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托马斯·布朗遗留下来的一卷混合文稿中，除了有关果菜园和观赏庭院、布兰普顿附近的骨灰瓮、人工堆叠的小丘和山体、预言者和神圣福音书作者提及的植物、冰岛、古撒克逊语、德尔斐神谕的答案、被我们的救世主吃掉的鱼、昆虫的习性、驯鹰、一个老年贪食症病例以及一些其他内容以外，还有一份有标题的目录，收录了奇怪的书籍、画像、古玩和其他的特别玩意儿——在这些东西中有一些确实可能是布朗自己收集的珍品中的一部分，但其中大多数明显来自纯粹虚构的珍宝库，这一珍宝库仅仅存在于他脑子里，只能通过白纸黑字进入。
在《封闭的博物馆》一书致不知名读者的简短前言中，布朗将他这座“博物馆”与他那个时代非常有名的阿尔德罗万迪博物馆、卡尔切奥拉里博物馆、洛雷托的卡萨修道院以及布拉格和维也纳的鲁道夫皇帝博物馆的自然和艺术陈列室进行了比较，书中罗列的稀罕印刷品和文本中，主要有：所罗门王一篇关于思想的影子的论文，它来源于巴伐利亚大公的藏品；色当的莫利娜和乌特勒支的玛丽亚·舒尔曼之间的希伯来文通信往来，她们是十七世纪最有才学的两位女性；一份水下植物学纲要，里面完整记录和描述了一切长在海底岩石上和谷地中的东西，所有的藻类、珊瑚和水生蕨类植物，迄今没人看到的、随暖流迁徙的水草，随着信风从一个大陆来到另一个大陆的植物岛。此外，布朗的这座幻想图书馆还包含了一部由环游世界者——马赛的皮西亚斯写的、被斯特拉波引用的残篇，里面写着在图勒以外的极北之地，那里的空气浓稠得像明胶状的水母和海的肺，又似鱼冻，使人窒息；以及一首奥维德在流放托莫什期间用盖提克语写成的诗，这首此前下落不明的诗在匈牙利边境地区的松博特海伊被人发现，包在一块上了蜡的布里面，正是在那里，根据传说，不管是在被赦免之后，还是在奥古斯都去世之后，奥维德死于他从黑海返回的途中。在布朗的博物馆中，除了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之物以外，还可以看到：一幅阿拉伯阿尔马查拉大市场的粉笔画，这个市场在夜间举办，目的是为了避免太阳的炙热；一幅描绘罗马人和贾兹人在冰封的多瑙河上决战的油画；一幅描画普罗旺斯海岸前的海上草原的梦幻图景；在围攻维也纳时骑在马背上的苏莱曼一世，他的身后是一座由雪白的帐篷组成的城市，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一幅画着漂浮冰山的海景图，上面坐着海象、熊、狐狸和野生鸟类；一系列草图，描画了对于观看者而言最最可怕的刑讯手段——波斯人的船刑，土耳其执行死刑的普遍方式（将犯人身体一段一段地截短），色雷斯人的绞刑节，以及由托马斯·米纳多利描绘得极为精确的、从两片肩胛骨之间的切口开始的活人剥皮行为。介于自然和做作之间的某个程度，我们眼前展现出了一幅美丽的英国女士肖像画，被画成黑人或带着埃塞俄比亚色调，通过这种暗色处理，她比平时拥有的与生俱来的苍白容貌美丽得多，还有一句让他难忘的落款：比夜还黑。除了这些值得惊叹的文本和艺术品，《封闭的博物馆》中也保存着奖章和硬币，一块来自秃鹰脑袋里的宝石，一个由青蛙头盖骨制成的十字架，鸵鸟蛋和蜂鸟蛋，色彩极为鲜艳的鹦鹉羽毛，用干燥的马尾藻海缠绕植物制成的抗坏血病药粉，一种在东印度群岛用来治疗忧郁的高浓度仙人掌提取物，以及密闭封装的玻璃器皿里装着的用非凡的盐制成的酒，它在日光下很容易挥发，所以只能在冬季期间或者在博洛尼亚红宝石的微光下去研究它。所有这些都被记录在自然研究者和医生托马斯·布朗的奇异记录簿里，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好些东西我现在不想继续列举，除了那根也许被用作拐棍的竹竿，第一批蚕卵在它里面幸运地被两位在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统治时期为研究蚕桑业的秘密在中国长期驻留的波斯托钵僧带过边境，带到了西方世界。
生活在白果桑树上的桑蚕蛾，属于蚕蛾科，是鳞翅目昆虫的一个亚种，其中有着所有飞蛾中最为美丽的几种——大鼬蛾、裘蛾、大孔雀蛾、皇帝蛾。不过，发育完全的桑蚕蛾本身是一种不引人注目的蛾类，它们在翅膀伸展开来的情况下宽不到半英寸、长一英寸。翅膀的颜色是灰白色的，上面有淡褐色的条纹和一个经常认不出来的月牙形斑点。这种蛾唯一的活动就是进行繁殖。雄性在交配后很快死亡。雌性在数天内产卵三百到五百个，然后也会死去。一本一八四四年出版的百科全书中写道，从卵孵化而来的蚕来到这个世界时，覆盖着一种黑色的、天鹅绒般的毛皮。在仅仅持续六到七周的生命中，它们会进行四次睡眠，每次醒来之后会蜕去旧皮呈现出新形态，不断地变白、变光滑、变大，越变越美，最终变得几乎透明。在最后一次蜕皮完成的数天之后，可以注意到它们的颈部发红，这是蜕变的时间快要到来的标志。蚕这时会停止进食，不停地来回爬动，朝着高处、朝着天空努力攀爬，就像藐视底下的世界一样，直到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然后开始作茧，这是用它们在体内生产出来的黏性汁液做成的。如果人们沿着背部切开一条用酒精杀死的蚕，就会看到一束缠绕在一起的、看上去像肠子一样的小管。它们前端连通着嘴里两个非常细小的开口，上面提到的汁液正是从这里涌出的。在第一个工作日，蚕会吐出一根长长的、凌乱的、不连贯的丝，这是用来固定茧的。然后它就不断地把头动过来动过去，由此从自己体内吐出一条不断的、几乎一千英尺长的纤维来，从而造出一个蛋形的壳把自己包裹住。在这个空气和水分都进不去的壳里面，蚕蜕去它的最后一层皮，蜕变成若虫。这种若虫形态总共会保持两到三个星期，直到上面描述过的蛾破壳而出。——蚕的原产地似乎是可以找到充当它们食物的白果桑树的亚洲国家。在这里它们自顾自地生活在开放的环境中。因为它们有用，所以人类就去培育它们。中国的历史记载，公元前两千七百年，黄帝——大地的皇帝统治了一百多年，教他的臣民造车、造船、造磨，说服他的第一任妻子西陵氏专心关注蚕，着手尝试对其进行运用，通过这位皇后的劳作来帮助提升百姓的幸福。因此西陵氏从宫廷花园的树上把蚕取下来，在她亲自看管之下把它们带到皇宫，在那里，它们受到了保护，从而免受天敌的侵袭和春季经常多变的天气状况的影响，成长得非常好，因此日后所谓的家蚕养殖业就由此发端，以后它与缫丝、纺织和刺绣一起成为历代皇后的高雅活动，并且从她们手中传给了所有女性。在仅仅几代人的时间里，桑蚕养殖业和丝织业在所有当权者以一切想得到的方式的推动下经历了繁荣发展，以至于中国最终被视为丝绸之国和取之不竭的丝绸财富之国。赛里斯的商人用他们装满了丝绸的骆驼商队穿越了广袤的亚洲，商队从中国的海滨到地中海沿岸需要大约二百四十天的时间。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巨大的空间距离，但也由于针对在帝国边境以外传播养蚕业知识和建立养蚕业方法的残暴惩罚，丝绸制造业在千百年的时间里都被局限在中国，直到刚刚说的两位托钵僧拄着他们的拐棍到达了拜占庭。当养蚕业在希腊宫廷和爱琴海诸岛获得发展之后，又过了一千年，这种充满艺术感的动物养殖形式才经由西西里岛和那不勒斯来到了意大利北部，来到了皮埃蒙特、萨伏依和伦巴第地区，热那亚和米兰繁荣兴旺了起来，成为欧洲的蚕桑业首都。养蚕业知识在半个世纪之内从意大利北部传到了法国，而这主要是直到今天都被视为法国农业之父的奥利维耶·德·塞尔的功劳。他为土地所有者编写的入门手册于一六〇〇年以《农艺和田地管理》之名出版，短时间内就印制了十三版。亨利四世对这本册子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在授予大量嘉奖和恩赐的情况下，还让他以除了首相和财政大臣叙利之外第一资政的身份前往巴黎。德·塞尔把自己的田产管理工作不情愿地移交给了旁人，作为接受他被建议担任的职位的条件，他只坚持获得一项恩准：允许在法国推广养蚕业，允许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将所有野生树木从全国的宫廷花园中移除出去并在产生的空地上种植桑树。国王备受德·塞尔的计划鼓舞，然而在将其付诸实践之前，却不得不压制来自他素来很尊重的叙利的阻力，后者反对养蚕业工程，无论是因为他确确实实认为这是大规模的胡闹，还是因为他估计德·塞尔是一位日渐强大的竞争对手——也许这并不见得没有道理。
马克西米利安·德·贝蒂纳，也即叙利公爵，向他的君主提出的原因被总结在了他回忆录的第十六册当中。几年前，在位于诺里奇北边的小城艾尔舍姆举行的一次拍卖会上，我用几个先令买到了这整部作品的一个一七八八年由列日f.j.德索尔出版社出版的、印有金色十字架的漂亮版本，此后它就是我最喜欢看的书之一。法国的气候，叙利在他论证的开头这样写道，不适合养蚕业。春天来得太晚，即便已经到了春季，一般而言湿气还太重，这些湿气一部分下落到田地上，一部分又从田地中升起来。单单这个任何东西都无法消除的不利状况就会带来极其有害的影响，不仅会影响家蚕，人们可能很难把它们养到破茧的程度，而且会影响桑树，对于它们的生长，特别是在它们抽枝长叶的季节，温和的空气是主要前提条件。完全抛开这些原则性的考量不谈，叙利继续写道，还不得不思考，和法国的乡村生活捆绑在一起的劳作和活动并没有给任何人——除了蓄意懒惰之人——以多余的闲暇，如果真的要大范围推广养蚕业的话，就必须把乡村居民的劳力从他们习惯了的日常工作中，并由此从一种稳定、丰厚的收益中抽离出来，投到一种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不可靠的营生中去。虽然，叙利承认，可以预见到农民很容易被引导接受这样一种生活基础的转变，因为谁不愿意放弃一种艰难、辛劳的活计，转而从事另一种像养蚕业这样几乎不用人费力的生计？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叙利在一段写给这位军人国王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尤其机智的措辞中声称，比任何反对在法国普遍推广养蚕业的理由都要有力的是如下危机，即向来是最佳步兵和骑兵征召来源的农民群体，因为一种事实上只适合于妇女和儿童之手的工作而丧失了对于国家安泰而言、被陛下您视为必不可少的强健体格，叙利写道，因此不久之后便不能期望出现操练军事技艺所必需的后代子孙。此外，这种由养蚕业导致的农村居民的退化，叙利继续写道，与城市阶层因为奢靡及其后果——懒惰、娇弱、淫逸和挥霍——而不断加重的堕落也是有关联的。在法国各地，人们已经为了华丽的花园、奢靡的宫殿，为了极其昂贵的家具、镶金的装饰和瓷器餐具，为了马车和敞篷车、各种庆典、蜜酒和香水，还有，叙利说，甚至为了高价出售的职务，为了被拍卖给出价最高者的出身上流社会的适婚女性，为这些花费了太多太多。因为在全国推广养蚕业会进一步怂恿道德风气的总体败坏，叙利写道，他必须劝阻他的国王这么做，并建议现在也许应该思考一下那些寒微地维持生计的人的美德。尽管首相提出了异议，但是在法国，养蚕业还是在十年之内建立了起来，尤其也因为一五九八年颁布的南特赦令至少在一定范围内确保了宽容对待直到这一时刻都在遭受着极为沉重的迫害的胡格诺派民众，并因此确保了这些在建立完整蚕桑业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的人被允许留在他们的祖国法兰西。——受到法国榜样的激励，几乎在同一时期英国也在国王的庇护下引进了养蚕业。詹姆斯一世在今天白金汉宫所在的地方让人建造了一个占地若干摩尔干的桑树园，并且在西奥博德庄园——他自己最喜爱的位于埃塞克斯的农庄——运营着一间自己的蚕屋来饲养家蚕。詹姆斯对这些勤奋的小东西的兴趣非常强烈，以至于会连着几小时仔细研究它们的生活习性和需求，在巡视他的帝国的旅途中总是随身带着一个装满了皇家桑蚕的小宝箱，由一名专门的宫廷侍从照料着。詹姆斯让人在降水较少的英格兰东部郡种了上万棵桑树，通过这样那样的措施为有深远意义的手工业打下了基础，它在十八世纪初期进入了繁盛期，因为在南特赦令被路易十四废除后，超过五万名胡格诺派流亡者来到了英格兰，他们中间有大量在家蚕养殖和丝绸织造方面富有经验的手工业者，以及像勒菲弗家族、蒂耶特家族、德·阿格家族、马蒂诺家族和库隆比讷家族这样的企业家家族定居在了诺里奇，而诺里奇当时是排在伦敦之后的英格兰第二大城市，从十六世纪早期开始，那里就已经有了一个由五千名从佛兰德斯和瓦隆移出的纺织工组成的聚居区。到一七五〇年为止，还不到两代人的时间，诺里奇的胡格诺派纺织工匠就发展成为帝国全境最富有、最具有影响力、最有教养的企业家阶层。在他们的企业以及他们供货商的企业里面，每天都呈现出一派人能想象到的最最忙碌的场面。我最近在一部有关英国手工丝织业历史的书中看到，如果那时一名漫游者冬夜在一片漆黑的天空下从远处走近诺里奇，那么他就会惊讶，由于从工场的木窗中透出去的光亮，这座城市的上空在很晚的时候还异常光明。光亮增强，工作增加，它们是并排而行的发展路线。今天，当我们的目光再也不能穿透存在于城市上空及其周边的微弱反光时，我回想起十八世纪，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大量的人——至少在一些地方——在工业化进程之前的时代，就已经带着他们瘦弱的身躯，几乎整个一生都被套在用木头框架和梁柱搭建而成的、挂满秤砣的、使人想起行刑架或者笼子的织布机前。这种独特的共生现象，也许正是由于它相较而言的原始性，所以比我们日后那些工业形式更好地显示出，我们要想在地球上存活，只能把我们自己套在由我们发明的机器中。
因此，尤其是纺织工以及与他们在某些地方可以类比的学者和作家，就像在当时德意志出版的《经验心理学杂志》中可以查阅到的，有忧郁和一切起源于忧郁的疾病的倾向，这一点在从事一项迫使人总是弯曲地坐着、不断地敏锐思考、无尽地核对大量人工图样的工作过程中是不言而喻的。我想，人们不容易理解，那种没完没了的、即便在所谓的下班时间也不停歇的思考，那种会侵入梦乡的拿错了线的感觉，有时会让人陷入何等的绝望和深渊。然而，纺织工这种疾病的另一面，在这里也值得提及的是，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前的几十年当中由诺里奇的手工工场生产出来的许多面料——织锦缎和过水塔夫绸、缎子和缎纹棉毛呢、仿驼毛呢和雪芙呢、普伦尼尔羊绒厚呢、比利时毛呢和佛罗伦萨毛呢、网纱和薄纱、金线纱、斜纹布、贝尔岛花布和马提尼克岛花布——有着确实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性以及闪着微光、用语言无法描述的美丽，仿佛它们和鸟类羽毛一样是由大自然创造出来的。
——无论如何，当我细看着页边和中缝标着神秘数字和符号的样本册里的那些美丽彩色条纹时，我经常这么想。这些样本册保存在斯特兰杰府小型博物馆的玻璃陈列柜里，而斯特兰杰府正是那些从法国流亡而来的纺织工家族中的一支所居住的市内府邸。直到大约十八世纪末诺里奇的手工工场衰败，从里加到鹿特丹，从圣彼得堡到塞维利亚，欧洲进口商的办事处都有这些图样目录，它们的每一页让我感觉好像是来自唯一一本真正的、我们的任何文章或者图画无论如何都比不上的书。这些面料本身从诺里奇出发抵达哥本哈根、莱比锡和苏黎世的商品博览会，并从那里运往批发商的仓库和商行，也许其中哪条丝绸混纺的婚礼头巾还会出现在伊斯尼、魏因加滕和旺根的犹太小贩的背篓里。
当然，当时德意志还比较落后，在一些诸侯国都城人们晚上还在赶着猪群从宫廷广场经过，那时人们为了促进丝织业的发展也作出了巨大努力。在普鲁士，腓特烈大王试图在法国移民的帮助下，通过下令建立桑园、免费发放桑蚕以及向任何从事桑蚕饲养并产生效益的人提供可观的奖励来创建国家丝绸产业。一七七四年，仅仅在马格德堡、哈尔伯施塔特、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这些省份就收获了七千磅的纯丝。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萨克森，在哈瑙县，在符腾堡、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在列支敦士登侯爵推动下的其位于奥地利的农场，在得到了卡尔·特奥多尔推动的莱茵普法尔茨地区——一七七七年他来到巴伐利亚，也在慕尼黑建立了一个丝织总局。在弗赖辛、埃格尔柯芬、兰茨胡特、布尔格豪森、施特劳宾以及国都，人们毫不迟疑地建起了可观的桑园，在所有的步行小径、城墙上，并且沿着所有的街道，种起了桑树，造起了蚕房和丝织行，设立了工厂，雇用了一大群官员。然而奇怪的是，在巴伐利亚和其他德意志诸侯国，以这样的干劲推动起来的蚕桑业在其全面发展起来之前就已经偃旗息鼓了。桑园又消失了，树木被砍倒用作柴火，雇员们被辞退了，缫丝锅炉、编织机器和支架被拆除、卖掉或者拖走了。一八二二年四月一日，国王宫廷园林管理处通知农业协会总委员会，尚在人世的老工艺印染师塞博尔特——如今天存放于慕尼黑国家图书馆里的档案所记载，在此受雇于前政府丝织机构并担任桑蚕看护人以及抽丝和丝织工序监督人，历时九年，薪资三百五十弗罗林——向本管理处作了书面报告，称在他那个时代，人们遵照最高命令在环城的郊区种植了成千上万株桑树并为其进行了编号，它们很快就长到了惊人的大小并能提供优质的叶片。在这些树中间，塞博尔特说，现在只有一棵还在城门前乌兹施耐德织布厂的花园里，另一棵，据他所知在前奥古斯丁修道院的花园里，该修道院也曾经适度尝试过桑蚕养殖。蚕桑业在被引进后不久就走向衰败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商业预算上升了，更主要在于德意志的君主们不惜一切代价试图促进其发展的专制方式。巴伐利亚驻卡尔斯鲁厄公使莱戈斯贝尔格伯爵先生在回忆录中援引了卡尔的表述，后者是施韦青根唯一一位仍受雇于养蚕业的种植园监查员，从回忆录中可以得知，在以前种植桑树最多的莱茵普法尔茨地区，每一个田产多于一摩尔干的臣民、官员、公民或者租住者，完全不考虑他的经济状况，不考虑他所花费精力的田地的用途，在一定时间内必须让每摩尔干上出现六棵桑树。每个即将获得公民权的人种两棵，每个租住者种一棵，每个被授权悬挂盾牌、开设烘焙店或者在店内生火的臣民都必须种一棵树。还有，所有的财政官员、有闲者和世袭佃权者必须种一定数量的桑树，所有的城镇广场、街道、堤岸、边界沟渠，甚至教堂墓地都必须种上桑树，这样一来，臣民们每年都要被迫从国立苗圃公司购买十万棵树。种植和砍伐桑树是每个乡镇里最年轻的十二位公民的职责。此外，人们还要以高昂的成本雇用二十九名蚕桑业总管，给每一个地方聘请特别监查员，作为报酬，他们享有人身自由，免于徭役，每天可以获得四十五克朗的伙食补贴。因这项法令而产生的费用中一部分必须由乡镇资金支付，一部分则是通过向农民强征税赋兑现。这样一种用蚕桑业的真正经济价值无法进行辩护的负担，连同针对任何亵渎蚕桑的行为所采取的极端身体和金钱惩罚，使得这件本身很好的事情在民众中间受到了最为深刻的仇恨，导致了无休止的请愿、特许权申请、控告和诉讼，它们多年内使得高级司法和行政机构淹没在文书工作中，直到卡尔·特奥多尔逝世之后，选帝侯马克斯·约瑟夫通过完全废除所有强制措施摆脱了这场变得越来越漫无边际的胡闹行为。一八一一年，即德意志蚕桑业的衰落期前后，由被委托进行户外桑蚕养殖研究的边境团送达维也纳奥匈帝国宫廷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也一点都不令人鼓舞。从来自卡兰塞贝什的瓦拉几亚-伊利里亚边境团和来自潘切沃的第十二德意志巴纳特边境团送来了几乎文义相同的备忘录，分别由上校米哈列维奇和霍丁斯基签署，意见如下：最初人们希望能够好好地培育这种蠕虫，但是之后它们被风暴和阵雨从树叶上冲刷下来，更具体地说，在它们进行了第一次休眠的格洛古夫、珀拉斯瓦罗什和伊斯比蒂，以及在它们进行了第二次休眠的霍莫利茨和奥波瓦，被突发的猛烈冰雹从树叶上打落了下来，然后死去了。此外，备忘录继续写道，家蚕还有数量众多的天敌，比如麻雀和八哥，它们会带着巨大的贪婪吞吃被放在树上的幼虫。格雷迪斯坎兵团的米尼蒂诺维奇上校抱怨桑蚕的食欲不振，天气状况的多变以及放肆的蚊子、黄蜂和苍蝇。第七布洛德边境团的米勒蒂奇上校则报告说，七月十二日还在树上的桑蚕和正在蜕变中的蛾子有一部分被毒辣的炽热烤焦了，或者因为它们已经吃不动变得坚韧的叶片而死掉了。尽管遭遇了这些挫折，巴伐利亚的枢密院成员约瑟夫·冯·哈兹在一本由他于一八二六年呈递的《德意志蚕桑业教科书》里提倡蚕桑业，强调在极力避免迄今为止的过失和错误的情况下，它是逐渐繁荣起来的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产业。冯·哈兹这部作为完整教育课件来编排的作品与瓦雷泽·丹多罗伯爵于一八一〇年在米兰出版的著作《家蚕的养殖技艺》、博纳弗的《论蚕的养殖》、波尔扎诺的《养蚕指南》和凯腾拜尔的《桑树养护和桑蚕培育指南》是一脉相承的。冯·哈兹写道，为了使德意志丝绸工业获得新生，首先要认清已经犯下的错误，在他看来，这些错误是由专制的管理、试图建立国家垄断的行为以及用一套几乎可笑的法规扼杀任何企业家精神的行政胡为造成的。根据冯·哈兹的观点，蚕桑业不需要始终费用高昂、像军营或者医院一样的专门房屋和机构，而是像从前在希腊和意大利那样，好像无中生有似的，由妇女和儿童，由仆人，由贫者和老者，简而言之就是由一切现在没有任何收入的人，在寻常的房间和居室里作为一件次要之事来做。按照冯·哈兹的想法，这样一种建立于大众基础之上的蚕桑业不仅能够带来与其他国家竞争时无可辩驳的经济利益，而且能够改善女性以及所有其他不习惯有规律的工作的人群的社会状况。此外，观察这种不显眼的虫子如何在人类的照料下一步步地成长并且最后生产出极为细巧和极为有用的料子，也是教育青少年的一种最为得体的手段。冯·哈兹写道，他相信，要把对于每个政体而言都必不可少的秩序和整洁美德传播到相对低下的阶层中去，没有比普及推广蚕桑业更方便的方式。他期待着，冯·哈兹写道，通过在大多数德意志家庭中养育桑蚕来实现国家伦理道德的转变。接下来，冯·哈兹澄清了与桑蚕养殖有关的错误观点和偏见，比方说蚕最好要放在铺了牲畜粪便的温床或者年轻姑娘的胸部进行孵化，比方说当它们破茧时，在清凉的天气状况下必须给它们生炉取暖，在雷雨天气时必须关闭百叶窗，且为了破除不好的瘴气，要在窗户上放一束苦艾。冯·哈兹说，理性得多的做法是，首先，只需要严格遵守规则、保持卫生，每天给房间通风，必要的时候用由海盐、二氧化锰粉末和少量水就可以便宜地制作出来的氯气进行烟熏消毒。家蚕中的黄疸病、消瘦和其他疾病很容易就可以避免，而且通过在广阔范围内传播这种知识，就能够很好地保障这一从各个方面来看都可以带来好处和收益的平民工业的发展。枢密院成员冯·哈兹试图通过桑蚕养殖将民族团结起来，使之向着更高的目标发展，他的这一观点也许由于尚未过去足够久的先期错误而没有获得共鸣，但在湮没了一百年之后，它借助德国法西斯分子在追踪一切时所独有的细致周密重新为人们考虑，就像去年夏天，我在我长大的地方的地区图像资料室寻找因为工作关系我又再次回想起来的有关北海鲱鱼捕捞的教学电影时，遇到了一部明显是为同一系列而制作的有关德国养蚕业的影片，当时我的惊讶着实不小。与鲱鱼电影接近午夜的黑暗色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部关于蚕桑业的电影亮得着实令人炫目。男男女女穿着白色的实验员长衫在光线明亮、刚刚刷白的房间里忙着摆弄雪白色的纺纱绷、雪白色的纸张、雪白色的盖布、雪白色的茧子和雪白色的亚麻邮袋。整部电影有着全世界最好、最清晰的品质，这一印象在我阅读可能主要是为教师准备的随附小册子时得到了加强。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引用了元首一九三六年在国会上宣布的计划，即德国必须在四年之内在所有那些通过德国的能力能够生产出来的材料方面做到自给自足，他说，这当然也包括蚕桑业，与之相应地，借助由帝国粮食与农业部长、帝国劳动部长、帝国林业部长和帝国航空部长发起的丝织业建设计划，一个蚕桑种养的新时代在德国开启了。柏林帝国养蚕者专业协会是隶属于帝国农业委员会下面的德意志帝国小动物饲养者协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任务在于提升所有现有企业的产量，通过出版界、电影和电台宣传养蚕业，建立为培训目的服务的养蚕示范单位，由地方、专区、乡镇各级专业小组领导组织对所有养蚕者进行辅导，协调桑树种植需求，在迄今未利用的土地上、在居民区内、在墓园、在路边、在铁路路基旁、沿着帝国高速公路种植数百万棵桑树。蚕桑业对于德国的意义，依照附册f213/1939作者朗格教授的论述，不仅仅在于必须中止给外汇市场造成不必要负担的进口行为，也在于丝绸对不断建立起来的独立国防经济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出于这一原因，必须在学校里唤醒德国青少年对蚕桑业的兴趣，但不是像腓特烈大王统治时期那样通过强制措施。更要紧的是，要让全体教师和全体学生自主地选择蚕桑业。
细究在学校开展蚕桑业领域开拓工作的可行性的话，朗格教授写道，可以在校园四周种上桑树丛，可以在学校的房舍里面抚育桑蚕。最后，朗格教授还补充说，桑蚕除了它们显而易见的利用价值之外，也是课堂上几乎完美的教学载体。实际上花不多的钱就可以获得相应数量的蚕，把它们当作完全驯良的宠物来养，还不用笼子或者禁苑，在每一个生长阶段，桑蚕都可以被用于各种试验计划（称重、测量以及诸如此类）。它们可以用来展示昆虫的生理构造和特性、驯化、退行性突变，以及在人类饲养活动中为了避免种族退化而在效率监控、筛选和淘汰方面必须采取的基本措施。——在这部电影里，可以看到饲养员接收由策勒的帝国桑蚕养殖院发送来的虫卵，把它们铺放在干净的表面上，看到贪吃的桑蚕孵化，给它们喂食，多次移床，蚕在架子上作茧以及最后它们被灭杀。电影中的灭杀不像以前那样经常通过把茧子放在太阳下暴晒或者把它们推到温暖的烤炉中完成，而是放在一口一直保持在沸腾状态的用于洗涤的煮锅上方。铺放在平底筐子里的蚕茧必须在从锅里升腾起来的水蒸气上方放置三小时，当人们完成一批之后，就会开始下一批，直到完成整个灭杀工作。
今天，当我快要完成我的创作时，是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三日。这一天是濯足节和圣亚加多尼、圣加布、圣巴比罗和圣赫美内琪的命名日。就在三百九十七年前的这一天，亨利四世颁发了南特赦令；二百五十三年前在都柏林，亨德尔的清唱剧《弥赛亚》进行了首演；二百二十三年前，沃伦·黑斯廷斯被任命为孟加拉总督；一百十三年前在普鲁士，反犹联盟成立；七十四年前发生了阿姆利则惨案，当时戴尔将军为了惩一儆百命令向聚集在札连瓦拉园广场上的一万五千名起义者开火。当时的牺牲者里面可能有不少从事在阿姆利则地区以及印度正在最最简陋的基础上发展着的养蚕业。五十年前的今天，英国报纸上报道说，策勒这个城市已经沦陷，德国军队在顺着莱茵河谷地不可抵挡地向南推进的红军面前完全处于败退之中。最后，就像我们在上午早些时候还不知道的，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三日，濯足节，也是克拉拉的父亲在被送到科堡医院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的日子。现在，正当我把这些写下来的时候，我又一次反思我们几乎仅仅由灾难组成的历史，想到以前对于上流阶层的女性来说，穿着由黑色真丝塔夫绸或者黑色中国绉纱做成的沉重长袍被视为合适地表达最为深切的悲痛的唯一方式。比如说，在维多利亚女王的葬礼上，当时的时尚杂志上写道，据说泰克公爵夫人现身时穿着一件用黑色的曼托瓦真丝制成的连衣裙，周身镶着波浪形致密纱巾，着实令人惊艳，这种真丝来自由诺里奇威利特与侄子丝织厂在最终关门停业前单纯为了这一用途并且为了展示其在真丝丧服领域一如既往不可超越的艺术技巧而生产出来的一卷六十步长的料子。作为丝绸商人的儿子，托马斯·布朗可能注意到了这种产品，他在他的文章《常见谬误》中某处我再也找不到的地方说，在他那个时代，荷兰有种风俗，死者家中所有能够看见风景、人物或者田里果实的镜子和图画都要盖上真丝的黑纱，这样一来，离开肉体的灵魂在他们最后的旅途中就不会受到诱惑，无论是因为看到自己，还是因为看到即将永远失去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