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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后，艾琳总是很难丢下埃德一个人，因此最好还是不要和他道别。她告诉他，自己要去办点杂事或是小睡一下——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暗示他，她会回来的。“我只不过是需要去商店一趟。”说罢，她便会机械地穿过走廊，迈出后门，一路上不停地告诉自己，她随时都可以转过头去回到他的身边。

一次，当她说道“我打算去找点东西吃”时，他嘲讽般地笑了起来。她看着他，试图在他的表情中寻找某种有意惩罚她的信息，却只看到了他盯着某种她看不见的东西时那种熟悉的空虚与木然。或许这个病也让他患上了妄想症。

她每天都会去探望他，从不接受周末请她去乡下或海边的邀约。她的朋友们都说她对自己太苛刻了，可她却觉得自己过得太舒适了。我可以把他带回家，她想要说，我可以照顾他。他们告诉她，她也需要找回些许自己的生活，如此过下去未免太为难自己了。她心想，这还不够。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是个护士，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可她嘴上却只能说：“我很好，我很好，我很好。”

他的钱包还放在衣柜上。她用手指揉搓着表面陈旧却又光滑的皮面，抽出里面的驾照看了看，又读了读他们一起写的祈祷文。钱包里的东西都是他还能行走的最后那几年中她允许他带在身上的，同时也是他作为一个彻底的文明社会成员的最后一天所携带的东西：7美元现金；一张她亲手写好的，列有他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和她工作单位电话的缩印卡片；他的阿尔茨海默病协会安全送返卡（“如果我看上去迷了路或有些困惑，请帮我拨打……”）；他的美孚和阿莫科加油卡；他的美国汽车协会会员卡（“入会27年”）；两份不同的选举委员会选民登记确认函；带有支票兑现特权的沃尔鲍姆超市超值购物卡；杰克·r.寇克力咨询公司的普来胜卡；美国退休者协会卡；布朗士社区大学的证件；一张写有车载电话号码的缩印卡片；西尔斯百货卡（“1973年以来的忠实顾客”）；他的蓝十字会/蓝盾计划卡；他的团体医疗保险卡；由公共事业委员会-纽约市立大学签发的、标明他是当地美国教师联盟一名声誉良好的会员的卡片，编号2334（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他的纽约科学院会员卡；一张她拍摄于1968年6月的照片，当时的她还很苗条；一张康奈尔高一时身穿棒球队队服的照片；一张康奈尔上幼儿园时的照片；一张康奈尔从圣女贞德学院毕业时的照片；一张被改写过的、标注她衣服尺码的缩印卡片。她打开了卡片，本想将上面的数字“10”画掉之后重新写上“12”，却还是决定把它扔进垃圾桶里。当她看到那上面的“10”还是她自己的笔迹时，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埃德的室友名叫莱茵霍尔德·哈金斯。哈金斯先生曾是一位有名的钢琴老师，如今却只能推着成人学步车四处走动，还拒绝在自己的医院病号服下面穿上一件内衣。他裸露的后背被病号服上系紧的绳子分隔成了两半，脚步细碎而缓慢，身形微微隆起。他总是出奇的警惕，除了要求喝水之外很少主动说些什么，但若是她问起他过得怎么样，他总是会回答一句：“不错，谢谢，你呢？”语气低沉温和得让她不得不俯下身来才能听到他的答话，而且语调也从不会上扬，让人感觉他并不是在提问。尽管他说起话来是这种语调，长相却十分吓人：一嘴灰白成绺的胡须，脸上从没有一丝笑容。一次，当她试图引导他坐到休息室的钢琴旁边时，他伸出细长纤瘦的手指紧紧地攥住了她的肩膀。此后，她再也没有这样做过。他说话或坐在椅子上时经常会举起自己的食指，像节拍器一样来回晃动着指尖。除此之外，他并不是一个糟糕的室友，毕竟楼里还有情况更加不堪的人。

克雷恩太太和索纳本太太喜欢坐在休息室里的观景窗旁聊天。艾琳很惊讶她们的意识竟然如此清晰。她站在远处观察她们的面部表情、手势以及用某个兴奋点来打断彼此的那种方式时，甚至会以为她们是在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的孙子和孙女。在疗养院待久了之后，她的好奇心逐渐驱使她凑过去聆听她们的对话。克雷恩太太说：“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她会来，我的女儿，带着100美元。”而索纳本太太则会一遍又一遍地用一个听上去类似“保重”的词来回应她。

1997年12月2日，她终于工作满10年，可以领取自己的退休金了。出门上班之前，她给身在柏林的康奈尔打了个电话，但他并不在家。没有联系到儿子，她的心里竟然有些如释重负。她不知道他能否理解这个消息的全部意义，也不想让自己的这一通电话显得过于愚蠢或是软弱，所以她给他留了言，让他给自己回电话，心里猜想他的好奇心应该会驱使他在一周之内给她打来电话。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她却感觉提起它未免有些过于坦诚，不想冒险让他不愿理会自己。她从未想过这件事对自己竟然有着如此重要的意义，也从未想过自己真的能够撑到这一天。在此过程中，医疗保险对她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她在乎的是一个能够让她为之奋斗的目标，一个能够让她坚持活下去的理由。

下班之后，她带着半瓶香槟酒去了疗养院。公共活动室里，一支鼓乐队正在有组织地进行演出。公关主任凯西站在正中间，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鼓。艾琳在门口停下了脚步，观看起来。凯西击鼓的动作看起来比别人都要花哨，同时还不忘热情地朝着病人们露齿微笑，试图让他们来模仿自己。在场的大多都是女性病人，不过也有几个男性病人稀稀落落地穿插其中。艾琳很庆幸埃德身体上的疾病让他远离了这种活动。她就这样看了好久，直到凌乱的鼓声逐渐减弱。凯西的两只手飞快地轮番敲击着鼓面，发出了塑料杯子撞击硬木地板一般的砰砰声。“现在，轮到你们了！”凯西用恳求的眼神四处搜寻着。一个老太太叹了一口气应和道：“哦，算了吧。”艾琳真想充满感激之情地给她一个拥抱。

她在房间里找到了埃德。软木塞弹出来的声音吓到了他；他瞪大了眼睛，可身体却并没有挪动。她只好慢慢地把香槟酒喂到他的嘴里，还要防止酒水从他的嘴角滴落出来。她发誓，当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时，他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这么多年过去了，她总是在幻想自己该如何撑到能够领到退休养老金的那一天，可当她坐在那里喝完一小瓶香槟时，才意识到即便她的经济状况已经有所好转，即便养老院的费用没有每半年涨价一次——眼下是每个月不到7000美元——她的心里还是没有丝毫想要退缩的念头。如果她退休了，除了整天耗在疗养院之外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可她还有未完的人生可以去奉献。无须回避的是，她对于她的工作很在行。她这一生都在思考自己也许还能另有作为——她总是说自己也许会成为一名律师或是政治家，因为那是大麦克·图穆蒂家的孩子有可能成就的事业最高峰，即便这个孩子恰巧不是男孩——可她现在才恍然大悟，她已经尽力了。在她左顾右盼的过程中，护士这份职业已经被铭刻上了她的名字。问题的关键并不总在于你想要什么，而在于你能够做什么，又该如何做好它。她辛勤耕耘了这么多年，就算暂且不提这份事业在为她带来一座房子的同时还支付了她儿子的教育费用，它能够延续至今本身就是无人可以从她的履历上抹去的痕迹，即使根本就没有人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