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绍斯沃尔德和沃尔伯斯威克村之间的海岸不远的地方，一座狭长的铁桥横跨在布莱斯河上，从前满载羊毛的船通过这条河驶向大海。如今，这条大面积被泥沙淤塞的河里已经几乎没有船只航行了。最多是在下面的岸边、在许多报废的小船当中能看到一两艘帆船系泊在那里。靠着陆地那边，除了灰色的水、沼泽和一片空旷，就什么都没了。
布莱斯河上的这座桥是一八七五年为了在黑尔斯沃思和绍斯沃尔德之间开行的窄轨铁路而建的，不同的地方史研究者都声称，这条铁路的火车车厢原本是为中国皇帝而定做的。具体哪一位皇帝才是人们所猜测的订货商，我在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后也未找到答案，也未能了解到供货合同为什么没有完成，由于什么情况这辆原本应该连接当时还被五针松树林环抱着的北京与避暑行宫的皇家小火车最后在大东方铁路的一条支线上被投入使用。在不确切的文献资料里只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在漆成黑色的、主要由浴疗者和度假客乘坐的、最高时速在十六英里的火车下方，可以清楚地辨认出那只有尾巴的、被它自己吞吐的云雾环绕着的皇家徽章动物的轮廓。关于这只徽章动物，本书开始引用过的《想象的动物》里面就包含了一份东方之龙的相当完整的分类目录和描述，包括天空之龙以及大地之龙和海洋之龙。书中说，它们中有一些背上驮着神仙的宫殿，另一些据说决定了溪水河流的走向，保护着底下的宝藏。它们身裹黄色鳞片组成的护甲，鼻子下面长着胡子，冒火的眼睛上方额头前凸，耳朵又短又厚，嘴总是张开着，以猫眼石和珍珠为食。有些长达三四英里。当它们变换姿势的时候，群山都要倾颓。如果它们在空中飞过，就会引起狂风暴雨，掀翻城市里的屋子，淹没收获的庄稼。如果它们从深海出水，就会产生漩涡和台风。抚慰、平息自然力在中国历来就与围绕着龙位上的统治者的最小日常行为即被视为最大政治事件的统治仪礼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仪礼同时也为集中于皇帝一人之身的非凡世俗权力的合法化和永久化服务。仅仅由太监和女性组成的皇室家庭的成员就超过六千名，他们日日夜夜中的每时每刻，都在安排准确精密的轨道上，围绕着隐藏在紫色城墙后面的皇宫禁苑中的唯一一个男性居民运转。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不仅皇权的仪式化登峰造极，其空虚程度也达到了顶点。每一种等级森严的宫廷官职继续根据完善得细致入微的规则履行职务，而帝国在日益增长的内外压力之下陷入崩溃的边缘。在五六十年代，受到天主教-儒教启发的、以救世为信仰的太平叛军以燎原之势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南方地区。不计其数的被困窘和贫穷击倒的民众，比如忍饥挨饿的农民、在鸦片战争后被免职的士兵、脚夫、船员、戏子和妓女，拥戴自封为天王的洪秀全，他曾在发烧而精神错乱之时看到了一个光明的、公正的未来。不久，一支日渐壮大的军队从广西出发北上，攻克了湖南、湖北和安徽三省，并于一八五三年初春来到煌煌大城南京的城门外。经过两天的围攻后南京陷落，被宣布为太平天国的天京。从那时起，受到民众对幸福的期盼的加持，反叛运动在这个巨大的国家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新攻势。超过六千个军营被叛军攻破并在短时间内占领，五个省份被持续不断的战斗破坏得一干二净，在将近十五年的时间里有超过两千万人丧生。毫无疑问，在那时的中央之国，血腥的残暴超过了人的想象力。在一八六四年盛夏，经过清政府军队七年的攻打，南京陷落。保卫者早就耗尽了他们的物资，早就放弃了在俗世构建天堂的希望，而在运动刚开始的时候，这样的天堂还在他们眼前飘荡，似乎唾手可得。他们带着因饥饿和毒品而彻底错乱失常的意识走向终结。六月一日，天王自尽身亡。他的许多追随者也步他的后尘，无论是出于对他的忠诚，还是因为害怕占领者的报复。他们用每一种想象得到的方式自尽，用刀，用剑，用火，用绳索，从城楼、从屋顶跳下去。据说很多人甚至把自己给活埋了。太平天国的自我毁灭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当他们的对手在七月十九日早晨闯进城门的时候，他们连一个活人都看不到，却到处都听到苍蝇发出的巨大嗡嗡声。一份送往北京的紧急公函写道，太平天国的天王脸朝下倒在街边排水沟里，他肿胀的尸体只是因为被他自己忤逆犯上地穿上的饰有龙纹的帝王黄丝绸长袍裹系着才得以保持完整。
如果在华的英国军队在调解了他们自己与清政府军队的争斗之后没有站在清廷军队一边，那么要击败太平天国运动是不大可能的。英国国家政权在中国的军事存在要追溯到一八四〇年，那年发生了鸦片战争。因为从一八三七年开始中国政府采取了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东印度公司本来在孟加拉地区种植罂粟，然后把从罂粟籽中提取的毒品主要用船运往广东、厦门和上海，此时它感觉自己获利最大的生意受到了威胁。因此而发动的战争成为强迫两百年以来向异域蛮族闭关的中央帝国对外开放的开端。以传播基督教信仰和推广被视为文明进步基本条件的自由贸易为名，英国人展示了西方枪炮的优势，攻陷了一系列城市，然后用和平来进行敲诈勒索，其条件就是以特定方式保证英国海外代理商在沿海地区的利益，割让香港，以及非常重要的一点——偿付数额巨大得让人头晕目眩的赔款。只要这种从英国的视角看来一开始就只是临时托词的理由没有能够使他们获得内陆地区的贸易资格，那么后续军事行动的必要性从长远来看就不会从手里排除出去，尤其是看到中国人口有四亿之多，而他们可以把兰开夏的纺织厂生产出来的棉纺织品卖给他们。不过一个执行新的惩罚行动的充分借口直到一八五六年才出现，那时，中国的官员在广东的港口强行登上了一艘货船，目的是为了拘捕这支全部由中国船员组成的水手队伍中一些疑似为海盗的成员。在行动过程中，登船的长官降下了主桅杆上的联合旗，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在非法航行中，英国的国家主权标志经常被升起用于伪装目的。但是因为这艘被登上搜查的船只已经在香港注册了，完全是合法地挂着英国旗帜航行的，这次本身可笑的突发事件被广东的英国利益代表当作一个契机在不久之后蓄意用来与中国官员进行交涉，到最后交涉无果，除了占领港口要塞、炮轰行政长官的办公驻地之外别无选择。巧得很的是，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点，法国报纸报道了广西省的官员下令处决了一位名叫马赖的传教士。报道中声称刽子手从已经被处死的神父胸中挖出了他的心脏，然后把它烧成菜吃了，以此把对这场难堪的审判程序的描写推向了高潮。由此在法国引发的要求抵罪和报复的巨大呼声与威斯敏斯特的战争动议非常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因此经过相应的准备之后，在帝国主义对抗阶段非常少见的一出展现盎格鲁-法兰西共同行动的戏剧开始了。受制于巨大后勤困难的作战行动的高潮发生在一八六〇年八月，当时，一万八千名英国和法国士兵在一支在广东招募的中国后备部队的支援下，从距离北京连一百五十英里都不到的渤海湾登陆，占领了海河入海口被盐碱沼泽、深深的壕沟、巨大的土墙和竹栅栏围起来的大沽炮台。紧接着要塞全体官兵的无条件投降之后，当联军代表努力通过谈判、根据规则结束从军事角度来看已经取得成功的战役，尽管事实上明显占据优势，他们还是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噩梦般的迷宫之中，因为中国方面受限于错综复杂的龙帝国礼节要求以及皇帝的恐惧和一筹莫展，采取了拖延的中式外交手腕。最后，谈判失败了，很可能是由于生活在根本不同的观念世界中的双方密使遇到了完全不能相互理解的情况，这种情况没有任何口译员能够克服。就英国和法国这一方面而言，他们把必须达成的和平协定看作对这个老朽的、在很多方面没有受到思想和物质文明触动的帝国进行殖民的第一阶段，而皇帝的特使则在努力向看似对中国习俗根本不熟悉的外国人指出他们必须遵守的本分，即附属国历来有向天子朝贡的义务。最后的结果无非是炮艇沿着海河逆流而上，同时从陆路上向北京挺进。虽然年轻但在健康方面十分虚弱、身患水肿之症的咸丰皇帝，于九月二十二日在一大群混乱的宫廷太监、骡子、装着包裹的手推车、步辇和轿子中间动身前往他位于长城以外的避难所——热河行宫，从而避开了即将到来的对抗。转达给敌军将领的消息说，皇帝陛下按照规定必须参加秋狝。在对后续行动犹豫不决的状态中，联军在十月初似乎偶然发现了位于北京近郊的梦幻花园——圆明园，园中装点着数不尽的宫殿、楼阁、游廊、奇丽的凉亭、寺庙和塔楼，在人工堆砌起来的山体的斜坡上，长着巨大鹿角的鹿儿们在稍缓的坡面和疏落的树林之间吃草，自然以及由人工镶嵌进自然的奇景展现出不可形容的华美，倒映在没有一丝风儿扰动的深色水面上。接下来的几天之内，在这片传奇般的花园地界上发生了可怕的破坏行为，侵略者不把军事纪律和一切理性当回事，世人只能部分地将其理解为愤恨一直拖延的决定的结果。火烧圆明园的真实原因，只能这么猜测，在于这座由真实的尘世创造出来的天堂世界瞬间打破了那种认为中国人尚未开化的观点，对于本身离家万里之遥，除了习惯于约束、贫乏和扼杀他们的向往的战士们来说，这一天堂世界展现出了一种闻所未闻的挑衅。有关十月那些天发生的事情的报道虽然几乎不可信，但是单单日后在英国军营公开拍卖赃物的事实就说明被逃跑的皇室遗留下来的可移动装饰和饰品，用玉石和金子、银子和丝绸制成的所有东西，都落入了强盗之手。随后烧毁与皇宫区域相邻、在这片广阔的花园地界上存在超过两百年的亭台楼阁、狩猎行宫和圣所的命令，据说，是由指挥官下达的，作为英国特使洛赫和帕克斯受到虐待的报复措施，然而事实上主要是为了掩盖之前已经发生的劫掠破坏行为。先头部队少尉查理·乔治·戈登写道，大多数由杉木建造的寺庙、宫殿和园林小居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接连着了火，火焰发出噼啪声，跳跃着穿过绿色的灌木丛和树林蔓延了开来。不一会儿，除了一些石桥和大理石塔，一切都被毁坏了。烟羽还长时间飘荡在整个地区上空，一大片灰烬遮天蔽日，被西风刮到了北京城，不久之后，尘灰在那里落下，落到了城内居民的头上和人们住的地方，人们误以为遭到了上天的惩罚。十月末，有了圆明园的例子在前，皇帝的文武百官被迫立刻签署了一再被拖延的《天津条约》，协定的主要条款除了几乎不能兑现的新的赔款要求外，还涉及自由通商权、在内陆地区不受妨碍地开展传教活动的权力以及出于将鸦片贸易合法化目的对关税税率进行的协商。作为回报，西方强国已经准备好协助维持王朝的稳定，也就是说帮助清王朝消灭太平军，帮助打击陕西、云南和甘肃河谷地区的民众分裂运动，在援助期间，根据不同的推测，有六百万到一千万人被驱逐离开他们的居住地或者被杀害。上文已经提到的英国皇家工兵军团上尉查理·乔治·戈登当时还未满三十岁，本身是个羞怯、充满了基督教精神，但同时又脾气暴躁、重度忧郁的人，后来在被包围的喀土穆光荣牺牲。当时他接任了士气低落的清政府军队的指挥官，在短时间内就把他们训练成战斗力非常强的部队，以至于他因为功绩得到认可，在离开的时候被授予了中央帝国的最高荣誉——御赐黄马褂。
一八六一年八月，在经过数月的优柔寡断之后，咸丰皇帝在热河避难之时走到了他毁于纵情声色的短暂生命的尽头。水肿已经从他的下腹向上扩展到了心脏，他逐渐衰败的身体的细胞在从血液循环系统渗透到所有组织间隙的盐性液体中漂浮，就像鱼儿漂浮在海中一样。带着颤动不安的意识，咸丰皇帝以枯萎无力的肢体和被有毒物质充溢的器官经历了外国势力以儆戒性的方式对帝国各省的入侵。现在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战场，中国正在这个战场上走向衰亡，直到这个月的二十二日夜幕降临到他身上，最后他也沦陷在死亡的错乱癫狂中。因为皇帝尸身在入殓之前必须进行复杂的占卜学测算，所以在十月五日之前都找不到将尸体运回北京的合适日期。超过一英里长的出殡队伍走了三个星期之久，放置在巨大的金色棺架上的棺椁危险地摇摇晃晃，由一百二十四名挑选出来的人扛着，人们在连绵的秋雨中上坡下坡，穿过黑色的山谷和沟壑，走过消失在荒凉的灰白色暴风雪中的山口。十一月一日早晨，当出殡队伍终于到达目的地，通向紫禁城城门的街道撒上了黄沙，两边竖起了用蓝色的南京云锦制成的屏风，目的是不让普通民众看到五岁的儿皇帝同治的脸，咸丰皇帝在弥留的时日里指定他为龙位继承人，现在，他在父亲的遗体后面，和从宠妃晋升上来的、现在已经享有慈禧皇太后这一显赫头衔的母亲，一起坐着铺着垫子的轿舆，被送回家。从未成年的统治者手中暂时接管支配权力的斗争在皇室返回北京之后一触即发，斗争在短时间内朝着有利于皇太后的方向发展，她充满了一种不屈的权力意志。在咸丰皇帝不在北京的时候代行职权的王爷们被指控犯下了企图推翻合法统治地位的不可饶恕的谋反罪行，被判车裂和凌迟处死。判决改为允许谋逆犯用白绫悬梁自尽，这被视为新政权的一种仁慈的宽容。在郑亲王、肃顺和怡亲王似乎未加犹豫地利用了这一授予他们的特权之后，皇太后就成了中华帝国无可争议的代理统治者，至少一直到她自己的儿子亲政的年龄，此时他打算采取措施来反对她所希望推行的且大部分已经获得实现的、意在持续扩展她权力的完善性的计划。考虑到事态的这种转变，从慈禧的立场来看这几乎等同于天意：同治亲政还没到一年就虚弱地卧病在床，无论是因为天花，还是因为像人们背后议论的在与北京花街柳巷中的戏子和男妓在一起时染上的其他病症，以至于当一八七四年秋天出现一个阴暗的征兆——水星凌日的时候，人们就已经看出年龄未满十九岁的他大限正在来临。事实上，同治皇帝在短短数周之后的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二日就崩逝了。他的头被冲向南方，身穿去往彼岸的长寿衣。还没等哀悼仪式按照规定结束，许多资料中都记载着，这位已经去见列祖列宗的皇帝的妻子就用一剂超量的鸦片服毒自尽了，她当时才二十二岁，且产期将至。官方的正式通告上写着这一神秘死亡的原因是不可消除的痛苦将她击倒，但这并不能完全驱散人们的怀疑，即年轻的皇后被清除的目的是为了延长慈禧皇太后的摄政权力，现在皇太后指定她两岁的侄子光绪为皇位继承人，以此来巩固她的地位，这个花招完全违反了血缘关系，因为光绪和同治是同一个辈分的，按照不容更改的儒家礼仪，他没有权利对同治进行必需的祭拜和追封以使死者安息。在其他方面观念极其保守的皇太后在必要时再三逾越使人敬畏的传统，这是她年复一年越来越肆无忌惮地要求不受限制地使用权力的表现之一。和其他所有的权力绝对所有者一样，她也力求通过远超人们想象的开支向世人以及她自己展现她的超然地位。仅仅由照片里站在她右边的太监总管李莲英管理的她的私人开支，每年竟达六百万英镑的总额，在当时确属高得吓人。但是，展示她权威的手段越具有夸耀性，那么对失去她小心翼翼才得来的无限权力的恐惧在她脑子里就越强烈。
夜里，当她睡不着的时候，她就在御花园稀奇古怪、影影幢幢的景色中，在假山、蕨类植物、阴暗的崖柏和柏木之间走来走去。一大早，她服下珍珠粉，她是第一个服用珍珠粉的人，这是她保持长生不老的仙丹；白日里，她有时站在她寝宫的窗边望出去，一连几小时盯着安静得像一幅画一样的北海，她能在没有生命的东西上找到最大的快乐。远处百合花田里的花匠或者冬天在蓝色冰面上滑冰的宫廷侍从，他们的渺小身影并不会有助于她想起人类的善感本性，而是更像玻璃器皿里的苍蝇，已经被死亡的专断制服了。事实上，一八七六年到一八七九年间来华的旅行者记载道，在那时持续数年的干旱中，整个国家给人留下了有如玻璃围起来的监狱一样的印象。在山西、陕西和山东的大部分地区，据说有七百万到两千万人——人们从来没有作过准确的计算——因为饥饿和虚弱而丧命。比如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写道，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所有人的动作都变慢了，由此可见这场灾难是怎样产生影响的。人们蹒跚地走着，或孑然一身，或结群，或三三两两地队伍拖了好长，被一阵微风吹倒的人并不少见，他们是为了永远倒在路旁不用起来。只是抬起手，合上眼皮，叹出最后一口气，有时都像过了半个世纪。而且随着时间的消逝，所有其他的社会关系也都瓦解了。父母们相互交换他们的孩子，因为不忍心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遭受死亡的折磨。村庄和城市都被尘土覆盖的不毛之地包围了，在这些荒地上空，一再有溪流淙淙的山谷和树林环抱的湖水的幻景在晃动。在拂晓时分，当树枝上枯叶的簌簌声侵入人们不安的睡梦时，人们竟觉得——有那么一瞬间，与其说是知道，不如说是希望——天似乎开始下雨了。京城及其周边地区受到干旱的影响虽然不是最糟糕，但是当不好的消息从南方传来，每次太白星升起，皇太后就让人在蚕神庙里向蚕桑之神进行血祭，目的是为了桑蚕不缺新鲜的桑叶吃。在所有的生物中，只有这种神奇的虫子才能让她产生好感。养蚕的宫所是颐和园最漂亮的建筑群之一。每天，慈禧都带着身穿白色围裙的随身侍女在通风透气的厅堂中散步，为的是亲睹劳动的过程，夜晚来临的时候，她尤其喜欢一个人坐在架子中间，身心投入地倾听由无数条桑蚕啃咬新鲜桑叶时发出的轻轻的、均匀的、极其抚慰人的声音。这些苍白、几乎透明的生物为了吐出细致的纤维不久之后便抛弃它们的生命，她认为它们是真正忠诚于她的追随者。她觉得它们是理想的民众，勤勉、愿意赴死，能在很短的期限内任意增殖，以给它们指派的唯一任务为目的，与人完全不同，人根本不能信任，不管是帝国的普通大众，还是围在她身边构成最核心圈子的人，她预感，他们每时每刻都可能倒戈投奔第二位由她扶植的儿皇帝，他现在越发经常地表现出自己的固执，这让她忧心忡忡。光绪还被新式机器的秘密深深地吸引着，把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拆卸机械玩具和钟表上，这些都是由一位丹麦企业家在北京经营的商店售卖的。有人还承诺给他建造一列真正的铁路火车，他可以坐着它在他的国土上开行，想以此来诱导他正在觉醒的雄心壮志，权力移交到他手上的这一天不再遥远，但是她——这位皇太后——掌权越久就越不想放弃权力。我想象着，这列画着中国龙图案、日后在黑尔斯沃思和洛斯托夫特之间开行的宫廷小火车原本是为光绪皇帝订制的，后来合同退订了，因为这位年轻的皇帝在九十年代中期受到维新变法运动的影响，开始针对慈禧，越来越支持这场运动中完全违背她意图的目标。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光绪帝将权力收归己有的尝试最后导致他被囚禁在一处位于紫禁城前面的水榭中，被迫签署了一份将执政权力不受限制地托付给皇太后的弃权声明。在长达十年的放逐时间里，光绪帝在瀛台岛久病衰弱，各种病痛——慢性头痛和慢性背痛、肾痉挛、对光和声极度敏感、肺虚和重度抑郁——自从他被剥夺权力的那天起，就日益折磨着他，直到一九〇八年的夏末最终压倒了他。最后，一位精通西医的屈医生被召来征询意见，他诊断出了所谓的布莱特氏病，却注意到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症状——脉象震颤、脸呈紫色、舌头发黄，就像自此一再猜测的，这些症状暗示着长期中毒。此外，屈医生在皇帝的住处给病人看病时还注意到地板和所有的陈设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好像身处一座早就被它的住户们遗忘了的房子，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若干年前皇帝的惬意舒适就已无人管顾。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四日黄昏时分，或者如史料记载在酉时，光绪皇帝在痛苦中宾天，年三十七岁。七十三岁的皇太后计划周详地毁坏了他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她比他活得久，奇怪的是，才多活不到一天的时间。十一月十五日早晨，她还有一点力气，主持了御前会议，仔细考虑了出现的新情况，但是在午膳的最后她不顾御医的警告，吃了两份她最爱的菜肴——重奶酪焗野生小苹果，之后突患像痢疾一样急性发作的病症，这次她没能逃脱。三点钟左右就走到了生命尽头。在寿衣穿好之后，她传达了口谕，与这个在她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摄政统治下来到崩溃边缘的帝国作别。她现在看到，她边回顾过往边说，历史是如何仅仅由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不幸和争论构成的，就像波浪一浪接着一浪向海岸袭来，以至于我们，她说，当我们在世的时候，也没有经历过片刻真正不害怕的时候。
对时间的否定，有关第三星球的文献中这么说道，是特隆哲学流派最重要的原理。根据这条原理，未来只有在我们当下的害怕和希望中才具有实在性，过去只是回忆。根据另一种观点，世界和现在生活在世界上的一切是在几分钟之前才被创造出来的，同时带着它们既完整又虚幻的前史。第三种学术观点把我们的地球描写成上帝的大城中一条小小的死胡同，一个充满着费解图像的黑暗小房间，或者围绕着一颗更好的太阳的雾晕。第四种哲学流派的代表再度声明，所有的时间已经走完了，我们的生活只是一个不可挽回的进程的反光，光在逐渐黯淡着。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世界有可能已经发生了多少次改变，时间——前提是如果它存在的话——还剩下多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把个体生活、整体生活或者时间本身与分别居于它们之上的系统进行比较的话，夜晚就会持续得远比白天长。时间的夜晚，托马斯·布朗在他写于一六五八年的论文《居鲁士花园》中说，远远超过了白天，谁知道什么时候才是昼夜平分点？——这样的想法也会在我脑海中浮现，当我从横跨在布莱斯河上的桥那儿沿着废弃的铁路线往前走一段路，然后从高一点的地方俯瞰从沃尔伯斯威克一直向南延伸到邓尼奇的那片沼泽平原，邓尼奇只不过是一个由少数几栋房子组成的居民点。这片地区是如此空旷和荒凉，以至于一个人如果被丢弃在这里的话，几乎说不出来他是身处北海海滨，抑或是在里海岸边或者辽东湾。我朝着邓尼奇走去，在我右手边是起伏波动着的芦苇地，左边是灰色的沙滩，它看起来如此遥远，好像一个人永远也到不了那里。我感觉像是走了好几个钟头，一些石板瓦屋顶和砖瓦屋顶以及一座被森林覆盖的小山包才在一片苍白中逐渐开始显露出来。今天的邓尼奇是一座在中世纪属于欧洲最重要的港口城市的最后残迹。
以前这里有超过五十座教堂、修道院和救济院，还有船坞和防御工事、一支有八十艘船只的打渔和贸易船队，以及十来座风车磨坊。所有这一切都消亡了，散落在两三平方英里的范围内，被埋在外面海底的冲击沙和碎石之下。圣雅各、圣理纳、圣马丁、圣巴多罗买、圣米迦勒、圣帕特里克、圣玛丽、圣约翰、圣彼得、圣尼古拉、圣斐理斯的礼拜堂一座接一座向着不断在后退的礁石倒塌下去，渐渐地与从前建造过城市的土层和岩石一起越沉越深。奇怪的是，留下来的只有一个个砖砌的水井井筒，它们摆脱了其他一切曾经包围着它们的东西，许多编年史作者写道，几个世纪以来，它们就像地下锻造厂的烟囱那样耸立在旷远的空中，直到消失的城市的这些标志最终坍塌。不过直到大约一八九〇年，还能在邓尼奇的海滩上看到所谓的埃克尔斯教堂塔楼，没人知道它在出现倾斜但没有倒塌的情况下是怎样从它以前耸立的巍然高丘向下落到海平面高度的。这个谜至今无解，然而一项不久前进行的模型实验表明，这座神秘的埃克尔斯塔楼很有可能是建造在沙地上的，因此在它自身的重力下慢慢下沉，以至于这座砖石建筑都没有受到损坏。一九〇〇年左右，在埃克尔斯塔楼也倾塌之后，高丘之上，邓尼奇的那些教堂处于绝迹边缘，只有万圣教堂的废墟还伫立在那。一九一九年，它和埋葬在周围的教堂墓地的尸骨一起从斜坡上滑落了下去，只有西边的那座四角塔楼还在这片幽森的地区耸立了一段时间。
邓尼奇的发展高潮出现在十三世纪。那时，每天都有船只来回于伦敦、斯塔福伦、施特拉尔松、但泽、布鲁日、巴约讷和波尔多。一二三〇年五月，一支大船队从朴次茅斯扬帆出海，要把几百名骑士和它们的骏马、一群数千人的步兵以及国王的所有随从运往普瓦图，这支船队的四分之一都由邓尼奇提供。造船业以及木材、谷物、盐、鲱鱼、棉花和动物皮毛的贸易获利颇丰，以至于人们有能力采取所有可以想到的措施预防来自陆上的袭击以及不断侵蚀海岸的大海的暴力破坏。今天已经无法说当时这些防御工作在怎样的程度上保证了邓尼奇居民的信心。可以确定的只是，在一二八六年的新年前夜，一场风暴潮把下城和港口地区破坏得如此惨烈，以至于数月的时间里都没有人知道大海和陆地的界限在哪里，此时它们最终被证明是用处不大的。到处都是倒塌的墙、建筑碎料、瓦砾废墟、损毁的梁柱、破裂的船身、被泡软的大量泥土、石子、沙砾和水。然后，在重建短短数十年之后的一三二八年一月十四日，在异常宁静的秋天和圣诞过后，又来了一场可能更加可怕的袭击。一场飓风般的东北风风暴潮再次连同这个月的高潮位一起袭来。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港口地区的居民携带着他们可以拿走的财物向上城逃亡。整个夜里，巨浪掀翻了一排又一排房屋。在水中漂浮的屋梁和支柱像沉重的打夯机撞向还没有倒塌的围墙、内墙。一群幸存者站在晨曦中，数量约在两三千，既有上流社会人士如菲茨理查特家族、菲茨莫里斯家族、瓦莱恩家族和德·拉·法莱瑟家族，也有普通民众，在上面的悬崖峭壁边缘迎着风暴站着，目光穿过一团团的咸水泡沫，充满惊惧地盯着下面的深渊，看到圆桶、被击碎的吊车、被扯碎的风车翼板、衣箱、桌子、盒子、羽绒被、木柴、稻草和淹死的牲畜，这些东西像在被粉碎碾磨一样，在白褐色的水中旋转。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一再发生这样的海洋侵害陆地的灾难，其间的宁静时期里，海岸线的侵蚀由于自然因素也在不断向前推进。渐渐地，邓尼奇的居民顺从于这种发展的不可逆性。他们放弃了没有前景的抗争，不再理会大海，只要匮乏的材料允许，就向着西边搞建设，这是一次宏大的、延续几代人的逃亡行动，因为这一行动，这座渐渐消亡的城市——反思性地，也许可以说——刻画了地球上人类生命的一种基本活动。我们的定居点中有相当多都是朝向西方，当条件允许的时候，它们又向着西部推进。东部地区等同于没有前景。特别是在殖民美洲大陆的时代，可以看到这些城市是如何向西部铺展的，而它们在东部地区却再次衰败。迄今为止，在巴西，当土地因过度开垦而被耗尽资源，有一半地区像大火熄灭一样没了生机，人们又在西部开拓出新的空间。在北美，不计其数的零散的居民点带着它们的加油站、汽车旅馆和购物中心沿着收费公路向西迁移，在这一轴线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富裕和贫穷的两极分化。是邓尼奇的逃亡行动让我想起了这些。在遭受第一次沉重蹂躏之后，人们在城市的西郊地区开展了建设活动，然而即便是从前矗立在那的方济各会修道院今天也只剩下了一些断壁颓垣。邓尼奇带着它的塔楼和好几千居民一起溶解在了海水、沙子、碎石和稀薄的空气中。当一个人从大海上方的草地向着以前城市所在的方向眺望，他可以感觉到空旷的强劲吸引力。很可能，邓尼奇因此在维多利亚时代就成了忧郁作家的一个朝圣地。比如阿尔杰农·斯温伯恩，在七十年代，当与伦敦文学生活相关的激动情绪即将撕破他从非常小的时候就被绷紧的神经时，他就和他的监护人西奥多·沃茨·邓顿多次来过这里。早年间就获得传奇般名誉的他，一再因为在拉斐尔前派艺术家沙龙里梦幻的艺术谈话，以及在创作他充满美妙诗意、文风浮华的悲剧和诗歌时的劳心费神，而陷入这种激情爆发状态，以至于失去了对情绪和肢体的控制。在这种好似癫痫一样的病症发作之后，他经常卧病长达几个星期之久，很快就变得不适合一般社会，基本上只可以和个别熟人打交道。一开始他是在家族的农庄里度过恢复期的，后来就常常和那位可靠的沃茨·邓顿在海滨疗养。穿过被风吹弯的芦苇地从绍斯沃尔德远足到邓尼奇，眺望海滨沙滩，这些对他来说有一种镇静剂一样的效果。《在北海边》这首长诗是他对生命逐渐自我消溶的赞许。像灰烬一样，低矮的悬崖崩塌，堤岸坍塌为尘土。我想起来在一份有关斯温伯恩的研究报告中看到他如何在一个夏夜，当他和沃茨·邓顿去探寻万圣教堂时，觉得自己在远处的海面上看到了一团泛着绿色的光。据称，他说这团光亮让他想起了忽必烈汗在日后的北京这片地方所建造的宫殿，而在同一个时期，邓尼奇是当时英吉利王国最大的城镇之一。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份令人质疑的研究报告谈到了斯温伯恩在那个傍晚是怎样向沃茨·邓顿细致地描述这座具有传奇色彩的宫殿：一面超过四英里长的雪白色的墙，一座座装满了各种辔具、马鞍和军事装备的城堡武器库，一座座库房和珍宝库，一间间站满了许多排骏马的马厩，一座座可以容纳六千多名宾客的宴会大厅，一间间起居室，一座带有独角兽兽苑的动物园，以及一座可汗命人在北边堆起来的三百英尺高的瞭望山。完全由绿色天青石覆盖的锥形山体的陡坡，据说斯温伯恩这样描述道，在一年之内种上了最最奢华和稀奇的成年常绿树，它们被从原来生长的地方连同根部和土壤一起挖出来，由特意受驯从事运输的大象走了很长的路途运到这里。据说斯温伯恩那天傍晚在邓尼奇声称，从前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比这座由人工堆砌起来的山体更美丽的山，即便在寒冬时节它都是绿色的，山顶坐落着一座同样是绿色的供人休息的宫殿。——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恩，他的寿数与慈禧皇太后差不多相同，只是生卒年份不一样。他出生于一八三七年四月五日，是海军上将查尔斯·亨利·斯温伯恩和妻子、第三任阿什伯纳姆伯爵的女儿简·亨丽埃塔的六个孩子中最为年长的一位。这两个家庭都是从遥远的时代流传至今的，那个时代，忽必烈建造了他的宫殿，邓尼奇与当时所有可以通过海路通达的国家保持着贸易交往。就人们所能回想起来的历史而言，斯温伯恩家族和阿什伯纳姆家族祖上曾是国王的护卫、著名的武士和军人、拥有大片田产的地主、探险旅行者。阿尔杰农·斯温伯恩的叔祖父罗伯特·斯温伯恩将军很奇怪地，人们不得不猜测，因为明显的教皇极权主义倾向成了奥匈帝国皇帝的仆从，并晋升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男爵。他在米兰执政官任上离世，他儿子直到一九〇七年因高龄去世之前一直担任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宫廷总管。有可能，这一政治天主教的极端形式在这个家族的旁支中就是一个先期的颓废征兆。撇开此方面不谈，一个处事能力极强的家族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持续在精神崩溃的危险中漂浮的人，依然是个悖论，详细研究斯温伯恩的出身和遗传的传记作者也长期为这个问题伤脑筋，直到最终他们取得一致意见，将《卡吕冬的阿塔兰特》的作者视为一个超越所有自然可能性，仿佛产生于虚无的次生现象。事实上，斯温伯恩单单因为他的外形便必然地显得很特殊。他娇小的体格在成长的每个阶段远远落后于标准尺寸，身材简直纤细得吓人，然而这名男孩在他从颈部陡然下塌的柔弱肩膀上，却担负着一颗超过一般大小的巨型脑袋。一头向侧面突出的火红色头发和闪烁着水绿色光芒的眼睛使得这颗脑袋确实不同寻常、很有特点，就像斯温伯恩的一位同龄人写的，伊顿公学里的奇物。在他上学的那天——一八四九年夏天，斯温伯恩刚好十二岁——他的礼帽在伊顿的所有礼帽中是最大的一顶。
有一位名叫林多·迈尔斯的先生在日后的一八六八年秋天，和斯温伯恩一起从勒阿弗尔出发横渡英吉利海峡，他描写了斯温伯恩的礼帽被一阵风从头上扯下来在甲板上空刮走之后，他们在到达南安普顿时是怎样才在第三家礼帽商店好不容易找到一顶合适的帽子。即便如此，迈尔斯补充道，还必须把皮带和里衬扯下。斯温伯恩却不顾自己身材方面的比例失调，从很早的时候，特别是从他在报纸上看到有关巴拉克拉瓦攻势的描写之后，就不断梦想加入骑士军团，从而可以作为一名风度翩翩的剑客在一场类似的无意义的战役中辞世。当他还在牛津上大学期间，这一幻想主宰了他对自己未来的所有想法，只是作为英雄阵亡的希望最终因为他发育不良的身材破灭时，他才毫无顾忌地投身文学领域，因此也陷入了一种也许程度并不更加缓和的、激进的自我毁灭状态。如果斯温伯恩没有逐渐把自己托付给他的生活伙伴沃茨·邓顿进行照料的话，他很可能经受不住他接下来变得越来越严重的神经危机。沃茨·邓顿不久之后负责了所有的书信往来，照管了不断使斯温伯恩陷入极度恐慌中的一切小事，因此拯救了这位诗人，使他苍白无力的生存状态还持续了将近三十年。一八七九年，斯温伯恩在一次精神病发作之后，虽生犹死一般，被一辆所谓的四轮车送到了伦敦西南的帕特尼山。此后，这两位单身汉便住在那里的一栋地址是松树林二号的简朴的郊区别墅里，有意避免哪怕是极小的情绪激动。日常生活总是遵照沃茨·邓顿准确安排好的计划进行。
据传，沃茨·邓顿曾带着某种对他设计的这一行之有效的体系的自豪说，斯温伯恩总是在早晨散步，下午写作，晚上阅读。还有，更重要的是，他吃饭的时候像一条毛虫，睡觉的时候像一只睡鼠。他们有时会在中午邀请某个想亲眼看一下这名在郊区放逐的传奇诗人的人来做客。然后他们三人一起坐在阴暗饭厅的桌边。耳朵不大灵的沃茨·邓顿在大声地谈话，而斯温伯恩就像一个有教养的小孩子那样把头埋在盘子上，安静地吃着一份巨大的牛肉。在世纪之交去过帕特尼的客人中有一位这样写道，他觉得这两位年迈的先生就像是莱顿瓶里两只奇特的昆虫。看着斯温伯恩的时候，他继续说，他会一再不由自主地想到烟灰色的蚕——家蚕，不管是因为他一块一块地吃光端给他的菜的方式，还是因为他从午餐结束后袭来的半瞌睡状态中突然受到电能刺激而重新醒来，颤抖着双手像一只受到惊吓的蝴蝶在他的书房里走来走去，借助画架和梯子爬上爬下，目的是为了从架子上取下这件或者那件珍宝。他在这期间陷入其中的激动情绪表现在对他最喜爱的诗人马洛、兰德和雨果的狂想式评论，也经常表现于对他在怀特岛和诺森伯兰度过的童年的回忆之中。在这样一种场合下，据说他会在一种完全出神的状态中回忆起，比如他小时候坐在他上了年纪的阿什伯纳姆阿姨的脚下，阿姨怎样对他讲述她还是小姑娘时在母亲的陪伴下参加过的第一场隆重的舞会。舞会结束之后，她们朝着家的方向在被雪光照亮的、寒冷刺骨的冬夜里走了许多英里，直到马车突然在离一群黑暗的人影不远的地方停住，他们，当时看起来，正在一个岔路口埋葬一个自杀身亡的人。在写下这个已经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回忆时，这位自己也已经过世很久的客人写道，他就会看到一幅恐怖的霍加斯式夜景，就像斯温伯恩那时描绘的那样，再次清清楚楚浮现在眼前，同时也会看到这位长着大脑袋、火红色头发在头上堆成山的小男孩，看到他如何急切地绞着双手恳求道：继续讲啊，阿什伯纳姆阿姨，请继续讲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