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埃德已经睡着了。一个月过去了，艾琳一直都在担心着一通电话。

“事情已经变得愈发糟糕了。”斯坦说，“他得离开教室。这是为了他好，也是为了学生们好。”

她烧了一壶水，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狂风咆哮着敲打着厨房的窗户。

“如果你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她反问道，“那管理协议是怎么规定的？你有没有什么四壁都是橡胶的房间能把他关进去？”

“我在想，他应该退休了。”

“他没有兴趣退休。”她回答，“他说不定15年后才会去琢磨退休的事情呢。”

“他已经无法胜任自己的工作了，艾琳。”

“他有权获得终身教授的职位。你们应该给他点时间纠正自己，不是吗？”

“如果他能退休，对学院也是有好处的。”

她感觉自己开始出于恐惧而不是愤怒地浑身颤抖起来，忍不住希望自己能够转而向埃德寻求建议——他在这种时候总是拥有清晰的判断能力。她知道，如果自己强迫他继续工作，就相当于将他置于地狱般的生活之中。这样一来，他和自己的学院之间就成了敌对关系，而他们也会从他身上找出更多无法胜任工作的理由。

“我才不关心学院呢。”她回答，“他奉献给学院的已经够多了。我关心的是我的丈夫。”她的脑筋疯狂地运转着，流逝的每一秒钟都会侵蚀她讨价还价的地位。她试着像埃德一样思考，埃德一定会在内心深处算计些什么，从而得出正确的答案。他肯定一开始就能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他或许可以在那里坐上两年。”她说，“审核流程就是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尤其是对于埃德这种拥有典范记录的人来说。”

“这里没有人想要伤害埃德。”

就在这时，她突然想到了些什么，仿佛埃德正在她耳边低语似的：她得找一个既能让双方都高兴，又能够先发制人、采取拖延战术的方法。每天，他无论身体状况如何，都会把工作看作是当务之急——为此，她总是倍感挫败，甚至感觉有些疯狂——不过这种举动看来还是对她有点益处，能够帮他拿下30年工龄的。

“我不是要求启动审核流程。”她说，“他的病假都已经积累了一年多没有休过了。让他把今年的工作做完，然后允许他休病假吧。”

第二天，斯坦又打电话回来，说埃德的同事们自愿在这一学期接下来的日子里替他代课。学校的工资将为他一直发到暑期结束，而病假则从秋季开始算起。

“这些都是我尽力想要为他做的。”斯坦说，“他不必过来上课，也不必来学校做任何的事情。”

“你说话的意思好像这是件什么好事似的。”她说，“难道你不知道他有多么热爱这份工作吗？”

“所有人都知道他喜欢教书。”

她想要相信的是，他从未发自内心地喜欢过教书。不知为何，这样好像能够将他们拉得更近一些。她想要相信他只是假装喜欢这份工作，假装耐心地审核那些蠢材交上来的无穷无尽的作业，只为了得到学生们的积极回应，好让这份乏味的工作能够变得轻松一些。可她知道，这些其实对他来说都不算是牺牲。他比她所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要热爱自己的事业，而为他这份快乐做出牺牲的人实际上是她。

“这些孩子不知道他放弃了多少东西。”她告诉斯坦。

1993年2月13日是埃德最后一次上班的日子。一个星期之后，她陪着他去人事处签了几份文件，这才发现自己算计错了。她算对了他未曾使用过的病假天数，却并不知道这些假期是不能算进退休前的工龄里去的。然而提出后退为时已晚。她试着给斯坦打电话，想从他口中试探一下埃德是否还有机会再拖延一段时间，却一无所获。她在结束对话时骂斯坦是个混蛋，然后狠狠地丢下了听筒。

埃德6月份退休时总共为纽约市服务了29年——而不是30年。这意味着他今后只能领取自己工资中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鉴于他退休时还不到最低退休年龄，退休金的数额还得进一步降低。虽说残障人士社会保障体系每个月发给他的1400美元能够弥补部分差距，但他们还得寻求新的途径。

鉴于预算冻结的原因，埃德已经4年没有涨过工资了。传言说，未来一两年内工资会有一次上调，这样一来他就有望拿到自己早就应得的收入水平了。可他终究还是没有拿到自己该拿的那些钱。不过他并不只是指望一次调薪，而是正准备迈入事业中真正能够赚到大钱的阶段。他本打算教书教到70多岁的时候，工资每年一涨。

他也失去了政府一年3万美元的拨款，而这笔拨款正有望涨到一年4万多。损失这笔拨款对她来说打击最大，因为这曾是他们的超额收入和抚恤金，是对奢华生活的梦想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只要埃德还能够领取工资，她就能分享他的健康保险。然而一旦医疗补贴停发、他开始领取退休金，这一部分福利也就随之取消了。

结婚几年后，他在选取福利方案时选择了能够为他们两人——以及在他离世之后为她一人——每月提供更多税后补贴的计划。这个方案的交换条件就是，在他退休或离世之后，她将无法享用健康保险。当初做出这个决定时他们坚信不疑，期待着她能够通过工作或其他途径获得退休后的健康保险。那时的他们还不知道某些事情会导致她每几年就要换一个工作：对更多职责、更高工资的承诺，对意志坚定的女性充满反感的上司，发现某些事情在伦理上存在问题时她又无法视而不见。

为了保住自己的健康保险，她将不得不继续做一份全职工作，任何全职工作都可以。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她必须在中北布朗士医院或其他市立医院里生存下去。如果她想要获得纽约市基本养老津贴并在退休后享有健康保险，就还得工作10年。这对于她的年龄和薪酬范围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她希望自己和埃德当初能够预见到后来会发生的健康保险问题，可谁又能对未来预测到这种程度呢？他们倒是早就想到了埃德会在几十年工作中表现得出类拔萃。他们下了一大笔赌注，结果却输得精光。而她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在埃德最需要她来照顾的同时坚持做一份全职工作。

如果她坚持不了10年便失业、不得不自己购买保险的话，他们就手头就没有什么可供周转的资金了。这样一来，他们不仅将失去工资，还要在支付房屋贷款、水电账单、食品开销以及康奈尔几年后即将需要的大学学费（埃德刚拿到诊断结果后不久便要求她保证不会让他的病阻碍康奈尔进入梦想中的大学）之外额外支付的保险费。除此之外，尽管她不愿去细数，但最终还是不得不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而为埃德支付护理费（按照目前的价位来看，每周需要600美元），更别提将他送入疗养院的支出了（每月4000美元起）。而且前提是她能够买得起这些计划。现实中，由于她几个月前刚刚得了蜂窝型组织炎，一条小腿已经肿成了原先的两倍大，她不得全额购买私人保险——如果她还可以被保的话。若是她在没有救济金的情况下生病，就只能等着倾家荡产了。她自从15岁起一生都在勤勉地工作，每一次发工资都会抽出十分之一存起来备用，可即便如此，她的家产还是有可能因为美国的卫生保健系统而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何况她还将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都献给了这个系统，慈悲地照料别的病人，忍受这个行业加之在他们势单力薄的身体上的巨大压力——她生活中的一切仿佛都被一块顽固的巨石碾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