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奈尔整晚没睡，试着赶在上课前读完《罪与罚》。黎明时分，在他与疲惫和破碎的意识做斗争时——考虑到他正在阅读的这本书——他产生了类似“脑膜炎”的感觉，仿佛故事带来了一种可怕的紧迫性，让他的阅读体验也变成了人身攻击。他隐约觉得所有身负重压又恰恰处于大学年纪的孩子，或至少是远离家乡、在西伯利亚的冷风中抱成一团的孩子，都有可能遭遇书中的精神崩溃。
9点钟时，他低下了头，想要花上5分钟的时间休息一下自己的眼睛。可等他醒来时，时钟已经划过了10点50分，于是他争分夺秒地狂奔起来，以免误了11点的课。他再一次为自己住的是单人宿舍充满了感激，因为这些被野兽主义的人视为眼中钉的丑陋单人宿舍恰巧都离学校很近。
他匆匆套上几件衣服，冲下楼梯，一次跳下五六级台阶，最后重重地落在了平台上。他跑过建筑庭院——这是一座由监狱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看上去全是用水泥搭建而成的——如同自己每天所做的一样，讶异于这里竟与校园的新哥特风格建筑冲突如此激烈。他又一次错过了早餐。为了上完连续的两节课，他也将错过午餐。他浪费了餐饮计划中的太多顿餐食，以至于他都分辨不出哪种是阵发的饥饿感，哪种是令人难受的愧疚感了。他的饮食经常是在美弟奇、佛罗莱恩或萨洛尼卡餐厅解决的，因为和他交往的那些话剧社的人经常会在排练前到那里去吃饭。他们会占据一张桌子，然后整夜轮流在那里值守。
他跑过了洛克菲勒礼拜堂，来到了四方庭院中，然后上气不接下气地全速奔跑着穿过校园，赶到柯布大楼时已然喘不上气了。要不是他因为决定追求精神生活而放弃了锻炼身体，这样的奔跑对于曾经的他来说简直就是小事一桩。尽管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自制力，但他仍旧认为这是一个崇高的选择。他身上的肌肉已经大量消失了，使得他本身就瘦长的身形显得更加纤细了。他的体重没有按照惯例长上15磅，倒是掉了20磅。他觉得自己看上去一定像是吸了毒，可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敢碰触任何的毒品。拥有一位从事药物研究的父亲就已经足够了，偏偏阿尔茨海默病又让他的身边多了一个脑化学混乱的例子。当然，他明白睡眠不足和许多药品一样毁坏健康。他服用过最强力的药品就是咖啡因。他整天都离不开咖啡，喝得足以让他大部分时间都有些神经过敏。他留着20世纪50年代的厚重发型，鼻子上还架着一副粗大边框的塑料眼镜，看上去就像是舞台上的一个道具。10月、11月之交，天气就像他周边的人所拥有的性格一样多变：凛冽、严峻、分明，偶尔还会间歇性地爆发一阵暖流。
他在柯布大楼前停了下来，一边喘气一边盯着那些不知疲倦的烟民。不管天气如何，他们都会站在巨型的c形石质长凳入口处嘬着高卢牌或好彩牌之类任何不带滤嘴的香烟，猛地向肺里吸着热气。不过，冬日的校园里每一个唇边吐着哈气的人看上去都像是一个烟民。
走进教室，他在圆桌边坐了下来，很快就在全班注视的目光下突然清醒过来。教授叫他推断一下拉斯柯尔尼科夫除了自己所诉说的哲学原因之外还有什么杀人动机。康奈尔回答，他不知道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否在和恋母情结作斗争。父亲的去世让拉斯柯尔尼科夫为了追求成功、养活妹妹和母亲背负上了巨大的压力。拉斯柯尔尼科夫把支持自己的房东太太当作母亲形象的替身。也许当铺老板本身也是那些尚未解开的感情的替身。
留着恶魔般山羊胡子的俄裔美籍教授脸上露出了愉悦的表情。这样的情况以前也曾发生过——康奈尔麻木的状态会被突然迸发的某个见解所打断。康奈尔认为，这位教授要不就拥有某种所谓“俄罗斯精神”的难以捉摸的品质，要不就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也遇到过类似的睡眠不足状况，让他能够理解康奈尔怪诞而又六神无主的行为。当然，要是康奈尔没有做好阅读，也不会这么容易就给出这样的答案。但像这样当着导师的面厚颜无耻地在课上睡着，惊醒后又能给出让其他同学沉思良久的答案，尽管他们脸上带着轻蔑或怜悯的表情：教授似乎认为他具有研究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天赋。
康奈尔实在是忍不住了。他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就连站着也能迷迷糊糊地睡着，有时还会在对话的过程中打瞌睡。如果他在墙边靠了太久，便会两腿发软，险些一头栽下来。他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去阅读，又总是和别人彻夜长谈。即便是那些夜猫子都去睡觉了，他也仍不打算休息。
下课了，他走到室外，想趁着课间休息的时候在楼前站上几分钟。他看到自己时常碰见的那位教授又带着自己的儿子来了——一个约莫四五岁年纪的红头发小男孩。他望着他们手牵着手走过校园。教授伸手指着什么东西，父子俩停下脚步看着一只麻雀失足从垃圾桶倾斜的盖子上滑落下来，掉进了一堆塑料瓶中。
他希望自己的父亲也能够在这里陪伴着他。他们可以在校园外合租一间公寓。父亲白天时可以四处闲逛，晚饭时再与他会合；也可以跟着自己来上课，父亲肯定会喜欢这里先进的试验室、聪慧的学生和崇高的目标感的。他的父亲还从没有这样在校园里闲逛过，尽管他总是宣称所有的大学校园在精神上基本都是一致的，只不过教授的课程在深度和种类上有所不同而已。
第二节课下课后，康奈尔返回宿舍做了点功课。吃完晚饭，他去参加了话剧社的排练。他拿到了《皆大欢喜》里的奥兰多一角，凭借辩论选手的经验为自己添色不少。问题在于，他除了做自己之外并不知道如何扮演他人，于是又研究了一下其他角色，想要寻找可供他抓取和改造的人物性格。他愿意把这看作是所有大学生都喜欢做的事情，可当他偶然遇见某些性格似乎是照着他的模子雕刻而成的——就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意义而言——天生充满惬意活力的年轻人时，却又感觉自己既愚蠢又内疚。好在他在《皆大欢喜》中扮演的那个角色有些幼稚，即使他在舞台上表现得气喘吁吁、手足无措，也同样说得通。
为了几个打斗的场面，他们已经在编舞上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了，而这也是整部戏中他唯一擅长的部分。他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锻炼身体了——如今是不是已经一年有余了？——但他还是充满了活力，空翻的时候格外轻松，以至于他都不好意思想象自己在其他场景中那些拙劣的表演。他的父亲肯定会很喜欢观看他练习打斗场景的，因为他一直都很喜欢看那些有关海洋冒险或是兄弟在二战中并肩出生入死的虚张声势的电影。
演职人员在排练后去了美弟奇餐厅。他神采奕奕地和别人聊起了自由意志的本质。几个人挤进了一个卡座中，把他顶到了墙上。包括詹娜在内的女孩们——他和詹娜之间有过暧昧的经历，而她眼看着就要答应做他的女朋友了——都很宠爱某个舞台工作人员，因为他的木工手艺让他在抽象的大学生活圈里拥有了某种实在的优点。
在续了无数杯咖啡之后，康奈尔吃起了一盘烤意大利饺，随即又慵懒地玩弄起了小托盘中的一个糖包，脑袋被一段深入讨论时间与空间本质的话语搅得乱七八糟。突然间，他似乎看到了所有曾经接触过这包糖的人的双手，直至它被交到自己的手中。他可以看到甘蔗生长、收获、切割和加工的过程，而他此刻正准备完成消费它的过程。他还能预见未来：糖包的包装会被扔进垃圾填埋池，在泥土中腐烂、分解。某一瞬间，他手中握着的这个糖包并不存在，不一会儿又再次出现，再过片刻就出现在了垃圾桶里，等待着被人倒掉。他知道自己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向别人解释清楚的。其他男演员正争论着有关威廉姆斯、奥尼尔和米勒的话题，而康奈尔仿佛只是在座位上时隐时现似的。他心想，多米诺糖，爸爸也曾制作过装在这种小包里的糖。过去的某一刻，他的手里就握着这样的一个小包。他能够看到父亲展望着未来模糊不清的轮廓，想象着自己拥有妻儿的人生。他的父亲死后终将入土，他也不能幸免。可这些糖还是在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
他想要打个电话给父亲，把自己疯狂的想法一股脑地告诉父亲，但他心里知道，即便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这些话也是无人能够理解的，而以他父亲此时的状态就更是无法理解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想与人分享自己心中稍纵即逝的灵感。但他甚至无暇转过来把它解释给自己身边的那个人听，于是只好在脑海中塑造出了父亲年轻时的形象，一边看着父亲穿着白色的工作服、手举着写字夹板站在那里，一边通过挤压糖包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传递给他——不管他正身处哪个空间或时间。他撕开包装，把糖倒进了杯子里，看着它慢慢融化。
这部戏的导演因为他的能言善辩误会了他的能力，并没有意识到口才是他仅有的优势。他可以站在人群面前声如洪钟地高谈阔论，但他之所以能够将年轻人的愚昧和无知表现得如此令人信服，唯一的原因是他的身体里正困着这样的一种人格。他知道事实的确如此——这也是他对自己唯一能够确信的一点——他并不是在扮演一个角色。
第二天早上，他又起晚了，于是再一次蹦跳着奔下楼去。只不过这一次他重重地落在楼梯平台上时感觉到了什么东西突然折断的声音。他一瘸一拐地走去上课，然后又一瘸一拐地去了医院。那天晚上，他因为脚部骨折只好拄着拐杖出现在了排练场上，仿佛导演早就在等待这一幕的发生似的。当然，在没有候补演员的情况下，康奈尔还是得自己出演这个角色。鉴于他们必须彩排打斗的场景，他和他的对手提出了一种更高水平的改进方法，建议在他痊愈之后上演一场前卫的前锋表演，演出内容只有他们两人一遍遍地格斗，而将眼下的这一幕改为掰手腕。
拄着拐杖的康奈尔莫名其妙地感觉安全了许多。他不得不练习拄着拐杖在舞台上行走，而这一角色对于体力的新要求也减弱了他背台词时急不可耐的心情，让他终于在戏剧上演之前摆脱了剧本。虽说他骨折的事情纯属偶然，但他很乐意想象这并不只是运气，而是人生中某种更高等级的安排，仿佛他坐在喧闹的餐厅里盯着一包糖时，神秘地闪现在眼前的糖包的诞生过程其实是与宇宙的真谛联系在一起的。回想起自己能在注视着透明晶体融化在咖啡杯中的同时，想象自己在另一个时间和空间里陪伴在父亲的身旁，他就感觉很安心。
他必须要记得给爸爸打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