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想给自己的未婚夫买一份奢侈的结婚礼物。碰巧，她父亲最好的朋友，同时也是他在哈特尼特酒吧里的常客——父亲自从重新操起酒保的老本行之后便从多尔蒂酒吧转移到了哈特尼特酒吧——正好是浪琴公司负责北美地区积家品牌分销的副总裁。艾琳花了600美元购买了一只积家牌手表的新款样表。这只样表拥有精美的18k金表带，零售价为2000美元。为了这笔购置款，艾琳还申请了3期贷款。
她想要试着凝练出一句能够概括自己对他的感情的亲密话语，并打算把它铭刻在手表上传承给子孙后代，可想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有些华而不实。最后她还是决定在上面刻上了他的名字，包括他的中间名，希望他能够从这份朴实无华以及她认定他就是自己的男人的温情之中读出些许的诗意。
婚礼前一周，他们去了绿苑酒廊。从地铁站出来，他们坐上一辆马车，来到了酒廊的入口。她以前从没有进过酒廊。她喜欢这里的宴会桌、全景落地窗和窗外冬日里萧瑟的树木。
吃过沙拉之后，她将手表送给了埃德。他打开蝴蝶结，小心翼翼地掀开绿色的铝箔包装纸，打开盒子，将手表托在了手心里。
“真美。”他说了一句，试都没试便把手表放回了盒子里。“但我不能收下它。我不是那种一心想要戴上金表的男人。你应该把它退回去。”
倍感诧异的她一瞬间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除了出离愤怒的感觉，她的内心深处更是萌发了一种失望之情，害得她的胃一阵酸痛。
“这是样表，埃德。我不能退回去。”她重新叠了叠铺在大腿上的餐巾，抚平了连衣裙上的绸料。
“为什么不行？”
“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
“我相信他们会听……”
“这上面还刻了字，该死的。”
埃德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可她一句也听不进去，而是冷静地抬起双眼，飞快地浏览了一遍餐厅的结构，琢磨着怎样才能离开。她一个字也不会说，还打算把手表留在桌子上。她想要回家，告诉父母婚礼取消了。想到自己没有机会看到父亲头戴高帽、身穿燕尾服的模样，她心里不禁有些失落。一个服务生走上前来收走了他们面前的沙拉盘；另一个则走过来为他们的水杯续水，动作慢慢腾腾的，以防大水罐中满满的冰块会不小心掉落出来。他尽职尽责的样子是她此刻没有起身的唯一理由。
“也许你可以把金表链摘掉，换上一条皮表链，如果你不想把它退回去的话。”这个与她宣称了海誓山盟的男人傲慢地无视着她的心已经飞离了他的身旁这个事实，丝毫没有体会到自己的话在她听来是多么荒谬无力。“我是个普通人，不知道该怎么戴这样的一块表。”
她这才发现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原来是这样轻而易举。在对埃德充满同情的那一瞬间烟消云散之后，她坐在厌恶的小水坑里，哀叹着自己未来的丈夫竟是如此愚昧和拮据。
两人就这样挨过了一顿局促的晚餐，甚至还勉强吃完了甜点。起身离开之后，在心中涌起的怨恨作怪之下，她从皮夹里掏出了手表，非要他看一看背面刻着的字样。
他默不作声地望着自己的名字。片刻间，她以为他会为此而感动，从而改变心意，心里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可他却把手表递了回来。
“我会把我的爱和忠诚全都贡献给你，一辈子都努力工作。”他说道，“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感谢你为我买了这样一份礼物。它是我这辈子收到过的最美好的东西了。但我知道自己是不会戴上它的。如果你把它退回去，我们还可以把省下来的钱存起来给孩子做大学的学费。很抱歉，但我改变不了自己。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改变，毕竟戴上另一副面孔有时候会让生活变得容易许多。比方说，此时此刻。你今晚看起来美极了。我是多么憎恨自己让你失望了啊。”
几天之后，艾琳的父亲见到埃德时询问了手表的下落。听着埃德一五一十地把事情叙述了一遍——那块手表现在已经被他收藏在了家中的一个盒子里，因为他觉得戴上它很不舒服——她的父亲并没有像她期待中的那样火冒三丈。埃德的答案似乎让他陷入了沉思。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父亲把艾琳叫到了自己的房间里。“他不愿接受美好的东西是有理由的。”父亲开口说道，“他的家族在这个国家定居已经有上百年的时间了，却还是没能拥有一座房子。这是一种罪。如果你在我死去的时候还没能搬进一栋房子里去，我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在相识一年多之后，他们结婚了，并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度过了自己的蜜月周末。这并不是她梦想中的蜜月目的地——法国、意大利、希腊——但埃德当时正在为自己的毕业论文做研究，况且他们也没钱出去长途旅行。
淡季时的“新娘面纱”瀑布正处于枯水期，所以他们只能站在观景区想象瀑布的壮观景致。瀑布下方聚集了大量的冰块，扑面而来的冷气让人很难在上面长时间停留。于是他们只得找了几家餐厅，然后沿着景点的步道散了散步。
最后一天，当她站在展望公园的观景塔上思考如此庞大的水体是如何发源自同一条河流时，埃德宣布他们要回家了，否则他就无暇趁一年之中最好的时节做他的研究了。她并没有把他的这番威胁当真。她认为，埃德之所以这么说也许是因为他真的相信自己需要与世隔离地去做研究，但更有可能的是他试图掌握家中的领导地位——用言过其实、不容置疑且充满男子气概的话语来安排家中的大小事宜。在他们恋爱以及婚礼的整个准备阶段，他都在做着同样的研究，但他总是能够设法腾出时间来陪她。的确，他们只有周末的时候才能见面，但她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忙。
1967年3月下旬，他们返回了纽约，从父母的公寓搬到了位于杰克逊高地第83街的一座散户合住楼房的二层。她为自己终于实现了生活构想中的一部分而感到格外兴奋。这么多年来，邻里一直都是她想象力的有力驱动，如今她每晚也能回到这样的家中睡觉了。细节在她看来是那样熟悉，却又充斥着新的激情。十字路口的花盆象征着新生，而从窗口飘进来的春天的气息则萦绕在枕头上久久不曾散去。
她很高兴自己能够将父母公寓里的喧嚣全都抛在脑后。她想做个保守的人，不过不是在政治上——如果她转换自己的政治立场，父亲想必一定会和她脱离关系的——而是在言谈举止方面。她总以为自己只不过是在言谈举止方面稍显老成，如今却发觉自己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的确十分审慎节俭，比如将还没有发臭的过期牛奶统统倒进下水道、驾车转弯或在雨中行车时都开得格外缓慢之类的。她还给埃德买了一件漂亮的新花呢外衣，强迫他丢掉了自己所有的旧鞋子，把它们换成了翼尖款和牛津款的皮鞋。
不过，她的心性之中还是隐约潜伏着某些不安定的因素。她和埃德所住的这间夹在两户人家中的公寓并不是她梦想中的家。房东安杰洛·奥兰多一家就住在公寓的一楼，而他的姐姐康索拉达则独自住在三楼。安杰洛在卫生部工作，他的太太丽娜是个家庭主妇。他们有3个孩子——10岁的盖瑞、9岁的唐尼和7岁的布兰达。奥兰多家里终日嘈杂喧闹，这样的单元房总是令她联想到独栋住宅。她一直以为只要能够搬进一座独栋住宅——即便是与人合住——就如同潜入了一片难得的静谧泳池之中。然而，奥兰多家的男孩们却总是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在车道上不知疲倦地打闹。若是外面在下雨，他们便会伴着丽娜刺耳的责骂声在屋子里喧嚣嬉戏上好几个小时，还不时地在墙壁前推来搡去。每天晚上，位于埃德书房楼下的布兰达的卧室里总是会不间断地传来广播的杂音。这自然是打扰不到戴着耳塞、全神贯注的埃德的，却惹得艾琳愤慨不已。安杰洛和丽娜之间偶尔发生的争执也会带来尖叫和摔门的声音。除了楼下，楼上传来的噪声也令她困扰不已。大部分夜里，康索拉达都会焦躁不安地在公寓里走来走去。艾琳很难想象像她这么纤瘦的女人，脚步怎会如此沉重。将这间屋子里的电视关掉之后，她又会拧开另一间屋子里的电视，然后一直开着它，直到节目全都播完了也不去关掉。艾琳就是这样伴着电视通讯中断的沙沙声睡着的。
婚后3个月，艾琳惊诧地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和丈夫一起进过一家酒吧和餐厅或是一起出席过一场派对。她已经厌倦了用各种借口来搪塞自己的朋友；每当他们打电话来邀请她，而她又无法脱身时，她只想把话筒塞给埃德，让他自己来解释。有时候，她也会只身前去参加朋友家的聚会，但鉴于别人总是不厌其烦地询问起埃德的去向，她后来决定这样的场合不出席也罢。她想象过和他一起在寇克力家玩尤克牌戏，或是看着他帮忙收拾弗兰克·麦圭尔“烤肉灾难”的残局，抑或是在汤姆·卡达西家里为刚刚灌下几杯香蕉代基里酒的客人们弹琴助兴的场景。她也想象过若是埃德允许她花些钱更换餐厅的家具，让她可以召集三五好友围坐在桌前，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在她满脸骄傲地端着柠檬胡椒粉烤鸡从杰克·寇克力面前走过的时候，他肯定会拍起手来，夸张地撑大鼻孔到处嗅闻。然而，每当她窝进扶手椅中时，陪伴她的却只有几本折了角的小说。她之所以还留着这把该死的椅子，唯一的原因便是这是倍感羞愧的埃德迫于她母亲的压力买回来的，好让她母亲在过来串门时能够有个优雅的地方坐下休息。她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拒绝坐在他们从移居多伦多的菲尔手中继承下来的破烂沙发上。只要埃德有地方靠头——就算是地板他也不在乎——他就能心满意足地去工作，好像身体的需求都是些恼人的小事，而灵魂的需求只能是幻想似的。在他的心里，唯一真实可信的便是他的工作——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工作，因为他根本就懒得听她回顾自己的一天——而是他的工作，那份有望为科学做出珍贵而又重要贡献的工作。每次只身到社区里散步之前，她都会在走廊里停留片刻，看着他趴在那些该死的笔记本上的身影。他甚至连敷衍着朝她摇摇手道别都不愿意。
她走在自己幼时偶尔才有机会踏足的小路上，回想起那时候的杰克逊高地还是一片有人引见才能够进入的社区。路过自己曾经看完电影之后吃汉堡、喝奶昔的雅恩餐厅，她想起不管和她约会的男孩子是多么前途无量，都会护送她在第37街上逛个来回，直到送她坐上回家的地铁。有时候她也会带着他们绕路找些小巷来走，倒不是想找个亲热的地方——尽管事实如此——而是因为她喜欢望着那些合作公寓和独立住宅，畅想着自己也能生活在这样的富人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