说明在罗马，城市生活越来越重要。这一时期，在法律上，罗马城被分为四个治安区，每个区都同等重要，也都有一些困难的事务要处理：比如遍及罗马城的大大小小的排水管系统、公共建筑以及公共区域需要修缮；清理街道，铺建路面；处理废旧建筑，驱除危险的动物，清除臭气味；在除了傍晚及夜间之外，要把大货车撤离道路；保持交流顺畅；保证粮食物资对城市的供应不间断；防止不卫生的物品流通，杜绝缺斤少两的度量器；严管澡堂、酒馆和名声不好的娱乐场所。

蓬勃发展的建筑

王室时期，尤其是对外征战极盛的时期，建筑方面的成就大概比共和时期的前两个时期的成就都大。有名的建筑比如卡皮托尔山上和阿文廷山上的庙宇还有大竞技场，这些建筑遭到了城市勤俭父辈的反感，也让被迫服工役的市民厌恶。值得注意的是，也许在萨莫奈战役之前，共和时期最庞大的建筑当数大竞技场内的刻瑞斯，由斯普利乌斯·卡斯乌斯所建，他试图在多方面想要重塑国王的传统。另外，当时的统治者严厉禁止私人奢侈。王室的规则如果继续延续下去，那对私人的禁奢估计无法严厉下去，但为形势所迫，最后元老院也放弃抵抗。阿皮乌斯·克劳迪亚斯执政期间废除了劣质物品囤积的旧体制，还教会他的公民合理使用公共资源。他开创了基础设施的公共事业。如果需要用什么来证明民族福利，那么罗马军事上的胜利大概可以说明。目前存留下的一些断壁残垣也能让没有读过罗马历史的人感受到罗马当时的繁盛。也正是因为阿皮乌斯·克劳迪亚斯，罗马才有了第一条军用大道、第一条水渠。阿皮乌斯·克劳迪亚斯之后，罗马元老院在意大利修筑了众多道路和堡垒，这些建筑在上文已经描述过，从阿契美尼王朝到后来道路的创造者——辛普隆时期，正是这些道路网和堡垒成就了历史上罗马的军事霸业。继阿皮乌斯·克劳迪亚斯之后，曼尼乌斯·库里乌斯在罗马纪元482年即前272年为罗马城修建了的第二条水渠，物资来源于皮罗斯战争中的战利品。罗马纪元464年即前290年的时候，他就用萨宾战争的胜利所获得的利益，使维利诺河在特尼尔河上流入涅拉河之处，拓宽了河道，让河流更加流畅，有利于里提河谷水的排泄，同时也为公民开辟了一片居住地，并在这片地上种植，自给自足。这些工程无疑是更明智的，相比之下，希腊那些华而不实的神殿就显得黯然失色了。

城市的装饰

民众的生活方式也有所改变。大概在皮罗斯时期，银盘开始出现在罗马人的餐桌上。从罗马纪元470年即前284年起，关于木瓦房顶的记载就消失了。意大利的新首都渐渐脱离了乡土气息，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装饰。他们在征服的城池中庙宇内抢夺里面的装饰物来装饰罗马，虽然当时还不盛行，但安提乌姆船的船头被陈放在罗马广场的演讲坛旁边，在法定的节假日，从萨莫奈战场上带回来的金装的盾牌也会在市场上展览一番。罚金所得的收入会专门用来铺建城市附近的道路，或者装饰公共建筑。以前，市场两边布满了屠夫的木架摊位，后来沿着帕拉廷朝卡里纳的一侧改修成了钱商的石制铺面，这个地方也就变成了罗马的交易场所。过去的名人，像国王、神父，这些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以及相传解读梭伦法令的希腊人，都有各自的雕像。征服了维爱人、拉丁人、萨莫奈人的盛名的长官，以及全力完成任务的国家使节，将自己的财产都遗赠给国家的贵妇，甚至那些声名显赫的希腊哲学家、英雄比如毕达哥拉斯和阿尔基比德斯，这些人的荣誉柱或纪念碑都屹立在卡皮托尔山或者罗马广场上。因此，罗马公社成为了政治大国，罗马城也变得繁荣昌盛。

银值标准

罗马，作为罗马意大利联邦的首领，不仅采用了希腊国家体制，还采用了希腊货币体制。在这个时期，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各公社，几乎都铸造铜币，在意大利南部各镇却盛行银币，意大利有多少独立公社就有多少合法的造币体制。在罗马纪元485年即前269年，所有地方造币厂都被限制，只能铸造小币值货币，后来颁布了一套适用于整个意大利的货币标准，将铸币事务集中于罗马。仅仅卡普亚还可以以罗马的名义自制银币，标准与罗马有所不同。新的货币体制的基础是两种金属由来已久的法定兑换比率。比较常见的货币单位是十阿斯，不再是一磅，而是一磅的，即德纳尔，相当于铜的重，银的重，比德拉克马略重。起初，铜币是最为普遍的流通货币，早期的德纳尔银币主要流通于罗马下层以及外贸行业。就像罗马战胜皮罗斯和塔兰托之时，被遣派到亚历山大的罗马外交官会受到希腊政客的密切关注，敏锐的希腊商人看到罗马的新货币德拉克马，也会反复思量。它们单调、一成不变，甚至可以说是毫无艺术感的钱币，与皮罗斯和西西里人那精美的钱币相比，似乎显得毫不起眼。也不是说就像古代野蛮人的货币，并非纯粹模仿，质量不均，成色不纯，相反，罗马货币从一开始就自己设计，认真铸造，并不比希腊任何货币差。

拉丁民族的扩张

因此，我们关注了宪法的发展，为了统治权而进行的民族争斗，困扰意大利尤其是罗马的自由问题，从塔克文氏的被驱逐到萨莫奈人和意大利希腊人的征战。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关于人类生存的领域，这些不太引人注意却又在历史上不可忽视，这些大事件会产生的影响无处不在，也正是这些影响让罗马民众冲破贵族的枷锁，意大利丰富多样的各民族文化渐渐走向融合形成一个大民族。历史记载者无法记录下每一大事件的具体细节，也无法摆脱地域的限制，仅能记录一些流传下来的零星片段，来表明意大利民族生活在那一时期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一时期对罗马生活的研究比早期更为明显，并不是因为我们资料的缺失，其主要的原因是罗马政治地位发生了改变，致使拉丁民族的发展超过了意大利其他民族。我们已经指出，在这一时期，邻土比如南部的埃特鲁里亚、萨宾、沃尔西地区开始罗马化，这些地区的作品完全没有使用民族方言，甚至出现古罗马的铭文，这些证据足以说明罗马化现象。本世纪末，从接受萨宾人到完全给予他们公民权利，表明意大利中部的拉丁化在那个时候已上升到罗马政治的高度。大量私人份地和遍布整个意大利的零散的殖民地，从军事和语言、民族角度来看，都是拉丁的发展比较快的地区。这一时期，意大利人的拉丁化不带有政治目的，相反，罗马元老院似乎还有意识地将拉丁和其他民族区别，例如，他们不允许坎帕尼亚公社里的非正式公民把拉丁语作为官方语言。然而，环境的影响力远比政治的力量强：拉丁人的语言和习俗在这段时间内占领了意大利，并且还影响到了意大利其他民族。

意大利国度的希腊进程希腊餐桌习俗

这些民族同时还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进攻，那些民族的文化基础各异，其中的一个典型就是希腊文化的入侵。正是在这个时期，希腊文化开始越来越展现它相对于其他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并向四面八方传播。意大利也很难不受其影响，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阿普利亚，在罗马纪元5世纪的时候，当地粗俗的方言被罗马废除，之后阿普利亚就悄无声息地被希腊同化。这种改变的发生，就像马其顿和伊庇鲁斯，它们并没有被殖民但却被文化攻击，这种文化攻击伴随着塔兰托的内陆商业一起发生。这个猜想是有证据的：普切蒂人和道尼人与塔兰托关系友好，因此他们被希腊同化得比较彻底，然而萨伦丁人虽然与塔兰托地理位置上更为临近，但长期关系不和，所以萨伦丁人受希腊的影响相对而言较小，随即被希腊化的小城，像阿尔皮，也并不是沿海城市。希腊文化对阿普利亚的影响之所以比对意大利其他地区的影响大，地理位置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当然也与阿普利亚自身的文化不发达有关，还因为与意大利其他民族相比，阿普利亚的文化与希腊文化有较高的相似度。前文已提及，南部的萨贝尔人虽然一开始与叙古拉的君主是统一战线，一起抵制大希腊的文化，但同时也受希腊人的影响，并与之融合，最终，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比如布雷提人和诺拉人，不仅使用本族语言也使用希腊语言，此外，像卢卡尼亚人和一部分坎帕尼亚人沿袭了希腊的文字和礼仪。埃特鲁里亚在这一时期，同样也在花瓶方面有显著性的发展，并且制造技术与坎帕尼亚人和卢卡尼亚人的不相上下。尽管拉丁姆和萨姆尼与希腊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但也有证据显示，希腊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日益增长。这一时期，罗马各个方面的发展——法律、铸币、宗教、民族传奇，都打下了希腊的烙印。尤其是从罗马纪元5世纪初以来更是如此；换而言之，在坎帕尼亚人的统治之后，希腊对罗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迅速，越来越深远。在罗马纪元4世纪出现了“希腊座位”，上面文字的形状值得关注，这是罗马广场的一个平台，这些座位最初是为马西利亚人提供，后来专门给希腊名人坐。随后几个世纪的文献记载开始出现罗马的名人带有希腊人的姓氏，比如菲利普斯、费罗、索福斯、海萨斯，或者罗马人在书写形式上的稍作变更。希腊的习俗发展得越来越迅猛：比如在死者的墓碑上撰刻铭文并不是意大利的习俗——罗马纪元456年即前298年鲁基乌斯·西庇阿是我们发现的最古老的墓志铭，这种在公众场合立一块碑而没有任何的文字陈述逝者的光荣事迹的习俗并非意大利人所有。

改革家阿皮乌斯·克劳迪亚斯开创了这种体制。他造了一个铜盾牌，并在盾牌上刻上先人图形和悼词，悬挂在贝洛那新庙宇内。把棕榈树的树枝分给参赛选手这个习俗是在罗马纪元461年即前293年罗马国庆节的时候引进的。其中影响最大的要算希腊餐桌习俗了。通常罗马人吃饭的时候都是坐在凳子上，但现在却改为斜靠在沙发上，午饭时间也从正午推迟到了下午的两点到三点，这个时间根据的是我们的计时方法。达官显贵的宴会，通常会从在场的来宾中通过掷骰子的方法挑选一位，由他决定喝酒的规则：喝什么酒，怎样喝，何时喝。宾客还要轮流挨个唱赞歌，在罗马唱的不是宴享歌，而是赞美祖先的歌。所有的这些习俗都不是罗马原创的，而是在很早期的时候从希腊引进的，因为在加图时期的时候，这些习俗就很常见了，只是一度被禁止，然后这一时期又开始盛行，我们就把传入时期归结到这一时期。另外一个有代表性的特色是被誉为“希腊大智大勇者”的雕像屹立在罗马广场，这是在萨莫奈时期奉德尔斐阿波罗之命修建的。很明显，毕达哥拉斯和阿基比德斯被选中，是因为受了西西里岛人和坎帕尼亚人的影响，阿基比德斯被视为救世主和西部希腊人的心中的“汉尼拔”。罗马纪元5世纪时期，希腊文化在罗马上层人中的普及程度可以从罗马委派使臣去塔兰托事件中看出来，虽然使臣说的不是一口纯正的希腊语，但是可以非常流利而且完全不需要翻译。从罗马纪元5世纪开始，从事国家事务的罗马年轻人，几乎都得掌握世界通用的语言或者与之打交道的国家的语言。

因此，希腊的文化知识获得迅猛发展，其速度可以与罗马征服世界的速度相媲美。势力稍次的民族，比如萨莫奈人、凯尔特人、埃特鲁里亚人等，既丧失了内部的活力，也受到了外部的限制。

罗马和罗马人

两大民族都达到发展的顶峰，在矛盾冲突和友好往来中相互融合，同时，他们的差异性也暴露无遗。意大利人尤其是罗马人，他们性格中的完全的个人主义与希腊人的多样性、重氏亲、重地域性以及个人性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共和国的建立到征服罗马是罗马史上最繁荣昌盛的时期。这一时期为罗马的内部外部都打下了基础，让意大利成为一体，也为民族法和民族史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出现分连制、标枪，修建道路、水渠，完善土地财产和货币体制，浇铸卡皮托尔的母狼，设计菲柯罗的装饰盒。为这些宏伟的建筑出策出力的人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意大利民族与罗马人完全融合，就像罗马市民与罗马公社的融合，丝毫没有障碍。无论是声名显赫之人，还是微不足道的无名鼠辈，一旦进入棺材都不分贵贱，罗马的史册也是这样，不管是政坛巨人还是小贵族的后代，都不加区分地一律记入史册。这一时期的资料，我们能收集到的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要算是关于罗马纪元456年即前298年的执政官之一卢修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的记载，他还在三年后参加了森提农的重要战役。萨莫奈首领的石棺是多里斯风格的，非常美丽，在八十年前还封存着，石棺上刻着这样的墓志铭：

科内利乌斯·卢基乌斯——西庇阿·巴巴图斯元老葛内沃之子，有勇有谋，外形出众，品德高尚，集执政官、审查官、工程师于一身，在萨姆尼乌姆战役中，攻占陶拉西亚和西绍拿，战胜卢卡尼亚，也将人质带走。

很多罗马共和国的重要人物和政界要领以及军事将领，都有高贵的出身，俊朗的外表，有勇有谋，但是对他们也没有更多的记载。科尔涅利氏、法比氏、帕比里氏等等，我们找不到关于他们的任何详细的资料，也并不能都归咎于历史的记载失误。人们觉得元老应该不分好坏，也无须加以区别。市民没必要也根本没想要通过炫耀银盘、希腊文化或者与众不同的聪明才智来显示自己高人一等。炫耀银盘或希腊文化会被审查官惩罚，炫耀聪明才智也并非他们的追求。这一时期的罗马没有个人主义，大家都不分贵贱，每个人都活得像国王。

阿皮乌斯·克劳迪亚斯

毋庸置疑，在这个时候，希腊的个人主义的发展已经随着体制的完善越来越明显，天才以及他们表现出来的力量都展现出了那个时代的发展趋势。可以印证这一点的，我们能举出一个人物，他是思想进步的化身。阿皮乌斯·克劳迪亚斯（在罗马纪元442年即前312年是审查官，罗马纪元447年即前307年到罗马纪元458年即前296年是执政官），是十大执政官之一的曾孙。他出身旧贵族，并以自己的祖先感到自豪，但他改变了限制自由奴隶的拥有者在国家中的特权这一体制，并且还打破了旧的金融体制。从他开始，罗马的水渠、道路、法制、雄辩术、诗歌、语法都有了发展。诉讼法的出版，演讲和对毕达哥拉斯名言的记载，甚至对正字法的革新，这些都归功于他。我们也许不能把他完全划分到民主派或者以曼尼乌斯·库里乌斯为代表的民主派的对立党派。相反，他集古今君王的精神于一身——塔昆氏和恺撒大帝的精神，他把这两位的精神与五百年前缺乏出类拔萃的行为与普通人相联系。只要积极参与政坛，不管是他的官方行为还是他离职后的个人举止，都像雅典人一样刚毅霸气。直到他退出政治舞台，双目失明，在关键时刻，他好像从坟墓里出来一样，重返政坛，战胜元老院的首领皮罗斯，第一次正式庄严地宣布罗马对意大利的完全统治。这位天才生不逢时，众神也因为他过早展现出聪明才智而惩罚他双目失明。统治罗马或者是让罗马统治意大利的并不是个人的天赋，而是一种从元老院传下来的根深蒂固的政治观念。

元老院的后代陪他们父辈去参加会议，在大厅门口听到高谈阔论，名言警句，他们踌躇满志，并憧憬将来某个时刻自己也能进入元老院。伟大的成就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潜移默化中，这种政治观念已经传到了下一代，就像涅墨西斯紧跟奈刻女神之后一样，罗马共和国的发展并不依赖某一个人，某个士兵或某个将军。在他们严格的道德制约下，人性的个性特点根本无法展现。罗马达到了古代任何国家都未曾达到过的鼎盛，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缺少了多样性，失去了希腊生活中的自由闲适。

按前人的观点，最早期的三连夜警官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最开始国家不会安排奇数官员团（《迄至恺撒的编年史》，第15页，注释2）。还有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在罗马纪元465年即前289年才有这个官种（李维《罗马史》）但这个说法仍需考究。还有一种可疑的推论，歪曲历史的利奇纽斯·马克尔在罗马纪元450年即前304年以前已经提到此事，应该直接摒弃。可以确定的是，起初三连夜警官由高级长官推举，后来其他低级长官也是这样。帕庇尔的公民投票把推举他们的权力移交给了民社（费斯图斯，见《押款》，第344页）。这部法律的颁布，是在外交督办之后，或者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纪元6世纪中叶，因为他称长官为“公民中断状的人”。也有人认为，三连夜警官属于最古时期，实为不确，因为最古的国家制度没有奇数的长官团。

人们习惯夸奖罗马民族在司法方面的特权，也把罗马的法律视为上帝赐予的礼物。不过这也可能是他们在为自己的不完善的法律体制辩解。罗马刑法的不稳定也显示了当时思想的不成熟，困扰了想法比较简单的人，思想成熟的民族才会有比较完善的法律。除了政治环境，罗马的司法和诉讼法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即原告和被告必须拿出证据反驳异议；第二，罗马执行一套固定的法律，并且法律是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之前的法律与现实结合得并不密切，而现在的法律则改善了这一弊端，尽可能与实际相结合，尽可能满足人民。一方面将法律固定下来，另一方面又根据时代需求做出相应的调整。

这种推论是根据李维关于安提昂殖民地的记录得出的，此殖民地在建立之后20年又进行了重组。有证据表朋罗马人强迫奥斯提亚居民到罗马去解决诉讼案，但在像安提昂和赛那的这些地方却不能这样执行。

希腊神话中波吕丢刻斯，罗马神话中称为波卢克斯，与卡斯托耳为宙斯的双生子。

通常认为维纳斯先出现，后来才有阿芙罗狄忒神。

奈刻女神是希腊神话故事里的胜利女神，涅墨西斯是掌控灾祸与福祉的女神。过分幸福的人，女神会带来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