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了在奥福德的逗留后，我乘东部郡公共汽车公司的一辆红色公共汽车，经伍德布里奇朝内陆方向前去约克斯福德，再从那里向西北方向沿着一条从前的罗马大道步行前往一片居民非常稀少、在哈尔斯顿这座小城市南边绵延的地区。我在路上花费了将近四个小时，除了大部分已经收割完毕、一直延伸到视野尽头的庄稼地，被低低的云层覆盖着的天空以及从远处看起来相距一两英里远、大多被一片片树岛包围着的农庄以外，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当我从这条似乎没有尽头的直路上经过的时候，我几乎没有遇到一辆汽车，不管是那时还是今天，我都不知道我从这趟孤独的旅途中感受到的是一种享受还是一种痛苦。在我回忆中有时像铅一样沉重，有时又相当轻盈的这一天，云层也会间或消散。然后，扇形的太阳光线就向下照到了大地，照亮了这片或那片村庄，就像从前普遍出现在宗教描写中的那样，这些描述象征着一种被置于我们之上的权威的存在。下午，我来到了公路边，它跨过一条所谓的拦畜沟栅从罗马大道向下穿过一片草场通往被深色的水渠环绕着的壕沟农场，亚历克·加勒德从整整二十年前开始就在那里专心地制作耶路撒冷神庙的模型。亚历克·加勒德可能刚六十出头，他整个一生都在乡下工作，在他离开乡村学校后不久就投入制作模型当中，像许多模型制作者一样，他在漫长的冬夜首先用小木块粘合制作各种各样的帆船和水手以及有名的轮船，比如“卡蒂萨克号”和“玛丽·罗斯号”。这项不久之后发展成为一种激情的活动以及他作为卫理公会的信徒宣教师很久以来就对《圣经》故事的事实基础所产生的兴趣，使他萌生了一个想法，那是六十年代末的一个晚上，他告诉我，正当他给牲畜喂夜食的时候，他想到要建造耶路撒冷神庙，而且就按照它在我们的公元初所呈现的样子。——壕沟农场是一处寂静、有点昏暗的家园。每次我前去拜访，从公路过来，穿过壕沟上的桥，来到大门前，都看不到一个人。即使叩动沉重的黄铜门环，里面也没有人应声。智利南洋杉纹丝不动地伫立在前院。就连水渠里的鸭子也不动弹一下。如果透过窗户望向似乎在它们摆放的位置上一直不动地打着盹的家具，望向光亮如镜的饭桌和单人扶手沙发、桃花心木五斗柜、包裹着暗红色天鹅绒的靠背椅、壁炉以及整齐摆放在壁炉架上的装饰品和瓷器人像，一个人就会有这样的印象，似乎住在这屋里的人出门远行了或者去世了。【推荐好书vxbooker113】

然而正当他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和侧耳细听，感觉自己也许是一位来得不是时候的客人，想要再次转身离开时，他注意到在旁边稍远一点的地方，亚历克·加勒德已经在等候着自己了。我从约克斯福德步行上来的那个夏日也是这样。亚历克·加勒德和往常一样穿着他的绿色工作服，戴着钟表匠眼镜。神庙是在仓库里制作的，在走去仓库的时候，我们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不过，因为建筑模型占了将近十平方米大小的面积，而且由于单个部分的微小和精确，收尾阶段进展得如此缓慢，以至于一年过后几乎辨认不出有什么进步，尽管亚历克·加勒德如他告诉我的，将这段时间的农业生产收缩得越来越多，为了全身心投入神庙的制作。他只还有一些牲口，他说，更多也是出于喜好，而不是为了获得收益。屋子周围的广阔农田，如我所见，几乎全部又变成了草场。他说他把干草的草茎卖给他的一位邻居。他自己已经很久不开拖拉机了。现在，如果他不在神庙上至少忙活几个钟头，一天就算没有过完。过去的整整一个月，他几乎只用来给一百个还不到一厘米高的人物塑像上色，此时在神庙的场地上已经聚集了远超两千个这样的人像。更何况，亚历克·加勒德说，如果我的调查有了新的结果，还必须在结构方面一再实施改动。众所周知，考古学家对于神庙的准确结构还没有达成一致，而我自己的、经常是费力才获得的知识，亚历克·加勒德说，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比相互之间闹翻的科学家的意见更加可信，即便由我制作的这座模型今天被普遍看作是已经创作出来的最为细致的神庙仿制品。现在定期有参观者从世界各地过来，亚历克·加勒德说，有来自牛津的历史学家和来自曼彻斯特的《圣经》研究者，来自圣地的文物发掘专家，来自伦敦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天主教教派代表人，他们向他提出建议，根据他的数据在内华达州的荒漠重新建造这座神庙。许多电视台和出版社都用他们的计划去逼迫他，甚至罗斯柴尔德勋爵也已提出在神庙完工之后把它放在他位于艾尔斯伯里附近的乡村府邸的门厅供公众参观。对他自己来说，他的工作引起的轰动所带来的唯一好处在于，他的邻居们以及他自己家庭圈子的成员以前或多或少地明确表达过对他行为责任能力的怀疑，而现在他们在同样的轻视性评论方面已经有所克制。他完全明白，亚历克·加勒德说，一个人如果年复一年持续陷在幻想中，在一间不供暖的仓库里面忙着制作一件突破所有普通框架的、终究毫无意义毫无目的的手工作品，人们很容易把他看成疯子，特别当这个人同时耽搁了耕地种田、收取他有权得到的补贴时。虽然他从未在意过他因为布鲁塞尔荒唐的农业政策而变得越来越富有的邻居对他怎么看，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必定有时也会觉得他头脑不再清醒。这，亚历克·加勒德说道，让我的心情有时比我承认的更加压抑。就这一点而言，罗斯柴尔德勋爵坐着他的豪华轿车来到我的花园的那天，确实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从那天起我在我家人中间也被视为一位致力于严肃事情的学者。当然另一方面，持续增长的拜访者数量也妨碍了我的工作，还在等着我去完成的工作一如既往地多，你可以说，相比十年前或者十五年前，由于我变得愈发精确的知识，今天要完成这些工作对我而言在各个方面都更加困难了。

美国天主教徒中有一位曾经问我，我对神庙的想象是否是通过一种宗教启示获得的。当我告诉他这和神的启示没有关系时，他非常失望。如果有神的启示，我对他说，那在进展中我为什么还要作出改动呢？不，它真的只是研究和工作，没完没了的工作。亚历克·加勒德说。你必须研究《密西拿》，他继续往下说，和所有其他可以获得的文献资料以及罗马建筑艺术，以及由希律王在马萨达和博洛登建造的建筑物的特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正确的思想。人的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着变化，它也因此经常促使一个人再次拆毁人们认为已经尽善尽美的东西然后从头开始，我们所有的工作最终都只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如果我预先知道这项变得越来越冗蔓和细致的工作对我所提出的要求，我很可能根本不会从事神庙的制作。最后，如果总体上要给人们留下忠实于生活的印象，柱廊天花板上的每块一平方厘米大小的镶板、几百根柱子中的每一根、数以千计的小方石中的每一块都必须手工制作并且特为上色。现在，在我视野的边缘开始渐渐变暗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想，我是否完得成这项制作，我迄今为止完成的一切是否仅仅是低级的劣质品。但是另一天，当傍晚的光线从旁边穿过窗户透进来，当全貌展现在我面前，我在一瞬间看到神庙和它的前廊，看到神职人员居住区、罗马卫戍部队、浴室、食品市场、献祭处、游廊和兑换所、大门和台阶、前院和外面的偏僻地区、背景中的山脉，觉得似乎一切都已完成，似乎我看到的是一片永恒的风景。最后，亚历克·加勒德给我看了一张他从一堆纸下面翻出来的画报，这是一幅两页的神庙区的空中影像，和今天一样：白色的石块，深色的柏树，在中心闪闪发光的是岩石大教堂的金色圆顶，它让我立马想起了塞兹韦尔新建的核反应堆，在月光皎洁的夜晚它们就像一座圣塔一样远远地照耀在大地和海洋上空。在我们离开他工作室的时候，亚历克·加勒德说耶路撒冷神庙只存续了一百年。也许这一座会存在得更久一点。我们还在水渠小桥上站了一会儿，亚历克·加勒德和我说起他对鸭子的偏爱，它们中有几只现在正安静地在水面上划着水，找寻着他时不时从裤袋里掏出来向下撒给它们的饲料。他说，我一直把鸭子看作小孩子，我一直感觉它们羽衣的色彩，特别是深绿和雪白，是素来让我思索的问题的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我能够回想到的而言确实是这样。当我在分别时说我今天是从约克斯福德走上来的，现在想要继续去哈尔斯顿，亚历克认为我可以和他一起坐车去，因为他反正要在市里办些事情。到哈尔斯顿所需的一刻钟时间内，我们沉默不语地并排坐在他的皮卡车驾驶室里，我希望行驶在田野上的短暂车程永远不要结束，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刻不停直到耶路撒冷。但是我必须在哈尔斯顿的天鹅宾馆下车，这是一座已经有数百年历史的房子，它的客房布置着人能想象的最可怖的家具。玫红色床的床头由一组将近五英尺高的黑色大理石装饰板结构组成，带有各种不同的抽屉和格层，好像一座圣坛建筑，细腿的梳妆台点缀着金色的阿拉伯式藤蔓花纹，镶嵌在衣橱门里的镜子将人照得古怪畸形。因为木地板非常不平整，而且朝窗户一边倾斜得非常厉害，所以这些家具都有些歪斜，以至于一个人沉睡中还被一种身处一栋快要倒塌的房子里的感觉纠缠着。因此，我第二天早上离开天鹅宾馆，朝东从城市走向田野时，真有种轻松的感觉。我现在拐着大弯穿越的地区不比我前一天走过的地区居民更加密集。每两英里就会穿过一个房子很少有超过十栋的村庄，这些村庄无一例外地都是根据各自礼拜堂的主保圣人命名：圣玛丽、圣米迦勒、圣彼得、圣雅各、圣安德鲁、圣劳伦斯、圣约翰和圣十字，因此这整片地带才被它们的居民叫作“圣徒”。比如人们会说：他在圣徒买了地，云朵正飘在圣徒上空，那是圣徒的某个地方，等等。我自己在穿越这片大部分地区没有树却还是看不到全貌的平原时就在想，我可能会在圣徒迷路，弯弯曲曲的英国人行道系统经常让我改变方向，虽在地图上标注着道路但已经被犁过了或者被草覆盖了的地方，让我在穿过田野时得碰运气地继续前行。有几次我都认为已经迷路了，这个时候，将近中午，我的目的地伊凯瑟尔圣玛格丽特教堂的圆形塔楼出现在了远处。半个小时后，我背靠着一块墓碑，坐在这个自中世纪以来数量就几乎没有变化的堂区墓地里。十八和十九世纪，在这些偏远地区履职的牧师经常和他们的家人住在最近的小城市，每个星期乘着马车来乡下一两次，为了做礼拜或者稍微查看一下一切是否秩序井然。伊凯瑟尔圣玛格丽特的这些教士中有一位艾夫斯牧师大人，他是一位稍有名望的数学家和希腊学家，与他的太太和女儿住在邦吉，相传他喜欢在黄昏时分喝一杯加那利香槟酒。发生在一七九五年的一些事情被记录了下来。在夏季，经常有一位年轻的法国贵族前来拜访，他是因为害怕革命而逃到英国来的。大多数时候，艾夫斯和他聊的都是荷马史诗、牛顿的算术和他们两个都游历过的美国。那里土地广阔，森林绵延，树木高耸，树干比最宏伟的大教堂的柱子都要高。还有尼亚加拉大瀑布坠向深渊的水，如果没有一个人站在瀑布的岸边并意识到他在这个世界的孤独，它持续不断的咆哮有何意义。夏洛特，堂区长十五岁的女儿，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这些谈话，特别是当这位优雅的客人绘声绘色地讲述离奇故事的时候，故事里有用羽毛装饰的战士和印第安姑娘，她们的深色皮肤展现出了苍白伦理中的一丝色彩。有一次，她甚至因为太过感动而不得不迅速跑到花园里去，当时讲的是一位隐士的乖巧的狗陪着一位身心都献给基督教的小姑娘安全地穿过危险重重的荒野。后来讲述者问她，他的故事里是什么让她如此特别感动。夏洛特说，首先是狗狗的形象，它嘴里咬着一根棍子，棍子上挂着一盏灯，走在前面为充满恐惧的阿塔拉照亮夜路。她说，相比高深的思想，像这样让她感动的小事物总是要多得多。如此，这位被驱逐出家乡、在夏洛特的眼里无疑被一种浪漫的气息环绕着的子爵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逐渐接管了一位家庭教师和知心者的任务，当然也就在事情的发展之中。他们用法语练习听写和对话，那是自然而然的。不过夏洛特也请求她的朋友为她制订有关古希腊罗马历史文化、圣地地志以及意大利文学的涵盖面非常广的研习计划。他们在漫长的下午会一起阅读塔索的《耶路撒冷的解放》和但丁的《新生》，在这期间，这位年轻姑娘的脖子上经常出现绯红色的斑点，而这位子爵领前皱褶花边下的心也常常快跳出嗓子眼。每天通常是以音乐结束。屋子里面已经有点昏暗了，但是在外面，西方的光芒照耀着花园，夏洛特从她会弹的曲目中选了某一首进行演奏，子爵则靠在钢琴的那一头，沉默不语地听着。他们因为共同学习一天天地走得越来越近，尽力克制着自己，这个事实他是明白的，他相信他不敢为夏洛特拿起手套，但是感觉自己不可抗拒地被她吸引着。带着一丝惊愕，他日后在他的《墓中回忆录》中写道，我不久就预见到了我不得不离开的时刻。告别晚餐是一件极度悲伤的事情，这时候没有人知道该说些什么合适的话，让子爵吃惊的是，最后不是母亲而是父亲带着夏洛特去了客厅。这位母亲不得不抛开所有因循的礼节扮演一个不同寻常的角色，然而，子爵注意到，她自己现在也非常有诱惑力，她为她的女儿向这位可以说正要走的人求婚——如她所言——在他们的感觉中她已经完全属于他。您没有了祖国，她说，您的田产被变卖了，您的父母不在了，还有什么能够把您召唤回法国去。您就留在我们这儿吧，做我们的养子，继承您的遗产。子爵几乎不能相信这番向一位身无分文的政治流亡者所提出的慷慨，由于这次显然获得艾夫斯牧师大人同意的求婚，他感觉自己陷入了内心极其巨大的激荡之中。因为一方面，如他所写的，没有什么比能够不为世人所知地在这个孤独家庭的怀抱中度过他的余生，更让他感到渴望，另一方面，戏剧性的时刻现在已经来临，因为他必须坦白，他已经成婚了。虽然他在法国允诺的、在某种意义上由他的姐妹们越过他安排的婚姻只是一种形式，但是这丝毫改变不了自己共同造成的这种尴尬局面的不可维持性。他绝望地呼叫着不要说了！我结婚了！，拒绝了艾夫斯夫人稍稍低垂着眼说出的提议，她随即昏厥了过去。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带着永远不回来的打算当场离开了这栋好客的屋子。日后，在写下对这个不幸日子的回忆时，他自问，要是他改变了主意并在英国这个偏僻的郡过着绅士猎人的生活，情形又会是怎样的。很可能我就写不出哪怕是一个字来了，很可能我最后甚至连我的语言都忘记了。他自问，如果我就像这样消散在空气中，法国会有多少损失？最后会不会有更好的生活？为了发挥一个人的天赋而挥霍他的幸福难道不是不公平的吗？我写的东西在死后还能被人们接受吗？在一个彻底改变了的世界里还会有某个人能够理解它们吗？——这位子爵在一八二二年写下了这些字句。此时他是法兰西王国驻乔治四世宫廷的大使。一天早晨，当他坐在他的小房间里工作的时候，他的侍从向他报告，有一位萨顿女士经过这里，想要和他说话。当这位陌生的女士在两位同样戴着孝、大约十六岁的男孩的陪同下跨过门槛的时候，他感觉她因为内心的激动几乎站不稳了。子爵拉住她的手把她领到沙发椅前坐下。两位男孩站在她边上。这位夫人把从她的帽子垂下来的黑色丝带捋向一边，用轻柔、断续的声音说道，阁下，您还记得我吗？我，子爵写道，又认出了她，在二十七年之后我又坐在了她的边上，泪水涌进了我的眼眶，我透过模糊的泪水，看到她和那个已经长时间尘封在阴暗处的夏天里的样子一模一样。你呢，夫人，你认得我吗？我问她。她却没有作出任何回答，而只是用如此悲伤的微笑看着我，以至于我知道，我们曾经相爱过，远比我当时承认的要深。——我为我妈妈戴孝，她说，父亲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说着这些话，她把手从我这儿抽了回去，遮住了她的面容。我的孩子们，她过了一会儿接着说下去，是海军上将萨顿的儿子，我在您离开我们三年之后嫁给了他。请您原谅我。今天我说不了更多了。——我向她伸出了我的手臂，子爵的记载里这样写道，当我陪着她穿过屋子走下台阶回到她的车边，我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胸口，感觉到她浑身都在颤抖。当她乘车离开的时候，两个黑发男孩像两名不会说话的仆人一样坐在她对面。多么动荡的命运！我，子爵写道，在接下来的四天里，还去萨顿夫人给我的位于肯辛顿的地址拜访了她四次。

儿子们每次都在屋子外边。我们说话，我们沉默，每说一句“您记得吗？”，我们过去的生活就从时间的灰色深渊中更加清晰地显露出来。在我第四次前去拜访的时候，夏洛特请求我为她两个儿子中年龄较大的、打算去孟买的那一个，在乔治·坎宁面前说句话，后者刚刚被任命为印度总督。就是为了这个请求，她说，她才来到伦敦的，现在她又要回邦吉去了。别了！我不会再见您了！别了！——在这场令人痛苦的分别之后，我长时间把自己锁在使馆内我的小房间里，把我们的不幸故事写下来，中途一再被徒劳的考虑和深思打断。我心中有个问题挥之不去，即我用书写的形式是否会再次并最终背叛、失去夏洛特·艾夫斯。但是除了通过书写来抵抗经常出其不意地击溃我的回忆，我别无他法，这也是真的。如果它们被锁在我的记忆中，那么它们的分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越来越沉重，以至于最后我在它们不断增长的负担下肯定会崩溃。回忆在我们的内心沉睡数月、数年，悄悄地不断疯长，直到它们被某个微不足道的小事唤起，并以古怪的方式让我们在面对生活时变得盲目。我因此经常感觉我的回忆以及把回忆记录下来是一种有失身份的、本质上卑鄙的事情！然而，如果没有回忆的话我们会怎样？我们也许都不能处理最最简单的思想，感情丰富的心灵也许会失去倾心于另一个人的能力，我们的存在也许仅仅是一个由无意义瞬间组成的无尽链条，过往的痕迹也会不复存在。我们的生活多么悲惨！它是如此地充满了错乱的幻想，如此地徒劳，以至于仅仅是我们记忆所释放的空想的影子。我内心的疏离感越来越可怕。昨天在海德公园散步的时候，我在五颜六色的人群中感觉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可怜，感觉我被抛弃了。我就像从远处看见了美丽年轻的英国女子，带着我从前在拥抱中所感觉到的那种强烈困惑。今天，我的眼睛几乎没有移开过我的工作。我几乎看不见了，某种程度上已经和一个死人一样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几乎被我抛在身后的世界被某种特殊的神秘所笼罩。

和夏洛特·艾夫斯相遇的故事，只是夏多布里昂子爵卷轶浩繁的回忆录中的一个微小片段。一八〇六年在罗马，他第一次产生了探测他灵魂深浅的愿望。一八一一年，夏多布里昂严肃地开始了这项工程，从这时起，只要他荣耀而痛苦的生活的环境允许，他就致力于撰写这部扩展得越来越庞大的作品。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在那些年巨大转变的背景中获得了发展：革命、恐怖统治、流亡、拿破仑的上位和垮台、复辟以及公民王国交替出现在这出上演于世界舞台且不愿收场的戏剧中，这出戏让享有特权的观众受到的损失并不比无名的人群更少。幕布不断地移动。我们从一艘轮船的甲板上眺望弗吉尼亚海滩，参观格林尼治的海军武器库，惊叹于莫斯科大火的恢弘画面，在波希米亚温泉花园中散步，成为蒂永维尔轰炸的目击者。烟火照亮了被数千名士兵占领了的城垛，迸发出炽焰的炮弹的抛物线轨迹在黑暗的空中交叉，加农炮每一次发射之前，一束耀眼的反光就会穿过堆叠的云层直上蔚蓝的天顶。有时候，冲突的喧闹声会停顿几秒钟。然后就能听到鼓声滚滚、铜号阵阵，以及让人毛骨悚然、在精神失常边缘颤抖的发号施令声。哨兵，你们要当心！可以说，这类对军事场面和政治事件的花哨描绘与回忆记录关联在一起，构成了盲目地从一次灾难跌跌撞撞地走向下一次灾难的历史的高潮。这位参与其中且再一次回顾他之所见的编年史作者，以一种自残的方式把他的经历铭刻在自己身上。通过这样的描写，他成为上天所施加给我们的命运的模范殉道者，在有生之年就已经躺在了他的回忆录所表现的坟墓里面。对过往的重述从一开始就以获得解脱之日为归止，就夏多布里昂的情况而言，即一八四八年七月四日，在这一天，死亡在位于巴克街的一间底楼内夺走了他手中的笔。

孔布尔、雷恩、布雷斯特、圣马洛、费城、纽约、波士顿、布鲁塞尔、泽西岛、伦敦、贝克尔斯和邦吉、米兰、维罗纳、威尼斯、罗马、那不勒斯、维也纳、柏林、波茨坦、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纽沙特尔、洛桑、巴塞尔、乌尔姆、瓦尔德明兴、特普利采、卡罗维发利、布拉格和比尔森、班贝格、维尔茨堡和凯泽斯劳滕以及其间常去的凡尔赛、尚蒂伊、枫丹白露、朗布依埃、维希和巴黎——这仅仅是现在行将结束的旅程中的一些站点。在生涯开始的时候，他在孔布尔度过了他的童年，对童年的描写让我在第一次阅读的时候就难以忘却。弗朗索瓦-雷内是十个孩子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在他们中间，头四个都只活了几个月。晚生的几个孩子被取名为让-巴蒂斯特、玛丽-安娜、贝尼涅、朱莉和露西。所有四个姑娘都美丽非常，特别是朱莉和露西，她们两个都在大革命浪潮中丧了命。夏多布里昂一家和一些仆人完全隐居在孔布尔的庄园宅邸，在房子宽阔的空间和过道里，半支骑士队伍都有可能走散。除了一些相邻的贵族，比如蒙卢埃侯爵或者戈永-博福尔伯爵，几乎没有人前去这座城堡拜访。尤其在冬季，夏多布里昂写道，长达数月就这么消逝，没有一个过路的旅客或者陌生人叩响我们城堡的大门。因此，比荒原上的悲伤更深的，是寂寞的房子内部的哀愁。谁如果在拱顶下面来回走动，那么他就会有踏入卡尔特会修道院时那样的心情。晚饭铃总是在八点敲响。晚餐后，我们还会在火炉边坐上几个小时。风在壁炉中悲鸣，母亲坐在长沙发上叹息，父亲在睡觉前会不停地在这间巨大的厅室里来回走动，除了吃饭的时候，我从来没见他坐下来过。他一直穿着一件用白羊毛绒布制成的长袍，头上戴着一顶同样料子的便帽。只要他在这样踱步的时候稍微远离被跳动的炉火和唯一一支蜡烛照亮的房间中央，他就会开始消失在阴影中，然后又一下子完全浸没在黑暗中，只听得到他的脚步声，直到他穿着他像幽灵一样的独特装束再次回来。美好的季节里暮色降临时，我们常常坐在房前台阶上。父亲端着猎枪射向在外面飞行的猫头鹰，我们小孩子和母亲则一起向森林的黑色树梢那边望过去，往上看到天空中，星星一颗接着一颗升起。十七岁的时候，夏多布里昂写道，我离开了孔布尔。父亲有一天和我说心里话，我从现在起必须走自己的路了，我要进入纳瓦拉军团，明天要启程途经雷恩前往康布雷。这里，他说，有一百金路易。不要挥霍它们，永远不要侮辱了你的名字。他在和我分别的时刻就已经患有进行性麻痹，最终就是这个病把他带进了坟墓。他的左臂不停地在颤抖，他必须用他的右手握紧它。在把他的旧剑交给我之后，他就这样和我站在敞篷车前，车子已经在绿色的花园中等候着了。我们顺着鱼塘边的车道往上行驶，我又一次看到了磨坊溪流闪着光芒，燕子在芦苇上空交叉飞翔。然后我往前看，望向那片展现在我面前的宽阔原野。

我从伊凯瑟尔圣玛格丽特到邦吉还要走一个小时，从邦吉经过韦弗尼河谷地的湿地草场直到迪钦汉姆的另一边还再需要一个小时。从远处就已经可以辨认出，在这片从北边向低地急剧倾斜的地区的脚下就是迪钦汉姆小屋，这是一座孤零零地伫立在平原边缘的房子，婚后夏洛特·艾夫斯和海军上将萨顿一起搬了进去并在那里生活了许多年。当我走近的时候，窗玻璃在阳光中闪烁着。一位穿着白色围裙的女士——这真是不寻常的景象，我想——走到了由两个柱子支撑着的遮阳篷下，唤着一条正在花园里四处蹦跳的黑狗。此外就再也看不到一个人了。我爬上山坡，来到了干线公路，然后穿过满是茬儿的庄稼地，前往离迪钦汉姆好一段路程的教堂墓地，夏洛特两个儿子中年纪稍大的那个，也就是想在孟买追求幸福生活的那个，就葬在那里。石棺上的铭文如下：此地安息着塞缪尔·艾夫斯·萨顿，逝于一八五〇年二月三日，其为海军上将萨顿之长子、第一营第六十步枪队已故上尉、名誉陆军少校、退休军人事务官。在塞缪尔·萨顿的墓边，还立着一座令人印象更加深刻的墓，它同样由沉重的石板砌成，上面装饰着一个瓮，侧面上方边缘的圆形孔洞首先引起了我的注意。

它们让我想起了我们以前在盒盖上弄的通风孔，我们会把我们捉到的金龟子和它们的叶类食物锁在盒子里边。有可能，我心想，是一位善感的后人特地让人在石头上钻的这些孔，以防离他而去的人在她的阴宅里还想再一次呼吸。这位受到如此关照的夫人的名字是莎拉·卡梅尔，于一七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过世。作为迪钦汉姆的医生的太太，她应该属于艾夫斯家族的熟人圈，很可能夏洛特和她的父母出席了葬礼，也许她之后在追悼会上甚至还用钢琴弹奏了一支帕凡舞曲。当时在莎拉和夏洛特所属的这些圈子里蕴涵的高贵感觉，我们今天还能够从比他的夫人多活了四十年的卡梅尔医生请人刻在浅灰色墓碑石南面的碑文字母的漂亮弧线上看出来：

坚持宗教实践，坚定原则

她的生活显示出美德的平和

她谦虚的意识，不引人注目的优雅思想和举止

她的真挚和心地的仁慈

获得了尊重，抚慰了情感

激发了自信，传播了快乐

迪钦汉姆的墓地几乎是我徒步漫游萨福克郡的最后一站了。下午已经开始落幕，因此我决定再次走到干道上，然后朝着诺里奇的方向继续走一段路，直到海登海姆的美人鱼酒吧，不久之后那里肯定就会开门营业的。我可以从那里打电话回家让人来接我。我要走的路会经过迪钦汉姆府，这是一栋一七〇〇年左右用美丽的淡紫色砖建成的房子，还不同寻常地安装了深绿色百叶窗，在这向着四面八方延伸的园林风景中，它受人冷落地远远坐落在一片蛇形湖上。当我之后在美人鱼酒吧等克拉拉的时候，我想起迪钦汉姆庄园肯定是在夏多布里昂在这个地区停留的那段时间建成的。借助像迪钦汉姆这样的庄园，统治精英可以在一块悦目的、看起来没有边界的土地上把自己围起来，这样的庄园是在十八世纪下半叶才流行起来的，计划和实施圈地所必需的工作经常要延续两三年。为了完善已经拥有的地产，大多数时候必须额外购置或者交换各种田产，街道、公路、零星的农庄，有时候甚至整个村子都必须进行迁移，因为精英们想要在家里就拥有一片连贯的视野来观赏没有一切人类存在痕迹的自然风光。出于同样的原因，围栏也要被草丛覆盖的宽阔沟渠取代，仅仅是对其进行挖掘就要耗费数千工时。很显然，推进这样深刻涉及土地且介入周围地区生活的计划并不是一直不招致争执的。比如有报道说，在那个时代，迪钦汉姆府如今的所有者费勒斯伯爵的一位祖先，在一场让他非常恼火的对抗过程中断然开枪打中了他的一位管家的头，最终他为此被上议院的议员们判处死刑，在伦敦被公开用一条丝绳绞死。——在建造乡村庄园的过程中耗费最少的事情也许是一小撮一小撮、一棵一棵单独地种植树木，即便在此之前常常要砍伐不符合整体设计方案的小树林，烧掉不好看的低矮树丛和灌木丛。今天，因为在大多数庄园里仅仅还伫立着当时所种植树木的三分之一，而且每年更多树木因为树龄过大以及其他原因而死去，我们不久之后就可以再次想象这些恢宏的乡村别墅在十八世纪末期是如何耸立在托里拆利式的真空中的。夏多布里昂日后也努力实现过投射在这种真空中的自然理想——规模相对要小一点。一八〇七年从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长途旅行回来后，他在狼谷离奥尔奈村不远的地方买下了一栋隐蔽在密林覆盖的山丘之间的花园别墅。他在那里开始写他的回忆录，在一开头，他就写了那些由他种下的、每一棵都得到他亲手照料的树。现在，他写道，它们还是这么小，我站在它们和太阳之间，给它们投下荫凉。但是以后，当它们长大，它们会向我回报荫凉，庇护年老的我，就像我在它们年轻时庇护它们那样。我感觉我和这些树联结在一起，我给它们写下十四行诗，写下哀歌和颂歌；它们的名字我都知道，就像小孩子一样，我希望我有一天可以在它们底下死去。——这张照片是大约十年前在迪钦汉姆拍摄的，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迪钦汉姆府为帮助慈善事业而面向公众开放。我，在还不知道其后发生的不幸的情况下，靠着的那棵黎巴嫩雪松，是建造庄园时种下的树木中的一棵，它们中好多，人们说，都已经消失不见了。大约在七十年代中期，树木以显而易见的速度加速减少，特别在英国常见的树种当中爆发了严重的倒伏，有一次甚至几乎完全灭绝。

一九七五年前后，从南海岸开始的荷兰榆树病到达了诺福克，仅仅两三个夏天的工夫，我们周边地区就没有一棵活着的榆树了。给我们花园中的池塘投下荫凉的六棵榆树，在它们又一次绽放了奇妙的嫩绿色之后，在一九七八年六月的短短数星期之内就枯死了。病毒以令人不可置信的速度传遍整条林荫大道的根系，触发毛细管的收缩，这导致了树木在短时间内渴死。即便是单独种植的树，也无一幸免地被传播这种疾病的飞行甲壳虫发现了。我曾经见到过的极其完美的树木中，有一棵是将近两百岁的榆树，它独自耸立在空旷的田野上，离我们的屋子不远。它确实遮蔽了一片巨大的天空。我记得，当这片地区的大多数榆树已经死于这种疾病的时候，它还在微风中摇动着它数不尽的、略微不对称的、长着细齿的叶子，似乎这种撂倒了它整个种属的流行病会不留痕迹地略过它而去，我还记得，还不到两星期的时间所有这些看似不可侵犯的叶子都枯黄、卷曲了，在秋天之前它们就已经化为了尘土。这个时候我开始注意到白蜡树的树冠越来越稀疏了，注意到橡树叶子越来越稀少了，显示出了奇怪的突变形状。同时，这些树自身也开始直接从坚硬的枝干长出叶片，在夏天就已经大量掉落下像石头一样硬、被一种黏稠物质覆盖了的畸形橡子。迄今尚且保持着正常的山毛榉，则受到了接连极度干旱的年份的剧烈损害。叶片只有正常尺寸的一半那么大，山毛榉果实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空心的。草地上，杨树一棵接着一棵枯死。死去的树干有一部分还直立着，有一部分则断裂破碎了，在草丛中经受日晒风吹雨淋退了色。最后，在一九八七年秋天，一场以前从未有人经历过的风暴袭击了这片地区，根据官方推算，超过一千四百万棵成年乔木成为它的牺牲品，更不用说矮小的灌木。那是十月十六日到十七日的夜里。没有预警，来自比斯开湾的风暴就沿着法国西海岸北上，横贯英吉利海峡，穿过英格兰岛东南地区向北海袭去。凌晨三点左右我醒了过来，与其说是因为不断加强的咆哮声，不如说是因为我房间里面异常的温暖和不断上升的气压。与我在此地经历过的其他二分点风暴不同的是，这场风暴带来的不是摧毁性的强风，而是不断均匀地持续着的，却看似不断增强的推力。我站在窗边，透过被绷紧得快要破碎的玻璃往下看向花园的尽头，在那里，相邻的主教公园的大树树冠被折弯了，上下起伏，就像暗流中的水生植物。白色的云在一片昏暗中飘过，天空上一再划过可怕的火光，我之后才得知这是由高压电线相互触碰而诱发的。一度我都不得不转过身去回避一会儿。无论如何我还记得，当我再一次向外看去，在之前风浪撞击着一大丛一大丛黑色树木的地方只看到发出苍白色光的空旷地平线，那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感觉仿佛有人把幕布拉到了一边，仿佛我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形状的、向地狱过渡的情景。当我感知着公园上空不同寻常的夜间光亮的同一时刻，我知道，那下面一切都被摧毁了。然而我又希望，这样令人寒战的空旷可能有另一种原因，因为我没有透过风暴的怒吼听到丝毫我所了解的砍伐木材的那种爆裂声。

之后我才明白，这些树木直到最终都被它们的根系固定住，只是逐渐弯向地面，在这样一种缓慢的被迫向下弯的过程中，相互纠缠的树冠不会断裂，而是几乎保持着无恙的状态。所有的树林都是以这种方式像庄稼地一样被下压。拂晓时分，当风暴稍微减弱，我才敢出门来到花园里。我在一片狼藉中站立良久，喉头发紧，犹如身处一种风洞中，对于这个季节而言尤嫌太热的空气的旋涡如此强劲。沿着公园北边伸展的步道两旁是百岁以上的树木，它们都像昏厥了一样倒在地上，在巨大的土耳其和英格兰橡树、白蜡树、悬铃木、榉树和菩提树下，之前站在它们树荫里的矮小树木，比如金钟柏和紫杉、榛树和月桂、冬青和杜鹃花，已被扯碎、撕裂。太阳出山了，洒下了光芒。风还刮了一会儿，然后就一下子平静了。什么都不动了，除了之前在灌木和乔木中安家的鸟儿，它们中有许多现在正惊慌失措地在直到今年秋天都一直绿着的枝条中飞来飞去。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熬过风暴过后的第一天的，不过我记得我在半夜的时候，因为怀疑我亲眼所见，还去公园走了一圈。因为整个地区风暴都停了，万物都处于深度的昏暗之中。我们居所和道路的极为微弱的反光没有使得天空暗淡。相反，星星升起来了，如此璀璨，就像我小时候在阿尔卑斯山上空或者梦里在沙漠上空看到的那样。从北边的高地一直向下到南边的地平线，以前树木阻挡了视线的地方，闪耀的星宿展现在世人眼前，北斗七星、天龙座的尾、金牛座三角、昴宿星团、天鹅座、飞马座、海豚座。它们转着圈，我觉得没变，甚至比以前更美了。——风暴过去后的那个辉煌夜晚有多么寂静，冬月里尖锐的锯木声就有多么刺耳。一直到三月，还有四五个工人总是在忙着锯断枝条，焚烧垃圾，拖走和载运树干。最后，一台挖掘机挖出了大坑，把其中一些像干草堆那么粗的根茎推进了坑里。因此从最为真实的意义上来说，一切都颠倒了。前一年在蕨类植物和苔藓地衣之间还长着黑嚏根草、紫罗兰和银莲花的森林地面，现在被一层厚厚的粘土覆盖着。只有鸭跖草，谁知道它们的种子埋得有多深，不久之后就一丛一丛地从完全被烤干的土壤中长了出来。没有任何东西阻挡的太阳辐射在极短的时间里就摧毁了所有的喜阴植物，让人越来越感觉仿佛生活在大草原的边缘。不久前在黎明时分许多鸟儿还在高声歌唱，以至于人们有时不得不关上卧室的窗户，上午云雀会飞到田野上空，傍晚有时甚至可以听见夜莺在灌木丛中发出的叫声，而现在，在这些地方，几乎听不到活着的东西发出的任何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