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我去米德尔顿拜访完故人后，我在绍斯沃尔德皇冠酒店的酒吧里和一位名叫科内利斯·德·容的荷兰人聊天，他以前去过萨福克多次，现在打算买下一块面积有一千多公顷的巨大地皮，这块地皮常常被不动产商们挂牌出售。德·容告诉我，他是在泗水附近的一处甘蔗种植园里长大的，之后在瓦赫宁恩农学院上学，学成后延续了家族传统，在代芬特尔地区进行甜菜种植，只不过略微缩减了规模。德·容说，他现在计划把他的兴趣转移到英格兰首先是有经济原因的。像在东英吉利经常被拿出来出售的这么大片的相连农场在我家乡根本不会挂牌上市，像在收购这些领地时实际上分文不收一起附带随送的地主宅邸在荷兰也是找不到的。荷兰人在他们的辉煌时期把钱主要都投到城市里去了，德·容说，与之相反，英国人则主要把钱投到了乡下。那个傍晚，我们在酒吧里一直聊到打烊，我们聊了两个国家的崛起和衰落，聊了糖的历史和艺术的历史之间一直到二十世纪都存在的独特而又紧密的关系，因为通过掌握在极少数家族手里的甘蔗种植和糖类贸易而获得的利润中的相当一部分在长时间内都被用来建造、装潢和保养奢华的农庄和城市宫殿了，因为将积累的财富有意义地呈现出来的其他可能性是有限的。是科内利斯·德·容向我指出，许多重要的博物馆，比如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或者伦敦的泰特美术馆，历史上都获得过糖王朝的捐赠或者以其他方式与糖类业务相关。德·容说，十八和十九世纪通过不同形式的奴隶经济积累起来的资本，现在依然一如既往地流通着，利滚利、利生利地增值着，成倍增长着，用自己的力量持续绽放出新的花朵。将这些钱合法化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历来就是资助艺术、购买和展出艺术品，以及像今天人们可以观察到的那样，在大型的拍卖会上连续不断地、几乎已经荒谬地驱高价格，德·容说道。半平方米画了画的油布价值一亿的界限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被超越了。有时候，德·容说，我感觉仿佛所有的艺术品都罩上了一层糖料涂层，甚至就是由糖做成的，就像一位维也纳宫廷面包师做成的埃斯泰尔戈姆战役模型那样，据说玛丽亚·特雷西亚女皇在心情极郁闷的时候把它一点不剩地吃完了。
早上，在我们还谈论了印度支那的糖类种植和生产方法之后，我和德·容一起去了下面的伍德布里奇，因为他想亲睹的这块耕地从这座小城市的边缘向西延伸，北边直接和人迹罕至的博尔奇庄园接壤，而去参观一下这个庄园反正也是我的打算。因为将近两百年前，作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下文会讲到他，就是在那里、在博尔奇长大的，一八八三年夏天，他也是在那里入土为安的。在我向科内利斯·德·容诚挚告别，而他以某种方式向我回礼——我感觉是这样——之后，我首先从a12公路横穿过田野前往布莱德菲尔德，在那里，菲茨杰拉德于一八〇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生在人们所说的白房子里，今天，它只剩下柑橘暖房还在。这座建于十八世纪中期的建筑的主体部分为人口众多的家庭和数量并不少的仆人提供了足够的地方，一九四四年五月，它被一枚很可能指向伦敦的导弹彻底毁坏了，这枚导弹就像许多被英国人称为飞机式导弹的德国报复武器那样，突然从它的飞行轨道上坠落下来，在这偏远的布莱德菲尔德造成了一场可谓完全没用场的损失。附近的博尔奇府，菲茨杰拉德家族于一八二五年迁入其中，也已经不复存在。它在一九二六年被焚毁后，长久以来只有被烧得漆黑的房屋立面还竖立在庄园中央。直到战后，人们很可能是为了获得建筑材料才把废墟整个拆除了。今天，这座庄园本身已经荒芜破败了，多年来杂草丛生。巨大的橡树一根树枝接着一根树枝地枯萎，这里那里凑活着用碎砖修修补补的车行道坑坑洼洼，里面淤积着黑色的水。同样破败的还有那片小树林，它环绕着并未得到菲茨杰拉德家族非常仔细修缮的博尔奇小教堂。到处都乱堆着腐烂的木头、生锈的铁器和其他垃圾。坟墓已经一半陷入泥土，上方被一棵棵长得越来越大的枫树遮盖住。人们不禁会想，菲茨杰拉德，他讨厌葬礼甚至一切形式的隆重仪式，不想被葬在这个昏暗的地方，特意嘱咐把他的骨灰撒在波光粼粼的海面，这并不奇怪。然而他还是被葬到了这里，葬在他丑陋的家族陵墓旁的一座墓穴中，出于那种一个人用其遗嘱也对之无能为力的邪恶的讽刺。——菲茨杰拉德的祖上是盎格鲁-诺曼人，在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的父母决定落户萨福克郡之前，这一家族已经在爱尔兰定居了六百多年。
这份一代又一代通过与其他封建领主进行的战争、通过对当地民众肆无忌惮的压迫和同样冷酷粗暴的联姻策略而获得的家族财富，甚至在社会最上层阶级的财富开始冲破传统规模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前，都被视为是富有传奇色彩的，除了英国的财产以外，它们主要由绝对不容忽视的爱尔兰田产，由坐落在这些田产上的全部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财物，由至少在实际上几乎像农奴一般的数以千计的农民组成。玛丽·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的母亲，作为这些财产的唯一继承人，毫无疑问是这个帝国最有资金实力的女性之一；她心里记挂着“同样的血液，同样的命运”这条家训，与她的表兄约翰·珀塞尔成婚，后者认识到妻子的突出地位，所以为了菲茨杰拉德家族的名字放弃了自己的名字。反过来，玛丽·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并没有因为与约翰·珀塞尔结婚而使她的财产权受到限制，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流传下来的肖像画显示出她是一位强有力的人物，有着壮实的削肩，上半身简直令人害怕，对于许多同时代人而言，这一半身像整体显示出了一种与威灵顿公爵的惊人相似性。想想就知道，入赘的表兄在她身边不久之后就变成了一个不重要的，即便不是受到蔑视的形象。更何况，他作为矿山企业主想要通过各种其他冒险投机计划在以空前速度上升的工业领域内使自己获得一个独立地位的尝试一次接着一次失败，最后导致他自己为数不少的财产以及他妻子划分给他的金钱一分不剩地都被浪费掉了。在伦敦一家法庭走完破产诉讼程序之后，除了没有前途、出于夫人仁慈而受到供养的破产者名声之外，他一无所有。因着这些情况，他大多数时间也是待在萨福克的祖宅，打打鹌鹑和山鹬，做着类似的事情，而玛丽·弗朗西斯则住在她伦敦的宅邸。偶尔，她也会乘着由四匹黑马拉着的淡黄色马车，后面跟着自己的行李车和一整队奴仆和婢女，前往布莱德菲尔德，为了去看望孩子们，在屋子里作短暂的停留，维持在这块即便对她来说十分遥远的地区的权力要求。每当她来或者走的时候，爱德华和他的兄弟姐妹们都会像石化了一般站在最顶楼的儿童房的窗户后面，或者躲藏在大门边的灌木丛中，被她的庄严吓得不轻，都不敢走到她身前或者向她挥手告别。到了六十多岁，菲茨杰拉德仍能回想起他母亲在布莱德菲尔德探望的时候有时会上楼来到儿童房，回想起她在那里如何——把自己裹在簌簌作响的衣服里和一团巨大的香水雾气中——像一位陌生的女巨人一样在一定的时间里面走到这、走到那，看看这、看看那，不一会儿就又顺着陡峭的楼梯下楼消失不见了，把我们小孩子不怎么自在地留在那里。因为父亲也越来越迷失在他自己的世界中，所以看管孩子的任务就完全听凭保姆和家庭教师了，他们的房间同样在最顶楼，自然而然地就把他们因经常受到东家蔑视而压抑的怒气发泄在他们的学生身上。对这种惩罚措施及与之相关的屈辱的害怕；没完没了的算术和写字作业（其中可能数每周给妈妈夫人写一篇报告最让人讨厌）；几乎让人高兴不起来的与家庭教师和女佣一起用餐——它们规定着孩子们的日程，在带来制度之余，也带来了极端的无聊，因为他们和同龄人之间几乎一点接触都没有，所以除了连续几小时心不在焉地躺在房间打了蜡的蓝色木地板上，或者眺望窗外几乎没有活人出现的庄园，他们都不知道做些什么来打发空余时间。最多有位园丁推着一架独轮车走过草坪，或者父亲带着一位猎场看守人打猎归来。只有在难得的水晶天，菲茨杰拉德日后回忆，他的目光有时才可以穿过布莱德菲尔德，在树冠上方隐隐约约地瞥见在十英里之遥的海岸边游弋的船只的点点白帆，懵懂地梦想着从这间儿童牢房中解脱出去。日后，当菲茨杰拉德从剑桥大学学成归来，面对家族铺着沉重地毯，摆满镶金家具、艺术品和旅行纪念品的房子，他的惊恐是如此之巨，以至于拒绝重新踏足进去，以至于他不在那里居住，而是不顾身份地搬进了庄园边缘一栋只有两个房间的渺小村舍里，在那里，他在接下来的十五年内，也就是一八三七年到一八五三年，过着乱七八糟的单身汉生活，这种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是他日后的古怪习惯的预演。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在这座隐居小屋中忙着阅读各种语言的书籍，忙着写不计其数的信件，忙着为编辑一本套话大辞典做笔记，忙着为制作一份完整的航海和海上生活词汇表收集单词和词组，忙着编排所有能够想得到的剪贴簿。他怀着特别的偏好埋头研究过去的通信来往，比如说塞维涅夫人的书信往来，她于他而言甚至要比他尚在人世的朋友们还真实得多。他一再阅读她写的东西，在自己的信件中引用她的话，不断扩展他针对她所作的注释，拟定计划编辑一本塞维涅字典，在这部字典里不仅要记录所有的通信伙伴以及所有在书信中提及的人物和地点，而且据说会提供像一把钥匙一样打开她创作艺术发展史的东西。像他其他的文学工程一样，菲茨杰拉德没有完成这部塞维涅字典，很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要完成。直到一九一四年，那个时代行将结束的时候，他的一位侄孙女才以如今再也找不到的两卷本的形式出版了这些规模浩大、内容丰富的材料，这些材料今天仍然装在一些厚纸板盒子内被保管在三一学院图书馆里。菲茨杰拉德生前由自己全部完成并出版的唯一作品是他那令人赞叹的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译本，在诗集中，他——跨越八百年的时间——发现了他最近的选择性亲和。菲茨杰拉德把在翻译这部篇幅达二百二十四行的诗歌时所花费的无尽时光视为与逝者的专题讨论，从中他努力为我们带来有关逝者的消息。由他出于这一目的而思索出的英文诗行，在其看似漫无目的的美妙中，虚构了一种将作者身份的所有权力留在身后的匿名性，并且一字一句地指出了一个不可见的点，在这一点上，中世纪的东方和正在幻灭的西方以不同于不幸的历史进程中的方式彼此相处。进进又出出，上上下下地回迂，/这个只是一出走马灯的戏剧；/灯里的蜡烛是太阳，在它周围/是我们这些幻影在来来去去。一八五九年是《鲁拜集》出版的一年，也是威廉·布朗因病痛去世的一年，他之前在一场围猎中受了严重的伤，对于菲茨杰拉德而言，他很可能比世界上其他所有人都重要。他们两个人的轨迹第一次交叉发生在威尔士的一次假期徒步旅行中，那时菲茨杰拉德二十三岁，布朗刚刚十六岁。布朗去世之后，菲茨杰拉德紧接着就在一封信中再一次回忆道，当他们在从布里斯托尔顺流而下的蒸汽船上交谈了一会儿之后，一个早晨，他在藤比的寄宿公寓中又见到了他，因为他们俩都住在那里，当时他是何等感动——他脸上还沾着些打台球时留下的粉——就像看到一个牵挂好久的人那般。在威尔士第一次相遇之后的那些年里，布朗和菲茨杰拉德分别多次前往萨福克或者贝德福德郡看望对方，他们一起乘着单架马车在乡间行走，穿过田地，大概中午时分到一家餐馆休息，盯着总是向东飘去的云朵看，有时也许在额前感受到了时间的涌流。一天中无非是骑骑马、开开车、吃吃喝喝之类的事情（别忘了还有抽烟）。菲茨杰拉德这样记录道。布朗大多数时间都带着钓具、他的步枪和一些画水彩画的工具，菲茨杰拉德则带着一本书，但几乎不会看，因为他的眼睛离不开他的朋友。我们并不清楚他那时或者从一开始是否意识到了使他感动的思慕，不过光是他对布朗健康状况的持续关心就标志着他内心的热情。毫无疑问的是，布朗对于菲茨杰拉德而言代表着一种理想，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似乎从一开始就让他觉得处于短暂性的阴影中，让他担忧也许我看不了他太久，因为，菲茨杰拉德注意到，他有衰弱的迹象。布朗之后结婚了，这并没有改变菲茨杰拉德对他所怀有的感情，而只是证实了他的不祥预感，即他抓不住他，这位朋友注定英年早逝。菲茨杰拉德很可能绝对不敢公开的爱情宣言在他写给布朗遗孀的信中才第一次出现，她即便不是带着某种惊愕，多半也是带着诧异放下了这封奇怪的信。失去布朗的时候，菲茨杰拉德五十岁。他越来越自闭。如果说他长时间以来已经拒绝参加他母亲早年间定期把他传唤去伦敦参加的奢靡宴会，因为他觉得长桌宴会的礼仪是上流社会所有令人厌恶的习俗中最令人厌恶的，那么他现在连偶尔去首都参观画廊和音乐厅的活动也放弃了，仅仅还会在离他很近的周边地区转转。我想我应该把自己关在萨福克最偏远的角落，让我的胡子长起来。他这么写道，如果不是因为新一代的土地所有者尽可能多地从他们的地产中获利，使得周边环境让他失去了兴趣，那么他肯定会安于原状。他抱怨道，他们砍掉了所有的树木，把灌木丛连根拔起。鸟儿们很快不知栖身何处。小树林一片接着一片消失了，春天时长满樱花草和紫罗兰的田埂小道都被犁净、铲平了，如今沿着这条曾经如此美丽的小路从布莱德菲尔德前往哈斯克顿，感觉仿佛在穿越荒漠。由于菲茨杰拉德在童年时代就已经对自己的阶级产生了反感，所以，他在思想上十分厌恶对土地年复一年越来越肆无忌惮的利用、以越来越成问题的方式增加私人财产、越来越极端地限制公共权力。因此，他写道，我要去到水里：那里没有朋友被埋葬，没有道路被堵塞。事实上，一八六〇年以后菲茨杰拉德就在海岸边，或者说在一条被命名为“丑闻”的远洋游艇上度过了他大部分的时间，这条游艇是他命人为自己制造的。
他从伍德布里奇沿着德本河顺流而下，并沿着海岸北上直到洛斯托夫特，在那里，他从捕捞鲱鱼的渔民中招雇他的船员，仔细寻找着一张能够让他想起威廉·布朗的脸。菲茨杰拉德也会乘坐帆船远航前往德意志海，就像他一直拒绝为了特别的场合穿戴打扮那样，他这时也没有穿着当时正流行的游艇服，而是穿着一件旧大衣，头上戴着一顶绑紧的大礼帽。他对一位游艇所有者应有的高贵仪表作出的唯一妥协是那件白色的羽毛披肩，据说，他喜欢把它放在甲板上，远远就可以看见它在他身后随风飘动。一八六三年夏末，菲茨杰拉德决定乘着“丑闻号”前去荷兰，目的是为了在海牙博物馆观赏由费迪南德·博尔创作的年轻的路易·特里普的肖像画。在到达鹿特丹后，他的旅伴，一位来自伍德布里奇的乔治·曼迪说服他先游览一下这座大型海港城市。然后，菲茨杰拉德写道，我们整天就坐着一辆敞篷车在街上转悠，一会儿往这个方向，一会儿往那个方向，直到最后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晚上精疲力竭地躺倒在床上。第二天在阿姆斯特丹也是以类似令人不舒服的方式度过的，到了第三天，经历了各种愚蠢的意外事件后，我们才终于抵达海牙，当时碰巧遇到博物馆闭馆到下星期初。菲茨杰拉德，此时由于陆上旅行的烦躁不安已经非常疲惫，把这种让他费解的措施看成一种荷兰人故意针对他个人的卑劣行径，陷入了一种可怕的愤怒和绝望状态，在这样一种状态中，他轮流地骂着狭隘的荷兰人、他的旅伴乔治·曼迪和他自己，坚持毫不耽搁地回鹿特丹并扬帆回家。——那些年，菲茨杰拉德整个冬季都生活在伍德布里奇，在那里，他向市场旁的一位军械维修工租住了几个房间。那时人们经常看到他神思恍惚地在城里漫步，穿着他的爱尔兰式斗篷，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天气不好的时候，都穿着拖鞋。一条黑色的拉布拉多犬布莱索跟在他后面，它还是布朗送给他的。一八六九年，他和军械维修工的太太吵了一架，因为她觉得她租客的古怪习惯令人难以接受，之后他就搬到了他最后的住处，一座位于市镇边缘、相当破败的农舍，他在里面，如他所说，作好了准备迎接最后的结束。他一贯以来极其朴素的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低了。如果说他几十年来已经食素为生了，因为他的同时代人为了维持生命力把大量食用半生的肉类视为必需让他害怕，那么他现在几乎完全放弃了让他觉得荒诞的烹饪消耗，除了面包、黄油和茶以外只吃非常少量的其他食物。在天气清明的时候，他会坐在花园里，被一群扑扇着翅膀的白鸽围着，要不就经常长时间地坐在窗户边，望向窗外被修剪过的树木围着的放鹅滩。在这样的孤独中，他令人惊奇地保持着好状态，这一点可以从他的信中看出，即便他经常出现被他称为蓝色魔鬼的忧郁情绪，这种情绪在许多年前曾经毁掉了他美丽的姐姐安达露西亚。在他七十七岁那年的秋天，他再次前往伦敦，为了观看《魔笛》的演出。但在最后一刻，因为被十一月的雾，被潮湿和街上的污秽弄得心情沮丧，他决定取消原定的科芬园歌剧院之行，据他所写，反正科芬园说不定只会败坏他对马利夫兰和松塔格的回忆，尤其这种回忆于他而言如此珍贵。我想现在最好的是，他写道，按照自己的回忆来观看这些歌剧。当然，不久之后菲茨杰拉德再也组织不起这些回忆了，因为音乐在他的头脑中已经被耳朵里一种持续不断的嗡嗡声盖过了。此外，他的视力也明显变得越来越弱。现在，他大多数时候必须戴着蓝色和绿色的眼镜片，需要他女管家的儿子来帮他朗读。一张七十年代拍摄的相片——这是唯一一张他让人给他拍的照片——展现了他的侧脸，因为，就像他给他的外甥女们的道歉信中所写的，他患有疾病的双眼在直视照相机时会眨动得太厉害。——菲茨杰拉德习惯几乎每个夏天在他的朋友乔治·克拉博那里待上几天，后者在诺福克的默顿担任教区牧师一职。一八八三年六月，他最后一次做这样的旅行。默顿离伍德布里奇大约六十英里远，但是，由于在菲茨杰拉德生活的年代复杂的路网在全方位扩展，乘火车需要换乘五次、耗时一整天。
当他倚靠在车厢的靠垫上，看着外面的灌木丛和庄稼地从身边掠过，此时会是什么东西打动了菲茨杰拉德的内心，这并没有被记载下来，但是也许就像从前有一次，当他坐在邮政马车上从莱斯特前往剑桥的途中看到夏天的景色，他感到自己像一个天使，因为突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幸福的泪水就湿润了他的眼眶。在默顿，克拉博用一辆轻便双轮马车把他从车站接了回去。那是一个漫长而又极其炎热的日子，菲茨杰拉德却说风凉飕飕的，在小马车里把自己紧紧裹在他那条爱尔兰花格子旅行毛毯里。他坐在桌边喝了一点茶，不过没有吃东西。九点钟左右，他要了一杯兑水的白兰地，然后起身上楼，想去躺着休息。第二天清晨时分，克拉博还听见他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但之后想去喊他吃早饭，却发现他四肢伸展地躺在床上，已经死了。
当我从博尔奇庄园回到伍德布里奇镇上时，影子已经很长了。我在镇上的公牛客栈过夜，老板给我安排的房间在阁楼上。吧台里玻璃杯碰撞的声音和客人们低沉的轻声细语穿过楼梯间传到楼上来，有时也有喊叫声或者笑声。打烊之后渐渐安静了下来。这座老旧的木结构建筑的梁柱在白天的炎热中膨胀，现在又一毫米一毫米地再次收缩，我听到它们在接口处发出嘎吱声。我的眼睛在这个陌生房间的昏暗中不由自主地向这些响动传来的方向望去，寻找着也许刚才顺着低矮的天花板开裂的口子，寻找着石灰从墙上脱落或者灰泥从壁板后面泄漏的地方。当我把眼睛闭上一会儿，我感觉似乎我正躺在船上的一间舱房里，正身处大海，似乎整栋房子升上了一波浪潮的顶峰，正在那里微微颤抖，然后随着一声叹息沉下了深渊。直到天空发白我才睡着，耳朵里伴随着一只乌鸦的叫声，不久之后又因此从梦里醒过来了，在梦里，我看到菲茨杰拉德——我前一天的同伴——穿着一件胸部有黑丝绸襞饰的长袖衬衫，头上戴着大礼帽，坐在他家花园里一张蓝色的铁皮桌边。他周围盛开着比人还高的锦葵，接骨木树丛下的沙坑里有几只母鸡正在用爪子刨着地，那只黑狗布莱索四肢伸展着趴在阴影里。但是在梦里，我看不到自己，就像幽灵一样坐在菲茨杰拉德面前，和他一起玩着一局多米诺骨牌。在花园那边，一座绿得均匀、空空如也的庄园一直延伸到世界尽头，即呼罗珊的清真寺尖塔高高耸立的地方。但这并不是菲茨杰拉德位于博尔奇的那座庄园，而是一座位于爱尔兰布鲁姆山脉脚下的农庄，几年前我曾在那里短暂地做客。在梦里，在非常遥远的远方，我可以辨认出那座被常春藤覆盖的三层建筑，阿什伯利一家很可能直到今天都在楼房里面过着他们不同寻常的生活。无论如何，在我认识他们的时候，那就是一种极其不同寻常的，可以说是古怪的生活。我从山上下来的途中在一家位于克拉拉山的光线朦胧的小店打听哪里有住宿的地方时，被店主——某位奥黑尔先生——缠着聊了好久，他穿着一件少见的肉桂色薄棉平布大衣，我还记得我们聊的内容与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有关。在聊天过程中，奥黑尔先生突然停下来并喊道：阿什伯利家可能会给你提供食宿。几年前，他家有个女儿来过这里，带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提供住宿和早餐。她让我把它贴在商店橱窗里。我不知道这事后来怎么样了，也不知道有没有客人去过。也许它褪色后我就把它拿下来了。或者他们自己来把它拿下来了。接着奥黑尔先生就开着他的货车把我送上山去找阿什伯利一家，他在屋前长满草的场地上一直等到有人请我进屋为止。在我敲了很多次门之后，门才打开，凯瑟琳站在我面前，穿着她洗得发白的红色夏装连衣裙，她很奇怪地僵在那里，好像是在行进中被不请自来的陌生人的目光冻住。她睁大眼睛看着我，或者说看穿了我。这场面持续了好一会儿，在我表示了我的要求之后，她才从她的僵化状态中觉醒过来并往边上挪了一步，用左手做了一个几乎察觉不到的手势，让我进屋并在门厅的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当她一言不发地踏着石质地砖走开时，我才发现她赤着脚。她寂然无声地消失在背景的昏暗中，几分钟后——我觉得似乎没办法计算这段时间——她又寂然无声地从黑暗中重新走上前来，朝我点点头，陪我沿着宽宽的、使攀爬轻松得令人吃惊的楼梯上到二楼，穿过好一些走廊来到一间大房间，从高高的窗户望出去，目光越过马厩和车棚的屋顶、越过菜园，可以看到一片被风吹得上下起伏的美丽牧场。在距离更远的地方，沿着低岸横向流动的水在一处河湾那里泛着光。那后面，在一丝绿色中是一棵棵树，树的上方是群山在均匀的天蓝色背景下映衬出的模糊不清的线条。今天，我已经不知当时深陷这幅景象的我，在三个窗龛的中间那个站了多久，只还记得在门框边等着的凯瑟琳问我这行不行？，记得我转过身去对着她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愚蠢的话。凯瑟琳走后，我才正儿八经地打量起这间像大厅一样的房间来。地板上罩着一层天鹅绒般的灰尘。窗帘和墙布被取下来了。像死尸皮肤一般的石灰白的墙上布满了淡青色的条纹，我心想，它们就好像那些令人惊叹的北极地区地图，图上面几乎什么都没有画。一张桌、一把椅子和一张铁床组成了这间房间的全部家具，那床很窄，可以借助一些把手拆卸，就像从前在征战途中为高级军官随军携带的铁床。接下来的几天只要我在这张床上休息，我的意识就从边缘地带开始瓦解，以至于不知道我是怎么来的这里或者我到底在哪。我一次次地感觉我似乎患有创伤热，正躺在野战医院的病床上。从外面传来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孔雀叫声，但在我的意识里，我看到的并不是它们栖于院子里若干年以来层层积聚的垃圾堆的最高处，而是在伦巴第某个地方的一处秃鹫聚集的战场，周围都是被战争毁掉的田野。军队早就继续前行了。只有我还在一阵阵软弱无力中躺在这栋被劫掠一空的房子里。这些图景在我脑海里之所以越来越密集，是因为阿什伯利一家在自己家中活得像难民，他们经历过可怕的事情，不敢在停留的地方栖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一直在走廊和楼梯间走来走去。很少看见他们或独自或一起从容地坐着。他们甚至连吃饭时都是站着。他们所做的工作本身就有某种无计划性和无意义性，看起来表现的并不是任何一种日常而更多是一种怪异的强迫症以及一种严重的慢性精神错乱。埃德蒙，最年轻的男性，从一九七四年毕业离校后就在制作一条足足十米长的大肚船，尽管他，就像他偶然当面对我说的，既不了解轮船制造也不打算开着这条畸形的船出海。它不会下水的。这就是我做的事。我总得有事做。阿什伯利夫人把花籽收集在纸袋里，我看到她在为纸袋写上名字、日期、地点、颜色和其他信息后，在荒芜的花坛里，有时也会在外面稍远一点的草地上，仔细地把它们倒扣在枯萎的花朵头上并用一根线系好。然后，她把茎秆剪下来，把它们带回家并张挂在一条打了很多结的、在从前的藏书室交叉往来的绳子上。这些裹着白色袋子的茎秆悬挂在藏书室的天花板下，其数量之多，以至于组成了一种纸片云，当阿什伯利夫人站在藏书室的画架上忙着挂上或者取下簌簌作响的种子储存袋时，她就像一位飞升到天空中的女神那样半身消失在这片云朵里。拿下来的袋子被按照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体系保存在显然很久以前就从书籍的重压中解脱出来了的搁板上。我想，阿什伯利夫人并不知道有朝一日这些由她收集的种子要在什么地方发芽抽枝，就像凯瑟琳和她的两位妹妹克拉丽莎和克里斯蒂娜，她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北边一间堆了许多零头碎布的房间里每天花上几个钟头来缝制各色枕头套、床套之类的东西。就像中了一条恶毒魔咒的巨型孩子，这三位几乎同岁的未婚女儿坐在地板上像山一样的材料堆之间连续不停地干着活，相互之间难得交谈一言。她们每缝一针后就会把线引向一边的空中，这动作让我想起了一些事情，它们是那么久远，使我为现在剩下的时间太少而变得焦虑。克拉丽莎有一次告诉我，她和她的姐妹们曾经想过成立一家室内装饰店，但是，她说，这个计划失败了，因为她们没有经验，而且这样一个店在周边地区也不会有顾客。也许正因为如此，她们通常会把她们在头一天缝制的东西在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又重新拆开。也有可能是她们的幻想中浮现着某种如此不同寻常的美，以至于完工的作品必然让她们失望，在我第一次去参观她们工作室，她们把一些没有被拆开的物件给我看的时候我这么想到，因为其中有一件是用几百片丝绸碎片缝合起来的、用丝线绣了花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好像织满蜘蛛网的婚纱，它挂在一个没有头的成衣人体模特身上，无论如何这件婚纱是一件华丽而完美到几乎有了生命的彩色工艺品，以至于当时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就像今天我不敢相信我的回忆一样。
在我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埃德蒙一起站在外面的露台上，靠着石头栏杆。此时如此安静，以至于我觉得听到了蝙蝠的叫声，它们依照锯齿形的轨迹迅疾地飞过天空。庄园沉浸在黑暗中，这时埃德蒙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突然说道：我在藏书室里准备好了投影仪。妈妈想知道你是否会想看看这里以前是什么样子。藏书室里，阿什伯利夫人已经在等着开始放映了。我在她身边、在纸袋天空下面坐了下来，灯关了，投影仪开始发出嘎达嘎达的声响，在壁炉台上方光秃秃的墙壁上出现了以往的无声画面，有时几乎静止不动，有时一阵阵地串在一起，接踵而来，或者因为密集的线条而模糊不清。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外景拍摄。或从楼顶的窗户俯瞰周围的田野、绿岛、耕地和草坪，或者反过来，从庄园朝着屋前的场地移动，房屋正面一开始从远处看只有玩具般大小，然后越来越高耸突起，最后几乎从画面框中倾斜出去。没有任何一处地方被忽视。车行道上撒了沙子，灌木丛被修剪妥当，菜园里的菜畦被打理得干净整齐，如今已经倾塌了一半的杂用建筑物那时还保养得好好的。晚些时候，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可以看到阿什伯利一家在一顶无顶帐篷里坐着喝茶。那是美好的一天，阿什伯利夫人说，那天是埃德蒙的洗礼。克拉丽莎和克里斯蒂娜在打羽毛球。凯瑟琳胳膊上抱着一只黑色的苏格兰㹴。在背景中，一位年老的男管家拿着一个沉重的托盘匆匆朝大门走去。一位头上戴着女帽的女仆出现在门后，一只手放在眼睛前面挡着太阳光。埃德蒙放上了一盘新的胶卷。接下来放映的许多画面与花园和农庄里的劳作有关。我记得有一个瘦削的年轻人推着一架巨大、古老的独轮车，记得有一台由一匹小马拉的、由一位长成侏儒体格的车夫操控的割草机，它在草坪上沿着直线来来回回地开动，记得看到过一间昏暗的温室，里面长着黄瓜，记得有一块曝光过度、看起来几乎雪白的田地，十来个收割庄稼的人在地里忙着收割谷物和捆扎麦秆。当最后一盘胶卷播毕，这时只有从门厅照进来微弱灯光的藏书室长时间地寂静无声。直到埃德蒙把投影仪装进罩子里离开房间，阿什伯利夫人才开始说话。她说她是一九四六年结的婚，就在她丈夫从陆军复员后，事实上与他们俩对未来生活的设想完全相反，在她公公突然去世的数月之后，他们就去了爱尔兰，为了接受继承下来的、当时几乎卖不出去的财产。阿什伯利夫人说，她那时候对爱尔兰的社会状况没有一点点认识，今天她依然对此非常陌生。我记得我在这栋房子里的第一个晚上是如何带着完全与世隔绝的感觉醒过来的。月亮从窗边照进来，月光如此孤独地照在一百多年以来从蜡烛上滴落下来的蜡油覆盖住地板形成的硬脂层上，以至于我觉得我像是漂浮在一片水银湖面上。我丈夫，阿什伯利夫人说道，尽管他必定在内战期间目击过可怕的事情，或者可能正因为如此，他基本上从不对爱尔兰的社会状况发表任何看法。渐渐地，我才从他针对我与之相关的问题的扼要回答中，从他家族的历史以及在内战后几十年内毫无希望地贫困衰退的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历史中猜出来这样那样的事情。我用这种方式给我自己建构出来的图像从来都只有隐隐约约的轮廓。除了我极其冷漠的丈夫之外，阿什伯利夫人说，有关一方面具有悲剧性，另一方面又十分可笑的爱尔兰社会状况，我只有一些传说作为信息源，这些传说形成于长期衰落的过程中，形成于连同剩下的家具被我们继承下来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本身已经属于历史的家仆们的头脑中。比方说，我是在我们搬到这里几年后才通过我们的男管家昆西了解到有关那个可怕夜晚的一些事情，那是一九二〇年仲夏，大概六英里之外的伦道夫家在当晚着了火，而他们一家人当时正和我日后的公公婆婆一起共进晚餐。据昆西说，反叛的共和派首先把仆人们聚集在门厅里，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他们可以有一个小时打包他们的行装并为自己和自由斗士煮一壶茶，时限到了后，他们会放一把复仇之火。首先，阿什伯利夫人说，必须叫醒孩子们，捉住通过预感到不幸已经完全惊慌失措的狗和猫。之后，根据昆西的描述，他那时候是伦道夫上校的侍从，这栋房子的所有居民都站在了外面的草地上，站在各种各样的行李和家具以及在害怕中匆匆收拾的没有意义的东西中间。昆西说，他在最后一刻还必须再次跑上三楼，为了救老伦道夫夫人的那只白鹦鹉，第二天人们就会发现，老夫人因为这场灾难丧失了直到那时还完全清楚的意识。最后所有人都不得不软弱无能地亲睹共和派分子是如何把一大桶汽油从汽车棚里滚出来，穿过庭院，然后嗨哟嗨哟地吆喝着，滚上门厅的台阶，也就是他们让它泄油的地方。在扔了几分钟的火把之后，火焰已经从窗户和屋顶冒出来了，不久，他们仿佛看到了一个被暴怒的炽热和飞溅的火花完全填满了的巨大炉门。我不认为，阿什伯利夫人说，一个人能够大致理解在看到这样一种场景时这些遭遇不幸的人的脑海里在想些什么。不管怎样，一位骑着自行车逃出来的花匠为伦道夫一家带来了这条他们虽然一直有预料到，但从不认为有可能发生的可怕消息，他们在我公公婆婆的陪伴下，连夜赶往从远处都能看得到的大火现场。当他们到达破坏现场的时候，那些纵火焚烧他们屋子的人早已消失不见，他们别无他法，只能抱着他们的孩子，坐在因为巨大的恐惧而吓呆了的、瞠目结舌的人群旁边，那群人就像待在木排上的遭遇海难的人们那样，蹲坐在火灾现场前。直到拂晓时分，火势才渐渐平息，废墟的黑色轮廓从烟雾中显现出来。之后，阿什伯利夫人说，废墟就被拆掉了。我自己并没有看见过这片废墟。据说，在内战期间，总共有两三百处地主庄园宅邸被焚毁。在这种事情上，相对简朴的房产和豪华的乡村宫殿之间并没有区别，比如夏山宫，奥地利的伊丽莎白皇后曾经在里面度过了一段欢乐的日子。
就我所知，阿什伯利夫人说，反叛者倒是从来没有对人动过手。显然，想要消灭和驱逐那些对可恨的英国当局具有认同感的家庭，烧毁房屋的举动是最有效的手段，不管对还是不对。在内战结束后的若干年内，甚至连那些幸免于难的人，如果有可能的话，都离开了这个国家。留下来的只有那些除了在他们的田产上能够得到的收获以外没有收入的人。所有出让房屋和地产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失败的，因为：第一，根本没有买家；第二，即便找到了一位买家，靠着比如说在伯恩茅斯和肯辛顿的收益，也活不了几个月。另一方面，在爱尔兰人们也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子。整个农业产业不景气，工人要求的薪水付不起，种植面积越来越小，收入越来越低。年复一年，状况变得越来越没有前景，到处可见的贫困迹象变得越来越令人沉郁。即便只是将就地保养房屋，也早就不在人们的考虑范围之内。窗框和门上的颜色剥落了下来，窗帘被磨花了，墙布从墙上脱落，软垫家具被磨破了，到处都漏雨，到处都放着铁皮盆、碗和锅子，用来接水。不久之后，人们就被迫放弃顶楼甚至所有侧翼的房间，搬到底楼凑合着还能住的几间房间里。被封闭的楼层里，窗玻璃在蜘蛛网后面变得暗淡无光，心腐病在蔓延，害虫把真菌的孢子传播到最后面的角落里去了，墙上和天花板上出现了形状怪异的褐紫色和黑色的菌类植物，经常有牛头那么大。地板开始弯曲，屋顶的支撑梁在下沉，护壁镶板和楼梯间内部早已经腐烂，有时一夜之间就化为硫黄色的灰尘。在渐进式的、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生活常态的、不再被人理会的、日复一日也没什么可理会的倾颓期间，经常是在长时间的雨季或者旱季或者总的来说在气候转变的时候，一再发生突然的、灾难般的倒塌事件。正当人们觉得能够维持某种状况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因为情况出其不意地迅速变坏而去清理其他的地方，直到——事实上别无他法——发现自己被逼退到了最最远的地方，像是自己家里的一名囚犯。我丈夫有一位在克莱尔郡的舅公，阿什伯利夫人说，据说最后只能住在他曾经的大豪宅的厨房里。好多年了，他在晚饭的时候据说只吃一道由他的管家、现在也是他的厨师做的简单的土豆菜，然而却一如既往地穿着黑色的礼服，开一瓶从还没有完全空的地下储藏室拿出来的波尔多红葡萄酒。这位舅公和这位管家的床据说也摆在厨房里，昆西还告诉我说，他们俩都姓威廉，都是在八十好几的岁数上在同一天去世的。我常常想，阿什伯利夫人补充说，这位管家是不是被他的责任意识维持着，直到他的主人不再需要他了，或者说这位舅公在他精疲力竭的仆人离世之后，断然放弃了生命，因为知道没有他的帮助，他连一天都不能存活下去。仆人们经常数十年如一日拿着几乎不值一提的报酬做着自己的工作，在他们的岁数也许很难另外找到一个像他们的东家一样的住处，很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日常流程还可以保持运转。当他们死去的时候，被他们照顾的人的终点也即将来临。在我们这里也没有两样，即便我们感受这种普遍的衰落要稍微迟一点。阿什伯利家族直到战后还能够维持着他们的产业，只是因为——就像我不久之后就已经预感到的——有一笔较大的、三十年代初继承的、到我丈夫去世的时候已耗剩到最后一点零头的遗产的不断帮补。尽管如此，我还总是相信，事情会有变好的时候。我纯粹就是不想承认，我们所属的这个社会早就已经崩溃了。在我们到达爱尔兰之后不久，戈尔曼斯顿城堡就被拍卖了，斯特拉芬城堡是一九四九年被卖掉的，卡顿城堡一九四九年，法兰西庄园一九五三年，基林·罗金厄姆庄园一九五七年，鲍尔斯考特庄园一九六一年，且不谈一些小规模的房产田庄了。当我必须完全独自一人继续努力养活我们自己的时候，我才清楚我们家族破败的程度。因为缺少资金付工钱给工人，所以我除了停止农业生产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一块块地变卖田产使得我们在几年内免于陷入最糟糕的境地，只要我们还有一两个仆人在家里，就还有可能保持住体面的外表，不管是对外还是面对我们自己。直到昆西去世，我才开始完全不知所措。首先我把银器和瓷器拿去拍卖，然后逐渐是画作、藏书和装饰物。自然，这个越来越荒废的屋子找不到任何一个买家，于是我们就被束缚在这里，就像该死的灵魂被束缚在它们的栖身之处。我们所有的活动，女孩们没完没了的针线活儿，埃德蒙在花园中开始干的活儿，接待客人的计划，所有的一切都失败了。自从我们大概十年前在克拉拉山的小杂货铺贴了一张告示在橱窗里以来，阿什伯利夫人说，您是找到这里来的第一位客人。很遗憾，我是一个本质上不切实际的、被纠缠在无尽思考中的人。我们统统是生活无能的幻想者，孩子们和我并没有区别。在我看来，有时候我们似乎从未习惯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生活只是一个巨大的、持续的、不可理解的错误。当阿什伯利夫人讲完她的故事后，我感觉它的意义对于我来说就在于这个没有明示的要求：我应该留在他们家，分担他们日复一日变得越来越无辜的生活。我并没有这么做，这次拒绝今天依然有时像一个阴影一样笼罩着我的灵魂。第二天告别的时候，我不得不长时间寻找着凯瑟琳。最后我在长满颠茄、缬草、当归丛和往上窜的大黄的菜园里找到了她。她穿着那件她在我到达那天穿的红色夏装连衣裙，靠在桑树的树干上，它当时是这个被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园子的中心点。我穿过有用的和没用的草，为自己开辟出一条通往那片凯瑟琳正从中朝我望过来的绿荫岛的路。我是来说再见的。我说着话，走进由伸出的树枝搭成的凉亭下面。她两手托着一种朝圣帽，像她的连衣裙那么红，有宽宽的帽檐，我觉得她此时此刻虽近在身边却十分遥远。她目光空洞，看到我像没有看到一样。我留下了我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以便你要是想……我没有说完这句话，也不知道该怎么把它说完。我注意到，反正凯瑟琳没有仔细听。曾经有一度，她说，我们认为可以在其中的一间空房间养蚕。但后来我们从没有这么做。哎，由于有无数失败的事情！——和凯瑟琳·阿什伯利聊完最后这几句话的若干年后，我还看见过或者觉得看见过她一次，那是一九九三年三月在柏林。我乘着地铁去西里西亚门站，在那个荒凉的地方闲逛了一会儿之后，我遇到一小撮人，他们在一栋以前也许是车棚或者类似地方的破房子前等着被放行。剧院显然就在这个一点都不像剧院的门脸后面，根据一份告示，剧院的节目单上写着我那时还不熟悉的雅各布·米夏埃尔·莱茵霍尔德·伦茨的未完成作品。在里面光线朦胧的屋子，人们必须坐在低矮的木椅上，因此立刻就进入一种童真的、渴望奇迹的状态。在我能够对这种思想作出解释前，她就已经出现在了舞台上，令人不可思议地穿着那同一条红色连衣裙，头上是同样浅色的头发，戴着同一顶朝圣帽。她，或者说与她长相极其相似的人，锡耶纳的圣加大利纳，在一个空房间里，然后远离她父亲的房子，厌倦了日间的炎热、荆棘丛和石块。我记得背景只有一座山，也许是特伦托的一个斜坡，在阿尔卑斯山山脚下，水绿色，就像刚从冰海中浮出水面。当日光下沉的时候，加大利纳倒在一棵看不见的树下，脱下鞋，把她的礼帽放在一旁。我想，她说道，我想在这里睡觉，至少打个盹。请安静，我的心。安静的夜晚正给病弱的知觉盖上它的大衣……
从伍德布里奇往南直到奥福德海边要足足四个小时。道路和交通线穿过一片空旷、多沙的地区，在漫长而干旱的夏日之末，它的大部分几乎就像一片沙漠一样。这片土地历来极少有人居住，几乎没有人耕种，其实只是一片四周与天相接的牧羊草地。十九世纪初绵羊和羊群消失后，石楠和歪七扭八的树就开始到处蔓延开来。这一发展状况被伦德尔沙姆府、萨德伯恩府、奥威尔庄园和阿什高墅的地主们根据实力加速推进了，他们把这一整片所谓的桑德林斯地区瓜分得只剩下些许不值一提的地块，目的是为小型兽类的捕猎活动创造有利的前提条件，而这种活动在维多利亚时代变得越来越流行。市民阶层出身的男人们通过他们的工业事业获取了巨大财富，现在需要将自己在更高阶层内的地位合法化，便购置了巨大的乡村庄园和田产，他们在这些田产上面放弃了一贯受到他们高度重视的功利主义原则，为了开展本身而言毫无用处、纯粹是以毁灭为目的，却不被任何人视作不恰当的狩猎活动。如果说从前在特为开辟的、经常维持若干世纪的兽苑和猎场内打猎是王室或者说当地贵族的特权，那么现在每一位想把他在证券交易中获取的利润投到影响和名声中去的人，会多次在当令时节用尽可能引人注意的花费于其宅邸中召集所谓的狩猎集会。一个人作为这样一个聚会的主人能够为自己赢取的声望，如果不考虑被邀请者的地位和名声的话，与被捕获的牺牲品的数量是成准确的比例关系的。因此，庄园的整个管理活动都是由为了保证并增加野生动物总量所必需的事情规定的。一年一度，雉鸡被数以千计地赶进兽苑，之后又被放进巨大的、失去农业用途的、大部分被设为不可进入的猎区。乡村居民在他们的权利方面被限制得越来越多，如果他们不饲养雉鸡、养狗，不做猎场看守人、围猎者，或者不在其他与狩猎事宜相关的事务中找到工作，常常就会被迫放弃他们世代传承下来的居住地。典型地，本世纪初，在霍斯利湾，就在海岸后面，针对没有工作的人设置了一个劳教所，它就是日后人们所说的殖民学院，大量人员在一段期限之后大多数都会从那里启程流亡新西兰或者澳大利亚。今天，位于霍利斯湾的机构大楼内的是一座拘禁青少年罪犯的开放式监狱，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成群结队在周边的田里劳作，穿着老远就很醒目的橙红色上衣。雉鸡狂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达到了它的最高峰。光是萨德伯恩府那时就雇佣了二十四名猎场看守人和一位特别的裁缝来制作和保养他们穿的制服。有时候，这里一天之内就有六千只雉鸡被射杀，更不消说其他的禽类以及野兔和家兔。这些令人头晕的数字被清清楚楚地记录在这些处于相互竞争中的家族的资料册里面。桑德林斯地区最有名的猎场和农庄中有鲍德西庄园，它在德本河北岸扩展到了八千多摩尔干的规模。卡思伯特·奎尔特爵士，一位从较低的阶层升上来的企业主，在八十年代初期曾经让人在河流入海口的显眼位置建造了一座祖宅，它一部分使人想起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地主庄园宅邸，一部分又有着印度土邦主宫殿的风格。
随着这座建筑艺术奇迹的落成，奎尔特认为它不容更改地展示了他所获得的地位的合法性，就像通过他所选择的、拒绝一切市民式妥协的徽章题词plutôtmourirquechanger（宁死也不改变）所展示的那样。像他这样的男人那时正处于他们权力意识的高峰。从他们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能认清为什么态势不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从一次惊人的成功走向下一次。河对岸的费利克斯托镇在过去几十年间已经发展成为一处雅致的海滨浴场，而从前德国皇后为了休养在此停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那里下锚停靠数周之久的“霍亨索伦号”游艇是一个现在给企业家精神展现了可能性的明显标记。北海海滨，在皇家主权的保护下，可以脱颖而出成为上层阶级的一处配置了新时代生活的所有成果的健康疗养地。到处都有宾馆从贫瘠的地上拔地而起。林荫步道和浴疗设施得到修建，码头栈桥向大海中延伸。甚至在整片地区最为荒凉的这个小镇，今天只剩下一个由唯一一排荒无人烟的低矮房屋和茅舍组成的村庄——星格街，我还从未在那里看到过一个人，而在那个时代，如果可以相信原始资料的话，人们在那里建造了一座估计可以接待两百位客人、现如今消失得无影无踪的疗养大楼，它有个宏大的名字——德意志海大厦，里面的工作人员全都是从德国聘请过来的。
总的来说在那些年间，看似在不列颠和德意志帝国之间出现了跨越北海的各种各样的关联，这些关联首先有代表性地表现在他们的趣味上面，他们都想不惜一切代价拥有阳光下的一个位置，这一误入歧途的趣味是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毫无疑问，卡思伯特·奎尔特建造在沙丘中央的那座盎格鲁-印度式梦幻城堡很可能会符合德国皇帝的艺术鉴赏力，众所周知，德皇对各种能够想得到的奢侈浮华有着超出对其他一切东西的热爱。反过来，可以很轻易地把奎尔特——他会为他财富中增加的每一百万给他的海岸宫殿再添加一座塔楼——想象成“霍亨索伦号”甲板上的一位客人，比如与同样受邀的海军部老爷们一起，共同参加每逢星期天在公海上举行的礼拜仪式之前开展的体操训练。有什么大胆的计划是奎尔特这样一个男人在一位像威廉皇帝这样的志同道合者的激励下没有想到过的呢？比如，一座从费利克斯托镇经过诺德奈一直延伸到叙尔特岛、服务于公共国民训练的新鲜空气天堂。比如建立一种新的北海文明，且不谈盎格鲁-日耳曼世界同盟，作为其标志，可以在赫尔戈兰岛上建立一座在遥远的海面就能够看到的国家大教堂。历史的真实进程自然是另一回事了，因为，正当人们为自己描绘出一幅极其美好的未来图景时，事态已经正在走向下一次灾难了。战争发生了，德国的仆人们被送回了家乡，夏日的游客都不来了。一天早晨，一架齐柏林飞艇就像一条飞翔着的鲸鱼出现在海岸上空。在英吉利海峡那边，没有尽头的军队和物资队列开赴前线。整个地区被石榴红色的火焰翻耕着，在前线之间的死亡地带一具具尸体散发着磷光。德国皇帝失去了他的帝国，卡思伯特·奎尔特的帝国也慢慢地衰败了，他看到他曾经貌似取之不竭的资金正在萎缩，缩水的规模使得对这些财富进行有意义的经营已经不再能够获得保证了。与此同时，雷蒙德·奎尔特作为下一位继承鲍德西庄园财产的人，通过在海滩上空引进轰动刺激的跳伞运动，为娱乐费利克斯托镇现在不那么讲究的度假客作出了贡献。一九三六年他不得不把鲍德西庄园卖给国家。收益足够清偿所欠的税款，并且继续资助对于他而言超越一切的飞行热情。此外，雷蒙德·奎尔特在移交家庭财产时搬进了从前司机的临时住处，但保持了在伦敦不在别的地方投宿而只在多彻斯特酒店入住的习惯。为了证明人们在那里对他特别尊敬，每次在他到达的时候都会在英国国旗旁边升起那面黑底上有一只金色雉鸡的奎尔特小方旗，这种罕见的特权或许可归因于其骑士风度的名声，自从显然是毫无憾色地与他伯祖父购置的田产分开之后，自从——撇开一些流动资金不谈——除了他的飞机和一条位于偏远原野上的起飞跑道什么都不是他自己的以后，他就在矜重的酒店工作人员那里享有在这类事务上的这种名声。和奎尔特家族的鲍德西庄园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若干年里，数量众多的庄园也消散了。一座座地主庄园宅邸要么被听凭破败，或者被用作其他目的，比如为小男孩开设的寄宿学校、劳动教养所和疯人院、养老院，以及安置第三帝国来的难民的临时收容所。鲍德西庄园长期都是研究小组的住处和实验室，小组在罗伯特·沃森·瓦特的领导下研发出了雷达搜索系统，它现在凭借它看不见的网络穿越了整个大气层。此外，伍德布里奇镇和大海之间的这片地区今天也仍然布满了军事设备。一个人漫步穿过这片广阔的高地时，会一再路过军营大门和被围起来的区域，在那里，武器半掩半藏地存放在稀疏的赤松种植场后面、伪装色的飞机库里以及长满草的地下掩体中，凭借这些武器——必要的时候——所有国家和陆地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被变为冒着烟的石头堆和烟灰。在离奥福德不远的地方，已经因为漫漫长路而疲惫的我在陷入一场沙尘暴时，不禁产生了这个想法。这块绵延数平方英里的伦德尔沙姆森林在从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六日到十七日的可怕的飓风之夜，大部分都被摧折为断枝残叶，当我靠近这片森林的东边时，短短数分钟内，刚刚还艳阳高照的天空就变暗了，一阵风刮起，它用幽灵般转动的涡流把灰尘吹上已经干涸了的土地上空。残余的日光开始变淡，全部轮廓消失在灰褐色的、不久后被狂风不停晃动的、使一切窒息的昏暗中。
我在一堵被堆在一块儿的根茎形成的墙后面蹲下来，看见一条线从地平线上被慢慢拉起。我尝试着透过变得越来越密集的混乱去看刚刚还在我视野中的标记，但这是徒劳的，每一瞬间这个空间都在变得更加狭窄。甚至在近在咫尺的附近也已经看不见一点线条或者形状了。灰尘粉末从左涌到右、从右涌到左，从四面八方涌向四面八方，它升上天空又从高处落下，嗡嗡作响声和光影闪烁持续了大概一个钟头，而在深入内陆的方向，我之后得知，下了一场激烈的雷阵雨。当暴风雨停了之后，波浪形的沙堆渐渐从昏暗中显露，它们把断枝残叶埋在了底下。我，在荒漠中覆灭的沙漠商队的最后幸存者，我这么想，气喘吁吁，嘴巴和喉咙发干，从在我身边形成的坑中爬了出来。四周一片死寂，没有一丝风在吹动，听不到一声鸟叫，没有一丝声响，什么都没有，尽管现在又变亮了，但中天的太阳还是隐蔽在依然长时间悬在空中的由花粉般细微的粉末组成的一片片旗帜后面，这些粉末是慢慢变碎的泥土最后残留下来的。——我在一种麻木的状态中走完了剩下的路。我只记得我的舌头黏在了上颚上，只记得我感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当我最终到达奥福德，我首先登上了城堡主楼的屋顶，从那上面可以眺望居民点的低矮砖瓦房，眺望绿色的花园和灰白的沼泽地，一直可以往下看到朝着南北两个方向消失于远方雾气中的海岸。
奥福德城堡完工于一一六五年，它在几个世纪当中都是防御经常威胁此地的侵袭的最重要的堡垒。直到拿破仑有了占领不列颠群岛的想法时——众所周知，他最大胆的工程师计划在英吉利海峡底下挖一条隧道，梦想着组建一支气球舰队——这里才采取了新的防卫措施，在海滩上建造了坚固的圆形要塞，它们之间仅仅间隔数英里。仅仅在费利克斯托和奥福德之间就有七座这种通常所说的马铁洛塔，据我所知，它们的有效性从来没有受到过检验。防守部队不久之后也被撤离了，空荡荡的破屋从那时起主要服务于从城垛上向下进行它们无声的夜间飞行的猫头鹰。四十年代初期，鲍德西的技术员沿着东边的海岸设置了第一批雷达杆，它们是令人害怕的、高达八十多米的木质构造物，在安静的夜里可以听到它们吱嘎吱嘎作响，对其目的人们一概不知，就像不知道在奥福德周围的军事研究站进行的数量众多的其他秘密工程的目的。所有这一切自然都成了各种各样的猜测的诱因，比如看不见的致命射线、一种新型的神经毒气，或者一种在其效果方面超过一切想象力的集体屠杀手段，据说这种手段会在德国人试图登陆的情况下被投入使用。事实上直到不久前，在国防部的档案中都有一份标题叫作《从萨福克星格街疏散平民》的卷宗，与在三十年之后就可以解封的类似卷宗不同，它要被密封七十五年，因为根据一则看似不能根除的流言，它包含着有关一场意外事件的细节，这次事件发生在星格街，令人毛骨悚然，直到今天政府也不能在公众面前对其负责。比如说，我听说过那时候在星格街试验过为了使整个地带变得不适合居住而被研发出来的生物武器。我也听说过一套一直延伸到海里的管道系统，借助于此，在遇到入侵时能够以爆炸一样的速度点燃石油大火，其强度之大，以至于水面都可以开始沸腾。在这些实验的过程中，据说一整个连队的英国工兵，由于疏忽，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都丧命了，而且据目击者说是以最最恐怖的方式，这些目击者声称他们亲眼看到因为疼痛而肢体扭曲、烧焦了的尸体躺在海滩上或者依然蹲坐在外面大海中他们的小船里。另有人宣称，这些在大火中丧命的死者与穿着英国制服的德国登陆部队有关。一九九二年，《星格街》档案在当地报纸上经过一场较长时间的宣传运动之后被公布了出来，那时人们发现这些档案，除了一些相对无害的有关毒气实验的说明以外，没有包含什么可以为保密级别提供理由以及证实自从战争结束就一直在流传着的故事的内容。但是看起来，其中一位评论员写道，似乎敏感的材料在这份文件获得公布之前就已经被移除了，因此星格街的神秘依旧存在。——诸如星格街传闻这样的流言之所以保持着顽固性，尤其还因为冷战期间国防部在萨福克海滨继续运作着一座座所谓的秘密武器研究机构，对其工作实施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比方说，奥福德的全体居民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对位于奥福德角的研究机构中的活动进行猜测，这些机构尽管在当地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就像内华达海滩或者南海环礁一样不可接近。就我而言，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九七二年第一次来奥福德的时候是怎样站在码头边眺望那片地区的，它通常被当地人称为那座岛，就像远东的罪犯流放地一样。之前我已经在地图上研究过奥福德海滨地区的独特形状，被享有可以说是治外法权的奥福德角所吸引，它在跨越数千年的时间里从北边开始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推移到了阿尔德河的河口前面，也就是说如此一来，这条在下游被称为奥尔河的潮汐河在注入大海前有大约十二英里是在今天的海岸线后面亦即以前的海岸线前面流淌。
那时，当我第一次在奥福德逗留的时候，渡河前往那座岛上是绝无可能的，而今天这样的行动已经不再受到任何阻止。国防部在几年前就停止了秘密的研究活动，一位无所事事地坐在码头墙边的男人毫不迟疑地主动提出花费几英磅就可以开船把我送过去，然后等我走完一圈在另一边向他挥手，再把我接回来。当我们坐在他蓝色的柴油快艇里横渡河流，他告诉我说，人们依然尽可能地避开奥福德角。甚至众所周知对孤独的熟悉远超一切的近海渔民，在尝试过几次之后就放弃了夜里在那儿钓鱼，表面上说是因为不值得，事实上是因为这个陷入一无所有的地点异常冷落，让人受不了，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确实会导致持久的精神疾病。到了对岸之后，我和我的摆渡人作别，在爬上高高的防波堤之后，沿着一条有些地方长满了杂草的沥青道路走着，穿过一片苍白的、向远处延伸的田野。那天阴沉沉的，让人感觉气闷，没有一丝风，以至于头发丝那样细的野草的穗子都一动不动。短短几分钟之后，我就感觉我仿佛穿过了一片还没有人发现的大地，同时觉得，我现在还记得，我完全解脱了，一点都不压抑了。我脑子里面没有任何想法。我每踏出去一步，心里的空处和周围的空处就更大，宁静就越深。很可能因此，我想，我受到了几乎致命的惊吓：就在我的双脚前，一只藏在路边草丛中的兔子突然跳出来往前窜，首先顺着有裂纹的马路，拐了几下就又跑到田野中去了。它不得不——当我靠近的时候——蜷缩着，在它待着的地方心跳飞快地耐心等候，直到快要来不及逃命的时候。把它攫住的麻痹骤变为慌忙的逃亡行动的一瞬间，也是它的害怕把我穿透的那一刻。我现在还能够带着丝毫没有减弱的、超出我理解能力的清晰度，看到在这还不到一刹那的可怕时刻里发生了什么。我看到灰色柏油路的边缘、每一根草茎，看到那只兔子是怎样从它的藏身之处跳出来，耳朵耷拉在后面，有一张因为恐惧而僵硬的，不知怎么的分裂的、人一样的奇特的脸，我从它在逃亡中往后看的、因为害怕而转得几乎从脑袋上掉出来的眼睛里看到了我自己，我和它是一样的。半个小时后，当我到达将草原与向下一直倾斜到海边的巨大碎石滩隔开的壕沟时，血液才逐渐停止在我的血管中澎湃激荡。我在通往从前的研究所的桥上站了好久。在我身后遥远的西方，居民区地带的缓缓山坡隐约可见。一条狭窄的小溪南北走向地穿过干涸支流的污泥河床，波光粼粼。前方是一派被摧毁的景象。那些四周都填塞了大量石头的水泥建筑在我生命中的大多数时间都有上百名技术人员在里面专心致志地研发新的武器系统，很可能是因为它们奇特的圆锥形状，这些建筑从远方看起来就像史前时期埋葬伟大的统治者以及他们的全部装备和所有金银的坟堆。我身处一片用途不同寻常的场地上的印象，因为若干像寺庙和亭台一样的建筑得到了加强，我怎么也不能把它们和军事设施联系起来。
我越靠近这些废墟，有关一座充满秘密的死人岛的想象就愈发烟消云散，我感觉似乎正身处我们自己在一场未来灾难中毁灭的文明的废墟中。就像后世一位不了解我们社会的任何特性、游走在我们遗留下来的一座座金属废料和机器废品堆之间的陌生人，对于我来说，是什么样的生物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工作过，地下掩体内部的简陋装置、屋顶下面的铁轨、有些地方还贴着瓷砖的墙上的挂钩、像盘子一样大的喷嘴、装卸台和阴沟都是用来干吗的，这些也都是个谜。我那天在奥福德角实际上在什么时候去了哪里，我现在，当我正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也说不出来。我所知道的是，最后我沿着那座高高的堤岸从那座中国长城桥开始，经过老泵房漫步朝着码头的方向走去，在我左手边的荒原上有一座黑色的临时木头营房，右手边，在河的对岸是陆地。当我坐在防波堤上等着我的摆渡人时，夕阳突然从云层中露了出来，照耀着那片折了一个大弯的海岸。潮水涌进了河流，水面像白铁皮一样闪着光，一座座无线电电杆从湿地草场耸立突起，从那上面发出均匀的、几乎听不到的嗡嗡声。奥福德的屋顶和塔楼从树冠之间显露，似乎伸手就可以抓住那么近。那里，我想，曾经有我的家，而这时，在越来越刺眼的逆光中，我突然看见，到处有早就消失了的磨坊的翼板，在越来越昏暗的色彩中，在风中缓慢沉重地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