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午休之后在海滩边登上孤零零地高于海面之上的邓尼奇荒原时，天已经变得不同寻常地昏暗和闷热了。这片令人哀伤的地区的形成史，不仅与土壤特性和海洋气候的影响紧密相关，而且在重要得多的程度上，和茂密森林的退化和毁坏关系密切，这一过程在许多个世纪甚至数千年中不断发展，在最后一个冰期扩展到了不列颠群岛的全部区域。过去在诺福克和萨福克主要生长的是橡树和榆树，它们越过平原，像波浪一样连绵起伏地越过平缓的丘陵地区和溪谷，一直延伸到海岸边。退化是伴随着第一批定居者的出现开始的，他们在他们想要安家的少雨的东部海岸地带放火焚烧森林。有如从前森林以不规则的图案在这块土地上扎根并渐渐生长一样，现在，烧成灰烬的原野不断扩展，以类似的没有规律的方式不断侵噬着枝繁叶茂的绿色世界。如果一个人今天乘着飞机飞过亚马逊地区或婆罗洲上空，看到一片片巨大的烟峦在从天上看像一片柔和的苔藓地一样的雨林树冠上方似乎一动不动，那么他就很容易能够想象这样的有时持续数月之久的大火可能产生的影响。远古时期在欧洲受到保护的森林日后被人们砍伐用来建造房屋和轮船以及获取熔铁所需的大量木炭。整个岛国在十七世纪时就已经只剩下一些任其毁灭的原始森林的小片残留了。大火如今在大洋的另一边被人们点燃。巴西这个难以测量的国家，其名字源于法语中的“炭木”这个词，并不是没有理由的。高大植物种类的碳化，所有可燃烧物质不断燃烧，是我们在地球上散布开来的推动力。从第一盏风灯到十八世纪的街灯，从街灯的光到比利时高速公路上弧光灯的苍白光芒，所有的一切都是燃烧活动，燃烧是每一样被我们制造出来的东西的最核心原理。一个鱼钩、一只瓷杯、一套电视节目的制作，最终都是以同样的燃烧过程为基础的。由我们设计出来的机器同我们的身体以及我们的渴望一样，有着一颗慢慢燃烧殆尽的心。整个人类文明一开始只不过是一团一点点变得越来越强烈的火焰，没人知道它会上升到多少度，没人知道它什么时候会逐渐消失。眼下我们的城市正在发出光芒，火光还在不断蔓延。在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在匈牙利、波兰和立陶宛，在加拿大和加利福尼亚，森林在夏天起火燃烧，更何况热带地区无法估量、从来不会熄灭的大火。在希腊，一个岛上在一九〇〇年前后还覆盖着森林，前些年我却在那儿看到干枯的植被被一场大火以何种速度席卷而过。那时候我正在我所停留的港口城市的市郊，站在街边一群激动的人中间，我们身后是黑暗的夜晚，我们眼前，远在下面的一个山谷的地面上，是奔跑着、跳跃着的大火，火苗已经被风卷上了陡峭的斜坡。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黯然站在反光中的刺柏树怎样一棵接着一棵，在前面的火舌几乎还没有碰到它们时，就发出爆炸一般的沉闷声音，然后熊熊燃烧起来，火焰冲天，仿佛它们是火棉做的，我也不会忘记它们怎样立马在悄然无声的火花迸发中倒塌。

我从邓尼奇出发，首先路过了方济各会修道院的废墟，沿着一片片田地，穿过一片凌乱的小树林，它明显是在不久前才被砍伐的，树林里残缺的松树、桦树和金雀花灌木丛茂密杂乱地生长，因此我只能非常费力地往前走。到了我已经差不多想要回去的时候，突然在我眼前出现了一片原野。它向着西边延伸，从淡紫色一直变为深紫色，一条白色的车道微微弯曲地从原野上面穿过。我一直走在浅色的沙路上，迷失在我脑海里不断旋转的思绪中，迷醉在绚烂盛放的花海里，直到惊奇地——不说惊恐地发现，再次站在同一片野草丛生的小树林前面，而大约一个小时前，或者我现在感觉好像在过去某一个遥远的时间点，我刚从里面走出来过。在这片连一棵树都没有的原野上，唯一的定位点是一栋很奇怪的别墅，它有一座四周装了玻璃的瞭望塔，很奇怪的是这栋别墅让我想起了奥斯坦德，我现在才明白过来，它在我漫不经心地走路的时候一再出现在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角度下，一会儿在近处，一会儿又离得远了，一会儿在左边，一会儿在右边，而且瞭望塔甚至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像下国际象棋时王车易位那样从房子的一边移到了另一边，仿佛我眼前看到的不是真正的别墅而是它的镜像。此外，我的迷惘也在升级，因为我在继续走的过程中越来越生气地发现，岔路口和十字路口的指路牌无一例外都没有字在上面，总是没有地点和距离说明，只有一个不会说话的箭头指向这个或那个方向。如果有人听从他的直觉，那么他走的路迟早会不可避免地被证实越来越偏离目的地。因为木质化了的石楠树丛几乎有齐膝那么高，所以一直向前走穿过田野的选项就被排除了，我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沿着弯曲的沙路往前走，尽可能准确地记住每一个极为细小的特征、视角每一次微不足道的移动。我屡次在这片也许只有从山居别墅的玻璃舱里才能完全鸟瞰的土地上往回走了很长的路，最后我因为所有这一切而陷入了一种越来越恐慌的状态。铅灰色的天空深深下垂，原野上病态的紫色使人眼花缭乱，无声的寂静好比贝壳里的大海那样在耳朵中嗡嗡作响，成群的苍蝇不停地围着我飞，所有这一切都让我觉得不安、害怕。我不知道我在这种状态下迷失了多久，说不出来最后我是以怎样的方式找到出路的。我只记得我突然出来了，站在乡村公路边一棵巨大的橡树下，周围的地平线在旋转，好像我刚从一个旋转木马上跳下来一样。在遭遇这次至今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经历数月之后，我再次在梦中去到邓尼奇的那片原野，走过那些无尽蜿蜒的路，再一次没能从这个在我看来是特意为我量身定制的迷宫中走出来。

我精疲力竭，已经准备好随便在哪里躺下，在黄昏到来的时候，我来到了一块稍微高一些的地方，这里和萨默莱顿的紫杉迷宫中央一样，建了一座中式小亭子。当我从这个视点往下俯瞰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这座迷宫本身，看到浅色的沙质地面，看到树篱比人还高，几乎已经像夜那般黑，呈现出精心布置的清晰线条，看到一个图案，它和我走过的歧路相比算是简单了，我在梦里非常确定它在我脑海中展现出了一个横截面。在迷宫的另一边，阴影在原野的烟雾上方移动，然后星星接二连三地从深邃的空间里现身。夜晚，这令人惊异的、对于所有人类而言的陌生者，在山顶上方哀伤而闪亮地流逝。仿佛我身处地球最高处的点，在那里，冬季的天空始终停滞不动，闪耀着光芒；仿佛原野在严寒中冻僵了，仿佛透明的冰制蝰蛇、蝮蛇和蜥蜴在沙坑里打着瞌睡。我从亭子的休憩长椅四处张望，目光越过原野看向黑夜。我看到整个地区从海岸向下往南断裂了，淹没在了波浪中。山居别墅已经在悬崖上方晃动了，而在瞭望塔的玻璃舱里，一位身材胖胖、穿着一身船长制服的人依然动作匆忙地在探照设备旁边忙忙碌碌，它那强烈聚集的、在黑暗中探寻着的光柱让我想起了战争。尽管我在原野之梦中因为惊讶而一动不动地坐在中式小亭里面，但同时我也站在外面，一只脚在边缘的最外侧，我很清楚向下看得如此之深有多么糟糕。在半空中盘旋的穴鸟和乌鸦看起来还没有甲壳虫大；海滩上的渔夫看起来像老鼠一样，拍岸的浪花发出沉闷的声音，碾碎无数的砾石，却并不会向我扑上来。但就在礁石下面，在一堆黑土上散落着一栋爆炸了的房子的废墟。在断壁残垣、裂开的衣箱、楼梯扶手、翻倒的浴缸和弯曲变形的暖气管之间夹着住户四肢异常扭曲的身体，他们之前刚好还在床上睡觉，或坐在电视机前，或正在用吃鱼的专用餐刀切着比目鱼。离这个毁灭场景不远的地方，一个孤单的男性人物白发杂乱，正跪在他死去的女儿旁边，两个人都很渺小，就像在一个数英里以外的舞台上。听不到最后的叹息，听不到最后的话，连毫无希望的最后的请求都没有：借一面镜子给我；要是她的气息还能够在镜面上呵起一层薄雾，那么她还没有死。没有，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安静的、无声的。然后轻轻地，以刚好能察觉到的程度，响起了葬礼进行曲的声音。夜晚结束了，黎明来临了。在苍白的外海的一座岛上，装配镁诺克斯型反应堆的塞兹韦尔核电站像一座陵墓映现出轮廓，那里是人们猜测多格滩所在的地方，是鲱鱼曾经产卵的地方，从前，很久之前，还是莱茵河三角洲形成的地方，是绿色的河谷草地在冲积沙里生长的地方。

在我神奇般地摆脱原野迷宫大约两小时后，我终于到达了米德尔顿村，我想拜访从将近二十年前开始就一直住在那里的作家米夏埃尔·汉布格尔。那时将近四点钟了。村道上和花园里都看不到人，一栋栋房子给人留下了拒人千里之外的印象，我手里拿着礼帽，肩上背着背包，如此不合时宜，以至于我感觉就像来自从前某个时代的漫游的工匠，如果此时此刻一群街头小青年从我身后跳出来，或者米德尔顿的一位房主跨过他的门槛，冲我喊一句“你快走吧！”，我丝毫不会感到惊讶。终究每一位徒步旅行者都会立刻招来本地居民的嫌疑，即便是在今天，是啊，就是在今天，而且特别是如果他不符合业余徒步旅行者的惯常形象。很可能正因为如此，这家乡村商店里的小姑娘才会用她的蓝眼睛如此惊愕地看着我。这家小小的杂货店门铃早就不响了，每个角落都堆满了食品罐头和其他不易腐坏的商品，我在店里站了好一会儿，然后她才从随着电视机光线闪烁的侧屋里走出来，就那么嘴巴半张地盯着我，像盯着一个外星来的生物。在心绪稍微平复之后，她用一种不满意的目光打量着我，目光最后在我沾满灰尘的鞋子上停住了，当我问候她下午好的时候，她又全然迷茫地盯着我的脸。我一再注意到，乡下的人们在看到外国人的时候就会浑身上下感到惊恐，即便这位外国人对他们的语言掌握得很棒，他们通常也很难明白或者根本不理解他的话。米德尔顿村杂货店的这位姑娘也是这样，她用不理解的摇头来回应我要买一瓶矿泉水的请求。她最后卖给我的是一罐冰冷的樱桃可乐，在我离米夏埃尔家还有最后几百米的时候，我靠着教堂的墙把它当作一杯毒堇汁一样一口气喝完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米夏埃尔和兄弟姐妹们、母亲以及外祖父母一起来到英格兰，那时他九岁半。他父亲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离开柏林，裹着一条羊毛毯坐在爱丁堡一座实际上无法供暖的石屋里，直到深夜还在翻阅字典和教科书，因为尽管他从前是夏里特医院儿科学教授，但现在如果他还想继续从事医生职业，他就要用他不熟悉的英语、在五十多岁的年纪再参加一次行医许可考试。米夏埃尔在后来的自传里写道，没有父亲陪伴的一家人前往陌生之地，外祖父的两只虎皮鹦鹉一路上经受住了运输的颠簸，却要在多佛的海关检查大厅被没收，他们说不出话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的担心和害怕就这样到达了顶点。损失了这两只温顺的鸟儿，只能软弱无能地站在一边看着它们如何永远消失在一面屏风之后，米夏埃尔写道，这比一切其他事物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迁居另外一个国家是何等叫人害怕。两只鹦鹉消失在多佛海关大厅，是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一步一步获得新的身份背后，柏林的童年消失的开始。我的祖国在我身上保留得何其之少，这位编年史作者在审视他身上几乎没有保留下来的回忆时这样断言，它们几乎不够用来悼念一位下落不明的小男孩。普鲁士狮子的鬃毛，照顾小孩子的普鲁士小保姆，肩上有地球仪的女像柱，从利岑堡大街传上来的神秘的交通噪音和汽车喇叭声，在黑暗角落（小孩子们被罚去面壁思过的地方）的裱糊纸后集中供暖管道的嘶嘶声，洗衣店里恶心的肥皂水味道，夏洛滕堡绿地里的弹珠游戏，麦芽咖啡，甜菜糖浆，鱼肝油，以及装在安托妮娜祖母银盒子里不允许吃的覆盆子糖果——这难道不仅仅是消散在空空如也的空气中的幻象和错觉吗？祖父别克轿车里的皮座椅，格吕内瓦尔德的哈森施普龙公共车站，波罗的海海滨，鲱鱼村，周围空无一物的沙丘，阳光及其如何降落……每当一个人因为内心世界里出现的偏移在脑子里浮现出这样一块碎片，就认为他能够回忆起过去的事。但事实上当然回忆不起来。太多的建筑倒塌了，太多的废墟堆在那里，堆积物多得清理不完。今天我再回过头去看柏林，米夏埃尔写道，我看到的只是一片黑蓝色的背景和背景上面一块灰色的斑点，一幅石笔图画，不清楚的数字和哥特体字母，一个锋利的s，一个z，一个像鸟儿一样的v，被海绵擦抹掉、擦去。这个模糊不清的地方或许也是废墟场景的一种残像，一九四七年我曾经到过那里，那是我第一次回到我的家乡，为了寻找我失落了的时代的痕迹。当时，我在一种接近梦游的状态中走了几天，穿过夏洛滕堡没有尽头的街道，路过空空的房屋立面、防火墙和废墟，直到意外地重新来到利岑堡大街那栋——不可思议地，在我看来——免遭毁灭的出租公寓前，我们曾经在里面居住过。我还能感觉到在走进门厅时向我迎面拂来的冰冷气息，还记得铸铁的楼梯扶手、墙上的石膏花环、从前一直放着童车的地方以及铁皮信箱上大多数都没有变过的名字，它们让我感觉像是字谜画的元素，仿佛我必须正确地猜中它们，才能使这些闻所未闻的、自从我们移民国外以来发生的大事犹如不曾发生过。似乎现在只取决于我，似乎稍微动动脑筋就可以让历史倒退，似乎只要我愿意，拒绝和我们去英国的安托妮娜祖母就能像从前一样活在康德大街，似乎她没有走，就像在所谓的战争爆发后不久寄给我们的红十字明信片上写的那样，而是一如既往操心着她的金鱼的安好无恙，她天天在厨房的水龙头下面冲洗它们，天气好的时候还把它们在外窗台上放一会儿，让它们透透新鲜空气。也许只需要一瞬间的高度专注，将隐藏在谜语中的关键词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组合起来，然后所有的一切就会一如往昔。但我既没有获得这个关键词，也没有鼓足勇气爬上楼去敲我们公寓的房门。我怀着一种胃里不舒服的感觉离开了这座房子，漫无目的、毫无思绪地一直往前走，一直走过了西十字站或者哈勒门或者动物园，我也不知道是哪里；我只知道最后我来到了一片空旷地带，从废墟中抢救出来的砖块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那里，总是十乘以十乘以十，每一立方体有一千块，其实是九百九十九块，因为第一千块砖垂直地放在每一堆的最上面，作为一种赎罪的形式，或者为了计数更加容易。如今回想这片堆置场时，我看不到任何一个人，只看到砖块，数以百万计的砖块，一种在某种意义上圆满构建出来的砖的秩序，直到视野可及之处，在那上方是柏林十一月的天空，雪花马上就会旋转着飘落下来——一幅死寂的秋冬之交的图景，对于这样的图景，有时我会想，它的源头难道不是一种幻觉吗？特别是当我以为从超越任何想象力的空旷中听出了《自由射手》序曲的最后节律，以及之后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连续不断地以为听到了留声机探针的刮擦声。我的幻觉和梦境，米夏埃尔在别的地方写道，经常在一种环境中上演，这种环境的特征一部分指向国际大都市柏林，一部分指向乡野地区萨福克。比如我站在我们房子楼上的一扇窗户边，目光却没有注意到外面熟悉的湿地草场和不断被风吹动的柳树，而是从一座数百米高的山丘上看下去，看到成群的市郊小果菜园，它们像一整个国家那样大，一条笔直的马路从中间穿过，黑色的出租车在马路上向城外的万湖方向呼啸而去。或者我在黄昏时分从一次长途旅行中回来。我肩上背着背包，走在回家的最后一段路上，家门前不可思议地停着各种各样的汽车，一辆辆高大的大轿车，一辆辆侧面安装了巨大手刹和球形喇叭的机动轮椅，一辆不吉利的象牙白色救护车，里面坐着两名女护士。在她们的注视下，我迟疑地跨过门槛，此时我已不知身在何处。房间里光线模糊，墙上光秃秃的，家具都不见了。银器放在木地板上，有为许多人吃利维坦而准备的非常重的餐刀、调羹、叉子以及一套吃鱼专用刀叉。两个穿着灰色大衣的男子正在取下一幅织花壁毯。木绒从瓷器箱中冒出来。在我的梦中也许过了一个钟头或者更多的时间后，我才明白我不是在米德尔顿的家里，而是身在我外祖父母位于布莱布特罗伊大街宽敞的公寓中，在我小时候去做客时，它那像博物馆一样的空间感给我留下了不逊于无忧宫成排房间的印象。而现在，所有人都集合在这里：柏林的亲戚，德国和英国的朋友，我的岳父母，我的孩子们，在世的和去世的人们。我从他们中间穿过，没有被认出来，从一个客厅走到另一个客厅，穿过画廊、大厅和挤满客人的过道，直到在一条略微倾斜的走廊的另一头，我来到了没有暖气的起居室，从前在我们爱丁堡的家里，它被称为“寒冷的荣耀”。我父亲坐在一张非常非常矮的小板凳上练习大提琴，而我祖母盛装华服地躺在一张高高的桌子上。她那双漆皮鞋的闪亮鞋尖冲着天花板，一块灰色的丝巾盖住了她的脸，她几天以来都不说一句话，就像她的忧郁定期反复出现时那样。我从窗户望出去，看到了远处的西里西亚地区。一个金色的圆顶从一处被长满蓝色森林的山包围着的山谷中向上闪着微光。这是梅斯沃维采，波兰的某个地方。我听见我的父亲说，当我转过身来，我看到被他的话带出来的白色雾气还在冰冷的空气中没有消散。

当我到达米夏埃尔位于米德尔顿边缘地区湿地草原上的家时，下午快要过去了。我很感激，能够在宁静的花园里从荒原上错综复杂的路中平息过来，我现在不自觉地感觉这些路，当我描述它们的时候，表现出一种纯粹的虚构的特性。米夏埃尔端出了一壶茶，热气时不时从壶里冒出来，就像一台玩具蒸汽机一样。此外就没有什么东西在动了，甚至连花园另一边低草地上的柳树的灰色叶子都一动不动。我们闲聊着八月这个空闲的、无声的月份。一连几个星期，米夏埃尔说，连一只鸟都看不到。仿佛所有的东西不知怎么的都被掏空了一样。所有的一切都快倒下去了，只有杂草在不停地生长，田旋花在扼杀灌木丛，荨麻黄色的根在泥土下面不断匍匐前行，牛蒡长到高出人一个头，褐腐病和壁虱在蔓延，甚至连人辛辛苦苦码了词语和句子的纸都摸起来让人觉得沾满了蚜虫蜜。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个人徒劳地绞尽脑汁，当被问起的时候，他不知道写作到底是出于习惯还是因为想出风头，或者因为没有学过其他什么技能，或者因为对生活感到惊奇，因为爱说实话，因为绝望或者愤怒，同样他也几乎说不出来自己通过写作是变得更加聪明了还是更加疯狂了。或许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恰好在继续构建自己作品的尺度上失去了对全局的整体观，因而我们倾向于把我们思想体系的复杂同知识的进步相混淆，而我们同时已经预感到永远不能够把握事实上决定我们人生道路的不可衡量性。一个人因为生日比荷尔德林晚两天，所以他的阴影就会陪伴这个人一生吗？他是否会因此一再试图像抛弃一件旧大衣一样抛弃理性，将书信和诗歌非常谦卑地署名为斯卡达内利，用比如阁下和陛下之类的称呼来和前来做客的不讨喜的客人保持距离？一个人会因为被驱逐出故乡，就在十五岁或者十六岁的时候开始翻译哀歌吗？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在萨福克的一处房子定居下来，只是因为在他花园里的一个铁质水泵上写着一七七〇这个数字，即荷尔德林的出生年份？因为当我听说附近有一个岛屿是帕特默斯时，我非常希望住在那里，以接近黑暗的洞穴。难道荷尔德林不是把颂歌《帕特默斯》献给冯·霍姆堡伯爵，而霍姆堡不是母亲婚前的姓氏吗？选择性的亲和与契合隔了多久时间？一个人如何在另一个人身上看到自己，以及如果看到的不是自己，又是如何看到他的先行者的？我第一次通过英国海关要比米夏埃尔晚三十三年，我正想着放弃我的教书生涯，就像他曾经做过的那样，他在萨福克、我在诺福克受着写作的折磨，我们两个都怀疑我们的工作的意义，都酒精过敏，这些并不太令人惊奇。但是为什么我在第一次拜访米夏埃尔的时候就立马有了一种印象，好像我现在或者曾经生活在他的房子里，在所有方面都和他一样，这一点我不明白。我只知道我在那间窗户朝北的高高的工作室里着迷地站在笨重的、还是从柏林的公寓里运过来的硬木写字柜前，米夏埃尔告诉我他已经不用它来办公了，因为工作室甚至在盛夏时节都是冷冷的，而我们谈及老房子取暖的困难时，我越来越感觉仿佛离开了这间冷冷的办公室的不是他而是我，似乎在温和的北极光照耀下显然连着好几个月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的是我的眼镜盒、书信和文具。在通往花园的前屋里，我也感觉好像我或者一位比如我这样的人长年在那里干活。用柳条编的篮子里装着用极为细小的树枝剪成的干柴枝，放在淡蓝色的墙前面的五斗柜上无声地收集着磨光的白色和铅灰色的石头、贝壳以及从海岸上捡回来的其他东西，通往食物储藏室的门边的角落里堆放着包装盒和纸板箱，它们等着被再次利用，我感觉它们仿佛是在我自己最喜欢保留没用的东西的手底下产生的静物写生。在那间对我来说具有特别吸引力的食物储藏室里，大多数架子上空空如也，几个里面密封着水果的玻璃容器失去了光泽，被一棵紫杉树挡住光线的窗户前面摆着架子，上面有几十个很小的金红色苹果在闪耀，就像《圣经》寓言里那样发散着光芒。

我在往储藏室里看的时候，一种不可否认地完全有违理性的想法侵袭了我，我想象这些东西，干柴枝、纸板箱、密封起来的水果罐头、海贝和海贝里的沙沙声，比我更长命，我想象我被米夏埃尔带着参观了一座我肯定在很久以前住过的房子。但是就像这种想法很快地出现，它们很快也就消失了。无论如何我在已经过去的这些年中没有继续追踪这些想法，也许因为一个人，为了不发疯，根本不能去继续追踪它们。因而不久前，当我重读米夏埃尔的自传，遇到斯坦利·凯利的名字时，我就感觉更加不可思议了，这个名字是我在曼彻斯特的时候曾经熟悉的，但此后几乎忘记了，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根本没有察觉出来。米夏埃尔在一处有争议的地方写道，一九四四年四月在进入女王的私人皇家西肯特团九个月后，他是怎样被从梅德斯通调往一个驻扎在曼彻斯特附近的布莱克本、安置在一家废弃的棉纺织厂里的军营的，在抵达后不久他是怎样受到一位战友的邀请在他位于伯恩利的家里度过复活节星期一的。伯恩利这座城市给他留下的印象比他到那时为止在英国所见到的更加悲惨：石块路面在雨中闪着黑光，一家家纺织厂停业倒闭了，工人住房的屋顶冲着天空展现出锯齿形曲线的轮廓，好像龙牙一般。奇怪的还有，二十二年后的一九六六年秋天，我从瑞士回曼彻斯特之后，和一位国民学校的教师在万灵节那天结伴同行，第一次出去郊游，目的地就是伯恩利市，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伯恩利北面的高沼地。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乘着这位老师的红色小货车，从沼泽往南开，穿过北方十一月下午四点钟就已经降临的暮色，经过伯恩利和布莱克本，最后到达曼彻斯特。我不仅和米夏埃尔在一九四四年时一样，第一次从曼彻斯特乘车出发进行郊游时就去了伯恩利，而且斯坦利·凯利也是我在曼彻斯特结识的头几个熟人之一，米夏埃尔在当时也和他一起从布莱克本去过伯恩利。当我在曼彻斯特大学踏上我的教师岗位时，斯坦利·凯利肯定是除了两位教授之外德语系任职最久的讲师。他有一种性情古怪的名声，表现在和同事保持着距离，比起拓展他的德语专业知识，把研究时间和空闲时间更多花在了学习日语上，且进步令人称奇。当我来到曼彻斯特时，他已经开始专心练习日本书法了。他在大开纸张前度过一个又一个小时，用毛笔在纸上专心致志地写下一个又一个字。我现在也记得，他在我面前曾经表露过写字时的主要困难在于随着笔尖仅仅思考将要写的字词，而彻底忘记他想要描写的东西。我还记得，当斯坦利作出这个对作者和书法练习者同样适用的表述时，我们正站在他位于威森肖的小别墅后面，他在那里建造了一座日本式庭园。傍晚将至。丛生的苔藓和石块开始变得昏暗，但在最后几缕透过枫树丛射过来的太阳光里，还可以看见我们脚边的细小碎石地上被耙子耙过的痕迹。斯坦利像平常一样穿着一件有点被压皱的灰色西装和棕色的麂皮鞋，和往常一样在说话时，由于兴趣和出于必要的礼貌，整个身体尽可能地向前倾。他此时采取的姿势使人想起一个人在迎风走路，或者一名滑雪者刚从滑雪跳台起跳。事实上，一个人在和斯坦利谈话时经常有这样的印象，感觉他像是从高处滑翔下来一样。当他倾听别人说话时，他笑眯眯地带着一种极乐的神态把头偏在一边，然而当他自己说话时，就好像他在绝望地竭力呼吸。他的脸经常扭曲变形而现出怪状，由于使劲他不禁额头上冒出汗珠，词语以冲动的、急促的方式从他嘴里说出来，这种说话方式证明他性情郁结，且在那时就已经使人预感到他可能去世会比较早。当我现在回想斯坦利·凯利这位在人前特别羞怯的人，我感觉我不能理解在他的身上，米夏埃尔的生命轨迹和我的竟然有交叉，不能理解我们，当我们分别于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六六年遇见他时，都是二十二岁。我越是告诉自己，这样的偶然经常发生，远比我们预想中更加频繁，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一个接一个沿着同样的、由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希望预先规定了的道路前行，我就越不能理性地对待在我身上愈加频繁地神出鬼没的重复现象。我刚刚来到一群人中间，就感觉仿佛以前不知在什么地方目睹过同样的观点为同样一群人持有，用恰好相同的方式，用同样的话、措辞和姿态。最能够拿来和这种有时持续很久、极其陌生的状态进行比较的身体感觉，是一种因为失血过多而招致的麻痹感，这种麻痹可以扩展成思维能力、语言器官和肢体的一种暂时性瘫痪，如同一个刚好中风而对此毫不知晓的人的感觉。可能这种至今没有找到合理解释的现象是诸如预见结果发生一样的事情，是踏入虚空，是一种出离，它类似于一台一再播放同样曲调的留声机，这与其说关系到机器损伤，不如说是不可修复的、在机器上播放的曲子的毛病。不管怎样，八月里的那一天的晚些时候，我在米夏埃尔家中几次失去脚下土地的实感，要么因为过度劳累，要么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到了我该告别的时候，安娜进了房间，在我们身边坐下，她之前休息了几个小时。我记不起来是不是她谈起如今没有人穿丧服了，连黑袖章都不戴，翻领上也不别黑扣子。总之，她在谈话中说到了某位住在米德尔顿、差不多已经到了退休年纪的斯奎勒尔先生，在人们的记忆中，他除了丧服从来不穿别的，即便在他的青年时代，当他还没有在韦斯特尔顿殡仪馆工作时就已经如此。与他的名字所引起的猜测不同，安娜说，斯奎勒尔先生并不特别性急和灵巧，而是一个忧郁、迟钝的大个子，殡仪馆很可能不是因为他的丧服癖才雇用他的，而是因为他力气大，能够抬得动棺材。安娜说，在当地，人们声称，斯奎勒尔先生没有一丝记忆，想不起他童年、去年、上个月或者上星期发生的任何事情。他是怎么纪念死者的，也是一个人们不知道答案的谜题。很稀奇的是，斯奎勒尔，不考虑他没有记忆这件事，从小就怀抱着成为演员的希望，他带着这种愿望向不时在米德尔顿及其周边地区排练戏剧作品的人们恳请了好久，以至于人们有一次在韦斯特尔顿的草原上露天演出《李尔王》时最终给他分配了一个贵族的角色，这个角色只需要在第四幕第七场登台，默不作声地跟随着情节发展，只是在最后说上一两句话。整整一年，安娜说，斯奎勒尔都在学习这些句子，而在最关键的那晚，他的确极为生动地将它们说了出来。至今他还会在合适的或者不那么合适的场合重复着这些话里面的这一句或那一句，就像我自己，安娜说，也遇到过，有天我清晨向他问好，他从街对面大声回复说：他们说他被放逐的儿子和肯特伯爵一起在德国。安娜讲完她的故事后不久，我请她为我叫一辆出租车。当她打完电话回来时，她说，在放下电话听筒的时候她又想起了下午睡觉醒来前不久做的一个梦。我和米夏埃尔去了诺里奇，她说，由于某些职责他必须留在那里，所以我给她叫了一辆出租车。车子开到门前的时候，发现是一辆闪闪发光的大型轿车。我给她打开车门，她坐进了后座。大轿车静静地开动了，在她可以把身子向后靠之前，她已经离开了城市，沉浸在一片森林中，森林深邃得不可想象，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耀着，一直延伸到米德尔顿的家门前。车子以说不上来到底是快是慢的速度走着，但不是在马路上，而是在一条软得不可思议的、有时微微拱起的路上。车子行驶在其中的气体比空气浓稠，差不多有点像平静流动着的水。我清清楚楚看见了在外面掠过的森林，看到它最为微小但无法复述的细节，看到地衣的极小的花，细如发丝的草茎，抖动着的蕨类植物，以及正耸立着的、灰色和褐色的、光滑的和粗糙的树干，它们只露出几米高，就消失在生长在它们中间的亚灌木的树叶中了。那边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一片含羞草和锦葵的海洋在延伸，在一团团部分雪白色、部分玫瑰色的云彩中，各种各样的攀缘植物向下垂到这片海洋中来，它们来自这片草木丛生的森林世界的上面一层，来自那些由繁多的兰花和凤梨装点着的、好似大帆船的挂帆横杆一般的树枝中。在那上方，眼睛看不到的高处，棕榈树树梢在晃动着，它们细细的、像羽毛和扇子般的叶子呈现出墨绿色，上面看似不可思议地泛着金色和黄铜色，在达·芬奇的画作中，树冠就是用这样的墨绿色画出来的，比如《圣母领报》和肖像画《吉内芙拉·本奇》。这一切美得不可思议，安娜说，现在，我对此只有一种完全模糊的印象，也不能正确描述坐在这辆似乎无人驾驶的大轿车里的感觉。也许这根本不是坐车，而是一种漂浮，我童年时还能够在地面上方几英寸滑翔前行，自那以后我就一次都没能感受过这样的漂浮。我们在安娜说话的时候一起走出了屋子，来到已经被夜色笼罩的花园。在等出租车到来的时候，我们站在荷尔德林水井边，我一阵浑身战栗，在从卧室照到被围起来的井口的微弱光线中，看到龙虱在水面上划行，从昏暗的一侧井岸划到另一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