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探回到房间，身后还跟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谢顶男人。他看起来像是个越老脾气越差的恶棍。就像一只斗牛犬，如今只能靠狂吠来吓唬人，但是年轻时能够更有效地用牙齿解决问题。保罗立刻认出了他。那位警探跟他说自己的上司要来时，保罗并没有意识到他指的是警察局长。

“我是菲茨·波特。我的手下跟我说您伤得不轻，但是您恢复得很好。”

“我希望我这副样子能被视为是‘很好’，”保罗回答，“恐怕吗啡让我的脑子迟钝了些，没办法。”

“神奇的玩意儿，”波特说，“布尔朗战役时让我们少受了很多罪。”

众所周知，被阿瑟总统任命掌管纽约警察局之前，波特曾在战时指挥过联盟第五军团。

战争时期保罗还是个小孩。他的父亲密切关注着新闻，每天都要读出《纳什维尔电讯报》刊登的最新伤亡统计数字。由于伊拉斯塔斯·克拉瓦斯既是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又是一个热情的黑人权利倡导者，这场战争让他拿不准自己的立场。正义的一方为了自己崇高的目标要堕落到什么程度？为了解放奴隶，联军要杀戮和牺牲多少人的性命？他的父亲并没有答案，所以，按照保罗的理解，伊拉斯塔斯把枯燥的死亡数字读给全家听，这样大家或许都可以分担他的道德重负。这么多年来，这件事都是一个颇有裨益的警醒：能够分清是非有时候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就算一个人能够划分界线，当他唯一的行动要求他超越那条界线的时候，他还是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伊拉斯塔斯·克拉瓦斯最终还是做了。他作为牧师加入了联军，离开了妻子和幼小的儿子，在军队中度过了战争的最后一年。他回来之后从未跟家人提到过他看到过什么，或者做过什么。

“您亲自前来让我受宠若惊，”保罗对警察局长说，“这座城市里应该不止这一场火灾需要您的关注吧。特斯拉先生有什么消息了吗？”

“如果特斯拉先生还活着，我们会找到他的。”他冷静地说。他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为了某个失踪的塞尔维亚科学家而夜不能寐的人。“这位拉梅尔警探告诉我，您刚刚被救护车送到贝尔维尤医院后之后，他跟您询问过情况，您告诉他，您最先是在楼梯间看到着火的，不是在特斯拉先生的实验室里。”

“是的。”

“当时，我们觉得很可能是受惊过度和吗啡的作用导致您记忆混乱。我们认为起火点最有可能是在实验室里。所有那些奇怪的仪器，电力设备。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火是从屋顶着起来的。有人爬上去，故意放了火。”

人们可以为了比一百万美元少得多的利益去谋杀别人。保罗想到了托马斯·爱迪生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抽着雪茄，为了他所坚信的必然胜利进行着谋划。

“您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太吃惊，克拉瓦斯先生，”波特警长打量着保罗说，“是因为吗啡吗？还是您很容易就能想到有什么人会对您的朋友做出这种事情？”

保罗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能避免泄露太多关于那场官司的信息。

“市长本人，”波特继续说，“让我们把这起纵火案当作要案来侦破。您有很多有权势的朋友，您知道。他们都在关照着您。”

“请告诉威斯汀豪斯先生，我非常感激。”

“威斯汀豪斯……先生？”波特警长不解地问。

“乔治·威斯汀豪斯，”警探在旁补充，“他是克拉瓦斯先生的客户。”

保罗突然打了个寒战。

“托马斯·爱迪生亲自给市长打了电话，确保您会得到很好的照顾，并且关照我们调配最好的人手来办这个案子。我们会把调查的每一项进展都直接汇报给爱迪生先生。我们已经让他知道，有人想要加害于您，我们会竭尽全力找到凶手。”

保罗的目光从警察局长回到警探身上。他们两人都呈现出坚定的表情。如果他们是被耍弄了、被迷惑了，或者被收买了，那么从表面上也一点儿都看不出来。“我本人，拉梅尔警探和整个警察局都会保护您的，”局长继续说，“有托马斯·爱迪生的全力支持，我们一定会尽职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