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秋天，艾琳升入了大学二年级。又有一拨亲戚开始从爱尔兰移民过来。她是多么地欢喜啊！当然了，有时公寓就像是病房一样挤满了刚刚到达、四处寻亲的人。他们占领了地板上的每一英寸地方，就连她的床也不放过，但最重要的是：有了这群人在身边，她的父亲再度恢复了活力，就像马戏团里用鼻尖顶着球的动物一样到处娱乐着大家，而她们母女则合力在喧闹中维持着秩序。

先后有不下十几个人曾在这座小小的公寓里落脚：艾琳母亲家年纪最小的妹妹玛吉（她只比艾琳大几岁，而且艾琳的母亲从没有见过她）；艾琳的姨母萝尼和莉莉；艾琳的叔叔德西、艾迪和大卫；艾琳的堂表亲诺拉、布兰登、米奇、伊蒙、德克兰、玛格丽特、特里希和西恩。每一批访客都会有2个、3个甚至是4个人和他们住在一起，直到他们在洛克威、伍德劳恩或是茵伍德找到新的住所，下一批才会如约而至。艾琳此前从未感受过一大家子人围坐在餐桌旁的感觉，因此每每夜半醒来，听到他们发出的微弱呼噜声或是翻身的声音时，都确信此刻绝对会是她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德西叔叔是她父亲家年纪最小的弟弟，也是第一位下榻在她家里的访客，搬进了他父亲的房间。父亲第一次不在家的时候，艾琳缠着德西叔叔问了很多问题。想让他开口说话其实并不难，因为他的话匣子一旦打开就像水龙头一样再也关不上了。

“你爸爸深爱着金瓦拉。”德西叔叔说道，“他是你能够想象到的最幸福的家伙，每天都咧着大嘴笑个没完。《土地改革法》颁布之后，我们不得不搬到了洛赫雷。虽然那里的牧场条件更好，但我相信他自从离开那片田野和那座他小时候帮忙建起来的房子之后，就再也没有忘记过心中的那份伤痛。”

德西叔叔的故事仿佛让公寓、邻居和一切外界的杂音都烟消云散了。他伸手揉搓着长满胡子的下巴时，周围的一切也都随之安静了下来。

“搬家的时候我的年纪比他小得多，大概只有7岁左右吧，所以花了大把的时间参与新房子的建造。我们真的是‘白手起家’。爸爸会带领着我们这些男孩子挖掘黏土，从泥塘中拽出木头，或是收获茅草来铺设房顶。我告诉你，那座房子至今仍屹立不倒。除了你爸爸之外，所有人都感到很满意。他说，如果他们能够违背你的意愿夺走一座房子，就还能夺走另一座。他根本就无法安定下来。我猜，天空才应该是他的天花板吧。有一件事：他从不需要别人三番两次地提醒他去工作。上帝啊，连一次都不需要。他永远都在工作。他建造的那些石墙——足有1英里长。

“他想要的只不过是一点可以用来打牌的钱。那时候流行一种可以一连打上5天5夜的牌局。除此之外，他还想要回到田里去工作。如果我告诉你他的力气大得足以掰弯一把锤子，你可能都不会相信我。他只想去拔顽固的蔬菜。后来，1931年的时候——你爸爸当时应该已经有24岁了——我们家里在都柏林做辖区警察的大哥威利得了白内障，瞎了一只眼睛，因此只好回到了农场上。这片小小的土地并不足以供养我们的爸爸和两个儿子，而整座荒凉的岛屿上也没有别的工作可做。起码没有适合你父亲这种人做的工作。”

他扬起一边眉毛，夸张地舔了舔舌头，仿佛是在暗示自己的大哥无处容身的悲剧昭示着他必将离开那片国土的劫数。

“我们的爸爸所能做的就是给他买上一张船票，送他到这里来。虽说想要移民的是威利，不是你的爸爸，但那是不可能的。这个国家不接受病弱的人。

“我们的爸爸给了他3个月的时间，而他把这些时间全都用在了耕田、耙地和播种上面，既不吃饭也不睡觉。大家都以为他打算死在田里了。他的朋友们为他举办了记忆中最盛大的告别派对，足有三天三夜。多么美好的时光啊！最后，你爸爸从派对上直接返回了田里。大家试着劝他进屋睡觉，但他就是不听，整整工作了一宿。一早，我们的爸爸手握着船票走出了家门；我跟在他的后面，发现你爸爸正在狠狠地拔着野草。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当时说的那些话。”

德西停顿了一下，站起身来表演起了当时的情景。

“‘麦克尔·约翰。’我们的爸爸叫道，然后伸手把票递了过去。”他假装递了一张票给她，“‘你必须得走了。就是这样。’然后他就转身走回了屋里。”德西也转过脸去，跨了几步之后又绕了回来。“我和你爸爸在那里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后来还是我们的妈妈把他送上了船。”

他坐下来，盯着自己空空如也的茶杯。她站起身来为他续了一杯茶。

“我还记得你爸爸寄回来的第一封信。”德西一边嚼着酥饼一边说，“他说最让他纠结的是想起威利肯定不知道该如何照顾自己留下的那些作物，所以只能任由它们长时间地烂在地里。事情的确如此。他把自己一路上的心路历程全都写了下来，说他可以想象那些作物腐烂在地里，释放着糖分，丰富的营养就这样被通通浪费掉了。他说他永远也不会再种下一颗种子了。我的哥哥派迪——你表弟帕特的爸爸，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了，是他推荐你爸爸去胜斐尔上班的。他们一看到你爸爸，便安排他去拖运酒桶了。”

她知道父亲对于自己会写字这件事有多么骄傲，因为和他一起的伙伴大多都是文盲。每一次父亲戴上阅读眼镜在支票和送货单上签字时，她都会饶有兴致地在一旁观看。但是她还是无法想象他坐下来写信的样子——尤其是一封直抒胸臆的信。他最直接表达个人情感的瞬间便是某些愚昧懒散、唯利是图的人惹毛他的时候。

她心里明白父亲也曾年轻过，但却从没有真正思考过那到底意味着什么。如今，她终于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个漂洋过海、追求新生活的年轻人；一个心中怀有一丝遗憾和伤痛，却只能默默忍受的勇敢男人。但她还是不够了解他。她想要找到一个和他相似、却又没有他那般冷酷外表的人：某个被命运考验过，却又保持着多一点天真的人；一个有能力摆脱并超越眼前充满磨难的生活的人。如果说父亲有什么弱点的话，这就是了。她知道自己总有办法让自己坚强起来。

她需要一个“树干粗壮但树枝纤细”的男人。他能够开出美丽的花朵，即便只为了她一个人。

也许是收留所有的亲戚给了她的父亲一个安顿下来的理由，也许是管理层薪水的力量一直在约束着他。不管是为什么，当她的父亲从司机晋升为司机主管之后，离奇的事情发生了：他不再外出，而是开始在家里酗起酒来。以前，她可从没在家里看到过父亲把酒杯举到嘴边。他待在家里自斟自饮的样子是那样泰然自若，脸上带着安逸隐忍的神态。要是换做她的母亲，家里早就要闹得鸡犬不宁了。可他却能喝得温文尔雅、有礼有节，这无疑是一种进化。

他买了几只精美的杯子，在里面加上几个冰块和一指高的昂贵威士忌酒，一个晚上总是会喝上那么一两次。无论家里住着什么亲戚，他的这个仪式总是雷打不动，仿佛这只不过是一种有益健康的消遣方式，一个能够高效过滤他计划引擎中残留泥巴的方法。他还购置了一些新家具、一台洗碗机和一张手工制作的东方地毯。他买了一台电视机；有些晚上，所有人都会围坐在一起看电视。艾琳心中幸福的魔咒唯一破灭的一次，是她在大家都屏气凝神地关注着一部大片的紧张环节时偷瞄了母亲一眼，期待着母亲和别人一样专注地看着屏幕，结果却发现母亲的双眼正紧紧地盯着丈夫手中的酒杯，就像是一只在等待餐桌上掉下零星食物碎渣的狗一样。

她和比利·玛拉嘉一起去了位于桑尼塞德的“起锚”酒吧。比利比她大1岁。从迈科克兰西毕业之后，他找到了她的父亲，想请她的父亲帮忙给自己在胜斐尔找一份工作。他显然已经暗恋艾琳很多年了，或者她的朋友是这么说的。她对他并不感兴趣，之所以愿意和他出去不过是因为日后可以声辩自己给过他一次机会。很多女孩都愿意对比利投怀送抱。他长着一头茂密的金发，看上去结实得足以把一个人吊在他的发尾上。他既壮硕又有魅力，就连身旁的同性也都十分喜欢他。她能够看到他身上的感染力，却无法和一个最大的志向便是开卡车的男人过上30年。

“起锚”酒吧里十分昏暗，空气中飘荡着一股发霉的味道。她和比利刚到的时候，一支乐队正在演奏。不过他们很快便收拾乐器走人了，转而改成了自动唱机在播放。人群中无论老幼全都活力四射。

她以前从没喝过酒。她浏览了一遍酒单，点了一杯冰冻果汁鸡尾酒，想了想便仰起头一饮而尽。比利翘起了嘴角，露出了赞许的灿烂微笑。

“我还记得自己上班第一天时的情景。你爸爸说我是个爱尔兰佬。他把所有在美国出生的爱尔兰人都称作爱尔兰佬。我敢保证，这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绝对会让人感觉是一种荣誉。”她忍不住一直盯着比利，看着他摇晃着平底酒杯里的冰块以及他咽下一口酒之后用毛茸茸的手背擦嘴的样子。“他分配我负责一条往返斯塔顿岛送货的路径，那意味着一笔额外的区域薪金。我工作的第一天，一个像我这样自命不凡的孩子，他想要确保我能够赚到钱。他说：‘你一路上一共要停12站，6个小时就能跑完，但你不到10个小时不要回来。’我不明白，也并不想让他觉得我是个懒骨头。于是我告诉他：‘先生，如果我6个小时就能跑完，那我就争取5个小时回来。’他看着我，好像我是个十足的傻瓜一样。‘如果你开不到10个小时，’他答道，‘那就不要回来了。’”

他谈论她的父亲时一脸神采飞扬的样子，以至于她都搞不清楚他到底爱的是谁了。她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很快就用吸管嘬完了高脚杯里的甜酒。看着空空如也的酒杯，她不禁感到有些紧张，仿佛自己的身体已经开始失控，脑袋也微微有些刺痛，说话的时候嘴唇还有些迟钝，头也变得愈加沉重。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踏上了远离梦想的第一步，而最吓人的则是这整个过程竟是如此轻而易举。她所要做的就是把杯子里的东西全都灌进自己的胃里。为了消除那些令她不安的想法，她很快又点了一杯酒，一饮而尽，脑袋里叽叽喳喳的声音很快便安静了下来。她一直都在试图回应比利迫切注视着她的目光，可满眼只有他那张奇特、苍白而又松弛的脸以及两只突出的耳朵。她想象着他矮上她几厘米、穿着横条纹t恤衫、留着锅盖头的样子。在听他讲述一个小故事的过程中，想到自己面前这个明明还是个男孩的人在别人眼中竟然已经是个成熟的男人了，她忍不住笑了起来。那个看上去无疑比她的父亲小上一两岁的酒保给了她一个比利没有看到的眼神，似乎十分同情这个男孩。艾琳点的第一杯酒里甜糖浆的味道太重了，但她喜欢自己点的第二杯酒，于是又连着要了3杯。

过了午夜，比利才把她送回家。事后她听说比利在她父亲面前连声求饶，说她就像疯了一样，每当他试图劝她回家时，脸上都会挨上她一拳。他表示自己不想让别人在她的身上打什么歪主意，于是坚持要送她回来，不肯把她和那群禽兽留在一起。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把她叫了起来。她在浴室的瓷砖地板上瘫了好几个小时，头靠着马桶圈，只有感觉想吐的时候才会坐起身来。等到她把胃里的东西吐得一干二净，父亲才让她去冲澡，然后带着她走到圣塞巴斯蒂安教堂去参加弥撒仪式。

“你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他说，“得不到特殊豁免权。”

新建教堂里的空调吹干了她身上的汗水，冻得她直打哆嗦。其间她站起身来走到圣器收藏室的洗手间上了一次厕所。若是她不小心睡着了，便会被父亲用手肘推醒。圣餐仪式时，她不得不强行把那一大堆东西咽进嗓子眼里。站上祭坛的那可怕的一刻，她生怕自己会忍不住吐出来。返回靠背长凳的过程中，她一路都迈着从容不迫的步伐，试着做了几次深呼吸。最后，她还是旷了一天课。

星期五晚饭过后，待厨房已经清洁一新，她的母亲也返回了房间，父亲拉着她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如果你傻到会做出这种事情来，”他开口说道，“就不能不做好充分的准备。”

他走到酒柜旁，拿出了几个平底酒杯，把它们一一放在了咖啡桌上。紧接着，他又转过身去，抱回了几个不同种类的小瓶威士忌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