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感恩节后的那个早晨，康奈尔一个人去了疗养院。探望完父亲，他在走廊上走到一半时转头回到了父亲的房间，站在门口向里面张望了片刻，然后又转身离开了。当他打算把钥匙插进车子里时，他再一次回去了。这一次他走进了房间，在父亲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牵起了父亲的手，仿佛他刚刚才到似的。

正午时分，他们一起去吃了午饭。餐厅里充斥着女人们的呼救或语无伦次尖叫的声音。那声音穿透了父亲混沌的思维，让他颤抖着在轮椅上晃动起来。康奈尔把这看作是父亲骑士风度的本质体现，因为男人的尖叫声就无法引起他身上相同的反应。

午饭后，坐在父亲的房间里，康奈尔很快就把自己所能想到的一切话题全都说完了。他向父亲讲述了大都会队在赛季最后一星期内溃败5分之后又是如何差一点输掉了外卡赛的，还有洋基队是如何在常规赛历史上赢得最多比赛之后又捧得了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奖杯的。他还给父亲讲述了自己大学最后一年的生活。他不知道父亲能否理解他所说的任何东西。相比之下，母亲在这时似乎会显得更自在一些，仿佛他的父亲随时都有可能回应她所说的话一样。她会把家里出现的问题悉数讲给他听，然后再说上一句“你总是告诉我们不要那么做”或是“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法用浮夸的语气对自己的父亲讲话，因为他就是无法摆脱对父亲会回答他的那份怀疑，好像把陈述句转变成问句就是对父亲的不敬似的。于是他只好默默地坐在那里或是播放音乐。

房间里既平静又安宁。哈金斯先生那一边的小钢琴上摆放着一个花瓶和一对相框。他从未看到过哈金斯先生在钢琴边坐下，不过对方也很少在屋子里停留，总是没完没了地在楼道里走动，手里推动着他的成人学步车，仿佛是要把自己累垮似的。

“你知道哈金斯先生是德国人吗？我知道我给你讲过柏林的事情，但是你就让我再给你讲一遍吧。柏林很棒，艺术、文化、文学，整座城市就是一个建筑工地。他们把所有东西都建成是新的，却又试图不让任何东西看上去是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似乎不愿意在未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掩饰过去的任何事物，试图用一种周到的方式来处理历史的遗产。这并不完美，而他们也知道自己是永远无法通过改正自己的行为让人们遗忘纳粹时代的暴行的，可他们还是企图成为这个世界的记录者，或至少是这个世界痛苦的良心。他们坚持关注国内局势，毫不留情地提防历史修正主义、对过去生活的多愁善感和任何带有些许可能引领他们走向毁灭的线索。没错，那里确实还有新纳粹主义者存在，就像哪里都会有种族主义者和仇外主义者一样。可作为一种文化，至少是一种知识分子文化，他们总是格外审慎地想要趁那种思想站稳脚跟之前就把它彻底镇压下去。你不能责怪德国人，或者至少是柏林人、柏林的知识分子以及我在自由大学认识的那些人试图假装纳粹主义从没有存在过——你明白吗？我从他们那里学到，要把自己的话限制到无懈可击、坚如磐石的程度才行。他们甚至还要思虑周全，时刻提防自己饱受良心的谴责。他们对于良知疲劳的警觉有着坚定的原则。良知疲劳。凭良心办事——不；他们不会说良心，那意味着某种‘良好的礼貌’。鉴于他们总是逼迫自己铭记那份存在于自己出生以前的历史中的罪恶，他们苛刻地要求自己不能自我感觉良好。在对待奴隶制、印第安问题、日军集中营、黑人问题、塔斯基吉梅毒试验或任何给美国人的灵魂留下污点的历史暴行方面，我们都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些什么。”

他们再一次静默地坐在那里，直到他从自己提前买给父亲的圣诞礼盒里抽出一张唱片，放上了莫扎特的音乐。他已经决定今年不飞回来过圣诞节，只不过还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他猜想这样才能迫使她接受寇克力家的邀请，而不是再留守在梅尔普格罗夫疗养院里度过一个压抑的平安夜，正如他去年在德国时她所做的那样。要是他赶回家中，她肯定会希望一家三口能够一起过节，可他却不想这么对待她，所以才想出了如此强人所难的方法，迫使她放手让别人——辛蒂之类的——来照顾她。

他的父亲伴随着乐声拍手欢呼起来，康奈尔也跟着拍起了手，同时不由得回想起了小时候一起和父亲坐在卡内基音乐厅里的经历。那时的他只有看到父亲充满权威性的拍手时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鼓掌。

一曲终结——唱片封套上的文字显示这是莫扎特的第40号交响曲——他的父亲极其兴奋地笑了起来，随即又忧悒地啜泣起来，以至于他根本就听不见背景里的音乐是什么。康奈尔不知道是交响曲让他反应如此强烈，还是他的潜意识里有什么东西正在沸腾。他的心里燃起了一股无名的怒火。不过，他趁着那种感觉还没有涌上他的头脑、让这次的探病变得无比尴尬时便把父亲推到了电视房里，转身离开了。这一次，他这么做全都是为了父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