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哲学家康德有一本书叫《实用人类学》，他把人的感官分为两种，触觉、视觉和听觉这三种属于比较高级的机械作用，嗅觉和味觉这两种比较低级，属于化学作用。前三种客观性多于主观性，人们很容易和别人达成一致的意见，而嗅觉和味觉的主观性多于客观性。康德说，对于享受来说，嗅觉和味觉非常重要。嗅觉能使我们避免吸进有害气体，还能让我们闻出来食物坏掉了。但嗅觉终究是一种“得不偿失并且显得多余的感官”，为了享受，对它进行培养和使之精细是不值当的。

杨大卫并没有训练过自己的鼻子，他从小就具有嗅觉上的天赋。在后来的成长岁月中，他的嗅觉逐渐麻木，然而，疾病过后，嗅觉上的天赋开始恢复。他去看望年迈的母亲，老太太住在吉祥里的高档公寓中，那是杨大卫出生的地方，昔日的大杂院早就拆除，变成了高级住宅区，旧时生活的痕迹一点儿也看不到。老太太时常会去附近的公园采野菜，捡杏捡核桃，这种勤劳勇敢的品性来自岁月的磨砺，当年就是靠杨妈妈捡碎砖头和油毡，杨家才盖起来一间小厨房。杨大卫陪着母亲吃了一锅紫薯，喝了一碗棒子面粥，猛然就嗅到了四十年前那个院落中饭菜的味道，他能在晚饭时分闻出来院子里的邻居都在吃什么，南屋的高胖子家在炒蒿子秆儿，东屋的张师傅家是虾米皮熬白菜，北屋的周奶奶刚切了一根黄瓜，还切了一个西红柿。杨大卫酷爱西红柿，他喜欢凉拌西红柿剩下的汤儿，又酸又甜。他还能分辨红糖和白糖的味道，周奶奶家有时烙糖饼，蒸糖三角，那会散发出红糖的味道，带有一点儿焦糊。孩子对甜味有特别的嗜好，甜是卡路里的表征，吸取更多的卡路里能快速成长。那时候，为了显示他的嗅觉灵敏，杨大卫坐在饭桌前会报出邻居的菜谱：“高胖子家吃花卷呢，张叔叔家蒸茄子呢，周奶奶家吃西葫芦馅儿饺子。”这会招致父亲的呵斥，可他每次闻到一种蔬菜的味道，总在内心充满感情地呼唤——胡萝卜，白萝卜，心里美，菠菜，蒜苗，韭黄，葱头。这个灵敏的鼻子也有脆弱的一面，杨大卫年幼时爱流鼻血，躺在床上或者坐在板凳上，鼻孔中就流出血来。邻居周奶奶说，这孩子血热，要吃鸭子肉炖海带，还不能放盐，这道菜专治流鼻血。周奶奶对食疗颇有研究，有一回杨大卫便秘，好几天都拉不出屎来，周奶奶就说，切个白菜头，煮水，连汤儿带白菜头都吃了，保准就好。杨爸爸去东单菜市场买鸭子肉买海带炖了给儿子吃。杨大卫吃了鸭子肉，就能记住鸭子的味道，很快，他能分辨出牛肉、羊肉、猪肉、鸡肉、鸭子肉的不同味道。鱼是比较少见的，却最容易辨别。大哲学家可能都不喜欢吃饭，柏拉图说，我们的味觉总跟卑下的冲动相关。亚里士多德说，我们的味觉比不上其他生物的味觉，灵敏度也不如我们的其他知觉。但是，科学家不会这样看待问题。按照科学家的解释，猪肉羊肉牛肉之所以有味道，是氨基酸在起作用，炖肉时会发生“美拉德反应”，脂肪氧化、水解、脱脂。家畜的肉一般含有牛磺酸、肌肽和丙氨酸，鱼肉中含有的谷氨酸比较多，所以味道不一样。

杨大卫颇为小心地对待归来的灵敏嗅觉，生怕它会变得迟钝，再次消失。他蒸胡萝卜吃，回想起在上海的一家精细菜馆里吃过一次海鲜汤炖出来的胡萝卜，那根香醇的胡萝卜的味道已经飘散，眼前蒸锅中的这两个胡萝卜倒散发出诱人的甜香，还带有一点儿泥土的味道。他充满深情地烹制蔬菜，菠菜煮过之后会有一股金属味道，白萝卜有肉的味道，罗马生菜有一股特别的奶香，南瓜居然带有咖啡的香气，山药有股鱼腥的味道，彩椒有不同的味，红彩椒有烟熏味，黄彩椒会有栗子的香味，绿色的柿子椒自然有辛辣味。杨大卫将公司业务交代给得力的属下，给每一个员工涨了薪水，在家养病，天天吃着蔬菜和水果。他的回忆之门打开，巴塞罗那斗牛犬餐厅的四十道分子料理一道道呈现在眼前，那家餐厅的服务生每天晚上要上两千五百道菜。他在马德里的botin餐厅吃过的烤乳猪，门口的招牌标明，这是1725年开业到现在一直营业的全世界最古老的餐厅，其中烤乳猪所用的老灶始于十八世纪。还有纽约那家烤肉餐厅，将各个部位的美国牛肉、阿根廷牛肉一道道端上来，用锋利的尖刀切割，那里的烤肉大餐曾经专属于男人，女人不得涉足，男人在里面疯狂地吃牛肉喝啤酒。想起这些美味的时候，他沉默不语，沉浸其中，但是，想起年少时对美食的渴望，想起年少时的贫穷，他就向朱海伦倾诉。以往，杨大卫要忆苦思甜的时候，总怕朱海伦会不耐烦，现在，他不再顾及朱海伦的感受，肆无忌惮地回忆起来。朱海伦不希望自己的伴侣多愁善感，不希望自己的伴侣有自省行为，说得更直接一些，她不希望自己的伴侣有忏悔的心理，因为吃得太多、吃得太好就怀有罪恶感，可她打定主意和杨大卫分开，那么杨大卫也就不再是伴侣，他只是个好朋友，听一听好朋友的故事未尝不可。

杨大卫说，邻居周奶奶每到秋天就开始做西红柿酱，老太太搜罗了一大堆打点滴用的瓶子，里里外外清洗干净，然后把西红柿一点点塞到瓶子中，用橡胶盖子封口。到了冬天，别人家只有大白菜吃的时候，周奶奶家就会飘出西红柿的香味。杨爸爸只会腌酸菜，邻居张师傅曾经送过来一袋“酸菜鲜”，一寸见方小塑料袋里装着的白色粉末，放到坛子里，腌出来的酸菜不烂，脆，色儿透亮。后来他们才知道，所谓“酸菜鲜”是高致癌性工业防腐剂苯甲酸盐。周奶奶家拥有一间独立的厨房，厨房中还有一个煤气灶。巨大的煤气罐通过一根绿色的软管与灶台相连，灶台上有两个灶眼儿，可以同时做饭和做菜。周奶奶擦着一根火柴，伸到灶眼儿中，火焰就冒出来，杨大卫看周奶奶点火，每当火焰冒出来的时候，他就不由自主地一颤，周奶奶会说，外面玩去，煤气罐爆炸了可不得了。煤气罐放在屋角，极沉，膀大腰圆的周叔叔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把煤气罐扛到自行车上，每一个半月，周叔叔就要去换一趟煤气。有一个星期天，杨家包好了饺子，煤炉子却灭了，杨妈妈就借用周奶奶的煤气灶煮饺子。以往杨家煮饺子，都用炉子，杨大卫和爸爸先吃，吃完第一盘，妈妈还在煮第二盘，他只能对着空盘子等着，这种等待让饺子更显美味。那一次用煤气灶，两个火眼儿全开，杨大卫和爸爸还没吃完第一盘，第二盘就已经端上了桌，第二盘刚开始吃，第三盘饺子又端了上来。杨大卫发觉，煤气灶煮出来的饺子比炉子煮出来的饺子要好吃得多，饺子皮更筋道，他的筷子几乎不听使唤，不知道该戳向哪一只饺子，他沉醉于众多饺子纷至沓来吃起来应接不暇的丰足的状态。后来杨家也有了煤气罐，杨爸爸要驮着自行车去换煤气。杨大卫以为这个煤气罐可以让自家和周奶奶家平等了，却不料，周奶奶家有了新家伙，那是一口锅，闪亮地摆在周奶奶家的八仙桌上，锅上面有按钮有阀门，周叔叔旋转两下打开锅盖，用一种沉稳又炫耀的语气说：“这是高压锅。”

高压锅的发明者是丹尼斯·帕潘先生，他1647年出生，生于法国，后来移居英国，成为皇家学会的会员，与一些伟大的化学家、物理学家一起工作，他毕生的精力都用在发明高压锅上。他的同事们都嘲笑他的高压锅。可帕潘先生不为所动，每天晚上都在实验室里用高压锅做菜，他尝试过各种鱼，各种蔬菜，羊腿和牛肉，计算煤炭的消耗量和水蒸气的压力，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他在日记中记载每天的试验，写报告给皇家学会，要求更多的研究基金，但皇家学会说，帕潘先生拿到钱之后就去菜市场买菜，把羊排牛排都当作试验材料，这样做不科学。帕潘写信说：“烹饪是一种古老的艺术，我们每天都在烹饪，有责任使之完美。高压锅就是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出美味的食品。”他后来出了一本书，叫《一种让骨头变软的蒸煮器》。1712年，帕潘先生去世。二百五十年后，高压锅才在世界上流传开来。又过了好多年，北京吉祥里的周奶奶才用上高压锅。周奶奶那口闪亮的高压锅在油腻的厨房、黑乎乎的煤气灶上发出嘶嘶的声响，周奶奶用它煮老玉米，用它炖排骨，杨大卫有时能分到一块老玉米吃，周奶奶看着院子里的孩子吃老玉米，就开始忆苦思甜：“你周叔叔刚工作那阵儿，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他吃了好几个月的杂面窝头，央求我给他蒸一个净面窝头吃，你们知道什么叫杂面吗？”孩子们摇头，不知道什么叫杂面，也不知道什么叫“三年自然灾害”，周奶奶说：“净面窝头就是棒子面窝头，你们吃的玉米磨成面就是棒子面，杂面就是玉米面里头再加上豆面和红薯面，杂面可不好吃。”孩子们齐声说：“我们不吃杂面，我们有白面吃，我们还能吃富强粉呢。”

那是1970年代的末期，按照历史书上的说法，当时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他们靠谷物获取热量。杨大卫对这个数据表示怀疑，他对朱海伦说：“我们那个院子，十多个人，只有周奶奶一家能时不时吃上一顿肉，我估计三分之二的人都是靠谷物获取热量，都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这还是首都北京呢。”

朱海伦敷衍他：“书上的数字不能全信。”

杨大卫点头：“是啊，我看过一个新闻说，三十年间，中国的肉食消费增长了两倍。开玩笑，我觉得增长了十倍都不止。这里面就有我的一份功劳。”

朱海伦笑：“接着讲周奶奶吧。”

后来，周奶奶家的那口高压锅爆炸了。周奶奶炖上排骨，搬了个马扎坐在院子里，看着院子里的向日葵，就听得厨房一声巨响，锅盖炸飞了，排骨炸得满地都是，周奶奶向别人描述起来，总说那口锅就在她眼前爆炸，差一点要了她的老命。她去菜市场买菜，碰见邻居的大爷大妈，就问：“你家买高压锅了吗？”不论对方买没买，周奶奶都会讲述自己的历险记。周奶奶的高压锅历险记讲了一年，周叔叔又给她买来了冰箱。周奶奶用上了冰箱，开始了她的冻肉收藏。她买了两只鸡，又买了五斤排骨和三斤五花肉，又买了一大块后臀尖，她还买了牛肉和羊肉，这些肉都塞到了冷冻层。不同于高压锅的嘶嘶作响，这台冰箱发出的是“嗡嗡”的声音，它顶天立地，大概有两米高两米宽。周奶奶买来的西瓜、苹果、茄子、土豆、白菜都放到冰箱的冷藏室中。她每天都会擦拭冰箱，每天都要打开冰箱门，有时候取出要做的菜，有时候是把吃剩下的菜放进去，有时候只是打开看看，再心满意足地关上。再后来，周奶奶老了，变得越来越瘦小，杨大卫长高了，变成了一个大小伙子，可换一个参照物，周奶奶还是变得瘦小了，她买菜用的竹篮子在她手里变得越来越大，她的步履越来越蹒跚。周奶奶后来就住到了冰箱里面，她打开冷藏室的门，走进去，避开一盘盘残羹剩饭，用手指敲打冰箱里结的霜，拿起一把油菜，把变黄的菜叶子掐下来，她坐在冰箱里，喘口气，呼出来的气变成一团白雾，再站起来，直接穿到了冷冻层，周奶奶打了个冷战，但很快就适应了冷冻室的温度，在她周围，一块块用塑料袋包裹的冻肉像标本一样排列齐整，她指点着她的冻肉，这是两年前买的鸡，这是一年前买的羊肉，这是半年前买的两条黄花鱼。周奶奶住在冰箱里不再出来，不再为吃饭的事情发愁了。那台冰箱偶尔会跳跃着发出巨大的声响，大概是周奶奶在里面转动身体。那年秋天，周奶奶的四个儿子都来了，他们带来了两根扁担和一捆绳子，用绳子把冰箱缠起来，用扁担把冰箱抬起来，他们在郊外给周奶奶找了一块墓地，将这台冰箱连同里面的周奶奶一起下葬了。

杨大卫的回忆肯定出现了偏差，周奶奶怎么会住进冰箱呢？那台冰箱到底是做了周奶奶的棺材还是做了陪葬品呢？朱海伦笑话杨大卫在胡编乱造，可杨大卫坚称，他清楚地记得，周奶奶住进了冰箱，并且丧生于冰箱之中。他问朱海伦：“为什么周奶奶有了冰箱还要做西红柿酱还要做腊肉呢？按理说，腊肉、咸肉，还有伊比利亚火腿、帕尔马奶酪，英国的苹果酱、橘子酱，都是保存食物的方法。早年间，鲱鱼打捞上来要立刻腌上，鲱鱼油厚，不腌，运到岸上就臭了，英国人把吃不了的肉用盐腌上。这些东西都是冰箱发明之前的做法，可我们有了冰箱，能吃到新鲜的蔬菜，吃到解冻的肉，为什么我们的口味没变化，还喜欢腌制的肉，还喜欢吃熏肉，还喜欢吃臭乎乎的奶酪呢？”

朱海伦说：“也许我们的口味不那么容易变化吧？”她追问：“咱们的周奶奶吃过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吗？早年间不是应该有很多新鲜的有机的食材吗？”

周奶奶在院子里养了一只母鸡，每天早上，周奶奶会有一枚新鲜的鸡蛋，她把鸡蛋在碗里打散，冲上开水，喝下去。杨大卫小时候很少能吃到鸡蛋，长大之后，有一段时间疯狂迷恋鸡蛋，他喜欢荷包蛋、剁椒炒鸡蛋，在胰腺炎夺走了他对肉食的热爱之后，他还能用鸡蛋宽慰自己。他每天吃十个鸡蛋，这是他最主要的蛋白质来源，蛋清吃下去，蛋黄放在一旁，不一会儿就显出黯淡的绿色。很多时候，杨大卫不把鸡蛋煮得那么老，他让金黄色的蛋黄流淌着。有一位法国大厨说过，鸡蛋是最纯粹的料理，把鸡蛋做好是厨师的基本功。一般来说，煮一枚溏心鸡蛋，鸡蛋在沸水里要煮五到六分钟，要让蛋黄凝固，就要煮十分钟，要让蛋壳容易剥开，煮好的鸡蛋要放到冷水里泡一泡。有一年，杨大卫去伦敦，住在特拉法加广场边的一个酒店里。早上，他去吃早餐，喝了咖啡，吃了果酱和面包。桌子上有一张《金融时报》，他翻开看，内页有一则广告，写的是“饥饿美洲”，要大家为美洲八千万营养不良的孩子捐款。早餐中有一枚溏心鸡蛋，煮得恰到好处，隐约可见蛋黄如融化的黄金一般，白瓷的蛋杯如鸡蛋清一样细腻，边上放着一把吃鸡蛋的银质小勺子，上面有细微的划痕，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天的早餐大概16英镑，杨大卫无法估算那一枚溏心鸡蛋要多少钱。他到街上转了转，看了两家超市和几个商场，在琳琅满目的货架前，搞清楚了伦敦鸡蛋的定价。鸡的畜养方式决定了鸡蛋的价位，英国鸡蛋分为organic,freerange,barn和cage这四个等级，头一等鸡，漫步天地间，吃草吃虫子，第二等鸡，漫步天地间，吃点儿鸡饲料，第三等鸡，住在鸡舍里，第四等鸡，住在笼子里。只有头一等的鸡，下的蛋才称得上是“有机鸡蛋”，在高档超市waitrose最贵要4.7镑一打，差不多是5块钱一个，第二等级的鸡蛋，一打只要2.85镑。

小红莓调味酱和烤火鸡会让美国人想起感恩节，鸡蛋则激发着杨大卫的少年记忆。他买来成箱的鸡蛋，放到水中测试鸡蛋的新鲜程度。他用计时器，掐着时间煮蛋，他学着做水波蛋，水烧开之后，他用勺子使劲搅动，锅里形成一个旋涡，再把鸡蛋打到这个旋涡里，接着用勺子搅动。某一天中午，杨大卫给朱海伦煮了两个完美的水波蛋，蛋清上带有纹路，蛋黄流淌在烤好的吐司上。他看着朱海伦吃下鸡蛋和吐司，忽然开始忏悔：“我想起来，我做过的一件特别坏的事情，我抢过同学的鸡蛋。那是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春游，去颐和园，同学们都带了一顿午饭，有个女生，带了个鸡蛋，从塑料袋里取出来，在石头上磕出一道裂缝，一点点剥鸡蛋壳。我就在边上看着，我肯定是带了一些吃的，但不到集体野餐的时间就吃光了，所以只能盯着别人。那个女生剥得特别仔细，每一次只抠下细小的一块，比指甲盖还要小的一块，白色的鸡蛋露出来半个，她小心翼翼地端着，白色裸露的那半拉在上面，依旧裹着壳的那半拉在下面。她好像不打算吃，要把这个鸡蛋全部剥开，又怕自己的手指弄脏白色的蛋清，就那么端详着。我一个健步，伸出手，一把抢了过来，撒腿就跑，我听见那女生在后面大哭起来，我跑出去好远，三口两口就把鸡蛋吃掉了。这是我做过的最坏的事情之一，此后多年，都为此内疚。我想不起那女生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只记得她的哭声。那哭声让我不敢回头，不敢停下，如果她在后面叫骂，如果她沉默不语，我会怎么样呢？或许会回头看看？不是沉默，不是叫骂，只是一个女孩子的哭声，好像我的手指刚刚碰到那枚鸡蛋，她的哭声就响了起来，甚至在我触碰到鸡蛋之前，在我恶意萌动之际，她就哭了起来。我跑得飞快，心跳得飞快，我抢了一个鸡蛋，我飞跑，不敢停下，好像跑出去两三千米，完全听不到那女孩子的哭声，我才囫囵吞下那个鸡蛋。我一边跑一边为自己开脱，但不敢停下来。我好像跑了三十多年，只为躲避童年的哭声，只要停下，那哭声就隐约在身后响起。”

朱海伦放下小勺子，把嘴里的鸡蛋咽下去，看见对面的杨大卫眼中闪烁的泪光，她站起来，绕过餐桌，抱住杨大卫的脑袋，她把杨大卫的脑袋贴到自己的胸前，要给他安慰，她甚至也想流眼泪，一瞬间的柔情蜜意让她产生冲动，要留下来照顾这个男人。杨大卫忽然抬起头来问：“你吃蒜了吧？”

朱海伦否认：“没有啊。”

杨大卫吸了吸鼻子：“我怎么闻见一股蒜味儿。”

朱海伦放开杨大卫，坐回到餐桌对面：“我昨天吃了一顿韩国烤肉。”

杨大卫点头：“我闻出来了，是有一股泡菜的味儿。你肯定还吃蒜了，吃韩国烤肉肯定要吃泡菜，要吃蒜，躲都躲不开。”

杨大卫敏锐的嗅觉可以闻出朱海伦身体内部散发出的味道，朱海伦吃了涮羊肉，他能闻出来芝麻酱的味道，还有一点儿韭菜花的臭味。他对朱海伦说，上小学的时候他曾经去北京酱料厂学工，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做韭菜花。工人将韭菜切碎，放到一个大平台上，孩子们赤脚上去，把韭菜踩烂，踩出来一股股绿色黏稠的汤汁。朱海伦吃了鹅肝酱，杨大卫也能闻出来，他说鹅肝酱那股子油腻味道能保持好多天，德国有一种用鹅肝做成的香肠，你有机会去汉堡一定要找来尝尝。不管朱海伦吃了什么，杨大卫都能闻出来，他甚至能闻出来食物沉积于身体内部散发出的复杂的酸腐的味道。如果朱海伦隔三天来看杨大卫一次，杨大卫就凑近她，列出她三天来都吃了什么东西。朱海伦肆无忌惮地品尝各种食物，吃辣椒、吃香菜、吃大蒜，吃烤鸭吃大葱，吃罗勒叶子吃薄荷叶子，她让自己的身体散发出各种刺激性的味道，却只有杨大卫能够闻出，她相信，这股混杂的又腐朽又刺激的味道会让杨大卫难以忍受。

临近圣诞节的时候，杨大卫问：“你怎么安排自己的假期啊？”朱海伦说：“有一帮朋友要去菲律宾潜水，我想去潜水。我们还租了一条船，在船上吃住几天。”

杨大卫说：“好啊，肯定有意思。你去好好玩玩，这两个月可辛苦你了。”

朱海伦感到一阵委屈，她说：“不辛苦。”

杨大卫说：“我儿子新年假期回来看我，孩子他妈妈也回来。”

朱海伦说：“那你照顾好你自己啊。”

杨大卫说：“你以后也好好照顾自己。”

朱海伦站在玄关，穿好大衣，戴好围巾，对着镜子自语：“你说这个世界大小安排得真合适，既没有大到让你茫然失措，不知道从哪里去领略它的神奇，也没有小到让你心生厌倦，匆匆浏览一番就能掌控其中的奥妙。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还有那么多好玩的地方，想起来就让人高兴。”

杨大卫无言以对，他看着朱海伦，这个女人显露出疲态，但只要走出门去，回家休息那么几天，她就会满血复活，神采奕奕。他们的分手仪式就这样简单，好像朱海伦隔不了多久还会再来似的。杨大卫也对自己的平静感到惊奇，他也惊奇于自己身体的平静，自打出院之后，他们之间没有一次肌肤相亲，失去了肉食，杨大卫似乎也失去了性欲。他不知道蔬菜水果是否让人变得清心寡欲。

朱海伦离开后，家里的保姆搞了一次大扫除，用德国进口的吸尘器清洁地面，跪在地上给地板打蜡。保姆穿了一条低腰的牛仔裤，裤子与上身的毛衣之间，露出一块白花花的肉，杨大卫看到之后，忽然发觉自己又硬了，眼前这位来自安徽的农村妇女似乎是在田地间劳作，也许是在播种，也许是在收割。杨大卫忽然产生了一种冲动，要按倒这位劳动中的妇女，在万物生长的田野之间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