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到达绍斯沃尔德的第二天晚上，英国广播公司在播报完晚间新闻之后紧接着播放了一部有关罗杰·凯斯门特的纪录片，一九一六年他因为叛国罪在伦敦的一座监狱中被处决，直到那晚为止我对他还不了解。尽管这部一部分由珍贵历史照片组成的电影的画面立马吸引了我，不过不久之后，坐在之前移到电视机前的绿色天鹅绒靠背椅上的我，还是进入了一种深度睡眠的状态。
虽然我听到叙述者讲述了有关凯斯门特的故事，他的每一句话都极其清楚地穿过我逐渐松散的意识，仿佛在特意讲给我听，我却一个字都听不懂。转啊，石磨，转啊，最后这些东西没完没了地在我脑子里穿过，你只为我转动。几个钟头后我在黎明时分从沉重的梦境中醒来，看到电视里无声的测试画面在我面前抖动，这时只记得节目一开始说的是作家约瑟夫·康拉德是怎样在刚果认识凯斯门特，在那里认识的部分因为热带气候、部分因为自己的贪婪和欲望而堕落的欧洲人中间，他如何认为他是唯一正直的人。有一次我看见他——我很奇怪康拉德《刚果日记》中的这段话直到今天我都记得——只带了一根棍子作为武器，只有一名罗安达小伙以及他的英国斗牛犬比迪和帕蒂陪同，就动身进了巨大的荒野，在刚果每一个村落都被这样的荒野包围着。几个月之后，我看到他又回来了，背着一个小行李包，挥舞着他的棍子，带着那位小伙，还有他的狗，也许消瘦了一些，但此外并没有受到损伤，仿佛他下午刚去海德公园散步回来。我猜叙述者接着肯定讲了这两位男人的人生道路，但因为我把他讲的所有内容都忘记了，除了这几行文字以及康拉德和凯斯门特一些布满阴影的照片，于是从那时开始，我就试着从文献资料中在一定程度上重构因为睡觉而被我在绍斯沃尔德（毫无责任心地，我想）错过的故事。
一八六二年夏末，埃维莉娜·科热尼奥夫斯卡夫人带着还没满五岁的儿子特奥多尔·约瑟夫·康拉德从波多里亚地区小城日托米尔来到华沙，投奔丈夫阿波罗·科热尼奥夫斯基，他在春天的时候放弃了赚钱不多的管家生计，打算通过文学和政治谋反活动来帮助准备许多人都渴望的推翻俄国暴政的起义。九月中旬，非法的波兰全国委员会的头几次会议在科热尼奥夫斯基位于华沙的公寓中举行，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小男孩康拉德肯定看到许多秘密的人在他父母身边进进出出。在白红两色的客厅里轻声谈话的人们面部表情严肃，这必将会让他隐约意识到这一历史时刻的意义。有可能在这个时候人们甚至已经向他透露了密谋的目的，他知道，妈妈——违反禁令地——穿着黑色衣服，这是为她在异国暴力下受苦的民族哀悼的标志。如果不是这时候的话，那么最晚在十月末，当父亲被逮捕并被关进堡垒时，人们肯定会告诉他真相。军事法庭粗略审判后，判决结果是流放沃洛格达，一处位于下诺夫哥罗德后面内陆荒漠中被上帝遗忘的地方。沃洛格达，阿波罗·科热尼奥夫斯基在一八六三年夏天寄给堂兄的信中这样写道，是独一无二的偏僻沼泽，街道和马路竟是用砍倒的树干建成的。房子，还有用木板拼凑起来的、涂得五颜六色的乡村贵族宅邸，都建在烂泥地中的木桩上。一切都在下沉、腐烂、坍塌。只有两个季节，白色的冬季和绿色的冬季。在长达九个月的时间里，冰冷的空气从北冰洋上吹下来。温度计水银柱降到了不可思议的低位。人被一种无尽的昏暗包围着。在绿色的冬季，雨一直下个不停。烂泥从门缝中挤进来。僵硬的死尸逐渐变成被一层皮包着的尸骨，令人毛骨悚然。在白色的冬季，一切都死了；在绿色的冬季，一切都处于濒死状态。
许多年以来埃维莉娜·科热尼奥夫斯卡就忍受着结核病的折磨，在这种条件下，病症几乎呈现不可阻止的发展状态。她的来日几乎已屈指可数。沙皇当局允许她在乌克兰哥哥家的庄园里居留较长的一段时间以恢复健康，这是当局的仁慈之证，可这样的仁慈对于她来说最终只不过是一种额外的痛苦，因为在批准的期限到期之后，不管怎样申请和恳求，她必须带着康拉德重新流亡，尽管此时她已经生期不久而死期不远。在离开那天，埃维莉娜·科热尼奥夫斯卡被一群亲戚和仆人围着，被来自街坊四邻的朋友们围着，站在诺沃法斯托夫庄园宅邸的露天台阶上。所有聚集在此的人，除了小孩子和穿制服的人，都穿着黑布或黑绸做成的衣服。没有人说一句话。半盲的外祖母的目光穿过这幅悲伤的场景凝视着空旷的田野。在环绕着圆形黄杨树篱的弯曲沙路上，停着一辆古怪的、看上去像被特别加长了的马车。车辕向前突出得太长了，马车夫和他的驾御台似乎同后面尾部装满了各种旅行箱和行李的车架离得太远了。车厢低悬在轮子之间，就像悬在两个永远分开的世界之间。车门开着，里面，在裂开了的皮垫上，小康拉德已经坐了一会儿了，他从黑暗中向外看去，看到了他日后将会描写的场景。可怜的妈妈又伤心地环视了一圈，然后小心地扶着舅舅塔德乌什的手臂顺着台阶走了下来。留下的人们保持着他们的姿势不动。甚至康拉德最喜爱的表姐，穿着她的苏格兰短裙站在黑沉沉的人群中看起来就像一位公主，她只是把指尖放在嘴唇前面，对这两位被流放的人的离去表现出惊恐。还有那位长得难看的瑞士姑娘杜兰特，她整整一个夏天都在全身心关照着康拉德的教育，时不时就会眼泪汪汪的，分别的时候挥动着手帕，勇敢地向她的学生喊着：“不要忘记你的法语，亲爱的！”塔德乌什舅舅关上车门，向后退了一步。马车猛地起步了。朋友们和亲爱的亲戚们已经从窗户的小口中消失了。当康拉德从另一边向外看的时候，他看到，在黄杨树篱的那一边，在远远的前方，按照俄国形制用三匹马套着的地区警察指挥官的小车是怎样起步，那位警察指挥官是如何刚好用戴着手套的手把他平平的、扎着一条火红色带子的有檐帽向下压到眼眶上方。
一八六五年四月初，在离开诺沃法斯托夫十八个月之后，三十二岁的埃维莉娜·科热尼奥夫斯卡在流放中去世了，死于结核病在她体内蔓延开来的阴影，死于使她精神崩溃的思乡之苦。阿波罗的生存意志也几乎完全熄灭了。他几乎未能花心思教育他那被如此多的不幸压抑的儿子。他几乎再也没有做什么自己的事情。最多就是偶尔修改一下维克多·雨果《海上劳工》译文中的几个字。他觉得这本无聊透顶的书好像是自己生活的镜子。这是一本关于背井离乡的命运的书，有次他对康拉德说，关于被驱逐的、迷失的个体的书，关于被命运除名的人的书，关于那些孤独的、人人避之不及的人的书。一八六七年的圣诞节前不久，流放俄国的阿波罗·科热尼奥夫斯基被赦。当局得出结论，称他现在不能再造成什么破坏了，出于休养的目的给他发放了一本护照，让他去马德拉群岛做一次舒适的旅行。但是做这样一次旅行，阿波罗的经济不允许，此时变得极度脆弱的身体状况也不同意。在利沃夫短暂待了一段时间后，他感觉那里的奥地利色彩太重，因此就搬进了克拉科夫波泽尔斯卡大街的公寓。大多数时间他都一动不动地在靠背椅上度过，悼念他的亡妻，为失败的生活感到悲痛，为可怜、孤独的儿子感到伤心，儿子刚写完了一部爱国主义戏剧，名字叫《约翰·索比斯基的眼睛》。他，阿波罗，把他自己所有的手稿都扔进了壁炉的火焰之中。有时，一片轻盈的、像一小块黑色丝绸的煤屑升起来，被空气托着，在整个房间里飘浮，直到最后落在地板上某个地方或者在黑暗中熄灭。和埃维莉娜一样，阿波罗的死期也在春天到来，外面冰雪开始融化，但是上帝并没有恩赐他在她的忌日那天结束生命。他还要在床上一直躺到五月，身体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虚弱。在死亡临近的那几个星期，每天下午晚些时候，康拉德放学后总是坐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在被一盏绿色台灯照亮的小桌子前，做他的家庭作业。本子上和手上的墨水污迹是因为心中的恐惧不安而弄上去的。当隔壁房间的门被打开时，他能够听到父亲虚弱的呼吸声。两位戴着雪白色帽子的修女在照顾着病人。她们无声无息地走来走去，做着这样那样的事，有时满心忧虑地看着这个现在即将失怙的孩子，看他怎样一笔一画地写字、做算术，怎样一个钟头接着一个钟头读波兰语和法语的历险记、游记和小说。
爱国者阿波罗·科热尼奥夫斯基的葬礼变成一场巨大的、无声的游行。沿着交通被封锁的街道，没戴帽子的工人、中小学生、大学生和脱下帽子的市民神情严肃地站着，在楼上向外打开的窗户里，挤着身穿黑色衣服的人。深受丧父之痛的十二岁的康拉德走在送葬队伍最前面，队伍从狭窄的小巷走出来，穿过市中心，路过造型不同的圣母教堂塔楼，向着弗洛里安门走去。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蓝色的天空像拱顶一样罩在屋顶上方，云朵在高高的天空随风飘动，就像一队水手。也许康拉德在葬礼过程中，在神职人员身穿用银丝装饰的沉重法衣向着墓穴中的死者低声诵读着咒语时，抬头看了一眼，看到云朵像帆船一样飘动的奇观，这是他生平从未见过的景象，也许在葬礼上，这位波兰国家英雄的儿子产生了一个不恰当的想法：成为船长。三年后他在他的监护人面前第一次表达了这个想法，之后无论监护人怎么劝说，他都不为所动，即便舅舅塔德乌什让他和他的私人教师普尔曼在夏季去瑞士旅行了几个星期。按照塔德乌什的嘱咐，普尔曼一有机会就要让他的被监护人看到除了海员这个职业以外还有多少种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无论是面对沙夫豪森市旁的莱茵瀑布，还是在霍斯彭塔尔，无论是参观圣哥达隧道工地，还是在阿尔卑斯山富尔卡山口上，康拉德都坚持已经作出的决定不动摇。一年后的一八七四年十月十四日，未满十七岁的他告别外祖母特奥菲拉·博普洛夫斯卡和好心的舅舅塔德乌什，他们两个人站在克拉科夫火车站的火车窗外目送他离去。他口袋里有一张前往马赛的车票，值一百三十七古尔登又七十五格罗申。此外他随身携带的只有能够装进他小手提箱的东西。离他将来再次回到他依然没有获得解放的祖国还有十六年的时间。
一八七五年，康拉德·科热尼奥夫斯基坐着三桅帆船“万宝龙号”首次横渡大西洋。七月底，他到达马提尼克岛，轮船在那里下锚停靠两个月。返乡之行持续了将近三个月。直到圣诞节那天，“万宝龙号”才在连遭冬季风暴重击的情况下抵达勒阿弗尔。第一次出海远洋的千辛万苦并没有动摇康拉德·科热尼奥夫斯基，他继续出海航行，前往西印度群岛，前往海地角，前往太子港，前往圣托马斯岛，以及不久后就被培雷火山爆发摧毁的圣皮埃尔。带去的是武器、蒸汽机、火药、弹药。带回的是成吨的糖和砍伐于热带雨林的木材。在马赛，科热尼奥夫斯基既和他的同事，也和优雅之士消磨他不出海的时间。在圣费雷奥尔街的布多尔咖啡馆，在银行家和船主德莱斯唐端庄的夫人开办的沙龙，他进入了一个由贵族、流浪艺人、资助者、冒险家和西班牙正统主义者奇怪地混合而成的社交圈。骑士风度的最后痉挛和肆无忌惮的阴谋合为一体，人们编织出错综复杂的诡计，建立了有组织的走私集团，达成了讳莫如深的交易。
科热尼奥夫斯基经常被牵连其中，花销远超所得，受到了一位尽管和他年纪相仿，却已经处于寡居状态的神秘女士的诱惑。这位出入于正统主义者圈子并在其中扮演一个有声望的角色的女士，其真实身份从未能得到确切的证实，圈子里的人只知她的名字叫丽塔，且声称她曾是波旁王室的王子唐·卡洛斯的情妇，有人曾想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这位王子推上王位。后来，各方都散播着这样的传言，说住在席尔瓦贝尔街一处别墅中的唐娜·丽塔和某位保拉·德·索莫吉是同一个人。按照这个故事的说法，一八七七年十一月，唐·卡洛斯在前往俄土战争前线进行慰问后回到维也纳，请求某位汉诺威夫人为他引见一位名叫保拉·霍尔瓦特的年轻的合唱团成员，有人猜测，她肯定是因为美貌而被他看中了。唐·卡洛斯带着他新追求到的陪伴者从维也纳出发，先去了格拉茨他弟弟那里，然后从那里前往威尼斯、摩德纳和米兰，她在米兰是作为德·索莫吉男爵夫人出现在社交场合的。有关这两位情人身份的谣传很可能起源于这一事实，即正好在丽塔从马赛消失的那个时间点，这位男爵夫人被抛弃——据说是因为唐·卡洛斯在儿子杰米的第一次圣餐礼即将到来之际产生了良心危机——改嫁给了男高音歌手安格尔·德·特拉巴德罗，她似乎在伦敦一直幸福美满地和丈夫一起生活到她一九一七年去世。丽塔和保拉是否真的就是同一个人，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暂且先放在一边，但是，无论是加泰罗尼亚高原的牧羊女，还是在巴拉顿湖边长大的养鹅女，科热尼奥夫斯基这位青年总想得到其中一位的芳心，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样没有争议的是，这个在某些情节上已经近乎幻想的爱情故事在一八七七年二月末达到了它的高潮，因为科热尼奥夫斯基的胸膛被枪打穿了，要么被自己，要么被一位竞争对手。直到今天人们依然不清楚这个幸好没有致命的枪伤是决斗造成的，就像科热尼奥夫斯基日后声称的那样，还是如舅舅塔德乌什所猜测的，是因为他想自杀。显然，这位感觉自己是司汤达的年轻人想要确立明确的关系，从而采取了这样一种戏剧性行动，这一行动无论如何受到了歌剧的启发，当时歌剧在马赛以及欧洲其他城市决定了社交礼仪，特别是爱情思慕的表现方式。科热尼奥夫斯基在马赛剧院接触了罗西尼和迈尔贝尔的音乐作品，尤其对当时一直处于上升期的雅克·奥芬巴赫的轻歌剧相当着迷，且以《康拉德·科热尼奥夫斯基和卡洛斯派的阴谋在马赛》为题写过一个剧本，完全可以很好地给奥芬巴赫轻歌剧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脚本。不过事实上，科热尼奥夫斯基的法国岁月在他于一八七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乘着“马维号”蒸汽船离开马赛向着君士坦丁堡方向航行的时候就画上了一个句号。俄土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科热尼奥夫斯基日后写道，他还能够从船上看到像海市蜃楼一样的帐篷之城圣斯特凡诺掠过，和平条约便是在那里签订的。蒸汽船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前往位于亚速海最外缘的叶伊斯克，在那儿装载了一船亚麻油，据洛斯托夫特港务长日志上记载，“马维号”蒸汽船载着这些油在一八七八年六月十八日星期四到达了英国东海岸。
从七月到九月初去伦敦的这段时间里，科热尼奥夫斯基作为海员乘着货船“掠夺者号”在洛斯托夫特和纽卡斯尔之间往返了六趟。他在与马赛差别巨大的洛斯托夫特海港和浴场是如何挨过六月份下半月的，这一点几乎无人知晓。他会租一个房子，会为他后续的安排作必要的打探。傍晚时分，当夜色在海面升起，他也许会在广场散步，一个二十一岁的异乡人孤独地走在说着英语的男男女女中。比如，我看到他在外面的码头栈桥上站着，在那里，一支铜管乐队刚刚演奏完作为当晚夜曲的《唐豪瑟》序曲。当他走在其他听众中间穿过从水面吹拂而来的阵阵轻柔海风回家时，他感到很惊讶，因为直到那时为止对他来说都很陌生的、日后被用来创作享誉世界的小说的英语突然带着一种轻盈向他飞来，他感觉到了英语如何带着一种全新的信心和坚毅开始填充他的身心。据科热尼奥夫斯基自己说，他最初阅读的英语读物是《洛斯托夫特标准报》和《洛斯托夫特报》。在他到达的那个星期，它们向公众报道的都是下列非常具有这两份报刊特色的混杂新闻：一场发生在维根的可怕的矿山爆炸夺走两百条人命；鲁米利亚发生伊斯兰教徒起义；必须镇压南非的卡菲尔人暴动；格伦维尔勋爵详细论述女性的教育；一艘邮船驶往马赛，目的是将剑桥公爵带往马耳他，他将要在那里慰问并鼓励印度军队；惠特比的一位女佣被活生生烧死，因为她不小心把石蜡油洒在了裙子上，裙子在敞开的壁炉前着了火；“拉戈湾号”蒸汽船载着三百五十二位苏格兰移民驶离了克莱德河；一位来自锡尔斯登的迪克森夫人，因为在美国待了将近十年的儿子托马斯突然站在了她的门前，乐极生悲突发中风；年轻的西班牙女王日渐虚弱；由超过两千名苦力修建的香港防御工事很快就要完工，波斯尼亚所有的公路都受到了强盗的侵扰，其中一些人骑着马。甚至萨拉热窝周围的森林也挤满了各种各样的强盗、逃兵和非正规军狙击队员。因此，旅游业处于停滞状态。
一八九〇年二月，在到达洛斯托夫特十二年之后，在与亲人在克拉科夫火车站分别十五年之后，现在已经获得了英国国籍和船长证书、去过了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的科热尼奥夫斯基第一次回到了他舅舅塔德乌什位于卡齐米尔洛夫斯卡的家。在很久之后所作的记录中，他描写了自己如何在柏林、华沙和卢布林短暂停留后终于到达乌克兰火车站，在那里，他舅舅的马车夫和管家正坐在一辆马车里等待他到站，马车是用四匹棕黄色的马拉套的，但很小，几乎像玩具一样。路上还要走八个小时才到达卡齐米尔洛夫斯卡。科热尼奥夫斯基写道，管家在我身边坐下之前，亲切贴心地帮我穿上一件一直拖到我脚尖的熊皮大衣，给我戴上一顶带有护耳的巨大毛皮帽子。当马车开动，由轻微、有规律的铃铛声伴随着，我开始了返回童年的冬季之旅。凭着可靠的直觉，这位大约十六岁的年轻马车夫在茫茫无尽、冰雪皑皑的原野中找到了路。我注意到，科热尼奥夫斯基继续写道，我们马车夫的方向感令人惊异，他从来不在任何地方犹豫，没有一次走错路，这位年轻的马车夫，管家说，是老马车夫约瑟夫的儿子，约瑟夫原来一直全心全意地给我已经过辈的外祖母博普洛夫斯卡驾车，后来为主人塔德乌什服务的时候忠心也丝毫未减，直到霍乱夺走了他的性命。他的妻子，管家说，也因为这种随着冰雪严寒而来的疾病去世了，一整屋的孩子，只有现在这位坐在我们前面驾御着马的聋哑的年轻人幸存了下来。人们从来没有把他送去什么学校上过学，从来没有想到他会派上什么用处，直到发现马儿不听任何一个仆人的话，却对他很顺从。当他差不多十一岁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人们发现整个地区的地图，连每一个拐弯都精确地装在他脑子里，好像他一出生脑子里就有地图一样。我从来没有，科热尼奥夫斯基紧接着陪在他身边的管家告诉他的话继续写道，像当时那样从容安心地驶入在我们周围不断蔓延开来的黄昏之中。就像以前，很久之前，我看到太阳从地平线上落下。一轮巨大的红日沉入雪里，就像在海面上落下。我们极速地驶进现在正在袭来的黑暗，驶入无边无垠的、与星空搭界的白色荒野，在这片荒野上，被树木包围着的村庄就像一座座阴影之岛在漂流。
在去波兰和乌克兰之前，科热尼奥夫斯基就已经在努力谋求上刚果商贸股份有限公司的职位了。从卡齐米尔洛夫斯卡回来后，他紧接着再次前往设在布鲁塞尔的德·布雷德罗德大街的公司总部，拜访了总经理阿尔贝·蒂斯。蒂斯那果冻般的肉体被塞进了对他而言实在太小的小礼服里面，他坐在整面墙都贴着非洲地图的昏暗的办公室，还没有等科热尼奥夫斯基提出要求，就毫不犹豫地给了他船长的职位去管理在刚果河上游运输航行的蒸汽船，很有可能是因为它的船长，一位名叫弗赖斯莱本的德国人或者丹麦人，刚被土著杀害了。经过两个星期匆匆忙忙的准备，在由看起来像鬼怪骷髅的公司顾问医生对其热带适应性进行了粗略的检查之后，科热尼奥夫斯基就乘火车前往波尔多，登上了五月中旬开往博马的“维尔·德·马赛约号”轮船。在特内里费岛的时候，他就受到了不祥预感的侵袭。生活，他在寄往布鲁塞尔刚刚丧夫的美丽阿姨玛格丽特·波拉多夫斯卡的信中写道，就是一场悲剧——许多梦想、一束罕见的幸福之光、一点点的愤怒，然后是幻灭、多年的痛苦和终结——无论好坏，一个人都必须在其中扮演他的那部分角色。因为这种不好的情绪，科热尼奥夫斯基在长时间的海上旅行期间逐渐认识到了整个殖民企业的荒诞。日复一日，海岸都不变，似乎人们站在原地不动一样。不过，科热尼奥夫斯基写道，我们还是路过了不同的码头和国外代理点，它们有着诸如大巴萨姆或者小波波的名字，这些名字似乎都来源于荒诞的玩笑话。有一次我们经过一艘战船，它停靠在一处狭长的海滨地带，这片地区荒凉得很，连一个村庄的影子都看不到。目光所及之处，只有海洋、天空和稀稀拉拉的绿色灌木植被。旗子在桅杆上软弱无力地挂着，沉重的铁制驳船在油腻的海浪中迟钝地起伏，那些间隔均匀的六英寸口径加农长炮明显在毫无目的、毫无企图地把炮弹射向陌生的非洲大陆。
波尔多、特内里费岛、达喀尔、科纳克里、塞拉利昂、科托努、利伯维尔、卢安果、巴拿纳、博马——在四个星期的海上航行之后，科热尼奥夫斯基最终到达了刚果，他童年时代最遥远的梦想目的地之一。那时刚果还只是非洲地图上的一块白斑，他经常弯着身子坐在地图旁，一连几小时，口中默念着那些彩色的名字。在世界这一部分的内部，当时几乎还没有画上任何东西，没有铁路线，没有道路，没有城市，因为绘图员喜欢在这样的空白区域中画上某只具有异域风情的动物，比如一头咆哮的狮子或者一条兽口大开的鳄鱼，所以，刚果河被画成了一条横穿这片巨大土地的弯弯曲曲的蛇，当时只知道它的源头远离海岸几千英里。当然现在地图已经被填满了。这块白斑已经成了一片黑暗的地方。事实上，在大部分还没有被书写出来的整个殖民主义历史上，几乎没有比所谓的开发刚果这一章更加黑暗的章节。一八七六年九月，出于人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最有好意的目的，在把所谓的民族和个人利益放到最后的前提下，国际非洲勘探与文明协会宣布成立。来自社会各界的上层人士，如贵族阶层、宗教界、经济界和经济金融事业界的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国王利奥波德，这家模范企业的赞助者，解释说，相比今天达成一致的目标，人类的朋友们再也没有其他更加崇高的目的可以追求了，即：开发我们地球上直到今天还没有享受到文明福利的最后一个部分。利奥波德国王说，人们要冲破今天还把许多民族困在其中的黑暗，进行一次十字军东征，它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进步的世纪圆满地引向结尾。这一声明所表达的崇高意义在随后自然是蒸发了。一八八五年，利奥波德，现在的头衔是刚果自由邦国王，这位唯一不受任何人管束的统治者统治着非洲第二长河和一百万平方英里、足足是其祖国一百倍大的领土，他现在开始剥削它们取之不竭的财富，无需任何顾虑。剥削的工具就是贸易公司，比如上刚果商贸股份有限公司，它之后传奇般的资产收益都是建立在获得全体股东和所有在刚果工作的欧洲人认可的强迫劳动和奴隶体系基础之上的。在刚果的一些地区，土著居民因为受到超高劳动效率的压榨而大量减少，仅剩下一小部分，而且从非洲其他地区和海外拉来的苦力也一群一群地死于痢疾、疟疾、天花、脚气病、黄疸、饥饿、体虚和肺痨。一八九〇年到一九〇〇年间，据估算，每年都有五十万名没有名姓、在任何一份年报中都没有记录的受害者失去生命。在同一时间段，刚果铁路公司的股票价格从三百二十比利时法郎上涨到了二千八百五十比利时法郎。
到达博马后，科热尼奥夫斯基从“维尔·德·马赛约号”轮船换到了一艘小型内河蒸汽船上，他乘着这艘船于六月十三日到达了马塔迪。从这里开始，他必须走陆路，因为刚果河在马塔迪和斯坦利湖之间的这一段因为数量众多的瀑布和急流而无法通航。马塔迪是一处破落的、被它的居民称为石头之城的居民点，它像一个脓疮覆盖在千百年以来就被丢弃的碎石之上，这些碎石是被不间断地发出隆隆声响的巨型盆地碎石场扔在这条四百公里长、时至今日还没有被征服的河段的出口处的。在碎石堆和被生锈的波纹白铁皮覆盖着的、随意搭建在这一地区的窝棚之间，在水流喷涌而出的高耸礁石之下，以及在河岸陡峭的斜坡之上，到处都可以看见一群群在劳作的黑人和运输队伍，他们排着长队向前走，穿过这片难以通行的地带。只是在他们中间，到处都站着穿着浅色西服、头上戴着白色盔帽的监工。在这座充满了永不停歇的咆哮、让他想起角斗场的巨型采石场待了好些时日，他才偶然在这个居民点以外不远处发现一个地方，就像日后他让他的代言者在《黑暗的心》中讲述的，在那里，被疾病摧毁的人、被饥饿和劳作掏空的人躺倒死去。就像经过了一场屠杀，他们在暗淡的暮色中躺在峡谷的地上。显然人们并不能阻挡这些幽灵，如果它们悄悄离开进入丛林。它们现在自由了，同包围着它们、它们将逐渐溶解于其中的空气一样自由。渐渐地，马洛讲道，由黑暗中渗出光芒，它们来自盯着我看的一些眼睛。我弯下身去，看到我手边有一张脸。慢慢地眼皮抬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在空洞的目光后面远处的某个地方，一团模糊不清的闪光在挪动，立马又熄灭了。一个尚未长到青春期的人叹出了他最后一口气，而那些尚未累垮的人背着装满食物的重担、工具箱、引爆装置、各种武器装备、机器零件和拆散的船身，穿过沼泽和森林，走过被阳光烤干的高原，或者在帕拉巴拉山边以及姆波佐河边奋力修建日后将会连接马塔迪河与刚果河上游的铁路线。科热尼奥夫斯基精疲力竭地走过的这段路程，沿线日后将会形成松戈罗、图姆巴和蒂斯维尔这几个聚居点。他随身带了三十一名挑夫，还有一个超重的法国人阿鲁充当令人讨厌的向导，每当离下一个荫凉点还有几英里远时，阿鲁经常就会昏厥过去，以至于在很长的路程中必须躺在吊床里被人抬着走。这次长途跋涉持续了将近四十天，在这段时间里科热尼奥夫斯基开始领会到，让他受苦受难的辛劳并没有把他从仅仅由于他身在刚果而承载在他身上的罪责中解脱出来。虽然从利奥波德维尔开始，他还是乘的一艘蒸汽船“比利时国王号”溯流而上直到斯坦利瀑布，但他原本追求的计划，即接任商贸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一职，此时却使他感到极其嫌恶。瓦解一切的潮湿空气，随着心跳一起搏动的太阳光，河面上总是被氤氲雾气遮蔽的遥远前方，让他感觉一天天显得越来越不对劲的同伴——他知道，他肯定会返航的。他在寄给玛格丽特·波拉多夫斯卡的信中写道：在这里，男人和事物，尤其是男人，一切都令我感到厌恶。所有这些非洲店主和象牙商人都有种奸猾狡诈。我很遗憾来到这里。甚至痛苦地感到后悔。回到利奥波德维尔后，科热尼奥夫斯基就病了，身体垮了，心理也受到折磨，他想死。从现在开始，他时而拾笔写作，时而陷入长长的绝望，但是从博马踏上回家旅程之前，他还要待三个月的时间。一八九一年一月中旬他到达奥斯坦德，就是在这同一个港口，短短几天后，一位名叫约瑟夫·勒维的先生登上开往博马的蒸汽船“比利时王子号”离开了。勒维，当时才七岁的弗朗茨·卡夫卡的舅舅，作为以前在巴拿马待过的人，自然知道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他在马塔迪不同的重要职位上一共将要工作十二年的时间，其中包括五次回欧洲、每次逗留几个月的疗养和休假，马塔迪的生活条件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慢慢变得稍微可以承受一些。比如说一八九六年七月，时值图姆巴中继站落成仪式，除了当地的美食，受邀客人还可以品尝到欧洲的菜肴和葡萄酒。在这次值得纪念的事件结束两年后，当时已经晋升为贸易工作总负责人的勒维（图中最左边）在刚果铁路线最后一个路段的开通庆典上，获得了由利奥波德国王亲自颁发的金质皇家狮子勋章。
科热尼奥夫斯基在到达奥斯坦德之后立刻就前往布鲁塞尔看望玛格丽特·波拉多夫斯卡，现在他觉得比利时帝国首都建筑越来越浮华，就像一座在黑人躯体大祭礼之上竖立起来的墓碑，而街道上的行人仿佛一个个都身负着黑暗的刚果秘密。事实上在比利时，时至今日还能见到一种在别处很少见到的特别的丑陋性，它被打上了对刚果进行疯狂殖民掠夺的时代烙印，表现为某些沙龙的病态氛围，还表现为引人注意的民众畸形比例。不管怎样我还能清楚地记得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第一次去布鲁塞尔，我在路上见到的驼背和精神病人比一整年中在其他地方见到的都要多。是啊，有一天傍晚，我在圣海内叙斯-罗德的一家酒吧里面甚至看到一位畸形的、因为痉挛性抽搐而发抖的台球手，轮到他击球的时候，他都要在一种完全安静的状态中平复好一会儿，然后才能保证不出差错地完成艰难的二球连击。我曾在坎布雷森林公园旁的酒店住了几天，酒店用笨重的热带珍贵硬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非洲战利品以及大量（有一些相当大株）的盆栽植物，如叶兰、龟背竹和一直长到四米高的天花板的橡胶树装点布置而成，以至于在白天也能有一种巧克力色的昏暗印象。我还在我面前清楚地看到雕有繁复纹饰的结实的餐具柜，柜子上的一边在一个玻璃罩下面放着一件用假树、丝绸蝴蝶和微小的蜂鸟标本制作而成的装饰品，另一边放着水果造型的圆锥形瓷器。不过对我而言，自从我第一次去布鲁塞尔以来，比利时丑陋性的缩影就是狮子纪念碑和人们所说的滑铁卢战场的历史遗迹。我已经不清楚当时为什么去了滑铁卢。但是我还记得我怎样从公共汽车站出发沿着一块光秃的农田，路过一片由像小木屋但同时高高耸立的房子组成的村落，来到仅仅由纪念品店和便宜小餐馆组成的地方。在那个铅灰色的圣诞节前一天，当然连一个游客的痕迹都没有。
连一个学生都看不到。然而，尽管这个地方似乎被人遗忘了，但还是有一小队裹着拿破仑式服装的人，敲锣打鼓地游行穿过寥寥几条小巷，走在最后的是一个邋里邋遢的、妆化得像鬼画符的随军女商贩，她拖着一辆古怪的两侧有栅栏的小车，车上载着一个小笼子，笼子里关着一只鹅。好一会儿我都在盯着这群让我感觉似乎一直在不停地巡游的人，他们一会儿消失在一栋栋屋子之间，一会儿又从某个地方冒了出来。最后我还买了一张入场券，进入了一座高大的拱顶圆形建筑，在里面，一个人可以站在中央一个凸起的观景平台上全方位俯瞰滑铁卢战争——这是全景画创作者最喜欢的题材——仿佛身处这次大事件的虚构中心点。紧挨着木制栏杆下方的舞台布景里，在血迹斑斑的沙地上，在树桩和灌木丛之间躺着真实大小的马匹，还有被杀死的步兵、骑兵、轻装骑兵，他们的眼睛因为痛苦而扭曲或被戳瞎，还有蜡做的人脸、活动布景、皮革物件、武器、护胸铠甲以及很有可能用海藻、回丝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填充而成的色彩鲜艳的制服，它们看起来都十分逼真。在三维的、被昔日时光的冰冷灰尘覆盖的恐怖景观上方，我的目光水平地扫过这幅巨大的环状画作，它是由法国海景画家路易·杜蒙坦于一九一二年在这座像马戏场一样的圆形建筑的一百一十米乘十二米的内墙上创作出来的。如果一个人慢慢绕着圈走，他会想，这是再现历史的艺术。它是以视角的虚构为基础的。我们，这些幸存者，都是从上往下观看一切事物的，而且是同时看到一切事物，不过却并不知道当时的情形。荒野向四周延伸，在这里，五万名士兵、一万匹战马在短短数小时之内突然丧命。在战役结束的那天晚上，这里肯定充满了不绝如缕的痛苦哀吟。而现在这里除了褐色的土地别无一物。人们当时是如何处理这所有的遗体和骸骨的？它们是不是都被埋进了这座锥形纪念碑之下？我们是不是站在死尸堆上？这就是我们最终的观察点？站在这样的地方俯瞰到的历史是否真实可信？在布莱顿附近，别人曾经告诉我，离海边不远的地方有两片小树林，它们是滑铁卢战役之后种植的，目的是为了纪念这场值得纪念的胜利。其中一片形状好像拿破仑的三角帽，另一片好像威灵顿的靴子。当然从平地上是看不到这些轮廓的。人们说，这些象征图案当初是为日后热气球观测而设计的。那天下午在观看全景画的时候，我还往一个箱子里投了一些硬币，聆听了这场战役的佛兰芒语讲解。各种各样的经过我最多只听懂了一半。奥安的凹路，威灵顿公爵，普鲁士炮兵小分队的战车，荷兰骑兵的反击——战斗很可能像大多数情况一样互有胜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那时没有，如今也没有。当我把眼睛闭上的时候，我才看到——我记得很清楚——一颗炮弹划过一道斜线穿过一排杨树，被扯断的绿色枝条在空中飘动。然后我还看见法布里齐奥，司汤达笔下的这位年轻英雄，脸色惨白，两眼通红，在战役中四处奔跑，一位上校从马上摔下来，立刻费力地重新站起来，对他手下的兵士们说道：我只是感觉右手的旧伤疼，其他没什么。——返回布鲁塞尔前，我在一家餐厅取了一会儿暖。在房间的另一头，一位驼背的退休妇人坐在从比利时牛眼形玻璃照射进来的模糊光线中。她戴着一顶棉质女帽，穿着一件厚厚的粒结面料冬大衣，戴着无指手套。女服务员给她端来了一个盘子，里面有一大块肉。这位老妇人盯着它看了一会儿，然后从她的手提包里拿出一把带木质手柄的锋利的刀，开始切起肉来。她的生日，我现在想，可能应该是和刚果铁路建成的时间点差不多的时候。
一九〇三年，时任英国驻博马领事罗杰·凯斯门特将开发刚果过程中对土著居民施加罪行的方式和程度首次公布于众。科热尼奥夫斯基曾经当着一位伦敦熟人的面说，凯斯门特可能报道的都是他——科热尼奥夫斯基——长久以来试图忘记的事情。在一份呈递给外交大臣兰斯唐勋爵的实录中，凯斯门特详细说明了对黑人毫不体谅而无节制的剥削，他们在殖民地的所有工地上都被强迫无偿劳作，只能获得最起码的食物，经常被链条锁在一起，按照固定的节奏从日出一直做到日落，最后毫无疑问因虚弱而昏厥。如果谁沿着刚果河逆流而上，谁没有被金钱的欲望蒙蔽双眼，凯斯门特写道，那么，在他眼前就会展现出整个民族垂死挣扎的场景，各种细节撕裂心灵，残酷性远超《圣经》中的受难故事。凯斯门特言之凿凿地写道，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苦工奴隶被他们的白人监工摧残致死，滥用刑罚致残、砍下手脚、用手枪处决属于在刚果为了维持纪律而被每天执行的惩罚措施。为了缓解凯斯门特的干预造成的局面，同时也是为了评估凯斯门特的颠覆活动给比利时殖民事业造成的危害，国王利奥波德邀请他前往布鲁塞尔进行一次当面谈话。他认为黑人的劳动产出，利奥波德说，是完全合法的税收替代方式，如果说有时，他不想完全否认，白人看管人员以引起人们忧虑的方式采取了干预措施，这也是因为刚果的气候在一些白人的脑袋中触发了一种痴呆症，很遗憾他们无法及时避免这种症状，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但几乎无法改变的事实。因为无法用这种论据改变凯斯门特的观点，所以利奥波德利用了国王在伦敦可以施加影响力的特权。结果就是，借助外交上的双重性，一方面凯斯门特的报道被称赞具有典范性，因此作者被授予了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二等勋的头衔，然而另一方面却没有做什么有可能妨碍比利时获取利益的事情。若干年后，当凯斯门特——很可能出于暂时打发麻烦之人的潜在动机——被派往南美时，他在秘鲁、哥伦比亚和巴西的丛林地区揭露了在许多方面与刚果相类似的社会状况，只是这里实施操作的不是比利时的贸易公司，而是总部位于伦敦市的亚马逊公司。当时在南美洲，所有的部落也都被灭绝了，整个地区都被烧毁了。凯斯门特的报告和他为没有权力和受迫害的人的无条件付出，虽然在外交部绝对唤起了人们的某种尊敬，但同时许多起决定性作用的高官也在摇头，因为他们觉得这种热情是唐吉诃德式的不切实际，对于这位本身大有希望的外交使臣的职业晋升肯定是无益的。他们尝试控制事态，明确表示要将凯斯门特封为贵族，以表彰他为地球上被奴役的部族所作出的贡献。然而凯斯门特并不准备转到权力的身边；恰恰相反，他愈加深入地研究这种权力的本质和根源以及由它产生的帝国主义心性。这么做的后果就是他在此过程中最终发现了爱尔兰问题，也就是他自己的问题。凯斯门特是在安特里姆郡长大的，父亲信仰新教，母亲信仰天主教，从他接受的整个教育来看，他属于那类将维持英国对爱尔兰的政治统治视为毕生使命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时间内，爱尔兰问题开始激化，这时凯斯门特开始把爱尔兰“白种印第安人”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与其他感情冲动相比，他的意识受到同情的影响更深，因此他愈发强烈地感受到施加在爱尔兰人身上的几个世纪的不公。将近一半的爱尔兰人口被克伦威尔的士兵杀害，后来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被作为白种奴隶送到了西印度群岛，不久前超过一百万的爱尔兰人死于饥饿，每一代成长起来的后代中大多数人都一如既往被迫离开祖国流浪异乡，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他脑子里萦回不散。凯斯门特最终的决定是在一九一四年作出的，那时自由党政府为解决爱尔兰问题而建议实施的地方自治法案失败了，原因在于不同的英国利益团体，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支持北爱尔兰新教徒发动狂热起义。我们不会屈服于阿尔斯特对爱尔兰自治的抵抗，即便英联邦受到震动。弗雷德里克·史密斯宣布，他是新教少数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一少数派所谓的保王主义已经准备好在必要的时候用武器反抗政府的军队以保卫他们的特权。人们成立了成千上万人的阿尔斯特志愿者组织，在南方，还组建了一支由志愿者组成的军队。凯斯门特参加了征兵和军需装备工作。他把他获得的勋章又送回了伦敦。之前发放给他的退休金他也分文未用。一九一五年年初，他带着秘密使命前往柏林，想要说动帝国政府提供武器给爱尔兰解放军，还想说服在德国的爱尔兰战俘联合成一支爱尔兰小军旅。两项计划都失败了，凯斯门特被一艘德国潜艇送回了爱尔兰。筋疲力尽到奄奄一息，又被冰冷的海水冻透，他在特拉利附近的班拿海滨的海湾涉水上岸。现在他五十一岁了。他接着就会被逮捕。他能做的只是通过一位教士发布未能获得德国帮助这则消息，设法阻止为全爱尔兰策划的、现在注定要失败的复活节起义。
如果在都柏林肩负着责任的理想主义者、诗人、工会成员和教师仍然在一场持续七天的巷战中牺牲了自己，也让那些听从他们指挥的人献出了生命，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当起义被镇压的时候，凯斯门特坐在了伦敦塔的单人牢房里。他没有法律顾问。弗雷德里克·史密斯被选为控方代表，他现在已经升任为首席检察官，如此一来，审判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几乎已经被确定好了。为了杜绝有影响力的人物为其发出赦免申请的可能性，他们利用了那本在搜查凯斯门特公寓时无意中发现的所谓的黑色日记本，它里面包含了被告的同性恋关系记录，这些记录的时间明确，他们从中摘选出一些片段转交给了英国国王、美国总统和教皇。直到不久前一直锁在英国国家档案局——位于伦敦西南的裘园——的凯斯门特黑色日记本，其真实性长时间以来都被视为非常可疑，因为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此前不久，在审判所谓的爱尔兰恐怖分子时负责提供证明材料和起草起诉书的国家行政和司法机关多次作出草率的猜测和假设，而且故意伪造犯罪事实。对于爱尔兰独立运动的老兵来说，他们烈士中的一位竟然被宣判了英国的罪名，这是无论如何不可想象的。尽管如此，自从这些日记于一九九四年春被公之于众，人们便不再怀疑它们是凯斯门特的亲笔。唯一能从中得出的结论就是：可能正是凯斯门特的同性恋特质，才使他能够跨越社会阶级和种族，从而认识到远离权力中心且持续存在的压迫、剥削、奴役和灭绝行为。不出人们意料，老贝利街的叛国案审理进行到最后，凯斯门特被判有罪。主审大法官雷丁勋爵，本名鲁弗斯·艾萨克斯，对凯斯门特进行了最终宣判。你将被带到一个合法的监狱，他对他说，然后从那里被带去一个行刑的地方，并将在那里被执行绞刑，直到你死去。一九六五年，英国政府才允许从彭顿维尔监狱院子里扔尸体的石灰坑中把罗杰·凯斯门特的尸骨挖出来，很可能它们再也无法辨认了。